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不要只用自己的眼睛读

前面我们读过乔伊斯的《死者》，还记得其中描写的圣诞节后第十二天的宴会吗？在20世纪后期（或者21世纪早期）的美国孩子看来，这顿饭也算不得什么。只有烤鹅例外，因为美国家庭过这个节很少吃烤鹅，过其他节日也很少吃——其他的食物在我们看来都再平常不过。插在花瓶里的几杆香芹，餐柜上的美国苹果和橘子，口感比较面的土豆。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除非你能像那些举办这次宴会的老太太们一样，生活在还没通电的都柏林，在一月六日过这个节。所以如果你想理解那些老太太，理解这次聚餐和这个故事，你就不能用自己的眼睛阅读；也就是说，假使你不是透过凯特和朱莉娅姨妈的眼睛看，就无法理解她们张罗的这顿饭的意义。而她们的眼睛可不是看动画片长大的。两位姨妈不顾自己财力有限，举办了这场颇为排场的宴会，摆出有异国情调的昂贵菜肴水果，款待数量众多的客人。一月份的爱尔兰是不长香芹的，水果是美国进口的，故而价格不菲。为庆祝主显节，她们相当破费。主显节是仅次于圣诞节的大日子，据说小耶稣在那天被抱给东方来的贤士们看。除了宗教意义，那晚也是两位老太太一年中最铺张的一次。她们要通过这次宴会，牢牢抓住日渐消逝的风雅生活，以表达对往昔更优裕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怀恋。如果不能理解这在她们生活中有多重要，就无法理解她们为什么那么在意聚会是不是成功。

再看看下面这一场景。詹姆斯·鲍德温的精彩短篇《桑尼的布鲁斯》讲的是20世纪50年代哈莱姆的一位相当保守的数学老师，他弟弟因为拥有海洛因蹲了一段时间的监狱。我们在前面的一章看到过，在小说结尾的一幕，弟弟桑尼回到俱乐部演出，故事的叙述者，那位数学老师，破天荒第一次去听他的演奏。因为两人互不理解，数学老师根本无从揣测，到底是什么困惑烦恼造就了桑尼其人，造就了他的音乐，也导致了他的吸毒问题，故而故事自始至终气氛紧张。他也不懂爵士乐，唯一说得上名的爵士乐手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桑尼看来这说明他古板得不可救药。可当哥哥坐在那里听桑尼和爵士乐队演奏时，他开始在优美骚动的音乐中听出其中埋藏的深沉的情感、痛苦和欢乐。于是他点了一杯加奶的苏格兰威士忌送给弟弟，以表达理解和手足之情；桑尼抿了一小口，将酒放回钢琴上，以示领情。小说最后一句是，那杯酒闪着微光，“恰如使人战兢之杯”。这句话深沉动人，富有圣经意味，很少有小说能达到这样深刻的共鸣，小说的结尾臻于完美。在解读作品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些有趣的情况。我们学校社会学系有个研究药物上瘾的社会工作班。我们讨论《桑尼的布鲁斯》时，那个班有个学生来听了两三次课。他很认真地说：“你绝对不该给戒瘾的人喝酒。” 我肯定，他说得绝对没错，但对理解这个故事却没什么用处。这个短篇发表于1957年，鲍德温已经运用了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信息。这是一篇探讨手足之情的小说，不是研究戒瘾的学术论文。它讲的是救赎，而不是康复。如果你从后一种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把自己的视角和头脑进行调整，从当代现实转移到鲍德温的1957年，无论结局要表达什么，你都不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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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这很正常。我们期望所看所读的作品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能忠实于我们所了解的世界。但话又说回来，过于僵化地坚持要虚构世界与我们了解的世界严丝合缝，不光会严重限制我们阅读的乐趣，还会妨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而怎样才算过分呢？我们对作品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才算合理呢？

这得由你来定。但我给你说说我的想法和做法。在我看来，如果想从阅读中得到最大收益，只要合情合理，我们就得力图按它们本打算表达的样子来接受它。我一般会提出这样的公式：不要用你自己的眼睛阅读。我的意思是，不要只从你所在的二○几几年的固定角度阅读；相反，找一个能让你对故事所处的历史时刻产生同感的视角，将文本当作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和个人背景的产物去理解它。这样做也有危险，这点我以后再讲。在此我还要承认，有一种不同的专业阅读模式，即解构，将怀疑论和疑心推到极致，分析者几乎怀疑小说和诗歌中的一切，从而使作品分崩离析，以证明作者对他的材料并不真正了解。这些解构性阅读的目的是要展示作品是被它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偏见所控制，其价值也因为这些偏见而降低。你会看到，对这种方式我很难苟同。说到底，在分析作品时，我更愿意接受作品。当然那是另一回事。

我们暂且回到鲍德温的数学老师和他弟弟的毒瘾。“不该给戒瘾的人喝酒”这类评论表明人们习惯以定向思维谈论社会问题，同时也反映读者所接受的特定艺术和流行文化同小说本身的目标相抵牾。《桑尼的布鲁斯》讲的是救赎，不是那位同学期待的治疗。我们大量的流行文化——日间脱口秀、电视电影、杂志文章——让我们形成这样的思考习惯：先是发现问题，比如上瘾，再找出简单直接的解决方式。这种思考模式在某些领域内也颇有道理。可另一方面，鲍德温对桑尼上瘾的东西和上瘾问题本身兴趣无多，他真正关注的是哥哥的情感波澜。小说中的一切都围绕哥哥的情感展开。以哥哥为视角，对哥哥的思想直接描写，这一切都提示我们，小说的中心是故事叙述者，而不是爵士乐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哥哥跟桑尼去见其他乐手，去听桑尼演奏，是他脱离了自己熟悉的圈子，迈出了他感到舒适自在的环境。如果你想给人物施加压力，使他改过自新或精神崩溃，那就带他离开家，把他放进陌生的世界中。对中产阶层的数学教师而言，爵士世界是一个完全怪异陌生的领域，与海王星无异。

这就说明为何读者看书的视角很重要。这篇小说属于我称其为“再不改变就来不及了”的一大类故事。我承认这名称不够科学，但确实就是这个意思。这类故事是这样的：故事主角岁数不小了，有过一些成长、改过自新和纠正错误的机会，当然他都错过了。眼下他又有一次机会，好让他在一直做得很差的重要领域有些长进（至于什么领域依故事而定），而且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为什么人物年纪要大一些，这就和追寻者通常要年轻是一样的道理：来日无多，他成长的空间很有限。换言之，岁月如细沙流过指缝，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除了时间紧迫，他所处的环境也对主角有压力。我们的主人公是什么情况？他从来就没有理解或同情过他弟弟，甚至从没去监狱探视过。他女儿夭折后，桑尼写了一封慰问信，这让他，也就是故事叙述者（很抱歉他没有名字）感到愈发愧疚。现在桑尼出狱，也不再吸毒，于是他有机会去了解这个不安分的弟弟，这在他也是破天荒头一回。这次要是不去，就再也去不了了。这就把我们引向“再不改变就来不及了”故事的关键点，问题总是相同的：这个人会得救吗？这就是鲍德温在故事中提出的问题，但他指的不是桑尼。实际上（这也正是作者们没心没肺之处），在我们看来，叙述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即桑尼自己的前途，一定很渺茫。他能不能做好他最擅长的音乐，会不会再被拖进爵士圈泛滥成灾的毒瘾中，我们不清楚。我们颇感怀疑，这增加了叙述者成长的迫切性；对一个洗心革面的吸毒者，人人都可以爱，可以理解，但对于一个未必会改过自新的人，承认他仍有复吸的危险，要爱他、理解他才真的不容易。现在，假设我们从脱口秀和社会工作班的角度读这个故事，不仅抓不住故事的重点，还会在最基本的层面误解这一故事。桑尼的问题当然也让人感兴趣，但这不过是吸引我们的诱饵；故事提出的真正问题都是围绕叙事者即哥哥的。如果我们把小说看作桑尼的故事，那结局根本无法令人满意。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哥哥的故事，这样的结尾就十分漂亮。

鲍德温的故事离我们还是相当近的，可以想见，要想理解像《白鲸》《最后的莫西干人》《伊利亚特》这些故事背后的思维模式，恐怕要难多了。比如《伊利亚特》，其中充斥着暴力，简直是嗜血的盛宴：活人献祭，烧杀抢劫，还有多神论，三妻四妾。我们这些生活于西方传统中的读者，无论信不信教，信哪种教，都处于一神论文化环境中，不太容易理解希腊人的多神论信仰，他们的宗教仪式主要就是磨刀霍霍，杀牛宰羊。在这部史诗中，阿喀琉斯因自己的性奴被夺走而大发雷霆，退出战场。对他的遭遇，我们不会像古希腊观众那样感同身受。而他的“救赎”就是重新披挂上阵，对特洛伊人大开杀戒，这只会让我们感觉极为野蛮。那这部“伟大著作”反映的精神力量、性别政治、男子汉的标准和令人血脉贲张的暴力，对我们有什么教益呢？教益很多，如果我们愿意透过十分古老的希腊人的眼睛去阅读的话。阿喀琉斯由于刚愎傲慢丧失了判断力，断送了他最珍视的终生挚友珀特洛克罗斯的性命，并为自己招致英年早逝的厄运。哪怕是伟人也得学会能屈能伸。愤怒是不明智的。终有一日劫数到来，连神明也不能阻挡。《伊利亚特》中有很多教益，虽然有的地方读来有点像看唇枪舌剑的《杰瑞·史宾格脱口秀》，可你若真的戴着我们流行文化的有色眼镜来读它，就会错过很多有益的东西。

前面我们说过，完全以作者那个时代的眼光读作品也有危险。过多接受作者的观点也会造成困难。我们非得接受荷马时代血腥的文化价值观吗？我们应当反对肆意破坏社会，反对奴役被征服的民族，反对纳妾，反对大规模屠杀。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理解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并不反对这些。所以，如果我们要想理解《伊利亚特》（它也值得理解），就得替那些人物接受这些价值观。要是一部小说充满种族仇恨，诽谤非裔、亚裔或犹太裔人，我们还必须接受吗？当然不必。《威尼斯商人》反犹吗？很可能。比起创作这部剧作的时代更重还是更轻？我认为轻得多。夏洛克虽算不上犹太人的光辉写照，但作品中至少给出了他之所以成为他的理由，他被赋予一种人性色彩，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非虚构类作品是不承认犹太人具有人性的。莎士比亚没有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怪罪到夏洛克头上，也没有提议把犹太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而就在他创作《威尼斯商人》的那个世纪，这样的事在欧洲其他地区确实发生过）。那这部戏，我们是接受呢，还是拒绝呢？你看着办吧。我的建议是，我们在看夏洛克的贪婪邪恶时，要考虑到莎士比亚为他制造的艰难处境；要将他当作个体，而不只是一种受仇视的类型或群体的代表，然后再看这人物有没有道理；再者你也可以自问，如果人们不再仇恨犹太人，这部戏还有没有人看？或者说，如果人们不再对犹太人抱有成见，这部戏是否还被当作艺术？在我看来，如果作品必须依赖仇恨才可以成立，那还是不存在的好。我认为，作为一部成功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并不完全依赖，甚至基本不依赖偏见，所以我会继续读这部作品，尽管莎士比亚还有很多作品我更喜欢，而且一读再读。关于这一点，每个读者或观众都必须自己拿主意。我不能接受的做法是，连看都没看过就排斥这部作品，或任何作品。

我们简单看一个更近也更棘手的例子。埃兹拉·庞德的《诗章》中有些段落十分精彩，但有些段落却严重丑化犹太文化和犹太人民。更关键的是，庞德本人的反犹倾向比诗中表达的更激烈，这一点可由他在意大利做的战时广播来证明。讲莎士比亚时，我一般都绕过反犹的问题，说他远不如同时代的人那般顽固，但讲到庞德，我却不能那么说。而且，他发表这番言论时，恰逢几百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这使我们更加痛恨他的言行。二次大战后，庞德因为为敌人宣传被控卖国罪，他的辩护律师以精神失常为由替他辩护，但是我们却不能将他的作为一笔勾销。那他的诗呢？怎么说呢，你自己决定吧。我知道，有些犹太读者仍然读他的诗，说从中受益颇多；也有些根本不读他写的任何东西；还有些读者边读边骂。不只是犹太读者如此，我也依然读庞德的诗，但只是某些诗。我发现他的很多诗优美动人，过目难忘，充满力量，令人惊异，很值得一读。我也经常会思索，一个才华如此卓著的人，怎又会如此盲目，如此狂妄自大，如此顽固狭隘？答案是，我不知道。我读他越久，越为他的愚蠢而震惊。天才被赋予不能善用他的人，真乃世间憾事。我发现《诗章》虽才华横溢，却是部充满瑕疵的经典，其瑕疵不仅在于其反犹观念，虽然确实因此而缺憾更多。可它依然是我专业领域中最重要的五六部作品之一，所以就算我不想读，也得硬着头皮读。这一章早些时候我曾说，一般情况下你会希望接受作品要求读者接受的世界观。但有时候，就像庞德和《诗章》的例子，这样要求就太过分了。

作为教授，难免要读一些有问题的书，同一些讨厌的人物打交道。可假如你只想学习教授读书的方法，遇到不喜欢的书，不想读就可以不读。这也正是我羡慕你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