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作家们偏爱哪些疾病

詹姆斯·乔伊斯有篇出色的短篇小说《姐妹们》（1914）。小说开头，故事叙述人，一个不知名的男孩提到一位牧师——他的良师益友——快要死了。我们得知，这次他“没有希望”了。作为读者，此时你的雷达就该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一个“没有希望”的牧师？在这样的陈述中不难发现各种阐释的可能性，而在故事发展中这些可能性确实一一实现了。但此处引起我们直接兴趣的是，牧师怎么变成这样的。他得了中风（这已不是第一次），由此瘫痪了。“瘫痪”这个词让男孩入迷，除了它的意思，他还将它与“买卖圣职罪”和几何中“磬折形”联系在一起[买卖圣职罪（simony）是指为获利而出卖教会职位，此罪还泛指为利益和地位出卖 精神，这也是乔伊斯认为《都柏林人》中许多人物存在的问题。磬折形（gnomon）指 少一个角的矩形或平行四边形，引申为缺失，不完整。文中说牧师“没有希望”有双 关之意，一是病入膏肓，二是指他早已丧失信仰，也就是他生活中失去了很重要的一 个“角”，故而牧师的瘫痪还暗指他精神上的瘫痪。 ] ，反复琢磨。但在我们看来，使我们大感兴趣的却是瘫痪和中风的含义。

任何人只要曾经眼睁睁看着亲人因严重中风而身体日渐衰弱，想到竟有人把这么无望、痛苦的事说得兴味盎然、令人着迷或别致有趣，无疑都会愤然怒目，而且有理由这样。但正如我们不止一次看到的，现实生活中的感觉和阅读中的感觉可能大相径庭。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的兴趣不在于老牧师日渐恶化的病情，而在于从他的健康状况，我们可以对这老牧师、对男孩、对整个故事、对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有什么了解——要知道，这篇《姐妹们》可是这部小说集的第一篇啊。男孩目睹那位牧师詹姆斯在经历早先的中风之后，身体每况愈下：衣服上洒满烟末和烟灰，动作笨拙，说话也不利索了。但男孩注意到他瘫痪，却是在牧师最近那次最严重的中风之后。故事中，瘫痪麻痹以多种形式出现，尤其是在因与祭童有关的事件被解除教职后，牧师精神失常了。人们提及此事时都拐弯抹角，闪烁其词，而詹姆斯或他姐妹们对此事的反应则明显带有羞惭之色。不知这事到底是涉及不正当的性关系，还是与我们不了解的那段连祷有关，我们只知道，有人发现詹姆斯一个人待在忏悔室里，轻声发笑，自言自语。他生前最后几年一直幽居在姐妹们房子的后间，这说明他早在中风之前，情感和精神就已经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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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小故事开始，瘫痪麻痹的状态逐渐成为乔伊斯的一大主题：都柏林人为教会、国家、陈规所禁锢，从而瘫痪麻痹。这种状况贯穿整部《都柏林人》：年轻姑娘伊芙琳本可以和恋人坐上船远走高飞，可最后关头她死死抓住栏杆不肯松开；男人们明知道怎样做是对的，却做不到，因为他们陷于恶习无力自拔，眼睁睁往火坑里跳；一个男人醉酒后跌倒在酒吧洗手间，从此卧床不起；在爱尔兰民族运动的伟大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死了十多年后，那些政治活动家们依然只能坐而论道，无力采取行动。麻痹瘫痪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甚至《芬尼根守灵夜》（1939）中也反复出现。当然，在大多数短篇甚至长篇小说中，多数疾病并非这样富有深意。但对乔伊斯而言，瘫痪，包括身体的、道德的、社会的、精神的、智力的、政治的各种瘫痪，贯穿于他整个写作生涯。

直到20世纪之前，疾病一直是个谜。19世纪，人们开始理解细菌导致疾病这一理论，那当然是在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之后的事了。但在人们能对付病菌之前，在实现预防接种之前，疾病仍然神秘莫测，令人恐惧。人们生病，死去，往往没什么可以觉察的先兆。你出门淋了雨，三天后得了肺炎，于是就以为是淋雨和着凉引起肺炎。当然这样的事现在还有。就像我小时候，出门时父母总是再三叮嘱：系好外套的扣子，戴上帽子，不然就会得重感冒。我们从没有真正接纳过细菌。即使我们知道疾病如何传播，但我们大多还是很迷信。由于疾病在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文学作品中疾病的运用服从特定的原则：

1）疾病并非生而平等。在20世纪的现代卫生和封闭供水系统出现之前，霍乱几乎与结核病（俗称痨病）同样普遍，但来势要凶猛得多，带来的灾难也更深重，可霍乱在文学中出现的频率远不及肺结核。为什么？主要在于形象。霍乱名声不佳，恐怕世上最出色的公关公司也难以提升它的形象。它丑陋可怕，得了霍乱的人会死得很难看，痛苦难当、气味难闻、样子可怖。在同一时代的19世纪末，梅毒和淋病泛滥成灾，其规模已接近传染病，但是除了亨利克·易卜生和某些后期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性病在文学版图上几乎没有留下踪迹。当然，梅毒明显是婚外性关系和道德败坏的证据（想必只有嫖娼才会染上这样的病），因此是禁忌。梅毒发展到第三期，还会出现让人厌恶的后果，包括手脚颤抖（库尔特·冯内古特在1973年写的《冠军的早餐》中提到这种突发的痉挛性抽动）和癫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只知道一种治疗办法，就是使用汞剂，但汞会把牙龈和唾液变黑，本身也有毒性。所以这两种病，虽然传播极广，却未能跻身疾病名流之列。

好吧，那疾病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跻身文学殿堂呢？

2）这种病要别有风情。怎么，你以为一副病容就没有风情吗？想想肺痨吧。当然啦，要是突然爆发一阵剧烈的咳嗽，肺都快咳出来了，那感觉会很难受。但是患肺痨的人经常会有种奇异的病态美。患者皮肤白净剔透，眼窝发暗，呈现出中世纪绘画中殉道者般的超凡脱俗的美。

3）病因应有神秘感。痨病在此又大获全胜，至少在维多利亚时代如此。这种可怕的疾病有时会将全家人一网打尽，在照顾垂死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时，看护者每天要长时间接触受感染的唾沫、痰和血液。但在那个世纪，很多人还不清楚疾病传播的方式。约翰·济慈一定不知道照顾弟弟汤姆会断送自己的性命；同样，勃朗特姐妹也不清楚自己因何而英年早逝。爱心与体贴换来的竟是久治不愈的绝症，怎一个讽刺了得！到19世纪中叶，科学发现霍乱与饮水不洁密不可分，因而已无神秘可言。而梅毒，病因是再清楚不过了。

4）这种病应富含象征或隐喻。但也得看是什么病，就算天花确与某种隐喻有关，我也不想知道。天花发病时丑陋不堪，病愈后近乎毁容，而且提供不了什么有建设性的象征。而肺结核却是一种“消耗性疾病”，既可以指患者日渐憔悴消瘦，也可以指英年早逝所导致的对生命的浪费。

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肺结核与癌症联手占领了有关疾病的文学想象。下面列出的只是文学中的部分结核病例：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中的拉尔夫·杜歇以及他后期作品《鸽翼》（1902）中的密莉·提尔,哈莉叶特·比彻·斯托《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中的小伊娃，查尔斯·狄更斯《董贝父子》（1848）中的保罗·董贝，普契尼歌剧《波西米亚人》（1896）中的咪咪，托马斯·曼《魔山》（1924）中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和他在疗养院的病友，乔伊斯《死者》中的米迦勒·富里，托马斯·沃尔夫《时间与河流》（1935）中的尤金·甘特和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中的鲁伯特·伯金。实际上，在劳伦斯作品中，作者的代言人无论是外貌、性情还是总体健康状况，都显示他们和作者“同病相怜”。这些人并没有都贴着“结核病人”的标签，但有些人“柔弱”“虚弱”“敏感”“日渐衰弱”；还有些人据说是“肺有问题”“得了肺病”，或只是点明他们咳嗽不止，或长期精力不济。对同时代的读者来说，一二症状足矣，因为他们对这些再熟悉不过了。而那么多人物染上肺结核，部分是因为那么多作家自己患肺结核，或看到自己的朋友、同事和亲人在这种疾病的魔爪中日渐衰弱。除了济慈和勃朗特姐妹，艺术界结核病人名人录还包括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劳伦斯、弗里德里克·肖邦、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亨利·大卫·梭罗、弗兰兹·卡夫卡和波西·比希·雪莱，而这些也只是个开头。苏珊·桑塔格在她的专著《疾病的隐喻》（1977）中，精彩论述了为什么肺结核作为主题和隐喻广受欢迎。眼下我们对她列出的那些含意并不太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认识到这样一点：当作家直接或间接运用肺结核时，他是在借此展示病人的性格。虽然他的选择无疑有力求真实这方面的考虑，但很可能也隐藏着象征与隐喻的意图。

这第四种考虑，即某种疾病提供隐喻的可能性，通常会压过所有其他的考虑：一种隐喻只要足够吸引人，就可以促使作者在作品中引入一种原本令人反感的疾病。瘟疫就是不错的例子。一个人染上淋巴腺鼠疫（也就是黑死病），只是遭殃，绝非好事，但作为广泛传染的社会灾难，它却威力无穷。在两部创作时间相隔两千五百年的作品中，瘟疫成功占据了舞台中心。 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忒拜遭受各种瘟疫的轮番攻击：庄稼枯萎，胎死腹中，牲畜患病。这里的瘟疫虽是泛指，却暗示就是鼠疫，实际上鼠疫已逐渐成为瘟疫的代名词，因为它像神明震怒带来的天谴，可以迅速毁灭整个城市，横扫所有人。当然索福克勒斯习惯以神明震怒作为剧作的开头，来引入戏剧冲突。二十五个世纪之后，阿尔贝·加缪不光在作品中描写瘟疫，还直接给小说取名为“鼠疫”（1947）。他的兴趣主要也不在瘟疫带来的个人痛苦，而是从社会和哲学角度探讨瘟疫的影响。加缪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应用于虚构的环境，审视个人如何面对疾病带来的大规模灾难：疾病引起的孤立和不安，传染本质的荒谬性和随机性，医生面对不可阻挡的传染病感到的绝望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愿望。无论加缪还是索福克勒斯，他们对瘟疫的运用都算不得微妙或难以把握，但他们用这样明显的方式教导我们，在那些疾病不具有核心地位的作品中，作家又是如何运用疾病的。

当亨利·詹姆斯写烦了黛西·米勒，决定除掉她时，他让她患上罗马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疟疾。如果你读过那个优美的中篇，而疟疾或罗马热没让你联想到什么，你可真得专心点了。从隐喻的角度看，疟疾极为合适：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意为“肮脏的空气”。黛西滞留罗马期间，始终受到象征性的肮脏空气的危害——恶毒的流言和恶意的舆论。正如病名所暗示，人们原以为得疟疾是因为吸进了夜间闷热潮湿的有害空气；没有人想到可能是在闷热潮湿的夜晚被可恶的蚊子叮咬所致。所以那种有害空气致病的想法在这里听起来入情入理。但是詹姆斯采用罗马热这个老说法则更好。黛西确实患上了罗马热，她过分热衷于跻身上流社会，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她早些时候说过“我们拼了命想打入上流社会”），可她又处处引起常住罗马的欧化美国人侧目。在那次后来断送她性命的斗兽场夜游中，她遇到温特博恩，她对他虽算不上一往情深，但颇有点意思，可他竟没理睬她，于是她说：“他不搭理我，真要命！”之后我们就听到她的死讯。她怎么死的很重要吗？当然了。罗马热与黛西的遭遇十分契合，这位来自斯克内克塔迪城的美国姑娘，未经世事，朝气蓬勃，与古老世界中最古老城市的腐朽气氛发生冲突，终至凋零。詹姆斯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者，并不以运用象征而著称。可如果他可以用一种极为真实的方式除掉一个人物，同时又能使她的死具有恰当的隐喻，他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还有一位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看到疾病的象征价值，他就是亨里克·易卜生。在具有突破性的剧作《玩偶之家》（1879）中，邻居阮克大夫也被纳入海尔茂家的故事中，他因脊柱结核不久于世。阮克大夫的病不同寻常，因为发病部位比较特别。我们一般认为结核病只是呼吸系统疾病，其实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出现结核。但有意思的是，阮克称他的病是从他那生活放荡的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啊哈！于是他的病就不只是病，在我们这些玩世不恭的当代人看来，他是在用VD[Venerealdisease 的缩写，指性病。] ，而不是TB[Tuberculosis的缩写，指肺结核。] ，控诉父辈的劣行（这本身就明确表达了主题）。我在前面提到过，19世纪大部分时期人们对梅毒及其同类都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就得用暗语，就像这部戏。有多少人因为父母生活不检点而患上结核？一定有一些，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传染上梅毒。实际上，有了这次试验壮胆，几年后易卜生在《群鬼》（1881）中旧事重提，剧中有位年轻人因为感染三期梅毒而发疯。代际关系紧张、责任感、品行不端是易卜生探讨的永恒主题，这类疾病能使他产生共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自然，文学中的疾病应表达哪些意蕴主要由作者和读者决定。在劳伦斯·达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的第一部小说《詹斯蒂》中，作者让故事叙述者的情人梅丽莎患上结核，但达雷尔同易卜生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梅丽莎是舞女，兼做伴游和应召女郎，是生活的牺牲品。贫穷、轻视、凌辱、剥削，合伙榨干了她。故事叙述者，即她的情人达利，不仅无力拯救她，甚至不承认有拯救她的责任。生活和男人将她消耗殆尽，她患的消耗性疾病恰是她生活境遇的具体表达。而且她对疾病，对逃不过的死亡，对生活中的苦难，都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反映出她自我牺牲的天性：她死了可能对别人都好，尤其是对达利好。而到底什么对她最好，她似乎从来没想过。在系列小说的第三部《蒙托利弗》中，莉拉·霍斯纳尼染上天花，她把这看作神明对她的虚荣心和婚外情的惩罚。但是达雷尔则不这么看，他认为这象征着时间和生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的摧残的痕迹。当然，在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那艾滋病呢？

每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疾病。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有肺结核，我们有艾滋病。在20世纪中期有段时间，小儿麻痹症似乎要成为世纪之症。每个人都认识一些患那种可怕疾病的人，那些人有的死了，有的后半生靠拐杖行走，有的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就在我出生那一年，乔纳斯·索尔克医生发明了造福大众的疫苗，但我仍然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些父母还是不让孩子去公共游泳池游泳。即使已经被攻克，小儿麻痹症依然紧紧攫住我父母那一辈人的想象。但不知为何，这种想象并没有进入文学，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小儿麻痹症。

如今，艾滋病作为一种传染病的确占领了作家的想象。为什么？我们回顾一下那几个条件。别有风情？当然算不上，但它却和肺结核一样，会使人以惊人的速度日渐消瘦，十分可怕。神秘？刚出现的时候很神秘，即使到了现在，这种病毒仍有数不尽的变异，几乎可以摧毁任何治疗方法，从我们的围追堵截中逃脱。象征性？那是肯定的。艾滋病是象征和隐喻取之不尽的源泉。它会潜伏很久，然后突然发病。在潜伏期内，它能使每个受害者不知不觉成为病毒携带者。就在艾滋病刚刚出现的第一个十年中，它的死亡率实际上达到了百分之百。所有这一切都使艾滋病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罹患这种疾病的人中，年轻人比例极高，男同性恋人群遭受重创，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受到严重摧残，艾滋病也成为艺术圈中的祸患。艾滋病不只是导致悲惨与绝望，还激起人们的勇气、坚韧和同情（或冷漠），这些都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情节、情境、隐喻、主题和象征。由于艾滋病感染者在人群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特点，它在文学表现中又增加了一个角度：政治角度。几乎每个人，只要想在艾滋病中找点可以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东西，都能找得到。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相对保守的人士立即将这种病与神明的惩罚联系起来，而艾滋病活动家们看到的则是政府反应迟钝，并以此说明官员对饱受艾滋病打击的少数族裔和同性恋人群心存敌意。一种疾病要承担这么多责任，真够累的。而艾滋病的本质也不过是传染、潜伏、发病，这和其他所有疾病没多少区别。

既然这么多人深受艾滋病的荼毒，我们也期望它能像早些时代的其他疾病一样，占领文学阵地。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1998）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代经典《达洛维夫人》的改写。在《达洛维夫人》中，一名在一战中患上炮弹休克症的退伍兵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之后，炮弹休克症成为敏感的医学问题。这种病是否存在？这些人是不是装病？是不是这些人本来心理就不健康？这种病能否治愈？到底是什么可怕的景象，他们看见后犯了病，而别人看见后却安然无恙？现代战争一次又一次爆发，疾病的名称也一直在改变，由一战中的炮弹休克症，变成二战和朝鲜战争中的战斗疲劳症，再到越南战争中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而每一次总有人坚信其有，也总有人嗤之以鼻。这种病经历一番奇怪的扭曲后，又以海湾战争综合征的面目出现，其症状是生理疾病，但权威部门称之为炮弹休克症的现代版，故而不予理睬，当然这同一个权威部门原先也不承认炮弹休克症的存在。显然坎宁安用不上炮弹休克症，而且因为离越战时间久远，创伤后压力综合征也引不起多少共鸣。此外，他写的是当代都市生活经历（正如伍尔夫在同一世纪早期所做的那样），他的生活中包括男女同性恋群体，而这一群体中就有艾滋病。因此他笔下的自杀者是晚期艾滋病患者。除导致自杀的疾病之外，两人的死极为相似。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个人灾难不仅属于特定时代，也具有普世性：一个受制于环境的“受害者”，他所感受到的极度痛苦和绝望，还有他决意掌控自己生死的勇气。坎宁安提醒我们，虽然时代不停变换，但人类境遇的变化只是表现在细枝末节上，而这些细节中反映的人性却是恒常不变。这就是改写文学作品的妙处：我们既了解了产生原著的时代，也了解了我们自己的时代。

但最有效的疾病经常是作者编造的。发烧——非罗马热的发烧——在过去具有神效。一个人物刚刚发了烧，卧床几天，过一段就死了，时间长短视情节要求而定，于是一切搞定。发烧可以代表命运无常，人生冷酷，上帝意志深不可测，剧作家想象枯竭，可能性五花八门，随你挑选。狄更斯用性质不明的发烧除掉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当然他作品中人物众多，就算为方便管理，也需要定期处理掉一些。他让可怜的小保罗·董贝死掉，唯一目的就是让他爸爸伤心。小耐儿在生死之间徘徊不定，因为小说最初是在杂志上连载，读者在煎熬中苦等数月，眼巴巴盼着下一期出版，就是为看她是死是活。埃德加·爱伦·坡在现实生活中目睹了无数结核病例，他在《红死魔的面具》中描写了一种神秘的病，可能是肺结核或别的疾病的代号，但总体来说它和真实的疾病不同，而这正是作者想要的效果。真实的疾病总有局限，这些局限在小说中可能会派上用场，也可能需要克服。编造的疾病则自由得多，作者想让它表达什么它就表达什么。

现代医学高度发达，可以辨别大多数病菌，诊断大批疾病，于是现代作家再也不能借重于泛泛的“发烧”和神秘的疾病，这太不妙了。这让我想到，有时候痊愈绝对比疾病更糟糕，至少对文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