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Ⅳ 失去弹性的宋代政治

宋代政治在北宋仁宗时就完成了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刚开始的时候,宋太宗也像唐太宗一样,一看这么多举子来应试,他就感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都为我所用。可是到了宋代仁宗朝再往后,就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个时候士大夫的力量就开始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但同时又暴露出了中国人的一个缺陷,就是士大夫凡事基于意气,认死理,搞党争。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变法,两派士大夫那真是有你没我。咱俩不谈是非,咱俩就谈派系,你只要不是我这边的你干什么都错。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上台第一天就把所有的新法尽废。当时王安石在南京说有些法明显是有功效的,为什么也要废掉呢?这已经不是什么具体的政策之争了。

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翻过来掉过去就是搞党争,这派上台,那一派就彻底踩下,那一派上台,这一派就彻底踩倒。所以整个宋代的政治就是一个失去了弹性的政治。

那么到了高宗赵构和岳飞的那个时候,这个弹性变得非常脆弱。当时朝廷上只有两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战。主和派一定是汉奸吗?不一定,就是围绕在秦桧路线周围的那一群士大夫。至于主战派是不是一定全是抗金名将,全是谋国的板荡之臣呢?也不一定。

小编补充: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之尊崇,仿佛皇帝的合作伙伴。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宋代皇帝基本上接受了儒家的政治原则,一方面把士大夫当作共治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尊重他们以道进退的精神。”这个共治的标志性口号是范仲淹所说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文彦博所说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及程颐所说的“天下安危系宰相”。

小编补充:新、旧党争是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新、旧党争前后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你看后来甲午战争时,如翁同龢这种主战派,那才叫误国文人。真正在前线主持战事的李鸿章这种人,都被骂成投降派、主和派。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当中,真正敢跳出来说我主和的人,不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担当。

这个担当往往皇帝本人都没有。你像明代的崇祯皇帝,其实到最后也想跟后金谈判,刚派人私下去谈,结果风声就漏掉了,他就只好把这个人杀掉。皇帝也不敢当主和派。

网友观点PK

@黯孔雀王:岳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精神寄托,真实的岳飞没有武圣庙的岳王爷那么伟大,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人性上的缺点。这些谁都知道,人无完人嘛,庙里的岳飞和真实的岳飞本就不是一回事。当时既然已经把他当做圣人了,现在何必去翻那些龌龊的旧账呢?又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新观点,这种事中国几千年时不时就会发生一回。把岳飞拉下圣坛到底有何用处。现在就只是能表现自己够聪敏够博学。仔细想从古至今不管是神仙还是英雄,只要你肯花时间上网搜索都能找出缺点。但把这些都拉下马有何好处。难怪在改革开放后,外国人说我们缺乏信仰。由于我们太自大又只相信钱。

@姜士弘:你说的其实有道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不能反驳你,但我想说的是真实的政治并不简单,就是这么残酷,看为人处事、个人喜好是一回事,历史与政治之复杂又是另一回事。岳飞是偶像没错,他也是我偶像,但偶像就能遮蔽一切吗?老罗的目的,我觉得并不是为了丑化某人(事实上也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看事情不能太片面,同时他也为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政治环境,这难道不是一种科普吗?不是对历史知识的一种宣传吗?对于当今时代绝大多数看不进书的人来说,这种知识的传播是非常好的。

回到岳飞。既然国家的大计已定,我们要跟金国谈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要让主战派闭嘴。只有杀岳飞,其他人就都老实了。当时韩世忠已经开始闭门思过了,杀他没有用。主和还是不能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争国是”成为当时宋代政治缺乏弹性的一个最终结果。所以岳飞必须死。

这跟你自己有没有野心,跟赵构是不是怕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岳飞的这个悲剧,其实不是哪个人的悲剧,也不是奸臣和良臣,也不是昏君和忠臣之间的冲突。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个人跟整个僵化的、僵硬的、僵死的政治结构之间的悲剧。

所以我特别感慨,我们幸好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以一个个体崛起的姿态跟整个世界对话。我们不是嵌入到哪一个权力系统,一个顶端的问题会成为所有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任意地接入到任何一个系统中,选择我们愿意过的自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还愿意带大家复习一下前几集讲过的那种U盘化生存的原则。我们就是“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这种福分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享得了。

(本章社群编辑:杜若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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