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失势：巴格达、西奈半岛与耶路撒冷的陷落

随着阿拉伯起义在汉志爆发，交战双方的战争策划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地区。协约国试图让阿拉伯起义在叙利亚地区（包含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与约旦）蔓延开来，为哈希姆家族的运动造势，迫使奥斯曼军在险恶地形中作战。另一边，同盟国对其在叙利亚的阵地充满信心。除了1915年2月第一次攻打苏伊士运河，之后奥斯曼第四军团便再未投入过其他战役，因此正处于满编状态。奥斯曼政府相信，他们在叙利亚的力量足以遏止哈希姆家族在汉志的起义。况且，英军沿苏伊士运河一带的通讯线路仍然薄弱，难免遭到土耳其人从西奈半岛发起的攻击。

尽管杰马勒帕夏第一次攻打苏伊士运河以失败告终，奥斯曼军仍然掌握着几乎整个西奈半岛。西奈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英军已占领了埃及，但英国战时内阁不愿为提防土耳其人而抽调兵力收复和保卫几乎渺无人烟的西奈大沙漠。英军的当务之急是保证尼罗河谷的稳定，并确保兵员与物资能顺利通过苏伊士运河。驻埃及的英军将运河西岸视为防御前线，西奈的其余地区则任由奥斯曼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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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6年初，奥斯曼军已将西奈变成他们对苏伊士运河一带的英军长期作战的跳板。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与其德国顾问紧密合作，巩固奥斯曼军阵地。他将铁路线由南端加沙东南的内陆集市小镇贝尔谢巴延伸至埃及在奥雅（al-Auja）的边境，深入西奈半岛。杰马勒帕夏在西奈中心地带建立了基地网络，基地之间有道路相连，还有水井能够保障人畜饮水。铁路能够将兵员与物资快速运抵该地区，另外还有一支精锐的沙漠部队，在德国指挥官的带领下负责巡视西奈半岛。

杰马勒不再奢望将英军彻底从埃及逐出。相反地，他计划向前推进，直到苏伊士运河进入他部队的火力范围。奥斯曼军能够在离河岸5英里处的阵地炮击运河内的船只，阻断该重要航道，以达到不派士兵直面挖壕固守的英国守军就能扰乱他们联络的目的。恩维尔帕夏于1916年2月前来视察巴勒斯坦边境，他批准了杰马勒的这一战略，并承诺给予支援。

战争大臣信守诺言。返回伊斯坦布尔后，恩维尔便调派久经沙场的奥斯曼第三步兵师从加里波利赶赴巴勒斯坦，还从同盟国盟友那里取得了物资补给。1916年4月，德国派遣一批飞机支援奥斯曼军在贝尔谢巴的总部。包括已在西线大显神威的鲁姆普勒与福克单翼机，这批高精尖武器为土耳其人赢得西奈的制空权。同月晚些时候，奥地利人派遣两支野战炮兵连前往西奈前线，其带来的15厘米口径榴弹炮足以使奥斯曼军在火力上挑战英军。凭借这些最前沿的军事装备，杰马勒开始认真计划对苏伊士运河发动第二次进攻。[1]

与此同时，英军也益发关切土耳其人对运河区造成的威胁。1916年2月，时任埃及远征军指挥官的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中将）提出，在西奈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绿洲及交叉路实施“积极防御”方案。穆雷的计划需要英军占领运河以东约30英里处的卡蒂亚绿洲 （Qatiya）。该绿洲是咸水网的一部分，在几乎毫无水源的西奈荒地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军一旦占领卡蒂亚绿洲，穆雷便提议沿地中海沿岸向阿里什方向推进，占据从阿里什到贝尔谢巴南部库赛马（al-Kussaima）的内陆地带。穆雷很有说服力地宣称，相比起全长90英里的运河，英军守住从阿里什到库赛马这45英里所需的人力物力要少得多。[2]

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将军也意识到抢占西奈绿洲是明智之举。但由于英国在西线遭受重大挫败，在库特又遭围困，他不愿再往西奈或巴勒斯坦地区派遣更多的士兵，而是安全调度埃及的已有驻军。1916年2月27日，罗伯森授权占领卡蒂亚及其周边绿洲，但暂缓向阿里什推进。

1916年3月，英军开始将标准轨距的铁路从运河小镇坎塔拉向东增修至卡蒂亚。英军还在铁路旁铺设了一条管道，以提供充足的水源。1.3万名短期聘用的埃及劳工团成员在沙漠无情的炙烤之下不辞辛劳地铺设铁轨和管道。劳工沿着沙漠商队的路线以每周4英里的速度修建，终在4月底修至卡蒂亚周边地区。

奥斯曼军迅速采取行动扰乱英军施工。土耳其沙漠部队的德国指挥官冯·克雷森施泰因率领3500名士兵，对守卫铁路站点的英军勇敢地发起攻击。4月23日黎明时分，奥斯曼军席卷英军位于卡迪亚周边绿洲的阵地。他们以清晨的浓雾作掩护向英军发动突袭，后者毫无防备。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整个英国骑兵团几乎全部投降。根据英国官方记载，仅有一名英国军官和80名士兵成功逃过一劫（一个骑兵团一般由约25名军官和525名士兵组成）。而另一边，冯·克雷森施泰因的部队则毫发无损地撤出了卡蒂亚。此次进攻并未能长时间地扰乱铁路的修建工程，但土耳其人成功给英军制造了麻烦，正如杰马勒帕夏所记载的，此次行动“极大提升了我军的士气”。[3]

奥斯曼军在卡蒂亚取胜后，英军改用澳新骑兵师作为先锋部队，带领其余部队朝西奈北部推进。澳新骑兵师由新西兰骑兵旅及澳大利亚轻骑兵团的部分力量组成，其中既有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也有补充的“新血”。在机械交通工具无法通行的沙漠里，骑兵部队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英军被逼无奈才将他们骑兵部队的部分马匹用骆驼代替，方便在该地区广阔的沙漠中追逐奥斯曼军。西奈战役也因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对比，既有20世纪的空中力量和19世纪的骑兵战术，也有贝都因式的骆驼战。[4]

1916年整个夏季，英军都在顶着烈日持续铺建铁轨和管道。劳工、部队和马匹都暴露在通常能达5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饮水困难，还有苍蝇成群袭扰人畜。他们安心地认为奥斯曼军在这炎炎夏季不大可能再次发动进攻。不过，骑兵部队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深入沙漠巡逻，确保在卡蒂亚蒙受的耻辱不会再度上演。

此前，奥斯曼军早已策划对苏伊士运河发动第二次攻击，但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现在他们及其德国盟友终于按捺不住。因寄希望于谢里夫侯赛因能贡献出一支汉志志愿部队，杰马勒已经推迟了第二次西奈战役。然而，1916年6月爆发的阿拉伯起义不但让志愿部队的希望化成泡影，还在阿拉伯各行省形成一条新的敌对战线。杰马勒认为，在西奈半岛将英军击溃便能消除哈希姆家族起义在阿拉伯各行省的号召力。因此，他批准冯·克雷森施泰因上校在炎热的夏季，英军最无防备之时，对运河区发动延误已久的第二次进攻。

8月3日清晨，土耳其人对罗马尼（卡蒂亚附近）的一处英军阵地发动了进攻。克雷森施泰因手下仅有1.6万名士兵，比英军预计的要少。这些士兵凭借惊人的耐力，成功将大炮从沙漠的另一端运来，用猛烈的火力弥补他们人数上的劣势。为了让英军猝不及防，冯·克雷森施泰因算准时机，趁敌军一支轻骑巡逻队返回基地时，几乎一路尾随其后到达英军的基地。虽然澳大利亚人最终察觉，却不敌后者的火力优势，被迫撤退，将战略高地在日出之前拱手让出。

奥斯曼军的这次进攻惊动了英军，他们向罗马尼派出大批增援部队，以击退土耳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士兵的水源和弹药逐渐耗尽，几百人因此被迫投降。尽管如此，冯·克雷森施泰因还是奇迹般地让他的大部分兵力和重炮成功撤离这场大势已去的战斗。当时精疲力竭的士兵火速撤退，而澳新骑兵在后面穷追不舍。英军指挥官决意追上并消灭冯·克雷森施泰因的远征部队，他们甚至派出了空中力量，以引导地面部队追赶奥斯曼军。然而，奥斯曼军成功抵挡住英军在比尔阿卜德（Bir al-Abd）水井处对他们发动的最后一击，安全撤至仍在土耳其人手中的阿里什。

罗马尼一战，奥斯曼军彻底战败。他们损失了约1500名士兵，另有4000人被俘，而英军仅阵亡200人，受伤900人。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认为罗马尼一战他们未竟全功。英军指挥官认为，冯·克雷森施泰因受挫后，本有机会将其部队一举歼灭，但最终还是让他的主力成功逃脱，这是严重的失败。罗马尼之战是奥斯曼军对驻埃及英军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此时土耳其人在其巴勒斯坦边境的兵力和火力仍未受到影响。[5]

 

英军于1916年夏天在西奈半岛往前推进的同时，汉志也掀起了阿拉伯起义。值得提醒的是，前两个月里起义非常成功，哈希姆家族的部队在麦加、塔伊夫、吉达、拉比格和延布都击败当地的奥斯曼军。正因如此，伦敦的战争委员会开始觉得有必要将西奈战役与阿拉伯起义相配合，从而撼动奥斯曼军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阵地。1916年2月，帝国总参谋长只授权英军在卡蒂亚采取有限行动，以保卫苏伊士运河。但当到了1916年7月，战争委员会命令穆雷的远征部队占领从阿里什到红海港市亚喀巴一带，“因为若在这些地方有一支部队，便能直接威胁土耳其人在叙利亚与汉志之间的联络，从而为叙利亚阿拉伯人带去信心”，以便他们对奥斯曼军发动起义。[6]

穆雷中将率领部队沿西奈的在建铁路和管道井然有序地往前推进。到1916年12月，铁路已修至距阿里什40英里以内的马扎尔井（Mazar）。英军将所有的必备物资储存在铁路终点站，并征集了足够的骆驼，为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奋勇作战的兵员运送食物、饮水和弹药。

阿里什的形势引起奥斯曼指挥官的担忧。他们的空中侦察时刻关注着英军的铁路工事，察觉到英军正在集结部队与囤积补给。另外，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西奈沿岸地带的驻军就在附近英军战舰的攻击范围之内。面对英国海军的火力，加上4个师的步兵，1600名奥斯曼守军根本无法守住阵地。因此，在英军发起进攻前夕，奥斯曼军撤出阿里什，转移至他们在巴勒斯坦边境的阵地，那里的防御更完善，能更好地抵御英军的进攻。英国皇家飞行军报告称土耳其人已撤离前线，于是，英军在12月21日轻松占领阿里什这座战略重镇。

然而，英军在阿里什远非高枕无忧。空中侦察发现，阿里什山谷的麦格德哈巴村（Magdhaba）有防御完备的奥斯曼军阵地。只要土耳其人仍在麦格德哈巴，他们就会对英军的大后方造成威胁。12月23日，澳新骑兵与帝国骆驼旅被派往麦格德哈巴驱赶敌军。由于阿里什与麦格德哈巴之间没有水源，骑兵必须分秒必争，赶在日落之前占领村落，否则他们与坐骑都会扛不住烈日的炙烤，被迫退回阿里什补充水分。眼看过了下午一点，身为指挥官的澳大利亚将军哈里·肖维尔爵士焦急难耐。正当他想取消这次行动时，一支骑兵和骆驼队冲出了奥斯曼阵线。[7]

一位隶属骆驼骑兵团的士兵回忆道：“出乎我们的意料，有几个土耳其人从他们的战壕里跳出来跟我们握手。 ”双方此前曾在达达尼尔之战中有过一面之缘，这次重逢显得有些微妙。“放那儿吧，老朋友，”一位澳大利亚二等兵对一名戴着加里波利战役勋章的土耳其战俘说，“我也去过那里，那地儿真不是人待的，我对你表示同情。”接着，这位澳大利亚人把土耳其人的勋章别在自己的胸前，借土耳其人的火点了支烟，就出发往另一个奥斯曼军阵地去了。英军占领阿里什山谷，将近1300名奥斯曼士兵投降。[8]

1917年1月9日，英军占领奥斯曼—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完成了对西奈半岛的再次征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澳新骑兵师将各条奥斯曼战壕团团围住，逼迫战壕里的敌军士兵投降。撤离拉法赫后，奥斯曼军便放弃了他们攻打埃及的抱负，转而守卫巴勒斯坦阵地。[9]

至此，埃及远征军的终极目标依旧不甚明朗。战争期间，英国内阁爆发危机，1916年12月，大卫·劳合·乔治出任英国首相。他与前一任首相H. H. 阿斯奎斯同属自由党，也同样与保守党人士组成联合政府。劳合·乔治希望能打一场电光石火般的决定性胜仗，令英国政府与民众都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他宣称应积极进攻驻巴勒斯坦地区的奥斯曼军，认为英军若能占领耶路撒冷，英国公众便会犹如久旱逢甘霖，从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的惨痛损失而导致的低迷中复苏。然而，劳合·乔治手下那些对西线战况更有把握的将军，不愿派更多部队去往西线以外他们不熟悉情况的地方作战。将军们认为，埃及远征军的当务之急只是保卫埃及。最终军方赢得了争论。就在埃及远征军于拉法赫取得胜利两天后，战时内阁命令穆雷将军将对巴勒斯坦的进攻推迟到1917年秋，并调派一个师的兵力赶赴法国。

被赶出西奈半岛后，奥斯曼军建起了一条从加沙沿海地带一直到贝尔谢巴的内陆防御阵线。1917年1月至3月，奥斯曼军陆续派遣后援力量巩固这条阵线，以确保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安全。一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骑兵队与色雷斯的步兵师加入杰马勒的部队守卫巴勒斯坦，防止英军未来的进攻。[10]

 

1917年初，正当埃及远征军在巴勒斯坦边境裹足不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在底格里斯河流域继续发动进攻。按原计划谨慎推进，开始旨在拖垮奥斯曼第六军团的这场军事行动，最终却成为英军在中东获得的首场重大胜利—征服巴格达。

当被困库特的查尔斯·汤申德少将及其部队于1916年4月投降时，此前解围的车轮战已让交战双方都疲惫不堪。英军的营救努力最终落空，至此既无兵力，也无理由在底格里斯河流域对奥斯曼军继续发起攻击。另一边，土耳其人自己也精疲力竭，无法乘势进攻大为削弱的英军。因此双方各自巩固阵地、治疗伤病员，沉寂了一段时间。他们的上司则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阵线，忙于处理更严重的威胁。

奥斯曼军在库特大获全胜后，随即面临俄军进攻巴格达的险境。1916年5月初，驻波斯的俄军总指挥—尼古莱·巴拉托夫将军占领边境小镇席林堡，对土耳其军在仅距离巴格达100英里远的卡纳金（Khaniqin）阵地构成威胁。此前，哈利勒帕夏凭借在库特立下的功勋，成为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受到俄军威胁，他从底格里斯河调派兵力巩固卡纳金的防线，围困库特的奥斯曼军数量因此降至1.2万人。

英国人令哈利勒省了不少心。库特陷落后，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将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策略定为“以防御为主”，他还告知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占领库特或巴格达不是我们寻求的重点。”他建议英军“步步为营，占据稳妥的战略要地”，以此减轻库特陷落对英军名誉上的打击，并牵制住奥斯曼军在底格里斯河的力量，防止他们调遣部队去对付俄军在巴格达的威胁。不过，罗伯森并不打算对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动攻击。[11]

随着英军转攻为守，哈利勒于1916年6月1日命部队倾巢出动，成功在卡纳金遏止巴拉托夫率领的俄国部队，迫使其撤退，并转而攻占波斯城镇克尔曼沙赫（7月1日）与哈姆丹（8月10日）。奥斯曼军涌入波斯对英俄两军造成困扰，但这样一来，哈利勒帕夏便无足够的兵力守卫巴格达，反令巴格达陷入危机。奥斯曼军一直没有弥补这个失误。随着英援军陆续从印度和埃及赶到美索不达米亚，面对其威胁的哈利勒将陷入苦战。

8月，斯坦利·莫德爵士（少将）接任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一职。他曾在法国负伤，加里波利战役后期，他是最后一批撤离苏弗拉湾的英军成员。莫德骁勇善战，他决意要向奥斯曼军的底格里斯河阵线发起进攻。经过1916年夏秋两季，他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部队。新成立的两支步兵师使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的战斗人数升至16万人，其中5万人被派往底格里斯河前线，其余分散在巴士拉的英军阵地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莫德的部队不断扩张，而哈利勒的部队却在缩水。疾病、逃兵，以及与英军的日常交火导致的战斗减员，使奥斯曼第六军团的规模锐减。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缺乏增援部队。莫德的情报显示，库特周围的奥斯曼军不到2万人，但事实上他们的数量比这少得多—也许只有1.05万人。[12]

1916年秋，英军位于底格里斯河谢赫萨义德的前进基地十分繁忙。新的河船令英军每日能满载700吨以上的物资运往底格里斯河的河源地带。为加快向库特附近地区的英军阵线输送补给物资，他们建起一条从谢赫萨义德至哈伊河（Shatt al-Hayy）的轻轨铁路（隧道将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库特与幼发拉底河的纳西里耶相连）。该铁路线不在奥斯曼军的干扰范围之内，1916年9月开始投入使用，1917年初便已修至哈伊河岸边。莫德还安排了几百辆福特货车，以确保将铁路终端的补给与弹药更好地运至前线。这些货车非常管用，即使在雨后泥泞的道路上也畅通无阻。

虽然有这些优势，但伦敦的战争委员会仍然慎之又慎。帝国总参谋长罗伯森将军相信，考虑到英军在波斯湾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蔓延数十英里，占领巴格达并非易事，要守住它更是难上加难。加上他对占领巴格达不屑一顾，认为这“对推动战事并无多大作用”。直到1916年9月，罗伯森在给莫德的命令中都排除进攻的可能，但莫德一直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藏在心里。到了11月，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终于获得许可，对哈伊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但他拒绝给出具体的进攻日期，甚至连他自己的参谋和部下都被蒙在鼓里。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等太久。

12月10日，莫德将军给他在印度和伦敦的上司拍电，声称部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即将对哈伊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动进攻。如果说战争委员会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惊讶，那么莫德急于发动进攻的理由就更让他们大跌眼镜。原来，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相当迷信。他认为13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决定在12月13日，以第十三师作为先头部队，对奥斯曼军发动进攻。[13]

12月13日，在战火蹂躏的库特，英军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战役最先由英国炮兵打响，在20英里的战线上持续了两个多月。期间，虽然英军的火力优势给对手造成了一定损伤，但面对固若金汤的土耳其军阵地，莫德的进攻部队仍然伤亡惨重。土耳其人严守阵地，顽强地发动反攻。1917年2月中旬，他们对桑奈亚特战壕的全线进攻令英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2月23日，英军成功占领一座横跨底格里斯河的桥头，库特之战由此迎来了高潮。为分散守军注意力，莫德下令对桑奈亚特战壕及库特周围地区发动进攻。就在这里的奥斯曼军集中兵力、试图击退英军时，莫德趁其不备，出动先头部队占据了距库特上游5英里的舒姆兰班德（Shumran Bend）的一处桥头。当地为数不多的土耳其守军顽强抵抗，但他们距英军炮火太近，很快便被征服。当奥斯曼军指挥官意识到大事不妙时，他们已无法派遣足够的兵力阻止英军渡过浮桥。

随着英国骑兵、步兵和炮兵争先恐后地过河，奥斯曼军明白他们已无力回天。眼看即将被困，哈利勒帕夏下令，在底格里斯河左岸的20英里阵地上立刻全线撤离。奥斯曼军能撤退成功，主要在于指挥得当。部队的主力携带枪支和尽可能多的补给物资撤退，一支队伍负责断后，直到主力部队全部通过再尾随其后，以确保后方不会有敌军来袭。据一位名叫阿诺德·威尔逊的英属印度政治专员估计，撤逃的奥斯曼军纵队不超过6200人，而追赶他们的英国步兵和骑兵则多达4.6万余名。[14]

随着英印军占领底格里斯河左岸，英国皇家海军的W. 纳恩上校于2月24日指挥其武装战舰行驶至上游的库特阿马拉，并在当地停靠过夜。次日早晨，他命一队人马上岸查看，发现敌军早已弃城而逃。于是，他们便在当地升起了英国国旗。虽然对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来说,这座城镇的战略意义不比底格里斯河湾的其他城镇更为重大，对莫德及其部队却有其象征意义。英国国旗在库特阿马拉上空再度飘扬，这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0个月前汤申德在此投降带给英军的挫败。然而，库特百姓经历了围城，在汤申德投降后又遭受奥斯曼军对他们的报复，每次的改旗换帜对他们而言都是灾难降临的标志。看着英军再次来到，他们对未来忐忑不安。

撤退的奥斯曼军虽然成功甩掉英国步兵与骑兵，还是难逃皇家海军的攻击。纳恩上校的5艘战船从数百英里外的入海口逆流而上，试图制服哈利勒率领的第八军。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一急弯处遭遇了负责断后的奥斯曼军，距岸边数英里便遭到岸上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击，又在近距离遭遇机枪扫射。每一艘战船都被正面击中，船上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仍然成功甩开敌军后卫部队，继续追赶奥斯曼军主力。

在底格里斯河一延伸处，纳恩的船队赶上了正沿河撤退的哈利勒部队。英国战船火力全开，给疲惫不堪、士气萎靡的土耳其士兵造成了巨大灾难。一名协约国飞行员正巧飞经此地，他称当时的景象“出奇地惨。路上四散着死去的士兵和骡子，还有被丢弃的枪支、马车与补给品。许多马车上都挂着白旗，人畜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地俯躺在地上。很少有人能在如狼似虎的阿拉伯部落眼皮底下幸免于难。目睹这一切的我心情沉重地离开”。[15]

到日落时分，英国海军摧毁或缴获所有撤退中的土耳其河船，其中包括几艘英军此前被奥斯曼军收缴的汽船。土耳其人的“巴士拉”号医疗船升起白旗，并将几百名重伤的土耳其俘虏和数名英国人交由英军治疗。这晚，纳恩在距岸上英军部队最近的数英里处抛锚停船，让部下有时间处理同伴的尸体，救治伤员，修补破损的船只。[16]

历经两个半月的战斗，莫德将军终于摧毁哈利勒的防守，突破看似坚不可摧的土耳其军阵线，俘获7500名土耳其士兵，令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奥斯曼军4个师兵力锐减至5000人以下，而莫德自己的部队仍几乎满编。他的战船控制了底格里斯河，飞机也取得制空权。莫德知道奥斯曼军无力抵挡英军进攻巴格达，但伦敦的指示禁止向巴格达挺进。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只能向伦敦汇报，请求下达新命令。

 

身处伦敦的指挥官们对此捷报表示欢迎，但他们在如何充分利用莫德取得的胜利上产生了分歧。库特投降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英军，使其在美索不达米亚不敢有太大的抱负。此外，帝国总参谋长也不愿冒任何风险，他承认莫德的部队有能力征服巴格达，但对其是否能守住巴格达心怀疑惑。他害怕奥斯曼军会带着强有力的增援部队卷土重来，切断英军与外界的联系，又形成包围。由于英军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再无多余兵力，又害怕再一次败在苏丹—哈里发的“圣战者”手下，会对英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罗伯森将军仅授权莫德“在巴格达行省展现英军威势”。虽然他在2月28日指示莫德“向巴格达方向对敌军施加压力”，在恰当的时机甚至可用骑兵“突袭”巴格达。但仍警告称，“若之后无论因为何种理由被迫撤出巴格达”，都可能会与其他任何一次此类撤退行动一样，造成“适得其反的政治后果”。[17]

在接下来的电报往来中，驻印度的总指挥官—查尔斯·蒙罗将军非常热切地想趁土耳其人混乱之际，快速占领巴格达。如此一来，土耳其人就少了一个能够威胁英国在巴士拉和波斯利益的战略集结点，也能让英国在东方伊斯兰世界的威望迅速提升。莫德也积极劝说罗伯森，占领巴格达意味着英军在伊拉克拥有了军事据点，并列举了随之而来的种种好处。且战争委员会考虑到，俄国准备在开春后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苏尔、萨迈拉和巴格达地区发动攻击。一位英国军官称，若被俄国抢先占领巴格达，“《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就会变成一纸空文”。[18]

上述理由令罗伯森将军修改了对莫德的命令。在3月3日下达的指令中，罗伯森承认“占领巴格达的可行性可能要大于”他之前的估算。他并未直接命令莫德攻占巴格达，但同意让莫德自己做最后的决断，同时再一次强调他的顾虑：“简而言之，我军的目标应是从你近期的胜利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优势，同时避免出现之前的交通问题，或者在占领巴格达后又被迫撤军。”

收到命令后，莫德命军队稍作停顿以调整行军秩序，随后继续往河上游的巴格达推进。3月6日，他们抵达了萨尔曼帕克。1915年底时，汤申德曾在这里被迫撤军。但这一次，英军并未遭到任何抵抗。他们被古老的泰西封宫所折服。它绵延数英里，至今仍是最引人瞩目的地标性建筑。他们还检查了奥斯曼军为保卫巴格达，精心修筑、四通八达的战壕。但现在它被遗弃，土耳其指挥官决定将他们的防御力量集中在迪亚拉河。这条河是底格里斯河在巴格达的下游支流，土耳其军在那里的防守之严密令英军甚感惊讶。莫德的纵队在迪亚拉河被阻滞了整整三天，双方都伤亡惨重。尽管如此，迪亚拉的奥斯曼军撑不了多久。面对莫德部队的兵力和火力优势，哈利勒明白巴格达即将沦陷。

城内，平民和军官们尽一切努力，维持秩序准备疏散。之前曾与库特英国战俘交谈的那个男孩，塔利布·穆什塔克，不敢相信土耳其人竟然要弃巴格达于不顾，任由外来入侵者占领这座城市。在撤离的前夕，穆斯塔克和他的兄弟被叫到副总督的办公室。副总督与穆斯塔克一家素有来往，他的“脸上写满了苦楚”，命警察护送这两个小男孩去往巴古拜，与他们在那里做公务员的父亲汇合。副总督解释道：“我们现在要从巴格达疏散，土耳其军正在从各条战线上撤离，英国部队很可能明后天就要入城了。”这位十几岁的爱国小青年不信他说的话：“我们怎么能撤离巴格达？我们怎么能让英国人践踏这片神圣的家园？”但副总督的态度非常强硬，两个孩子就这样被带离学校，由人一路护送至巴古拜，他们的父母正焦急万分地盼着孩子的到来。[19]

生活一如往常的错觉很快就被打破。3月11日深夜，奥斯曼军与德军开始捣毁巴格达的军事设施。德国工程师切断了固定无线天线杆的钢缆，柱子轰然倒地。起重机、吊臂和水箱也被炸毁，巨响撼动了整座城市。主要的政府办公室被逐一破坏，横跨底格里斯河的浮桥也被付之一炬。美国驻巴格达领事—奥斯卡·海泽从他的屋顶上亲眼看见，奥斯曼军如何有条不紊地摧毁巴格达。当局撤出后，城内开始乱作一团。“市集立刻遭到底层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劫掠。”海泽在他的领事日志中记载道。[20]

到了早晨，抢劫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以至于海泽领事跨上马背，在一队武装随从的陪同下前去寻找英军的先头部队。9时30分，海泽一行遇到一队由英国少校率领的印度长矛轻骑兵，两路人马结伴进入城中心。据海泽记载，巴格达城中街道挤满了人，“许多刚刚还在打家劫舍的家伙，此刻却像良民一般，夹道欢迎进城部队”。长矛轻骑兵抵达巴格达的主要集市，发现男女老少都在争抢货架上的最后一点物品。打劫者还卸了许多房屋的窗户和门，卷走屋内的木制品。英国少校拿起左轮手枪朝天开了数枪，打劫者四下逃窜，被印度兵抓住就是一顿暴打。现在，这些印度兵成了巴格达的新主人。

莫德将军一直等到先头部队控制住巴格达后，才于当天下午低调入城。早先一些兴奋的士兵在城堡上空扬起的英国国旗，在莫德进城后被降下来，改挂到土耳其兵营的钟楼上。然而，没有英国政府的批准，英军便不能正式宣布占领巴格达。伦敦方面，英国内阁命令马克·赛克斯爵士—基奇纳勋爵的中东顾问，《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起草人之一—以莫德的名义起草一份正式宣言。印度政治专员阿诺德·威尔逊尖刻地称，这份文件“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赛克斯的）东方情结”。[21]

宣言开篇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巴格达百姓保证，“我军不是来征服，而是来解放你们的城市和土地”，

 

自从13世纪蒙古征服者旭烈兀入侵巴格达以来，你们的城市和你们的土地就一直处在外来者的暴政之下。宫殿被毁，花园荒芜，你们的先人和你们都遍体鳞伤，哀鸿遍野。你们的子孙被卷入毫无缘由的战争之中，你们的财富被毫不讲理的人们掳走后在别处肆意挥霍。[22]

 

虽然莫德的这份宣言以英阿双语印发，并在巴格达城中免费发放，但伊拉克人还是认为英军和之前一长串的外来入侵者一样，将要对他们施以暴政。据塔利布·穆什塔克回忆称：“莫德将军进入巴格达后宣称自己不是来征服，而是来解放和拯救巴格达。多么无耻的谎言和欺骗啊，巴格达和伊拉克人民都亲眼看见英国人是怎么把伊拉克人当作奴隶和俘虏的。自由从何而来？拯救又从何说起？”[23]

不过，这些对英国战争委员会来说都是小事。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接连遭受巨大失败的英军，这次终于获得重大胜利。对整体战事而言，巴格达或许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但英军急需一场胜利，巴格达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一千零一夜》之都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褒奖。而对另一阵营的奥斯曼军来说，巴格达陷落意味着重大逆转。这座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的古都是柏林—巴格达铁路的终点站，奥斯曼军原本计划把这里当作跳板，以实现其战后在波斯湾地区的抱负。丢掉巴格达，包括埃尔祖鲁姆与黑海港城特拉布宗在内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又被俄军攻占，加上哈希姆家族占领麦加和吉达，最近在西奈也受挫，奥斯曼军再一次被迫全线撤退。

 

受英军在巴格达获胜的鼓舞，英国战争委员会开始重新调整在埃及的战略。埃及远征军自1917年1月占领西奈的边境小镇拉法赫，就一直遵守军令，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推迟到秋天再进行。但现在，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们已然重新考虑整体作战计划。1917年2月26日，英法两国多位将军在英吉利海峡旁的加来会面，共同审议大战的全球战略。为重获主动权，协约国决定协调一致，开春后同时在西线、马其顿与美索不达米亚等多条战线对同盟国发起进攻。随着3月11日莫德占领巴格达，埃及远征军的出场时机已经成熟。

1917年4月2日，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阵营，这让协约国备受鼓舞。让美国这头猛虎下山实属不易。毕竟，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就是靠“他让我们远离战争”这条标语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然而，德国潜艇大肆攻击大西洋船运（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客轮满载乘客从爱尔兰出发，中途被击沉，造成船上包括128名美国乘客在内的1201人死亡），美国还发现德国向墨西哥主动表示，一旦美国参战，德国便与墨西哥结盟。这些事件足以让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虽然1917年的美国仍非军事大国，和平年代的美军仅不到10万人，但它拥有强大的工业基地和充足的人口，能够扭转协约国在西线的战事，并鼓励英国战争策划者重新在中东展开行动。[24]

埃及远征军已蓄势待发。1917年的前几个月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3月的第三个星期已修到了距加沙南部15英里的汗尤尼斯。水管的铺设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大量的弹药与补给已在前线附近囤积完毕。至此，英军已做好了在3月末发起进攻的各项准备。他们共有1.1万名骑兵，1.2万名步兵，还有一整个师（8000人）作为后备力量，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虽然有1.5万名土耳其士兵在数英里外的后方驻扎，但奥斯曼军在加沙的部队只有4000人。

穆雷将军与部下将领一起，根据他之前在西奈的战斗经历重新制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澳新骑兵师受命从北、东及东南面包围加沙，以切断土耳其军的退路，并防止有敌军赶来支援。步兵团负责从南面对敌军阵地发起直接进攻。和西奈战役一样，加沙的这场战斗也是分秒必争。除非英军能在日落之前占领加沙，否则他们就不得不退到数英里外的铁路终点去补充水源。

3月26日清晨，英军骑兵开始包围加沙。到10时30分，这片地区已经彻底陷入重围。然而，步兵团却因大雾姗姗来迟，导致进攻的命令直到中午才下达。英军炮兵朝土耳其军阵地开火，把这座四万人口的滨海城市轰得一片狼藉。土耳其守军的狙击，机枪的猛烈扫射，再加上沿途仙人掌密布，英军步兵因此难以往前推进。不过，当奥斯曼军集中火力对付南面的步兵时，澳新骑兵部队正从北面和东面逼近加沙。截至下午6时30分，奥斯曼军的防御阵线已被击垮，眼看就要竖起白旗。幸运的是，英军的通讯出现故障，他们的部队离胜利仅咫尺之遥，指挥官却没有收到消息。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几番激战下来死伤枕藉，加沙的英军遂决定全体撤退。据他们估算，由于开战时间意外推迟，他们的士兵在天黑之前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占领所有目标，同时也担心被赶来加沙的奥斯曼援军阻击。没有饮水和弹药补给，他们的士兵和坐骑都无法在第二天继续作战。因此，英军不愿冒失败的风险，宁可选择放弃白天辛辛苦苦攻占的地盘，也要保全兵力。

当英军突然停止攻打加沙并撤退时，双方士兵都感到相当震惊。撤退让英军士兵暴露在奥斯曼军的反击之下，伤亡严重。此外，就这么放弃经过一天激战才换得的土地，让士兵十分愤懑。而对另一边的奥斯曼军而言，英军突然撤退简直就是奇迹。他们的指挥官迅速抓住机会，重新夺回战略高地。到3月27日战斗结束之前，英军的伤亡人数超过奥斯曼军。[25]

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的遭遇似乎又将在加沙重演。“你怎么看？”土耳其记者在战后采访一位受伤的士兵，“你觉得他们还会回来吗？”“他们不会回来了，埃芬迪，”这位士兵严肃地说道，“他们已经领教过我们团的厉害。”他的意思是，英军知道他所在的奥斯曼兵团在加里波利时曾经打败过他们，所以不会再来了。[26]

穆雷将军在向伦敦汇报战况时，夸大了他第一次攻打加沙取得的战果，而将坏消息都一笔带过。他声称他的部队向前推进了15英里，并令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死伤人数达6000至7000人”。但事实上，奥斯曼军的真正伤亡人数不到2500人。伦敦各家报纸正殷切盼着捷报，它们毫不迟疑地便把穆雷宣称的敌军死伤人数登出。但前线士兵明白真相。战斗结束后不久，隶属奥克兰枪骑兵团的布里斯科·摩尔中尉便捡到一架敌军飞机丢下的纸条，上面清楚地写道：“你们在报纸上赢了我们，但我们在加沙把你们痛击。”[27]

最终，英国战争委员会让穆雷亮出真实的实力。帝国总参谋长罗伯森将军告知穆雷，鉴于他最近攻占了巴格达，又在加沙“获胜”，自己要重新调整对埃及远征军的指令。接下来，穆雷的部队需要击败耶路撒冷南部的土耳其部队，并占领这座圣城。在1917年4月2日拍给穆雷的电报中，罗伯森强调，占领耶路撒冷对厌战情绪严重的英国大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战时内阁迫切期待捷报，因此你部应不遗余力地发起行动。”作为回报，罗伯森承诺会给予穆雷一切所需的战斗物资，确保其获得胜利。

从穆雷与伦敦之间的通信来看，他对罗伯森的这个指令表现得非常谨慎，且有诸多保留。由此可见，穆雷并没有信心击败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并占领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南部这片干燥地区，他的整个战略就是随铁路和水管的铺设缓慢推进。即使顺利通过加沙，他也非常担心因部队的补给线骤然延长，数以万计的人畜取水困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何况自第一次加沙战役后，奥斯曼军迎来了增援部队，攻克加沙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尽管如此，罗伯森的命令清楚分明，穆雷只得开始准备第二次攻打加沙。

此时，奥斯曼军已经知道英军会从哪里进攻，他们竭尽全力阻断从加沙到贝尔谢巴的通路。据杰马勒帕夏回忆称：“我决定集中所有兵力，死守这条战线，不惜一切阻止英国人从这里突破。”英军第一次进攻加沙的三周后，杰马勒将其援军部署在加沙—贝尔谢巴沿线，并在那里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和战壕，使所有接近加沙的人都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下。[28]

英国指挥官从之前的战斗经验知道，堑壕战中往往是守军占据上风。为提升部队突破防线的几率，穆雷将军动用英军武器库中一些最可怕的武器。他储存了4000发催泪瓦斯弹，准备先用这些炮弹轰炸奥斯曼军阵地。虽然自1915年4月第二次伊珀尔战役后，一战双方就在西线广泛运用毒气瓦斯，但这类炮弹还未在奥斯曼阵线上出现过。英军士兵在发起进攻前都收到毒气面具，而奥斯曼军自然没有这种护具。八辆坦克被秘密派往西奈战线，以协助英军步兵朝防守严密的土耳其军阵线发起冲击。“我们对这些怪物一般的战争机器早有耳闻，”一名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记录道，“对它们的到来都兴奋难耐，相信一旦投入战斗，一定能把敌人吓得肝胆俱裂。”[29]

1917年4月17日，第二次加沙战役以一阵狂轰滥炸展开。英军将催泪瓦斯集中用到了奥斯曼战壕的一小段，但收效甚微。英军舰船在海上对加沙发动猛烈炮击，也仍未撼动守军。最终，当英军士兵向土耳其军阵地推进时，他们遭到对方猛烈的火力阻击。

弗兰克·里德是一位隶属帝国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从骆驼上跳下前去战斗时，“遭到敌军猛烈的枪炮攻击”。里德眼睁睁看着同伴在他周围中弹倒地，头顶上炮弹呼啸而过。突然，他听到左边传来一阵欢呼，只见八辆英国坦克的其中一辆正朝土耳其军的战壕驶去。他深信“坦克一开到前方战壕，土耳其人就会束手就擒”。然而，奥斯曼士兵瞄准坦克拼命射击。“巨大的弹壳打在坦克的铁板上，铿锵作响，随后被弹开，朝各个方向飞去。坦克还是照开不误。”

紧跟在坦克后面的骆驼骑手抵达土耳其军的第一条战壕，在那里遭遇一小撮重伤动弹不得的奥斯曼士兵。里德记得，在澳大利亚人和土耳其人面对面遭遇的那一刻，双方本能地对立。两名骆驼骑手看见一个受伤的土耳其士兵，手交叉在胸前。

“刺死这个讨厌鬼。”第一位骆驼骑手喊道。

“别，给这可怜的家伙一个机会吧。”第二个人说。

里德看见另一名骑手上前夺了这位土耳其伤员的步枪，随后顿住了。这个澳大利亚人没有杀死血流不止的土耳其人，而是弯下腰给了他点水喝。“可怜的家伙！跟我们一样想活命。”

然后，他掏出自己的急救箱，为土耳其人包扎头伤。然而，当一位受伤的土耳其军官踉踉跄跄地走来，对这名澳大利亚人表示感谢时，他便收回了自己的同情心。

“好人。”土耳其军官用糟糕的英语说道，还拍了拍这个澳大利亚人的肩。

“好你个头啊，”这位骆驼骑手喊道，“你赶紧去把自己埋了吧，我忙着呢。”

里德继续随坦克往前推进。然而，坦克似乎失去了控制，方向很不稳定，中了敌军数发炮弹后突然起火爆炸。跟在坦克后面的澳大利亚骆驼骑手和英国步兵，就这样暴露在土耳其军战壕的猛烈火力之下，瞬间死伤遍地。他们成功冲到奥斯曼军要塞跟前，但很快就被土耳其军的反击制服。骆驼骑手与英国步兵团，还有澳大利亚轻骑队都被迫撤退。[30]

战斗持续了三天，奥斯曼军一直坚守阵地，击退英军并令其遭受重大伤亡。英军的“秘密武器”没有一件能镇住土耳其人，他们一点不在意催泪瓦斯，还成功摧毁英军八辆坦克中的三辆。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为“死去的战斗坦克”写下优美的诗句，称它们的残骸如“巨大的扭曲和空虚”，散落在加沙战场。当英军清点伤亡人数时，他们不得不停止行动，接受又一次战败的事实，而且这次的失败比上一次更严重。截至4月19日夜晚，英军已死伤6444人，是奥斯曼军伤亡和失踪人数（2013人）的三倍。[31]

巴勒斯坦战役到此陷入停滞状态。穆雷在加沙的失利使他丢了职位。1917年7月，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派艾德蒙·艾伦比将军接替穆雷之职，并命其在圣诞节之前完成征服耶路撒冷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杰马勒帕夏部队的情况比英军要好得多。他们占据巴勒斯坦水源充足的土地，将英军围困在西奈大沙漠里。况且，奥斯曼军已经切断英军与阿拉伯起义者之间的联络。只要埃及远征军与阿拉伯部队之间无法建立联系，奥斯曼军就有希望保全他们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阵地。

 

这头奥斯曼军牵制住了埃及远征军；而另一边，他们在汉志再次面临阿拉伯部队的威胁。由于奥斯曼部队被困麦地那，哈希姆家族便能自由地控制汉志的其他地区，并向北朝叙利亚方向推进。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赛尔目标直指红海港城沃季赫，他的英国顾问对此完全赞同。从苏伊士到沃季赫的补给线比到延布的要短200英里，况且阿拉伯部队能从沃季赫攻击250英里长的汉志铁路，切断该铁路线等于断了被困麦地那的奥斯曼军的补给与联络线，迫使他们更早投降。

对费赛尔而言，向沃季赫行军还是征募新兵的好机会。他需要让更多的部落兵加入到起义当中以确保成功。费赛尔知道，带领一支1.1万名士兵的强大部队向北推进，能让当地贝都因人印象深刻，从而吸引更多部落前来效忠。此外，他还希望凭借自己手下部队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令沃季赫的800名土耳其守军不战而降。

英国皇家海军与阿拉伯部队紧密合作。为确保贝都因部队充足的饮水供应，“哈丁”号战列舰在先前协商好、位于沃季赫南部的地点准备了20吨水，并载着400名部落兵组成的先头部队在沃季赫正北方登陆。由于费赛尔的部队将从南面抵达，这支先头部队能防止任何敌军的支援或撤退。费赛尔和英军商定于1917年1月23日在沃季赫会合。

按预定时间，一小支贝都因部队、2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和“哈丁”号的水手于沃季赫北部登陆，却未发现费赛尔及其部队的身影。但他们毫不畏惧，其中100名左右部落兵往沃季赫行进，与当地土耳其守军作战。由于守军早已撤至内陆6英里的一处旧要塞，因此贝都因部落兵在其余阿拉伯部队赶到之前，迅速突破了土耳其阵线，顺利打入城内。最后一批土耳其守军躲进沃季赫的清真寺，直到英国海军对清真寺发起炮击。随后，英军舰船集中火力攻打土耳其军的旧要塞，要塞里的士兵仓皇撤退。到1月25日，即比原定进攻时间晚了整整两天，费赛尔及其部队终于到来时，沃季赫已经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阿拉伯部队这次一展雄风，成效卓著，汉志北部所有的部落首领都找到费赛尔，宣称愿为哈希姆家族的起义效力。[32]

阿拉伯部队掌握沃季赫的控制权后，费赛尔与他的英国顾问随即开始破坏汉志铁路。2月20日，第一批袭击队成功引爆一枚藏于一辆奥斯曼火车下方的炸药，炸毁了机车头。这次攻击迅速对大马士革和麦地那的士气产生影响。杰马勒帕夏给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的指挥官法赫里帕夏发去命令，命其疏散全城。英军截获了杰马勒的指令，遂指示他们在汉志的军官加紧攻击铁路，防止奥斯曼军撤退。只要法赫里率领的1.1万名奥斯曼士兵仍被困麦地那，他们就对其他地方的阿拉伯部队和英军构不成威胁。鉴于穆雷领导的埃及远征军当时正第一次准备攻打加沙，英军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杰马勒动用麦地那的奥斯曼驻军去加固其在巴勒斯坦的阵地。

整个3月，英国的地雷工兵和他们的阿拉伯向导都忙着在汉志铁路沿线的战略点埋下地雷。到3月末，就连负责开罗英军指挥官与费赛尔之间联络的T. E. 劳伦斯，都亲自动手炸毁一座与外界隔绝的火车站。劳伦斯及其队伍配有一门山炮、数挺机枪还有炸药，他们成功制造了混乱，并阻断汉志铁路交通长达3天。由于铁路遭袭，加上法赫里帕夏决意守卫麦地那这座圣城，因此当地的奥斯曼军并未撤离。然而，阿拉伯部队并未能阻断敌军从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通讯与补给线。奥斯曼军足智多谋，他们及时发现地雷，很快修复了被炸毁的铁路段。很明显，光靠破坏铁路不足以在汉志取得胜利。[33]

当英军致力于完善他们炸铁路的技巧时，费赛尔开始着手组建一支正规军，严明阿拉伯部队的纪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组建一支能以正确的方式执行军事任务的正式军队”。他将贾法尔·阿斯科里纳入麾下，这位奥斯曼军官先前在埃及的赛努西战役中被英军俘获。一同为费赛尔效力的还有许多阿斯科里的伊拉克同胞，其中许多人是阿拉伯主义军事团体“契约党”的成员。这些人成为费赛尔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们一心想助阿拉伯获得独立。[34]

谢里夫在沃季赫的总部规模日益壮大，英军的武器和补给也如潮水般涌进沃季赫。3万支步枪和1500万发弹药经船运抵这个红海港口。劳斯莱斯生产的装甲车也被运至沃季赫，在沙漠的平地中巡逻，为阿拉伯部队提供移动火力点。英国皇家飞行团建起一系列的起落跑道，方便飞机轰炸汉志铁路。大量的黄金和谷物也运抵沃季赫，以保证规模日益庞大的阿拉伯部队能按时发放薪酬和粮食。如此一来，费塞尔的部队如虎添翼，他开始考虑让阿拉伯部队走出汉志，进一步向叙利亚的南部地区挺进。

为在更往北的地方发动大胆的地面进攻，费赛尔派遣三位他最信任的中尉前去侦察，他们分别是：谢里夫纳西尔·伊本·阿里，麦地那显要及费赛尔的密友；奥达·阿布·塔伊，强大的霍威特（Hywaytat）部落的领导人；以及纳希布·巴克利，费赛尔正是通过他家的引荐才加入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主义运动。这三人于5月19日启程前往瓦迪索罕（Wadi Sirhan）山谷—数百年来车队往来阿拉伯半岛中部与叙利亚大沙漠之间的主要通道。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特定任务：谢里夫纳西尔是费赛尔的个人代表，负责赢得叙利亚部落的支持；奥达负责与霍威特的部落同胞取得联系，确保骆驼和绵羊的供应，保障军队未来在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有充足的交通工具和食物；巴克利负责与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的阿拉伯主义者接洽，争取他们支持大规模起义。[35]

T. E. 劳伦斯请求一同前往瓦迪索罕。在他们出发的三天前，劳伦斯与马克·赛克斯爵士会面。赛克斯此次抵达汉志，是为向哈希姆家族简单汇报《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的相关条款。他很有可能借此机会也向劳伦斯说明了情况，这位理想主义青年一定为英国政府两面三刀的做法感到骇然。劳伦斯的言行举止都清楚地表明，他决意协助阿拉伯人赶在法国人之前占领叙利亚。谢里夫纳西尔的此次远征给他将自己的信念付诸实施的机会。[36]

谢里夫纳西尔一干人等穿越沙漠，历经万难，终于抵达瓦迪索罕。在霍威特部落逗留三天后，他们分头行动，开始各自执行任务。纳希布·巴克利去往大马士革，与当地的阿拉伯主义者接洽。劳伦斯勘察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地形，为起义赢得更多支持，另外还成功炸毁贝鲁特与大马士革之间的一座铁路桥梁；谢里夫纳西尔与奥达·阿布·塔伊积极征召部落参与他们的运动。6月18日，纳西尔、奥达与劳伦斯在瓦迪索罕的山谷口重新集合，巴克利则选择继续留在大马士革。通过奥达和纳西尔的共同努力，霍威特部落共有约560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人数还不足以进攻譬如在马安（今属约旦）的奥斯曼军重要据点，于是，这支小分队于6月底改朝红海港市亚喀巴进发。

亚喀巴湾地处红海东部支流，两边分别为西奈半岛和汉志。亚喀巴港位于亚喀巴湾的前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占领亚喀巴港能使在埃及和西奈的英军与阿拉伯部队取得直接联系，而且能让哈希姆家族控制除麦地那以外的汉志全境。同时，谢里夫的部队还能控制叙利亚的南入口。自战争伊始，英军炮轰亚喀巴并全身而退后，奥斯曼军就在这个小港布下严密的海防。然而，他们从未料到敌军会从陆路进攻。由谢里夫纳西尔率领的骑兵队就计划利用奥斯曼军的这个弱点。

600名贝都因士兵绕开奥斯曼军在马安的驻地，穿过更南段的汉志铁路，并洗劫盖迪尔哈吉火车站。劳伦斯竭尽全力破坏铁路线，以延缓奥斯曼军从马安调派援军。据他宣称，他“摧毁了十座桥梁和许多铁轨”，直到耗尽所有的炸药。[37]

7月2日，谢里夫纳西尔的纵队在一处名为阿布利桑（Abu al-Lisan）的地点，将派往亚喀巴的一个土耳其营团团围住。经过数小时的狙击，奥达命部落兵开始冲锋。眼看着骑兵朝他们飞驰过来，奥斯曼士兵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四下逃窜。据劳伦斯记载，共有300名土耳其士兵死伤，160名幸存者被俘。相比之下，只有两名部落兵遇害。阿拉伯部队对奥斯曼军的胜利鼓舞了更多的部落投身哈希姆家族的运动，这支小队的规模也日渐壮大。

阿拉伯部队还征召一名土耳其战俘，负责给阿布利桑与亚喀巴之间三处独立的奥斯曼军事据点的指挥官写信。信中承诺若他们能投降，就能享受优待，倘若负隅顽抗，绝不手下留情。第一处据点的奥斯曼军不战而降。第二处据点的士兵选择抵抗，但阿拉伯人未损一兵一卒就将其铲平。第三处据点的土耳其部队一开始进行谈判，而后又负隅顽抗，直到发现周围全是敌军火力，他们已是插翅难飞，才最终投降。清扫完最后一个障碍，谢里夫纳西尔的小型部队“穿过猛烈的沙尘暴，于7月6日抵达4英里外的亚喀巴，终于见到了海”，劳伦斯欣喜地记载道，“在我们从沃季赫出发仅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切就都实现了。”[38]

亚喀巴的胜利是阿拉伯起义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当天，谢里夫纳西尔给费赛尔写了一份报告，赞扬部落兵的英勇行为。劳伦斯意识到这场胜利对英国战争策划者们意义非凡，因此他在8名志愿者的陪同下，启程穿过西奈半岛前往开罗。7月10日，劳伦斯一行抵达开罗的英军总部。当时，他还穿戴着贝都因的袍子和头饰，英军误把他当成一个衣衫褴褛的阿拉伯人，可他又讲着一口完美的牛津腔英语，这让他们十分诧异。至此，劳伦斯上尉被人盛赞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无论英军高层对他的这套装束多么鄙夷，但他带来阿拉伯人在亚喀巴获胜的消息，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开罗的高级特派员—雷希纳尔德·温盖特爵士连夜给帝国总参谋长拍电，电报的内容看上去像劳伦斯或温盖特夸大了阿拉伯人此次的战果：“今日，劳伦斯上尉从亚喀巴经由陆路抵达开罗。位于塔菲拉、马安和亚喀巴之间的土耳其军据点已被阿拉伯人掌控。”[39]

对埃及远征军的新任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爵士而言，阿拉伯部队在亚喀巴的胜利有可能将扭转英军在西奈半岛的局势。7月12日，他邀请劳伦斯向他做简要汇报。劳伦斯还是一身贝都因长袍，讲完阿拉伯部队占领亚喀巴的事迹后，他还阐述自己希望能发起大规模阿拉伯起义，以对抗南起马安，北至哈马的奥斯曼军，并切断土耳其人在麦地那、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铁路线。为了给阿拉伯起义赢得更多支持，劳伦斯请求艾伦比侵入巴勒斯坦，牵制当地的杰马勒部队。然而，艾伦比不愿做出承诺。“这个嘛，我会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说着，他示意会面到此结束。[40]

事实上，艾伦比关心的是劳伦斯以及阿拉伯起义能为埃及远征军带来什么。第二周，他写信给战争委员会，表示愿意响应劳伦斯的号召，将阿拉伯部队的行动与巴勒斯坦战役结合起来。他声称，这样两面开弓能“瓦解土耳其军在汉志和叙利亚的战事，从而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当然，艾伦比需要支援才能实现他的这个计划。因此，他请求委员会再派遣两个师的兵力支援埃及远征军，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要求。最后，为确保两军之间的联络能够天衣无缝，艾伦比提议让费赛尔及其部队听由他调遣。随后，劳伦斯前往沃季赫和吉达，确保费赛尔和谢里夫侯赛因同意将阿拉伯起义交由英军指挥。[41]

1917年8月，艾伦比将军统领两军，准备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实施两面夹击。他把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战线，准备第三次攻打加沙。

 

亚喀巴陷落后，奥斯曼军试图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击败阿拉伯部队。他们积极寻求外约旦（英国对奥斯曼叙利亚的最南端至约旦河以东地区的称呼）部落首领的支持，并从当地居民中征召武装民兵，来巩固他们捉襟见肘的常规部队。奥斯曼军希望通过联合外约旦的阿拉伯人共同抵抗费赛尔的部队，迫使哈希姆家族在敌对地盘上作战。[42]

奥斯曼军征募当地民兵这一举措的结果喜忧参半。在外约旦的北部地区，年轻人都已应征加入奥斯曼军，只有老者还能参加志愿部队。被派往伊尔比德视察“穆加哈丁”（圣战者）的奥斯曼军官震惊地发现，队伍里尽是上了岁数的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年迈体弱，视力低下”。军方只好下令解散伊尔比德的志愿兵，并给每个人发放一笔遣散费。[43]

在安曼（今约旦王国的首都），切尔卡西亚人热烈响应奥斯曼军的武装号召。19世纪时，俄国征服高加索，切尔卡西亚人作为难民逃到了外约旦。由于是难民，他们本来免服兵役。然而，切尔卡西亚人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忠民，他们的首领米尔扎·瓦斯菲（Mirza Wasfi）曾于1916年11月向伊斯坦布尔当局请求组建一支志愿骑兵队，“用性命报效国家”。切尔卡西亚志愿骑兵队约有150多名骑手，他们在保卫汉志铁路和抵御阿拉伯起义时均发挥了积极作用。[44]

另一支志愿部队在南部城镇卡拉克组建完成。该城位于山顶一处十字军时期建造的城堡内，俯瞰死海，是一位奥斯曼副总督的别墅所在地。1910年一次规模庞大的部落起义便以这里为中心，当时奥斯曼政府对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卡拉克的居民并不待见奥斯曼政府，但自然也对其感到畏惧。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表现都差强人意。阿拉伯起义爆发后，杰马勒帕夏亲临卡拉克，提醒当地人“每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子民都有义务保卫祖国”，并要求他们组建一支民兵队来保护他们的领土。来自不同部落宗族的人，穆斯林基督徒都有，他们志愿加入民兵队，接受一位奥斯曼上校的指挥。[45]

此外，奥斯曼军还拉拢了沿外约旦边境分布的贝都因部落。杰马勒帕夏邀请部落领袖乘火车访问大马士革，费用由政府报销，下榻高级宾馆，盛情款待。杰马勒对这些部落首领“表现出来的友好姿态和为政府所做的贡献”表示赞扬，并授予了他们诸多荣誉。这个方法对卢瓦拉（Ruwalla）、比利（Billi）、巴尼阿提亚（Bani Atiyya）及霍威特等部落的领导人颇有成效。虽然关键的部落领袖，譬如奥达·阿布·塔伊（被授予一枚四级奥斯曼勋章）与哈希姆家族站在一边，但其余部落首领仍忠于奥斯曼帝国。事实上，就连奥达都有些动摇。劳伦斯掌握了这位霍威特勇士向杰马勒帕夏请求重新站队的信件，并拿着这些证据与他对质。由此看来，奥斯曼政府赢取贝都因人支持的努力也不容小觑。[46]

1917年7月亚喀巴陷落后，奥斯曼政府便立即考验起阿拉伯人的忠心。由于担心哈希姆家族这次出人意料的胜利会令外约旦的阿拉伯人改变立场，杰马勒帕夏命令部落兵对亚喀巴的费塞尔部队发动攻击。他向这些贝都因志愿兵保证给予奥斯曼军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援—正规步兵团和骑兵队、大炮及飞机。帝国给每位部落指挥官分发了可供他们手下士兵及马匹支撑5天的口粮和饲料，每位骑手分到3磅黄金，他们的指挥官一人5磅。部落兵反响积极，他们于7月中旬开始从卡拉克启程前往马安集结。

欧德赫·古索斯（Odeh al-Goussous）是卡拉克的一位知名人士，没少为帝国效劳。他精通土耳其语，经常充当政府官员和地方民众之间的翻译。麦加谢里夫的号召力对信仰基督教的古索斯来说不起作用，谢里夫侯赛因对外约旦人民示好他也无动于衷。在组建卡拉克民兵的过程中古索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除了召集到400余名穆斯林志愿者之外，还动员了80名基督徒加入卡拉克营，并作为他们的长官于1917年7月17日赶赴战场。

这期间，古索斯发现部落兵的激情有所起伏不定。他了解霍威特和巴尼萨克尔（Bani Sakhr）部落，知道他们为何踌躇。两个部落内部的对手，包括霍威特的奥达·阿布·塔伊，都与费塞尔站在一条线上。如果他们在战斗中杀死自己的族人，这笔血海深仇就会纠缠几代人，古索斯还注意到，这些部落兵就要投入战斗，可杰马勒帕夏先前承诺的增援仍未见半点踪迹：没有正规军，没有大炮，更别提飞机了。原来，杰马勒是想不冒险动用他在马安有限的兵力的情况下，激起外约旦部落与支持哈希姆家族的部落之间的仇恨。

卡拉克民兵对距亚喀巴东南25英里一处名为丘维拉（al-Quwayra）的小电报站发动攻击，与当地的一小队阿拉伯人展开作战。霍威特和巴尼萨克尔的贝都因人并没有参加战斗，只是在附近的山头上观战。战斗持续了3小时，卡拉克民兵杀死9名阿拉伯人，并迫使余下的撤出了电报站。他们带着夺来的1000余头羊、30头驴、几匹骆驼和10顶帐篷，高高兴兴地回到马安。按先前部落出兵的规矩，他们把这些牲口当作是自己的战利品。于是，他们给奥斯曼军留下500头羊作为礼物，把其余的牲口统统赶回他们卡拉克的家中，作为顺利出征的回报。虽然这次进攻收效甚微（费塞尔的部队不久就重新占领丘维拉），但奥斯曼政府已成功让当地人民与哈希姆军队之间产生嫌隙，这种隔阂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47]

1917年6月24日，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召集手下将领。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哈利勒帕夏、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高加索部队指挥官伊泽特帕夏，还有叙利亚总督兼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都参加了此次非同一般的会议。据杰马勒在回忆录中写道：“由总参谋长主持，四位军团司令出席的会议可不多见。”[48]

会上，恩维尔向这几位奥斯曼军高层领导人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我正在策划一次进攻，旨在收复巴格达。”恩维尔解释道。为此，他提议组建一支全新的奥斯曼军—“伊尔德鲁姆集团军”（Yıldırım Group），听从德国人指挥。Yıldırım在土耳其语中意为“闪电”或“突击”，该集团军将按照德国集团军的模式组建，包括哈利勒帕夏率领的第六军团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新成立的第七军团，再加上一支整编德国步兵师，由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任集团军总指挥。这位将军最近在罗马尼亚打了胜仗，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未能突破法军阵线对其声誉造成的影响。德国政府调拨出500万镑黄金—在1917年中期，黄金非常稀有—来确保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有充足的资源赢得胜利。

与会的四位奥斯曼军指挥官被恩维尔的计划惊得目瞪口呆。当时，奥斯曼军在许多其他重要战线上都面临威胁，这种情况下主动发起进攻收复巴格达显得有些不自量力。此外，他们听闻未来要由德国人来指挥，更是感到骇然。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参谋部有65名德国军官，只有9名土耳其人。随着战争逐步展开，德国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开始恶化。根据士兵们的日记，当时土耳其官兵对德国人的傲慢非常不满。穆斯塔法·凯末尔警告恩维尔，土耳其正逐渐成为一个“德国殖民地”。即便是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也认为，不应该让不懂奥斯曼帝国或土耳其文化的德国军官过来担任指挥官。如果他们下达指令都得依赖翻译，那么德国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善意很大程度上就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流失。

尽管手下将领集体反对，但恩维尔仍然毫不退让。1917年的整个夏季，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开始在阿勒颇集结，其最终目的地是美索不达米亚。杰马勒继续向上级汇报英军在加沙—贝尔谢巴阵线的动向，他发现他们的规模日益壮大，于是劝说上级改变策略。然而，杰马勒辛苦一场，最终却被解除巴勒斯坦战线的指挥权，由冯·法金汉代司其职。不过，这位德国将军并没有对杰马勒的担忧不闻不问。截至9月底，冯·法金汉确信英军的确对巴勒斯坦构成威胁，于是他劝说恩维尔调拨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前去化解。9月30日，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开始向巴勒斯坦阵线以南地区推进。

当伊尔德鲁姆的德国与土耳其师在阿勒颇会合之际，艾伦比的第一批援军也陆续抵达埃及。英国的政治家们希望艾伦比能攻下耶路撒冷，将其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厌战的英国大众。英军高层则希望他在现有能力范围内获得最大战果，并明确表示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的后续支援。艾伦比收到的命令跟莫德将军攻打巴格达之前接到的命令相似：在自身力量允许的情况下，突破土耳其军阵线，追击土耳其人，但避免不惜代价地将阵线拉得太长，杜绝出现失败、撤退或库特式投降。

当下，埃及远征军对加沙的奥斯曼守军在数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据估测，位于加沙的土耳其军约有4万名步兵、1500名骑兵，而英军的步兵数量是土耳其人的两倍，骑兵数量是土耳其人的8倍，大炮也比土耳其军多三分之一。不过，仅凭数量上占优还是不够。面对挖壕固守的土耳其军，英军已经两度进攻失败。在间隔的这几月里，土耳其人日夜加固防御工事。因此，要想突破敌军固若金汤的防守阵线，艾伦比必须兵不厌诈。

第三场加沙战斗中充斥着佯攻和计谋，甚是复杂。英军情报证实，奥斯曼军在加沙的防守力量最强，而贝尔谢巴周围地势险恶，不利于进攻，因此土耳其军在那里防守最弱。艾伦比决定从贝尔谢巴入手，因为若能攻下那里，他便能确保自己的部队有充足的水源，而且能从侧翼对加沙周围的土耳其军阵地发起攻击。但艾伦比的作战计划需要先进行一次进攻，将奥斯曼军的兵力吸引到加沙，让贝尔谢巴疏于防备，由此便能一举将其拿下。

英军不遗余力地试图误导奥斯曼军指挥官。军情处负责人理查德·迈纳茨哈根上校骑马径直朝土耳其军阵线走去，直到奥斯曼骑兵将他截住。他挑衅敌军骑兵开枪，并诱使他们追赶自己。接着，在逃跑过程中，他假装掉下一个沾满血迹的背包，里面装满记载英军企图攻打加沙的文件。英军情报人员还四处散播谣言，称海军即将在加沙北面登陆，而英国战舰在沿河游弋更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49]

10月22日，艾伦比下令开始准备进攻，准备时间长达10天。他的计划需要将步兵团和骑兵队逐渐从贝尔谢巴转移至相反方向的阵地，以免打草惊蛇，激起奥斯曼军的大举攻击。到10月30日，英军进攻部队已准备就绪。第二天清晨，他们以猛烈的炮火开始对贝尔谢巴奥斯曼军阵线的进攻。

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埃明·科尔也在贝尔谢巴的土耳其战壕之中。“我们被炮弹的轰鸣声惊醒，”他回忆道，“不过我们本来也没怎么睡。”贝尔谢巴的土耳其军状况极差。他们的战壕太窄，不足以提供必要的保护。每条战壕长约50米，但战壕与战壕之间完全隔离，没有任何交通壕，兵员和物资根本无法安全运抵前线或从前线撤出。由于缺乏提供安全庇护的场所，奥斯曼军的伤亡人数激增。死伤者就这样堆在战壕内，交通阻绝，生者也没有办法安全地将他们移开。难怪埃明无心再战。“我们打的到底是什么仗？”他思考着，“（奥斯曼）部队没有好使的大炮，没有能用的机枪，没有飞机，没有指挥官，没有防御阵线，没有预备队，也没有电话。士兵们完全是只身一人单独作战，士气衰颓。事实上，这支部队不具备（赢得战斗的）任何一个因素。”[50]

尽管奥斯曼士兵士气低落，但他们还是死守阵地。英军步兵团冒着敌军的炮火，于上午早些时候成功推进到指定地点，但由于土耳其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无法再向前移动半分。于是，英军步兵在俯瞰贝尔谢巴的南山上构筑阵地，等待下一步指令。

此次进攻成功的关键在于骑兵队。沙漠骑兵团的任务是连夜奔袭25英里，包围贝尔谢巴，并从东北面入城。骑兵再度面临缺水问题—除非他们能在日落之前占领贝尔谢巴及那里的水井，否则人畜都没有足够的饮水来继续第二天的战斗。一整个早上，澳新骑兵部队都处于奥斯曼守军猛烈的机枪扫射之下，推进缓慢，这令整个军事行动面临危险。到中午时分，骑兵们看来已不太可能赶在日落之前占领贝尔谢巴了。于是，沙漠骑兵团哈里·肖维尔将军决定不再按照原定计划行事，而是冒险直接进攻在贝尔谢巴入口处的土耳其军战壕。

离秋天的太阳下山仅剩半小时，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这时已准备就绪。800名骑手分两路纵队，铺开400码，向土耳其军阵地小跑过去。这是一战当中—有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骑兵进攻（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著名的轻骑旅进攻规模不到700人）。当他们进入土耳其军的射程之内时，骑兵队便开始加速，从慢跑变成了快马加鞭。

由于目标移动速度太快，奥斯曼守军很难精确瞄准射击。埃明·科尔只见敌军骑兵风驰电掣般朝自己的阵线奔来，几百名骑手扫荡了第一条战壕，迫使科尔及其同伴寻求掩护，以免遭马蹄践踏。随后，英军骑兵下马与守军短兵相接，而科尔继续向视线范围内的英军开火。突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尽管意识尚存，但他能感觉到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激战中，他的朋友给他包扎伤口，并带他去一处安全的地方避难，直到最后投降。“他们告诉我说，两个英国士兵正在接近。他们抓住我的手把我带离战壕。”埃明成了战俘，他将在一年后重获自由，但再也没能恢复视力。[51]

英军骑兵继续奔袭，冲入贝尔谢巴城内，生怕奥斯曼军在撤退之时将水井也一并捣毁。奥斯曼军炸毁一座弹药库和火车站里的全部车辆，以免它们落入英军之手，爆炸产生的声响撼动了整座城镇。眼睁睁看着两处水井被炸毁后，英骑兵才采取措施保护剩余的几口井。随着夜幕降临，英军从四面八方涌来，而奥斯曼军开始撤退。到了午夜时分，整个贝尔谢巴已被英军控制，幸存的奥斯曼士兵趁着夜色顺利从该城镇撤离。

贝尔谢巴竟然在一天之内便落入敌军之手，这令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的指挥官们大为震惊。那些成功逃脱的士兵撤回加沙。虽然加沙已经成功抵御住英军的两次冲击，但是它也绝非万无一失。英军对这片地区的炮轰力度可以说是他们在欧洲战区之外最猛烈的。从10月27日至10月31日，英国陆军和海军向加沙周围的奥斯曼军阵地共发射了1.5万发炮弹。赶往加沙增援的奥斯曼军简直就是进了地狱。[52]

11月1日至2日，英军步兵对加沙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佯攻，旨在诱导守军相信英军试图发动正面进攻。为了进一步干扰视听，英军骑兵还在贝尔谢巴和更往北的山区小镇希伯伦之间游窜，令奥斯曼军担心耶路撒冷会受到直接攻击。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指挥官派出部队前去增援加沙和希伯伦，这令加沙与贝尔谢巴中间长约20英里的战略要地疏于防范。这正中艾伦比的下怀，即分散土耳其人的兵力，在那里形成缺口，然后派主力乘虚突破。

11月6日，艾伦比派遣其主力部队长驱直入加沙与贝尔谢巴之间的要地，第三次加沙战争由此进入尾声。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军成功突破7英里长的土耳其军防线上的几处关键据点，并深入奥斯曼军控制范围达9英里。不过，英军也领教了土耳其守军的坚忍不拔。

帝国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受奥斯曼军牵制，困在位于贝尔谢巴正北方的塔尔库韦尔法（Tal al-Khuwaylfa）长达两天。他们与威尔士步兵并肩作战，遭遇巴勒斯坦战役以来最严重的死伤。弗兰克·里德列出他周围浴血奋战直至阵亡的同伴名单：丹·波拉德中士，头部中弹；雷格·里德，与部队走失，后被刺死在敌军战壕—类似这样的记录数不胜数。“另一名叫尼尔森的骆驼骑手，倒在接近土耳其战壕的开阔地数小时。他一直让土耳其人快点杀了他，直到最后被打成马蜂窝。在塔尔库韦尔法的土耳其人就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当然，如果当年亲历塔尔库韦尔法之战的奥斯曼士兵也写了回忆录，那他们同样会对发起攻击的英军做出一样的评价。[53]

截至11月7日，奥斯曼军已全线撤退，艾伦比复杂的作战计划取得完胜，他的部队进入加沙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加沙的确空无一人，奥斯曼士兵赶在英军来犯之前便强迫当地百姓全部撤离。英军士兵走在加沙狭窄的街道上，两边的房子已全部被夷为平地—加沙俨然是一座鬼城。

丢掉加沙阵地后，奥斯曼军挣扎着重新组建防线，以阻止埃及远征军抵达耶路撒冷。但伊尔德鲁姆集团军仍处于建军初期，而艾伦比的部队接近满编，羽翼早已丰满。澳新骑兵师一路追赶奥斯曼军直至地中海沿岸地区；而另一边，英军于11月14日成功夺取耶路撒冷南部一重要火车站。第二天，澳新骑兵师占领拉姆拉和里达（Lidda），澳大利亚骑兵师攻下拉特伦；11月16日，新西兰旅占领雅法港。至此，耶路撒冷的南面和西面已被封死，沦陷已不可避免。

 

11月9日，即艾伦比部队进入加沙两天后，《犹太纪事报》（The Jewish Chronicle）刊登了一则英国针对耶路撒冷的新政策。在2月2日寄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信中，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发布了如下宣言，该宣言也因他得名：

 

英王政府意欲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并会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需要表明的是，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应享有与犹太人同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不会遭到俗世或宗教上的歧视。

 

《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作出的一次极不平凡的承诺。英军才刚刚进入巴勒斯坦，离耶路撒冷还有很长一段路，而且耶路撒冷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英国政府势在必得，早早打起了这块地区的主意。

当然，英国自战争伊始就一直在谈判关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尔福宣言》只是继1915年3月《君士坦丁堡协定》、1915和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以及1916年《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等众多战时分治计划之后的最新版本。不过，之前的这些分治计划并未公之于世，而《贝尔福宣言》则公开刊登在伦敦的报纸上。况且，贝尔福宣称的英国将“尽全力”促成犹太人建国一事，似乎违反了之前与谢里夫侯赛因和法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令事件更错综复杂的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起草人之一—马克·赛克斯爵士也在游说英国政府助犹太人建国。正是赛克斯在1917年10月31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结束后，将《宣言》通过的消息告知正在会议室外焦急等候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依姆·魏茨曼。“魏茨曼博士，是个男孩儿！”这一声明从此名扬四海。[54]

与其他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一样，《贝尔福宣言》是战争时期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战时内阁审议通过该宣言，与其说是为支持犹太复国运动，不如说是为了让犹太人支持英国的战争事业。魏茨曼及其追随者成功说服英国内阁的主要成员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非只是欧洲地区犹太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更代表全体流亡犹太人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旧反犹主义对此有另一种说法，他们宣称有秘密国际犹太人组织在支配全球金融。

英国政府相信，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能笼络美国及俄国的犹太大佬。美国加入一战时间较晚，况且一贯奉行孤立主义，因此参战积极性并不高。俄国在经历了1917年二月革命和3月沙皇下台后，是否还愿继续作战亦是个未知数。据称，犹太人对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和俄国临时政府首相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都有极大影响力。如果犹太人的影响力能确保这两个大国继续参战，那么讨好犹太人，支持其复国主义运动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

最后，战时内阁中的许多成员都希望修改之前达成的战时协定—尤其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的一些条款。越来越多的英国权贵认为，赛克斯当初对法国人太慷慨了。英国为巴勒斯坦付出了太多，他们不愿就这样将它交由一个定义不清的战后国际政府共管。况且，英国已经从战争中发现，若巴勒斯坦被一个敌对政权控制，将对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造成威胁。战后，英国希望自己能控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这项计划的天然同盟，他们的政治抱负需要一个强权支持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贝尔福将巴勒斯坦献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英国政府是在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确保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

 

1917年12月9日，耶路撒冷向英军投降。虽然奥斯曼军尽全力死守，但艾伦比部队锐不可当。尽管他的部队经历几周的激烈战斗，士兵们中途只休息了一天（11月17日），也从未让奥斯曼军有构筑防线的机会。他认为，如果趁奥斯曼军败北后疲于奔命、军心涣散之际对其穷追不舍，他的部队就极可能以较轻的代价取得胜利。[55]

交战双方都不愿意在耶路撒冷作战。这座圣城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来说意义非凡，无论是英国，奥斯曼帝国，还是德国，都不愿让圣城毁于战火而招致国际谴责。当英军逐渐掌握由南、西及北面通往圣城的道路，奥斯曼军及德军决定让奥斯曼第七军团从东面安全撤离。12月8日，奥斯曼军开始撤出耶路撒冷，撤军行动持续了一整晚。到12月9日太阳升起时，耶路撒冷结束了长达401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

时任耶路撒冷总督在离开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起草投降书，将这座圣城交于英国管理。这位总督把信交给了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因·萨利姆·侯赛尼（Husayn Salim al-Husayni）。此人祖上乃耶路撒冷最受景仰的家族之一，精通英语。一整个上午，侯赛因只见到一些英军士兵和军衔较低的军官，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接受圣城的降书。直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仍在雅法总部的艾伦比才授权谢伊少将代其接受降书。[56]

1917年12月11日，艾伦比正式进入耶路撒冷。陆军部电影制作委员会精心安排了这次入城仪式，确保让尽可能多的观众都能看到他们一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毕竟是劳合·乔治“给英国民众的圣诞礼物”。与莫德在巴格达的宣言一样，艾伦比的演讲内容也是由伦敦方面起草，再用电报传回巴勒斯坦。这位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甚至还被要求下马入城，这种谦卑的姿态对基督徒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入城仪式不仅仅是做给耶路撒冷的旁观者看，更是为了劳合·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讲。这位英国首相不愿浪费这次公关的绝佳机会，坚持要详尽地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

入城时，艾伦比经过一支荣誉卫队，队伍包含所有参加巴勒斯坦战役的不同民族国家的士兵代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另外还有法国与意大利士兵代表各20名，象征英国的协约国盟友。跟随艾伦比入城的名人政要，包括此次前来商讨阿拉伯起义与埃及远征军之间协同战略的劳伦斯，以及《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起草人之一，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克特。

艾伦比在大卫塔下用英语宣读了这份宣言，影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他在对阿拉伯人、希伯来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与俄罗斯人，用他们各自的母语宣示。演讲很短：耶路撒冷现在全城戒严，但当地居民仍可“正常营业，不受打扰”。圣城的“三种宗教”将“根据现有风俗和各派教徒心目中神圣的信仰得以维护”。为强调这一点，艾伦比还接见耶路撒冷的世俗和宗教权贵—有教长、拉比、穆夫提，还有身穿异域长袍、蓄着长胡须的东正教人士。影片近距离拍摄耶路撒冷群众与占领该城的英军士兵摩肩接踵，骡子拉的四轮车、摩托车，还有占领者的汽车，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57]

 

耶路撒冷的沦陷标志着一战在中东的一次重大转折。截至1917年底，奥斯曼军已经失去三座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城市：麦加、巴格达、耶路撒冷。这些损失—尤其是圣城麦加和耶路撒冷的陷落—给奥斯曼圣战运动当头一棒。驻埃及和印度的英军士兵已不再担忧，若战事逆转会引起宗教狂热。风水轮流转，奥斯曼军先前在库特和加沙击败英军，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的阵线却被瓦解，被兵力更充足、补给更到位的英军逼得节节败退。而且，巴勒斯坦的英军已与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部队取得联系，这在亚喀巴被占领后，对叙利亚内陆的奥斯曼军阵地构成威胁。

到1917年底为止，奥斯曼军仍未尝言败，然而他们对这场大战已不抱希望，剩下的只是苦苦支撑。

[1] 关于德国飞机的发展，参见 Desmond Seward, Wings over the Desert: In Action with an RFC Pilot in Palestine, 1916–1918 (Sparkford, UK: Haynes Publishing, 2009), 29–32. 关于澳大利亚炮兵连，可比对杰马勒帕夏的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169.

[2] 穆雷于1916年2月15日提议的全文，见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reproduced in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70–174.

[3]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170；关于卡蒂亚事件，参见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162–170；Anthony Bruce, The Last Crusade: The Palestine Campaig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37–40.

[4] 关于帝国骆驼兵团，参见Frank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934; rpt. Milton Keynes, UK: Leonaur, 2005)；Geoffrey Inchbald, With the Imperial Camel Corps in the Great War (Milton Keynes, UK: Leonaur, 2005).

[5]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99.

[6] 战争委员会的任命，1916年7月6日，reproduced in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30–232.

[7] Inchbald, With the Imperial Camel Corps, 113.

[8]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50–52;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57.

[9] 英国报告称，拉法赫一役中俘获1635 名奥斯曼军官兵，并估计奥斯曼军约有200人战死。英军死亡71人，受伤415人。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70.

[10]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61.

[11] 帝国总参谋长给总指挥的电报, 印度, 1916年4月30日, reproduced in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1927), 3:3–4.

[12]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64–166.

[13] 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344–345.

[14]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222.

[15] Lieutenant Colonel J. E. Tenant, cited in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23.

[16]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3:193–195；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222–223；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355–357.

[17] 莫德，罗伯森和蒙罗之间的信件交换，见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3:204–211.

[18]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16.

[19] Talib Mushtaq, Awraq ayyami, 1900–1958 (Beirut: Dar al-Tali`a, 1968), 17–18.

[20] NARA, Baghdad vol. 28, transcription from Consul Heizer’s Miscellaneous Record Book, 10–13 March 1917.

[21] 关于莫德宣言及其缺点的详尽讨论，参见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37–241.

[22] 宣言全文见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3:404–405, appendix 38.

[23] Mushtaq, Awraq ayyami, 19.

[24]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ocket Books, 2003), 215–223. 美国从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但对德国宣战后便从帝国境内撤走了所有领事馆官员。

[25] 英国报告称，第一次加沙之战英军伤亡人数不到4000 人，其中523 人死亡，另有2932人受伤，但Liman von Sanders宣称土耳其人掩埋了约1500具英军尸体. 奥斯曼军死伤不到2500人，其中301人死亡，1085人受伤。参见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315, 322；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165.

[26] Falih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橄榄山] (Paris: Turquoise, 2009), 205–206.

[27] A. Briscoe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n.d. [1920]), 67.

[28]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79.

[29]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98；作者还提到自己在第二次加沙之战前，分到了一个毒气面罩 （97页）。英国官方历史提到，巴勒斯坦战线首次使用毒气便是在第二次加沙之战；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28.

[30]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02–110.

[31]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213–214；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48, 350.

[32] 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90–106.

[33] 劳伦斯对汉志铁路第一次进攻是在3月29至30日 ，地点为Abu al-Naam火车站.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6), 197–203.

[34]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12–114. 贾法尔·阿斯科里在埃及西部大沙漠被捕一事,见第十章。

[35] 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94–95.

[36]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135. 1917年5月18日，赛克斯在皮科特的陪同下，与费塞尔和谢里夫侯赛因在吉达会面，向谢里夫通告《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相关内容，但当中承诺在法国管制下给予阿拉伯的自治比能兑现的要多。 Ibid.，138–141.

[37] Lawrence, Seven Pillars, 298.

[38]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00–312.

[39] 让阿拉伯历史学家懊恼的是，劳伦斯被赞为亚喀巴的解放者—事实上是抢功。 正如他在Seven Pillars中写的，“亚喀巴是通过我的计划，依靠我的努力攻下的。为此我可谓殚精竭虑。”（323页）。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95–96页中提到，在7月6日给费塞尔的报告中，谢里夫纳西尔“并未提及劳伦斯在计划和组织这次攻击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劳伦斯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且“非常清楚其他当事人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他们没有办法质疑或是纠正这个说法”。另见 Suleiman Musa, T. E. Lawrence: An Arab Vi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温盖特的电报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0–161.

[40]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22.

[41] 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6.

[42] Eugene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1—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4–229.

[43] 关于伊尔比德贵族下令征集民兵，引自Salih al-Tall未出版的回忆录（236–237页）。我非常感激已逝的Mulhim al-Tall允许我复制这份珍贵的文件。

[44] 切尔卡西亚志愿部队指挥官米尔扎·瓦斯菲的私人文件，收藏于安曼的约旦国家档案馆。关于志愿骑兵队，可比对 MW 5/17, docs. 6 and 10, 3–10 November 1916.

[45] Odeh al-Goussous, Mudhakkirat `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 [Odeh al-Goussous al-Halasa回忆录，1877–1943] (Amman: n.p., 2006), 84.

[46] 这些讨好部落领导人以削弱哈希姆影响的举措，见Odeh al-Goussous , Mudhakkirat`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84. 奥斯曼档案保留着给叙利亚南部部落领导人颁发奖章的表扬证书；参见the Prime Ministry Archives, Istanbul, DH-KMS 41/43 and 41/46(August and September, 1916). 关于劳伦斯与奥达的对质，参见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55;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9–170.

[47] 这次攻击发生在1917年7月17日后不久。劳伦斯在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并未提及此事，因为他当时正在开罗。Goussous, Mudhakkirat `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86–88. 然而，劳伦斯确实汇报了部落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参见 T. E. Lawrence,“Tribal Politics in Feisal’s Area,” Arab Bulletin Supplementary Papers 5 (24 June 1918): 1–5.

[48] 1917年6月24日的会议和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组建情况，参见杰马勒帕夏的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82–193；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173–184；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66–172.

[49] Bruce, The Last Crusade, 119–120.

[50] Emin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bir erin anıları [达达尼尔和西奈战役：个人回忆录](Istanbul: Nöbetçi Yayınevi, 2009), 103–104.

[51]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106–108. 关于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的冲锋，参见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10), 3–13.

[52] Cyril Fallsand A. F.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Part 1 (London: HMSO, 1930), 65.

[53]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39–147.

[54]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9), 208；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London: Abacus Books, 2001), 43–50；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333–346.

[55] 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双方均遭受了重大伤亡。截至征服耶路撒冷，英军报告称死伤18928人，奥斯曼军死伤28443 人。另外，艾伦比报告称有近1.2万名土耳其人被俘。Bruce, The Last Crusade, 165.

[56]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50–54.

[57] 帝国战争博物馆拥有一份十三分钟长的无声电影副本，片名为“General Allenby’s Entry into Jerusalem”，可从网上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