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做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胡适

在中国流传甚广的歌曲《兰花草》和它的词作者胡适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中国人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事物。胡适的大名在中国可谓众所周知,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授和思想家,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被一顿臭批,而近些年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圣坛上。他为何会拥有这么高的学术和思想地位呢?让我们来聊聊胡适其人。

胡适先生拥有学者和文化名人的双重身份,很多学科都有他的影子,而且在很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但都涉入不深,更谈不上有较高的学术建树。作为一个学者,胡适仅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堪称真正成体系的学术著作,但也只完成了上卷;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的社会、政治立场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6岁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他提倡白话文运动,致使多位老学问家、老学者都看轻他,如国学大师黄侃(章太炎的弟子)就曾嘲笑过他,认为白话文的效率不如文言文。固然,胡适的很多学问都处于草创时期,都还只是一种很简朴的学术。国学如此,西学亦然。当时很多搞西学的人也看不起胡适,如北大的辜鸿铭就曾嘲笑他,认为他所学的英语属美国俚语,不算真正典雅的英文,还认为他根本不懂西方哲学,教哲学更是误人子弟;另一个在北大教哲学史的教授陈汉章,也曾经在课堂上嘲笑胡适对哲学的研究不深。平心而论,胡适在学问方面的确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没有太多可观的成就。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是由于他成名太早,不敢对千秋万代负责。纵观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可谓无足可道,但他却喜欢去研究一些鲜有人涉猎的东西,如《水经注》。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场

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很尴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在世71载,历经四个时期,即清朝廷、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几年。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胡适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动辄写诗攻击政府,还曾拒绝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南京政府时期,胡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十分微妙,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貌合神离。要说合,他差点儿成了国民政府的总统,胡适死后,蒋介石还给他送了一副叫“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可谓对他推崇备至;但蒋介石也在日记中承认,胡适的死给革命思想和民族复兴思想除掉了一个障碍。要说离,老蒋就曾以胡适反党的理由否决了他当清华大学校长的报告。胡适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国家诤臣,政府诤友”,他从来就不曾是蒋介石的走狗。

在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胡适的朋友很少,但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不少信,胡适也用自己主办的杂志转载过《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的文章。胡适一生在1949年之前,没有说过一句反共的话,他对共产党始终不来往、不熟悉、不评论。

毛泽东于1951年和1954年发动的对胡适的批判,针对的是其代表的整个旧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而非胡适本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知识分子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胡适作为过去整个士林的领袖,被拿来当作检验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成果的一个标准。

胡适的思想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他是以一种孤单的政治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他自己就曾说过:狮子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才会成群结队。

胡适对自己孤立的政治地位很是看重,他的孤立独存,不管是面对两股政治势力还是主流民意,都敢于表达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从头到尾都反对五四运动,认为学生不该上街,不该搞政治运动,应该回到书斋去研究学问,做未来民族的栋梁。

更典型的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抗战之前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他曾坚决地反对对日开战,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打,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和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打,根本打不过,应该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还认为当时应该承认伪满洲国,好换取一个和平条约,以换取搞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时间,等养足力量再打。

早在1935年,胡适就说过:中国想要打败日本,需要具备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开战这个必要条件。他不仅有这个判断,而且在1938年担任驻美大使后,拼命地挑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他就是奔着这个使命去努力的。

胡适在美国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一个仅仅给大家发发护照和签证的大使,而是一个到处演讲的大使,其演讲的基本意思为:中国自古和美国一样,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人对日本人抵抗是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日本就是法西斯,是白眼狼;日本迟早会让美国吃亏的。现实还真被胡适言中了,1941年就爆发了珍珠港事变。这次胡适作为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又一次看对了未来。

谈了这么多,我不是想把胡适放在一个历史夹缝当中来分析,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想要追问作为几十年前智者的胡适,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是什么?

胡适方法论:少谈些主义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胡适在学问上是不错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细琢磨这段公案,其实在胡适的思想当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这一生反复在讲的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乍一听好似犬儒,但若回到那个年代就会读出不一样的意味。

先看后半句,“少谈些主义”。什么叫主义?主义的前身是思想,对于信奉者来说,信着信着就变得不容辩驳了,就成了主义。胡适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容辩驳的,是天然正确的,应先疑而后信。所以他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当中有一个规律,就是相信名教,即以名词为宗教。虽然中国没有全民信仰的共同宗教,但都信仰一些大词,如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好似语言本身就有力量而不需要任何证据。但胡适认为这些东西均不可信。

有人将胡适的思想总结为“非主义论”,这是对一切建构性的、不容怀疑的理论而言。这似乎有些让人费解。比如说胡适一生都在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可他却主张年轻人不要研究国学,应去学习更现代化、更具普世价值的科学知识;再比如说“民主”这个词,这个词似乎天然正确,但是胡适却认为民主不是什么优秀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中国想要走上民主的道路,需要像培养小孩一样,从一点一滴的生活方式入手,去走向民主这条道路,这就是胡适“少谈些主义”的根本内涵。

胡适方法论:多研究些问题

胡适的思想还有“多研究些问题”这上半句话。他自己一辈子研究的问题其实没那么重要,《红楼梦》《水经注》对当今社会的用处不太大,但他的确为中国思想文化引入了一种现代的科学方法论。

我们今天经常会讲到一个词,独立思考。很多人都以为独立思考是跟别人想得不一样,特立独行,其实这不叫独立思考,真正的独立思考应该是不盲从盲信,不被人骗,不被人忽悠,能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胡适的话说,就是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想方法来研究问题。

胡适对史学界的影响是造就了所谓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即是要有怀疑精神,如果没有证据就不盲信。胡适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但中国现在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在反对科学。要知道,科学其实从来不自诩为真理,科学是目前为止人类接近真理最可靠的一条羊肠小路。科学反复讲的就是要怀疑、要否定那些可证伪的东西,这才是科学。科学是一点点进步的,但它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扎实的、可信任的进步。胡适这套方法论虽然讲起来很简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这也是200年来人类文明得以进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基本精神。

胡适是不信主义的,他要求大家应该先自省、自赎和自救,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分析一下自身能力是否能与日本人干这一架,如若没有,就该回头选择一条更有效、更聪明的政治策略。因而,胡适那些听起来像汉奸言论的东西,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一整套科学方法论。

胡适的情怀:“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胡适的思想。最后借用英国学者柏林的《狐狸与刺猬》打个比方,胡适表面上有狐狸的才能,因为他广泛涉猎文史哲,几乎没有他不碰的学问,可本质上他是一只刺猬,因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少谈些主义”,少被人骗、被人蒙,多用现代科学方法论,来一点一点地扩展我们的认知边界。

同时胡适还常在文章里自比鹦鹉。这源自中国古代的一个传说:深山里有只鹦鹉,有一天突发山火,鹦鹉就用自己的翅膀去水边蘸上一滴水去灭山火。山神认为它傻,说这么做是毫无意义的,但鹦鹉却说:“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去看这位老人家,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再不相信科学,再被人骗、被人蒙,我们就永远记住他的眼神吧,这只刺猬、这只鹦鹉的眼神,在历史深处看着我们的冷峻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