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Ⅰ 社会制度不是“空中楼阁”

万能身份证

前一阵子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一般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会读的红头文件,但是媒体朋友还是从中发现了一点儿料。有的人说,你看里面有不动产登记制度,房价受其影响是涨是跌呢?有的人说,你看,马上要实名上网了,这对网民自由是好是坏呢?他们关注的都是这个。

但是恕我直言,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真是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咯噔”就有点儿像一个偷保险柜的贼,一直在等待锁和扣“咔嚓”一下合上。我突然在这份文件中看到中华民族整个国家踏上现代化征程的那道门打开了。

@AlonsX:如果仅仅做到信息集成,而没有信息公开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对比美国信息公开,把信息集成比喻成小区摄像头,我们会觉得摄像头很平常很普通,那是因为我们有权利去观看它,它保障了所有人。但当你没有办法看到摄像内容,那么你甚至无法知道他摄像的位置是在你的房间里,还是在你的浴室中。而掌控摄像头的人将更加是无忌惮,因为你可能被记录了一些东西,他却可以删除关于自己的摄像记录。再对比一下美国完成信息公开的艰难,那我国信息公开的难度可想而知。这些观点多少有些悲观,因为信息公开确实任重道远。

可能你会说,罗胖你过甚其词了吧?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文件中的内容,其中2014年有28项任务,最让我眼前一亮的任务是什么?是以公民身份证为锁扣的,集成一切公共信息平台的一个统一的全社会信用框架。换句话讲,若干年之后,本届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每个中国人只用一个身份证号,就可以追溯到你几乎一切的社会信用行为。纳税啊,交通违章啊,有几处房产啊,多少存款啊,股票帐户啊,不动产信息啊,全部一目了然。

大家说这叫好事啊?这不就意味着我想炒房也不能炒了,上网说点儿什么也被政府知道了,这能叫好事?这是好事,为什么?听我慢慢道来。

中国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贪污腐败、地沟油、假冒伪劣,所有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转型社会问题。过去我们都希望用严刑峻法,各种各样的制度建设来管理社会,但是在社会学家看来,这方法是行不通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就讲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儿邪乎,叫“中国的腐败已经进入到了不可治理的状态”。当然他说这个“不可治理”不是从悲观绝望的角度来看的,他的意思是要先解决不可治理的问题,再来解决可治理的问题。

在孙先生看来,整个社会的制度是分两层的:一层是基础制度,一层是应用型制度。就像我们玩电脑的时候,应用程序有QQ,IE和迅雷,但是你别忘了,支持这些程序运行的还有一个基础程序,叫Windows,没有这个玩意儿,上面那些程序根本就用不了。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天天就是在建设上面的那些制度,而忘了底层制度的建设。

@wma6688:就如开头说的社会制度存在基础型和应用型,我觉得个人信息公开化至少在我们这儿不属于基础型改变,恰恰相反,还是属于应用型制度,因为这一套系统仍然是由少部分人管理,而这群人同时也管理着所有人。如果个人信息化制度付诸实践,可能朝两方面发展,一是确实对所有人施行信息公开。二是仅仅公开被管理者信息,而那群管理者信息仍旧不透明,或者公开部分可以公开的。您觉得在目前这种状况,哪种可能性更大呢?确实美国的例子就这样拿过来做比较还是草率了点,毕竟基础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

底层制度是什么呢?比如说现金管理。有人行贿,提一皮箱钱到领导家。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什么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也不知地也不知,只有你知我知。这种腐败怎么治理?现在的腐败大案曝光,你不觉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吗?就是只有非常戏剧性的偶然事件才能让腐败大案曝光。一个叫杨达才的人在处理事故的现场时把手表戴错了;一个叫韩峰的人写日记,把不该说的事情说出来了;有的人抽烟抽得不对,结果坐牢了;小偷入室撬窃,发现床底下全是现金;情妇反目等等,都是偶然性事件才被曝光。

西方社会之所以腐败比较好治理,是因为它有严格的现金管理制度。比如在美国,虽然这么多年来现金的使用量也在飙涨,但是美元一大半的现金是在海外流通的,本土流通的现金其实并不多。你到美国去看一看,人兜里像中国人似的动不动到银行存个几万美金,这种事儿很少见。美国人身上就带一点儿零钱,剩下的都是信用卡,各种各样的电子支付手段。所以美国就推出一项制度,只要你在社会上使用现金,比如一则交易你要使用现金,超过一万美金了,对不起,你要到金融犯罪网络去登记,他要确保这种大额的现金交易可以追溯。

可是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有的人买房喜欢用现金,动不动拉一车的现金到售楼处去买房,这么大规模的现金运作,就会导致社会缺乏遏制腐败的基础条件。再比如说公款大吃大喝这件事情,1998年公款吃喝突破一千亿,2002年突破两千亿,到2005年就突破六千亿,后面的数据我就查不到了,大家自己去想。2005年六千亿呦!

@雨泪花醉:干吗要想办法抓腐败?要设立制度让你贪污都没机会,人家美国贪腐少不是它抓得准啊,是它根本就不给你贪腐的条件,你权利没那么大,人家干吗给你送钱?朱元璋贪腐抓得好吧?杀错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刑法也够狠,你想都能吓尿的惩罚,结果怎样呢?贪污一样严重,人都有侥幸心理,抓得再严都没用。

西方国家的反腐“绝招”

西方人怎么制止公款大吃大喝呢?前几年,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一项口头决议,说从此我们得整顿参议员和说客的游说集团的吃饭问题,吃饭得自己掏钱。甭管谁,只要跟游说公司吃顿饭,15天之内你得自己到网上登记说明,跟谁吃的、在哪吃的、吃的什么、价格是多少、点了什么菜等等。有人会想,这管用吗?美国参议院的一项口头决议就管用?真的就管用。因为只要这些信息是公开联网,并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名下可追溯,这个方法就管用。

这些参议员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哪一顿饭这种小破事撒一个小谎就被废掉了,比如明明写着跟这个人在一起吃饭,过几天老百姓发现,那天在另外一个州看到这个人了,你撒谎,这一追溯起来,马上就查出来了。这就叫基础制度,它是一个保证其他制度在上面运行的基本操作系统。如果没有这样的操作系统,所谓的反腐,所谓的制止大吃大喝,所谓的查抄地沟油,所有这些东西无论用多么强大的严刑峻法,都不能彻底根治问题。

@三觔土豆:虽然对自己的信息公开有点不爽,不过这个趋势的确也还是存在的,利大于弊。

传统社会其实就是受制于此,明代初年朱元璋惩治贪污腐败多厉害啊,比现在厉害多了。贪污十两银子直接剥皮揎草,什么叫剥皮揎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塞满草,吊在公堂之上,下一任县官上任的时候,旁边就是他的前任。意思是你看见了吗,贪污十两银子,你的皮下次就挂在这儿了。但是这样都没用。所以朱元璋晚年几乎是喘着粗气写了一句话,说:“这些贪官啊,朕一生就杀他们啊,杀得朕都累了呀,他们还是不改啊。”

@kmou:我赞成这句话:“你不能享受高科技的同时,又要求隐私。”其实早在很长时间国家已经在建立这些东西,你以为银行免费为开个什么,送个什么,然后要求你做绑定真是那么好的事,其实就是在绑定你的很多信息了!信息公开化,难过的不是我们老百姓!

在传统社会,当整个行政管理系统是用人力,而所有的信息都不是在一个平台上被汇集起来的时候,你怎么管?你严刑峻法、找典型、做运动、搞娱乐,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没用。要知道反腐这件事情是在跟人性作斗争,而人性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信息公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当建立了这样一个系统,它就是在解决我们社会的基本信用制度。当然,你可能也会说,这个东西治当官的是一方面,那我们老百姓是不是也被制住了?我们要干点儿什么坏事,政府是不是也都知道了?这对我们的隐私好像也不保准啊。

《1984》的“老大哥”预言

我们回到一本小说吧,这本小说发表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叫《1984》,是一本很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作者是乔治·奥威尔[1]。他就构想了未来,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大哥”的组织,通过一个叫“电目”的东西天天盯着我们,要知道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电视还没发明呢。这个东西在我们身边,任何一个房间里都有,老大哥天天通过电子眼看着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自由。

@不来也不去-飞:制度建设分两层:一层是底层基础运行制度,另一层是上层应用制度。完全同意,有一个好的操作系统,才能使更多更好的应用程序发挥作用。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呢?他幻想的那个“电目”,那个电子眼确实到处都是,这本小说完成60周年的时候,英国的好事者还去查了一下乔治·奥威尔,到他的故居周围看,发现就在他故居周围500码的地方,有好几十个摄像头,当年他想象的“电目”实现了。可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变得更自由还是更专制了呢?当拥有了电子眼之后,当所有人的信息都能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集纳和曝光的时候,到底是老大哥们更难受一点,还是我们老百姓更难受一点呢?琢磨琢磨这个,你就知道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这样的公共机制,对我们是福是祸。

罗胖荐书:《守卫底线》

作者: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