第五章
发动圣战：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与西奈的战役

一战爆发的前几周，奥斯曼帝国在其辽阔的边境遭遇了一连串失利，但他们的军队仍然完整，而且土耳其人还未打出圣战这张充满变数的牌。事实上，许多德国高层指挥官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对一战最大的贡献不是来自其军队，而是通过他们的军事行动带动法国北非殖民地、英属印度，以及俄国高加索与中亚地区的穆斯林起义。后院起火至少能迫使协约国往亚洲与非洲部署兵力，以维护其穆斯林领土的安定，从而缓解德国在西线，以及德国与奥地利在东线的压力。

自1914年9月中旬以来，同盟国在东西战线的压力与日俱增。9月5日至12日，英法联军在马恩河向德军发起反攻，后者无法继续推进，战事演变成堑壕战。西欧的僵局使得德国已是两线作战。德军原计划在法国速战速决，以抽出兵力援助奥地利，全力对抗俄国。奥地利人在东线需要大量支援。1914年8月至9月，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对抗塞尔维亚，以及在奥匈治下的加里西亚东部地区面对俄军时，均遭惨败。仅加里西亚一役就折损近35万兵力。眼看奥地利已风雨飘摇，德国急忙对奥斯曼帝国施压，敦促这位盟友向俄军发起进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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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敦促奥斯曼军，在最有助于德国与奥地利战事的地方与英俄两国开战。德国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将军提议，派奥斯曼帝国的5个军（约15万兵力）跨过黑海进军敖德萨，以援救在加里西亚的奥地利军，并与其一道两面夹击俄军。柏林方面，则期望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远征军进攻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英军，切断其海上交通，并煽动埃及人对英军的仇视。德皇及其军队领导希望奥斯曼帝国不遗余力地突袭协约国，进而促使协约国亚非殖民地的穆斯林揭竿起义，积极响应苏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2]

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人有自己的目标，即试图利用战争收复埃及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失地。被英国占领的埃及，以及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三大行省”（Elviyei Selâse，指卡尔斯、阿尔达汉与巴统），原本都是奥斯曼穆斯林的土地。青年土耳其党人深信他们的士兵会为收复失地而英勇奋战，并希望军队的胜利会鼓舞当地穆斯林起来反抗俄国与英国。[3]

1914年11月中旬，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邀请同僚—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到其家中秘密会面。“我想在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把英国人困在埃及，”恩维尔解释道，“这样一来，不仅使大批的印度师不能前往西线，还能防止他们在达达尼尔海峡集结兵力。”之后，恩维尔委托杰马勒在叙利亚纠集军队，率先攻打英军在西奈半岛的据点。杰马勒欣然接受了委托，并承诺周内启程。[4]

11月21日，杰马勒从伊斯坦布尔的海达尔帕夏火车站出发，前往叙利亚。车站里挤满了内阁成员、奥斯曼帝国政界领袖和外交使团。用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尖刻的话来说，他们“都来向这位即将离去的上司热情地道别”。这群爱国人士被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早早地就赞颂杰马勒为“埃及的救星”。火车即将发动时，杰马勒向这帮支持者承诺，称他“在收复埃及之前”绝不归来。在并不欣赏青年土耳其党的摩根索眼中，“整场演出……有些过于夸张了”。[5]

恩维尔帕夏决定亲自指挥军队攻打俄国。他对德国在黑海北岸发起军事行动的提案毫无兴趣，因为那里远离帝国边境。相反，他一心想收复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三大行省”。恩维尔相信，届时定会有一批高加索穆斯林热情地响应。而且，恩维尔认为土耳其军队已经洞悉了驻高加索地区俄军的实力。奥斯曼军最近在科普鲁克伊力挫俄军，这更助长了恩维尔的抱负。12月6日，恩维尔拜访了利曼·冯·桑德斯，并宣布他当晚即将乘船赶赴黑海特拉布宗港，指挥帝国军队向高加索边境发起进攻。据利曼回想：“恩维尔手拿地图，向我概略描述了他计划让第三军团采取的军事行动。他企图让第十一军在公路干线上正面牵制俄军，再让第九与第十军向左奔袭，翻越几座山后，在萨勒卡默什附近从侧面及后方偷袭俄军。随后，第三军团将收复卡尔斯。”恩维尔的这个作战计划非常冒险。山区地形复杂道路稀少，不仅耽误行军，补给与交通线也会受影响。当利曼向恩维尔提出以上忧虑时，恩维尔坚称他已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且已侦查了所有道路”。[6]

即将结束会面时，恩维尔提及柏林方面翘首期盼的奥斯曼圣战。据利曼回忆，恩维尔“提到了一些不切实际，但又值得注意的想法。他告诉我说他考虑取道阿富汗进入印度。然后他便转移了话题”。这位德国将军认为恩维尔的赢面并不大，但他也不准备泼冷水。

青年土耳其党的三头执政同盟中，已有两位启程赶赴前线，亲自指挥奥斯曼军对协约国的首次陆地战役。倘若把力量集中在一场战役上，或许他们还有胜利的可能。奥斯曼军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两面出击，匆匆挑战两个军事大国，注定其两场战役均将惨败。

 

恩维尔帕夏从伊斯坦布尔跨越黑海，于12月8日驶抵特拉布宗。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位他最亲近的德国顾问—保罗·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上校与奥托·冯·费尔德曼少校。恩维尔经由陆路抵达在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第三军团总指挥部。许多奥斯曼高层军官都抱怨，他们的战争大臣受德国人的影响太大，事实也确实如此。究其根源，恩维尔这次提出击败俄国高加索军的大胆计划，是与他的德国顾问有关。

1914年8月末，德军在普鲁士东部的坦能堡成功包抄俄军。当时，德军正面牵制住俄军，同时派出步兵与炮兵通过公路和铁路绕到俄军左翼，切断其补给与交通线，并将其包围。当俄军意识到身陷险境时，为时已晚。最终，德军歼灭俄第二军，致其3万人死伤，俘获9.2万人，这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佳战绩。恩维尔希望能套用德国的战术，让奥斯曼军在对抗俄驻高加索部队时也能获得同样的胜利。[7]

恩维尔向来无所畏惧，他的职业生涯充满冒险：1908年他历史性地领导革命运动，1911年策划在利比亚由奥斯曼军主导的圣战，1913年策动袭击“高门”事件并用枪逼迫时任首相辞职，还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被誉为“埃迪尔内的解放者”。恩维尔雷厉风行，对自己的判断与能力毫不怀疑。他坚信自己能率领军队取得对俄作战胜利，给奥斯曼军带来一战中最丰厚的战果。土耳其人还无法收复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领土，但至少能遏制俄进一步侵略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尤其是海峡与伊斯坦布尔。正如恩维尔对利曼·冯·桑德斯所说的，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激发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热情，进而打通由阿富汗去往印度的通道。

奥斯曼军前线指挥官对此有所顾虑：德军在坦能堡与俄军作战时正值炎夏，与当下高加索山区的冬季状况截然不同，因此套用德军那时的作战计划恐不切实际。而且，当时德军基地装备充足，战场又与基地非常近，他们利用公路与铁路运输大批兵员，就能在坦能堡将俄军包围。而安纳托利亚东部峰峦叠嶂，公路稀少且路况不佳，车辆在冬季更是无法通行。山区海拔逾3000米，冬季积雪深度达1.5米，温度可降至零下20度，只有经过特殊训练、配备特殊装备的士兵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存活，更不用说投入战斗了。然而，即使是最忧心忡忡的奥斯曼军官都相信，也许恩维尔的运气能够排除一切困难取得胜利。[8]

1914年夏，恩维尔把驻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地区的奥斯曼军整编为第三军团，总部设在埃尔祖鲁姆。9月，第十一军从原先的驻地凡城调往埃尔祖鲁姆与第九军会合；10月，第十军秘密离开埃尔津詹，自此第三军团进入战备状态。到1914年12月恩维尔抵达埃尔祖鲁姆时，第三军团总规模已达1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库尔德人的非常规骑兵队与其他辅助军队。这意味着土耳其能在正面战场投入10万兵力，余部尚可镇守埃尔祖鲁姆，以及从凡湖至黑海共约300英里的高加索边境。[9]

奥斯曼第三军团指挥官哈桑·伊泽特帕夏仔细研究了恩维尔的作战计划，并给予了有力支持。但他认为他的部队需要合适的装备，包括御寒衣物和充足的食物弹药，以便应对冬季的作战环境。如此周到的后勤考虑，在恩维尔看来却不过是谨小慎微，借故拖延罢了。因此，他选择信任另一位名叫哈菲兹·哈奇贝伊的提议。此人雄心勃勃，秘密给恩维尔写信，称已对道路进行了侦察，认为冬季步兵加山炮（能用骡子运输的轻型炮）能够通行。他在信中写道：“这里的指挥官不支持您（冬季作战）的方案，是因为他们缺乏耐力与勇气。如果我的部队做好了休整，我愿意担此重任。”[10]

哈桑·伊泽特帕夏根本不相信军队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能顺利作战。所以当恩维尔抵达前线准备实施其作战计划时，他便辞去了第三军团指挥官的职务。伊泽特帕夏对周围地区非常熟悉，他的请辞对驻高加索的奥斯曼军来说是个损失。然而，恩维尔对这位将军已失去信心，遂于12月19日接受了辞呈，亲自指挥第三军团。他还晋升了那位雄心勃勃的哈菲兹·哈奇贝伊，命其统领第十军。由此，军队的实权落在了一些缺乏实战经验，且对当地凶险地形不甚了解的军官手中。在这种背景下，恩维尔于12月22日下令摧毁俄军在萨勒卡默什的铁路枢纽。

恩维尔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掀起了战争，当地亚美尼亚人发现自己身处前线。他们分化为两派，一派亲俄，一派忠于奥斯曼帝国。1878年，身居卡尔斯、阿尔达汉与巴统三个行省的大批亚美尼亚人转由俄国管制。虽然沙皇政府并不比土耳其政府更能满足亚美尼亚分裂主义者的诉求，但圣彼得堡打出基督教这张牌（尽管俄国与亚美尼亚东正教之间有深刻的教义分歧），使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土耳其人反目成仇。

俄国与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奉行的宗教政策针锋相对。沙皇政府企图煽动基督徒起义对抗土耳其人，而奥斯曼帝国则致力于团结穆斯林，进而令高加索穆斯林发起圣战以抗击俄国。位于俄国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在开战之前就与沙皇政府紧密合作，它们招募了4个志愿团协助俄国侵犯土耳其领土。俄国领事官员认为，且所获情报也显示，这些亚美尼亚志愿部队能策反奥斯曼基督徒，令其转而协助俄国的侵略行动。因此，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于1914年9月签署命令，在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之前将俄国军火走私给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虽然多数亚美尼亚人不敢与俄国人勾结，担心那样做会使奥斯曼政府对当地的亚美尼亚平民不利[11]，但仍有一批有影响力的亚美尼亚人跨过边境，加入了俄国的阵营。

1914年夏季的那几个月里，奥斯曼政府时刻监视着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7月至8月之间，奥斯曼政府正大力动员民众参军，当时位于凡城、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的亚美尼亚人都应征入伍，老百姓对帝国政府总体来说忠心不改。然而到1914年8月至10月时，俄国方面称有5万余名士兵逃离奥斯曼军，跨过边境投奔俄国，其中大多数都是亚美尼亚人。[12]

面对日益严重的亚美尼亚人倒戈问题，青年土耳其党人于10月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会议，提出与达什纳克及红查克组织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党派结盟。为使俄国与土耳其治下的亚美尼亚团体与其联合抗俄，奥斯曼帝国承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设立一个涵盖数个行省的亚美尼亚自治区，任何从俄治亚美尼亚获得的领土也将一并划入该自治行省中。然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拒绝了这项提议，辩称鉴于亚美尼亚人分居于俄土边境两边，他们应忠于各自的政府。但这个合理的回应却只让奥斯曼政府更加怀疑亚美尼亚人的忠诚。[13]

一战爆发后，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急转直下。在科普鲁克伊之战中服役于医疗队的阿里·利扎·埃提下士，在前线与亚美尼亚人频繁接触，对他们的反感与日俱增。邻近11月末，俄方亚美尼亚志愿军被部署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那里他们遭遇了来自凡城的奥斯曼军。凡城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阿拉斯河畔的重要聚居地之一，俄国如此安排，显然是蓄意要煽动亚美尼亚人逃离奥斯曼军。许多士兵确实倒戈：据埃提下士称，亚美尼亚人成群结队地投靠俄军，每次总有四五十人。埃提表示：“他们肯定会向敌人泄露我军的位置。”[14]

11月，埃提所在的部队行军至一片废弃的村庄。原先住在村子里的亚美尼亚人都已投奔俄国人，而当地的穆斯林不是出逃就是被侵略者所杀。埃提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地亚美尼亚人一旦决定与俄军为伍，就残忍地蹂躏这些可怜的村民。” 在他的描述中，被亵渎的清真寺里满是动物的尸体，残破的《古兰经》被风吹到了空无一人的街上。他的愤怒从字里行间一览无遗。[15]

随着亚美尼亚人倒戈消息的传开，土耳其士兵对身边的亚美尼亚同伴越来越暴力。埃提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名土耳其士兵如何“开枪”打死一名亚美尼亚同袍。在埃提看来，这都不算个事。“我们把那家伙埋了。”他冷静地写道。当时，射杀战友的行为并不会受到处罚。就这样，大家已不再把亚美尼亚人视为同属奥斯曼的伙伴。[16]

在土耳其军队袭击俄军的前夕，恩维尔帕夏以第三军团指挥官的身份巡视部队。他向奥斯曼士兵严肃地说：“士兵们，我已巡视完毕，发现你们的双脚上没有鞋子，背包里也没有大衣。但是前方的敌人惧怕你们。不久后我们就要发动进攻，进入高加索地区。那里丰富的物产在等着你们去取，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17]

恩维尔对其军队的赢面如此乐观，是因为在高加索前线的一连串事件进展顺利。冬天即将来临，俄国人相信奥斯曼军不会在开春之前发动进攻。他们将驻高加索的多余部队调往其他更吃紧的战线，这样一来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俄军规模便有所减弱。而土耳其人却已在俄军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将第十军转移。这样的兵力调动使奥斯曼军在兵力上占优：土耳其部队约10万人，而俄军仅不到8万人。[18]

俄军偃旗息鼓准备过冬，恩维尔希望此时发动奇袭打敌军一个猝不及防。为保证奇袭之“奇”，奥斯曼军需迅速进入俄国领土。恩维尔命令手下军队丢掉沉重的背包，只携带武器与最低限度的备用弹药启程。为了使军队轻装行军，恩维尔甚至还下令不得带燃料、帐篷或被褥，食物也只能带配额的一半。他寄希望于军队在奔赴萨勒卡默什的途中能占领一些俄国村庄，并在那里解决膳宿问题。恩维尔的“真言”（Mantra）就是“我们的补给地就在前方”。

大部分俄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沿着他们11月战斗中占领区域的突出部分布。他们在萨勒卡默什的补给中心基本毫无防备，只有一小撮边境卫兵、民兵与铁道工人看守着他们唯一的供给与交通线，也是他们从山谷撤回卡尔斯省的唯一路线。

这对恩维尔来说求之不得：派大批兵力绕至俄军右翼，切断铁路线的同时，占领萨勒卡默什，进而包围俄高加索部队。唯一的退路一旦被切断，俄军别无选择只得投降。只要占领萨勒卡默什并歼灭俄高加索部队，奥斯曼军便能不费吹灰之力收复卡尔斯、阿达尔汗与巴统这三个于1878年被俄国侵占的行省。如此伟大的胜利将激励中亚、阿富汗与印度等地的穆斯林。只要征服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便能给奥斯曼帝国，以及恩维尔帕夏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土耳其党总司令带去无限的可能。

在12月19日的作战计划里，恩维尔给第三军团的三个军（每个军团约有3万到3.5万名士兵）分别委派了任务。第九与第十军奉命分别绕至萨勒卡默什的西面与北面，而第十一军的任务是在南线牵制住俄军，为其提供掩护。第九军绕内圈从西面进入萨勒卡默什，而第十军则绕外圈，一个师（约1万人）朝阿达尔汉北面进发，另两个师负责切断俄军铁路线，并从北面进入萨勒卡默什。行动计划于12月22日开始实施。[19]

在过了一段冬季难得的晴好日子之后，雪花在12月19日至20日晚姗姗来到。12月22日，一场暴风雪袭来，奥斯曼第三军团就在此时动身。他们只带了扁面包作为食物，身穿轻薄的军服，没有外套御寒，所穿的鞋也不适合走如此艰苦的山路。就这样，这些奥斯曼士兵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启程，去完成恩维尔派给他们的只有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奥斯曼第十一军在阿拉斯河南岸向俄军发起了攻击，以分散俄军对萨勒卡默什西面的注意力。同时，奥斯曼第九与第十军按计划从侧翼包抄俄军据点。阿里·利扎·埃提下士从医疗队的帐篷外观察战事，只见俄军展开还击，土耳其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退。随着奥斯曼军节节败退，埃提开始担心步步紧逼的俄军会俘虏他所在的医疗队。

从伤员口中，埃提听到许多如何从俄国人手中死里逃生的故事。有一个土耳其村庄被俄军占领，60名奥斯曼士兵躲进了一个干草棚，结果被卡扎克团（Kazak）的3名俄国穆斯林士兵发现。他们让这些奥斯曼士兵脱下裤子证明确实行过穆斯林的割礼，才留他们继续躲在原地。“哥们儿，别出声，在这等着，”卡扎克团的士兵解释道，“我们就快走了。”穆斯林士兵之间跨越战线的兄弟之情令埃提感慨万分。[20]

然而，亚美尼亚人与俄军之间的基督徒情谊却让埃提下士无比愤慨。战斗的第一天，他看见两名奥斯曼亚美尼亚士兵逃往俄军阵地，第三名在逃离过程中被打死。土耳其士兵不仅抱怨亚美尼亚人倒戈，还责怪他们为俄军提供关于奥斯曼军阵地位置与人数的情报。埃提愤愤不平地回忆道：“想当然，俄国人每天都从逃跑的亚美尼亚士兵那获得情报。我在想亚美尼亚人战后会是什么下场。”[21]

奥斯曼军中的亚美尼亚士兵处境极其艰难。他们在俄方亚美尼亚人的积极游说下倒戈，深知奥斯曼士兵对他们的不信任已升级成谋杀，待在奥斯曼军中时间越长就意味着越危险。据埃提称，每个师每天都有3到5个亚美尼亚人被“意外”打死，他思索着：“要这样下去，一星期内营里就没有亚美尼亚人了。”[22]

第十一军遭遇了俄军的顽强抵抗。战线太长，土耳其人最多只能在某个点发动有限进攻。战斗的前几日里，他们不仅未能让俄军撤到阿拉斯河北岸，还被迫退回了他们在科普鲁克伊的总部。尽管第十一军折损了兵力，却成功吸引俄军火力，为第九与第十军实施包抄计划创造了条件。战役初始，这两支奥斯曼军队一举获得了重要胜利。

奥斯曼第十军在哈菲兹·哈奇贝伊的指挥下，向北奔袭俄军右翼。他们越过俄军突出部后继续向北穿越边境，进而包围了防守空虚的奥尔图。奔袭过程中，奥斯曼军成功使一名措手不及的俄国上校与他的750名士兵投降。但一起自摆乌龙给他们造成了损失。奥尔图城外浓雾弥漫，一个土耳其团把另一个团误认为是俄卫戍部队，结果与自己的军队交战了4小时，造成1000名奥斯曼士兵伤亡。尽管如此，到当天日落时，奥斯曼军已顺利驱赶了奥尔图城内的俄军，至少在那里找到了恩维尔帕夏承诺的食物与栖身之所，于是他们开始劫掠这座已被征服的城镇。[23]

然而，刚愎自用的哈菲兹·哈奇在奥尔图大获全胜后，倾其兵力对撤逃的俄军穷追猛打，并未按原计划向东与恩维尔帕夏以及第九军会合，集中攻打萨勒卡默什。由于山区交通不便，这样随意更改计划令奥斯曼军的整个军事行动危在旦夕。

恩维尔帕夏随同第九军赶赴萨勒卡默什，一路上情况变幻莫测。暴风雪在短短3天时间内便覆盖了46英里路。坚定的奥斯曼士兵行走在白雪皑皑的崎岖山路上，严寒对他们影响极大：他们没有帐篷，只能在野外打地铺，零下的气温只能从灌木丛中伐木生火。但火堆根本无法抵挡住严寒，天亮时经常发现士兵们围躺在熄灭的火堆旁，早已没了呼吸，他们的尸体被冰雪冻得发黑。第九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士兵就这样死在了去往萨勒卡默什的路上。

然而，恩维尔命令士兵继续向萨勒卡默什城郊进发。12月24日，他们抵达并做了休整，为总攻做准备。土耳其人从俄国战俘口中逼问出萨勒卡默什城几乎是座空城，只有一些非战斗部队，且无大炮。如此重要的战略城镇防守竟这般薄弱，恩维尔更加坚信，他那饥寒交迫的部队离最后的胜利只有咫尺之遥。[24]

12月26日，俄军抓获了一名奥斯曼军官，搜出了恩维尔作战计划的副本，他们这才得知土耳其的整个作战计划。他们现在知道奥斯曼第十军已被编入第三军团，因此奥斯曼军在兵力上占了相当的优势。他们也得知奥尔图已陷落，奥斯曼军队不仅推进到了阿达尔汉，还已逼近萨勒卡默什。身居黑海港口城市巴统与阿达尔汉的穆斯林已经掀起抗俄热潮—这种宗教热情正是奥斯曼帝国翘首期盼，而俄国避之不及的。据记载该战役的历史学家描述，俄国将军“惊慌失措……以为萨勒卡默什将沦陷，大部分高加索部队将被切断至卡尔斯的撤退线路”。俄军指挥官匆忙下令全线撤退，试图保全一部分军队，以免全军覆没。[25]

随着土耳其作战计划逐步开展，幸运女神却似乎更青睐俄军。奥斯曼军此次远征虽打了个漂亮的开局，但随后就为恶劣天气与人为失误所累。暴风雪席卷了高加索群山，山路变得几乎无法行军。当时狂风卷着满天雪花，一阵紧似一阵，能见度十分低下。许多士兵与部队走散，队伍人数越来越少。路况恶劣，极度严寒，加之山区地势陡峭，这些都极大影响了奥斯曼军的前进。更糟的是，恩维尔的一员大将—第十军指挥官哈菲兹·哈奇贝伊—已背离原定计划去追赶一小部分俄军，其部队离萨勒卡默什越来越远。

恩维尔急令哈菲兹·哈奇贝伊按原定计划赶来与第九军会合。于是，这位第十军指挥官把攻打阿达尔汉的任务交予一个团，自己率领另两个团按原定作战计划赶去与恩维尔会合，与其合力攻打萨勒卡默什。哈菲兹·哈奇于12月25日启程，他向恩维尔保证第二天一早赶到。当时大雪纷飞，他的部队距萨勒卡默什30英里远，中间还隔着海拔3000米的安拉胡阿克巴群山 （Allahüekber Mountains）。接下来的19个小时无异于一场死亡行军。一位当时的幸存者这样描述士兵的艰苦：“我们攀爬得非常辛苦，精疲力竭，但仍秩序井然。等我们到了平原，迎面袭来一阵暴风雪，什么也看不清，根本无法帮助其他人，更别提开口说话了。整个部队立马乱了套。士兵们四处逃窜，为了寻找避风处就到处袭击烟囱还冒着烟的人家。长官们想尽了办法，但还是无法维持纪律。”山区寒冷至极，一些士兵冻得失去了理智：“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有个士兵就坐在路边的雪堆里。他正抱着雪，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一边还颤抖地叫嚷着。我想帮他重新上路，但他一直吼着，还不断把雪堆起来，就像没见着我似的。这可怜的人已经疯了。就这样，我们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损失了1万人。”[26]

12月25日，恩维尔帕夏召开会议，与土耳其军官以及德国顾问一起评估当下局势。俄军仍然认为大势已去，开始从阿拉斯河前线撤回萨勒卡默什，并向其铁路沿线派出部队掩护撤退。尽管当时俄军的调度一片混乱，但全线后退意味着有大批俄国部队正从北面与南面赶往萨勒卡默什。如若奥斯曼军不立即行动，他们便会错过攻城的最佳时机。

会议中，恩维尔及其德国顾问诘问了第九军指挥官伊赫桑帕夏与参谋长谢瑞夫·伊尔登。他们想知道，奥斯曼此次远征是否还有能力占领萨勒卡默什。伊赫桑帕夏向长官们汇报了第三军团的真实情况：他们已与哈菲兹·哈克率领的第十军完全失去联络，而后者正在翻越安拉胡阿克巴群山，不知何时能赶到。当下只有第九军一个师的兵力在距萨勒卡默什不远处待命。“我不知道这场战役需要多少兵力，”伊赫桑帕夏说，“如果仅需一个师的话，那么第29师随时听候您的调遣。”[27]

听完土耳其军官的这番汇报，恩维尔转向德国顾问征求意见。这些顾问与恩维尔一道起草了最初的作战计划，以致恩维尔雄心勃勃地企图重现德军在坦能堡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建议恩维尔先按兵不动，等候哈菲兹·哈奇率兵前来。但恩维尔已急不可耐，他知道耽搁越久，增援的俄军就越多。况且，只要攻下萨勒卡默什，士兵们的膳宿问题就都迎刃而解。在野外每多逗留一晚，就会多几百名士兵被冻死。在恩维尔的部下看来，是因为哈菲兹·哈奇与他无形中形成了竞争，他才急于攻城。恩维尔戎马一生，他非常看重这次胜利带来的荣誉，生怕那位第十军指挥官会抢先攻下萨勒卡默什。

最终，恩维尔帕夏驳回了所有顾问的意见，命令部队于12月26日，即第二天早晨开始攻城。这一决定引发了致命的后果，成为奥斯曼帝国这场战役的转折点。自那以后，奥斯曼军再无充足的兵力去战胜俄军，甚至难以抵挡对方的还击。

坚韧不拔的奥斯曼士兵助恩维尔实施了他那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但这一切只是昙花一现。哈菲兹·哈奇及其部队在翻越了巍峨的安拉胡阿克巴群山后，成功抵达卡尔斯与萨勒卡默什之间的铁路线，并一举切断了俄军这条交通要道。然而，由于兵力不足，他们无法抵御从卡尔斯赶到的俄增援部队。奥斯曼军攻下阿达尔汉之后，也因兵力不济，一周之后便守城失败。曾一度取得胜利的第十军被敌军重重围困，原先的5000名士兵最终只有1200名生还，被迫投降。奥斯曼军一度成功突入萨勒卡默什城内，但他们为这短暂的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2月26日，第九军向驻萨勒卡默什的俄军发起首轮攻击，却遭到奋力还击，损失惨重，未能得手。当晚，哈菲兹·哈奇帕夏带着筋疲力尽的残部终于抵达萨勒卡默什附近的奥斯曼军据点。第九军元气大伤，第十军在经历急行军后状态极其糟糕，恩维尔只得暂停攻城36小时，以休整军队。[28]

萨勒卡默什的生死之战于12月29日打响。那时，奥斯曼军已因严寒大幅减员，第九与第十军总人数从原先的5万余人锐减至不足1.8万人，且这些幸存者几乎已无战斗力。另一边，俄军在萨勒卡默什的防御力量已超1.3万人，枪械大炮亦比土耳其部队多，状态渐入佳境。整个白天，俄国人用这些重型武器成功击退了背水一战的土耳其人。

12月29日晚，恩维尔决定为攻城做最后一搏。这次，他的部队冲进城内，与俄国守军在黑暗中拼起了白刃战。大部分土耳其士兵不是被杀就是被捕，但仍有一支几百人的小分队成功占领俄军位于城中心的营地。就那一晚，恩维尔的一小部分军队宣布占领了萨勒卡默什。待到天亮，俄军包围了营地，迫使土耳其士兵投降，整个袭击行动令奥斯曼军损失整整一个师的兵力。

俄军不久便意识到奥斯曼军是如此不堪一击，于是重新镇定下来发起反击。此刻，面临被围歼的已不是俄高加索部队，而是奥斯曼第三军团。

1915年1月的前几周里，俄军接连击败奥斯曼军，尽数收复了在战役伊始丢失的阵地。在此过程中，奥斯曼第三军团被各个击破。1月4日，被俄军包围的第九军不得不投降。据该军团参谋长谢瑞夫·伊尔登的记载，他们向俄军投降时，第九军总部里仅剩106名军官与80名士兵。另一边，哈菲兹·哈奇率领的第十军在敌军火力下被迫撤退，但侥幸未被全歼。16天后，3000名幸存者到达土耳其的安全区域。[29]

第九与第十军相继落败后，第十一军便成为俄军反攻的重点。这些土耳其士兵在撤退途中意外获得一支外来骑兵队的救援。他们突然出现在俄军左翼，并将其驱散。这些人是切尔克斯村民，他们听闻奥斯曼苏丹发起圣战，便即刻前来支援奥斯曼军队。埃提下士目睹了切尔克斯人对俄军的袭击，他把这一行动看做一战中穆斯林团结的又一标志。1月中旬，奥斯曼第十一军成功撤至土耳其边境，原先的3.5万人最后仅生还1.5万人。至此，奥斯曼第三军团已被俄军摧毁，最初近10万名士兵被送上前线，可最后只有1.8万人狼狈不堪地回来。[30]

恩维尔帕夏侥幸逃脱了俄军的追捕，灰头土脸地回到伊斯坦布尔。尽管有些官员谴责恩维尔与哈菲兹·哈奇玩忽职守，但二人均未被传讯。事实上，在离开埃尔祖鲁姆赶往首都伊斯坦布尔之前，恩维尔已晋升那位轻率鲁莽的哈菲兹·哈奇上校为少将，授予其“帕夏”的头衔，并命其统领奥斯曼第三军团残部（哈奇帕夏两个月后死于伤寒）。青年土耳其党人不愿面对此次惨败，据利曼·冯·桑德斯称，奥斯曼第三军团全军覆没一事，德国与奥斯曼帝国都被蒙在鼓里。他之后写道：“我们不得提及此事，违者都会遭到逮捕并被严惩。”[31]

萨勒卡默什事件影响到了整个一战的走势。自此，奥斯曼军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再无足够兵力来抵御俄国的侵袭。帝国已危如累卵，这使身居边境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无论俄国穆斯林在萨勒卡默什战役初期对圣战抱有怎样的热情，此次奥斯曼军一败涂地，彻底排除了俄国治下的穆斯林发动叛乱的可能。

奥斯曼帝国在萨勒卡默什的折戟沉沙，促使俄国的协约国盟友决定攻打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伊斯坦布尔，以使帝国永久退出战争。[32]

就在萨勒卡默什失利一个月后，杰马勒帕夏率领军队向驻守苏伊士河的英军发动了攻击。埃及无垠的沙漠与高加索地区的漫天风雪形成鲜明对比，但西奈半岛上荒凉的沙漠与萨勒卡默什高耸的山峦一样不利于行军。

自从杰马勒帕夏于1914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央火车站公开表态后，他将率远征军攻打埃及之事便已传开。鉴于远征会遇到诸多困难，因此英国人对杰马勒扬言要“征服”埃及不屑一顾，认为他不过是信口开河。他们不相信杰马勒能在叙利亚顺利召集兵马，对英国治下的埃及构成威胁。即使他成功组建一支成规模的部队，西奈半岛的道路状况亦非常不利，只有几处水源，且几乎寸草不生。大部队要通过这片不毛之地，食物、饮水以及弹药的供应谈何容易。即便奥斯曼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抵达运河，他们仍然要面对几百米宽、12米深的天堑，以及英军的舰船、装甲列车与5万名英军士兵。英军在埃及的阵地似乎固若金汤。

英国的算盘并没有打错，杰马勒在叙利亚招兵时的确遇到了极大阻力。1914年12月，奥斯曼帝国需要倾其驻安纳托利亚的兵力，以增援高加索边境，并保卫伊斯坦布尔与海峡。杰马勒只能依赖阿拉伯诸省的正规军，以及由当地的贝都因人、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和其他移民团体的志愿兵所组成的后备部队。在可支配的5万名战斗兵员中，杰马勒最多只能调遣3万人前往苏伊士运河作战，余部需镇守阿拉伯各个行省。此外，杰马勒还必须留足5000至1万名士兵，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增援。这意味着杰马勒只能派2万至2.5万名奥斯曼士兵去抗击挖壕固守的英军，且后者的规模至少是他们的两倍—那样的作战构想形同自杀。[33]

杰马勒把胜利寄希望于一连串偶发事件。他后来记载道：“我把一切赌注都压在了奇袭英军上。”倘若奇袭成功，他设想英军会撤出部分运河区域，使奥斯曼军能“在河对岸构筑战壕，用1.2万名步兵巩固阵地”。构建桥头堡后，杰马勒计划占领重镇伊斯梅利亚，把运河西岸的奥斯曼军人数增加到2万人。另外，他还相信奥斯曼军若攻下伊斯梅利亚，就能激发埃及境内众多的穆斯林反抗英国统治者—这正是奥斯曼苏丹号召圣战的目的。杰马勒称，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凭借较少的兵力与不那么先进的武器，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放埃及”。[34]

杰马勒如此草率的计划却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他们仍对奥斯曼帝国发动圣战寄予厚望，此外，切断苏伊士运河的交通对德国来说亦是重中之重。1914年8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至少有376艘运输船只载着163 700名协约国士兵在运河穿行。虽然英国并非完全依靠运河输送兵员—连接苏伊士与开罗及地中海各个港口的铁路也能派上用场—但运河对英军而言仍是重要通道，往来于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战舰与商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只要运河运转正常，英军便能从中得到极大便利。奥斯曼军对苏伊士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使英军运送兵员的速度下降，抑或逼迫英军从西线调兵增援埃及，从而使德国在西线受益。[35]

12月6日，杰马勒抵达大马士革，随即马不停蹄地筹集人力物力，为穿越西奈半岛这一危险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他的正规军约有3.5万名士兵，多来自阿勒颇、贝鲁特、大马士革、黎巴嫩山自治区，以及耶路撒冷等阿拉伯行省。为了扩充军队，杰马勒向部落首领发出爱国呼吁，希望他们加入到攻打英军、解放埃及的行动中。

德鲁兹埃米尔沙奇布·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是1914年奥斯曼帝国议会议员。听闻杰马勒的作战计划，阿尔斯兰随即向伊斯坦布尔申请辞去议员之职，以便他能率领一支德鲁兹志愿军协助奥斯曼军在西奈作战。虽然杰马勒只要求他召集100人参战，但他承诺派出500人。谈话中，杰马勒认为“组织不严的志愿兵在战场上难堪大用”。然而，阿尔斯兰宣称，其德鲁兹志愿部队的表现会出人意料地好，比大马士革兵站里的步兵与骑兵都要出色。他们没有按原定计划接受为期一个月的训练，而是立即搭乘火车奔赴前线。[36]

边防小镇马安（Maan，今位于约旦南部）地处大马士革以南约290英里的沙漠之中。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加的朝觐之路从这里经过，同时它还是汉志铁路上一个重要的兵站。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阿尔斯兰的部队在这里集结，士兵成分杂。他招募了“一队麦地那的志愿兵，还有一队士兵则来自四面八方：罗马尼亚的土耳其人、叙利亚的贝都因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等”，包括来自大马士革萨拉西叶地区的库尔德骑兵。

汉志行省濒临红海，辖下的麦加与麦地那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尔斯兰宣称，汉志行省的总督与军事指挥官瓦希卜帕夏（Wahib Pasha）从奥斯曼军驻麦加部队中调派了9000士兵，不过有相当一部分应召的士兵最后并没有前来。杰马勒帕夏将麦加这片伊斯兰最神圣的土地交予当地的奥斯曼宗教领袖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命其派一子率领一支分队前来参战。杰马勒希望谢里夫在将宗教权威带给苏伊士远征军的同时，也向帝国表明赤诚。谢里夫侯赛因恭敬地回应了杰马勒的要求，派儿子阿里与瓦希卜帕夏一道从麦加启程。当行至麦地那时，阿里向瓦希卜帕夏保证，待他征召到足够的志愿军便迎头赶上。然而，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之后再未离开过麦地那，杰马勒不无忧戚地记载了此事。[37]

1915年1月，在靠近帝国与埃及边境的贝尔谢巴（今以色列南部），奥斯曼帝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集结完毕。帝国与德国的战略部门在这里为此次远征做了充分的后勤筹备。在贝尔谢巴通往苏伊士运河总部的所在地—伊斯梅利亚的路上，奥斯曼第八军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弗雷尔·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上校（Colonel Friedrich Freiherr Kress von Kressenstein）每隔15公里便建造一处供应站。每个供应站配备医疗设施与食品店，工程师还在供应站里钻井筑堤，以收集冬季的雨水，为军队提供充足的水源。1万余只骆驼从叙利亚与阿拉伯半岛牵来，作为供应站之间的交通工具，还有临时电报线路方便即时通讯。

奥斯曼帝国远征军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25艘驳船运抵苏伊士运河，以供渡河使用。这些平底船长5.5米至7米，宽1.5米，整体用镀锌钢材打造。奥斯曼士兵把它们放在特制的拖车上，轮子下垫上木板以防陷进细沙里，用骆驼与骡子拖着前进。就这样，奥斯曼士兵拖着这些笨重的驳船穿过了大陆，准备以船代桥实施渡河。

英国似乎并不看好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召集的部队。第一个向英军透露杰马勒战备情况的，是一位被帝国逐出耶路撒冷的法国神父。12月30日，英国人在运河区盘问这位神父。他从事考古多年，精通阿拉伯语，对叙利亚大沙漠非常熟悉。他宣称曾看见多达2.5万人聚集在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他们装备齐全，船只、铁丝网及电报设备应有尽有，且都在朝贝尔谢巴方向移动。他还称这些人将大马士革的水源与饼干贮备在西奈半岛的供应站。一开始，英国人认为神父的话如同天方夜谭。但他给出的细节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重视这条情报。[38]

为确认情报的可靠性，英法两国首次在战争中调派飞机前往中东上空侦察。奥斯曼军这次比较走运。西奈半岛中部地质最坚实，最适合行军，同时也远超出空中侦察所能及的距离。这为奥斯曼远征军在发起行动之前提供了极高的隐蔽性。在伊斯梅利亚的英国飞机航程太短，不足以深入西奈半岛的中部，法国在塞得港以及亚喀巴海湾的水上飞机只能巡视西奈半岛的最北部与最南部，那里只有一小部分土耳其部队集结。当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还未派遣飞机支援他们自己的军队，因此制空权由协约国所掌控。

1915年1月14日，奥斯曼军派出先遣部队从贝尔谢巴向运河进发，那时英军对这些士兵的位置与去向毫不知情。奥斯曼军的主力部队取道西奈半岛中部，另有两支部队分头行动，一支经地中海畔的阿里什向运河推进，另一支则穿越荒漠中的卡拉阿特纳克赫勒（Qalaat al-Nakhl）要塞朝运河进发。每名奥斯曼士兵都带了椰枣、饼干与橄榄等轻便的口粮，总重不超过1公斤，携带的水量也有限制。西奈半岛的冬夜太冷，士兵无法入眠，于是便夜间行军，白天休憩。他们花了12天跨过沙漠，途中未损一兵一卒—这多亏了苏伊士运河行动背后缜密的策划。

1月最后的10天里，法国水上飞机在其侦察范围内发现土耳其军队开始大量集结。由于这些飞机飞行高度低，它们返回基地时机翼已被奥斯曼军的地面火力损毁。确认了敌军在西奈半岛周围多处聚集，英国人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在运河的防御能力。[39]

苏伊士运河的起止点分别为地中海边的塞得港和红海的苏伊士市，全长约100多英里。运河与两个大咸水湖相连，29英里的湖岸泥泞不堪，不适合行军。英国工程师又把运河东岸的10英里低地尽行淹没，因此英军只需防守71英里河岸。他们还企图把运河东北岸绵延约20英里的洼地也淹没，将英军的防线进一步缩小至51英里。英军认为，奥斯曼军最有可能在坎塔拉与伊斯梅利亚河段至提姆萨赫湖以北，以及图孙（Tussum）与塞拉比尤姆河段至大苦湖以北区域发动进攻。因此，英法两国早早地将战舰部署在这些地段的各个要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部队也赶抵埃及，与一支埃及炮兵队一道协助那里的印度军加固防线。[40]

半信半疑的英军选择按兵不动，静等奥斯曼军下一步行动。曾参加亚丁行动的青年通信官H. V. 盖尔，此次被派往邻近坎塔拉的苏伊士运河北部。虽然盖尔迫切地想“看到一点动静”，但他在日记里明确写道，他与他的长官都对奥斯曼军接下来的行动一无所知。根据他的日记记载，1915年1月最后的几天里发生了一些小冲突，还有几场虚惊。1月25日，盖尔乘坐装甲列车巡视运河西岸，此时他接到来自旅部的急令：“速速回营。坎塔拉正遭受来自敌军的真实威胁。”然而，这是一起误警。1月26日，英国阵地遭到土耳其军队的炮击，盖尔被调往距坎塔拉以南几英里的一处哨所。他写道：“据报巴拉（Ballah）附近有3000名敌军。”西奈半岛出现敌军的报告越来越多，这使英军愈发焦虑，他们对奥斯曼军的具体位置、军队规模，以及袭击目标一概不知。事态发展至此，至少杰马勒帕夏蒙蔽英军的目标已部分达成。[41]

为以防万一，英军撤回了苏伊士运河西岸的所有军队。他们在东岸每隔一段距离就拴几条狗，只要有人走进就狺狺狂吠。假若奥斯曼军发动夜袭，飞机便无法用于探明敌军动向，只有看门狗这一传统的方法才奏效。[42]

2月1日，奥斯曼军指挥官下令开始进攻。为了保证奇袭，全军“必须保持绝对安静，不能咳嗽，不准大声下达指令”。士兵得等到从运河东岸渡到西岸后才将子弹上膛，以防止意外走火引起英国守军的警觉。吸烟也是被禁止的，这对惶恐不安的士兵来说比较困难。奥斯曼军士兵手臂上都系着白色腕带，防止被友军炮火误伤。他们之间的暗号即圣战的标识—“圣旗”。

士兵接到的指令是：“在真主的保佑下，我们将在2月2日至3日晚对敌军发起攻击，占领运河。”奥斯曼军派小分队在坎塔拉以北、苏伊士以南地区发动佯攻以分散敌军注意力，其主力部队则将在伊斯梅利亚附近渡河。此外，他们还在提姆萨赫湖畔部署了一组榴弹炮，准备向敌舰开火。“如果走运的话，（重炮）能够在运河口击沉一艘船。”占领苏伊士运河只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击沉船只堵塞运河交通，远比从严阵以待的英军手中夺得运河控制权要实际得多。[43]

进攻前夕，突然狂风大作，卷起的沙尘使人伸手不见五指。一位法国军官后来称：“想睁眼都非常困难。”奥斯曼帝国与德国指挥官命部下借着沙尘暴的掩护，朝伊斯梅利亚以南的运河方向推进，直到风暴散尽，夜空又变得清澈起来。这些意外的气候条件对实施进攻非常有利。[44]

“当晚我们抵达了运河，”曾参加过巴尔干战争的大马士革老兵法赫米·塔尔加曼回忆道，“我们禁烟禁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着。”

 

在沙漠中穿行时，无人发出一点声响。一个德国人走了过来。我们要把两艘铁船降到水里。德国人划其中一艘载满士兵的船去到对岸，一小时后折返，接着又把第二艘船划向了对面。他每次都把整船的士兵送到河对岸，再空船折返，就这样运送了250名士兵去看守工事，以防任何人干涉。[45]

 

在渡河上花费的时间比奥斯曼指挥官预计的要久，待到天已破晓，他们仍在运河上建造浮桥。然而，河西岸依旧没有丝毫动静，这使奥斯曼军以为他们越过的这段运河根本无人驻守。一群来自利比亚的黎波里，自称是“伊斯兰支持者”的圣战志愿兵最先打破了寂静，开始高喊口号相互鼓励，结果引得远处的狗吠声一片。当第6艘船抵达浮桥时，运河西岸突然爆发了机枪扫射。[46]

法赫米·塔尔加曼回忆道：“子弹横飞，击中水面后激起一阵阵水花，整条运河就像烧开了的水壶一样。有几艘船被击中开始下沉。虽然我们能开枪还击的都开了枪，但大多数人都顾不上回击。那些会游泳的侥幸生还，不会游泳的都跟着船一道沉入了河里。”塔尔加曼与其他一些士兵“以最快的速度拼了命地”逃离机枪扫射之下的运河边。他看见有一批全副武装的船只正在向这边驶来，船上的机枪都指着奥斯曼军阵地。“天上飞机开始轰炸我们，河里的船也一齐向我们开火。”身为电报员的塔尔加曼在运河后面的山丘上找了一个相对隐蔽的地点，支起设备，“通知后面的部队这里当下的情况，而一边运河旁的英军仍在向我们猛烈开炮”。[47]

朝奥斯曼军阵地开火最猛烈的，是埃及第五炮兵连。他们在运河西岸的高地挖壕固守，正好能俯瞰奥斯曼军建造的浮桥。埃及资深政界人物艾哈迈德·沙菲克讲述了艾哈迈德·埃芬迪·希尔米（Ahmad Efendi Hilmi）中尉的故事。他命部队静待土耳其人跨过运河再发动攻击，自己却在之后的交战中丧命。这次保卫运河的行动中，包括希尔米在内共有3名埃及军人牺牲，另有两人负伤。之后，第五炮兵连的英勇事迹受到了埃及苏丹福阿德（Egytian Sultan Fuad）的表彰。但沙菲克很快提醒读者：“埃及军队参与此次埃及保卫战，实际上是英国违反了（1914年11月6日）由英国全权负责战事，无需埃及人民援助的承诺。无论埃及人如何赞扬埃及士兵的英勇，他们还是痛恨英国人把他们拉入了这场对他们而言毫无缘由的战争。”[48]

2月3日的战斗中，英军舰船摧毁了奥斯曼军建造的所有浮桥。那些渡河成功的土耳其士兵不是被捕就是被杀。奥斯曼军无法完成抢占桥头堡的首要目标，便集中兵力试图击沉协约国船只，以阻碍运河交通。重型榴弹炮击中了英国“哈丁”号战舰的两个烟囱，致使它操舵失灵，前排枪炮哑火，无线通讯设备亦出现故障。在沉船的危急时刻，“哈丁”号起锚退至提姆萨赫湖的安全水域，驶出了奥斯曼炮兵的攻击范围。

于是，奥斯曼炮兵把目标转向了法国“鲨鱼”号巡洋舰，并精准地命中。法国人在发现炮口的一缕烟后方才锁定敌军的位置，还击摧毁了榴弹炮。与此同时，英国“历史女神”号被奥斯曼军轻火炮击中数次后，也成功控制住了船体，并将对方摧毁。[49]

刚过中午，奥斯曼军所有的地面袭击均被英军挫败，土耳其炮兵连亦几乎全军覆没。杰马勒帕夏在总部召集土耳其军官及德国顾问共商对策。第八军指挥官梅尔辛利·杰马勒贝伊认为，奥斯曼军已无法继续作战。杰马勒的德国参谋长亦对此表示同意，并提议立刻撤军。只有梅尔辛利·杰马勒贝伊的参谋长冯·克雷森施泰因坚持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然而，杰马勒帕夏当即驳回了他的提议，称应当保存奥斯曼第四军团的实力以保卫叙利亚，并在天黑之际宣布撤军。[50]

英军以为奥斯曼军还将在2月4日发动攻击，却惊讶地发现对方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军巡逻运河东岸时，发现仍有一队滞留的土耳其士兵未接到撤退指令。但当时他们不明敌军虚实，生怕奥斯曼远征军只是在诱敌深入，骗他们落入对方在西奈半岛的埋伏。于是，英军决定放弃追赶落荒而逃的敌军。而土耳其士兵见英军并未追赶上来，便长舒一口气，缓缓撤回了贝尔谢巴。

此次运河战斗中，英奥双方均未遭到重大伤亡。英军死亡162人，另有130人受伤。奥斯曼军的死伤率稍高，据英军宣称，他们掩埋了238具奥斯曼军人的尸体，并俘获716名士兵，还有许多淹死在运河里。杰马勒宣布的奥斯曼军伤亡情况为死亡192人，受伤381人，另有727人失踪。[51]

 

在高加索地区与苏伊士运河接连受挫后，奥斯曼帝国战争部的指挥官决定收复被英国占领的巴士拉。英印军对伊拉克南部的迅速占领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始料未及，也暴露了奥斯曼帝国在波斯湾地区的防守漏洞百出。当下帝国面临的挑战是收复巴士拉，以尽可能少的兵力将英军逐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将此重任交给其秘密情报机构—“特殊组织”中的一位领导人苏莱曼·阿斯克里（Suleyman Askeri）。

1884年，苏莱曼·阿斯克里出生在普里兹伦（位于今科索沃）。将门之后，毕业于英才辈出的土耳其军事学院，作为军人完美之至，连他的姓氏—阿斯克里—在阿拉伯语的意思都是“军事”。他的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作为一名青年军官，阿斯克里服役于莫纳斯提尔（今马其顿的比托拉小镇），并参加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随后，他于1911年自愿参加了在利比亚对抗意军的游击战，负责恩维尔在德尔纳的部队与班加西土耳其参谋长之间的联络。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加入“特殊组织”，并于1914年晋升为该组织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恩维尔。虽然有些鲁莽冒进，但阿斯克里在各方面仍是恩维尔眼里的最佳指挥官人选。他制定了复杂的作战计划，梦想着为奥斯曼帝国赢得伟大的胜利。[52]

1909年至1911年，阿斯克里负责指挥巴格达宪兵队，留居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奥斯曼帝国参战后，他的这段经历使其成为青年土耳其党关于该地区问题的专家。英印军占领巴士拉与古尔纳之后，阿斯克里急切地想发动反攻，将那些侵略者赶出波斯湾。他盼望在巴士拉取得的胜利能够振奋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穆斯林的士气，既为奥斯曼帝国的圣战计划增添活力，也向英属印度与俄高加索地区施压。恩维尔与同僚—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认定阿斯克里能担此重任，遂于1915年1月3日任命他为巴士拉行省总督，兼巴士拉军事指挥官。这位壮志凌云的军官即刻启程赴任。

阿斯克里清楚地意识到，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凭借尽可能少的奥斯曼正规军，组建一支有力的队伍驱散英国人。他的对策是从巴士拉及其周边地区征召大量部落兵。利比亚战争时期，阿斯克里在班加西目睹了部落兵团结在奥斯曼苏丹的圣战旗帜之下，共同抗击欧洲列强的事迹。毫无疑问，此次他试图再造当时的那种气势。他向部落首领发放佣金，以此巩固圣战这一宗教号召的影响力。阿斯克里鲜有空暇训练那些背景复杂的新兵，他直接领着他们上了前线。

1915年1月20日，即阿斯克里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数日后，他便在距古尔纳以北10英里的底格里斯河遭遇英军，身负重伤后被紧急送至巴格达救治。尽管如此，这位满腔热血的土耳其指挥官不愿让自己的伤势影响原计划。他的部下继续在各部落张罗征兵事宜，为奥斯曼军补充新鲜血液。阿斯克里定期与部下会面，共同商讨解放巴士拉的作战计划。他们得知，英军把绝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古尔纳—此乃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与阿拉伯河的交汇处，战略意义重大—其周边地区的洪水仍未退去，步兵基本无法进入。于是，阿斯克里及其部下打算绕开古尔纳，转而攻打英军在巴士拉的总部。

1915年4月，伤势未愈的阿斯克里重返前线，指挥攻打巴士拉。他的混编军中有4000名土耳其正规军与1.5万名阿拉伯部落兵。4月11日，部队行经古尔纳以西的英军阵地时，被英侦察部队发现，后者立即上报位于巴士拉的英军总部。英印军派出4600名步兵与750名骑兵前往巴士拉西部的谢巴（Shaiba，阿拉伯语里称Shuayba）严阵以待，准备在那里一举击退苏莱曼·阿斯克里的部队。

奥斯曼军在谢巴西南部的林地安营扎寨。4月12日黎明时分，攻城行动开始，阿斯克里此时伤势已痊愈，他在林地的总部时刻关注着前线战况。奥斯曼军利用移动火炮向英军阵地发起攻击，机枪手对准英军战壕连番扫射，掩护步兵冲击英军防线。然而待到太阳升起时，交战双方均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迷惑双眼，他们的视线因潮湿的空气与刺眼的光线产生扭曲。训练有素的奥斯曼军秩序井然，继续战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部落兵开始逃离战场。[53]

苏莱曼·阿斯克里对贝都因“圣战士”寄予厚望，但这种愿望终将落空。伊拉克各个部落对奥斯曼苏丹并非忠诚，他们并不把苏丹敬为哈里发，也与英国没有过节。许多波斯湾出口处的阿拉伯领导人—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的酋长—早已积极向英国寻求保护，要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因此，贝都因人与苏莱曼·阿斯克里的部队协同作战有相当的投机心理，一旦英军占据上风便随时可能转变立场。交战双方越是僵持不下，这些部落兵就对奥斯曼军越没有信心。

第二天，英军转守为攻。当时他们并无可调遣的空中力量，因此对战场环境不甚了解（谢巴之战是英军未实行空中侦察便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当地的沙尘、高温与海市蜃楼令英军手足无措。他们无法看见撤退的阿拉伯人，而土耳其士兵又在负隅顽抗。就在英军指挥官查尔斯·约翰·梅利斯少将准备下达撤退命令之际，他接到战报，称其部队已成功突破土耳其防线。他在之后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当时我焦虑到了极点，战报上说敌我两军均遭重创，不知能否继续向前推进。我已将最后一点兵力全部派上战场了，可形势依旧很不明朗。”[54]

72小时战斗过后，英军已疲惫不堪，再也无力追击撤逃的奥斯曼军了。交战双方均在为期3天的谢巴战役中损失惨重：奥斯曼军据称死伤1000人，英军损失1200人。战后，英军医疗队竭力救治伤员。据一位医务人员回忆称：“或死或伤的土耳其士兵被混在一起，整车整车地送来，那场面简直太可怕了。”[55]

虽然英军并未追赶落败的奥斯曼军，但这些疲于战斗的土耳其人在撤退过程中并未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目标是撤至河上游90英里处的卡米希亚（Khamisiya）驻地，途中却经常遭到贝都因部落的袭击。土耳其军官认为，这其中有许多正是逃离谢巴战场的“志愿兵”。对阿斯克里而言，阿拉伯部落的背信弃义更加重了战败的羞辱感。他在卡米希亚召集土耳其部下，怒斥贝都因人的种种行为，并称此次战败与这些人脱不了干系。像当年利比亚战争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与阿拉伯部落并肩作战，共同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未来亦不会有大规模的伊斯兰起义能从被解放的巴士拉扩散至波斯湾地区，更不用说蔓延到印度了。眼看着自己伟大的梦想就这样被无情地粉碎，最终，苏莱曼·阿斯克里选择在卡米希亚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谢巴之战意义重大。此后，奥斯曼军再无收复巴士拉的军事行动，英国在波斯境内阿拉伯河流域的石油利益亦再未受到挑战。除此之外，阿拉伯部落与城镇起事，抗击英印军占领巴士拉行省的可能性在当时亦被化解。德国与土耳其之前所希望的—用一场奥斯曼军的决定性胜利掀起更大规模的圣战以反抗协约国—也同样化为乌有，而英军对此的忧虑一扫而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英军指挥官称谢巴之战是“一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56]

重大伤亡加上长官自杀，驻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受到极大打击，军队士气降至冰点。苏莱曼·阿斯克里此次行动失败，奥斯曼军不仅未能成功驱赶驻巴士拉的英军，相反却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防守更加空虚，更难抵挡未来的入侵者。印度远征军被这次代价轻微的胜利所鼓舞，他们趁对方溃不成军之际，进一步向伊拉克内部挺进。5月，英印军向底格里斯河的阿马拉与幼发拉底河的纳西里耶方向推进。奥斯曼军被迫匆忙应对，以保巴格达免遭入侵。然而，奥斯曼军在谢巴元气大伤，又因千方百计想重振高加索地区的第三军团而长期兵员不足，使这次保卫巴格达的任务变得尤为艰巨。

 

1914年12月至1915年4月期间，奥斯曼军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萨勒卡默什之战令奥斯曼第三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杰马勒帕夏虽首度偷袭苏伊士运河未遂，但成功撤退，保住了第四军团的绝大部分实力；苏莱曼·阿斯克里企图收复巴士拉，最终一败涂地。这些战役说明奥斯曼指挥官的雄心壮志不过是一场春梦，但同时也展示了普通奥斯曼士兵的坚韧不拔，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亦秩序井然。此外，圣战号召的局限性也在这些战役中暴露无遗。奥斯曼军在一处溃败后，当地穆斯林便战战兢兢，不敢与协约国为敌。协约国则认为，只要对奥斯曼军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便能将圣战的威胁永久消除。

协约国此刻对奥斯曼军实力产生了错误的估计，他们沾沾自喜地以为敌军不堪一击。于是，他们准备策划一场大型战役，令土耳其人永远退出一战。他们将目标锁定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以及通往这座古城的海上通道—达达尼尔海峡。事实上，正是奥斯曼军在进攻萨勒卡默什时暴露出的弱点，才让英国军事部门首次考虑对海峡发动进攻。

[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To A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5–357.

[2] Ulrich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36–37；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6–137, 145–155.

[3] 关于收复1878年被侵占的三大行省的具体目标，参见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 191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1；M.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争] (Paris: Etienne Chiron et Berger-levrault, 1926), 383；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53.

[4]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137–138.

[5] Henry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114.

[6]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37–39.

[7]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1:323–331；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85–86.

[8] 例如参见Ali Ihsan Sâbis，当时在伊斯坦布尔总部任职的他既表达了他的恐惧，也表示相信恩维尔的运气，收于Harp Hatıralarım: Birinci Cihan Harbi [我的战争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ınları, 1992), 2:247.

[9]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78–379；Erickson, Ordered to Die, 57.

[10] Sâbis, Harp Hatıralarım, 2:238.

[11]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115–117；McMeekin的Russian Origins, 154–156.

[12] McMeekin, Russian Origins，154.

[13] M. Philips Price, War and Revolution in Asiatic Russ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8), 55 and chap. 8；Enver Pasha’s report was quoted from documents in the Turkish military archives by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116.

[14] Ali Rıza Eti, Bir onbaşının doğu cephesi günlüğü, 1914–1915 [东线下士的日记，1914–1915]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9), 60；Erickson, Ordered to Die，46，54. 另见 Köprülü Şerif Ilden, Sarıkamış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1999), 124. 书中他声称三十名亚美尼亚人从凡城叛逃，于11月16至17日越过边界，为俄军提供了有关奥斯曼军在Aras的薄弱环节的详细情报。

[15]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51, 60–66.

[16] Eti,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60.

[17] Ilden, Sarıkamış, 146–147.

[18] 各方消息对部队人数的估计各有不同。文中的数字引自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52. Larcher给出了奥斯曼军和俄军在高加索地区的数量，声称奥斯曼第三军团达15万人，其中9万人全副武装，训练有素，适合战斗；俄军约有6万人。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283.

[19] 恩维尔的任务内容引自Ilden, Sarıkamış, 151–152, and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83–384.

[20] Eti, Bir onbaşının... günlüğü, 102–103.

[21]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104.

[22]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104.

[23] 对奥尔图的进攻发生在12月23日。关于奥斯曼军第31和第32师之间的战斗，参见Fevzi Çakmak, Büyük Harp’te Şark Cephesi Harekâtı [一战的东线战事]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76；有关 2,000 名奥斯曼士兵被自己部队杀死的叙述，参见Ilden, Sarıkamiş, 167–168；另见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57；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86.

[24]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58；Çakmak, Büyük Harp, 77.

[25]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60–268；另见Larcher, La guerre tur- que, 387–388.

[26] Ilden, Sarıkamış, 212–213.

[27] Ilden, Sarıkamış, 177–179.

[28] 有关12月26日战斗的详尽一手资料，参见 Ilden, Sarıkamış, 191–201.

[29] Ilden, Sarıkamış, 231；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78.

[30] Eti, Bir onbaşının... günlüğü, 121–122. 奥斯曼军在萨勒卡默什所估算的77,000 名伤亡人数中，约有6万人阵亡，其余应沦为战俘。Çakmak, Büyük Harp, 113–114；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83–284.

[31] 对恩维尔和哈菲兹·哈奇最激烈的批评，特别参见the memoirs of IX Corps chief of staff Şerif Ilden, Ilden, Sarıkamış, 149, 158–159, 174–175, 208, 216–218, 232；Sâbis, Harp Hatıralarım, 302–317；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40.

[32] Allen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86–287.

[33] Georges Douin, L’attaque du canal de Suez (3 Février 1915) (Paris: librairie delagrave, 1922), 45–46.

[34] Djemal Pasha, Memories, 154.

[35] Douin, L’attaque, 60.

[36] 阿尔斯兰关于自己参加西奈战役的描述，记录在Shakib Arslan, Sira Dhatiyya [自传](Beirut: Dar al-Tali`a, 1969), 141–147.

[37] Djemal Pasha, Memories, 152.

[38] 这位几乎可以确定是多明我会神父Antonin Jaussen，他后来在战争期间作为法国情报官员在Port Said继续工作。Jaussen在Hijaz做考古调查，并撰写了一部约旦南部贝都因人的民族志研究。Douin, L’attaque，77–79. 关于Jaussen，参见Henry laurens,“Jaussen et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français (1915–1919),” in Antonin Jaussen: Sciences sociales occidentales et patrimoine arabe, ed. Géraldine Chatelard and Mohammed Tarawneh (Amman: CERMOC, 1999), 23–35.

[39] Douin, L’attaque, 79–80; 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29.

[40]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5.

[41] IWM, P 158,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H. V. Gell, Documents 10048, diary entries of 24 to 28 January 1915.

[42] NARA, Istanbul vol. 293,“The Egyptian Campaign of the Turkish Army,” 美国驻耶路撒冷副领事S. Edelman的报告，1915年3月20日。

[43] IWM, RN, P 389, papers of Commander H. V. Coates, Documents 10871, translations of Ottoman army orders for the attack on the Suez Canal, 1 February 1915.

[44] Douin, L’attaque, 92.

[45] 塔尔加曼将自己的战争经历与女儿西哈姆联系在一起，写在Daughter of Damascus(Austi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4), 166–199页。本次引用于180页。

[46] Douin, L’attaque, 96，以及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9，讲述了“圣战志愿者”如何打破寂静，让狗吠叫起来；根据奥斯曼军战斗指令的译文副本，来自非洲的黎波里的圣战士（Mujahid）被派往 Serapeum附近，即冲突发生的所在；IWM, RN P 389, papers of Commander H. V. Coates.

[47]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181.

[48]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 (Cairo: Shafiq Pasha Press, 1926), 1:81.

[49] Douin, L’attaque, 100–102；McMunn and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43–45.

[50]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346–347；Djemal Pasha, Memories, 157.

[51] McMu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50；Djemal Pasha, Memories, 159.

[52] 关于Suleyman Askeri，参见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119–130，以及由 Muhammad Amin总结翻译的土耳其军队手册，题为“The Turco-British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and Our Mistakes,” in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comp. F. J. Moberly (London: HMSO, 1923), 1:352–355.

[53] 对谢巴战争中阿拉伯参与者的描述，证实了士气的低落和高逃亡率;参见Jamil Abu Tubaykhed., Mudhakkirat al-Sayyid Muhsin Abu Tubaykh (1910–1960) [al-Sayyid Muhsin Abu Tubaykh回忆录] (Amman: al-Mu’assisa al-`Arabiyya li’l-dirasat wa’l-nashr, 2001), 40–45.

[54]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34；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88.

[55] Edward J. Erickson引用了奥斯曼帝国官方数据，Ordered to Die，110–111. F. J. Moberly在英国官方历史中，声称英军死亡 161人，受伤 901 人，而奥斯曼军死伤达6000人，包括 2000名阿拉伯非正规士兵—这意味着在这场战斗中，阿拉伯人比英军或土耳其人承认的都要更加积极。F. J. Moberly, comp.,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London: HMSO, 1923), 1:217.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34, 其中称英军死伤人数为1257 人，土耳其人的损失“约为该数字的两倍”。The quote is from the diary of W. C. Spackman,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89.

[56] Sir George McMunn,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80;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34, 其中宣称谢巴是“该战线首次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