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双方“各尽其力”,但除了表面以外,骨子里爱德华与裴奈尔中间始终有着间隙。同时萝拉也并不感觉满意。而实际她怎么能满意呢?环境迫她扮演这一个与她天性相反的角色,她的诚实使她无法胜任。像那些命定作贤妻的温顺的女性一样,她需要种种礼仪当做自身的支柱,一旦失去了这些,她就感到软弱无措。目今她与爱德华的相处愈来愈使她不自然起来。最使她痛苦,而在她每一思及所最不能忍受的,即是自己全仗着这位保护者生活,或是说,自己无以图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即是爱德华从未向她索取任何代价,虽然在她自己是预备着什么都可以允诺的。蒙田曾引塔西佗[1]的话:“恩惠只在清偿的条件下,受者才是舒服的。”无疑这话仅适用于一些心灵高贵的人们,但萝拉自己就正属于这一类人。她正愿有赐于人,而结果她却不断地受人之赐,这才引起她对爱德华的反感。而且,当她回忆昔日的一切,使她感到颇受爱德华的愚弄。爱德华唤醒了她心头的爱,既而径自离去,徒使这爱情在她心中根深蔓延,却无所依从。日后她种种的过失: 顺从着爱德华的劝告与杜维哀结婚,以及婚后不久一无考虑地受春情的诱惑,其潜在动机,不皆发轫于此?因为,她自己不能不承认,当她在文桑的怀抱中,她所寻觅的仍是爱德华。但由于无以解释她这位恋人的冷淡,她就觉得应负这责任的是她自己,以为如果她长得更美,或是更果敢一点,她应该能制胜他;同时,由于无法怨恨他,她就自怨、自辱、自蔑起来,觉得自己一无德行,一无自容的理由。

再加由于卧室问题使他们不得不东西歇宿,这在她的同伴们也许很有意思,在她却颇感有失身份。她觉得很难长此以往,但也无从考虑妥善的办法。

萝拉唯有以居母居姊的地位在对裴奈尔的爱护中汲取些微的慰藉与喜悦。她很体会到这俊秀的少年对她的敬慕。这一种对她的爱重又挽救了她对自己的轻视与菲薄,使她不致踏入任何最怯弱的人在同一心境下可能果决地踏入的绝途。每天早晨,当裴奈尔不在黎明前出去登山(因为他爱早起),他就在她身边温习两小时英文。他在十月间应该参加的会考正是一个适当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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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秘书职务实际只是一个空名,用不着他花去多少时间。当裴奈尔最初接受这职位时,他幻想着自己已坐在一张办公桌前,替爱德华笔录腹稿或是誊清稿件。但爱德华从不令人笔录;至于他的文稿,如有的话,也始终锁在箱内。一天内任何时间裴奈尔都可以自由支配。他的工作热诚只等待着爱德华能善为利用,因此对于他自己的假期,以及由于爱德华的慷慨使他能有这相当舒适的生活,这一切他都不以为奇。他决定不让他自己多作疑虑,我不敢说他相信神明,但至少他相信他自己的命运,而他认为正像他肺部所呼吸的空气一样,某种幸福对他是应得的。爱德华即是这幸福的赐予者,正像波舒哀所谓宣教师是圣理的赐予者一样。此外,裴奈尔把现状看做是一时的,只要他对自己所估量的才具能得显身的机会,他自信不难有清偿的一天。颇使他忧愤的,是爱德华不曾赏识他某部分天资上的特长,而他认为这正是爱德华自己所缺少的。“他不知道善用我,”裴奈尔那样想着,一面隐忍住自己的自尊心,但立刻又达观地加上说,“管它!”

果尔,爱德华与裴奈尔之间的隔膜又自何而起?在我看,裴奈尔正是那种在对抗的形势下才能保持自信的人。他不能忍受爱德华对他所处的优越地位,因此每当须受对方的影响时他就抵抗,而爱德华本无约束裴奈尔的意思,因此对他的执拗以及随时准备自卫或至少自避的态度,倒反交替地感到自恼自苦起来。他自问这事是否正是他自己的荒谬: 把这两人带在一起而结果却使他们联合起来对他反抗。无法洞彻萝拉内心的秘密,他把她的退让与隐忍看做是对他的冷淡。如果他真把她的情感看清楚了,那时他会更感烦恼,这一点萝拉自己很明白;所以她只能把这被弃的恋情尽量地敛忍掩饰。

用茶的时候三人总同聚在那间大卧室内。由于他们的邀请,莎弗洛尼斯加夫人也常一同加入,尤其在波利与勃洛霞出去散步的日子。虽然两人都年幼,她却很让他们自由;她对勃洛霞极信任,知道她是一个很谨慎的女孩子,特别当她和波利在一起,而波利也特别听从她。地点也颇安全,因为他们决不会冒险入山,或是攀登旅馆附近的巉崖。那天两个孩子得了允许,答应顺着大路上冰岩山脚去玩;莎弗洛尼斯加夫人被邀用茶,而且受裴奈尔与萝拉的怂恿,就大胆地要求爱德华报告一点关于他在计划中的小说,如果这对他并不讨厌的话。

“那没有关系;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可讲。”

但当萝拉问他(显然问得太不恰当)“这书大体与什么相仿”,他就几乎生气了。

“与什么也不相仿!”他叫着说;但他立刻接下去,而且似乎本就等待这种挑衅似的,“为什么再做别人先我而做的,或是我自己已早做过的,或是别人和我一样能做的?”

爱德华才说完这话,却又觉得有点失言。他深感自己语意的荒谬与失礼,或是至少他怕使裴奈尔会发生这种印象。

爱德华是一个异常敏感的人。每当有人和他提及他的工作,尤其是让他报告他自己的工作,他就立刻感到狼狈不堪。

他一向蔑视作家们惯有的自负,因此特别苛于责己;但他很愿受人器重以作自己谦逊的报偿。失去这器重,谦逊也就化为乌有。裴奈尔的尊敬是他所最重视的。是否由于想博得他的尊敬,爱德华在他面前才显得那么焦躁不定?爱德华自知结果会适得其反,他知道而他不断地自作警戒;但不拘具有任何决心,当他在裴奈尔面前时,他的举动立刻正和他的心愿相反,他就立刻感到自己语调的荒谬(而实际确是如此)。如说他是爱他的缘故,则又从何说起?……但不,我并不相信。小小的一点虚荣,正和大量的爱一样,足够使我们变得矫饰。

“难道因为在一切文学门类中,小说始终是最自由,最lawless[2]……”爱德华发着议论,“难道由于这缘故,正因为畏惧这种自由(因为那些追求自由最烈的艺术家,当他们得到自由时,往往最易惶惑不安),所以小说始终那么胆小地紧揪住现实?我并不单指法国小说。俄国小说和英国小说也一样,不拘它如何超脱约束,结果仍逃不出摹拟一途。它唯一的企图,也就是更接近自然一点。小说从不曾有过像尼采所说的‘外围突破’,或是像希腊剧作家的作品与法国十七世纪的悲剧,由于自愿与现实生活隔离而产生一种风格。是否你们还能举出比这些更完美、更近人情的作品?但正因为深入人情,所以它们无须以此表彰,或是至少无须表彰自己的真实性。而这才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

爱德华已站起身来,由于太怕自己像在课堂中讲解,一面说,一面他就倒茶,以后又来回地走,以后又挤一点柠檬汁放在茶中,但仍继续说着:

“因为巴尔扎克是一个天才,又因为每个天才对他自己的艺术都另创一种确切与唯一的解答,人就传言,认为小说的真髓即在‘与户籍争雄’。巴尔扎克建立起他的作品,但他从不自称替小说立下法典,他那篇关于司汤达的文章就是一个明证。与户籍争雄!好像世间还不曾有太多的张三李四!试问我与户籍何关?户就是我自己,艺术家;有籍或无籍,我的作品决不与任何事物争雄。”

爱德华更加兴奋,但也许是稍带做作的,便又坐下。他装作绝不注意裴奈尔,实际他每句话都是为他而说的。单独和他在一起,他就说不出话;因此他颇感激这两位女太太的鼓动。

“有时我感到在文学上没有能比,譬如说,拉辛作品中米特里达特[3]和他儿子们的那段论争更使我喜欢;谁都知道从没有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们可能有这样的对话,但任何父子都能(而我更应说: 定能)认出自己的面目来。局部的和特征的描绘必然多加上一重限制。没有一种心理真相不是特殊的,这话固然很对;但一切属于艺术的却都是普遍的。所以,整个问题就在这儿: 由特殊来表达一般;使一般由特殊中表达出来。你们允许我点上烟斗吗?”

“请便,请便,”莎弗洛尼斯加说。

“对了,我所希望的一本小说就要像《阿达莉》[4],《伪君子》[5],或是《西拿》[6]那样,不离现实,同时可又不是现实,是特殊的,同时却又是普遍的,很近人情,实际却是虚拟的。”

“而小说的主题?”

“它用不着主题,”爱德华紧接着说,“也许最使人惊奇的就在这点。我的小说没有主题。自然,我知道我这话听来颇显愚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就说其中没有一个唯一的主题……像自然主义文学派所谓‘生命的一切片’。他们最大的缺点就在把刀始终切在同一方面,也即时间的纵面。但为什么不切在幅面?或是往深的方面?在我,我就根本不愿动刀。请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我要把一切都放入在这本小说内,决不在材料上任意加以剪裁。自从我开始干这工作,一年以来,一切我所经历的我全放在里面,或是设法使它加在里面: 我所见的,我所闻的,一切由我自己或是由别人的生活中所知道的……”

“而这一切都使它合乎文体?”莎弗洛尼斯加装作极感兴趣地说,但无疑语意中稍带讽刺。萝拉无法忍住微笑。爱德华略微耸一耸肩,接着说:

“但我的计划并不止此。我是想一面采纳现实,一面衬托出刚才我所说的: 使现实文体化时所下的苦心。”

“可怜的朋友,您会把您的读者们窒闷死的。”萝拉说着,已无法隐藏她的微笑,就索性大笑起来。

“不见得。听我说,为得到这种效果,我用一个小说家当做小说中的中心人物;而这书的主题,如果你们一定要有一个主题的话,正就是小说家如何把眼前的现实用作他小说中的资料时所起的一种挣扎。”

“是,是,我大体懂得您的意思,”莎弗洛尼斯加几乎已被萝拉的笑声所引动,但很客气地说,“这可能是一本相当奇特的书。但您知道,在小说中放入一些知识分子总是一件危险的事。他们会使读者头痛;从他们口中所出的谈吐又不能不是一些废话,而一切与他们所接触的,必然带着一种抽象的气氛。”

“而不用说,我知道结果是什么,”萝拉叫着说,“您小说中的小说家除了描写您自己以外,您再没有别的办法。”

近来当她和爱德华说话时,每取这种讥刺的语调,她自己也很奇怪。而尤其使爱德华难堪的是他在裴奈尔阴险的目光中窥出某种响应。爱德华立即抗议:

“但不,第一我得想法使这小说家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物。”

萝拉更进迫一步。

“对!人人都可以认出这就是您自己。”她大笑着说,这坦直的笑声把其余三人也都引笑了。

莎弗洛尼斯加竭力恢复正经,问道:

“那么这书的计划已定妥了?”

“当然没有!”

“什么!当然没有?”

“您应该明白,一本这样的书,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计划。如果事前我先有任何决定的话,一切都将显得非常做作。我就等着按现实给我的吩咐做去。”

“但我相信您的意思是要和现实隔离。”

“我的小说家想躲避现实;但我自己,我将不断地使他正视现实。实在说,这就是书的主题: 现实所提供的事实与理想的现实这两者间的一种斗争。”

他语意的不合逻辑是很显然的,且也无从掩饰。事实很清楚: 在爱德华脑筋中潜伏着两种互不相让的要求,他耗尽心计想把它们调和起来。

莎弗洛尼斯加又和气地问道:

“您这工作已很有进展了吧?”

“那看您怎么说。其实,说到书的本身,我还一行也未曾动笔。但我已费过很多力。每天我都不断地想。我的工作方法非常特别,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在一本小册子上逐日记下这小说在我脑筋中的演变。是的,这是我保存的一种日记,正像大人替孩子所记的日记一样……换句话说,我并不以克服困难就算满足,每种困难,各种困难(而一切艺术品都不外是解答无数大小难题的总和或产物),我都加以研究,加以说明。也可以说这小册子的内容即是随时对我自己的小说或是对一般的小说的批评。试想如果狄更斯,或巴尔扎克也曾同样保留这样的小册子,这我们该多有兴趣。如果我们能有《情感教育》或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日记!这些书的萌芽及其写作经过!这一定会非常动人……而比作品本身更有趣……”

爱德华巴不得他们要求他宣读他自己的这些日记,但三人中竟无一理会。相反,萝拉却惋惜地说:

“我可怜的朋友,这本小说,我早看出您是写不成的。”

爱德华咆哮起来:

“好吧!但我可以对您说这话: 书的成败于我无关。是的,如果我不能把这书写成,那因为这书的写作经过比书本身更使我感兴趣;至少这写作方法自有它的地位,而这已很够了。”

莎弗洛尼斯加低声问道:

“您不怕脱离现实会迷失在极端抽象的领域?这结果不是一本活人的小说,而是一本思想小说?”

爱德华加重地回答:

“那就最好!由于那些笨伯们的迷误,难道我们从此一笔抹煞思想小说?冒着思想小说的名,至今人所供给我们的,实际仅是那些可诅咒的论文小说。但你们很明白,这完全是两回事。思想……我承认我对思想比对人更感兴趣,比对一切更感兴趣。思想有它自己的生命,有它的斗争,它们和人一样,能痛苦呻吟。无疑,人可以说,我们认识思想还是由于人的缘故,正像我们看到芦苇摇头才知道那儿有风经过;但风本身毕竟比芦苇更为重要。”

“风并不借芦苇而存在,”裴奈尔试探着说。

爱德华早等待着他的插言,这时便更兴奋起来。

“是的,我知道,思想须借人才能存在;但感人的地方就在这点: 人不能不为思想牺牲。”

裴奈尔自始至终静听着爱德华的议论。他自己是个持怀疑论的人,在他看来,爱德华几乎就是一个妄想者;可是在最后的瞬间,爱德华的雄辩颇使他感动。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一度受到动摇。但他想: 风过后芦苇不久就又抬起头来。他记起在课堂中念过: 支配人的是欲念,并非思想。这时爱德华又接下去说:

“我想取法的是颇像音乐中赋格曲的那种技巧。我想不出在音乐中可能的,何以在文学中就一定不可能……”

莎弗洛尼斯加就答辩,说音乐是一种数理艺术,而且像巴赫的曲子一样,排除感情与人性,完全以音律作出发,结果成就一种沉闷的抽象的杰作,一座艺术的宫殿,除了极少数的内行以外,别人不得其门而入。爱德华立即抗议,他认为这宫殿是最堪惊叹的,是巴赫毕生最高的成就。

“从此以后,”萝拉补充说,“人也就不再想起赋格曲来。人类的情感从那儿被排挤以后也就另觅归宿了。”

机巧微妙的用字开始替代了辩论。一言不发的裴奈尔,这时已在椅上烦躁起来,他再忍耐不住,便用他对爱德华说话时那种一贯极度尊敬而又颇带玩笑的语调说道:

“先生,原谅我知道了您的书名,好在对这过去的冒失您已不以为意。但这书名很像预示着一桩故事似的?……”

“啊!快告诉我们是什么书名,”萝拉说。

“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愿意的话……但我先告诉您,我很可能再改书名。我怕这原来的易生误解……好吧,裴奈尔,请您告诉她们。”

“我可以吗?……《伪币制造者》,”裴奈尔说,“但如今,再请您告诉我们: 这些伪币制造者……究竟是指哪些人呢?”

“那我也不知道,”爱德华说。

裴奈尔与萝拉默默相对,两人的目光同时又转向莎弗洛尼斯加。有人长声叹息;我想大概准是萝拉。

实在说,爱德华所谓伪币制造者,最初指的是他的某些同行,而特别是巴萨房伯爵。但不久涵义转移得很广,随着灵机来自罗马或是别处,他的主人公或成神甫或成党羽。如果任他的脑筋自由活动,立刻它就在抽象中活跃起来。逐渐,兑换、贬值、通货膨胀等意象侵入他的书中,正像卡莱尔[7]在他的《旧衣新裁》中,关于服装的种种理论侵占了人物的地位。爱德华不能把这一切明说,只好呆呆地不发一言,而这不知所对的沉默使其余三人都局促起来。最后他便问道:

“你们手上曾用到过假钱吗?”

裴奈尔说“是”;但他的回答被两位太太的“不”遮没了。

“好吧!设想这儿是一枚十法郎的金币,而它是假的。因此实际它只值几分钱。但只要你不发现它是假的,它就值十个法郎。我就从这意境出发……”

“但为什么用一种意境作出发?”裴奈尔焦切地把他的话打断,“如果您一开始就详细地陈述一件事实,意境自然就能包含在里面。我要写伪币制造者的话,我就先把这假钱提出来,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而这儿就是。”

说着,他就从裤袋中掏出一枚十法郎的小金币拿来掷在桌上。

“您听这声音多好!几乎和真的完全一样。您可以赌咒说它是真的。今天早晨一个开食品铺的人混用给我,我一点没有发觉,正像他说当时混在他手上时一样。我相信分量是有差别的,但它的光彩很好,而声音几乎和真的一样;外面涂的是金,所以实际几分钱倒不够,但内部是玻璃做的。用久以后,它就变作透明。所以别擦它,否则您会把它弄坏。您看边上已经有点不成了。”

爱德华已把它取在手中,一面细心地赏玩着。

“但那开食品铺的人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他已不知道。他相信这假钱在他抽屉中已有好几天。他故意开玩笑混用给我,想着我是否会受骗。我正要接受,但那个人很诚实,他就向我说破了,以后我花五个法郎把它买来。他想保留起来拿给他所谓的‘业余鉴赏者们’看。我想这其中最有资格的自然是《伪币制造者》的作者,所以特意把它买了回来。但如今您已仔细看过,就请还给我吧!很可惜,我看出您对现实并不发生兴趣。”

“那倒不,但现实使我感觉不安。”爱德华说。

裴奈尔就接着说:“这可真是憾事。”

爱德华日记

莎弗洛尼斯加,裴奈尔,与萝拉询及我的小说。为什么我竟随便发表了意见?而我所说的却又全是些废话。幸而两个孩子的回来把谈话打断。他们像是跑了不少路,气急得满脸通红。勃洛霞一进门,就扑在她母亲身上。我想她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
“妈,你该教训一下波利。他要光着身去躺在雪地上。”她叫着说。
莎弗洛尼斯加转向波利。他低着头站在门口,目光中颇带怨恨。她装作没有理会到这孩子异样的表情,很委婉地说道:
“波利,这在晚上是不应该的。你喜欢的话,明天早晨我们同去;而且你先可以光着脚试一试……”
她温柔地抚摸着她女儿的前额,但后者突然倒在地上,开始痉挛。我们都相当受了惊。莎弗洛尼斯加把她抱起,让她躺在一张沙发上。波利站在那儿张大着眼,出神地看着这一场风波。
我相信莎弗洛尼斯加的教育方法在理论上是值得赞许的,但对孩子们的抗拒,她的认识也许嫌欠缺一点。
事后当我单独和她在一起时(因为勃洛霞没有下楼来用餐,所以餐后我就上楼去探问消息),我对她说:
“您似乎太相信以善制恶。”
“的确,”她回答我说,“我坚信善能制胜。这我颇有自信。”
“可是,正因自信太强,有时您会犯错误……”
“每次我的错误,就都因为自信还不够强的缘故。今天当我让孩子们出去时,我对他们显露了一点不安,他们也觉到,所以就发生出事情来了。”
她握住我的手,说:
“您像不很相信感悟的功效……我的意思是: 由感悟而生的实际力量。”
“的确,”我笑着说,“我不是神秘主义者。”
她就非常感奋地大声说:
“我自己,我衷心地相信,没有神秘主义,这世间也就无从产生任何伟大的、美的事物。”
在旅客登记簿上发现维克多·斯托洛维鲁的名字。据旅馆主人的报告,他在这儿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是我们到的前两天才离开萨斯费的。否则我倒真想能再见到他。莎弗洛尼斯加也许和他认识,我可以向她探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