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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四帝共治及后来的历史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探讨了3世纪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说，这种状态随着284年戴克里先被拥立为君主而终结。我们已经在第3章和第4章概述了3世纪以后所发生的大部分事件，而现在可以在更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对之进行更详细地讨论。
戴克里先不仅最先意识到3世纪危机的影响，而且是开始采取补救措施的第一位君主。最关键的因素是在位的元首无法确保预先指定的继承人不受干扰地继位。另一方面，戴克里先认为帝国太辽阔、过于复杂，单独一人不能有效地治理帝国；人们怀疑图拉真或哈德良能否作出这样的判断！最初，戴克里先任命老战友马克西米阿努斯为凯撒，处理西部的军事问题，以此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从宪法层面而言，一年之后马克西米阿努斯已被提升为奥古斯都，但戴克里先因其资格老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这样，仍不足以解决一直困扰罗马帝国的严重问题，因此，戴克里先在293年为每个奥古斯都任命一个凯撒：康斯坦提乌斯在西部，伽勒里乌斯在东部。戴克里先就这样创立了四帝共治制，由此，4个成员都被赋予了区域管理权，凯撒作为奥古斯都的候补与继承人，奥古斯都在执政20年之后必须退位。因此，这个体系内含一个缺陷：每个统治者都拥有统治下的领土和唯命是从的军队，凯撒能够挑战奥古斯都的权威，正如十几年后所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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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管理意大利和行省而创建的这种新体制，成为一种复杂的新型等级管理制度的顶峰。级别仅低于凯撒的官员是近卫军长官，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他们作为奥古斯都和凯撒的重要官员，行使司法和财政职能，获得极高的地位。按照戴克里先的设计，在近卫军长官之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部门，作为君主和人数日益增多的行省总督之间的纽带，君主不再对行省总督进行严格地控制。结果，帝国被划分为12个行政大区，大多数行政大区由一个骑士级别的大区总督监督，实际上他是近卫军长官的副手。这些行政大区包括不列颠、高卢、维也纳、西班牙、阿非利加、意大利、潘诺尼亚、美西亚、色雷斯、亚细亚、本都和东方。然而，彼此矛盾的材料显示，在这种模式之下还存在例外情形。例如，在《维罗纳行省表》中，执政官等级的阿非利加行省成了执政官等级的左吉塔纳，大概由阿非利加大区管辖；不过该行省在《职官表》中保留了旧名称及其执政官等级总督，行省总督不仅与大区总督地位平等，而且不受大区总督的控制。亚细亚行省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高卢的两个行政大区和维也纳拥有一个大区总督，但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事务相分离，而埃及仍处于近卫军长官的控制之下。在职官表中，尽管东方行政大区由东方的科米斯管理，但实际构成并不稳定，同埃及一样，很明显后来发生了变化。意大利辖区不仅有大区总督，也有罗马特别行政区长官管理半岛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罗马城。
因为在旧体制中设立这个新级别的行政部门，所以行省重组使君主对行省的控制更弱，在旧体制中行省总督直接向元首或元老院负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将行省一分为二而引起的后果，早在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他就对曾行省进行过这样的划分。于是，不列颠的上、下两个塞维鲁行省就被划分成4个：布列塔尼亚第一行省、布列塔尼亚第三行省、马克西马·凯撒里恩西斯行省和弗拉维亚·凯撒里恩西斯行省，第5个行省瓦伦提亚大概是后来增加的。西班牙原来的3个行省变成柏提卡、卢西塔尼亚、迦太基尼恩西斯、塔拉哥嫩希斯、卡莱西亚。据《职官表》记载，在北非又增加了毛里塔尼亚·丁吉塔纳，还有伊恩苏莱·巴莱鲁姆。总之，大多数行省都是一分为二，例如，卢格杜嫩希斯第一行省和卢格杜嫩希斯第二行省，但后来又划分出卢格杜嫩希斯第三行省，那尔旁第一行省和那尔旁第二行省，毛里塔尼亚·凯撒里恩西斯行省和西提芬西斯行省。然而，其他行省划分得更多，例如，亚细亚行省最终被划分成7个行省。
罗马帝国最终大概被划分成119个行省，因此，行政官员相应增多。诚然，许多新行省由行省长官（总督）管理，他们是来自骑士阶层的低级官员，其办公厅可能只有100个官员左右，但一些执政官等级的总督仍拥有很多工作人员。这样的行省包括不列颠的马克西马·凯撒里恩西斯行省和两个日耳曼行省。意大利被划分成许多行省，仍保留原来的财务使头衔。所有政策的目标是通过行省总督加强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控制，虽然总督管辖的区域不大，但必须掌控一个相当复杂的官僚体系。据估计，管理如此辽阔的罗马帝国，至少需要3万名行政人员，但这只是一个保守的数目。与现代的官僚体系相比，罗马帝国的行政人员太少，因而存在着一种风险。不久前，越来越多的造船厂工人和官员必须为衰微的皇家海军服务就表明了这一点。当与罗马帝国最初两个世纪最有效的运行方式相比，3万名行政人员似乎过多，收税者的数目似乎超过了纳税者的数目，这是极具讽刺性的。如前文所强调的，施政最有效的形式是协商管理而不是政治争论。
图66 四帝雕像
4世纪初，戴克里先、马克西米阿努斯、康斯坦提乌斯、伽勒里乌斯四帝斑岩雕像，高1.3米。我们几乎无法辨别他们，只有戴克里先留着胡须。雕像曾经被放置在君士坦丁堡的王宫，现在存于威尼斯的圣·马克广场。
无疑，行政人员的增多始于君主的宫廷秘书处，由官员、皇室的服务人员构成。专制君主制确立之后，君主本人要履行一整套仪式、惯例和外交礼节。宫廷的最高官员是近卫军长官，他是最重要的财政管理者，负责军队和文职人员的供应。地位仅次于近卫军长官的是执事长官，可以说是宫廷内务大臣，作为独立的官职设立于君士坦丁统治时期，控制拥有许多职责的秘书处。目前，许多税收以实物支付和以金银支付，因此，又增加两个辅助财务管理员，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行省财务官，然而埃及仍是一个例外。圣库伯爵负责征收金银税，负责矿山中金属的生产、使用以及造币厂，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当作为报酬加以分配时，这些税款对于保持军队的忠诚、士气和行政机构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官员皇家私产伯爵负责管理君主的所有地产、财产和收地租，还没收土地和财产，土地拥有者通常因对前主人的背叛而失去土地和财产。在国家重要的官员中，排在第四位的是大法官，直接向秘书处负责，处理很多上传给君主的请愿书和申诉，起草国家法规。除了这些行政官员之外，还有相对应的军官，指挥宫廷卫队和隶属君主的野战军，这支军队逐渐以宫廷卫军闻名。
行政大区的总督是近卫军长官的副手，两个重要的财政部也列为行政大区级别，财务官可以就赋税征收问题直接与行省总督交换意见。所有级别的行政部门都划分为司法、财政和神职3个机构，实际上权力只集中于地方长官级别或更低级别的官员手中。到目前为止，地方官员所拥有的权力非常小，几乎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都在行省总督的法庭中判决。结果，案件上诉至法庭或行省总督所需的时间更长，所需费用可能更多，因为不管法庭规模的大小，行省总督必须巡视行省内的所有巡回法庭。剥夺地方行政长官手中的大部分权力也意味着在城市中心区的实际行政管理中，行省总督要承担更多的工作。除了这些职责之外，行省总督还要负责征收以金银和实物支付的赋税，可以看出尽管总督拥有大量的行政人员，但其工作量仍然过大。
然而，不能认为行省总督只能依靠那些领取薪金的行政人员，因为还有许多拥有经验的自愿担任官职者，这种任职者发端于元首制时期，尽管他们缺少真正的权力，却仍然发挥作用。在这种自愿官职中存在强迫的继承因素，这是不可取的。一旦成为城市议会议员，那么他的儿子和孙子必须成为城市议会议员。因此，如果一个人晋升到较高社会等级而不能找到接替者，那么其家庭就要被迫一代接一代地举行那些麻烦而奢华的仪式，即使破产，他们的义务也不会被解除。此外，尽管城市议会成员很重要，但他们通常与专业行政人员的最低等级属于同一级别。然而，他们也从中受益。虽然没有报酬，但他们仍属于特权阶级，像所有权贵阶层的行政人员一样，在受审过程中，他们免受比较严酷的刑罚和拷打，对于寒门中的较低等级来说，这种刑罚和拷打是不可避免的。
组建的所有行政机构类似于军队的组织，因为这种机构起源于军队。因此，同士兵一样，文职人员的薪水是以现金和实物支付的，现金通常是黄金，实物则是食物或饲料。尽管日益倾向于从骑士等级中吸收新成员以取代君主的被释奴，但被释奴在一定时期内仍在秘书处发挥着作用。在等级森严的组织中，许多地位较高的官员常常从普通的民众那里得到酬金，增加收入来弥补薪水的不足，因此他们会为民众的利益着想。实际上，这种体制成为合法的贿赂和勒索的根源，通常根据提供的服务拟定酬金的法定数额。甚至收税者也要收取酬金，因为他们为纳税人“效劳”！
各级行政机构开展的最重要、最复杂的工作大概就是收税，没有税收，行政机构或军队就不会存在。在许多方面，税收工作完全不同于元首制时期的非正式程序，更类似于现代的模式。首先，近卫军长官依据所有军事和行政部门提交的财务报表，制定每年的预算。根据预算计算出罗马帝国每个地区的必需品，包括食物、衣服和鞋。于是，用来满足这些要求的税收标准首先以主教管区为单位计算，然后以行省为单位计算，最后这种负担由各城市和其他地方政府联合体分担。最终，城市议会议员也许要用自己的财产弥补可能出现的赤字，他们还负责把所征收的实物运送到收税中心，收税中心可能在几百里地之外。
罗马帝国缺乏官僚政治的传统。在罗马帝国晚期，许多官员也没有为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意识，大多数人只是设法得到晋升以及获得个人利益。此外，由于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政治和法律体系运转缓慢，其中法律诉讼要花掉一小笔财产，经过许多年才能解决。缺少足够的监督，允许行政人员擅自长时间离职，这加重了这种迟滞。官员即使被发现擅自离职，通常的惩罚也只是职位的丧失，离职4年的惩罚只是被免职而已。
将这个时期复杂的管理组织与元首制时期的管理组织相比是非常有趣的，在元首制时期，通常只派遣一个人指挥军队和管理行省，包括主管行省法庭和地方巡回法庭，往往依据罗马法和地方法进行公平裁判。此外，在一些地方财政官级别的行省，财政管理也是此人的职责。这种体系对个人期望太高，很少考虑个人的承受能力，往往将软弱者和平庸之人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只有那些具有显赫背景和突出才能的人最终才会升至最高官职。整个升职体系就是这样设置的。因此，对于元首制时期行省总督所获得极大的成功或者遭遇的彻底失败，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公元4世纪，随着官僚政治权力的增加，随着国家对日常事务干涉的增强，也许这使得罗马帝国不能产生拥有必要才干之人。或者还有一种解释，由于2世纪末和3世纪的流血战争，为罗马帝国提供领导者的社会阶层被摧毁殆尽或者遭到严重削弱。革命、内战和重要的外部战争往往都有这种影响，就像大革命后的法国一样。
另一个宫廷官员是书记员，其地位日益显要，其职责是保存最新的军事和行政记录，学者们所熟知的《职官表》就是出自此官员之手。这是一个对所有军事指挥官及其职员、军队单位、驻地以及文职机构的重要官员和工作人员进行说明的列表。《职官表》分成两个主要部分，象征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文献，出现许多内在的矛盾，表明了不同部分编纂的不同日期。学者们对于不同部分的不同日期有许多争论，无疑这种争论仍会继续下去。通常认为《职官表》是在4世纪末或5世纪初编纂的，尽管至少涉及不列颠的一部分地区，陈述了3世纪末的军事部署，而其他的记载却与这个行省无关。不过，在研究晚期罗马帝国时，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文件，尤其是文件清晰地记载着帝国的军队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
尽管军队的这种分离始于戴克里先时期，直到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仍未全部实现，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在君士坦丁之后发生了更多的变化。由于这次改革，大多数行省总督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最终，近卫军长官和副近卫军长官也被剥夺了军权。君士坦丁还解散了以前的近卫军，可能由于近卫军支持马克西米阿努斯反对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也许是帝国晚期第一位意识到帝国需要一支中央机动防御部队的君主，巡防军在某些方面拥有这种职能，这是对固定边界形成之前的边境地区的奥古斯都式布局的仿效。由隶属于君主的两个军官——步兵长官和骑兵长官指挥巡防军。巡防军及子军团成为军队的中坚力量，取代了元首制时期的军团编制，他们得到与其威望相匹配的薪俸和特权，高于边防军。但是，巡防军和边防军之间的划分是可变的，一些边防军被提升为巡防军，被称为“假冒的巡防军”；他们不能得到与巡防军士兵相同的报酬和威望。
巡防军最终被组织在区域性军队中，这些区域性军队常常超越行省的边界，甚至超越一些行政大区的边界。这些规模较大的军队，例如在高卢的军队或沿多瑙河的军队，最终由其自己的长官指挥，而规模较小的军队由科米斯指挥。组成这些军队的各支分队不会被指派到任何特殊的要塞，当不作战时，大部分军队驻扎在城镇。因为时常与城镇居民发生摩擦，所以许多帝国敕令涉及驻军的住宿问题。这些军队本身主要源于边境部队，还包括现在力量减弱、隶属于最好骑士联队的一些旧军团，可能还包括3世纪伽里恩努斯所组建的骑兵部队的遗留。但是，戴克里先几乎使塞维鲁时期的军团数目增加一倍，尽管没有一个军团超过1000人，大多数机动的步兵部队大概在500~1000人之间，然而有军旗的骑兵人数更少，通常少于500人。骑兵联队采用许多新且有趣的名字，有时反映他们曾驻扎的旧驻地要塞。其他的名称：如“拦截”、“侦察”、“忠实”、“狂妄”完全是修饰性的词语，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军事意义。为了装备一些分遣队，出现一种新型武器——martiobarbulus，这是用手投掷的小型铅制标枪。
与巡防军相比，边防军是完全固定不动的，不会在任何远离他们永久驻扎地的地方作战。旧式军团（可能力量减弱）、骑兵中队、步兵大队、骑兵连和步兵连仍算在这些军队中，新招募的各支分队可能编入了边防军，依据他们是骑兵或步兵分别命名为equites和milites。同巡防军的各支分队一样，他们常把所驻扎的要塞的名称作为其名称的一部分。这些边境部队通常由督军指挥，同巡防军一样，也许指挥权不止局限于一个行省或行政大区。然而，阿非利加是一个例外，边境地区分属许多财务官，得到巡防军的支持，科米斯拥有全部指挥权。人们过去常常认为这些驻军的士兵主要是农夫，例如特利波里塔尼亚边境的那些驻军，他们与妻子和子女住在要塞内，这种状态持续到他们不得不作为士兵参加战斗时止。然而，现代学者认为他们是晚期罗马帝国军队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的稳定性，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在早期战事较少时，居住在附属于要塞的村镇中。
边防军中的许多要塞指挥官在某些方面与英国殖民时代的地区专员相似。他们常住在好争斗的居民中安置人员维持秩序，并裁决他们的争端，除此之外，履行所有其他行政职责，例如，为收税人提供护卫队。关于这些职能的信息来源于存留下来的帕拉维乌斯·阿比耐乌斯的信件和记载，他在埃及的法尤姆地区的狄奥尼西阿斯要塞担任指挥官。然而，我们要谨慎地使用这个资料来推断埃及的情况，正如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即使在公元4世纪，埃及是一个总会存在例外的行省。不过，这个记载也让我们了解到要塞指挥官也须承担一些额外的职责。
边防军中的许多分队同巡防军的分队一样，以其驻扎地命名，也有一些同样奇异的名称，例如阿比耐乌斯指挥的部队，其全名是普莱雷克托鲁姆·狭奥尼西亚达第5骑兵辅军团。边防军的许多联队的人数比元首制时期的骑兵中队和步兵大队少，有时兵力降至116人，相当于戴克里先时期在埃及服役的骑兵中队的总人数。
除了驻扎在边境防线的陆军之外，《职官表》中还列有海军，驻扎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以及其他主要河流和重要的海岸线；其中一支海军称为黑斯特里卡（classis Histrica），似乎以卡努图姆为基地，由潘诺尼亚最高司令官指挥。很明显当海军部队转移到其他驻地时，他们仍使用已获得的称号，这与巡防军的军团一样。例如，驻扎在塞讷河畔巴黎的庞德雷提诺鲁姆舰队（classis Anderetianorum），其名字表明它曾经驻扎在不列颠南部海岸的佩文西。
早期理念的显著变化对晚期罗马帝国的军事建筑结构产生影响。帝国初期，依据城镇和要塞围墙设计的外部塔楼，在4世纪却成为一种建筑标准。在许多例子中，间壁墙中修建了塔楼，或者塔楼作为新围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楼的形状有长方形、多角形、半圆形和马蹄形，还有一些扇形的塔楼，这种塔楼大多出现在下多瑙河地区。为了限制出入，塔楼的大门往往建造得较小且数目较少。在早期双层门的塔楼中，正门通常被锁住。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的兵营中旧式大门的设计中增加一个迂回，通常在建造横跨正门的外部塔楼时修建，带有通过塔楼侧面的出口。在不列颠的佩文西，晚期撒克逊人的要塞的特殊S型通道有同样的作用。间壁墙通常修建得更厚，里面用砖石建筑护墙。
公元4世纪防御工事的变化倾向于拥有更强大的防御功能。要塞不再只是驻军与敌人交战的防御地，而成为收集的税款、档案及其他物资的安全存放地，而防御者安全地躲在里面享用食物和禽类，大门紧闭，对于任何想通过此门的侵略者来说，是一个永久的威胁和阻碍。罗马军队也是安全的，蛮族几乎没有重型装备及后勤供应进行围城战争。现在，我们发现这是防御战争形式发展的第一步，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城堡复杂多样的防御工事的形成。
晚期罗马帝国要塞的内部设计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建筑往往更不规则或者布局完全不同。道路将多瑙河畔的君士坦丁·德罗贝塔划分成4个相等的区域，这是一个典型。埃及卢克索的军团要塞中修建了一些宗教性纪念物，这是另一种类型。而在哈德良城墙的要塞中，一些兵房区被分成小型的个人住所，有时会在驻军总部的建筑中修建谷仓。许多要塞为了修建内部建筑物，用木材修了一条回道。海军修建特殊的三面要塞，靠水的一面是开放的，为停靠的船只和不当班的船员提供安全的地方。我们在莱茵河的盎格尔斯及凯尔·盖比看到这样的例子，在安格勒塞可以俯视爱尔兰海。
3世纪末和4世纪，乡镇和城市中许多新设防的地区面积都非常小，中心地带常常只有基本建筑物。最有名的是培里古乌斯，新城墙把圆形剧场围在要塞内，特里尔也是这样。而在达西亚的萨米泽哥图撒，圆形剧场在3世纪末实际上成为一种设防的要塞来抵御蛮族入侵，可能是因为它需要较少的防御人员。
图67 罗马帝国晚期要塞的平面图（原书插图28）
晚期罗马帝国军队的另一个变化是依赖于从境外的蛮族中招募士兵。长期以来，征召非罗马人入辅军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一时期却达到顶峰，甚至军队中的大多数高级军官往往具有蛮族血统。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斯提里科，他是汪达尔人，成为提奥多西乌斯一世的军事长官及其儿子霍诺里乌斯的监护人。斯提里科的影响非常大，实际上他代表霍诺里乌斯统治帝国西部，并成功地击退了几次大规模的蛮族入侵，其中两次打败阿提拉及匈奴人的进攻。若不是斯提里科遭到羞辱以及被斩首，他或许能使罗马免遭劫掠。随着蛮族的整个民族和部落作为村社和异族进入罗马帝国，这种招募政策达到其顶峰，这些蛮族对罗马军队及罗马帝国的传统毫无了解。纪律涣散、装备不足、指挥不当，他们没有真正替代旧式的常规军队。随着采用联盟的形式，情况变得更糟糕，公元5世纪的西部帝国大部分地区不得不依赖素质更低的蛮族士兵。
罗马军队及帝国西部管理的最终瓦解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按时发放正常的薪水。没有报酬就无法保证士兵服役和保持忠诚，常备军的士兵只能逃跑，可能进入最近的居民区。因为军官也没有酬金，没有动力去维持纪律或阻止士兵叛逃，实际上他们可能也逃跑了！在尤吉皮乌斯的《圣·塞维里努斯传》中，清晰地叙述边境防御的崩溃，描写一个圣徒如何参观上多瑙河畔的诺里库姆的部分地区。尤吉皮乌斯发现一支正规军仍在帕绍驻守防御工事，有一段时间没领到报酬，他们决定派一些人去意大利看看即将发生什么事，但使者被杀，他们的尸体顺河漂流而下。我们再也未听说关于这支军队的消息，可能他们融入当地居民中，这个地区留下的唯一一支部队是素质很低的联盟，尽管由圣徒领导和给予鼓舞，但他们后来的行动使受其保护的人们感到不满。
西部军队解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的丧失，可以在这些土地上放牧并且能获得其他必需品。此外，这样的领土上居住着纳税人，失去土地，等于失去他们向国家缴纳的赋税，最终也使军队和管理机构丧失了后勤基地。
由戴克里先采用、被君士坦丁继承的军事策略，其重要价值得到证实。固定的边防军与后备机动部队相结合的设想很好。正如前文所强调的，固定的边界实际上相当于驻军，但一次持久的大规模进攻会很快在防御线上打开缺口，敌人可以通过打开的缺口没有任何阻碍地向腹地进驻援军。1940年德国人就采取这种策略进攻弱小国家。但一支优良的机动作战部队在后方能够牵制第二次军事部署，尤其是当一系列密集的、防御牢固的据点联合起来时，就像罗马帝国西部的每个城市、镇和乡村那样。机动作战部队需要绝对安全的基地，可以保护存放的食物、草料、补充的马匹和装备。我们仅能推断，在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时，由君士坦丁时期设计、瓦连提尼安时期革新的器械仍然正常使用。最终摧毁罗马帝国的是军队人数的减少、士兵素质的下降及后勤供应体制的彻底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