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拉伯起义

英国与麦加谢里夫都对战事抱有忧虑。因此,经过为期数月的紧张谈判,双方最终结成战时同盟。侯赛因有理由相信,青年土耳其党人企图颠覆他的权力,甚至蓄意加害于他。况且,为实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这一宏伟目标,他需要大国的支持。另一边,英国则担心他们日前接二连三战事失利,会助长殖民地穆斯林的气焰,从而背叛协约国方。目前英军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低潮,因此,开罗与伦敦的战争策划者希望通过与谢里夫、这位守卫伊斯兰最神圣之地的人结盟,在此时消解奥斯曼帝国苏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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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埃米尔领地,麦加是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中一处极为特殊的所在。几世纪以来,这座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城市,穆斯林一年一度朝觐之地,一直由穆罕默德的后裔(被授予“谢里夫”的称谓)全权管理。麦加的埃米尔由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任命,其宗教地位仅次于作为哈里发的苏丹。虽然麦加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但历代埃米尔都涉身政界。奥斯曼政府利用哈希姆家族的内部对立来制衡其掌权者,防止其从伊斯坦布尔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一位拥有合法宗教地位、又富有魅力的阿拉伯统治者,会威胁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1]

侯赛因深谙奥斯曼政府的伎俩。1853年,他的父亲被苏丹扣押在伊斯坦布尔,侯赛因就出生在那里。1861年父亲死后,他迁至阿拉伯行省汉志,也就是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所在之地。他在那里的贝都因部落中成长,照惯例成为麦加谢里夫的一员。1893年,他被驱逐至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凭借自身实力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家中养育了四个儿子—阿里、阿卜杜拉、费塞尔与扎伊德。1908年,因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为否决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对麦加埃米尔的首选提名,遂命侯赛因接任该职。虽然侯赛因并非埃米尔的最佳人选,但1909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台时,他成功保住自己的职位,巩固了在麦加的地位。

 

随着伊斯麦尔·恩维尔、艾哈迈德·杰马勒与穆罕默德·塔拉特组成的执政三巨头于1913年得势,谢里夫侯赛因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关系便开始恶化。谢里夫在麦加积极抵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各项政策,以弱化奥斯曼政府在汉志的统治。他阻挠一切在汉志行省实施新行政改革法的举措,并反对将汉志铁路从麦地那修至麦加。前者会破坏埃米尔在麦加的自治权,况且铁路一旦修通,麦地那的穆斯林便会乘坐火车前来麦加朝觐,如此一来便会抢了赶骆驼者的生意,有损当地经济。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抗争,谢里夫侯赛因知道自己的反对只会遭到无视。尽管如此,他并未向伊斯坦布尔的压力屈服,而是开始考虑发动叛乱。谢里夫侯赛因记得,1899年,英国曾助科威特领导人成功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获得独立。他派儿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与当地英国官员展开谨慎的谈判。

1914年2月至4月,谢里夫阿卜杜拉在开罗与时任埃及总领事的基奇纳伯爵,及其东方事务秘书长罗纳德·斯托尔斯接洽。阿卜杜拉寻机试探英国在伊斯坦布尔与麦加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中所持的立场。“当我问基奇纳,假若麦加与奥斯曼政府决裂,谢里夫是否能指望英国给予支持,”阿卜杜拉回忆道,“当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理由是英国与土耳其并未交恶,无论如何,麦加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外国势力不便干预。”阿卜杜拉很快提醒基奇纳,不管英国与土耳其如何交好,英国还是在1899年介入了科威特与“高门”之间的内政。阿卜杜拉的机智赢得基奇纳的笑声,却没能改变他的主意。随后这位总领事起身告辞。尽管如此,阿卜杜拉还是给基奇纳与斯托尔斯留下深刻印象。数月后,一战爆发,英国与土耳其的友谊旋即破裂,此时二人想起了阿卜杜拉的那次拜访。[2]

1914年9月,英国预测奥斯曼帝国随时会加入战争,并与德国结盟。因此,一位德高望重的穆斯林盟友将成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宝贵资源。斯托尔斯向上级建议,“及时与麦加进行磋商,也许能在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之时,确保阿拉伯半岛中立,甚或与之结盟”。当时基奇纳已被调回伦敦,接任陆军大臣。斯托尔斯写信给他,建议重新与麦加谢里夫取得联系。基奇纳的反应非常积极,他指示斯托尔斯,一旦奥斯曼帝国宣战,便派一名值得信赖的使者前去与阿卜杜拉会面,问清“他与他的父亲,以及汉志的阿拉伯人民会与英国结盟,还是与之对抗”。[3]

奥斯曼帝国参战后,土耳其人与英国人均积极寻求麦加埃米尔的支持。谢里夫侯赛因是阿拉伯世界中地位最高的穆斯林,因此,奥斯曼政府希望他能支持苏丹的圣战。当时,谢里夫侯赛因敷衍奥斯曼政府,承诺以个人名义支持圣战,但拒绝对外公开,以免遭到敌人的报复。他辩解称,若英国皇家海军封锁红海港口,汉志则将失去重要的食物供给,从而引发饥荒,部落也会因此发生叛乱。无论谢里夫侯赛因的借口多么冠冕堂皇,他拒绝公开支持圣战还是引发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危机。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报纸上刊登不实报道,宣称谢里夫侯赛因“已经在汉志发起了圣战”,“各部落纷纷响应”。暗地里,他们开始策划颠覆谢里夫侯赛因的统治。[4]

青年土耳其党人向谢里夫侯赛因施压,企图迫使其支持圣战,这时英国人则决意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用一位早期阿拉伯民运人士的话说,就是“抢圣战号召的大风头”。1914年11月,斯托尔斯以基奇纳的名义写信给谢里夫阿卜杜拉,试图暗中与其结成同盟:如果谢里夫与阿拉伯民众能支持英国作战,基奇纳承诺,英国将保证阿拉伯独立,并保护其不受外来侵略。谢里夫侯赛因指示儿子回复,称哈希姆家族不会对英国采取敌对政策,只是迫于当前处境,暂时不便与奥斯曼政府决裂。[5]

与对奥斯曼政府一样,哈希姆家族也并未对英国人作出任何承诺。倘若谢里夫侯赛因反抗奥斯曼帝国失败,他必死无疑。因此,他需要集结足够的兵力,以确保叛乱成功。这位麦加的埃米尔还需明确行动目标:是仅仅想确保汉志的自治,还是期望能领导更广大的阿拉伯世界?在与英国人进行深入谈判前,他必须把这些问题都考虑清楚。

 

巴克利家族是大马士革受人敬仰的高门大族,也是哈希姆谢里夫的故交。当家族之子法尔兹·巴克利被征入奥斯曼军后,他们动用关系确保他被派往麦加,成为埃米尔的护卫。当时,阿拉伯士兵越来越多被派往高加索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达达尼尔海峡。相比之下,法尔兹虽然背井离乡,但他将远离凶险的前线。

1915年1月,在法尔兹启程前往汉志的前夕,他的弟弟纳希布引荐他加入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法塔特”。该组织于1909年在巴黎成立,并在1913年第一届阿拉伯代表大会中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从那时起,“法塔特”回到叙利亚,但因奥斯曼政府的镇压转入地下。该组织极为隐秘,作为兄长的法尔兹对自己弟弟的政治活动全然不知。年轻的叙利亚民运人士有消息要传达给谢里夫侯赛因,但白纸黑字太过危险,所以他们希望法尔兹能替他们代为转达。[6]

法尔兹·巴克利于1月最后一周抵达麦加。待四下无人时,他便在谢里夫侯赛因的耳边低声道出消息: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民运领导人计划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实现阿拉伯独立。这些人有许多是奥斯曼军的高级军官。谢里夫侯赛因是否同意领导他们发起运动?他是否愿意他们派一支代表团前来协调工作?埃米尔注视着窗外,一言不发,仿佛没有听见法尔兹的问题。于是,法尔兹暂且退下,让这位年长的政治家独自思考。

法尔兹·巴克利带来消息后不久,谢里夫侯赛因便获得了铁证,证明青年土耳其党人针对他布下阴谋。谢里夫的随从搜查汉志的奥斯曼总督维希普帕夏的行李箱,搜出了颠覆谢里夫侯赛因政权、实施谋杀的官方文件。这一发现迫使时年61岁的麦加统治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他是否仍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必须在完全忠于奥斯曼政府,或与英国结盟发动起义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不过,在做决定之前,他还需要更多的情报。

谢里夫侯赛因派儿子费塞尔赴大马士革与伊斯坦布尔收集情报。能说会道的费塞尔是此次情报收集工作的最佳人选。他曾任奥斯曼议会的汉志代表,对奥斯曼帝国忠心耿耿,但又敢于针砭时弊,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帝国这一边。表面上,费塞尔此次前去拜见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大维齐尔,旨在表达他父亲对维希普帕夏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企图让他下台的不满。通过观察他们的反应,费塞尔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将来他父亲是否仍能在奥斯曼政府立足。不过对埃米尔来说,费塞尔往返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到访大马士革也同样举足轻重。费塞尔将与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接洽,确认法尔兹的口信,并考察他们是否已准备好起义。[7]

1915年3月末,费塞尔抵达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督兼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邀请费塞尔下榻他的住所。费塞尔推辞说已答应巴克利家族的邀请,盛情难却。白天,他与奥斯曼官员讨论了战争的进程。此前杰马勒攻占苏伊士运河的首次尝试没能成功,他希望第二次的行动能得到哈希姆家族成员的支持。夜里,费塞尔在相对安全的巴克利家,与各个阿拉伯主义组织的成员会面。

在确认费塞尔对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后,阿拉伯主义者们便与这位麦加埃米尔之子谈论起他们的抱负。他们想要脱离奥斯曼帝国,但又担心欧洲国家觊觎他们的领土,法国对叙利亚垂涎已久更是人尽皆知。他们想要先确保阿拉伯独立,再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为回报阿拉伯主义者们对他的信任,费塞尔透露哈希姆家族成员与英国人谈判的主要内容—英国希望与其结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作为回报,英国将确保阿拉伯获得独立。在费塞尔重新启程赶赴伊斯坦布尔之前,他已加入秘密武装组织“契约党”及民间组织“法塔特”。英国支持阿拉伯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他把这个中滋味留给阿拉伯的行动家们自己去琢磨。

在伊斯坦布尔,费塞尔拜见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大维齐尔,以及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15年5月初的伊斯坦布尔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协约国部队已攻占赫勒思角与澳新湾,奥斯曼政府也已开始对亚美尼亚人采取第一轮行动。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阿拉伯人的信任比对亚美尼亚人多不了多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费塞尔向他们转达了父亲对汉志总督的不满。

奥斯曼政府对此表示遗憾,称维希普帕夏的信件只是“一场误会”,但并未彻底消除他们对谢里夫侯赛因统治的威胁。塔拉特与恩维尔敦促哈希姆家族全力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战事,若麦加埃米尔能够支持苏丹发起的圣战号召,并派出部落军协助发动新一轮的西奈战役,则他的人身安全及其在麦加的领导地位都有保障。恩维尔与塔拉特还起草文书,重申了纲要,让费塞尔带回去给他的父亲。1915年5月中旬,费塞尔离开伊斯坦布尔。那时,他已清楚了奥斯曼政府就此事的立场:谢里夫侯赛因需要对奥斯曼帝国表示效忠,否则就会被消灭。

回到大马士革后,费塞尔发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阿拉伯主义者已经开始行动。秘密组织的成员们相信,基奇纳伯爵的承诺也许能为阿拉伯独立提供必要的保证,使他们能够着手发动反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不过,他们希望英国能明确对阿拉伯领土作出清晰的界定。他们把自己的条件列在一份文件中,后来被称为《大马士革草案》(Damascus Protocol)。

《大马士革草案》中划定的阿拉伯领土均在自然地界之内:北部边境从奇里乞亚沿海城市梅尔辛起,沿安纳托利亚高原脚下的平原地带(以今天土耳其南部的阿达纳、比雷吉克、乌尔法与马尔丁等城镇为界),一直延伸到波斯边界;东部沿波斯—奥斯曼帝国边境,直至下游的波斯湾;南部以阿拉伯海与印度洋为界,西部直达红海和地中海。如此一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控制的领土便覆盖了大叙利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阿拉伯半岛。因此,他们愿意让出亚丁港市,维持英国对那里的统治。此外,《大马士革草案》还呼吁双方通过进一步签署防御联盟条约和“经济互惠”,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8]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领导层授权谢里夫侯赛因,就阿拉伯独立一事,按草案当中确立的方针与英国展开谈判。倘若谢里夫侯赛因能使英国人接受他们的领土要求,他们就承诺响应他的号召,发动起义。一旦起义最终成功,他们便认他作“阿拉伯国王”。费塞尔返回麦加,将《大马士革草案》与恩维尔和塔拉特写的信一并交给了父亲。至此,费塞尔圆满完成任务,带回了他父亲做出抉择所需的一切信息: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战事,还是寻求阿拉伯独立。

1915年6月20日,即费塞尔返回麦加当天,谢里夫侯赛因召集儿子们举行战争会议。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对打破中立,加入一战的某一方反复权衡利弊。最终,他们决定先将草案的内容告知驻埃及的英国当局。

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给他在开罗的熟人—东方事务秘书长罗纳德·斯托尔斯写了一封信。阿卜杜拉宣称代表“全体阿拉伯人”,请求英国支持阿拉伯独立,助其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过,阿卜杜拉希望英国能接受一些“基本条件”,作为与其缔结战时联盟的基础。在1915年7月14日的信中,阿卜杜拉逐字逐句地复述了《大马士革草案》的内容,并请求“英国政府在30天时间内作出明确的答复”。阿卜杜拉与英国政府间的书信往来由此开始,后人统称这些信件为“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其中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中东做出了最全面、同时也最具争议的战时协议。[9]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时间与内容极大程度上受到了战况的影响。1915年7月斯托尔斯收到阿卜杜拉的信时,英国仍对在加里波利击败奥斯曼军、夺取伊斯坦布尔充满信心。因此,当时的英国人认为谢里夫的领土要求有些过分。驻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表示,“他的要求从各方面来说都太夸张了。”然而,英军随后在8月进攻加里波利半岛失败,奥斯曼军挺过了协约国部队在苏弗拉湾的登陆行动。这一切都迫使英国重新调整他们在东部的战争策略。英国人迫切希望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保持对话,继续努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促成大规模叛乱。[10]

8月30日,麦克马洪直接将回信寄给了麦加的埃米尔。他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听到您坦言对英国的真情实意,我们深感荣幸。”他再次确认基奇纳早先许下的承诺,即支持“阿拉伯半岛及其居民的独立事业,同时待时机成熟,便承认阿拉伯的哈里发辖地”。然而,他拒绝讨论领土的具体划分,称“在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耗费时间讨论这些细节还为时过早”。

然而,谢里夫侯赛因在9月9日寄给麦克马洪的信中,再一次重申他的立场。他抗议英国的“模棱两可”,对麦克马洪拒绝承诺阿拉伯边界、言语之中透露出的“冷漠和迟疑”表示不满。他否认自己从中谋求个人利益,坚称代表的是全体阿拉伯人民。他用婉转的语言信誓旦旦地表示:“我相信阁下不会怀疑我是因一己私利才提出那些只针对我民族的要求,那些都是全体阿拉伯人民的诉求。”

其他一些出人意料的线索也证明谢里夫侯赛因“代表全体阿拉伯人民”这一说辞。1915年8月,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Muhammad Sharif al-Faruqi)的阿拉伯中尉从加里波利的奥斯曼军叛逃至英军阵地。此人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是“契约党”的一员。他了解《大马士革草案》的详细内容,也知道麦加的埃米尔正在与开罗的高级专员进行磋商。他证实,身为秘密组织成员的阿拉伯军官已经不再忠于奥斯曼帝国苏丹,而是听命于谢里夫侯赛因,后者将带领他们发动起义,实现阿拉伯民族独立。10月,法鲁奇从达达尼尔的战俘营转至开罗,接受当地英国情报机构的审问。他所说的一切都证实,谢里夫侯赛因确实在领导一场浩大的阿拉伯运动,并且他们已做好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准备。[11]

随着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阵地日益萎缩,开罗的英国官员重开与哈希姆家族成员的谈判。这次,他们多了一份新的危机感。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会让奥斯曼军取得重大胜利,并使敌军能够抽调好几个师的兵力前往其他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与哈希姆家族达成协议便显得极为重要。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意识到,为了成功结盟,他将不得不回应谢里夫对于领土的要求。在1915年10月24日的信中,他试图将草案中的条款与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利益协调起来。

英国政府最先考虑的,是维持其与波斯湾各个阿拉伯酋长国的特殊关系。阿曼、特鲁西尔诸国、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以及伊本·沙特等阿拉伯半岛中部与东部的各位领导人都受英国扶植,早在19世纪初期便与英国签订条约。因此,亨利·麦克马洪承诺称,英国政府会在“对先前的阿拉伯领导人一视同仁”的基础上支持谢里夫的领土要求。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的展开,英国将巴士拉与巴格达行省也划进了他们的波斯湾利益范围内。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并没有明确表明英国对伊拉克的殖民要求,而是声称“鉴于英国的既有立场与利益”,需要对巴格达和巴士拉做出“特殊安排”,确保其“免遭外来入侵,并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共同维护双方的经济利益”—其实质,就是将英国在波斯湾的休战协定引入美索不达米亚。

最后,亨利爵士必须要确定他没有对阿拉伯人许下任何违反之前英法协议的承诺。1915年3月,法国政府坚持在战后协议中,将叙利亚连同亚历山大勒塔湾、奇里乞亚地区直到托罗斯山脉之间的领土全部吞并,英俄两国也正式同意了这一点。他知道,和盘托出法国的要求会使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而任何削减法国要求的行为又会招致其不满。[12]

既然清晰明了会适得其反,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就选择含糊其辞。这位高级专员对“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湾地区,以及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及阿勒颇以西的部分领域”持保留态度,借口称这些并非“纯阿拉伯领土”。这很明显意在从英国对谢里夫的承诺里,剔除那些日后可能导致英、法、阿三方关系恶化的阿拉伯领土—尤其是巴勒斯坦是否归入阿拉伯独立范围,这一问题不能有差池。这就是英国高级专员亨利爵士对谢里夫侯赛因的承诺。他坚称:“在有可能进行上述修改的前提下,英国已做好准备,在麦加谢里夫所要求的范围内承认并支持所有阿拉伯地区独立运动的开展。”

1915年11月5日至1916年3月10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通过信件往来,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结成战时同盟。在信件传递的空当,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和美索不达米亚均遭挫败。就在麦克马洪12月14日的信件寄出之前,英政府内阁决定撤出加里波利半岛的苏弗拉和澳新湾据点 (12月7日),且库特阿马拉的英军已被围困(12月8日)。麦克马洪1916年1月26日的信也是写于英军最终撤离加里波利之后(1月9日)。不出所料,在3月10日最后一封信件中,麦克马洪只提及了英军在埃及对赛努西部队取得的胜利,以及俄国从埃尔祖鲁姆传来的捷报,却对库特英军即将投降一事只字未提。英军的这些失利想必使他感到底气不足。

谢里夫侯赛因悉知与自己谈判的英方已是四面楚歌,于是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他在信件中不再只求英方承认阿拉伯独立,而是进一步提出“阿拉伯王国”,并自称为该王国的领袖。尽管如此,这位麦加的埃米尔仍然作出诸多领土上的妥协。他宣称“伊拉克省”是未来阿拉伯王国的一部分,但同意将“已被英军占领的地区”留给英国政府“暂时”管理,而英国则需“为该占领行为,向阿拉伯王国支付合理的补偿金”。

法国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让埃米尔难以接受。他坚称,叙利亚各个行省是“百分百的阿拉伯”领土,不能将其从阿拉伯王国中剔除。尽管如此,在双方的信件交涉中,谢里夫侯赛因承认他希望“避免破坏英法两国的联盟关系,以及两国在当下战争中所达成的协议”。不过,他警告麦克马洪,“待战争结束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要回当下留给法国的贝鲁特及沿海地区”。通信的其余部分都在讨论发动起义所需的物质条件:为确保阿拉伯人在未来能够持续对抗土耳其人,黄金、粮食及枪械必不可少。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成功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同时保留未来法国对叙利亚地区,以及英国对伊拉克行省的控制权。事实上,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并未对阿拉伯领土边界作出清晰的界定,这有利于战时英阿关系。但对英法关系来说,需要更加明确战后对阿拉伯土地的分割。

在对谢里夫侯赛因做出承诺时,英国政府有义务征求法国的同意。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已承认法国在叙利亚的特殊利益。1915年10月,在授权麦克马洪同意谢里夫侯赛因的领土要求后,英国外交部请求法国政府派谈判人员前来伦敦,以明确界定法国对叙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法国外交部长委派前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克特去往伦敦,与基奇纳的中东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进行谈判,争取起草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战后阿拉伯土地分治方案。[13]

事实上,英法两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私自瓜分了谢里夫侯赛因为未来阿拉伯王国所要求的领土。这种行为令许多历史学家谴责该协定是帝国主义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其中,巴勒斯坦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奥斯(George Antonius)最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该协定的观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令人震惊。这份文件的背后不仅仅是贪婪在作祟,是贪婪加上猜忌才导致的愚行:它还是两面派的惊人之作。”尽管如此,对英法两国来说,它们先前的殖民扩张竞争差点导致战争,《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让法国能明确其对奇里乞亚地区及叙利亚的领土主张,也能让英国明确其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土要求—而这些都是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对谢里夫侯赛因许下承诺时,试图排除在外的土地。[14]

人们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存在许多误解。即使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是该协定划定了当今中东的版图。事实上,赛克斯与皮克特二人制定的疆域与现在的中东并不一样。它只是划定了英法两国在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殖民地边界,使两国能在相应的地区随意“确立直接或间接的行政组织或控制权”。[15]

在“蓝色区域”,法国划定了从梅尔辛与阿纳达起的地中海东部海岸线,绕过亚历山大勒塔湾,向南经过当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海岸,直至古老的港市苏尔。法国还拿下安纳托利亚东部北起锡瓦斯,东至迪亚巴克尔与马尔丁的一大片地区,这些区域都在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域之内。英国则在“红色区域”确立了对伊拉克巴士拉与巴格达二省的控制权。

英法两国将介于红蓝区域间的大片土地划分成数个地区,并对其实行间接统治。A区包括叙利亚的阿勒颇、霍姆斯、哈马与大马士革等主要内陆城市,以及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法国享有对这片区域的间接控制权。英国则间接控制B区,包括从伊拉克到埃及西奈边境的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沙漠。这两片地区将作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联邦”的一部分,“接受一位阿拉伯领导人统治”。这样的领土划分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谢里夫侯赛因的承诺大打折扣。

英法唯一争执不下的,是巴勒斯坦。两国无法达成共识,而且都认为俄国的野心会使谈判变得更为复杂。赛克斯与皮克特决定在地图上将巴勒斯坦标为棕色,以与红蓝地区区分开来,并提议在该地区实施“多国共管”,但最终的治理形态需与“另一盟国”—俄国,“还有麦加谢里夫的代表”共同商讨决定。这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唯一一次清楚地提及谢里夫侯赛因。

1916年3月,赛克斯与皮克特前往俄国,试图取得这位协约国盟友对他们分治方案的认可。除了1915年《君士坦丁堡协定》中关于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的领土要求,沙皇政府此次还向英法两国提出,将俄军近期占领的土耳其领土—埃尔祖鲁姆、黑海港市特拉布宗、变成废墟的凡城,还有比特利斯—划归俄国统治,以此作为俄国默许《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条件。1916年5月,随着俄国的支持,协约国全面达成关于战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议。他们暂时成功地将阿拉伯盟友—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蒙在鼓里。

 

1916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协约国秘密制定了中东战后规划,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倍感压力。奥斯曼军驻叙利亚指挥官—杰马勒帕夏计划对埃及的英军阵地发起新一轮攻击,并要求哈希姆家族成员提供部落兵,以显示其对土耳其战争行动的忠诚。这位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对哈希姆家族的意图,以及整体阿拉伯人的忠心已经有所怀疑。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压力下,杰马勒在叙利亚的专制演变成恐怖政权,从而进一步损害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

成为战时叙利亚总督没多久,杰马勒帕夏就掌握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居心叵测的铁证。参战后,奥斯曼当局为收集可能的情报而下令收缴英法领事馆的文件。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奥斯曼官员收获颇丰。法国领事馆的文件里包含秘密组织成员的海量往来信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参加1913年巴黎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其中显示,他们正为阿拉伯渴望达到的各种目标向法国寻求帮助,其中包括更大程度的自治,甚至是在法国的保护下彻底实现独立。文件牵连到诸多穆斯林和基督教显要。这份名单几乎成了叙利亚知识界精英的名人录:从国会议员、记者、宗教人士到军官,应有尽有。

面对这些罪证确凿的文件,杰马勒帕夏最初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他此次前来叙利亚,是为领导奥斯曼军向苏伊士运河发动一场振奋人心的进攻,从而煽动埃及民众揭竿起义,反对英国在当地的统治。他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不成气候,待奥斯曼军在战场上获胜后,这些运动自然会消亡。此时此刻,杰马勒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够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合力攻打英国统治下的埃及,而政治上的报复只会打击公众士气。[16]

然而,随着1915年2月奥斯曼军进攻苏伊士运河失败,杰马勒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便强硬起来。许多原本承诺加入战斗的阿拉伯非正规兵仍然置身事外,旁观杰马勒从西奈半岛蒙羞撤军。值得注意的是,哈希姆家族缺席了西奈战役,他们没有将汉志的阿拉伯部落团结在苏丹的旗帜之下。

况且,奥斯曼军的失利引发公众对奥斯曼帝国未来的担忧。伊赫桑·图尔吉曼是一位来自耶路撒冷中产家庭的阿拉伯士兵。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三位伙伴之间的对话,其中两位是奥斯曼军的现役军官。1915年3月末,即攻打苏伊士运河失败后,伊赫桑·图尔吉曼及三位朋友在一起讨论“这场惨烈的战争”与“(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我们或多或少都认为帝国已行将就木,在不久的将来被人瓜分”。阿拉伯人民开始期待奥斯曼帝国的倾覆,各个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对帝国的威胁也逐渐增大。因此,杰马勒帕夏决定铲除来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隐患。[17]

法里赫·里弗奇(Falih Rıfkı),作为伊斯坦布尔的杰出青年记者,他第一时间目睹了杰马勒帕夏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镇压。凭借他在伊斯坦布尔首屈一指的《塔宁》日报(Tanin)中的每周专栏,里弗奇从大维齐尔办公室当中脱颖而出,受到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重视。他曾负责报道巴尔干战争,由此结识了恩维尔;内政大臣塔拉特委任里弗奇为他的私人秘书;杰马勒在离开伊斯坦布尔,赴任叙利亚总督暨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时,特别要求调任里弗奇为他的参谋长,负责情报工作。里弗奇于1915年的某一天抵达耶路撒冷。

杰马勒总部位于橄榄山一家德国宾馆内,俯瞰耶路撒冷城。那天,来报到的里弗奇夹在一群神情紧张的人里,在杰马勒帕夏办公室门口等候。杰马勒背对着他们,暴躁地读着信、签署文件,对下属吼叫着。“告诉我的副官,让那些纳布卢斯的贵族进来吧。”杰马勒命令道。

这二十来个惶恐不安的人,在杰马勒办公室门口犹犹豫豫,最后匆忙念了句祷词才推门进去。他们杵在俯瞰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大窗户前。杰马勒继续伏案工作,压根不理会他们。里弗奇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错,但从他们焦躁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在担忧自己的性命。杰马勒让这些人就这样干耗着,他们肯定觉得像是等了一个世纪。最后,杰马勒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摔,转过头来。

“你们意识到对祖国所犯的罪行有多严重了吗?”他傲慢地问道。

“看在安位的份上,请宽恕我们吧。”这群人绝望地呢喃,但杰马勒严厉地打断他们。

“你们知道该当何罪吗?”杰马勒继续训斥,“你们罪该绞死。”里弗奇看到这些人紧张得满脸通红。“对,该被绞死—但好在‘高门’宽宏大量。现在我只想把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流放到安纳托利亚。”

捡回一命的贵族们连连祷告,感谢杰马勒免他们一死。“你们可以退下了。”杰马勒帕夏说,示意会面到此结束。他们乱哄哄地逃出了办公室。

人走后,杰马勒对里弗奇报以灿烂的微笑,欢迎他的到来。他一定察觉到这位记者在目睹刚才一幕后的局促不安。“你以为呢!”杰马勒帕夏耸了耸肩,“在这儿,就得这样!”[18]

从1915年起,奥斯曼当局开始大规模流放他们信不过的阿拉伯百姓。始作俑者是杰马勒帕夏。有一次,他对法里赫·里弗奇吹嘘道:“我亲手流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流放主要针对的是被怀疑有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以及教堂受法俄两国保护的阿拉伯基督徒。

与驱逐亚美尼亚人不同,阿拉伯人并未遭遇屠杀或死亡迁徙,只是被切断与其“危险”朋友和熟人的联系,使其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被流放的人被迫靠个人积蓄度日,等耗尽一切后,他们就不得不完全依赖奥斯曼政府。他们的亲朋好友不遗余力地向奥斯曼政府表忠心,以确保自己的家人能平安归来。截至一战末期,奥斯曼当局流放了约5万阿拉伯人。[19]

先前的征兵已使村子人口大为减少,此番流放政策一出,村子变得更加萧条。商店关门,农田荒芜,只有疲惫的老弱妇孺还在田里耕作。这一切对贸易及农业造成极大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大叙利亚地区这时蝗虫成灾。“蝗虫在全国范围内肆虐,”伊赫桑·图尔吉曼在1915年3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7天前,蝗虫开始入侵,黑压压遮住了天。今天,蝗虫群花了将近两小时才从耶路撒冷上空飞过。请主保佑我们免遭战争、蝗虫和疾病的侵害吧,这三种灾害正在蔓延。”

过去,叙利亚地区也曾遭受过蝗虫的困扰。但1915年这次灾害之严重、地域之广前所未有。为遏止蝗群肆虐,奥斯曼当局命令所有15岁至60岁的平民每周收集20千克(约合40磅)蝗虫卵,交由政府销毁,否则将受处罚。耶路撒冷的百姓不敢有丝毫怠慢。蝗灾6周后,图尔吉曼注意到耶路撒冷的商店都关闭了,“大多数人都出门收集蝗虫卵”。

尽管如此,奥斯曼政府的这些措施根本无法遏制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夏季开始便一直在农田和果园肆虐,直至深秋。庄稼收成也几乎被摧毁,叙利亚地区报道称因灾损失了75%至90%的庄稼。剩下的粮食全部送给军队,或被少数几个幸运儿囤积起来。因此,食物出现严重短缺,饥饿开始在巴勒斯坦、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各个村镇蔓延。

到了1915年12月,耶路撒冷市场已无面粉可售。“我从没经历过如此黑暗的日子,”伊赫桑·图尔吉曼在日记中写道,“从上周六起,面粉和面包就消失了。许多人好几天都没吃过面包。”他亲眼目睹男女老少在大马士革门附近争抢面粉,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发生斗殴。“我们已经忍受了没有大米、糖和柴油的日子,但没有面包,这日子还怎么过?”

1916年,饥饿升级成饥荒。蝗虫成灾、战争征用、私囤粮食,加上食物运输和分配过程中的失败,导致1916年至战争末期,叙利亚与黎巴嫩地区有30万至50万平民受饥荒困扰。在叙利亚地区,饥荒和其他战时困难成为战争的同义词;人们统称这些灾难为Seferberlik,即土耳其语的“全民动员”。一战就是Seferberlik,全民动员后一系列不幸接踵而至,不可避免地导致空前的粮食歉收、通货膨胀、疾病肆虐、饥荒遍地、生灵涂炭。[20]

1916年4月,一位身负法国秘密使命的叙利亚流亡者游走在叙利亚与黎巴嫩,亲眼目睹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他看见幸存者离开死气沉沉的村庄去寻找食物,也看见饿殍遍地。在与大马士革一位明白事理的阿拉伯官员谈话时,他控诉奥斯曼政府蓄意制造饥荒,以此来肃清国家内部“不忠”的基督徒。“正如他们对亚美尼亚人拔剑相向,他们企图用饥荒消灭(基督教)黎巴嫩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再也不能给他们的土耳其主子添麻烦。”[21]

然而,恩维尔帕夏坚称,饥荒是战争最初几个月“协约国海军封锁”海峡引起的。英法舰船禁止任何船只进入叙利亚港口—连载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船也不让通过。据传,恩维尔于1916年去往梵蒂冈,提议向叙利亚与黎巴嫩发放粮食援助。他与驻伊斯坦布尔的教皇特使谈话,承认奥斯曼政府在叙利亚没有足够的粮食能同时满足军队和百姓的需求。他敦促梵蒂冈说服英法两国,每月至少准许一艘船只进港发放食物,教皇可钦点任何人员前去负责分发,以确保这些粮食不会落在土耳其士兵手中。尽管如此,恩维尔的提议没有任何下文。因此,与许多奥斯曼政府官员一样,恩维尔也认为协约国蓄意在叙利亚制造饥荒,以削弱当地的抵抗力度,或是企图煽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22]

恩维尔对叙利亚地区爆发叛乱的担心不无道理。奥斯曼军的失利与战争期间的时局艰难,让许多阿拉伯平民起来反对苏丹政府。于是,消除阿拉伯人威胁的任务就落在叙利亚总督杰马勒帕夏身上。他希望扼杀任何可能与协约国勾结的阿拉伯反抗运动,以儆效尤。此外,他还试图恐吓那些投身于分裂活动的叙利亚精英。正如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所认为,“无论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希腊还是阿拉伯,对这些少数民族来说,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是他们一切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不共戴天的敌人”。[23]

1915年6月,杰马勒帕夏首次下达逮捕阿拉伯政治活动家的命令。他为审判这些人设立了军事法庭。到1915年8月,法庭完成调查。杰马勒帕夏指示法官,处死任何与法国勾结、危害奥斯曼帝国罪名成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组织成员。13人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尽管其中2人后来被改判终身监禁)。

第一批绞刑于1915年8月21日在贝鲁特执行。奥斯曼士兵封锁了中央高塔广场,广场上挤满士兵,被判有罪的人在黑暗中被带到绞刑架前。消息很快便在阿拉伯行省当中传开,月底传到耶路撒冷。伊赫桑·图尔吉曼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虽然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位爱国者,但听到消息后还是非常震惊。”对被土耳其人绞死的阿拉伯人,图尔吉曼怀有一种民族情结。“再见了,勇敢的同胞们,”他在日记中向他们致敬,“当你们崇高的目标得以实现时,愿我们的灵魂能够相会。”[24]

事实证明,这次绞刑仅仅是暴政的开端。1915年9月,根据法国领事馆缴获的文件,杰马勒帕夏再度下令逮捕数十名嫌疑人。他们被带往位于黎巴嫩贝鲁特至大马士革要道上的阿莱村,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开庭前,这些疑犯遭到严刑拷打,逼其供出秘密组织的其他成员以及组织目标。尚未被捕的人被迫转入地下或逃跑。镇压起了效果。此前,这些阿拉伯主义者还信心满满地在1915年《大马士革草案》中,构想阿拉伯独立后的领土边界(谢里夫侯赛因就是以该草案为基础,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领土主张)。短短几星期内他们的活动就被瓦解,大家纷纷逃亡。

1916年1月的大马士革危机四伏。当时,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塞尔返回大马士革,希望与草案的起草者联手发动叛乱。他已做好预防措施:对多疑的奥斯曼当局,他谎称一路护送他的50个武装随从是父亲谢里夫侯赛因从汉志征来的志愿兵,将会参加奥斯曼军对苏伊士运河的第二次进攻。杰马勒帕夏向费塞尔及其随从表示欢迎,对这些来自哈希姆家族的客人致以行省总督的热情问候。

在拜访巴克利家族(家族之子纳希布逃过了杰马勒的天罗地网)时,费塞尔得知大马士革阿拉伯主义运动的境遇:阿拉伯兵团被派往远离阿拉伯行省的加里波利半岛及美索不达米亚,陷入苦战;阿拉伯平民被流放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还有数十位显赫的非军方人士被指叛国,送上阿莱村的军事法庭。由于政治局势已然改变,费塞尔遂搁置所有起义计划,着手建立与杰马勒帕夏的信任关系,确保身陷囹圄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能平安归来。然而,他父亲对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高层日益加深的敌意,破坏了费塞尔的一切努力。

青年土耳其党人向谢里夫侯赛因施压,敦促他动员部落志愿兵投身到第二次进攻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中来。1916年2月,恩维尔与杰马勒乘火车前往麦地那视察哈希姆部队,并敦促谢里夫侯赛因尽快让“穆加哈丁”(Mujahidin,圣战者)启程。次月,埃米尔写信回复恩维尔帕夏,列举他支持苏丹圣战的前提条件。谢里夫侯赛因的这封信,口气更像是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非苏丹臣子的措辞。他要求特赦所有正在受审的阿拉伯政治犯,呼吁在大叙利亚地区实施权力下放的执政模式,实现政务自治。此外,他还要求他的家族享有麦加埃米尔的继承权,并恢复麦加所有的传统特权。

对此,恩维尔的回复非常犀利直接。他警告称:“这些事情不用您考虑,除了一直反复提出这些要求外,您什么也得不到。”他还提醒埃米尔,他有义务派兵为国效力,且部队应由费塞尔率领,“在战争结束前,他将一直是奥斯曼第四军团的座上宾”。虽然谢里夫并未屈服于恩维尔将费塞尔作为人质的要挟,拒不改变条件,但他还是把儿子费塞尔交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看管。殊不知,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那些他们怀疑是阿拉伯分裂主义者的人,是多么心狠手辣。[25]

1916年4月,阿莱的军事法庭作出宣判。数十位被告均被判“参与叛国,他们试图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与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中分裂出去,独立建国”。尽管大家都知道叛国罪当处死,但这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中许多出身显赫,身居帝国议会议员或奥斯曼参议员等要职。很难令人相信,奥斯曼政府会像对待普通罪犯那样,将这些位高权重的非军方人士统统吊死。[26]

哈希姆家族成员公开为阿莱的罪犯说情。谢里夫侯赛因给奥斯曼帝国苏丹、杰马勒帕夏及塔拉特帕夏拍电,恳求对他们宽大处理,并警告称,死刑会招致“以牙还牙”。已回到大马士革的费塞尔,也在与杰马勒的定期会面中给阿莱的罪犯求情。然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对他们的请求充耳不闻,决意杀鸡儆猴,一劳永逸地震慑阿拉伯分裂主义者。

1916年5月6日,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21人于破晓前被吊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中央广场上。目睹了绞刑的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也对这些人充满同情和敬意。“被绞死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民运者,”他回忆道,“他们从牢里走到绳套前,一路昂首挺胸,唱着阿拉伯颂歌。”同日,大马士革有7人在日出之前被绞死。当天晚些时候,里弗奇抵达大马士革。他十分惊讶地发现,仅在阿拉伯主义者被绞死15小时后,大马士革有头有脸的人物便在杰马勒帕夏家中举行宴会。“大马士革没人为他们哀悼,”里弗奇回忆称,“诗人、马屁精、演说家—每个人都在替国家感激眼前这位伟人,感谢他将阿拉伯半岛从它误入歧途的孩子们手中拯救回来。”[27]

然而,对阿拉伯民运者来说,杰马勒帕夏可不是什么英雄。绞刑举行后,他们把杰马勒帕夏冠以“萨法赫”(al-Saffah)之名,即“血溅者”。在哈希姆家族成员眼里,杰马勒就是个凶手。当时费塞尔正在巴克利家中,有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向他们报告了绞刑的消息。奥斯曼政府的官方报纸专门印发特刊,列出每个死者的名字及其被控罪名。费塞尔最先打破震惊后的沉寂。他将头饰摔在地上,狠狠地用脚踩了上去,大声发誓报仇:“兄弟们,视死如归的时候到了!”[28]

 

费塞尔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大马士革。杰马勒如此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已彻底排除叙利亚各行省任何政治行动的可能。只有汉志还有可能发动起义,那里的部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且奥斯曼军与外界联系不密。不过在他回汉志之前,费塞尔需要征得杰马勒帕夏的允许才能安然离开大马士革。一旦被怀疑有半点异心,费塞尔自己及同伴恐怕都要踏上被绞死的烈士后尘。[29]

费塞尔计诱杰马勒帕夏批准他返回汉志。他谎称收到父亲的消息,确认汉志志愿部队已全部就位,正准备加入杰马勒的叙利亚部队。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相信贝鲁特与大马士革的公开绞刑已经震慑了谢里夫侯赛因,使其不敢怠慢。因此,费塞尔被准许返回麦地那,亲自率领汉志的“圣战者”前来大马士革。

杰马勒帕夏自然没有完全相信费塞尔的说辞。此前,费塞尔太热心于为被判刑的阿拉伯主义者求情;麦地那的奥斯曼驻军指挥官也曾指控,谢里夫阿里及汉志部队干涉军务;而谢里夫侯赛因写给恩维尔与杰马勒的信被看做有叛国之嫌。尽管如此,杰马勒还是认为,若能获得麦加谢里夫对奥斯曼帝国圣战的支持,则值得冒险让人质费塞尔回到汉志。

5月16日,谢里夫费塞尔离开大马士革。启程前,杰马勒帕夏送了他一件礼物—一支李—恩菲尔德步枪。这把从英军手中缴获的步枪,原先是在加里波利半岛作战的第一埃塞克斯郡团的配枪,枪管上还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刻着“达达尼尔战役战利品”的金字。很显然,杰马勒赠与费塞尔这件战利品,旨在让哈希姆家族成员相信奥斯曼帝国定能赢得胜利。然而,费塞尔很快就调转枪头,与奥斯曼帝国为敌。[30]

为防止哈希姆家族口是心非,杰马勒决定派遣他最信得过的将领之一—法赫里帕夏前去指挥麦地那驻军。杰马勒声称,法赫里帕夏“以值得信赖和爱国著称”,而其他人则控诉法赫里对亚美尼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旦出现异动,法赫里便负责抓捕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并将麦加的公务交由麦地那的奥斯曼总督管理。[31]

阿拉伯起义前夕,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对两国带来的实际利益,远低于双方在谈判初期互相的承诺。英国已不再像1915年初发兵攻打君士坦丁堡时那么势不可挡。德国使英军在西线遭受重大伤亡,就连奥斯曼军也让他们蒙受战败的耻辱。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自己与英国结盟是否正确。

尽管如此,哈希姆家族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与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通信时,谢里夫侯赛因始终把自己与儿子看做泛阿拉伯运动的领导。然而到1916年5月,叙利亚与伊拉克地区显然已无法发动大型起义,谢里夫最多只能在汉志挑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起义成功与否,还得看他们是否有能力动员以无组织无纪律著称的贝都因人加入战斗。

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关系并没有因此终止。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双方在1916年夏天时亟需彼此的力量。谢里夫侯赛因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关系已紧张到极点,他知道但凡有一点机会,他们就会把他拉下台,甚至谋害他与他的儿子们。另一方面,英国在埃及与伦敦的官员都担心,最近奥斯曼军取得的胜利会增加圣战的可能,因此他们需要谢里夫的宗教权威来破坏奥斯曼帝国的圣战运动。无论哈希姆家族领导的起义最终结果如何,至少都能削弱奥斯曼军的力量,迫使土耳其人抽调部队与物资赶赴汉志及其他阿拉伯行省重整秩序。出于各自的目的,结盟双方都急于发动起义。一旦费塞尔返回汉志,他们的起义便指日可待。

 

6月5日,费塞尔在麦地那外围加入他哥哥阿里的队伍,开始与规模最大的奥斯曼军驻汉志部队作斗争。当时,法赫里帕夏已经接管当地约1.1万人的奥斯曼驻军,而阿里只征募到1500名部落志愿兵参加西奈战役,无法控制铁路。因此,他们将法赫里帕夏的部队牵制在麦地那,让他们的父亲和兄弟能够在以南210英里的麦加自如行动。

这场麦地那周边地区的局部冲突爆发四天后,哈希姆家族公开了他们的目的。6月9日,谢里夫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向杰马勒帕夏发出最后通牒,列举了要想让他父亲继续对奥斯曼帝国效忠的条件。然而,他只给青年土耳其党人很短的时间回应,明显别有用心。“收到该信24小时后,”他警告称,土耳其与阿拉伯这“两个民族之间便将爆发战争”。[32]

谢里夫侯赛因在圣城麦加的自家宅院里打响了阿拉伯起义的第一枪。1916年6月10日,麦加埃米尔举起一把步枪—很有可能就是杰马勒送给费塞尔的那把战利品—朝奥斯曼军营开了一枪,示意起义由此开始。哈希姆家族以阿拉伯人民的名义与土耳其人开战,但阿拉伯世界是否真能积极响应,还有待观察。[33]

 

三天之内,哈希姆部队就成功占领麦加绝大多数地区。麦加总督迦里布帕夏带领多数驻军,撤到自己在麦加以东60英里塔伊夫高地上的避暑山庄,只留1400名士兵守卫圣城。在一处山头的要塞上,奥斯曼军阻击埃米尔部队达四周之久。他们向麦加城内开炮,以驱散阿拉伯人。许多炮弹落在大清真寺上,卡巴天房—伊斯兰最神圣的神龛—的顶棚也着了火。另一发炮弹的碎片砸在清真寺的正面,毁坏了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的名字。由于奥斯曼·本·阿凡还是奥斯曼家族的创始人,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便向麦加民众宣称,这是“奥斯曼政权即将瓦解的标志”。最终,山头要塞上的奥斯曼军弹尽粮绝,7月9日被迫投降,哈希姆家族由此确立对麦加的控制权。[34]

谢里夫侯赛因在6月10日打响第一枪后不久,4000名哈卜部落(Harb tribe)的贝都因骑手在指挥官谢里夫穆赫辛的带领下,闯入红海港市吉达。一开始,当地1500名奥斯曼士兵凭借机枪与大炮给贝都因人沉重一击。不过阿拉伯人得到两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的助攻,奥斯曼军在吉达的阵地一直遭受战舰的炮弹攻击。此外,英国飞机也在猛烈轰炸土耳其军阵地。由于遭受海陆空立体式攻击,奥斯曼守军最终于6月16日投降。

起义爆发前不久,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便与70名骑骆驼的随从一道转移到塔伊夫的外围地区。麦加总督迦里布帕夏邀请阿卜杜拉去他的官邸,谈论最近盛传的起义一事。“你也看到,塔伊夫的人们都拖家带口地准备离开这里,他们把能带的都带上了。”总督说。他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古兰经》,敦促阿卜杜拉告诉他实情。阿卜杜拉打了个马虎眼,蒙混过关。“要么谣言不实,要么起义是针对您和谢里夫,要么是谢里夫及百姓针对您。如果后者属实的话,我还会到您这儿自投罗网吗?”[35]

离开总督官邸后,阿卜杜拉下令切断电报线,并防止任何人从路上离开塔伊夫通风报信。6月10日午夜时分,他命令手下由周围部落招募的部队攻打奥斯曼军阵地。据他回忆称:“我们的攻击相当凶猛。”贝都因人很快便突破土耳其军前线,带回了“一些俘虏和战利品”。但当太阳升起,土耳其炮兵开始轰击阿拉伯阵地,这些贝都因人便乱了阵脚。许多部落兵“乱糟糟地逃回自己家中”。阿卜杜拉担心若继续进攻,自己的部队恐会分崩离析。因此他围困塔伊夫,重整队伍。

抄着步枪的贝都因人根本不是拥有机枪大炮的奥斯曼正规军的对手。双方就这样对峙了5周。随后,英军用船运来埃及炮兵连,以巩固阿卜杜拉在塔伊夫的阵地(此举也进一步违反1914年约翰·麦斯威尔将军避免埃及人卷入英军战事的承诺)。7月中旬,埃及炮兵展开对奥斯曼军的持续炮击,火力盖过了敌军。土耳其人坚守阵地到9月21日,迦里布帕夏被迫提出无条件投降。“第二天,要塞正式撤下奥斯曼帝国国旗,升起了阿拉伯旗帜,”阿卜杜拉记录道,“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哈希姆家族一样感到胜利的喜悦,而奥斯曼总督已被围困和失利彻底击垮。“这是场浩劫,”迦里布帕夏哀叹道,“我们本是自家兄弟,现在却反目成仇。”[36]

到9月底,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已经夺得了麦加与塔伊夫,还有吉达、拉比格及延布等红海港市,俘获6000余名奥斯曼士兵,双方都没有太大伤亡。第二个月,谢里夫侯赛因单方面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之王,”他的儿子们则被冠以“埃米尔”的头衔。(但英国人对谢里夫侯赛因的这则宣告感到尴尬,他们只愿意承认他为汉志国王。)

起义的消息在阿拉伯世界不胫而走,对奥斯曼军不抱有任何幻想的阿拉伯人因此倍感兴奋。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当局把起义的报道压了数周。伊赫桑·图尔吉曼在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好消息。“谢里夫侯赛因帕夏已宣布起义,反抗帝国,”他带着疑惑的语气写道,“这就开始了吗?”图尔吉曼难掩自己的激动。“每个阿拉伯人都应该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帝国杀了我们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我们还怎么支持它?他们就像普通罪犯和暴徒一样被吊死在广场上。愿主保佑汉志的谢里夫,保佑他的军队能够日益壮大。愿你们的战役能够扩大至阿拉伯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我们摆脱这该死的国家。”[37]

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是一名膳宿在民家的年轻军官,隶属叙利亚兵团。根据他的经历,阿拉伯起义使奥斯曼帝国内部同室操戈。土耳其士兵拒绝与阿拉伯人共用一个清真寺或军官食堂,还发表针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言论,蔑称肤色较黑的阿拉伯人为“黑人”。奥斯曼政府对无辜平民的迫害让阿杰卢尼感到发指。他的驻地位于奇里乞亚沿海的塔尔苏斯,在那里他亲眼看见,火车上满载的都是惨遭杰马勒当局流放的叙利亚人。“每个人的表情中都饱含难以言说的苦痛。”他回忆道。更糟糕的是,有一大批被流放的亚美尼亚人朝着反方向的叙利亚大沙漠行进,负责押送这些男女老少的是“从不知道同情为何物的”士兵。由于看透了奥斯曼帝国在战时的所作所为,阿杰卢尼听到谢里夫侯赛因起义的消息后喜不自禁。“它令我们动摇的信念再次坚定,重新给予我们蓬勃的希望和力量。这一天对阿拉伯人来说是崭新的一天。”他当即起誓,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他都要启程去汉志参加起义。[38]

哈希姆家族起义的消息在奥斯曼军的阿拉伯军官中激起热烈讨论。阿杰卢尼的一位密友试图说服他不要逃离奥斯曼军。这位密友称,谢里夫的运动与英军结盟,寻求将阿拉伯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去,这样做只会让阿拉伯世界被欧洲主宰。许多怀有阿拉伯主义思想的军官宁可在奥斯曼帝国内寻求改良,让帝国给予阿拉伯行省更多的自治;他们建议参照奥匈帝国,实行土阿二元君主制。阿杰卢尼充分考虑了朋友的论点,但他仍然坚定支持谢里夫。他们之间的辩论也证明,并不是所有奥斯曼阿拉伯人都支持阿拉伯起义。

伊斯兰世界对哈希姆家族起义有着不同的反应。印度穆斯林报纸谴责谢里夫率领阿拉伯人反抗哈里发。在印度动荡不安的西北边境省,清真寺里回荡着伊玛目对谢里夫侯赛因及其诸子的诅咒。6月27日,全印穆斯林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言辞激烈地谴责哈希姆家族,称谢里夫侯赛因的举动给圣战制造了真正的势头。印度的英国军官一直反对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与谢里夫侯赛因谈判。如今,他们辩称起义适得其反,印度穆斯林反变得更加倒向奥斯曼帝国。[39]

 

哈希姆家族成员在麦加附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最初的胜利使国王侯赛因及其子占领了麦加城镇与红海沿海一带,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这些战果。贝都因志愿兵的三分钟热度很快便减退。他们参加起义,原先一方面是迫于麦加谢里夫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打算伺机抢夺奥斯曼政府财产,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阿拉伯独立。一旦头战胜利,顺利攻占城镇,部落兵便拿着战利品回家了。这迫使国王侯赛因的儿子们又得动用所有好友和关系去重新征集,向他们承诺发放枪支和定期薪金,这也是英国唯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条件。

在麦地那,法赫里帕夏准备好带领奥斯曼军发动反击。他的军队兵力充足,与大马士革的通讯也畅通无阻。由于没有炸药,叛乱者没有办法将军队的补给线—汉志铁轨炸断。7月2日,青年土耳其党人任命谢里夫阿里·海达尔(Sharif Ali Haydar)接替叛徒侯赛因成为新任麦加埃米尔。此人是哈希姆家族敌对部落的头目,法赫里帕夏希望赶在10月初汉志的朝觐季到来之前让他在麦加上任。8月1日,这位新任麦加埃米尔乘火车抵达麦地那,受到全城最高规格的礼遇。

从麦地那到麦加有两条路。内陆的这条路虽然距离较短,但中途饮水困难,地势险峻,军队无法快速通过;而沿海的这条路经过红海港市延布和拉比格,虽然距离较远,但沿途有取水点,可供军队行进时使用。因此,为保卫麦加,哈希姆家族成员必须控制延布和拉比格。8月初,随着奥斯曼军从麦地那启程,费塞尔抢占了要塞,阻断通往延布的道路,他的哥哥阿里则占领拉比格。虽然他们占据正确的位置,但他们需用部落志愿兵以外的正规军来与奥斯曼军相抗衡。除非哈希姆家族很快就有援军赶到,否则他们很快就要败下阵来—这将对阿拉伯和英国的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身处伦敦、开罗与西姆拉(英属印度的夏季首都)等地的英国战争策划者正在权衡风险,看是否应该派遣英国部队增援哈希姆家族。印度政府认为英国部队若进入汉志,会被印度穆斯林视为“异教”士兵在与哈里发的教众军团作战,“亵渎”汉志的圣土,从而导致他们的暴力反抗。而开罗的阿拉伯当局则认为,谢里夫的部队已在崩溃的边缘,让奥斯曼军在麦加取胜会严重损害英国在其穆斯林殖民地的威名。无论哪种选择,英国在汉志都将面临激起圣战的危险。因此,折中的办法就是用穆斯林志愿兵增援谢里夫的部队。

英国在印度与埃及的战俘营是征募穆斯林士兵的自然之选。在审讯奥斯曼军的阿拉伯俘虏时,英军发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致力于阿拉伯人的事业。上文提到的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就是其中一员。其他人包括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当中被俘的伊拉克官员努里·赛义德和阿里·乔达特,还有赛努西战役中在邻近利比亚边界被俘的贾法尔·阿斯克里。谢里夫宣布阿拉伯独立,这足以使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放弃为苏丹效力,转而投身于哈希姆家族的起义。1916年8月1日,努里·赛义德率领第一支分队从埃及出发前往汉志。阿里·乔达特在巴士拉承诺不再对英作战后被释放,后被英军军官征召至印度,帮助说服其他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被俘的士兵加入谢里夫的部队。乔达特成功说服35名军官及350名士兵志愿参加阿拉伯起义。他们于9月初离开孟买,并在目的地拉比格受到努里·赛义德的欢迎。[40]

然而,并不是每位阿拉伯战俘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第一批志愿者启程之后,英军清空了埃及和印度的战俘营,将有可能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战俘全数运往汉志,但这一做法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11月末,两艘船载着90名军官与2100名士兵从孟买出发驶往拉比格。当船到达目的地时,负责为谢里夫部队招募士兵的人员很沮丧地发现,只有6名军官和27名士兵愿意加入阿拉伯部队。其余的人不是无意与穆斯林同胞为敌,就是害怕如果被奥斯曼军俘获,他们的叛国行为将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已经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志愿兵做了长达10天的劝说工作,最终这些运兵船载着不愿倒戈的战俘继续往红海驶去,将他们暂时安置在埃及的战俘营中。

放弃奥斯曼军人身份、转而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军官和士兵为阿拉伯起义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有限的人数。他们训练有素,又精通阿拉伯语,成为操练和指挥贝都因士兵的最佳人选。但是他们人数有限,不足以遏制法赫里帕夏所带来的威胁,后者率领的军队继续朝延布和拉比格逼近。随着穆斯林朝觐的时节即将来临,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派遣英军增援哈希姆部队。英军整装待发,这时法国也提出派遣穆斯林部队协助在汉志发动战役。

法国利用朝觐的时机,委派一支武装护送北非朝觐者前往麦加。这支护送队很快成为协助谢里夫部队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这给英军敲响了警钟。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伦敦拍电,“极力反对”法国派兵,称“此举会从我军手中抢走谢里夫取胜后我军将获得的重大政治优势”。但事实上,法国只是想确保谢里夫的阿拉伯起义不对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造成威胁,对在阿拉伯半岛确立优势并无多大兴趣。他们派遣军官前往阿拉伯半岛是为监视英军的一举一动,确保法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的利益不受侵害。[41]

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任务落在爱德华·布雷蒙上校的肩上。他会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在摩洛哥服役时功勋卓著。9月21日,布雷蒙上校率领一支兼有军事和民事官员的代表团和200名北非朝觐者抵达吉达。另一边,麦克马洪爵士派遣罗纳德·斯图尔斯护送埃及的朝觐团体前往汉志。这让斯图尔斯能有机会与布雷蒙上校和哈希姆部队的前线指挥官分别商讨军事战略。所有人都认为谢里夫部队仍旧过于弱小,无法与法赫里帕夏率领的奥斯曼正规军相抗衡。

如果无法在英军战俘营中成功召集到充足数量的阿拉伯士兵,则应退而求其次,选择调派来自殖民地的穆斯林士兵前去支援阿拉伯起义。英军为汉志战役招募埃及炮兵—在总体战的压力下,他们已顾不上此前对埃及民众所做的承诺。第一批250人的分队经由苏丹国前往汉志。截至12月,埃及战斗人员共计逾960人。[42]

虽然法军有大批北非(穆斯林)士兵,但派往汉志的部队从未在规模上胜过英军。英国战争办事处要求法军贡献出一支穆斯林炮兵连及尽可能多的军事专家,譬如机枪手、地雷工兵、通信兵(精通阿拉伯语尤佳)及医生等,法军尴尬地承认,他们的穆斯林士兵当中缺少这类技术人才。到1916年底,法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武装不超过12名军官(几乎全是法国人),不到100名步兵(几乎全是穆斯林),最高时是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其中许多人一直留在塞得港,从未踏上阿拉伯半岛半步。[43]

虽然这些来自殖民地的士兵为阿拉伯事业做出伟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奥斯曼军在大炮和机枪上的优势,但他们的数量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消解驻麦地那的奥斯曼士兵对麦加构成的威胁。1916年的整个秋天,奥斯曼军都在向哈希姆家族的沿海阵地步步逼近。

费塞尔及其部队原先驻扎在红海港市拉比格后方一处名为哈姆拉的山村。11月初,土耳其纵队逼迫他们撤离那里,奥斯曼军对哈希姆部队的威胁由此严峻起来。没有足够的穆斯林士兵在手,开罗与伦敦的英国军官再度权衡利弊,考虑是否应改派英国正规军增援谢里夫部队。英军内部反对派遣正规军,宣称如此一来,会使他们在红海沿岸地区没有足够兵力抵御法赫里帕夏的部队。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称,仅守住红海港城拉比格就需1.5万名英军士兵。驻埃及英军指挥官阿奇博尔德·穆雷中将认为,他一旦派兵支援谢里夫部队,便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苏伊士运河。他决定向一位英军尉官征求意见,此人与费塞尔见过面,对拉比格与延布的情形非常了解。

在协助解救被困库特的查尔斯·汤申德将军的部队未果后,T. E.劳伦斯返回开罗,并在1916年10月第一次到访汉志。作为一名阿拉伯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他毛遂自荐,成为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图尔斯派往吉达的使团成员,从而有机会从拉比格经内陆与谢里夫侯赛因之子会面,并视察他们的阵地。开始,英军指挥官们并未将劳伦斯的情报作为军事战略参考,但他们重视他对当地的了解。劳伦斯到访位于拉比格哈姆拉的费赛尔营地后,他们才相信他能提供关键情报,帮助他们做出是否派出英军前往汉志的艰难抉择。

劳伦斯与阿拉伯起义的故事堪称经典,他为哈希姆阵地在1916年秋那绝望的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了独到的见证。在拉比格,他接洽了阿里与数位曾为奥斯曼军效力的阿拉伯军官—来自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埃及的阿齐兹·阿里·马斯里,以及叙利亚的法依兹·胡赛因(Faiz al-Ghusayn)—他们都在操练谢里夫的正规部队。劳伦斯骑着骆驼走了数天,终于抵达费塞尔在哈姆拉的营地。但是,他发现费塞尔灰心泄气,他的部队也萎靡不振。他们弹尽粮绝,资金也已枯竭。迄今为止,费塞尔部队收到的唯一增援力量就是埃及的炮兵连,但这些炮兵对“被派遣到沙漠深处打一场毫无必要又费时费力的战争感到深恶痛绝”。因此,劳伦斯得出结论称,外来士兵、穆斯林和欧洲人一样,都不适合参加汉志战役。[44]

当开罗官员问及他的意见时,劳伦斯反对派英国部队前往汉志。他警告称,英军派遣任何远征部队前往阿拉伯半岛,都会被视作对当地有殖民企图。“无论谢里夫批准与否,如果英军派往拉比格的部队强大到足以占据那里密集的树丛,并在当地安营扎寨,”他认为阿拉伯人“一定会得出结论称‘我们被骗了’,然后四散跑回他们的帐篷”。相反,劳伦斯建议向阿里与费塞尔提供他们所需的黄金,以使贝都因士兵能继续服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一支部落民组成的部队留在战场长达5个月,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将英军的参与程度限制在提供空中支援与技术顾问上。英军指挥官觉得劳伦斯的这一观点—即阿拉伯人应自行发动阿拉伯起义—让英军非常省心,遂同意根据他的提议限制英军的参与程度。[45]

当劳伦斯于12月初返回阿拉伯半岛时,局势已大大恶化,就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当初的建议是否正确。土耳其军发动了一场奇袭,打了阿拉伯人一个猝不及防。据劳伦斯述称,贝都因士兵“成了一群逃难的乌合之众,在夜里一路纵马朝延布狂奔”。通往延布的道路在土耳其纵队到达之前被打通,费塞尔率领5000名士兵补上了贝都因士兵散逃造成的缺口。虽然他成功拖住土耳其军,但依旧无法守住阵地。土耳其人切断了费塞尔部队与南部拉比格地区阿里部队之间的联系。这两支阿拉伯部队彼此失联后,就都不是奥斯曼军的对手。一旦土耳其人收复红海沿岸地区,从谢里夫侯赛因手上收复麦加就再无障碍。[46]

费塞尔命其部队撤退到纳赫勒穆巴拉克(Nakhl Mubarak)的椰枣园之中。从该地骑骆驼去延布大约需6个小时,发布撤军命令时,劳伦斯也与费塞尔一道骑行骆驼。中途,费塞尔建议劳伦斯穿上阿拉伯服饰,这样阿拉伯士兵们便会将他视为“真正的领导者之一”,他也可以在营地里四处走动,不用担心他那套凌乱的英军制服在部落民当中“引起轰动”。费塞尔给劳伦斯穿上他一位阿姨送他的结婚盛装—当然他是想帮劳伦斯,但这身行头还是会让这位英国人在贝都因人之中引起轰动。费塞尔还给了他一把李—恩菲尔德步枪,正是几个月前杰马勒在大马士革赠他的那把加里波利战利品。劳伦斯当即就在枪托上烙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及日期:“T. E. L.,4-12-16”。随后,他离开费塞尔,骑行返回延布向上司求救。

回到延布后,劳伦斯拍电给驻红海的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警示称延布“危在旦夕”。威廉·博伊尔上尉承诺24小时内动员英军舰船离港。博伊尔雷厉风行,他组成了一支由5艘战船组成的强大船队,以保卫延布。不过,这些战船基本称不上是战列舰—据博伊尔述称,他自己的乘坐的“狐狸”号“几乎是海军上校指挥过的最慢最旧的战船”—但它们所装的火炮火力比土耳其野战炮兵要猛得多。

当英军在延布集结船只之际,土耳其人又一次进攻费塞尔部队得手。奥斯曼军的3个步兵营带着野战炮南下至纳赫勒穆巴拉克,贝都因士兵见势四下逃窜。埃及炮兵用英军为哈希姆部队提供的劣质大炮—据劳伦斯猜测,“英军觉得这些老旧破烂给阿拉伯野人足够了”—对敌展开了积极炮击。由于没有瞄准器,没有测距仪,也没有烈性炸药,阿拉伯炮兵只能靠大炮制造的噪音来唬住敌军。不过,奥斯曼军还真被巨响给镇住了,这给撤退的阿拉伯人不少勇气。最终,费塞尔以较低的死伤率从纳赫勒穆巴拉克成功撤军。他们撤回延布,将高地悉数还给奥斯曼军。劳伦斯回忆称:“我们的战争似乎已经进入尾声。”

延布的大街小巷里满是忙于修筑工事的阿拉伯士兵,他们在为最后一搏积极地做着准备。守军们用泥土筑起防御墙,以延缓奥斯曼军的推进,不过鲜有人指望这些土木工事能抵御敌军坚决的进攻。唯一真正能阻挠奥斯曼军攻占延布的是皇家海军。战船气势恢宏,船上的每门火炮都直指岸边,探照灯那冷森森的光束在夜晚的平原上交错纵横,仿佛在向进攻者发出警告。

12月11日,奥斯曼军抵达延布郊外。此时他们已是精疲力竭。虽然曾连番击败费塞尔部队,但在环境恶劣的阿拉伯高地上连续作战数周还是让他们付出代价。奥斯曼军因疾病折损不少战斗力,用作交通工具的牲口也因劳累过度和食不果腹变得虚弱不堪。地形恶劣,贝都因部落还不时扰乱奥斯曼军后方,切断他们的补给线。他们本可以继续追击阿拉伯人,但苦于无力对抗皇家海军。他们距麦地那基地几百公里之遥,倘若在延布遭受重大伤亡,便根本没有后方支援,只得被迫投降。“所以他们折返了,”劳伦斯记录道,“我相信土耳其人在那一晚输掉了战争。”[47]

 

奥斯曼军很快被迫从延布折返。英军飞机持续轰炸土耳其人在纳赫勒穆巴拉克的营地,为避免更大伤亡,他们开始将部队向麦地那附近撤离。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的部队虽不足以围攻麦地那,但却足以阻止敌军从城中调离。直到战争结束,法赫里帕夏一直滞留在麦地那。

哈希姆家族成员并未让部队直接进攻驻麦地那的奥斯曼守军,而是选择开展运动战。谢里夫部队指挥官与英法两国顾问通力合作,计划沿红海沿岸北上,占据港城沃季赫。此举既有皇家海军为阿拉伯部队从红海提供补给,又能为攻击汉志铁路提供助力,从而切断麦地那守军不堪一击的补给线。常规办法行不通的时候,使用游击部战术或可收得奇效。

看到奥斯曼军撤退,哈希姆家族成员夺得汉志的控制权,英国战争策划者如释重负。土耳其人未能取得这次至关重要的胜利,他们本可以凭借这场胜利,夺回奥斯曼帝国对麦加及汉志其他重镇的控制权,进而维持圣战的势头。英国不会派兵进入汉志,当地局势已经稳定,这对奥斯曼军来说本是额外的好消息。不但印度穆斯林的问题得到缓解,而且英军在1916年底根本已无多余的部队可供调配。他们于7月1日对索姆河的德军阵地发动了一场大型战役,一天之内死伤高达惊人的5.8万人,创下英军自一战以来单日伤亡之最。像凡尔登战役一样,索姆河战役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损耗战,数月以来迟迟未见分晓。截至1916年11月中旬,英军已死伤42万人,法军折损19.4万人,而德军在索姆河一役中的伤亡人数据估算更是高达46.5万至65万人。在西线遭受如此重创后,英军已不愿再调派其欧洲士兵前往中东战场作战。

虽然不会调遣本国军队赶赴汉志支援谢里夫侯赛因,但英国人很乐意为阿拉伯盟友提供物质援助。到1916年底,英国政府已向谢里夫侯赛因提供将近100万磅的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提供一批飞机,由英国飞行员驾驶,负责监视敌军。同时也保证德军提供给奥斯曼军的飞机远离贝都因人,以防畏惧空袭的贝都因人受到惊吓。此外,英国与法国还共同派出所能齐集的全部穆斯林正规部队,另辅以一小批欧洲军官,为炸毁铁路等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笼罩在哈希姆家族上方的阴霾一经驱散,英法两国的战争策划者便开始把阿拉伯起义视作一战中一桩有利可图之事。早在1916年7月,英国战争委员会就已根据哈希姆家族成员在汉志的早期战绩,为其驻埃及的部队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委员会指示驻埃及的英军总指挥,穆雷将军,在跨西奈半岛北部的一片地区建立英军的控制区,范围从地中海的阿里什直至红海东部的小港亚喀巴。英国战争策划者声称,这些举措将“对叙利亚与汉志之间的通讯构成威胁,从而鼓励叙利亚阿拉伯人起事”,以支持阿拉伯起义。由此,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起义与英军在巴勒斯坦发动的战役连接在了一起,这种致命关联,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覆灭。[48]


[1] amirate这个词指麦加埃米尔的办公室.“埃米尔”(amir) 是国王或指挥官。麦加掌权的君主可被称作埃米尔或麦加大谢里夫。

[2] 阿卜杜拉的叙述记录在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112–113.另见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 (London: Readers Union, 1939), 129–130;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126–128. Antonius本人是一位热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于阿拉伯起义的大部分叙述,基于哈希姆家族领导成员的访谈和他们私人文件的原件。

[3] Storrs, Orientations, 155–156.

[4] 译自贝鲁特报纸al-Ittihad al-`Uthmani [奥斯曼联盟],1914年12月29日,引自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45页。

[5] 引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George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40页。Antonius 在The Arab Awakening 中的叙述,基于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阿卜杜拉和费塞尔的详细访谈 . C. Ernest 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26.

[6] “法塔特”(Al-Fatat)及其在第一届阿拉伯代表大会上的作用,见第一章。

[7] 费塞尔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大马士革之使命,内容来自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27–30;Antonius, Arab Awakening,150–159;Ali A.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57–158.

[9]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译文,reproduc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46–56.

[10] 麦克马洪寄往伦敦的信,引自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59.

[11] 关于法鲁奇的揭露,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139–143;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69;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89), 176–178;Schneer, Balfour Declaration, 60–63. 在1916年1月1日写给麦克马洪的信中,谢里夫侯赛因提到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的名字,很明显他已知晓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的变节,最有可能是麦克马洪的信使揭发的。

[12] 法国对大叙利亚地区的这些领土主张,载于法国驻俄国彼得格勒大使寄给俄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时间为1915年3月1日/14日,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

[13] Fromkin, Peace to End All Peace, 188–193.

[14]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248.

[15] 《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文本,见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60–64.

[1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n.d.), 197–199.

[17] 图尔吉曼的朋友是耶稣撒冷的统治阶层出身: Hasan Khalidi和Omar Salih Barghouti,这两位都是奥斯曼军官,还有教师兼日记作者Khalil Sakakini. Salim Tamari, Year of the Locust: A Soldier’s Diary an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e’s Ottoman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91.

[18] Falih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橄榄山] (Paris: Turquoise, 2009), 29–30.该书于1932年首次以土耳其语出版,当时的书名是Zeytindağı.

[19] Eliezer Taub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London: Frank Cass, 1993), 38.

[20] George Antonius在 Arab Awakening, 241页中称,30万人死于饥荒的这个数字“不容置疑” ,并提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35万。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T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 in Problem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John Spagnolo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1992), 229–258页,其中作者根据德国领事馆的记录,提出死于饥荒及饥荒有关疾病的人数“截至1918年底,可能已高达50万人”。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对Seferberlik的公共记忆,参见Najwa al-Qattan,“Safarbarlik: Ottoman Syria and the Great War,” in From the Syrian Land to the States of Syria and Lebanon,ed. Thomas Philipp and Christoph Schumann (Beirut: Orient-Institut, 2004), 163–174.

[21] Q. B. Khuwayri, al-Rihla al-suriyya fi’l-harb al-`umumiyya 1916 [叙利亚的全面战争之旅,1916] (Cairo: al-Matba`a al-Yusufiyya, 1921), 34–35.

[22] 恩维尔的提议,及协约国为阻止救援物资通过协约国封锁线的所作所为,记录在Shakib Arslan, Sira Dhatiyya [自传] (Beirut: dar al-Tali`a, 1969), 225–236.

[23]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13;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75–76.

[24] Tamari, Year of the Locust, 130–132.

[25] 谢里夫侯赛因给恩维尔帕夏的电报及回电,见Sulayman Musa,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watha’iq wa asanid [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文件和记录] (Amman: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Arts, 1966), 52–53.杰马勒帕夏和谢里夫阿卜杜拉,两人关于谢里夫侯赛因和恩维尔帕夏之间交易的叙述存在分歧;参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15,以及King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36–137.另见Tauber,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80.

[26]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90.

[27]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73–79. 毫无疑问,同时代阿拉伯人对那些绞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人仍抱有敬意。Dr Ahmad Qadri, Mudhakkirati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我之阿拉伯起义回忆录] (Damascus: Ibn Zaydun, 1956), 55–56页。作者作为一名青年阿拉伯协会运动的叙利亚成员,曾因疑似进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两度被奥斯曼当局逮捕又释放,他在书中反复提及那些在贝鲁特被处以绞刑的人最后英雄般的遗言。

[28] 当年晚些时候,杰马勒帕夏出版了一本书,该书有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版本,用来为阿莱军事法庭的工作正名。书名为 La verite sur la question syrienne (Istanbul: Tanine, 1916), 其中提供了8个阿拉伯秘密组织的简介,使用了从法国驻贝鲁特和驻大马士革领事馆获得的文件,并列出了那些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之人的名字及罪行。George Antonius可能是从费塞尔本人口里听到他对处决的反应。Antonius在Arab Awakening 191页中写道,很难用译文体现阿拉伯语“Taba al- mawt, ya `Arab”的力量,原句的意思“大致是呼吁全体阿拉伯人拿起武器,不惜生命让处决血债血偿”。

[29] 杰马勒帕夏公开后悔没能逮捕费塞尔、他的兄弟及其父谢里夫侯赛因;参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20–222.

[30] 步枪由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关于步枪的历史,参见 Haluk Oral, Gallipoli 1915 Through Turkish Eyes (Istanbul: Bahcesehir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3–236.

[31]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23. 劳伦斯在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 1936) 93页当中,指控法赫里帕夏参与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Christophe Leclerc在Avec T. E. Lawrence en Arabie: La mission militaire francaise au Hedjaz, 1916–1920 (Paris: L’Harmattan, 1998) 28页中,将法赫里与1909年发生在阿达纳和泽伊顿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相联系。

[32] King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38.

[33] 土耳其历史学家 Haluk Oral在Gallipoli 1915, 236页中声称,谢里夫侯赛因用杰马勒帕夏给费塞尔的加里波利战利品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但帝国战争博物馆并没有提及此事.

[34]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43.

[35] Abdullah,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44–146.

[36] Abdullah关于塔伊夫之围的叙述,见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143–153.

[37] Turjman, Year of the Locust, 155–156.

[38] Muhammad Ali al-Ajluni, Dhikrayat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回忆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Amman: Dar al-Karmil, 2002), 22–25页;关于阿拉伯起义的通告和相关利弊的辩论,参见27–28页。阿杰卢尼来自阿杰隆(Ajlun),该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但今在约旦北部。

[39] 关于印度的反应,参见James Barr的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41–42.

[40] 关于为哈希姆家族战争征募阿拉伯奥斯曼军官的情况,参见 Taub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102–117.贾法尔·阿斯克里在西部大沙漠被捕之事,见第十章;他投身哈希姆家族事业见其回忆录,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08–112. 阿里·乔达特在纳西里耶被捕见第九章,他被拘禁于巴士拉一事见第十章;关于其从战俘营征召士兵的描述,见Ali Jawdat, Dhikrayati, 1900–1958 [回忆录,1900–1958] (Beirut: al-Wafa’, 1967), 37–40.

[41] 麦克马洪 1916年9月13日的电报,eproduced in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56. 关于法国对保护《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担忧,参见Leclerc, Avec T. E. Lawrence en Arabie,19. 关于布雷蒙的任务,另见 Robin Bidwell ,“The Brémond Mission in the Hijaz, 1916–17: A Study in Inter-allied Co-operation,” in Arabian and Islamic Studies, ed. Robin Bidwell和Rex Smith (London: Longman, 1983): 182–195.

[42] Bidwell,“Brémond Mission,” 186.

[43] Edouard Brémond, 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Payot, 1931), 61–64, 106–107.

[44] Lawrence, Seven Pillars, 92.

[45] 劳伦斯1916年11月18日的报告,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77–78. 另见Anderson对劳伦斯报告的分析,in Lawrence in Arabia, 223–226.

[46] 劳伦斯对1916 年12月事件的描述,见Seven Pillars, 119–135.

[47] Lawrence, Seven Pillars, 130.

[48] 1916年7月6日战争委员会在会议上的任命,reproduced in George McMunn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230–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