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页 | 罗辑思维-罗振宇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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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Ⅲ 改革光靠忽悠不行

光绪只见了康有为一个小时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历史场景，1895年6月15号，《明定国是诏》颁布的四天之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件事儿可不得了，康有为这后半辈子就指着这一天活着了啊。拼命跟外面说，光绪皇帝多伟大，他对我多么好，多么信任我，而慈禧太后多么混蛋，来阻止改革。他这一辈子都在描述这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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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昨天我到一家牙科诊所补牙，去早了，前面是一对小夫妻正在就诊。那个女孩躺在手术台上嗷嗷直叫，也许是因为疼或者因为害怕。她老公站在旁边，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拼命在那喊：“不疼不疼，疼什么啊，不疼！”那个女孩嗷嗷冲他吼：“你倒是来试试！”确实，这男的嘴太笨了，他可以说：“宝贝，老公在这里！”等等，总而言之，你不能说不疼，你怎么能替别人决定不疼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感模式，总是想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别人，虽然是顶着爱的名义，是在为你好的目的下。

但是说白了，他后面所有这些说法其实是有水分的。比如说时间上就有水分。他自己说光绪皇帝跟他谈了四个钟头，而后来历史学家一考证说怎么可能？皇帝接见大臣不可能用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康有为倒霉就倒霉在哪呢？那天其实接见了好几个人，大内档案里面都有记录的。他后面那个被皇帝接见的人是谁呢？也是当时的一个著名的维新派张元济。康有为更倒霉在哪呢？张元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每天的事儿就给记了下来。他说康有为其实不过被接见了一刻钟左右。当然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时间概念可能不太一样啊，可能在外面等皇上接见很着急，所以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觉得就一刻钟。历史学家基本上说大概也就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的见面，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瞬间。打个比方，就相当于现代人见网友，要说刚开始在外面隔空靠QQ聊着，哎呦！非常来电。康有为不断地呈《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二书》，光绪皇帝觉得这个人有想法啊，非常欣赏他。那就见见吧！就约网友见面。网友见面通常都是什么？见光死嘛，对方不是恐龙就是青蛙，对不对？说白了，那天光绪皇帝就见着了一个青蛙。

哈哈！说他是一个“青蛙”有很多道理，第一，康有为即使再能说会道，见了皇上多少有点儿紧张。你说我罗胖子能说吧，你真让我给政治局常委讲课也哆嗦，是人都有点儿这个缺陷。再加上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啊，那个时候可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小给我们做普通话训练，他讲的是一口广东官话。光绪皇帝北京人啊，所以你要想造成一种非常顺畅的交流是很困难的。

在当时的记录当中我们发现：康有为见光绪皇帝这一个小时他讲的内容，根本就没有跑出此前他上的那些奏折上的内容。光绪皇帝最关心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怎么兴利、怎么挣钱，怎么为朝廷的财政开源？康有为基本上拿不出靠谱的方案，他怎么可能拿得出来？你想想看，他又没有实际的经验，这方面的经验他能比张之洞这些人多吗？所以自然他就绕回来说那个不重要，关键在于维新。所以光绪皇帝实际上是不解渴的。

结果光绪皇帝给了他什么官呢？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仍然是个芝麻小官，康有为和他弟子觉得，怎么着也得来个军机大臣？至少把翁同龢赶走，我坐翁同龢那位置，然后我来主持变法。哪有那么容易哦？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是一套非常完善的格局，你想直接绕过那个官僚阶层直达天听，直达皇帝身边，那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了。要知道，光绪皇帝想见康有为可不是第一次，早就想见，看着康有为奏折写得好啊。但当时的恭亲王奕訢还没有死，他就挡住说，这不符合朝廷体制，你怎么能见这么小的官呢？要见让大臣们去见，然后向你汇报。

小编补充：清代把不设专官的机构或非专任的官职称为行走（如章京上行走、军机处上行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把额外派遣的官职称为行走，不属正式编制。

所以一直憋到了奕訢死掉，《明定国是诏》发布，戊戌变法开始，这两人才能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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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昨天推荐给大家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很多朋友说我又没孩子，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看了。我想，你这么想本身就是对教育的一个误解，因为教育不再是一代人塑造另外一代人生命的过程，而是一代人通过下一代的生命，感知未来的过程。我之所以痛下决心推荐那篇文章，正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不是讲的什么教育，而是用一种更委婉的方式，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一直坚信什么是孩子：孩子就是在我们死了之后还要活很久的人，他们必须要承担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承担的那些残酷的变化。所以良好的教育就是：和孩子们一起去体察什么是未来，然后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把我们知道的过去强加给他们。今天还是说教育。

皇帝和大臣的权力拔河

康有为指望皇帝直接提拔他，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件事情很难，即使做到了，他的位置也坐不稳。举个例子说，唐朝有一个皇帝叫唐中宗，这个人是一糊涂蛋，天天被一帮小人包围。那些小人就经常给他递条子让他提拔这谁、那谁。皇帝也糊涂，就提拔啊。直接给中书门下省发条子。可即使皇帝是个糊涂蛋都知道廉耻啊，在批这种条子的时候，他都不敢把这种信封正着封，要斜封。还不敢用朱墨，要用黑墨。所以当时称这种官叫“斜封黑墨官”。唐中宗一死，就有人提议把一千多个斜封官罢官。于是一千多顶乌纱帽就落地了。

所以，即使有人在皇帝的权威下达到了那种绝顶高层，但他的政治权威仍然是不稳固的。这就是康有为当时面对的局面。那他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局面呢？有！康有为不是一般人啊，也是熟读经书的。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制度演化史当中，有这样一个机会：皇帝不断地会用自己身边的秘书班子，来替代外朝的宰相的权力。因为皇帝是孤家寡人，他一个人处于深宫之中，他对外朝的臣子是不放心的。江山是我的又不是你的，你上了台你没准贪污受贿，没准要挖空我的江山，没准还想替换我，于是皇帝对外朝的那些高官，一直是怀有警惧之心的。所以皇帝们都有一个用自己身边的人去替代外朝人的冲动。从中国古代政治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一直有这样一个趋势。

网友纠错

@哈利的路亚：

明朝内阁制那里好像讲错了吧，朱元璋好像只是废丞相并没有设立内阁。内阁好像是朱棣设立的吧。很喜欢看“罗辑思维”，也知道写这些东西很费力，但是不同的观点总能给人耳目一新，开阔思路的感觉，希望能更加严谨一些，也希望“罗辑思维”办得越来越好。

“尚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皇帝身边有一些服务人员，如尚衣、尚食，其实就是伺候着穿衣、吃饭。尚书就是伺候他看书的，其实就是皇帝秘书。比如官员名称中但凡带“中”这个字的，基本上原来都是皇帝身边的人，如侍中。

到明代时就更明显了，朱元璋说设什么宰相？拿掉，以后不设宰相，谁敢奏请复设宰相就直接杀掉！他设置了一个内阁，找几个品级很低的五六品的官到内阁来给皇帝帮帮忙，其实就是皇帝自己的秘书班子。外朝是没有宰相的，官员们直接听命于皇帝。一直到明朝灭亡的时候，内阁大学士还是五品官，当然变质了，大学士都是由各部的尚书来兼任，但大学士的本官仍然是五品。

到清代又来了一轮，雍正皇帝觉得内阁渐渐的也是外朝官了，也不好用了。所以他组建了一个军机处，在三大殿的后头搞了一小房子，找几个亲近人到身边商量办事，商量妥了让外朝官去执行。这就是军机处的来源。

南海先生画大饼

中国的古代政治史这个发展的轨迹康有为其实是知道的。他一直就想干这么一件事：我能不能在皇帝的身边搞这么一个小班子呢？皇帝不是要改革嘛，我就在皇帝身边当个小官，我可以通过接近皇帝获得权力啊。

网友点评

@六点钟的猫：

在一个利益固化的社会里变革，尤其是大帝国，像近代史里的清政府或者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其社会最不缺乏的恰恰是对变革的共识和渴望，但渐渐人民会发现，所谓改革必然会或多或少触动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个是垂直社会向平行社会的必然，慢慢你会发现，许多支持改革的人会走入改革的反面，最后全社会都会丧失掉改革的动力，在变革中获利的人是谁呢？恰恰是对改革最没概念最安于无知的人。当他们成为推动变革的全部动力，结果通常会变得暴烈，清朝是这样，奥斯曼是这样，法国同样是这样。

戊戌变法100多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叫开制度局，一个叫开懋勤殿。本质上就是要绕过当时的军机处体制和官僚阶层，在光绪皇帝身边搞一个顾问班子为他做制度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那个空位搁在那来坐。康有为自己当不了正根的宰相，当不了正根的军机大臣，他就想当这个秘书班子的头。

可是康有为把账又算错了，历史上能干这种事儿的皇帝那是一般的皇帝吗？能是光绪皇帝这种弱势的皇帝吗？你看都是什么人？都是朱元璋啊、雍正这种大权在握，乾纲独断的皇帝，光绪是万万做不到的。

所以对于康有为来说，他这样一个念头，虽然在理论上成立，但实际上办不到。办不到怎么办？他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就是不断地给皇帝画大饼，描述伟大的前程。再说到6月15号光绪皇帝见他的那一个小时里，他就跟光绪皇帝：说欧洲那帮人变法，花300年国家富强。日本人变法30年而天下富强。咱们俩变法，3年大清就富强了，从此国事蒸蒸日上，富可凌驾于万国。

你说这话康有为自个儿信吗？我觉得他自个儿都不信。但是怎么办呢？他是一个小臣，没有办法去绕过那么庞大的官僚体制，他又有那么强大的权力欲望，只好给皇帝上这种眼药，让皇帝去相信只要用了自己，国家就会兴旺发达，一切顺利。这就是戊戌变法悲剧的真正根源。虽然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但他的注意力却不在维新变法上，而是在怎么样获得改革维新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上。权力落到这种人手上，舆论的控制权落到这种人手上，这样的变法还能够成功吗？

其实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经常会相信一针顶破天。因为我们是一个拥有漫长、悠久历史的民族，一些历史故事在民间酝酿之后，往往最后都会归咎于一些非常简单的原因，比如孔明借东风，曹操83万兵马就没了。现在网上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叫“什么事儿怎么破”？中国民间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简单的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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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有个朋友问我：“我先找个舒服点的工作，然后认真看书学习，等积累够了，然后就出去创业实现自己发财的想法，你说好不好啊？”我就给他讲了个故事：有朋友对某人说：“如果我送你一只鸟笼，挂在家里最明显的地方，只要你一拿下来，你就一定会买一只鸟回来。”某人说：“切，养鸟多麻烦啊，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于是人家就送了他一个鸟笼挂在家里。接下来呢，只要有人看见就会问：“你们家的鸟什么时候死的啊？你怎么把它折腾死的啊？”甭管他怎么解释，客人还会接下来问，最后他烦得要死，只好去买了一只鸟回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也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你自己的想法，那都是受周边环境影响而来的。所以，找到现在就舒服的环境比你以为你有一个想法重要得多。

精英知识分子虽然不来迷信这一套，但基本上也差不多啊。比如“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何有利于我国？”孟子说：“仁义而已。”所以，你看孟老夫子这个人，口才又好，周游列国，讲了半天就是说：“你别扯什么兴利？什么富国？答案就是仁义，有仁义什么都有。”

到晚清的时候，国家已经被欧洲列强打成那个样子，有个儒学大家倭仁他还提出个方案：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就是说只要我们有忠信礼义，国势蒸蒸日上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儒家式的简单思维和康有为这种简单的改革方略，其实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试图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想做到药到病就除、一针顶破天。但是，真正有脑子的人会信吗？

小说家冯唐，外号“冯金线”，他说他发明了一种识别骗子的方法。如果一个人他告诉你一套方法，你不用努力马上就能发财，这人肯定是骗子。如果有一个人说，你想知道前生后世吗？你想知道世界的真理吗？这个人就是要骗你的思想，骗你的灵魂。对！我想这个道理可能千秋万代之后都适用，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方法可以立即让我们众生得救，一个国家马上用他的方法，什么问题都会解决，一切都风平浪静、风和日丽，这个人不是糊涂蛋，就一定是个骗子。

（本章社群编辑：姜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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