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突袭达达尼尔海峡

1915年1月2日，英国战争委员会成员聚首伦敦，就俄军总司令向其发出紧急请求一事展开商讨。会议由时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主持，会上主要人士对如何推进英军战事各抒己见。战争委员会虽然理论上只是英国内阁下属的众多委员会之一，但它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决策权的机构，只需向内阁报告已做出的政治决策。委员会中的非军方人士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譬如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等等。但对委员会审议进行最终定夺的是陆军大臣—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

基奇纳勋爵是英国最著名的军人，他那出了名的八字胡与手指前方的动作成了英国1914年征兵海报上的标志。1898年，他率领英军在恩图曼战役中大获全胜，并重新占领苏丹；曾指挥英军参加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还出任印度军总司令直至1909年。与战争委员会中的非军方人士相比，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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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的会议中，与会成员着重讨论了俄高加索地区的动荡局势。俄军最高指挥官尼古拉大公在圣彼得堡召见了英国军事专员，称俄军当下岌岌可危。萨勒卡默什的消息刚刚传至俄国，且12月27日的情报显示，土耳其人正在包围俄驻高加索部队。于是，尼古拉向英国寻求帮助，期望英军向奥斯曼军发动进攻，以缓解俄军压力。

当时，英国政府无从知晓，就在他们商讨土耳其军对高加索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时，俄军即将打败恩维尔的部队。战争委员会不愿拒绝协约国盟友的要求，于是同意由英军对奥斯曼军发动进攻。会议一结束，基奇纳便给圣彼得堡拍电，向大公保证英军会“对土耳其军采取行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后，英国开始策划袭击达达尼尔海峡。[1]

 

从一开始，基奇纳便主张对土耳其人发动海上进攻。他认为英军在西线已无多余兵力可供调派，但可利用地中海东部的一批英法战舰对奥斯曼军实施进攻。摆在英国眼前的困难，是要找到一处对奥斯曼帝国战略意义重大的沿岸目标，能使伊斯坦布尔在该目标遭袭之后，抽调高加索地区的兵力前来增援。此前，英国皇家海军已对土耳其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丁、亚喀巴湾、地中海东北角的伊斯肯德伦湾，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外围的阵地接连发动攻击，都未能使奥斯曼军抽调其驻高加索部队。基奇纳认为，倘若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新一轮攻击，对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构成威胁，也许能使驻高加索地区的奥斯曼军火速赶来解围。在一封写给丘吉尔的信中，他写道：“能使奥斯曼军停止增援东线的唯一办法，便是袭击达达尼尔海峡—这座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大门。”[2]

基奇纳指示海军大臣丘吉尔与其部下将领共商袭击达达尼尔海峡、“展示”协约国海上实力的可行性。在与驻地中海东部的英国海军指挥官沟通时，丘吉尔不仅让英军从海上展开炮击，更寻求“单凭战舰强行通过海峡”以直接威胁伊斯坦布尔。这提高了风险。换言之，此次行动需要英国战舰通过重兵把守、雷区密布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从而对伊斯坦布尔构成威胁。

达达尼尔海峡的起止点为地中海与马尔马拉海，全长约41英里。为确保伊斯坦布尔免受来自海上的入侵，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将兵力重点分布在从地中海至海峡的14英里海岸线上，而那里的欧洲海岸与亚洲大陆仅间隔1600码。在这段战略海峡上，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盟友配备了先进的机关炮组来加固防守，安装了探照灯以防敌军夜间行动，在水下拉网阻碍敌军潜艇行进，并布下几百枚水雷，令海峡几乎无法通行。

1月5日，英国驻地中海东部的海军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上将向丘吉尔作出回复，称越过奥斯曼军防线虽非易事，但若“加大行动力度，出动多艘舰船”，仍能强行突破海峡。为顺利打通海峡，卡登上将进而起草了四步作战计划。第一步是“减少敌军在海峡入口处的要塞”。这能使英法舰船撕开海峡入口，为扫雷人员提供掩护。第二步是“摧毁海峡内至卡菲（Kephez）的防线”。英军拿下至海峡入口4英里这段最宽阔的水域后，便进一步向密集布雷区，同时也是沿岸炮组离航道最近的地方挺进。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英舰将清理剩余水雷，摧毁达达尼尔海峡以外的防线，并进一步通过余下27英里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卡登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数周之内仅凭海上力量便能达成。1月13日，丘吉尔将卡登上将的作战草案呈交战争委员会审议。[3]

就在战争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卡登的作战计划之时，俄军已在高加索战线击溃恩维尔的部队，无需英国施以援手了。尽管如此，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取得重大胜利并占领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设想，已经使基奇纳动了心。当时西线陷入僵局，在东线取得突破的可能较大。1914年11月至1915年1月期间，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亚丁、伊斯肯德伦湾，以及萨勒卡默什等地屡战屡败，这使英国政府相信奥斯曼军处于崩溃边缘。假若协约国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并攻下伊斯坦布尔，他们便能使土耳其永远退出一战。

伊斯坦布尔无疑将是英军的战利品，但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更是英军此次行动所能获得的重大战略资源。协约国一旦控制了海峡，英法两国便能通过黑海部署兵力及战略物资，与俄国一道从东面对抗德国与奥地利。先前被困黑海的俄国谷物在海峡解禁后，便可输送给西线的英法部队。基奇纳清楚此次行动背后的风险，他向战争委员会中持怀疑态度的同僚保证，如若行动失败，将舰船撤回即可。无需出动地面部队是这次行动非常吸引人的一点。

为求得突破，尽早结束战争，英国战争委员会于1月13日通过了卡登上将的作战计划。皇家海军受命“于2月准备一支海军远征队，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轰炸并占领加里波利半岛”。[4]

决定在中东开辟新战线后，英国便迅速知会其他协约国盟友。丘吉尔将英军袭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告知了俄国海军大臣，俄国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并承诺派出一支海军分队接受英国指挥，以协助展开这次行动。1月19日，丘吉尔向尼古拉大公提出建议，称英军不仅仅满足于“小试身手”，而是试图冲破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并占领伊斯坦布尔。丘吉尔请求俄国在英法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实施攻击的同时，从黑海向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攻击。俄国承诺一旦英舰抵达马尔马拉海，它将立刻派遣海军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协助协约国盟友占领海峡对俄国人而言求之不得。他们早就期待一场欧洲战争好趁乱攻下伊斯坦布尔与达达尼尔海峡。如今机遇就在眼前，他们唯恐让其他势力—尤其是希腊—抢占先机。虽然俄国人承诺向海峡发起联合进攻，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用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其对伊斯坦布尔的控制。[5]

这次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并非旨在分割奥斯曼帝国，但却使协约国内部就战后如何瓜分帝国展开了谈判。在英法舰船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情况下，沙皇政府会正式寻求盟友认可其对土耳其领土的掌控权。1915年3月4日，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写信给英法大使，称“鉴于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峡的控制权期待已久”，希望英法两国能够同意将其划归俄国所有。萨宗诺夫在信中列出了俄国觊觎的各片领土：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沿岸、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以及至米德耶—厄内兹线（1912年末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失利后被迫划定的边界）的奥斯曼色雷斯地区。俄国的这一要求会使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沿岸、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以及马尔马拉海的亚洲沿岸继续由奥斯曼帝国掌控，但同时确保了俄国对连接黑海与地中海这条重要水路的主导权。

俄国的要求虽然大胆，却未伤及英法两国利益。于是，伦敦与巴黎方面同意届时兑现承诺。3月12日，英国承认将“整场战争最丰厚的战利品”让与俄国，同时保留在战争过程中要求占领奥斯曼帝国其他领土的权力。法国早已明确自己想要的份额，企图吞并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地区、伊斯肯德伦湾，以及奇里乞亚地区（土耳其阿达纳城东南部周围沿海地区），以作为同意俄国分走伊斯坦布尔与达达尼尔海峡的补偿。1915年3月4日至4月10日，协约国正式签订《君士坦丁堡协定》系列文件，当中记录了俄法两国的声明与英国的延期表态—这是战时大大小小瓜分奥斯曼帝国计划的其中一个，但事实证明，奥斯曼帝国远比协约国预期的要坚韧得多。[6]

 

1月末至2月初，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外集结舰队。英法两国向希腊政府协议“租借”穆兹罗斯港作为其行动基地。该港口隶属有争议的利姆诺斯岛，距达达尼尔海峡50英里。英国还占领了面积稍小的格克切岛与博兹贾岛，这两座岛屿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入口两侧，均离土耳其海岸咫尺之隔。希腊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了这些岛屿，但土耳其从未承认希腊对这些岛屿拥有控制权，因此协约国集结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并不会破坏希腊的中立立场（希腊于1917年6月才加入协约国阵营）。

不久后，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便意识到，他们仍需派出一些地面部队，以协助任何在达达尼尔海峡展开的海上行动。据英国情报称，土耳其在加里波利半岛拥有4万兵力。即使这些奥斯曼士兵因一场大型海上袭击而撤退，英法两国若想确保协约国航运安全，仍需占领沿达达尼尔海峡分布的各个奥斯曼军据点。一旦攻陷伊斯坦布尔，他们还需要出动一支占领部队。但眼下的困难是，如何说服基奇纳勋爵从西线调派步兵援助东线战事。

由于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对整个战局的潜在利益很看好，基奇纳同意出动地面部队。但他仍敦促丘吉尔重点利用海上力量打通海峡。这位陆军元帅认为西线最需要步兵力量，他只是将这些步兵暂借给土耳其战线，不久便要归还。因此，在海军突破达达尼尔海峡防线之前，地面部队只用作后备力量。在此基础上，基奇纳于2月末命英军驻埃及指挥官派遣3.6万名澳新士兵赶赴穆兹罗斯港，与那里的皇家海军会合。法国也同样开始集结地面部队，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做准备。法国东方远征军联合欧洲与殖民地部队，以及外籍兵团，浩浩荡荡共1.8万人，于3月的第一周奔赴达达尼尔海峡。

数万名协约国士兵与水兵齐聚达达尼尔海峡，“小试身手”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大战—一次协约国输不起的战役。基奇纳原先认为英军即使未能突破海峡，亦不会有损英国颜面，而如今却是骑虎难下。1915年2月，达达尼尔海峡首战打响，协约国对海峡外围要塞发起炮击。英国此前声势如此浩大，已没有退路，如若战败，必将颜面尽失。

 

穆兹罗斯深水港中集结着中东战线第一支先进的工业化舰队。英国派遣其第一艘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去往达达尼尔海峡。该航空母舰由商船改建而成，配有两个机动升降台，能将水上飞机从船体内部运至水面，方便飞机起飞与降落后的回收。“皇家方舟”号上的6架水上飞机将为此次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执行空中侦察，直至协约国能在利姆诺斯岛与博兹贾岛上建造跑道，以便远程重型飞机降落。在14艘英舰与4艘法舰当中，当年竣工服役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超无畏战列舰最大，也最为先进。该舰配备的8门15英寸主炮拥有地中海东部的最强火力，能够将一吨重的炮弹射至18英里外。其余无畏舰与年代稍久远的战船则为12英寸火炮，虽射程不及“伊丽莎白女王”号，但火力依旧强劲。穆兹罗斯港内另有70艘各式各样的战船，包括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扫雷舰、鱼雷艇等。英法舰队总火力达274门中型与重型火炮。

1915年2月19日，海上行动开始。协约国舰队的首要任务是摧毁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围要塞及其武装。这些要塞位于欧洲大陆的赛迪尔巴希尔，以及亚洲大陆沿海地带的库姆卡莱（Kum Kale）地区，要塞中的19门火炮陈旧不堪。先进的英国无畏舰射程比这些落后的土耳其火炮要远得多，他们在距要塞5到8英里的海面上安全地发起炮击。数次直接命中奥斯曼军阵地后，英舰向岸边靠拢，以检验其对敌军阵地所造成的伤害，此时土耳其士兵开始还击，迫使英舰退回安全水域重新考虑对策。

协约国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不胫而走。尽管协约国未能得手，但仍使伊斯坦布尔陷入一片恐慌。奥斯曼政府与帝国皇室成员准备弃城，逃往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中间的安纳托利亚小镇—埃斯基谢希尔。帝国财政部为以防万一，开始将其黄金储备向安纳托利亚地区转移。土耳其人的这些举动令伦敦满怀信心，期望一举突破达达尼尔海峡，能给伊斯坦布尔造成政治危机，进而推翻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最终令奥斯曼帝国迅速投降。基奇纳一直以来都期盼成功袭击伊斯坦布尔，从而引发这样一场革命。[7]

由于涨潮及恶劣天气，第二轮进攻延后了5天。2月25日，卡登上将重新对土耳其军阵地发起近距离炮击。但如此一来，英舰便暴露在敌军的火力范围内，导致“阿伽门农”号无畏舰被土耳其的炮弹击中受损严重。尽管如此，当天的炮击还是成功摧毁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欧两岸的外围要塞，驻守那里的土耳其军在协约国的炮火之下仓皇而逃。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从加里波利半岛的南角登陆，摧毁敌军残余掩体后安全返回船上，其间并未遇到任何抵抗。[8]

现在，协约国舰船已可顺利驶入海峡口，丝毫不用顾忌敌军在此的火力。这使卡登上将能够执行作战计划的第二步：扫雷并摧毁从峡口至科佩兹点（Kepez Point）的陆上防线。当时，守卫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地面部队规模不大，但错误的情报以及糟糕的天气却耽误了英舰的行动，反使土耳其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加固阵地。

2月末至3月中旬，海上狂风不断，卷起层层海浪，使英法舰船无法执行扫雷这类需要细致小心的任务。天气好转后，扫雷舰才开始工作，而英法战舰则驶入海峡，确保拖船免受岸上的炮击。令协约国受挫的是，达达尼尔海峡内的沿海固定岸炮组位置隐蔽，且不在舰船的射程范围之内。协约国舰船的重型炮弹只能落在掩体四周，把敌军的火炮埋进土里，却无法将其摧毁。一旦舰船后撤，奥斯曼军与德军便又将其挖出，使岸炮组正常工作。[9]

虽然岸炮组使英法战舰非常无奈，但德国引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新型移动火炮才是协约国航运的最大威胁。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抱怨道：“那些该死的火炮不冒烟，体积小，移动便捷，我没有锁定它们的高招。”移动榴弹炮从山后朝海峡开火，炮弹不受干扰地落在协约国舰船的甲板上，造成重大伤亡。“紫石英”号巡洋舰一次在执行扫雷任务时，被炮弹直接击中，造成舰上20名法国水兵死亡。只有侦察机才能定位这些移动火炮，但在英国飞行员向舰船汇报其位置时，敌军炮兵早已将火炮转移到新地点，安然无恙地继续向入侵船只发起致命攻击。[10]

就像战舰无法定位移动火炮一样，扫雷舰亦很难找到水雷的确切位置。据英军情报称，土耳其人将水雷埋在了达达尼尔海峡口至海峡窄处。但其实，奥斯曼军很明智地选择将其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北部，那里水道最窄，如此一来敌军舰船便无法通过科佩兹点至海峡窄口处这段水域。这意味着海峡最宽阔的水域里根本没有水雷，而协约国舰船却在那里浪费了数周时间排雷。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怀疑德国人蓄意误导协约国，他在日记中愤懑地写道：“尽管我们的情报（很可能就是德国佬故意编造的）里精确透露了水雷的位置、数量，以及布雷密度，可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个都没找到。那我们从2月25日开始都他娘的在瞎忙活啥？”[11]

行动开始一个月后，协约国舰队似乎未能接近奥斯曼岸炮组半步，扫雷舰也无功而返。伦敦方面，丘吉尔开始失去耐心了。3月11日，他拍电给卡登上将：“如果我军为取得胜利不得不牺牲舰船与人员，则最后的战果必须要能证明我们没有白白牺牲。每一个审慎的决定，即便会造成一些损失，也将得到我们的支持。”面对丘吉尔的施压，卡登上将回复称，将于3月15日袭击海峡内侧要塞，硬闯海峡。然而，面对巨大压力，卡登于3月16日病倒，被送往马耳他接受救治。他的副手—J. M. 德罗贝克中将接任其职，下令于3月18日上午实施行动。[12]

 

3月18日上午天气晴好，英法舰队驶入海峡，展开攻击，德国人把这次行动称为“装甲舰与岸炮组的旷世对决”。上午11时，英国在海峡口最大的6艘战舰组成一个小分队，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超无畏舰的率领下，向奥斯曼军的要塞发起进攻。据一位目击者称，英舰向土耳其阵地持续开火，火力密集到“令人喘不过气”。“岸上的要塞也给予了有力还击，虽然……在这么凶猛的攻击下似乎无人能在要塞及其周边地区幸存。”炮火落在恰纳卡莱与基利特巴希尔这些镇子的废弃木屋上，熊熊大火持续了一整天。行动最初的90分钟里，战斗呈胶着状态，双方均未能占据上风。[13]

12时30分，4艘法国战舰迫不及待地加入战斗，并率先驶往科佩兹点。在深入海峡内部的过程中，这些法舰遭到了沿岸要塞、岸炮组和移动榴弹炮的猛烈攻击。接下来的一小时里，“絮弗伦”号与“布维”号被直接击中数次，但仍顽强地予以还击。之后，土耳其火力开始减弱，法国小分队亦奉命撤退，由英舰接替攻击。

此后，战事的发展对协约国极为不利。“布维”号调转方向驶离达达尼尔海峡，途中在海峡亚洲海岸附近的埃伦考湾（Erenköy Bay）遭遇强劲水流，触发了一枚水雷。爆炸使“布维”号的舰体开了一个大洞，整艘战舰立刻向右舷倾斜，船桅横了过来，海水汹涌着没过烟囱，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不到两分钟，“布维”号便沉没了，只剩3个螺旋桨还在水面上旋转。当时舰上724名船员几乎全部被困在倾覆的船体内，舰船就这样带着他们瞬间沉入海底。一位法国军官在日记里写道：“没有人，甚至连上帝都无法制止舰船的致命沦陷。即使我活到100岁，我也永远无法忘记眼睁睁目睹‘布维’号沉没的惨剧。”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数分钟内，最终仅62人生还。[14]

埃伦考湾密密麻麻的水雷令协约国防不胜防。在协约国扫雷的那几周，奥斯曼军严密监视着他们的动向，并于3月7日至8日在海湾口新布下了20枚水雷。奥斯曼军的这些举动完全避开协约国扫雷人员与空中的侦察。“布维”号沉船原因尚且不详—炮弹、水雷，抑或是岸边发射的鱼雷—与此同时，一些英舰在埃伦考湾重蹈覆辙。下午4时许，英国“不屈”号触发水雷。紧接着，“无阻”号亦遭遇水雷，其舵盘失灵，只好随波漂荡。“海洋”号奉命前去援助“无阻”号，却又误触了另一枚水雷。这道水雷阵已收获4艘敌舰。

看到一艘敌舰沉没，另三艘遭受重创，土耳其炮兵嗅到了胜利的气息，于是愈发猛烈地向搁浅船只开炮。一枚炮弹精准地击中了法舰“絮弗伦”号的弹药库，引发了剧烈爆炸，致使12名水兵死亡。舰船差点沉没，直到海水涌进弹药库，进一步的爆炸才未发生。法舰“高卢”号亦同样遭炮击损毁严重，舰体进水；“伊丽莎白女王”号则被直接击中5次。等“不屈”号撤离海峡，“海洋”号与“无阻”号上的幸存船员被成功救起后，德罗贝克便即刻升起令旗，号令所有舰船撤退。

看着英法战舰如此狼狈，马苏迪炮兵连尤其心满意足。1914年12月，“马苏迪”号被英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随后其火炮从海床上捞起，重置于一座以沉船命名的临时防御工事中。当年该舰船的幸存船员如今重聚马苏迪炮兵连，他们向敌舰持续开火，直到弹药几乎耗尽。马苏迪的枪炮官塞菲克·卡普坦记下协约国战舰撤出战斗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我们赢了，”他十分欣喜地写道，“我们报了当年沉船的仇。”土耳其炮兵继续向失控的“海洋”号与“无阻”号开火，直到这两艘舰船也像“布维”号一样沉入海底。[15]

当最后一艘协约国战舰蹒跚撤出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事实上，这是奥斯曼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守卫海峡的炮手兴奋难耐，他们跳上炮台的胸墙，大声地喊着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口号：“吾苏丹万岁！”（“Padişahım Çok Yaşa！”）尽管如此，伊斯坦布尔以及帝国的其他城市对此次胜利却毫无反应，没有任何自发的示威庆祝或胜利游行。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称，警察只得挨家挨户地鼓励市民挂国旗庆祝胜利。

一位名叫哈基·苏纳塔的青年陆军中尉，听闻海军的这场胜利时正坐在咖啡屋里给朋友写信。他后来回想起那天的感受：“我们对战事知之甚少，不知敌军损失有多惨重。我猜一开始，就连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这场胜仗的重要性，所以没有把它当做重大胜利来宣传。”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奥斯曼军总司令部的确就那天的战斗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描述协约国攻击如何之猛烈，而土耳其守军如何为捍卫祖国，英勇地与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作斗争。然而，民众并不太相信战争会就此终止，他们认为协约国舰队第二天便会卷土重来，继续发起进攻。[16]

另一边，如此惨痛的失利令英法两国瞠目结舌。3艘战舰被击沉，另有3艘损毁严重，无法继续作战。除此之外，还有千余人阵亡，几百人受伤。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协约国舰队的实力便锐减三分之一，却并未能重创奥斯曼军阵地。英法两国并不知道，奥斯曼军在此次战役中几乎毫发无损：海峡内的炮兵连基本完好，科佩兹点与海峡间的雷区也未被破坏，且只有不到150人伤亡。协约国3月18日的惨败为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行动画下了句点，他们转而计划出动地面部队。[17]

 

伦敦方面，战争委员会于3月19日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这一非常不利的局面。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遭重创后，英地中海远征军步兵团总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向基奇纳勋爵劝说，称达达尼尔海峡仅靠海军无法强行突破，需要出动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进入加里波利半岛，摧毁炮组，从而保证协约国舰队安全驶入海峡，并向伊斯坦布尔挺进。英军遭遇如此重大的挫败，毫无疑问将中止对海峡的攻击。皇家海军也无法再承受第二次类似的打击了。长久以来，基奇纳一直反对把地面部队投入到西线以外的重大战场上，但此刻他也别无选择。他对汉密尔顿说：“你知道我的观点，达达尼尔海峡必须拿下，如果为扫除障碍有必要在加里波利半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那就必须执行，并要贯彻到底。”随后，基奇纳承诺抽调7.5万名步兵参与此次战役。[18]

当时，俄国退出了协约国攻打奥斯曼帝国首都的行动。既然英法战舰未能成功驶抵马尔马拉海，沙皇政府认为他们也不必派出军队攻打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北部区域。除了在黑海沿岸闹出了一点小动静以外，俄军其实并未开展其他行动缓解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压力。不过，英国官方历史在记录加里波利战役时还是提到，“直到6月末，俄军在博斯普鲁斯牵制了当地土耳其军3个师的兵力，后者害怕俄军登陆”，否则他们本可被调去守卫达达尼尔海峡。[19]

协约国计划用一个月时间筹备入侵加里波利半岛的军事行动。虽然一个月并不足以策划与协调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行动，但协约国战争策划者知道，他们拖得越久，留给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准备的时间便越多。海上先前进攻的延误已经给土耳其人一个月时间加固加里波利半岛的阵地。英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四周里策划一场进攻，确保能击败与他们拥有相同准备时间的奥斯曼帝国与德国。

相比奥斯曼守军而言，协约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一场海军与陆军共同参与的军事行动，其后勤与策划非常复杂。首先，必须集结运输船，将兵员、移动火炮、弹药、坐骑、食物、水，以及补给运送至前线。其次，抢滩登陆需要大批登陆艇与驳船。英国军官跑遍了地中海港口，以现金购买了所有小型船只（这种购买行为当然引起了土耳其与德国的警觉，他们察觉到一场登陆行动即将展开）。再者，还必须建造桥墩与浮桥，并将其运送至预定的登陆海滩，随后军队工程师还需克服艰苦的条件将这些码头设施组装完毕。医疗人员及设施也需就位，以准备接收伤员。同时，医疗船需随时待命，将重伤者送至马耳他与亚历山大港救治。这一系列的细节似乎没完没了，但个个又都事关重大。

协约国部队士兵的多元化，使原本就错综庞杂的侵略计划更为复杂。加里波利之战是一战中最国际化的一场战役。地中海远征军规模达7.5万人，其士兵来自世界各个角落：除英国部队—包括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还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分毛利人与白人部队），廓尔喀人与锡克人，法国人，成分复杂的外籍兵团，还有非洲各殖民地部队，来自塞内加尔、几内亚、苏丹，以及马格里布地区。士兵之间语言不通，但又得相互依赖。倘若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计划指导远征军各部队的行动，这支军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巴别塔”。[20]

对于奥斯曼士兵而言，虽然他们的任务与协约国相比较为简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加里波利之战事关奥斯曼帝国的存亡。伊斯坦布尔方面，奥斯曼第三军团在高加索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恩维尔帕夏深知自己禁不起再一次的失败。若要取得胜利，分散于海峡亚欧两岸的奥斯曼军各部队之间需妥善组织，确保通讯畅通。1915年3月的最后一周里，恩维尔决定将达达尼尔海峡的各个师整编为奥斯曼第五军团。尽管他与德国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团领导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有过分歧，但此次他不计前嫌，屈尊邀请其为第五军团总指挥，守卫达达尼尔海峡。利曼即刻启程前往加里波利设立总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英军登陆前我只有短短4周的时间，这仅够我军完成最重要的安排。”[21]

奥斯曼第五军团约计5万人，仅为协约国部入侵部队的三分之二。不过，守卫滩头比登陆滩头所需的兵力要少，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准确地守住要害。利曼当下的难题是预测协约国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并对其进行重点防御。他派遣2个师（每个师约1万人）驻守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沿岸，另调3个师镇守加里波利半岛。然而，该半岛长约60英里，这意味着有诸多薄弱地区需要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策划者多加防范。

经过慎重考虑，利曼及其土耳其部下划出加里波利半岛上三处最有可能遭袭的地点：赫勒思角（Cape Helles）、阿尔布茹努(Arıburnu)及布莱尔（Bulair）。赫勒思角最南端适合海上登陆，因为协约国战舰可从三面同时向陆地开火。阿尔布茹努北面的海滩（不久后便被人称为“澳新湾”）易于登陆，且距达达尼尔海峡仅5英里。假若协约国掌控了阿尔布茹努至麦都士（Maidos，今埃杰阿巴德）一带，他们则可迅速切断半岛南部通路，将奥斯曼守军团团围住。尽管如此，利曼还是认为布莱尔才是最薄弱的地点。布莱尔位于半岛北部，那里半岛仅2英里宽，若协约国成功登陆，则能够切断整个半岛的通路，并掌握马尔马拉海的控制权，切断海峡内奥斯曼第五军团的补给及交通航道。鉴于以上分析，利曼决定派3个师分别镇守赫勒思角、阿尔布茹努和布莱尔这三个薄弱点。

奥斯曼军开始在这些关键的海滩上构筑防御战壕，并拉起铁丝网阻碍登陆。英国飞机定期飞抵加里波利上空，一旦发现任何工地或聚集的土耳其部队，便指引海军向其发动炮击，奥斯曼军只得在晚上修筑防事。截至4月中旬，他们已建起数英里的战壕，内有隐蔽的机枪掩体以及炮台，能够阻击任何海上登陆。在协约国登陆前夕，他们仍在赶修工事，只见穆兹罗斯港中聚集了许多船只与兵员，他们明白，敌军就要展开行动。

 

在埃及过了一番枯燥乏味的营地生活之后，多数澳新士兵都非常乐意登船前往加里波利。唯一对此感到有些遗憾的是骑兵队，因为他们不得不把心爱的战马留在埃及。加里波利以山地为主，骑兵队一展身手的机会不大，因此他们此次行动并未携带坐骑。

在这些士兵写给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新西兰坎特伯雷营的莫斯汀·普赖斯·琼斯下士，在信中向母亲描述了他于4月16日驶抵穆兹罗斯港后的所见所闻，并对港内齐集的各式舰船大为赞叹—数十艘运输船载满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部队，士兵们个个严阵以待”，“数百艘巡洋舰、无畏舰、超无畏舰、潜水艇、鱼雷驱逐舰，以及鱼雷船，勾勒出一幅雄伟的图案”。面对此情此景，他深感自豪，也非常欣慰。“这让你意识到我们帝国是多么的强大。你看到这么多了不起的弟兄，而你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都能使你激动不已。”琼斯与他的同伴相信，他们此次的冒险终生难忘。[22]

地中海远征军的指挥官也积极鼓励士兵把这次战斗当做一次冒险。登陆前夕，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向“法国士兵与英王”发布宣告，把未来的这场战争描述成“现代战争中一次前所未有的冒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番雄心勃勃的讲话旨在激励士气，但同时也折射出军队指挥官的稚嫩，他们在很多方面与其所率领的士兵一样，对所谓的“现代战争”缺乏经验。

而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加里波利一战事关生死，绝非冒险那么简单。为坚定部下的作战信念，奥斯曼军驻阿尔布茹努部队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在战前官邸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不是命你们去战斗，而是命你们去牺牲。我们奋勇杀敌倒下了，还会有其他官兵前赴后继，一往无前。”凯末尔日后成为“土耳其之父”，他的这番话预示着数以万计土耳其士兵的悲壮命运。[23]

 

4月25日，当月光与这个周日的第一缕晨曦相遇时，协约国战舰蓄势待发，准备登陆。这些战舰关闭了所有照明设施，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航行，以避免惊动土耳其人。真正的登陆地点此时仍然高度保密，只有协约国指挥官知晓。他们希望能让奥斯曼守军防不胜防，从而抢占滩头，保证后续部队安全登陆。

为扰乱敌军视线，英法两军准备在战区的最北端与最南端实施佯攻。法军派一支船队到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南部的贝西卡湾（Besika Bay），计划在那里佯装大规模登陆，以便将奥斯曼部队牵制在远离实际登陆地的位置。原本利曼·冯·桑德斯就担心协约国会从加里波利半岛最北面的布莱尔实施登陆，而英军碰巧选择在那里佯攻。利曼早已在布莱尔部署了一个师的兵力，并亲自前去观察英军的动向。这些佯攻牵制了奥斯曼军两个师，他们本有可能被调往协约国的实际登陆地点。

地中海远征军分为3组实施此次登陆行动。英军被派往主要登陆地点—加里波利半岛南端的赫勒思角。他们将在赫勒思的5处海滩协同登陆。法军将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沿岸库姆卡莱周边地区，以防奥斯曼士兵从此处向对岸登陆中的英军开火。一旦英军抢滩成功，法军将从库姆卡莱赶赴赫勒思角与英军会合。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被派往阿尔布茹努周边地区，负责盯防任何土耳其援军，并对奥斯曼军在赫勒思地区的大后方构成威胁。协约国此次多面出击，旨在迷惑土耳其部队，令其不知该把兵力集中在哪一位置，并在最短时间内让尽可能多的协约国士兵成功登陆，以一举击垮土耳其守军。

破晓之前，第一批抢滩士兵从舰船的高层甲板沿绳梯降至划艇内，他们将划过最后的百余码海面抵达海滩。那时，登陆艇上密密麻麻的士兵完全暴露在枪炮与榴霰弹的威胁之下。因此，为保护部队免遭岸上火力攻击，英法战舰于清晨4时30分在海滩上制造了“冲天的烈火与呛人的烟雾”。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后来写道：“那声响震耳欲聋，空气中四处弥漫着烟尘。”就这样，协约国战舰持续向海滩开炮，直至登陆舰距海岸仅半英里之遥。[24]

对于奥斯曼守军而言，他们一直警惕着协约国的入侵，这次敌军战舰向岸上开炮就是战斗打响的讯号。于是，土耳其军官吹响令哨，命部下坚守阵地。舰船集中攻击一部分小型海滩，从两三个方向同时开炮，使土耳其军阵地遭受重大损失。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事后回忆道：“海岸线上黑烟四起，夹带着一丝蓝绿色的滚滚浓烟，能见度骤降为零。”据萨布里少校述称，协约国海上炮击摧毁了岸上的炮台，将交通壕夷为平地，并把“救命用的散兵坑”变成了“坟墓”。“鸡蛋大小”的榴霰弹使守候在战壕里的土耳其士兵伤亡惨重。尽管如此，土耳其士兵并未乱了阵脚，敌军猛烈的攻击似乎更坚定了他们驱赶侵略者的决心。“我们的士兵周围全是同伴支离破碎的遗体，他们顾不上担心敌众我寡，或敌军火力太猛，只是耐心等候着反击的时机。”随后，战舰停止攻击，以便登陆艇靠近海滩。然而，幸存的奥斯曼士兵就等着这一刻。[25]

英军主要在V海滩登陆。该海滩位于旧的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与已被摧毁的赫勒思角灯塔之间。2月25日，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这里全员安全登陆，摧毁了此前海上攻击残余的炮台。之后，奥斯曼军一直竭尽全力巩固这块俯瞰海湾、形如圆形剧场的地带。英军料到敌军阵地易守难攻，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让足够的兵力顺利登陆。一次拖4艘划艇只能运送120至130人，且英军最多成功往V海滩拖6次，即最多输送800人。他们需要找到别的途径将更多兵员送至V海滩。

训练有素的英军长官把目光投向荷马（Homer）。荷马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海岸，传说中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这座城市，考古研究也证实这一点。皇家海军爱德华·昂温上尉建议，“可效仿特洛伊木马那样的战术，让看似毫无攻击能力的运煤船满载士兵”运送上岸。一方面，朝海滩全速前进的蒸汽船会引来奥斯曼守军的注意，另一方面，一艘改装过的运煤船至少能容纳2100人，一旦搁浅，还能作为士兵安全登陆的平台，并为未来的行动提供登岸码头。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了批准，英军对“克莱德河”号运煤船进行改造，加固船体，在船头安装重炮以掩护登陆部队，并把舷门嵌入船体两侧，方便兵员快速登岸。[26]

4月25日早上，“克莱德河”号在爱德华·昂温的指挥下驶向V海滩。先出发的小型轮船在海峡强劲的水流中奋力挣扎着把划艇拖向登陆点。之前的海上攻击让海滩仍然笼罩在硝烟之中，没有一丝动静。总参谋部的科罗内尔·威廉姆斯中尉随昂温一同站在桥上，记录实时日志。6时22分，“克莱德河”号在计划登陆点精确靠岸。“没有任何抵抗，” 科罗内尔·威廉姆斯乐观地写道，“应该没人来阻拦我们登陆。”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3分钟后，划艇被拖抵海岸，就在这时，严阵以待的土耳其守军开火了。6时25分，威廉姆斯记录：“他们那儿一阵惊天巨响。”他毛骨悚然地发现一艘登陆艇漂过“克莱德河”号旁边，艇上的陆军士兵与水手已全部被炸死。最初的800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安全登陆，躲到最近的沙丘后面。[27]

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描述了从土耳其战壕看到的这一幕：

 

敌军乘救生艇抵达岸边。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内，我军就开火了。一直以来，海水的颜色从未变过，现在被敌人的鲜血染红。他们凡是见到有（我军的）枪火，便一阵狂轰滥炸，但这并没有减弱我们的火力。
他们有些人为了活命，纷纷跳入海里。敌军长官在船舷上用令旗指挥救生艇去岬角避难，但是他们无路可逃。尽管敌军对我们大肆攻击，但我们仍然命中目标，被打死的人就这样跌入大海。（V海滩的）海岸线上飘满了敌人的尸体，仿佛一排排蚕豆似的。[28]

 

原本计划作为特洛伊木马的“克莱德河”号，如今却成了活靶子。船只搁浅的水域太深无法登陆，船内的2100名士兵焦躁万分。船员拖了几只驳船与小型轮船，试图装配一条浮桥，方便登陆部队上岸。但达达尼尔海峡的强涡流令他们极难让船只就位。“克莱德河”号的见习船员G. L.德鲁里冒着枪林弹雨跳入水中，奋力搭建一条能够通行的浮桥。当他试着将一位伤员托出水面时，岸边的射击变得异常密集，那位伤者就在德鲁里的怀里被打成了蜂窝。但德鲁里却奇迹般毫发无损，继续搭建浮桥。随后，土耳其守军将枪炮对准搁浅的运煤船。两枚炸弹击中第4号船舱，导致数人死亡。土耳其射手瞄准船的舷窗一阵扫射，将那些挤在窗边观战的人统统打死。

虽然“克莱德河”号船内的伤亡非常惨重，但浮桥上的死亡人数才真正达到了峰值。土耳其人把机枪架在狭窄的堤道上，英国马丝特尔与都柏林燧发枪团还没能抵达岸边，便全被土耳其人像刈草一样击倒。德鲁里后来回忆道：“我留在驳船上，试图继续送我们的人去岸边，但那相当于谋杀。不一会儿，第一艘驳船上的人便都非死即伤。”和马哈茂德·萨布里一样，他也惊悚地发现海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那些上了岸的也没好到哪儿去，因为在挪开同伴的尸体开出一条路来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好多人也不幸中弹。”

在英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自杀性登陆之前，约计1000人试图从浮桥登陆，那一小部分活着上岸的士兵躲到了沙丘后面，等候夜幕降临。随后，摇摇晃晃的浮桥被水流冲散到岸边。在运煤船里还未登岸的士兵一直等到夜晚时分，敌军火力变弱时，才开始修复浮桥，继续登陆行动。他们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在船外把伤员从小艇运回船上。[29]

英军在W海滩（后来更名为兰开夏登陆滩）上的登陆行动亦遭重挫。登陆舰载着近1000名焦急的英国士兵驶向赫勒思灯塔下方的海滩。这座灯塔已然被猛烈的海上攻击所毁，塔上还冒着浓烟。英军在此地遭遇了约150名严阵以待的土耳其守军。据兰开夏燧发枪团的霍沃思少校回忆称，当登陆舰距海岸仅50码时，俯瞰海湾的“崖上突然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他提到“英勇的水兵们”“在敌我双方均开火的情况下”，仍继续划着登陆艇向岸边靠拢。接近海滩时，霍沃思少校命其部队下船，以免遭炮火袭击。海水没过了他们的胸部。推进过程中，有许多士兵被敌军火力所伤，之后由于不堪自己背包的重负（每个人都背了200发子弹和3天的口粮），不幸溺水身亡。[30]

霍沃思少校的同伴刚刚登陆便在猛烈的交火中倒下，另一位与他同行的上尉受了致命伤。霍沃思追踪敌军火力位置，发现他们躲在山顶，于是下令部下抢占山头。攀爬陡峭山坡的途中，这位英国军官眼睁睁地看着他左右的士兵被枪击中，坠地身亡。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一名土耳其士兵近距离朝他开枪，子弹打掉了他的右耳上半部。他用左轮手枪击毙了这名敌兵，继续爬向山顶阵地。“我刚到战壕，就听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在战壕那儿埋了地雷，我跟周围的人一起又被炸下了悬崖。”霍沃思少校被炸得头晕眼花，但还是带着他连队里的40名幸存者转移至山脚避难。然而，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遭遇狙击，6人死伤。随后，霍沃思自己也背部中枪，倒在一堆死伤者中间，直至夜幕降临，医务人员才赶来海滩。[31]

英军在赫勒思其他海滩的抢滩行动相对容易些。他们在莫陀湾（Morto Bay）只遭遇了一小批土耳其守军，轻而易举地建立了阵地。另一边，土耳其人也没有预料到英军会在X海滩登陆，所以只在那里留了一个排的兵力。最终，英军以相对轻微的代价抢滩成功。

在Y海滩实施登陆的部队发现该海滩完全没有戒备。2000名英军士兵在短短15分钟内便成功占领海滩，并爬上陡峭的悬崖到了平原地带。然而，当他们准备继续南进，以巩固英军在赫勒思周围的阵地时，却被兹金德尔（亦称加利峡谷）那陡峭的峡壁所阻。英国战略部门使用的地图有误，上面并未标明加利峡谷这条天堑的存在。他们不但无法赶往南边解救被困的同伴，还发现被峡谷断了后路。那天午后直至夜晚，奥斯曼军发起了强烈反攻。面对勇猛的奥斯曼士兵，英军在平原无路可退，最终死伤700余人，直至第二天早晨才撤出Y海滩。

随着时间推移，英军一波接一波陆续登陆，把土耳其守军逼退回赫勒思海岸线，此前在V和W海滩遭受重大伤亡的英军也得以喘息。当夜幕降临，又一批英军士兵下船，登上这些死亡海滩。“克莱德河”号的船员重新组建登岸码头，晚上8时至11时30分，剩余士兵跨过同伴的尸体，陆续登上海滩。据留在“克莱德河”号上观察的见习船员德鲁里述称，土耳其守军仍然朝登陆点发射“火炮、榴霰弹，以及一切该死的东西”，但他们的火力已减弱许多，“并未给英军造成多大伤亡”。

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土耳其守军看着英军成批登陆，不禁愈发担忧。V海滩的一位土耳其士兵向上级紧急请求支援，或批准撤退。“请派医生来把我的伤员运走吧。唉！我的长官，看在真主的份上，请速派援军，因为几百名敌军正在登陆。”而当晚在另一边的W海滩上，土耳其部队两度冲向英军阵地展开白刃战，最后才撤回后方防线。[32]

截至4月26日，即周一上午，英军已成功占领5处登陆点中的4处，并于当天上午撤出Y海滩，将残部调往其他阵地。在英军到达加里波利的第一天快要结束时，他们已成功抢占一处滩头，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奥斯曼军如此坚韧不拔，顽强抵抗，令他们始料未及，也使他们打消了深入内陆5英里处的阿奇巴巴（ElçıTepe）高地的念头。在1915年余下的日子里，英军虽然在加里波利部署了兵员与物资，却从未能抵达阿奇巴巴。

 

法国部队最初在登陆库姆卡莱的各个海滩时，并未遭到什么抵抗。凌晨5时15分，法国舰队朝沿岸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炮击。由于登陆部队被湍急的水流延误，舰队的炮击掩护时间超过了预期（以英军在赫勒思的炮击时间为参照）。但法国人把这两小时的延误转变成了优势，把库姆卡莱轰成了一片废墟，迫使守军退回门德雷斯河的东岸。上午10时整，塞内加尔部队冲上海滩，那时只剩一架机枪还在对登陆部队扫射，但不久也被海上的炮火压制了。11时15分，法国部队占领库姆卡莱，确保英军在赫勒思的登陆行动不会受到此处守军的攻击。[33]

库姆卡莱地区的登陆行动持续了一整天。截至下午5时30分，所有兵员与火炮均已上岸。法军巩固了其在库姆卡莱的阵地，以防御集结在附近的耶尼谢希尔镇的土耳其部队。当晚，土耳其人对法军阵地展开了四轮攻击中的第一轮。白刃战后来演变成拳打脚踢的烂仗，双方死伤人数不断攀升。法军守住了在库姆卡莱的阵地，但是否趁机拿下耶尼谢希尔则值得考虑。他们原计划只是暂时占领亚洲海岸，况且在库姆卡莱多牺牲一名士兵，就意味着少一人赶赴加里波利半岛支援岌岌可危的英军。

4月26日上午，80名手无寸铁的奥斯曼士兵—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举着白旗前往法军阵地投降，沦为战俘。不多久，几百名土耳其士兵径直朝法军阵地走去。尽管他们手上握有枪械，并装上了刺刀，但法国人以为这些士兵同样是前来投降的，于是允许他们靠近，并企图说服他们放下武器。一位名叫罗克尔的法国上尉上前与他们谈判，结果消失在人群中，再也没有回来。土耳其士兵趁机打入法军阵线，占领了库姆卡莱的一些据点。一些人还从法国士兵手中成功夺得两架机枪。消息传至法军指挥官阿尔伯特·阿马德将军处，他随即下令开火。于是，法军阵地后方的机枪便开始朝阵地内有着双方士兵的人群射击，场面一片混乱。为重新占领库姆卡莱，法国人向被土耳其士兵占据的房屋发起炮击，直到中午。针对罗克尔上尉在投降谈判中（假定）被谋杀一事，法军草草处决了一名土耳其军官与8名士兵作为报复。就这样，土耳其人通过在法军中制造混乱，将其牵制在库姆卡莱，并使其遭受了重大伤亡。[34]

由于法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英军在赫勒思亦亟需增援，协约国指挥官决定于4月26日撤离库姆卡莱。在夜色的掩护下，所有法国部队、军需物资，以及450名土耳其战俘乘船离开库姆卡莱。4月27日上午，他们穿过海峡，凭借“克莱德河”号已确保安全的码头在V海滩登陆。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法国部队被部署在协约国阵线的右侧，即东面，俯瞰达达尼尔海峡。英军则集中在阵线西面，眺望爱琴海。而另一边，奥斯曼守军的阵地分布在入侵者中间，以及阿奇巴巴这块战略高地上，占据加里波利半岛南部的多数地区。英法两军联手构成掎角之势，对中间的奥斯曼守军发起挑战。[35]

 

4月25日，第一波澳大利亚士兵启程前往阿尔布茹努。他们计划的登陆地点是一片海滩，位于一个叫嘎巴山（Kabatepe）的岩岬角的北面。然而，战争策划者再一次低估了加里波利海岸边强劲的水流。拖着4艘登陆艇的轮船被冲离了预定航道，最后在偏离登陆点约1英里处的一个小海湾登陆—这里后来被入侵者命名为澳新湾。面对陌生的海岸，引导登陆艇的水手很难在晨曦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意味着这些部队在登陆之后，要面对与预期大相径庭的环境，而且还需多爬一座山才能到达高地。这一错误在那一天一直困扰着澳新士兵。

奥斯曼哨兵发现了正在向岸边驶来的驳船。此次跟随澳大利亚部队前来的记者C. E. W. 比恩，在日记中记录了4时38分时由岸边传来的第一声枪响—“最初零星几声，后来就变得密密麻麻，连续不断”。据首批登陆的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回忆，登陆部队“密密麻麻地挤在船上，犹如罐头里的沙丁鱼”。他们靠近海岸时完全暴露在枪林弹雨中，“而土耳其人便在海湾边的一座大山山头上，幸灾乐祸地朝我们射击”。见到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密集的射击下，非死即伤，登陆艇上的士兵争先恐后仓皇跳船。[36]

他们刚上岸，经周密策划的作战计划随即展开。那些被强劲的水流冲离航道的登陆艇不仅来到错误的登陆点，还打乱了登陆顺序。士兵与自己的指挥官分离，各支部队混在一起。在激烈的交火中，这些澳大利亚士兵只得听命于离自己最近的指挥官，他们装上刺刀，朝第一座山脊进发，试图击退奥斯曼守军。一位澳大利亚步兵在一封寄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同伴每走一步就相互欢呼打气，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一幕使土耳其人灰心丧气。因为当我们就快到达山顶时，他们便跳出战壕，像过街老鼠一样逃到了离他们半英里外的第二条战壕。” 澳大利亚部队白刃战迅速取得成功，这令他们过于自信，而奥斯曼军已在准备驱散入侵者。[37]

穆斯塔法·凯末尔贝伊的指挥部就设在据澳新湾仅数英里远的地方。澳大利亚士兵登陆的消息传来，这位奥斯曼指挥官立即派出一支骑兵小分队前去侦察，迅速向他汇报。6时30分，凯末尔贝伊的上级命其派遣一个营的兵力（约1000人）前去阻击入侵者。根据刚获得的情报，凯末尔判断，他必须派遣一整个师的兵力（约1万人）才能击退这种规模的入侵军。他命奥斯曼第一步兵团以及一支骑炮兵连准备战斗，随后亲赴前线审察局势。[38]

截至上午8时，已有8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澳新湾登陆。10时45分，第一批新西兰士兵抵达海岸。奥斯曼炮兵在登陆点的最北与最南端部署了榴霰弹与机枪，他们朝登陆的入侵者发起了猛烈攻击。北面的一艘轮船与其拖着的4艘登陆艇被机枪击毁，140人中只有18人成功上岸。那些在离嘎巴山最近的地点登陆的士兵，遭遇了居高临下的奥斯曼军猛烈的榴霰弹攻击。尽管如此，截至上午10时，澳新军团的主力部队已经成功占领海滩中段，将奥斯曼守军逼退至俯瞰澳新湾的第一与第二条山脊上。在赶往前线的途中，穆斯塔法·凯末尔遇到了一群撤退中的奥斯曼士兵。他们已经用完了子弹，凯末尔便命其装上刺刀，继续坚守阵地。

这位奥斯曼指挥官正确地估算到了澳新军团的软肋。虽然已有大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成功登陆，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对其极为不利的宽阔阵线……并被一系列山谷隔断。因此，敌军几乎四面楚歌”。此外，穆斯塔法·凯末尔对其部下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他回忆称，当他组织部队反击时，“这不是普通的攻击，每个人都渴望胜利，甚至不惜粉身碎骨”。

土耳其人猛烈的反攻令澳新军团措手不及。据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后来描述，仅仅在中午之前，“（奥斯曼军）的援军大批赶到，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反击。他们用上了火炮、机枪，而且瞄得很准，给我们上演了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随着新一批新西兰士兵抵达，澳新军团的阵地得以巩固。这些入侵者修起壕沟，“安顿下来”准备与敌军火拼，“交战一刻不停地持续了一整晚”。奥斯曼守军凭借移动火炮、雨点般的榴霰弹，以及机枪发起猛烈攻击，致使敌军死伤严重。[39]

开战第一天，新西兰的莫斯汀·普赖斯·琼斯下士便不再幻想战争只是场冒险了。他所在的部队于上午10时登陆后，冒着敌军的榴霰弹朝陡峭的山谷推进。“我们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我们还是顽强挺进，最终到了火线。”越来越高的伤亡率令琼斯心情低落。“亲眼看见前一秒还在跟你嬉笑怒骂的伙伴，后一秒就一个个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那种场景太可怕了。你无法想象。”截至天黑时，琼斯所在连256人中仅有86人点到—其余的人非死即伤，或者失踪，抑或在澳新湾混乱的登陆过程中与部队走失。[40]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与部队走散的士兵从火线退回到海岸边。这些士兵原先为了攀爬登陆点的峭壁，将沉重的背包留在海滩上。经过一天的战斗，他们又累又渴，弹药也即将耗尽。这些最初的战士现在只是一群掉队者，精疲力竭，士气低落，重新回到山谷下的海滩。

土耳其守军充分利用了当下澳新军团的困惑与紊乱。当天他们最大胆的行动，或许莫过于让一小批奥斯曼士兵假扮为英国部队效力的印度士兵，渗入澳大利亚部队的阵线。由于澳大利亚人正巧在等候一支印度援军的到来，土耳其人这个诡计的效果大大超过预期。听闻一批印度士兵已经抵达并要求与澳大利亚军官会面，一位名叫埃尔斯顿的中尉在翻译官的陪同下，前去会见所谓的“印度人”。然而后者却声称“有要事相商”，要见职位更高的军官。于是，一位叫麦克唐纳的上尉副官前去接洽。“不一会儿，又传闻他们要见上校。”指挥官波普上校到那里时，只见埃尔斯顿与麦克唐纳“在与6名手持枪械并装有刺刀的士兵交谈”，顿感有诈。当他走上前去，土耳其士兵便将澳大利亚人围住。波普在交战中成功逃脱，但埃尔斯顿、麦克唐纳，以及下士均被抓获。第二天，伊斯坦布尔的报纸纷纷报道了土耳其军这一漂亮的举动。澳大利亚随军记者比恩对此事非常感慨：“任何东方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打扮成印度人的模样，他们就这样走到海滩来，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识破。”[41]

第一天即将结束，约有1.5万名澳新士兵在阿尔布茹努登陆，期间500人死亡，2500人受伤，占登陆总人数的20%。他们已经将所有兵员派上战场，再无新鲜的后备力量了。一天的激烈交战后，澳新军团已抢占一处滩头，但由于奥斯曼守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未能完成预计目标的一半。眼看山谷里与海滩上聚集的掉队士兵越来越多，坚守前线的士兵逐渐减少，澳新军团指挥官意识到处境不妙。倘若奥斯曼军次日发动大面积反攻，他们则很有可能凶多吉少。权衡再三，澳新军团指挥官最终决定向上级请求派船，让所有士兵撤出阿尔布茹努。[42]

4月25日晚至4月26日凌晨，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召集部下，共同商讨对策。截至当时，协约国部队虽然成功登陆，但损失惨重。尽管各登陆部队均未能达成第一天的作战目标，汉密尔顿认为他们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登陆部分。所有报道都显示，奥斯曼军也同样遭受重大伤亡，而且不得不分散其兵力以应付协约国同时在多地发起的进攻。协约国期望通过坚守阵地来拖垮奥斯曼守军的耐性与士气。因此，澳新军团任何弃岸登船的要求—这一行动需花费两天时间—会适得其反，使土耳其人信心大增，让撤退的士兵成为奥斯曼军的攻击对象。

于是，汉密尔顿决意拒绝澳新军团指挥员的撤退要求。汉密尔顿解释称：“别无他法，只能咬牙向前挺进，并坚持下去。可以个人名义向部下发出号召……让他们做最大努力，守住阵地。”为重申这一点，汉密尔顿还加了附言：“你们已经挺过了艰难时期，当下只需咬牙向前、向前、再向前，直到安全为止。”为弥补野战炮匮乏的劣势，汉密尔顿还命舰队朝澳新军团壕沟以外的土耳其军阵地开炮，给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争取时间，以巩固他们的阵地。4月26日，随着太阳的升起，土耳其守军并未像澳新军团担心的那样发动反攻。看来，似乎双方都需要时间休整军队，才能重新投入战斗。[43]

 

自加里波利半岛地面战的第一天起，奥斯曼守军便表现出与入侵者势均力敌的态势。一场战争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参战者都会表现得非常坚韧与英勇，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亦不例外。然而，从 4月25日展开的一系列事件在当下仍只是个开局，未来几个月内它们会演变成腥风血雨，届时需要交战双方展现出更大程度的韧劲与胆量。双方指挥官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如何权衡海峡与其他战线上的军队部署。对于协约国而言，西线始终是重中之重；而对于奥斯曼军来说，达达尼尔海峡是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

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无法做到纠集兵力一心一意守卫海峡。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多条战线同时亟需兵力支援—尤其是在高加索地区。俄国与亚美尼亚人串通一气，致使帝国这片原本就充斥着是非的区域更加动荡。为应对这种危机，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让他们至今背负着反人类的罪名。

[1]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9–130.

[2]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 1:51–53.

[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57.

[4] Henry W.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London: Nisbet ＆ Co., 1918), 33；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59.

[5] 与俄国一样，希腊对君士坦丁堡的领土和宗教主张由来已久，并且已提出派遣一支庞大的步兵团，协助协约国在海峡作战。英国因顾及俄国对此事的敏感拒绝了其要求。参见McMeekin, Russian Origins；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vol. 1.

[6] “The Constantinople Agreement,”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2: 1914–1945, 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21.

[7] Henry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123–134.

[8] “阿边门农”号的损毁情况到4月15日仍有目击者，当日一位新西兰士兵称舰船“一条桅杆被击断，一个烟囱被击碎”。In Glyn Harper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9.

[9] 美国大使Morgenthau和奥斯曼政府官员于3月中旬巡视了海峡，发现协约国的密集炮火并未对土耳其的沿岸炮组造成实质性伤害。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35–149.

[10] 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Claude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de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1915),” in Les œuvres libres 17 (1922): 218–229.

[11] 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Claude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214–215. 不具名的第一作者似乎曾在法国战舰“絮弗伦”号上服役；Claude Farrère船长在1915年3月18日“布维”号沉船事件中幸免于难。

[12]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57–58.

[13] Hans Kannengiesser, The Campaign in Gallipoli (London: Hutchinson ＆ Co., n.d.), 76. 美联社记者George Schreiner 描述了协约国炮击所带来的影响，引自Tim Travers, Gallipoli 1915 (Stroud, UK: Tempus, 2004), 33.

[14] 在“布维”号沉船事件中幸存的Farrère声称，船上724人中仅有62人生还。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235–238.

[15] 引自Mehmed Fasih,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的编者介绍中，第6页。

[16] I. Hakkı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Birinci Dünya Savaşı anılarım [从加里波利到高加索: 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3), 84–85. 关于媒体刊载政府报告的例子，参见刊登在伊斯坦布尔半官方日报Ikdâm上的文章，引自Murat Çulcu, Ikdâm Gazetesi’nde Çanakkale Cephesi [Ikdâm报纸上的达达尼尔战线] (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4), 1:160–165.

[17] Kannengiesser, The Campaign in Gallipoli, 77–78.

[18]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98–99.

[19]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24–12.

[20] 一些被土耳其人俘虏的塞内加尔人事实上是苏丹人。Muhammad Kamara 告诉他的土耳其审讯官称，“我是苏丹人，但现在法国人把黑人统统称作塞内加尔人…… [法军队伍里]有许多苏丹人。” 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 and Sema demirtaşed.,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Ifadeler ve Mektuplar [加里波利战役俘虏：证词和信件](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22.

[21] 根据Otto Liman von Sanders，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54–58页，恩维尔是在德国盟友的强势游说下，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22]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 58–64.

[23] IWM,“Ataturk’s Memoirs of the Anafartalar Battles” (K 03/1686).

[24]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G. L. Drewry, Documents 10946, letter of 12 May 1915.

[25] Mahmut Sabri Bey,“Seddülbahir Muharebesi Hatıraları” [赛迪尔巴希尔战争回忆录]，inÇanakkale Hatıraları (Istanbul: Arma Yayınları, 2003), 3:67–68.

[26]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3.另见 IWM, E. Unwin上尉的私人文件，文件编码13473.

[27]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32.

[28] Sabri,“Seddülbahir Muharebesi,” 68–69.

[29] D. Moriarty是皇家马斯特尔燧发枪团的一名军士，他在登陆行动中幸免于难，但被敌军火力从早上7时一直压制到下午5时。他声称，在此次登陆行动中，他所在的营部有17人阵亡，200人受伤。IWM, private papers of D. Moriarty, Documents 11752, diary entry of 25–26 April.另见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G. L. Drewry, Documents 10946, letter of 12 May 1915. Unwin上尉，和“克莱德河”号的其他几名船员，因在登陆行动中的表现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30]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27.

[31]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R. Haworth, Documents 16475, letter of 3 May 1915.

[32] 驻赛迪尔巴希尔要塞的英军截获的一份土耳其文件，引自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54.

[33] 关于法军在库姆卡莱“佯攻” 的描述，基于X. Torau-Bayle, La campagne des Dardanelles(Paris: E. Chiron, 1920), 61–64；François Charles-Roux,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au jour le jour (Paris: Armand Colin, 1920)；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souvenir des Dardanelles et fronts d’orient, Dardanelles Orient Levant, 1915–1921 (Paris: L’Harmattan, 2005)；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57–264.

[34] Travers, Gallipoli 1915, 76–77.

[35] 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奥斯曼军在库姆卡莱有17名军官和 45 名士兵死亡；23名军官和740名士兵受伤；5名军官和500名士兵被俘或失踪。法国方面报告称，伤亡人数为786人—20名军官和 766 名士兵死伤或失踪。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Barnsley, UK: Pen ＆ Sword Military, 2010), 85.

[36] C. E. W. Bean战时日记的手抄原件已数字化，可通过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AWM)网站获得 (http://www.awm.gov.au/collection/records/awm38/3drl606)；C. E. W. Bean diary，AWM item 3dRl606/5/1，April–May 1915，18–19.一位化名为Malcolm的澳大利亚士兵，在亚历山大港的政府医院写给他亲戚的信，时间为1915年5月2日。IWM, two letters from Alexandria (Australian soldier), Documents 10360.

[37] IWM, letter from Australian soldier“Malcolm” of 2 May 1915, Documents 10360.

[38] 穆斯塔法·凯末尔贝伊这里及其后言论均见 IWM,“Ataturk’s Memoirs of the Anafartalar Battles” (K 03/1686).

[39] IWM, letter from Australian soldier“Malcolm” of 2 May 1915, Documents 10360.

[40] Mostyn Pryce Jones写给他母亲的信，未注明日期, in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89–90. 他的经历并不唯他独有;其他新西兰人在“letters from Gallipoli” 中也把这段经历描述成“糟糕透顶” 和“似在地狱的深渊”。

[41] C. E. W. Bean对这一叙述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大量援引波普上校提交的报告。C. E. W. Bean diary, AWM item 3DRL606/5/1, April–May 1915, 30–31, 39.

[42]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96–198. C. E. W. Bean 偷听到澳大利亚指挥官关于这些要点的讨论；C. E. W. Bean diary, AWM item 3DRL606/5/1, April–May 1915, 40.

[4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1:269–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