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别让人际关系毁了你:曾国藩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对曾国藩可没什么好印象,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外号叫“曾剃头”,是一个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恶棍。

但是随着年岁渐长,读的书越来越多,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的很多著名人物,比如毛泽东、蒋介石都十分崇拜曾国藩。可见,曾国藩是当时标准下的一个成功人物。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流量大,速度快,连接稳定,多机房切换,每月最低仅 10 美元

所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摊图书上,曾国藩成为了成功学著作的一个重要作者。前几年不是有一句话吗?“经商要读胡雪岩,当官得看曾国藩。”

曾国藩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成功不成功呢?他当然很成功。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在28岁中了进士,少年得志。然后就是十年的京官生涯,从一个普通的翰林,连续被提拔七次,如果按级别来说,就是连提了十级,一直做到吏部侍郎,就是今天的中组部副部长,可谓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他当了侍郎之后,家里出事了——他的母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他要回家丁忧守制,于是他就回到老家湖南守孝。当时正赶上太平天国兴起,于是他投笔从戎,组织起家乡的团练,这就是著名的湘军。

湘军不仅战功赫赫,还是中国近代军阀的老祖宗。曾国藩后半辈子都在带领湘军跟太平天国死磕以愉悦皇上,最后磕赢了,灭掉了太平天国。

这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对清朝来说几乎可以算是再造之恩,但这也给清政府出了一个大难题:功劳这么大,没法儿封赏了。

如果按照咸丰的想法,那就简单了。咸丰在生前曾经悬赏过一个赏格:任何人只要灭掉太平天国,就赏他一个王爵。今天听起来可能没什么,皇帝封一个王爷,不就是随口一句话的事儿吗?可在清代的制度里,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自从吴三桂死了之后,清朝封王爷,要么是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子弟,要么就是朝鲜、蒙古这些外藩。旗人是奴才,封不了王,汉人就更别说了,那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咸丰答应给外姓封王,是一个大大的赏格。

可是咸丰一死,他留下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一看,既然太平天国已灭,这王爷的爵位就舍不得了,后来只封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就是侯爵当中的一等爵。

曾国藩这个人很牛,后来他功成身退,得到了善终。在帝制时期,一个大功臣如果还能有善终,绝对有了不得的官场生存能力。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笨蛋”曾国藩

曾国藩这个人也有缺陷,就是他比较笨。当时也有人说他是“赐同进士出身”,意思是三甲的进士出身,看不起他。

清朝进士一共分三档,就是三甲。一甲只有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叫“赐进士及第”;二甲人数就多一些了,这叫“赐进士出身”;三甲的进士叫“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皇上可怜你们,赏赐你们,你们的身份也如同进士。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词叫“如夫人”,指的就是小妾,但“如夫人”与夫人的地位可不知差到哪儿去了。“赐同进士出身”与进士,就相当于小妾和夫人之间的区别。所以当时有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替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

这么“黑”曾国藩其实没什么道理,因为按照当时的人口基数来算,三年才有一次京考,然后才出那么几个进士,真的是很少很少,比今天北大、清华的学历可要金贵得多了,所以曾国藩还是一时之人杰。

我说他笨,是指他小时候。他小时候是真笨。前面我们说他28岁考取进士,但是他23岁时才考取秀才,而且前后考了七次。

曾国藩小时候不属于那种才气纵横的人,晚清的著名人物中秀才普遍都很早,比如说比曾国藩小一岁的左宗棠,14岁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全县第一名。而曾国藩考了七次才中,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再比如说梁启超,11岁中秀才,16岁就中举人了;李鸿章17岁就中了秀才。所以说,曾国藩读书开窍是比较迟的。

野史里面有一则史料,说有一个贼跑到曾国藩家里偷东西,藏在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全家睡着以后再下来。当时曾国藩正在背一篇很短的文章,但怎么都背不会。最后这个贼都会背了,他气急败坏地从房梁上跳下来,从大门口扬长而去,临走还回头指着曾国藩说:“这么笨,还读什么书啊!”

确实,曾国藩自己在成功之后也一直说,我这个人才气不行。包括同时代的左宗棠,后生当中的梁启超,也都说曾国藩这个人一生不以才气见长。

曾国藩后来总结自己的一生,说自己吃过四次大亏,叫“四大堑”,头两次都是跟智力相关的。

第一次是他第六次考秀才时,考得还不行,学台大人就张榜发布公告,说给曾国藩四个字的评语:“文理太浅。”但他又认为曾国藩是个可造之材,就给他搞了一个身份:佾生。

“佾生”就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学台大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这个佾生可以来伴舞。所以,曾国藩把这件事当作人生中第一次奇耻大辱。

第二次发生在跟咸丰皇帝打交道的时候。咸丰1851年上台后,下诏“求言”。曾国藩就上了个奏折,建议皇帝“日讲”,就是给皇帝上课,加强学习。咸丰皇帝说这个想法不错,你写个方案吧。

曾国藩就写了个方案,还画了一张日讲的讲堂布置图给大家看。结果所有的同僚都嘲笑他说,这图画得太丑了。一个农家出身的腼腆少年,怀着一种壮烈的心志想干一件事,结果却被所有的人嘲笑。所以,他认为这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奇耻大辱。

总之,在历史上,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曾国藩,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笨笨的形象。

青年时代,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

笨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说人笨,通常包含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愚,第二个字是蠢,第三个才是这个笨,这三个字字形不一样,含义也略有区别。

所谓愚,上从禺,下从心,上面的禺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山脚或者墙角。合起来,就是指一个人钻牛角尖,不开通,死心眼,一根筋,钻到角落里难以自拔。

蠢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上面是个春字,下面是两个虫,含义就是春天到了,虫就出来了,一通乱动。所以乱动称之为蠢。

笨是最难解释的,它上面是个竹字头,把一根竹子破开之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层薄薄的东西,洁白得像纸一样。它跟笨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中间有个过渡。当时古人形容一个女子很笨,会说她像白纸一样纯洁简单,后来这个简单的意思就演化为笨蛋的笨。

我们说曾国藩笨,指的就是他的简单。因为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那个世界确实很简单,只要在上者仁义,感化下面的人,下面的每一个人恪守自己的本分(比如说文官就要死谏,武将就要死战),那个世界就会变成朗朗乾坤。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太简单,简单到根本就没法儿运作。所以《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就说,什么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都是骗人的。

但曾国藩就是相信这一套,而且还身体力行。他不仅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世界图景和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还要求其他人;不仅要求其他普通人,甚至还要求皇帝。

举个例子,咸丰皇帝登基之后,按照惯例要求群臣直言进谏。这个时候作为臣子,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条,比如“领导太不爱惜身体”之类的就可以了。可是曾国藩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奏折,指出了皇帝的三个毛病。

第一条,说咸丰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任何一个有智商、有自尊心的人,恐怕都受不了这个评价。第二条,说咸丰“徒尚文饰”,就是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第三条,说咸丰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别说是臣子给皇上提意见了,现在的领导如果直不愣登地给自己的“90后”下属提这么三条意见,人家也得跟你急。

咸丰皇帝果然就急了。据说他当时拿到这个奏折,“咣叽”一下就给扔地上了,马上就要派人办曾国藩。结果被边上的人给拦住了,说是您老人家自己求直言的,这个时候再杀人不好吧?所以曾国藩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曾国藩不只跟皇帝这么来劲,跟自己的同僚也是一样,都是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

他刚刚拉起湘军的时候,就带着队伍跑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要求跟当时的正规军——绿营会操(一起训练)。绿营又称绿旗兵,是清朝的常备军之一,在满清入关几百年后,已经烂得提不起来了,很多将官都是靠吃空额过日子的,很多士兵除了当兵这份职业,还搞起了第二职业,比如剃个头、卖个豆腐之类。这样的军队,看见曾国藩带来的这帮“土老帽儿”,能看得起吗?虽然绿营军战斗力不如人家,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正规军,湘军是民兵;自己是警察,湘军是城管。你想跟我会操,你有资格吗?

当时长沙绿营的副将叫清德,是个满人、八旗子弟,当然就不服不忿了,每次会操都不来。那些士兵本来就不听招呼,更何况他们的长官在后面挑拨是非。曾国藩抱着拳拳忠君之心,要为抵抗太平天国加强战斗力,还经常登台演讲,以忠君爱国之心来激励士气。但是那些人连字都不认识,皇上来了要粮食他们可以给,但忠君爱国的思想他们哪里有呢?所以就很难说到一块儿去。

清德后来闹得非常不像话。曾国藩一看有这么一个人在背后捣鬼,反正自己也有专折奏事之权,于是就给咸丰皇帝发了一封奏折,说清德原来逃跑,现在捣乱。咸丰就说,那就把这个清德革职查办吧。

曾国藩初来乍到,居然用朝廷的体制把身边的兄弟给办了,这让其他人怎么看?当时的湖南提督鲍起豹也是一名武将,他当然要跟曾国藩为难了。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就在背后捣乱,经常挑拨绿营兵和湘军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绿营兵把曾国藩的弟兄们给揍了,曾国藩一怒之下,行文到提督衙门要求严惩肇事者。鲍起豹就装模作样地绑了几个士兵给曾国藩送去。与此同时,他又挑拨其他的绿营兵跟曾国藩起哄,看他怎么严惩。反正鲍起豹自己不出头,因为一出头就会被参。

结果大家可想而知,绿营兵绑着自己的几个弟兄,送到了曾国藩那里,然后就在门口起哄:“我们把人送来了,有本事你处置啊!”

曾国藩当时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练射箭的园子)里设了一个临时办公室。当时的湖南巡抚叫骆秉章,就住在隔壁,也不吱声,就看着曾国藩。曾国藩刚开始心里也是定的,认为自己又没犯错,而且巡抚大人就在隔壁,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也不吱声。

外面这帮绿营兵越闹越凶,最后情绪失控,破开大门,冲进来就要打人,甚至要杀人。要知道,这帮当兵的没有文化,然后基于各种各样的义气,后面又有自己的长官撑腰,能干出什么事儿可就真没准儿了。

曾国藩被吓得掉头就往巡抚衙门里跑。这个时候骆秉章出来了,绿营兵一看巡抚大人到场,马上就安静了。在清朝的体制中,重文轻武,巡抚当时是挂中央的衔的,是最高的军官,甭管武将有多高的品衔,哪怕是一品的武官,见到二品大员的巡抚都要下跪。所以骆秉章一来,大家就安静了。

骆秉章上去就给五花大绑的弟兄们松绑:“哎呀,弟兄们受委屈了,好了,没事儿了,大家撤了吧。”绿营兵就撤了,这一仗算是打赢了。

其实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做给曾国藩看的。就是要告诉他,你再这样坚持自己那一整套道德原则,所有人都不会待见你,所有人都会在自己的分内给你难看。

骆秉章事后就跟曾国藩讲了一句话:“你不要再这样闹了,打仗还是要靠他们。”然后就掉头回自己屋了,给了曾国藩非常大的一个难堪。

曾国藩在长沙混得不好,后来他又带队去了江西。当时的江西巡抚叫陈启迈,这个人权力欲特别强,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个客军,就得归自己管。而且曾国藩所有的粮饷都是从他这儿拨出去的,所以陈启迈动不动就跑到曾国藩的军营里说三道四。

曾国藩看这个老头儿不懂军事业,所以经常不听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一封奏折,到咸丰皇帝那儿告了陈启迈一状。

咸丰皇帝说:“那好,把陈启迈也给办掉吧。”继任的江西巡抚叫文俊,又是一个旗人。文俊上台之后说:“你曾国藩是个不懂规矩的人,陈启迈怎么对付你,我还是怎么对付你。粮饷就在我手里,你不听我的,我就是不给你。”

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己想办法,找一些富户去劝捐。文俊和陈启迈的做法如出一辙,谁敢支持曾国藩,他就给谁颜色看。所以,曾国藩在江西也待不下去了。

这一阶段是湘军崛起的阶段,也是曾国藩混得特别窝囊的一个阶段。当时他给咸丰皇帝上的奏折里面有四个字,我读起来特别有感觉,叫“积泪涨江”,就是自己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你说他惨成了什么样子?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书信里写过一句名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一个坚持自己道德标准的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磕得粉碎,而且还得不到皇帝的原谅和支持。所以,他的年轻时代不是因笨而郁闷吗?

失落回乡,心性大变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又要回家守制。但曾国藩是怀着一股怒气走的,他跟咸丰皇帝也明说了。咸丰皇帝当时劝他:“仗打成这个样子,你还回家守什么制呢?夺情吧。”“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就是说你别回家守制了,为了国家的安危,你要素服从军,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

曾国藩说:“回来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份气受够了,我绝对不在没有督抚大权的情况下,再去领兵作战了。”说白了,他就是找咸丰皇帝要督抚大权。

此时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石达开和杨秀清当时杀得一塌糊涂,韦昌辉这些人都被宰了。石达开领兵出走后,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要不行了。咸丰皇帝一看,太平天国经过天京内讧之后,就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少天了,于是就对曾国藩说:“那你就回家去吧。”

这事实上就等于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作为当事人,曾国藩心情特别不好。虽然按照礼法,回家丁忧守制是一个正常的安排。但对于他来讲,毕竟不为领导所需要了,心里还是很失落的。说实话,曾国藩也不是当时清廷倚仗的唯一一支力量,当时各种在籍的官员,一共有54个人在办团练,根本不指着曾国藩这一支部队。

所以曾国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乡县的老家,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时候经常心慌。这明显就是气出来的。

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正统的儒家教育的理学家,他的理学造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确实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读了很多老庄的书,心态渐渐地就平复下来了。

他后来自己讲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别人觉得别人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但是丁巳、戊午之后,也就是回老家这两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性大变,突然觉得自己百无一能,这个时候再看别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长处。

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脱胎换骨,往往都要经过这样的变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过这样一段心态。

释迦牟尼原本是个王子,出家之后,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维持最少的食物摄入,通过苦行来磨砺自己。他每日或隔日进食一麻一米,后来七日才进食一次。他身边还有好多从人,跟着他一起苦行。

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飞跃。所以有一天他决定放弃苦行,跑到尼连禅河里洗了个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然后林中一个放牧的女子,还给了他一点儿乳糜喝。他身边的人一看,认为王子的道念不坚,背弃了他们的理想,所以就离开释迦牟尼,跑到别的地方继续苦行。

释迦牟尼独自来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树,就是后来那棵著名的菩提树,铺了一些草,然后在上面打坐,并发誓说:“我若证不到无上正等正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释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个层次,仅仅往外求,即通过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逼自己改变,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根本性的方法,是对外人变得更加通达,是内心的容量变得充分放大,每一个在人生当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觉得他都有类似的经历。曾国藩也一样。

第二次复出:放下身段,长袖善舞

终于,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就在他回家两年之后,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咸丰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为太平天国死灰复燃,接连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开始反扑了。其实他这个时候守制还没有结束,还是“夺情”。

此时的曾国藩不再跟皇帝犟了,他回家之前认为,皇帝你不给我督抚大权,我就不来给你打仗。甚至临走的时候还说,专折奏事之权我不要了,以后我有什么话,就通过湖南巡抚给你上奏折吧。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皇帝的诏书在六月初三下达,他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儿不废话,见诏即起行,前后准备仅仅用了四天。曾国藩后半辈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辈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每次都像求着他似的,说你去救一下武汉吧,你去打一下哪儿哪儿吧。他都不愿去,推说兵没练好,而且每次说话都是有棱有角的。

他的奏折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说与其将来我打不下来你治我的罪,还不如现在你就办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了很多。比如说咸丰曾经有一次让他出兵四川,曾国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挥,而且让他带一帮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赖别人给他拨粮饷,这个罪他之前已经受够了。

但是他已经学会了不直接拒绝,就跟皇上各种周旋,一会儿说我正在打景德镇,很快就打下来了,您再等等我。一会儿又说,我把当地的太平天国灭掉就行了。总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后来皇帝一看,四川已经没事了,就说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间的交流,不像原来那样刚性了,而是变得更加地柔软。

曾国藩第二次复出之后,他所有事情的处理方法都变了。比如说跟其他官僚,原来动不动就指责这个不忠君、那个做了逃兵。现在他不这样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准备了四天吗?这四天他还干了一件事——给所有他将来要打交道的官员写信,从督抚大员到各地的武将无一遗漏,武将在当时其实是没什么地位的。此举叫作“惠乞指针”,就是你指导指导我,我这次该怎么办。曾国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长沙,然后就拜会了所有大小官员,连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

当时官场上有一句话:“前生作恶,今生县令,恶贯满盈,县令附郭。”就是说上辈子不积德,这辈子才会当县令。你别以为县太老爷多威风,那是对老百姓而言,在官场里面,县令是最底层的,老是挨欺负。

什么叫“县令附郭”?如果你的县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辈子恶贯满盈,这辈子才罚你当这个苦差。我们可以想一下,过往省城的各位大员,包括督抚的家眷、姑舅等,谁来办接待?当然是县令来接待,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来就只能刮出那么一丁点儿民脂民膏,但是现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场上,但凡是首县,都是些八面玲珑、乖巧心思、非常柔顺的人。

对这么一个在官场见人就磕头的可怜虫,曾国藩也能礼贤下士,可见他的腰身已经柔软到了什么程度。

曾国藩这个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圆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跟户部的一些书办打交道。在中国古代官场,通过科举去当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们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出身,是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真正干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职业往往是世袭的。比如说京城的六部,六部里真正办事的往往都是这些吏,而且是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所以,各个部的书办往往是掌握实权的,比如说户部的书办,他们负责各种各样的军事报销。一场大仗打下来,军费往往高达几千万两银子,军官报销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被书办驳回。户部的书办就负责这个。

要想快速通过怎么办?只能贿赂书办。所以一看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这些户部的书办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有一笔大财要发了。

当时,按照史书记载,曾国藩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万两银子。按照潜规则,应该给户部的书办40万两。但是因为太多了,双方就要谈判,谈来谈去,最后以8万两成交。

但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朝廷说这么大一场仗,生灵涂炭,你们把所有的报销文件在户部备个案,就不用书办审核了。

这件事对于地方督抚大员、带兵打仗的将领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于户部的书办,就是晴天霹雳。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做人之道。曾国藩说,虽然不用报销,那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当时曾国藩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了8万两,送给户部的书办。他想的是,我们既然跟人谈好了,就不能没有信用,以防人家将来找自己的麻烦。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还是几年前那个以圣贤自期的儒家士大夫吗?他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跟自己的下属打交道也是如此。原来曾国藩天天以忠君爱国来激励自己的下属,打仗打赢了之后,也有各种各样的保举,但他的保举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他第一次出山打武昌,武昌打下来之后,他一共保举了300人,这在他的部队里面大概是3%的比例。

同时代还有一个名臣,叫胡林翼。后来蔡锷将军编过一本兵书,叫《曾胡治兵语录》,曾指的是曾国藩,胡指的就是胡林翼,可见当时两个人是齐名的。胡林翼也曾经打下过武昌,打下之后保举了3000人,是30%的比例。所以说,曾国藩对底下的人并不是很好。

但是第二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就几乎是到了滥保的程度。反正朝廷给的各种各样的保举文书不要钱,可以随便印。所以晚清的时候,武将里面到处都是红顶子,一品大员有的是。反正武将的官职也不值钱,曾国藩大约发了几万张这样的保举证书出去。

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经曾国藩保举出来的地方督抚一级的大员有26个,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实职的有50个。所以他后来也不把保举当回事了。

再说说军纪,所有儒家的老臣在自己带兵的时候,通常都是严守军纪的,因为儒家讲究的是仁义,对老百姓怎么能不仁义呢?刚开始曾国藩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曾国藩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如说军队抢劫这件事,只要不触及底线就好。

有一个事件能典型地反映出,他在军纪执行上没有刚开始那么严了。太平天国把国家打得一片糜烂了,将来国家的重建怎么办呢?清政府听说洪秀全在天京(如今的南京)积攒了金银如山,只要把天京打下来,就可以用这笔钱办各种善后的重建。但是曾国藩带着他弟弟曾国荃把天京城拿下之后,告诉朝廷一分钱都没有找到。

当时民间就有人说,哪里是没钱,都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给弄走了。湘军把洪秀全所建宫殿的木头都拆了下来,从城墙上顺下,然后雇船运回湖南老家了。

当时的清政府非常不高兴,后来给曾国藩的封赏降了一格也有这个原因。还让曾国藩去查,这笔钱到哪儿去了。曾国藩当时主张不要查,认为士兵整点钱不容易,于政体人心又无妨碍,何必非得追缴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儿有什么感觉,可能心里已经替曾国藩的人生画出一条曲线了,那不就是一条堕落的曲线吗?一个人刚开始用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后来,和光同尘,变得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原来一个以圣贤自期的人,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简直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污吏”、一个市侩;一个有理想的人变成了没理想的人。

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在官场上这么做我们还能理解,因为曾国藩原来是一匹野马,混到一群斑马里,一看跟他们不一样,就把自己身上用油漆刷成条条,伪装成一匹斑马,跟人家同流合污了。

这是真实的曾国藩吗?你要是这么想,就真是冤枉他了。其实,曾国藩一生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在道德上,他一直都是一个廉洁自持的官员。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作者是张宏杰先生。这本书里整理了大量曾国藩一生的财政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花钱的。

曾国藩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按照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000两,只占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当然最后的这18000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所以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严,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就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做女红的产物,自产自销。

他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点儿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一生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例子,对户部的书办,他跟人家谈好要给8万两,就一定会给。再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因为他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传统的很多小人,行为作风完全不一样。典型小人的作风是律己宽、责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责人宽。

你可能会说,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无非证明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君子,而且也学会了孔老夫子讲的恕道,对其他人比较宽容。

仅此而已吗?还真不是,我们来琢磨一下他背后的逻辑。

“不给他人难堪”背后的逻辑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了,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好了。

这就是给双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来。

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支。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十六个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这当中可没有那些零碎,他不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等等,只是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他是中国人。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000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也别不收,但也别多收,20两银子之类的礼物你就收下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还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这个原则。他到京城的时候,不是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京官当中散吗?但是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小金库结余的是3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2万两。

那剩下的一万两怎么办?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替我散给穷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张旗鼓地散。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一个清官。

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写道:“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都说当官要读曾国藩,我们在他身上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分成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一种叫圣贤,一种叫奸贼。奸贼和小人就不必说了,祸国殃民,只为私利,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贤和君子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就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周边的所有人。

举两个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燕王朱棣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朱棣说,你给我写即位诏书,我要当皇上。方孝孺说,我就不写。你不写,你不怕我诛你的九族吗?你诛我十族又如何?所谓十族就是包括自己的学生。朱棣就真把他所有的亲戚,包括他的学生,全部处死了。

海瑞更是如此——我清廉,一介不取;我穷,在衙门后院自己种菜吃。但与此同时,他也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难堪,这就是曾国藩讲的“盖难为情”。

所以,圣贤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未必好。因为他的道德标准已经高到了那个样子,光芒万丈,所有周围的普通人、俗人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惭形秽,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海瑞最后复出的时候,他只是被作为一个道德标杆搁在那里,谁都不愿意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什么事了。

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种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的登顶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业的。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

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明白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曾国藩在当京官的时候,喜欢跟什么人搞在一起?就是后来典型的顽固派,比如说像倭仁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是理学家、道学家,一辈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为他承袭的是孔孟的道统。

可是,中年之后的曾国藩反而成为洋务派的代表,对一些外洋庶务所谓的“奇技淫巧”,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做出了当时士大夫当中非常罕见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这是一种转变吗?

当我们深看一层的时候,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这种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曾国藩都不会拒绝,只要他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回到《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这本书,在序言当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说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