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从停战到停战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握俄国政权后,要求与同盟国立即停火—这对失掉耶路撒冷后状态降至低谷的奥斯曼帝国而言,是个翻盘的绝好机会。

一战的艰辛令俄国沙皇在二月革命(根据俄国旧历命名,实际发生在公历1917年3月)中丢掉了皇位。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被废黜,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上台。协约国起初认为革命后的俄国后也许能重振雄风,尽管政治动荡影响了军队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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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1917年3月14日第一号政令),就是撤销俄国军官对军队的控制权,交由选举出的“士兵苏维埃”指挥。在奥斯曼帝国被占领土上的俄国部队迅速奉命—混乱也接踵而至。“由于彼得格勒的革命,现在俄国士兵没完没了地举行冗长又千篇一律的会议,”驻黑海港城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在1917年3月23日的政治日志上这样记载,“示威过后,人们都担心会有各种暴行,大多数商店也因此关门大吉。执行委员会选举完毕后—当选的绝大多数是士兵—更是冷清。”[1]

1917年春夏两季,被俄国占领的土耳其东部土地上出奇地平静。此前焦头烂额的奥斯曼帝国高加索部队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这一年余下的时间他们远离战事。俄国士兵内部忙于激烈的政治讨论,焦点完全在他们的祖国。许多士兵都怀疑自己来到奥斯曼帝国战斗的意义。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人上台执政(根据俄国旧历史称“十月革命”),萦绕士兵心头的困惑也迎刃而解。布尔什维克党人谴责战争系帝国主义所为,他们呼吁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前提下谈判讲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简直难以相信这等天赐良机。当年,奥斯曼帝国正是害怕俄国对海峡和伊斯坦布尔的觊觎,才与德国结成战争同盟。开战以来,俄国部队已摧毁奥斯曼军在高加索地区的防线,并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大片疆土。然而,俄国一夕之间改朝换代,承诺会尽早撤出战争,归还战争期间赢得的所有土地。

12月18日,青年土耳其党人与俄国高加索部队代表在被俄方占领的埃尔津詹举行会面,签订了正式停战协议。从黑海至凡湖,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士兵一路浴血奋战,他们的政治领袖却最终谈判讲和。停火使被俄国占领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产生权力真空,特拉布宗的俄国士兵不听彼得格勒当局指挥,擅自行动。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农兵委员会”声称握有全部权力,享有最高权威,但却缺乏执行两者的手段。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时间越长,就益发无法无天。

1917年12月底,身处特拉布宗的俄军开始征用船只,准备穿过黑海返回祖国。许多即将复员的士兵已经数月未领薪饷,他们打劫城里的商店,以攒足路费还乡。31日,特拉布宗全城戒严,但秩序仍不见好转。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更是乱作一团。俄军撤退,那里的土耳其武装分子便步步进逼。1918年1月美国领事写道,“日复一日的枪声、劫掠还有惊慌,土耳其武装分子越来越嚣张,俄军士兵则惹人讨厌。”不论停火让奥斯曼军得到多少喘息的机会,被俄国占领的那些城镇都期待能回到正常政府的管理之下,而这一期望只有达成和约才能实现。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德军总部,同盟国与布尔什维克政府代表会面。由于俄国人希望德国和奥地利返还之前占领的俄国领土,布尔什维克承诺的没有土地兼并的和约其实只对奥斯曼帝国有利。和约谈判中,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但想重新恢复1914年的边界线,还希望俄国返还“Elviye-i Selâse”,即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三大行省”: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

两轮谈判无果后,德国于1918年2月18日对俄重新开战。俄军毫无招架之力,列宁指示谈判人员尽可能答应同盟国的和约内容,争取尽快签约。如此一来,俄国便在谈判中处于下风,奥斯曼帝国不但恢复了1914年的边界线,还令俄军撤出此前占领的三大行省,而这些行省最终如何处置,将由奥斯曼政府组织的公投决定。因此,青年土耳其党是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托—立陶夫斯克条约》的主要受益人。

条约签订后,奥斯曼政府当天就向众议院宣布这则消息。政治人士纷纷击掌相贺,认为与俄国之间的和平预示着最终的和平也即将来临。有利的和约条款,加上收复久被侵占的领土,这些都或多或少弥补了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此外,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自古以来”的领土主张也最终成为过去。这些令奥斯曼帝国重新燃起赢得一战的希望。

 

布尔什维克不遗余力地贬低已被废黜的沙皇政府当年所出台的各种政策。1917年11月下旬,时任人民外交委员列夫·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消息报》(Isvestia)上,披露了当年政府的一些肮脏内幕。其中,最轰动一时的就是三国秘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国外驻莫斯科记者纷纷将这则消息传至在祖国翘首以盼的编辑手里。11月26日至28日,《曼彻斯特卫报》首先在英语国家披露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相关信息。

奥斯曼政府抓住此次机会,大肆诋毁起义的麦加埃米尔—谢里夫侯赛因,以及其身为阿拉伯部队指挥官的儿子费塞尔。1917年12月4日,即耶路撒冷陷落四天前,杰马勒帕夏在贝鲁特发表演讲,披露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相关条款,贝鲁特民众听后震惊不已。演讲中,杰马勒帕夏把谢里夫侯赛因及他的儿子们称作为英国卖命的骗子,并将“耶路撒冷敌军兵临城下”的责任全部推给这些阿拉伯起义的领导人。“倘若他所谓的独立梦想有实现的可能,哪怕非常渺小,我都能理解汉志起义背后的部分缘由。然而英国人真正的企图已经败露:他们居心叵测,没过多久就露了馅。谢里夫侯赛因以伊斯兰哈里发授予他的尊严来换取受英国奴役的耻辱。事到如今,他是咎由自取。”奥斯曼政府将杰马勒的这次演讲内容译成阿拉伯语,分发给叙利亚的各大报纸,这则轰动一时的消息因此广为流传。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报纸通过火车运至麦地那,又从麦地那悄悄流入麦加,由此达到羞辱哈希姆家族的目的。[2]

谢里夫侯赛因及儿子费塞尔对英法的分治方案早有耳闻。毕竟,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来过吉达,向他们简单汇报协议的条款。不过,当时的英法外交官刻意含糊其辞,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和盘托出分治计划,就有可能威胁到英阿联盟。赛克斯让谢里夫侯赛因相信,英国占领伊拉克只是暂时性的,而且将会为其短暂占领支付“租金”。他还鼓励谢里夫将法国人在叙利亚的存在,看做对叙利亚沿海一小块土地的短期租借。谢里夫从英法盟友口中得知的信息,还不如杰马勒帕夏演讲透露的多。[3]

杰马勒帕夏希望利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规劝哈希姆家族放弃起义,回到奥斯曼帝国的怀抱,帝国会既往不咎。双方若能成功达成和解,那么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就会发生巨大反转。届时,奥斯曼帝国便可反过来利用谢里夫装备精良的阿拉伯部队来对付英军;法里赫帕夏的部队可从麦地那调往其他地区;与俄国停战后,奥斯曼高加索军也能抽出身来,联合法里赫帕夏的部队共同从英军手中夺回巴格达和耶路撒冷。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若是阿拉伯人重新输诚,奥斯曼帝国便还能放手一搏,挺过这场战争。

1917年12月,杰马勒帕夏秘密捎信给身在亚喀巴的费塞尔。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承诺,若哈希姆家族能够再次为奥斯曼帝国效忠,阿拉伯人在帝国治下便可享受完全自治—真正的自治,而非《赛克斯—皮克特协定》那种受外国势力主宰的假自治。然而,谢里夫又把这封信转寄给英国驻埃及高级特派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1917年11月,英国的《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接连被公开,谢里夫侯赛因认为,他的英国盟友需要给他一个解释。

驻埃及的英国军官发现自己处境微妙。他们并未参与到秘密分治计划的起草过程当中,却要代表英国政府回答谢里夫的质问。他们在这其中面临的风险很高,因为一旦透露个中细节,便会危及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的战事,令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关系毁于一旦,声势渐起的阿拉伯起义也会因此夭折。

1918年1月,开罗的阿拉伯办事处领导人D. G. 霍格思为谢里夫对《贝尔福宣言》的担忧做了解答。他再次确认协约国的立场,即“一旦时机成熟,阿拉伯民族便应充分享有建立国家的机会”,巴勒斯坦“不应臣服于任何人”。然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希望“能重回巴勒斯坦,英国也对此表示支持。霍格思安慰他的阿拉伯盟友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许多国家都拥有“政治影响力”,而且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友好“不应被弃之一边”。[4]

在回应谢里夫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问题之前,温盖特征求了英国外交部的意见。1918年2月8日,伦敦方面作出回复,内容还是一贯的空洞外交辞令。英国政府感谢谢里夫转寄杰马勒的信件,称信件内容明显是“蓄意挑拨,企图离间”哈希姆家族和协约国的关系,并再次重申英国政府“解放阿拉伯人民的承诺”。[5]

谢里夫也许确实担心过英国人会对分治方案敷衍了事,但他和儿子们的起义已经无法回头,不可能与奥斯曼帝国重归于好。最终,谢里夫侯赛因没有回复杰马勒的信。他和儿子们不得不一边寄希望于英国能遵守其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每一次重申,一边继续与奥斯曼帝国作斗争,渴望获得军事胜利。然而,这一切努力都被英法两国的秘密外交所破坏。

 

自从奥斯曼军于1917年7月在亚喀巴投降以来,阿拉伯起义的主战场已从汉志转至叙利亚南部边境。费塞尔在那里继续扩充自己的正规军,交由贾法尔·阿斯克里指挥,并招募新的部落兵。英法两国分别派出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军,为其提供技术和现代武器装备支持。阿拉伯部队得到了一队装甲车、一批飞机,还有大量10磅野炮等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帮助他们更强力地轰击土军阵地。

费塞尔的军队从亚喀巴出发,前往马安挑战当地的奥斯曼驻军。马安是位于大马士革和麦加之间的朝觐点之一,是叙利亚和汉志的传统分界线。这里是汉志铁路线上比较大的一站,有一支规模较庞大的奥斯曼军驻守。早在1917年8月,劳伦斯就曾估计称,奥斯曼军在“马安有6000名步兵,一个团的骑兵和骑步兵,并已根据标准作战方法在该地筑起铜墙铁壁”,费塞尔的游击部队根本无法攻取防守如此坚固的阵地。[6]

这支阿拉伯部队需要往北推进,担任艾德蒙·艾伦比将军的右翼军。因此,他们最初绕开马安,转而去占领约旦河谷的高地。1918年1月15日,费塞尔的弟弟扎伊德率领一支小分队夺取肖巴克城堡,轻松占领了行政中心塔菲拉。当地奥斯曼驻军指挥官扎奇·哈拉比与240名部下投降。心有不甘的土耳其人于1月26日发动反攻,试图将其夺回,但被谢里夫部队和倒戈士兵击退,死伤惨重。之后的6周里,塔菲拉两度易手:奥斯曼军于3月6日夺回该城,3月18日再度失守。[7]

在巴勒斯坦,埃及远征军卷土重来。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指示艾伦比于1918年2月重新对巴勒斯坦发动攻击,给奥斯曼帝国致命一击,迫使其退出战争。艾伦比并未深入巴勒斯坦,而是决定向东面出击。他的目标是在约旦河对岸的安曼与阿拉伯部队会合,并切断奥斯曼军从当地通往马安和麦地那的重要铁路线。安曼南部约有2万名土耳其士兵,艾伦比希望在他的右翼消除这一威胁,最后再向大马士革推进。

作为行动的第一步,艾伦比选择占领约旦河谷小镇杰里科,将其作为在外约旦的推进基地。2月19日,艾伦比部队开始从容不迫地沿约旦河谷的陡坡朝杰里科方向前进。河谷道路狭窄,车辆无法通行,步兵和骑兵队蔓延长达5英里。土耳其炮手延缓了英军的推进速度,但却阻止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最终,艾伦比部队于2月21日早晨进入杰里科。澳新骑兵此前对杰里科的印象都来自《旧约·约书亚记》中的记载,和对杰里科之墙的描述(中文译为“耶利哥之墙”,相传这座镇守迦南的古城城墙高厚,但犹太人吹着羊角绕城行走七天后,上帝以神迹震毁城墙,于是迦南失守)。但一进入这座城镇,他们很快就回到现实:“我军所到的所有东方城镇之中,”一名新西兰骑兵军官回忆道,“杰里科绝对是最脏最臭的。”[8]

穿过约旦之前,艾伦比需首先确保巴勒斯坦北部阵线的安全。埃及远征军向北推进7英里,占领了约旦河支流之一奥雅河(Wadi Auja)周边高地。如此一来,英军在杰里科的军事行动便不会受到奥斯曼军的炮火攻击,且土耳其人若想派遣巴勒斯坦的驻军前去巩固外约旦阵地,便只好绕道而行。行动从3月8日开始,为期四天。奥斯曼军被迫撤退,以避免过分与敌纠缠。至此,英军确保了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一线的安全,下一步艾伦比便准备入侵外约旦。

英军指挥官与阿拉伯盟友一起协调入侵计划。新组建的汉志行动组由阿兰·道内中校率领,负责与谢里夫部队的联络工作。艾伦比的作战计划需要阿拉伯部队攻打马安,牵制住当地奥斯曼驻军,以便埃及远征军夺取安曼。费塞尔与艾伦比手下军官会面,同意参与行动。两路人马将分头攻击马安南北两侧的汉志铁路,破坏当地铁轨。贾法尔·阿斯克里将率领阿拉伯部队主力直接攻打在马安的奥斯曼驻军,到那时,铁路两端被毁,援军无法赶到,后者便无法对英军在安曼更北部的行动构成威胁。劳伦斯负责与艾伦比在外约旦接洽,他带来了强劲的巴尼萨基尔部落兵,以巩固英军阵地。

这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各队人马及时完成各自的任务,因为各队之间无法取得联系。英军曾用信鸽通信,但阿拉伯部队各分队之间连在沿50英里长的汉志铁路上行动时都无法协调,更别提与他们相距几百英里开阔地的英国人配合展开行动。当行动受挫时,英阿盟友之间也只能靠骑手快马加鞭传递信息。因此,谣言和假情报便使战事更加扑朔迷离。[9]

阿拉伯人未能成功占领马安。1918年3月,异常寒冷的大雨将外约旦南部淋了个透。当时,贾法尔·阿斯克里与负责破坏马安南边铁路的部队在一起。据他回忆,“瓢泼大雨把我们淋成落汤鸡,使我们无法继续行动。骆驼和辎重牲口陷在泥里,到了晚上,被困泥地的士兵甚至因严寒和大雨没了命。”最后,攻打马安的行动只得推迟,另择时机而动。[10]

另一边,英军对阿拉伯部队在马安遭遇的问题全然不知。他们于3月21日穿过约旦,沿约旦河谷那险峻的道路向外约旦高地和萨尔特推进。萨尔特乃约旦以东地区最大的城镇,约有1.5万名穆斯林和基督徒居民,是奥斯曼此地的统治中心。当英军于3月25日逼近该城时,他们听到一阵枪声,以为又要开战,遂暂停推进。然而先头部队发现,原来是镇民在朝天开枪庆祝奥斯曼军撤退,还洗劫了当地政府。“他们把建筑掏了个精光,”一位惊诧不已的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连屋顶和所有木制品都被扒了,只剩下四壁墙还在那立着。”萨尔特居民认为英军占领当地,就意味着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于是沉浸在自由的喜悦之中。但事实证明,这种自由只是昙花一现。[11]

奥斯曼军将萨尔特拱手相让,转而重整军队加固安曼的防事。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新任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1913年派往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他丰富的经验对奥斯曼军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而且他对奥斯曼军将士都很尊敬,这也让他获得了土耳其人高度的信任。利曼需要奥斯曼军的充分配合。倘若英军成功攻占安曼及当地的铁路等战略性设施,奥斯曼人将很难保住其在汉志铁路更南面的阵地。如此一来,位于麦地那和马安的2万名奥斯曼驻军将被完全隔离。对汉志和外约旦的土耳其部队来说,安曼一战事关生死。

听闻英军占领萨尔特后,利曼当即做出反应,命所有剩余兵力赶赴安曼。尽管铁路被破坏造成了交通不便,但几百队援军还是开始从大马士革涌向安曼。约有900名士兵从马安乘火车前来,中途并未遭到阿拉伯部队的阻挠。位于巴勒斯坦的土耳其骑兵沿约旦河上游的英军阵地逆流而上,以威胁英军交通线。

英军计划步兵留守萨尔特阵地,用骑兵攻打安曼。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摧毁安曼附近的高架铁路和隧道,令铁路交通瘫痪数月。在萨尔特驻留一支精锐步兵团,将能阻止奥斯曼铁路维修队修复铁路,还能威胁大马士革和安曼南部驻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如果英军行动成功,奥斯曼军则会被迫撤退至安曼北部,从而将麦地那和外约旦的南半边让给哈希姆家族。

3月27日,英军从萨尔特向安曼方向推进,途中与更南面的阿拉伯部队一样遭遇了恶劣天气。地面泥泞不堪,人畜行动迟缓,车辆难以前进。他们将大炮和弹药从四轮平板车上卸下,换用骆驼驮到前线。“就连骆驼也很难在这种路面上行走,一直在打滑,”利曼记录道,“我们截获英军的一份无线电消息,他们对这种环境怨声载道。”德军通过监控英军无线电通讯,掌握了英军的作战计划,并据此组织相应的防御措施。[12]

2000名奥斯曼士兵把守着安曼的每一处入口。他们拥有70挺机枪和10门大炮,阵地防护措施良好,占尽在堑壕战中守方的优势。3000名湿漉漉的英军士兵疲惫地朝安曼赶来,中途还有几人因恶劣天气丧命。倾盆大雨令英军无法将大炮运抵前线,他们的机枪和弹药补给也因骆驼运载能力有限而被大幅削减,许多骆驼还因雨后的山谷道路湿滑艰险而殒命。[13]

三天里,土耳其人一直在抵御埃及远征军的骑兵和步兵攻击。恶劣天气不但对进攻的英军造成了影响,也令土耳其人遭受重大伤亡,军队士气低落。为了防止失败情绪在前线蔓延,利曼·冯·桑德斯下令部队“无论如何也要死守阵地至最后一秒”。他提醒部下将领,每天都有从大马士革和马安赶来的援军前来帮他们渡过难关。[14]

虽然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情况危急,但英军的状况比他们还要糟糕。由于连日雨淋和露宿,澳新骑兵患上严重的感冒。路面湿滑,英军的马和骆驼都几乎无法行走,更别提为先头部队提供弹药和配给了。此外,伤员撤离也越来越难。经过数日的激战,土耳其人没有一丝投降的迹象,而且土耳其骑兵骚扰英军在约旦河与萨尔特的阵地,威胁他们的撤退线路。到3月30日下午3时许,英军指挥官承认无法攻占安曼,遂下令全线撤退。

奥斯曼军乘胜追击,从安曼一直追至萨尔特。当英军开始将伤员和储备物资撤离萨尔特时,当地百姓陷入恐慌。洗劫一空的政府大楼象征着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背叛,他们也知道,一旦土耳其人归来,报复必然会发生。因此,5500名基督徒和300名穆斯林背井离乡,随英军撤到耶路撒冷。一名英军士兵在日记中记下民众在英军撤退的混乱中所遭受的苦难:“一名青年驮着他的爷爷,驮了整整13英里!男女老少都被沉重的包袱压弯了腰,头上还顶着一个炖锅或洗菜盆。挡道的小公牛被装甲车压死,载重过多的驴子又被骆驼践踏。”[15]

英国报纸宣称英军“突袭”安曼成功,但在实际作战中前线士兵共死亡200人,受伤1000人,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正如一名新西兰骑兵总结的:“英军对敌军造成的损害远不足以抵消其自身遭受的重大伤亡。”虚传捷报的各大头条“让报道在真相面前显得多少有些滑稽”。[16]

 

正当英军撤离外约旦之际,费塞尔的军队对马安重新发动了进攻。近期奥斯曼军调派部队前往安曼加强防御,马安的奥斯曼守军兵力因此减弱,这给了阿拉伯部队一个机会,突破这座几乎固若金汤的城镇。

这次的计划也是先从北面和南面切断马安与外界的联系,再对城中心发动直接进攻。4月12日,阿拉伯部队参谋长贾法尔·阿斯克里率领一个步兵营、一门大炮以及400名贝都因骑兵,攻击北面的雅尔都那(Jarduna)火车站。他们于黎明时分抵达火车站,开始用18磅重野战炮发动炮击。步兵在推进中遭到奥斯曼守军猛烈的火力反击。阿斯克里一直等待贝都因骑兵发起攻击来缓解步兵的压力,可他发现这些部落兵“漫无目的地来回转悠”,只得用“感情激烈的长篇训斥让他们明白,如若他们不发起进攻牵制住敌军,自己的同伴将会被屠杀殆尽”,促使他们展开行动。随后,部落兵冲向火车站,迫使站内200名守军投降。他们把火车站洗劫一空,缴获了那里的武器、弹药和军用补给。当天晚上,T. E. 劳伦斯和休伯特·扬赶到,将雅尔都那以南的铁路桥炸毁,切断马安北面的通道。[17]

同一天晚上,努里·赛义德率军对马安南部的盖迪尔哈吉火车站发动进攻。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指挥一个步兵连攻打该火车站。由于两名军官之间的个人恩怨,部队内讧,阿杰卢尼只得和阿斯克里一样,用“激情的训斥”重整秩序。一支法国炮兵连和一队机枪手为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支持,另外还有由霍威特部落赫赫有名的奥达·阿布·塔伊率领的几百名贝都因骑手助阵。和攻打雅尔都那火车站时一样,他们在黎明时分发动进攻,炮击盖迪尔哈吉火车站长达两小时。大多数奥斯曼守军一早就投降了,但有一个战壕里的士兵顽强抵抗了数小时才束手就缚。

阿拉伯起义埋下的深仇大恨在盖迪尔哈吉暴露。一位阿拉伯指挥官手下曾有一位上尉,据传被土耳其士兵俘获后饱受折磨,最终被活活烧死。这位指挥官就此事质问了300名奥斯曼战俘,并命令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中选出四人处以死刑,以慰该惨死上尉的在天之灵。不过,他还未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就有其他阿拉伯军官介入,确保战俘们得到人道的对待。随后,部队继续展开行动,破坏五处桥梁和900余码铁轨,由此切断马安南面的交通线路。[18]

马安与外界的联络断绝,阿拉伯部队便对城内的奥斯曼驻军发动正面进攻。4月13日,他们占领了马安以西一处名叫锡姆纳(Simna)的高地。两天后他们攻打火车站,这一仗打了整整四天,双方死伤惨重,成为阿拉伯起义中最血腥的一次战斗。贾法尔·阿斯克里强烈谴责了法国炮兵连,这支队伍由法国驻汉志使团的罗萨里奥·皮萨尼上尉率领,在战斗的第一天就用光了弹药(据阿斯克里称,事实上是战斗的第一个小时)。

这位阿拉伯指挥官对他的法国盟友毫不信任,他指控他们支持法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既定利益多过支持阿拉伯战事。“皮萨尼上尉曾反复提醒我们,他只能陪我们到叙利亚边境,法国不会为阿拉伯人在边境以外的行动提供帮助,”阿斯克里回忆称,“皮萨尼的这种表态无疑是法国居心叵测的印证。”不过,见证马安战争的T. E. 劳伦斯姑且相信皮萨尼。“我们发现每打一发炮弹,皮萨尼就绝望地攥一次拳头,”劳伦斯写道,“他说他曾恳求努里不要在他缺少弹药的这时候发起进攻。”之后,埃米尔费塞尔给法国战争部拍电,感谢法军在马安的“良好表现”,并希望“所有的炮兵都受到奖赏”。身为阿拉伯起义领导者的他,比其他阿拉伯军官更懂得外交手腕。[19]

经过三天的激烈对战,阿拉伯部队成功占领土耳其军在马安附近的三条战壕。奥斯曼指挥官知道铁路已被切断,他们将再也得不到增援和弹药补给。一些军官下令坚守到最后一刻,另一些则希望与阿拉伯部队展开公开谈判,商议投降条款。马安居民知道与费塞尔一起作战的贝都因人会洗劫他们的家园,因此也加入奥斯曼军。500名当地居民于第四天和守军站到一起,对补给短缺的阿拉伯部队展开新一轮坚决斗争。

战斗到第四天,阿拉伯部队疲惫不堪。他们已有数日没有火力掩护,直接暴露在奥军的枪林弹雨下。他们的贝都因骑兵于两日前撤退,正规军步兵认为这是他们没有信心的表现。由于阿拉伯部队中有一半多的军官非死即伤,纪律也开始涣散。因此,阿斯克里只好极不情愿地宣布撤退。他们在马安失去了90余名阿拉伯士兵,另有200多人受伤—虽然这一数字与西线的相比微乎其微,但却已是阿拉伯人起义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

面对这次空前的失败,埃米尔费塞尔及其参谋长极力想要重振军队的士气。费塞尔做了一番激励演讲,贾法尔·阿斯克里则提醒将士们,撤退并不意味着失败,一旦他们拥有了足够的炮弹,他们就会继续勇往直前,占领马安。根据在场的一位军官称,这些讲话确实提升了正规军中叙利亚和伊拉克人的士气,但此役给哈希姆家族在外约旦威望的损害在短期内将无法恢复。[20]

1918年3月21日,德军在西线已取得重大突破。与俄国达成和约后,同盟国能从东线调派部队前往西线作战,这令他们的部队相比协约国拥有决定性的数量优势。德军指挥官决定赶在美国之前行动。美国自去年加入一战后,为协约国带去足够的兵力,大大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米夏埃尔行动”以英军在圣康坦的一处薄弱点为目标,在一阵压倒性的炮击之后,德军席卷了前方的英军阵地。待到第一天的战斗落下帷幕时,德军向前推进了8英里,并占领了近100平方英里的法国领土。为取得这些战果德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军的损失也极为严重—一天之内损失超过3.8万人,其中2.1万名士兵被敌军俘获。[21]

埃及远征军几乎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德军开春这次攻击的后果。3月27日,英国战时内阁命令艾伦比在巴勒斯坦采取“积极防御”,他的步兵师需准备立即赶赴法国。截至1918年中旬,约有6万名久经沙场的步兵从埃及和巴勒斯坦被送往法国,由印度的新兵接替他们驻守原地—这些没有经验的菜鸟,需要严酷的训练才有能力投入作战。[22]

在实行“积极防御”措施和将最精锐的部队用船运至法国之前,艾伦比在外约旦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这次战役时机并不成熟,策划也欠周密。从各方面看,艾伦比都是把他的部队送入了虎口之中。

艾伦比的作战计划是确保手下骑兵主力成功渡过约旦河,以保护从约旦河谷到安曼高原的三条干道。随后,骑兵部队将登上山谷,重新占领萨尔特,并在当地构筑阵地,防止敌军反攻。随后,澳新骑兵将策马下山,从后方攻打位于舒纳特尼姆林(Shunat Nimrin)的土耳其驻军,逼迫其投降。善战的巴尼沙基尔部落已与艾伦比的手下谈判,同意阻断约旦河谷与安曼高原间关键的第四条通路,实现对萨尔特和约旦河谷奥斯曼军的包围。如此一来,英军便能轻松占领安曼及高地。[23]

然而,艾伦比的部下认为他的这一计划不切实际。沙漠骑兵团指挥官哈里·肖韦尔将军认为,奥斯曼军已料到他们将会发起进攻。由于德军经常成功截获英军的无线电通信,这种可能性确实较高。贝都因人也有可能已经将英军的计划透露给奥斯曼军。艾伦比计划对贝都因人委以重任,这让肖韦尔极为不适,这位澳大利亚将军不相信这些部落兵在激战中还值得信赖。事实上,外约旦有一些部落,如巴尼沙基尔,内部分为哈希姆派和奥斯曼派。如果与艾伦比部下展开谈判的是奥斯曼军的那一派,那么他们的行动计划肯定早就已经被利曼·冯·桑德斯获知。

通过两件事能看出来巴尼沙基尔部落有叛变之嫌。第一,部落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艾伦比的进攻日期,他们宣称只能阻断通往舒纳特尼姆林的道路至5月4日。而这个看似随便定下的日期,其理由非常空洞:据称那天之后他们就需转移营地,以重获补给。巴尼沙基尔迫使艾伦比在有限的时间内发动攻击,这似乎对奥斯曼军有利。更糟糕的是,该部落并未将通往舒纳特尼姆林的战略要道封锁至商定日期,令英军的计划还没开始就注定失败。[24]

 

4月30日太阳升起之前,第一支澳大利亚骑兵部队穿过约旦,成功占领了指定地点。8时30分,英军发起进攻的消息传至利曼·冯·桑托斯那里,他下令进行反攻,打了入侵者一个措手不及。利曼已秘密在巴勒斯坦新部署大量的援军,其中包括高加索的一支骑兵旅,以及数支德国步兵团。德军和奥斯曼军还修建了一处隐蔽的浮桥,方便这些部队快速往返约旦河的东西两岸。在利曼的指挥下,这些部队跨过约旦河,前去与入侵者交战。

艾伦比的骑兵队顿时寡不敌众,无奈放弃了约旦河谷与萨尔特之间四条通路中的两条。另外,舒纳特尼姆林那条通道仍然对土耳其军开放,不见巴尼沙基尔部落兵的踪迹。这意味着英军只能通过仅剩的一条通道抵达萨尔特,或从萨尔特撤离,这条道路还时刻面临着被奥斯曼军和德军切断的危险,这两支军队的实力远超艾伦比的预期。

援军穿过约旦赶来救助被困的埃及远征军,他们与威胁切断英军通路的奥斯曼军展开激烈对战。经过四天的战斗,英军弹药和配给告急,肖韦尔请求艾伦比允许撤退,萨尔特也因此被再度放弃。至5月4日,所有幸存的士兵都已安全撤回巴勒斯坦,但埃及远征军还是阵亡214人,近1300人受伤。正如一位英国士兵总结:“第二次攻打萨尔特的行动简直就是一团糟。”[25]

耶路撒冷陷落5个月后,奥斯曼军以令人震惊之势收复了大片领土。与俄国重新言和令帝国收回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并彻底消除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军事威胁;战时秘密分治协定的败露令英法两国和哈希姆家族名声扫地;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成功遏制阿拉伯军队在马安的势头,并在安曼两度挫败艾伦比的部队;加上德国开春后在西线发动的攻击突破了英法两军阵线,奥斯曼军似乎已经胜利在望。

这些动向对外约旦的民众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萨尔特,人们志愿加入奥斯曼军。一位法国情报员报告称:“村庄首领正在为大批志愿参军的人登记。居民们说:如果过去与力量如此薄弱的土耳其军对阵,英国人都不得不撤出萨尔特,那么如今奥斯曼军实力渐长,他们不可能再往前推进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和土耳其人保持良好关系,博得他们同情的原因。”外约旦居民对费塞尔部队的信任也开始动摇,他对外约旦中部各部落发起的呼吁再无人响应。一名为法国情报机构服务的当地情报员解释称:“阿拉伯人会这样回复费塞尔:你占领了塔菲拉然后撤退了;英国人两次攻取萨尔特,也撤退了。如果我们对土耳其人宣战,我们担心,等我们的士兵死伤殆尽后,你还会抛弃我们。”[26]

由于艾伦比手下经验丰富的老兵调离,填补空缺的都是新兵,他不得不将在巴勒斯坦的进一步行动推迟到秋天。开春这场灾难性的战役给埃及远征军带来的唯一好消息,就是两次攻打安曼使奥斯曼军调用其在巴勒斯坦的驻军前来巩固外约旦的防御阵地。由于埃及远征军最后一击的目标是巴勒斯坦而非外约旦,这样的兵力调度对艾伦比有利。

在奥斯曼军遏制艾伦比部队在巴勒斯坦行动的同时,恩维尔帕夏极力试图加强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实力。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俄国签署了和约后,恩维尔及其同僚发现,可趁俄国忙于革命和内战之际收复失地。尽管与俄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恩维尔在东线仍然亟需兵力。

早在1918年2月时,奥斯曼军就开始收复战争中被俄国侵占的领土。2月24日,奥斯曼军进入特拉布宗,中途未遭到任何抵抗。相反地,一支俄国铜管乐队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来,当地的权力真空最终得到解决。精力充沛的土耳其军继续朝埃尔祖鲁姆进发,并于3月11日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该地区。配给短缺的土耳其士兵对俄军留下的补给物资惊诧不已—足以供应他们到3月24日,那时他们已推进至奥斯曼帝国1914年的边境。[27]

土耳其人越过1914年的边境,试图进一步推进至1878年割让给俄国,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重新收复的三大行省。这时,他们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将光复奥斯曼领土看做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建立缓冲国又符合帝国的利益。俄罗斯帝国分崩离析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应运而生。同这三个相对弱小的国家为邻,比与大俄罗斯接壤要安全得多。但问题在于,三大行省中的巴统位于格鲁吉亚境内,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又属于亚美尼亚。如何能收复这三大行省,同时又不扰乱他们在高加索边境的这些新邻居,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大挑战。

土耳其军于4月19日进入巴统,4月25日占领卡尔斯。他们开始准备在这两个行省发起公民投票,因为根据《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规定,公投通过后,这些行省便能合法并入奥斯曼帝国。公投由奥斯曼军负责组织,由土耳其公务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监督,只有男性有权参与投票。最终,投票结果可想而知:97.5%的选民希望行省重新并入奥斯曼帝国。公投的全过程被写入1918年8月11日出台的帝国政令之中,时任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德丁,在政令中同意当地自愿回归,再次成为奥斯曼帝国“受神灵庇护的土地”之一。

然而,奥斯曼人在收复三大行省后又想要回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他们遭到了德国盟友、布尔什维克和英国人的一致敌视。巴库石油储量丰富,是高加索地区最有价值的城市。德国自从开战以来就把这座里海城市据为己有,而且他们在1918年夏天亟需石油资源。从波斯向巴库推进的英军也决心不让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染指该地区。

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达什纳克,在巴库建立了人称“巴库公社”的暴力革命政权,布尔什维克便通过该公社间接掌控着巴库。1918年3月,公社的部队大肆屠杀占阿塞拜疆多数人口的穆斯林,致使1.2万人遇害。幸存的穆斯林有一半逃到相对安全的农村避难。当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呼吁奥斯曼帝国施以援手时,恩维尔帕夏迅速采取救援行动—同时也趁机扩大奥斯曼帝国在这座里海石油城的影响。

1918年6月4日,奥斯曼军与阿塞拜疆结成友好联盟。阿塞拜疆人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出兵,帮助他们解放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领土,而德国对土耳其人向巴库推进感到怒不可遏。柏林经过协商,决定由德国军事统帅—埃里希·鲁登道夫和保罗·冯·兴登堡出面,建议恩维尔将军撤回《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承认的边境内,并把高加索部队调派到更为紧迫的阿拉伯阵线去。但恩维尔对他们的“建议”置之不理,继续命令军队向巴库前进。趁着巴勒斯坦尚且平静,恩维尔抓住时机,试图在这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局势之中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他的理由是,拿下巴库后,他可以从那里调派军队向南朝美索不达米亚方向推进,并重夺巴格达。

恩维尔将高加索的志愿兵组合为高加索伊斯兰军,命令该部队带头“解放”巴库。他委任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努里帕夏统领这支志愿军。努里帕夏曾在1915至1916年间,与贾法尔·阿斯克里一道参加了西部大沙漠的赛努西战役。这次,努里呼吁大家积极参军,但民众的反应却不温不火。因此,恩维尔只好调遣一个步兵师前来加强高加索伊斯兰军的实力。8月5日,高加索伊斯兰军对巴库发起首轮进攻,但布尔什维克的炮火猛烈,而且突然杀出一支英军分队,最终他们不得不撤退。努里紧急要求增派援军,于是恩维尔再次调拨两个兵团协助高加索伊斯兰军攻打巴库。他们最后于9月15日占领该地区—此举不是为了将巴库加入到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中,而是为了让阿塞拜疆这个新兴国家能够成为后沙皇时代,高加索地区一支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力量。

恩维尔成功收复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领土,还把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扩大至与安纳托利亚东部毗邻的各个新兴国家。如果奥斯曼帝国最终取得一战的胜利,恩维尔或许会被称赞为一个目光深远,保护了国家东部领土的卓越政治家。然而,就在奥斯曼军进入巴库不到数日,艾伦比的部队便突破了前者在巴勒斯坦的防线。由于分散了奥斯曼军在更为关键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兵力,恩维尔的高加索战役后来更多被看做导致帝国灭亡的草率举动。[28]

 

到1918年夏,协约国部队已经遏制了德国在西线的势头。英国政府再次敦促艾伦比,以其现有力量向奥斯曼军发动新一轮进攻。到7月中旬,艾伦比告知陆军部,他计划于秋季重新发起进攻。随后,这位埃及远征军指挥者便开始认真筹划起来。

 

艾伦比善于诈术。在1917年10月31日的贝尔谢巴战斗中,他曾不遗余力地诱使奥斯曼军相信他将第三次攻打加沙,从而将对方的兵力从真正的进攻目标上引开。现在,艾伦比又再次精心准备佯攻安曼,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标:巴勒斯坦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奥斯曼军阵地。

对于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艾伦比的部队虽并未接受过相关的基础训练,但艾伦比让他们用木头和帆布制作真实比例的马匹模型,总数约有1.5万个。在夜色的掩护下,他将骑兵和步兵逐步从约旦河谷转移至沿海的朱迪亚山脉,并在那里搭起伪装帐篷,以防德国空军发现他们。士兵将木头和帆布做成的模型留在原地替代真正的马匹,并乘着骡拉雪橇在约旦河谷干燥的土地上穿梭,假装是骑兵进攻扬起的尘土。工程兵忙着架桥横跨约旦河,还特意从废弃的总部发出无线电信号。

阿拉伯部队主要负责将奥斯曼军的注意力引至外约旦地区。贾法尔·阿斯克里的正规军规模已达8000人,并有英军装甲车、法国炮兵、埃及骆驼兵团,还有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相助。此外,谢里夫纳希尔已成功动员数千名贝都因部落兵投身阿拉伯起义。9月初,阿斯克里及其主力部队仍在马安周边地区,而在安曼东边50英里外一处名为阿兹拉克的绿洲中,已有一支1000名阿拉伯士兵组成的分队进驻。这支分队的突然出现,也令阿拉伯人即将攻打安曼的谣言散播开来。事实上,费塞尔部队接到的命令是攻克德拉,以切断汉志铁路与海法支线的这一重要联结点。

9月16日,英国皇家空军对德拉发动空袭,目标是扰乱奥斯曼军视听,促使利曼·冯·桑德斯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保卫汉志铁路上。T. E. 劳伦斯率领配备装甲车的阿拉伯部队,向德拉南部的铁路线发动进攻,并成功摧毁一座桥梁。第二天,阿拉伯主力军几乎毫发无损地破坏了德拉以北的铁路线。奥斯曼军急忙前去修复铁路,利曼还从沿海港城海法召集后备军前来加强德拉的防御力量—这些行动正中艾伦比下怀。

为了确保不走漏关于进攻行动的半点细节,直到三天后,行动开始的前一刻,艾伦比才告知手下的旅团级军官进攻的真正目标。至此,他已在雅法北部的地中海地区成功调集了3.5万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并配有近400门重炮提供火力支援。而另一边,土耳其军以为敌军即将攻打外约旦,遂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了该地区,海岸线的防御力量不过1万名士兵和130门大炮。[29]

进攻开始前两天,一名印度士兵逃离英军,向奥斯曼军投诚。在奥斯曼和德国军官的质问下,这名印度人把自己知道的关于接下来这场战役的消息全部抖了出来。据他透露,英军将在9月19日发动进攻,袭击奥斯曼军的地中海防线,而他自己,根据利曼的记载,“想要逃离”这场行动。然而,艾伦比的欺瞒战术实在做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利曼及其部下都认为这名逃兵是在蓄意提供假情报。阿拉伯部队在阿兹拉克集结并攻打德拉,这一事实让利曼深信,协约国意在切断他的交通主干道—汉志铁路。因此,他进一步加强外约旦的防御力量。[30]

9月19日,在黎明到来前,英军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开始对雅法北部的奥斯曼军战壕发起猛烈炮击。每分钟发射炮弹约一千发,这种阵势对于第一次上战场的许多印度新兵来说,实在有点喘不过气。“机枪的扫射和炮弹攻击实在太过猛烈,”一名锡克教士兵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描述道,“我们其他什么也听不见,在那个地方,是敌是友都难以辨认。大地都被震得发颤。”[31]

炮击一结束,来自英国和印度的步兵便冲向已被炮火摧毁的奥斯曼军战壕,在第三、第四道防线上与敌军短兵相接。土耳其人能撤的都走了,其余的只好投降。在行动的前两个半小时里,英军步兵冲破土耳其人的防线,并向前推进了7000码,为骑兵入侵巴勒斯坦北部开辟道路。

步兵撕开奥斯曼军防线后,澳新和印度骑兵部队蜂拥而入,展开一连串进攻,旨在包围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并夺取重要城镇。图勒凯尔姆就是他们第一批攻打的目标之一。战前,陶菲克·苏瓦伊迪曾在巴黎求学,并协助组织了1913年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图勒凯尔姆任文职工作。和同伴们被隆隆的炮声“惊醒”后,苏瓦伊迪爬上屋顶,看见交战双方在10英里外的地方互相开炮,“炮火径直射向前线,双方都在往死里炮轰对方”。日出后不久,撤退的奥斯曼军像潮水一样涌入图勒凯尔姆,“英军从四面八方而来,俘获了余下的土耳其士兵”。[32]

英军飞机开始轰炸图勒凯尔姆,当地平民慌忙逃出城外。苏瓦伊迪与其他平民一起撤退到了附近的村庄,他在那里脱下官服,换上了巴勒斯坦农民的装束。就这样,苏瓦伊迪凭着这身粗衣,混入了不断扩大的逃兵队伍之中。他看着土耳其部队仓皇撤退,英军进驻,这场战争他已对奥斯曼帝国不抱任何希望,只想有朝一日能回到家乡巴格达。

英军骑兵飞驰越过巴勒斯坦北部,攻下多个重要城镇和道路枢纽,完成了对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的包围—这两个军团曾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的主力。9月20日清晨,拜桑(Baisan)和阿富拉均已被英军占领,奥斯曼军的电话线路也被摧毁。由于通讯中断,土耳其与德国军官对英军的推进和奥斯曼军的损失都一无所知。

行动开始24小时后,身处拿撒勒总部的利曼惊诧地发现英军出现在了城郊。由于英军被一次次的巷战拖住脚步,这位德国指挥官最后才侥幸逃脱。一名印度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最蹊跷的是在这里(指拿撒勒),还俘获敌军的一些飞机和飞行员,也就是说,地上的骑兵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天上的飞鸟手到擒来。”虽在拿撒勒遭遇顽强抵抗,英军最终还是于9月21日占领了该城镇。[33]

到了行动第三天,英军已掌握巴勒斯坦山区的各个重要城镇,并控制吉斯尔迈杰米(Jisr al-Majami)处横跨约旦河的主要铁路桥。自9月21日从西岸逃往外约旦的每一条路线都被切断后,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便动弹不得,数万名士兵陆续向英军投降。至此,英军只差阿克里和海法就拿下巴勒斯坦全境。9月23日,英国和印度骑兵攻下了这两座北部港城。

牢牢掌握巴勒斯坦后,艾伦比开始将目标转向外约旦。新西兰骑兵旅眨眼间攻占了萨尔特(9月23日)和安曼(9月25日),驻马安的4000名奥斯曼守军接到命令退至安曼,准备联合大马士革的奥斯曼第四军团做最后一搏,却不料被澳大利亚第二轻骑旅在半道截击。土耳其士兵同意投降,但由于被充满敌意的阿拉伯部落包围,他们拒绝放下武器。于是,俘获者和被俘者都拿着枪械,一道向安曼进发,直到土耳其人确信自己不会受到贝都因人攻击后,才同意交出武器。

奥斯曼军退至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于是阿拉伯部队和艾伦比率领的埃及远征军准备联手攻打该城市。9月26日晚至27日凌晨,阿拉伯部队席卷了德拉,第二天在当地与英军会合。他们即刻朝大马士革进发,同时澳新和印度骑兵绕道巴勒斯坦北部,切断奥斯曼军向西朝贝鲁特,以及向北朝霍姆斯的撤退路线。英军和阿拉伯部队从德拉出发,向正北的大马士革方向推进了70英里,一路对奥斯曼第四军团溃逃余部穷追猛打。9月30日,协约国部队抵达大马士革近郊。

随着艾伦比部队进入大马士革,巴勒斯坦战役的政治问题到了关键时刻。战争过程中协约国讨论了诸多分治方案,由此可见,艾伦比这次战役背后一直都隐藏着政治的考量。6月,他迎来两个营的皇家燧发枪团。这两个营的士兵都是犹太人,他们明确表示愿意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来换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法国则派遣驻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分队前来协助作战,以确保自身能长期占领叙利亚。该分队中有一个团的士兵全是法军从著名的穆萨山围困(为躲避土耳其人的血腥屠杀,亚美尼亚村民逃往穆萨山躲藏40天,直到路过的法军帮他们解围)中救出的亚美尼亚难民。而另一边,埃米尔费塞尔与他的支持者T. E. 劳伦斯在前线坚持哈希姆家族对叙利亚的主张,称叙利亚是未来阿拉伯王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随着巴勒斯坦战役在大马士革接近高潮,“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以及《贝尔福宣言》的有关各方都想在这场战役中拔得头筹。[34]

英军为奖赏他们的哈希姆盟友,同意由埃米尔费塞尔的阿拉伯部队接受巴勒斯坦的投降。不过,澳大利亚第三轻骑旅要率先进城。该骑兵队获准于10月1日横穿大马士革,以切断奥斯曼军往霍姆斯的退路。其实英军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早在他们入城的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批奥斯曼部队已搭乘火车前往里亚格,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留给一群当地显贵,城中的土耳其旗帜也被谢里夫的旗帜取代,以迎接费塞尔部队的到来。澳大利亚人迅速离开大马士革前往指定地点,将巴勒斯坦留给谢里夫的部队。

谢里夫纳希尔从一开始便投身哈希姆家族起义事业,现代表自称阿拉伯国王的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入主大马士革。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贝都因酋长—奥达·阿布·塔伊和努里·沙兰,他们带领约1500名贝都因士兵支持费塞尔的战事。大马士革民众将哈希姆部队看做解放者,走上街头欢迎他们的到来。不过,当地的商家却担心自己要遭殃。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担心的,贝都因人进城后不久便开始四处劫掠。英军和其他协约国部队紧接着也进入解放了的大马士革。兴高采烈的人群将奥斯曼军的撤退看做这场漫长恶战的终结,如此情感也将占领军感染。[35]

接下来的两天里,艾伦比抵达大马士革,埃米尔费塞尔也于10月3日到达,期间整座城市一直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之中。在阿拉伯起义中被派去支援T. E. 劳伦斯的英国军官休伯特·扬,开着一辆利曼·冯·桑德斯遗弃在大马士革的红色大奔驰,前来与费塞尔见面。他看见费塞尔这位阿拉伯王子“骑马走在一大队骑手前面”,“穿过狭窄的街道,街上挤满热情洋溢的大马士革人”。休伯特提出要载费塞尔去市中心,但费塞尔拒绝了,他宁愿骑阿拉伯战马,而不是坐德国豪车进入大马士革。

费塞尔骑马径直朝维多利亚旅馆走去,在那里他与艾伦比将军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会面。这本该是欢庆的时刻,却被分治的政治话题蒙上一层阴影。借此机会,艾伦比在劳伦斯的翻译下,向埃米尔费塞尔告知新的管治安排。根据《贝尔福宣言》,阿拉伯政府对巴勒斯坦并不享有控制权。为遵从《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给予法国的利益,阿拉伯政府应将黎巴嫩交由法国管理。遵照法国意愿,费塞尔要确保谢里夫的旗帜从贝鲁特的公共建筑上撤下。最后,只要战争仍在持续,艾伦比就对协约国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享有最高统治权。[36]

结束了与艾伦比的会面后,费塞尔移步前往市政大厅接受大马士革公众的欢迎。但与艾伦比见面后再被拥戴为大马士革的解放者,不知道费塞尔对此会作何感想。

余下的这个月里,英军对奥斯曼军穷追猛打,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有重要城市。自9月19日英军开始行动后,奥斯曼军从未成功筑起防线阻挡敌军前进的脚步。10月26日阿勒颇的陷落标志着战役结束,英军至此实现了所有战略目标。奥斯曼军在叙利亚的军队被摧毁后,帝国将被迫退出一战。协约国以极其微小的代价—5666人阵亡、受伤或失踪—完成了这一目标。土耳其人的死伤情况并无官方记载,但据英军称,他们俘获了7.5万名战俘。[37]

 

随着奥斯曼军在叙利亚失利,同盟国也最终覆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协约国阵营。1917年7月1日,希腊对同盟国宣战。8月,中国也向同盟国宣战。南美诸国不是对德宣战,就是与其断交。不过,美国远征军的加入才真正让协约国彻底扭转乾坤。在对德宣战18个月后,美军规模从原先的10万人激增至400万,其中200万士兵被派到海外作战。而另一边,德国及其盟友经历了四年的血雨腥风,再无多余兵力和物力来迎接美国的挑战。

保加利亚第一个宣布战败,1918年9月30日在萨洛尼卡与法军指挥官达成停战协议。保加利亚的投降使土耳其和德国之间交通中断,令支撑奥斯曼军战事至今的德国武器和补给无法运抵帝国境内。德国的末日也就在眼前。协约国部队在西线取得一连串胜利,迫使德军节节败退。当听闻德国向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表态,希望他能在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斡旋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知道他们除了同样求和,已别无选择。

在伊斯坦布尔,奥斯曼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以塔拉特帕夏为首的联合派内阁于10月8日集体辞职。大维齐尔塔拉特、战争大臣恩维尔,以及前叙利亚最高指挥官兼海军大臣杰马勒—这三大执政巨头对奥斯曼帝国的战时决策负有共同责任。若由此三人前去与战胜的协约国展开谈判,只会让事态更为复杂。整整一星期,奥斯曼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找不到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带领帝国上下宣布投降。最终,曾指挥奥斯曼高加索军的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同意组建新政府,签署和约。

新政府派出级别最高的战俘前去与英国协商停战事宜。查尔斯·汤申德将军,曾任库特阿马拉英军指挥官的他在围困结束后,一直在马尔马拉海王子群岛上的一处别墅里安度余下的战争时光。由于接受了奥斯曼军的优待—尤其是考虑到其他库特幸存者的悲惨遭遇—汤申德一度威名扫地。现在,他被派往莱斯沃斯岛,传达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争的决定。[38]

英国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萨默赛特·高夫—考尔索普上将,邀请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前往利姆诺斯岛接受停战条款。选择这个地点实在是往奥斯曼帝国的伤口上撒盐:该岛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割让给希腊,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岛上的穆兹罗斯港还曾被英国用作军事基地。经过四天的谈判,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代表终于敲定了停战条款。10月30日,双方在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伤痕累累的“阿伽门农”号上签订了停战协议。

停战条款本身并不苛刻。考尔索普上将只负责确保奥斯曼帝国完全投降,更为严苛的和约条款则留给政治人士去拟定。根据双方达成的停战协议,奥斯曼帝国应对协约国舰队开放海峡,在密布水雷的海域清扫出一条安全通道,并将达达尼尔海峡的各个要塞交由协约国控制。奥斯曼帝国士兵即刻全部复员,所有海军船只交给英法两国。交通通讯网络,包括铁轨、电报及无线电设施都将由协约国负责监督。德国和奥地利部队有一个月时间撤出奥斯曼帝国领土。之前被俘获的协约国人员以及任何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都应运至伊斯坦布尔,“无条件交给”协约国,但奥斯曼战俘将继续被协约国关押。[39]

《穆兹罗斯停战协定》将成为奥斯曼帝国未来的一块心病。该协定两次提及亚美尼亚人,旨在提醒奥斯曼当局要对其在战争期间所犯的反人类罪行负责。此外,该协定暗示着未来还会有分治方案,要求奥斯曼军撤出法国主张的奇里乞亚地区,还规定协约国有权为确保自身安全占领“任何战略地点”,并将确保协约国有权在“混乱时期”占领六个“亚美尼亚人聚居行省”中的任意部分。当土耳其代表签署了这份文件时,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六个行省享有充分的权力。

根据停战协定的相关规定,战争双方将于1918年10月31日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在与俄国停战近一年后,奥斯曼帝国的战事画上了句号。11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也投降了。奥斯曼帝国出人意料地坚持到了最后,但他们的坚韧并未换来任何好处。漫长的战争只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令他们战败时更为绝望。

士兵们为自己能活过战争而欢欣鼓舞,个个归心似箭。一位印度士兵用乌尔都语写信给他的兄弟称:“如今是该乘风破浪,扬帆归航了。此时此刻,或许一切的风浪都已过去,我们终于能平静地回到印度。”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曾在奥斯曼帝国阵线上痛苦挣扎,最终挺过一战的所有士兵的共同心愿。[40]


[1] NARA, Trebizond, Turkey, vol. 30, Miscellaneous Record Book, 1913–1918, entry of 23 March 1917. 在俄国占领特拉布宗期间,美国领事馆持续开放,且领事记录下了简要政治日志,后来的引用皆出于此。另见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7–190;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4–235.

[2] 关于俄国公开《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和杰马勒帕夏对哈希姆家族的态度,参见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and Hamilton, 1938), 253–258;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8–112. 杰马勒帕夏提及在英、法、俄、意之间达成的协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公布了1917年《圣尚—德莫列讷协定》,其中意大利阐明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

[3] Scott Anderson称T. E. 劳伦斯早在1917年就与费塞尔分享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具体内容,但并无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270–272;关于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乔治·皮克特去吉达向谢里夫侯赛因作简要汇报,ibid.,314–319.

[4] 1918年1月的“The Hogarth Message”,见J. C. Hurewitz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10–111.

[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King of the Hejaz, February 8, 1918,”reproduced in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431–432.

[6]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6), 341.

[7] 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已从奥斯曼军中叛逃,加入阿拉伯起义。他参与了防卫塔菲拉,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描述,Dhikrayat`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回忆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Amman: Dar al-Karmil, 2002), 58–59. 奥斯曼军阵亡200人,另有250人被俘,而阿拉伯方面死亡25人,另有40人受伤。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225–227.

[8] Lieutenant Colonel Guy Powles, cited in Terry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In the Words of the Anzacs in the Middle East, 1916–19 (Auckland: Exisle Publishing, 2007), 252.

[9] Alec Kirkbride是阿拉伯军的英国顾问,在An Awakening: The Arab Campaign, 1917–18(Tavistock, UK: University Press of Arabia, 21)中提到,他要在亚喀巴弄一个鸽棚,“必要时就能给我提供鸽子,以便传递我的报告”。

[10]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38.

[11] Bernard Blaser, Kilts Across the Jordan (London: Witherby, 1926), 208.

[1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211.

[13] Cyril Falls and A. F.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30), 2:1:348;A. Briscoe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0), 115.

[14]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213.

[15] IWM, papers of D. H. Calcutt, diary entry of 1 April 1918; see also the diary of J. Wilson, 35. D. G. Hogarth,“The Refugees from Es-Salt,” Arab Bulletin (21 April 1918):125; Blaser, Kilts Across the Jordan, 216.

[16]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115. 官方统计数据为英军死亡200人,另有1000人受伤,奥斯曼军死亡400人,1000人受伤,这些数字见W. T. Massey, Allenby’s Final Triumph(London: Constable, 1920), 以及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Part 1, 347.

[17] Askari, A Soldier’s Story, 138–139.

[18] Ajluni, Dhikrayat, 67–68;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236.

[19] Askari, A Soldier’s Story, 136–137, 142–146; Lawrence, Seven Pillars, 520; Edmond Bremond, 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Payot, 1931), 268–269.

[20] 马安镇民抵抗阿拉伯军队和从马安撤离后鼓舞士气的演讲,见Tahsin Ali , Mudhakkirat Tahsin `Ali, 1890–1970 [Tahsin Ali回忆录] (Beirut: al-Mu’assasat al-`Arabiyya li’l-Dirasat wa’l-Nashr, 2004), 70–71.

[21]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402–409.

[22]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2:2:411–421.

[23]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282–283.

[24]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2:1:365–366.

[25] IWM, papers of D. H. Calcutt, diary entry of 6 May 1918, 49–50.其他关于第二次攻打外约旦的一手资料,参见A. l. Smith的日记;W. N. Hendr,“Experiences with the London Scottish, 1914–18”;Captain A. C. Alan-Williams, scrapbook vol. 2, loose-leaf diary,“Second Attempt to Capture Amman April 29th 1918”;J. Wilson的日记,36–38.

[26] 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Vincennes, SS Marine Q 86, 21 May 1918, no. 23,“Jaussen”;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Vincennes, SS Marine Q 86, 29 May 1918, no. 31,“Salem ebn Aisa, Tawfik el-Halibi.”

[27] 以下分析汲取了Michael Reynold的杰出研究,Shattering Empires,191–251,以及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的经典之作,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457–496.

[28] Liman von Sanders对高加索战役的批判比任何人都要激烈,他在Five Years in Turkey 268–269页中称,运往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的额外物资应该更有效地运用,才能保障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

[29] Anthony Bruce, The Last Crusade: The Palestine Campaig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215.

[30]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274.

[31] 一位印度士兵的匿名信,时间为1918年10月28日,由英国审查官翻译,装订在巴勒斯坦的印度士兵信件集中。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 GB 012 MS.Add.6170, 80–82.

[32] Tawfiq al-Suwaydi, My Memoirs: Half a Century of the History of Iraq and the Arab Cause(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13), 71.

[33]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信件日期为1918年10月20日,106–110.

[34] 皇家第38和第39燧发枪营还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即犹太营,其相关资料参见 J. H. Patterson, With the Judaeans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London: Hutchinson, 1922). 关于法军在巴勒斯坦战役中的情况,参见Falls and Becke,Military Operations, 2:2:419, 473.

[35] 关于英军进入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目击证词,参见 Tahsin Ali, Mudhakkirat, 78–82;Ali Jawdat, Dhikrayat, 66–72;Muhammad Ali al-Ajluni, Dhikrayat, 81–83.

[36] Hubert Young, The Independent Arab (London: John Murray, 1933), 256–257.

[37]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2:2:618;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201.

[38] 关于库特之围中英国和印度战俘的遭遇,可见第十章。Charles Townshend, My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0), 374–385.

[39] 停战协议条款见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28–130.

[40]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 GB 012 MS.Add.6170, letter dated 27 October 1918,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