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寻路中国》——“笔饱墨酣，情深意长”

石头摇篮

一

Peter Hessler在中国呆了五年之后，申请了驾照——中国那么多的公路，已经建好的，正在建着的，将要建的——空着也是空着。那是2001年夏。他怀揣一本满是无名小路、没有比例尺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开着一辆从“首都汽车”租来的切诺基，后备箱里赛满高糖高热量食品和饮料，上路了。哦，对了，还有一顶帐篷。因为种种原因，西部有些地方不对外国人开发，他有过刚一入住酒店就被请出城去，或者直接被扣留的经历。他知道这车“City Special”（专供城市使用），但“首都汽车”提供不了别的车。而他又将与“首都汽车”百分百好脾气的王先生打交道视为了乐事。他并没有明确主意要在路上走多久，只是计划在秋、春两季沿着长城领略乡间美景。第一次，他以山海关为起点，往西：河北、山西、陕西、内蒙。还车时，可把王先生给乐坏了：一直开到了内蒙古！哈哈哈——王先生的开怀感染了“首都汽车”的其他职工，大伙一块儿乐。六个月后，还是开着上次那辆切诺基，河北、内蒙、陕西、宁夏、甘肃——海斯勒一直到了青藏高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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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勒沿着长城前行，一路看长城、说长城，但长城并非他的重点——至少这本书中不是。他是个优秀的观察家，更喜欢观察沿途的人和事。那些我们司空见惯到视而不见的种种，被他不动声色地写来，往往变得非常好笑。笑过之后，又觉得强烈的忧思与焦虑，忧国忧民病病情急剧加重。

“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北方的很多村子，那怕就是农忙季节，也只有老人、孩子、残疾人。人们很少起疑心，请海斯勒去家里喝茶或者吃饭。在陕西靖边安寺村，海斯勒想去看长城遗址，向一个老年残疾人问路，结果老人任由他看管着的一大群孩子，六个，全爬上了海斯勒的车。海斯勒郑重向孩子们作了自我介绍，分发过巧克力，还是觉得自己像是诱拐孩子的花衣魔笛手。他无不忧伤地写到：“据我所知，这些孩子代表着安寺村的全部未来。”驾车离开安寺时，他有些酸楚，“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

“在中国北方，我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城镇，要预测未来不算太难，至少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它们的未来轨迹已经在新修建的一条条钢筋水泥路上明摆着。可是，在乡下，几乎不敢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二十来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些地方。”

政府的宣传标语连山头都不放过，有的大到需要下车眺望，或者停车思索。“驾车西行，那些标语书写得越来越大。到后来，荒芜的山坡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这些膨胀的文字仿佛是为了用来填充这空旷的大草原。” 草原不识字，填充的，是人的精神。是用来武装和统一人的思想的。从小到大被标语口号包围，思维标语化、语言口号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各种场合，张口就来上一通“很有力度，极尽直白，却令人费解”——海斯勒对政府各种口号用语的独有特性的概括——的人可不在少数。

也有例外。“表格的标题是‘两缺一无’。村长对这个标题是这么解释的：寺沟村村民缺钱缺粮，生活无着落。”海斯勒说，“在我看过的所有标语中，这一条是彻头彻尾的实话实说，它标志着北方农村地区可怜的结局——算是黄土高原的苟延残喘吧。”

“时速40公里最安全，时速80公里很危险，时速100公里进医院”，这种有一说一的标语，加上别致的警示实物、永远不知疲倦栉风沐雨，却只不过起着“稻草人”作用的雕塑警察，无不透着让人哭笑不得的荒诞。

海斯勒的写作技巧也十分了得，比如在这第一部《城墙》中，他反复使用“驾驶员理论考试选择题”中的题目。理论的荒诞与现实的荒诞交相辉映。不过考驾照时，大家伙是把《驾驶员理论考试选择题》当笑话书读的吗？看来看去，三个弱智答案中选一个最弱智的，就是正确答案。

二

北京往北，过怀柔，进入燕山山麓，登上那一带最壮观的长城“天华洞”，从长城下来，一条土路的尽头有个村子：三岔。三岔分上村、下村，从70年代时的300多人到当时的不足150人。海斯勒和郭眯眯在那租到了房子，一租就是五年（2002年——2007年）。

房主是魏子淇已经搬去怀柔的侄子，房子出租事宜就由魏子淇全权代理了。魏子淇也成了海斯勒最初认识、了解三岔的全部渠道。和海斯勒同龄的魏子淇（1969年出生），高中毕业后进城打了九年工后回到了村里，“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的那个村子的命运还没有走到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后来的事实似乎印证了他的想法——他成了三岔的商业成功人士，甚至带动了整个三岔的经济发展。他入了党，一度还势在必得地欲成为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他成了海斯勒《寻路中国-村庄》的主人公，他们一家和海斯勒建立起了类乎家人的亲情。海斯勒说：“托上帝的福，我结识了魏子淇、曹春梅、魏嘉、魏宗漏（翻了好一会儿书，才对上号，魏宗漏原来就是‘傻子’。）”

我对“命运”之说从来心怀敬畏，这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

三岔村现在有了自己的网站，24家经营性农家院居首的是魏子淇家的“长城驿站”。海斯勒住过的房子，被单独命名为“外宾”，就是外宾楼那个意思啦。李雪顺在《译后记》中介绍说：“关于魏子淇开办的‘长城驿站’，我是在查阅了大量网络资料后才知道，除了仰仗于他本人的商业头脑和执着态度，还得益于北京市政府有关弘扬长城文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我总相信这跟海斯勒有太密切的关系——是他把三岔介绍给了世界。魏子淇家的“长城驿站”很受国际友人欢迎，慕名而去的，应该都是海斯勒的读者吧。

魏子淇和曹春梅的儿子魏嘉，是上村唯一的孩子。海斯勒刚在三岔住下时，魏嘉才五岁，精力体力都严重过剩，无休止地打闹，惹得海斯勒也老是无法抑制地和魏嘉疯成一团。赢得“魔鬼叔叔”尊称一枚。海斯勒见证魏嘉的成长，不是旁观，是关心操心、倾情投入，亲力亲为。为了魏嘉不明原由的血小板奇低，他陪孩子看病，上网查资料，给美国的医生朋友发电邮、打电话，和郭眯眯为魏嘉联系北京的医院。在北大第三医院，为了确认医院要给魏嘉输的血液制品的安全性，他和值班医生发生了激烈冲突。海斯勒应该是个极温厚的人，一个冷静客观的记录者——看到的、看到时所想的。他的文字极少掺杂个人情感，写人始终重记录轻评述或者不评述，但这回，他怒不可遏：“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他被气得浑身发抖。

海斯勒和郭眯眯因为魏嘉生病期间的鼎力相助，使他们真正融入了三岔。村民们不再把他们当外人，特别是魏家人，更是视海斯勒为家人。海斯勒在医院向医生据理力争的那个故事，魏子淇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在乡间传播着。海斯勒对三岔的想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不再把三岔单纯当成一个休整、写作的地方，而是也将其视作了家。住得时间久了，他更是说：“我感觉对三岔的熟悉程度，跟我对童年时期那些地方的熟悉程度差不多。”

魏嘉住校，周一送周末接都是海斯勒的活儿。他研究魏嘉的课本，“我对魏嘉所要学习的那些东西简直是迷惑不已——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杂合在一起，然后硬生生地填塞进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体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魏嘉吃过多的垃圾食品，并且严重缺乏运动，身体越来越不好。魏子淇的对策是给儿子改个名字——用来转运。海斯勒很苦恼，“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海斯勒除了生活中对魏嘉细致观察，还时不时地以聊天的形式，对魏嘉进行评价，“他满脑子都是否定性的话语，这些否定性的话语就像鸭子背上的水珠一样自动洒出，而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不安之处。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他很擅长进行自我批评。他知道哪些语言恰当，什么语气合适，哪种体态恰当。某些目标批评起来非常容易——自我批评的标准版本是说自己没努力学习。”

自我批评并非学生的专属品，魏子淇更是要经常面对。海斯勒在三岔的前两年，魏子淇还不是党员，他还对海斯勒说，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可2004年，魏子淇入了党。“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 魏子淇对自己最常进行的自我批评是“劳动”，村里的劳动他出的劳动力不够。

海斯勒对农村基层政治的观察和记录，令人叫绝。

魏子淇以成功商人身份进入乡村政治圈子，迅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度还对现任村支书刘绣莹构成严重威胁。但海斯勒观察到：“整个选战中（村支部改选），没有什么议题。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或者要不要做出什么改变。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只有傻瓜才会做出公开承诺。”三岔的党员们忙着从暗到明的勾兑，“到了最后，活动进入正式宴请阶段”。距离选举还有三天的时候，镇政府的领导们来了。党员大会上，镇领导看似信口漫谈，实则充分肯定了现任领导的成绩。调子一定，魏子淇落选了。

“魏子淇的选举失利，让我多少觉得有些宽慰。曹春梅说得对：他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在乡下，威风扫地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初涉政治就证明那是让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那么，这个人真是幸运得很。” 但如此精辟透彻的人生观要融入魏子淇的血液，怕是有相当难度的。站在魏子淇的角度看，进入乡村政治的权力范围，特别是取得核心地位，意味着权力带来的一切好处：显形的和隐形的，物质的和心理的。

三

沿着长城废墟完成长途自驾游，在三岔有了一个家，这之后，海斯勒又上路了——这次他开上了东南沿海的高速公路，因为“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了出来，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海斯勒想看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工厂老板和工人们的生活。

沿着尚在建设中的“金丽温”高速公路，海斯勒一边欣赏慑人心魄的景色，一边纠结在让他迷惑的种种单一产品中——扑克牌、钢笔、塑料饮管……——“只生产一样东西的小镇比比皆是”，“原因之一是他们基本上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而那些不需要技术和资金的东西最容易做出来。”

在浙江丽水经济开发区，他找到了一家生产胸罩衬骨和肩带调节环的小厂。非常钦佩海斯勒，他目的明确，眼光准确，擅于沟通，细致耐心，诚恳执着。这部如此生动的工厂故事，一开始仅是因为王老板站在公路旁焦急地等高老板时，海斯勒开车路过。

从两位老板设计厂房开始，海斯勒见证了这个小厂从无到有到搬迁的全部过程。关于这个工厂，海斯勒是如此的无奈和困惑：“他们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工厂画出了设计图纸。他们至关重要的那台机器，竟然是由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农民凭着记忆设计出来的。对于正式的营销规划，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线索分析都没有做过，却指望着通过送几瓶五粮液白酒和几条中华烟就能把未来的客户给搞定。”

如果要给第三部《工厂》找关键词，一定是“盲目”。“在开发区建设的第一年时间里，外来务工人员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尚未完工的街道上——一群没有工作的人，刚刚来到了这个还没有修理工好公路的地方。”海斯勒观摩了工厂的招聘，去了当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发现是“一小群盲目的人招聘着另外一大群盲目的人。”

海斯勒关注的重点永远在人。在盲目无序、发展过速、冷血逐利的大环境下同样如此。他与自学成才的罗师傅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与陶家姐妹和老陶相处愉快。他会坐上整整半天，一边看玉凤放完几千个衬骨，一边和她聊天。他参加任静的十六岁生日聚会，玉凤吩咐他跟老田喝酒，“我没有犹豫——我明白，最好不要碍玉凤的事。”他还喜欢上了因为演出水平太次，只得演一场换一个地方的红星艺术团——很难想象，海斯勒能够从头到尾看完他们的演出。罗师傅的儿子满五十天，海斯勒请客庆祝，没想到一帮人选了家火锅店。“很快，孩子那嫩瓷一样的脸上闪出了汗珠子，面颊红得像胡萝卜，眼睛里出现了迷离的神情。在那个餐馆里，我是唯一没有抽烟的成年男子。”大人们吃饱喝足开始逗孩子，往孩子嘴里蘸啤酒，朝孩子脸上挥拳头扎筷子，以测试五十天的小人的反应能力，妈妈也参与其中。海斯勒终于看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外面，空气清新，小家伙也不流汗了。他的双眼依旧一眨不眨，平静如常，似在为五十天之后可能扎到他脸上的任何东西做着准备。”

当然不能据此认为罗师傅夫妇不爱他们的宝贝儿子，但这种对待孩子的态度，一代一代重视与忽视的本末倒置，出发点的悬殊，行为的巨大落差，那种鸿沟般的差异，让人无语。

海斯勒从丽水人——务工者、老板们、创业者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乡下人涌向城市，他们在自主发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资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人物媲美。”但是，关键性差异在于：“不仅仅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个新城镇定居下来的根本动机都完全不同。”他娓娓细说，美国新兴城镇成型时，第一波居民往往是商人、银行家、律师。人们都还住在帐篷里时，报纸就办起来了，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是法庭和教堂。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却只有商业，充斥整个城镇的是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

“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原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四

《寻路中国》的丰富和精彩实难概括，我看了很多书评，多是挂一漏万。我的更是。书中所有的故事，可以说无一不精彩；书中所有的人物，也无一不生动。海斯勒那种对一路遇到的事，事无巨细大篇幅深度解析的本事，实在让我惊异。他对人的关注和用心，那种由内而生的悲悯情怀，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谈古论今娓娓道来那么多的典故，我们这些土著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

他的实证态度和习惯最让我钦佩：被地图了，所以要去拜访一下地图出版社；高速公路上拾到的废纸竟然是武威奇财务公司的抵押贷款申请书，当然要跟肯塔基州的这家公司联系一下；听到一个商业谍战故事，一定要去事发地找当事人打听打听；看了一出很难看的演出，要和戏班子的人交流交流；炸山头，冒险也要去探看一番。在三岔，缠脚的老太太，要拜访；乡人清明扫墓，要参加；村民收核桃，要跟去；魏嘉第一天上幼儿园，第一天上学，绝对不能缺席；魏子淇买二手车，要陪同；魏子淇加入长城协会，也要陪同（办入会手续）；村党支部给党员们发个“计算机数字信息日历”，照片上的城市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这也得弄清楚……

旅途趣闻就不说了，几乎可以说是无一不趣。至于读来是冷是热，则依个人感受而定了。我反正是被满书的冷幽默冷到骨头痛——不是海斯勒冷，是素材太冷。

海斯勒观察和表达的角度，充满趣味。他说魏子淇下功夫弄明白了国际日期变更线后，“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点评魏子淇通过电脑给魏嘉改的名字“魏小淞”是“小小淞江河”。他环顾魏家大房子的布置：泡野猪仔的酒坛子、神龛、“丹佛天际线”电子日历、坦克模型、尊尼获加威士忌、明代信号炮、怀柔建设成就日历……迷惑得不轻：“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呢？”去摘核桃，他和曹春梅的父亲不用像别的男人那样爬树，他说这是因为国籍和年龄。清明扫墓，女人不能去，郭眯眯去了，“因为她是外国人，关于女人的常规则对她不起作用。”魏嘉的红领巾打得在他看来从来没顺眼过，“他打结的角度有些莫名其妙”。每年夏天，三岔的党员都要免费外出旅游一趟，“党在农村的目标之一，是要让人们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和沟通。”不一而足。

最让海斯勒纠结的是：

1、中国驾校

2、中国人开车

3、中国的标语

4、中国人对仿皮的热衷

5、租车公司车子油箱里的油量

最后，当然要赞译者李雪顺。一本书，读到都快被翻得散页了（不是装订质量不好），实在不多见。写得再好也得译得好。而且李老师在《译后记》中说，他在网上找到了季金力的书法“未来震撼眼前……”这还了得，数不胜数的笑点中，这个最令我喷饭。于是我也在网上搜图：格雷公司、三岔、郭眯眯……一发不可收拾。看到郭眯眯拍的三岔的照片时，当魏子淇、曹春梅、魏嘉、魏宗漏出现在眼前时，感觉真有些梦幻——我本以为只能够去想象他们的样子。

我承认，我不可救药地迷上了海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