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农之囚

像牺牲的羔羊一样完全丧失声威的,是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陷入失去圣地绝望中的教会,将阿克陷落9年后的1300年定为“圣年”,提出基督徒到罗马朝圣可以享受与到耶路撒冷朝圣相同的“免罪”待遇。

在日本大学使用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讲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时,以下三项事件的介绍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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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诺萨之辱
十字军东征
阿维农之囚

所谓卡诺萨之辱,是公元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为了请求罗马教皇解除开除出教的绝罚,身着粗布服装,站在教皇驻跸的卡诺萨城堡外的雪地里三天三夜悔过的事件。此时,教皇的宗教权威对皇帝世俗权力的主宰达到顶点,对整个天主教世界起到了宣示性的作用。

十字军东征,则是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尔蒙号召发动夺回圣地的远征开始,到1291年阿克陷落告终的,一共8次大规模运动的总称。

至于阿维农之囚,则是从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开始的70年间,法国国王一直将教皇软禁在法国城市阿维农的事件。

阿维农之囚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囚禁,教皇并没有被扔进监狱。整座法国南部小城都处在国王的监视之下,教皇从选上到身故一直生活于其中。选举下任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也在阿维农召开,在连续7次会议上,出生于法国的新教皇获得加冕。这段时间内,罗马梵蒂冈的拉特兰宫并无主人,圣彼得大教堂也没有人主持弥撒。

要是教皇回忆卡诺萨之辱,恐怕会有恍若隔世之感——教皇的权威业已荡然无存。而这两大事件之间,横跨的是十字军东征的岁月。

那么,教皇权威的丧失,与十字军东征失败的责任是否直接相关呢?

在教会的理论中,罗马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也是将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人间的中介。上帝自然是不会犯错的,那么传达上帝旨意的中介人,也理应不犯错误了。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其提出质疑之前,人们大概都相信这一点。

以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自然不是希望其成为现实的上帝,或煽动其成为现实的教皇的责任。失败的责任,完完全全在于对上帝的信仰不够充分,或在实行远征的过程中犯了错误的人们。圣殿骑士团的下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既然教皇对十字军东征失败完全没有任何责任,教皇权威的丧失又是为何呢?

如果先给出答案再解释的话,那就是实力强弱的变化。

罗马教皇并没有自己能够动员的军事力量。他们只能依靠世俗君侯来实现发动十字军所需要的军事和社会动员。愿意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个人和组织,自然是全心全意相信教皇的煽动,但由于领导十字军的君侯往往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并不容易在远征中形成某一势力独大的局面。

中世纪西欧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但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二世与教廷和诸侯复杂的权力斗争,帝国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腓特烈二世固然能征善战,却并不长命。随着他的儿子被教皇的阴谋推翻,霍亨斯陶芬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宣告结束。然而教皇的所作所为,却为法国国王在欧洲大陆的横行无阻扫清了障碍。

此时的英国,也处在较弱的状态。西班牙则无时无刻不处在与穆斯林对手拉锯战的“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中。意大利则分裂为多个城邦国家,没有统一。与它们相比,法国国王得以在参加十字军的诸侯死后兼并他们的封地,变其为王室直辖领地,充分加强了法国的王权。从十字军东征结束开始,法国的中央集权化便开始了。

1303年,当时的罗马教皇被法国国王的军队俘获。不到三年,教皇就被掳至法国。从此,象征罗马教皇权威丧失的“阿维农之囚”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