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引言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个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5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1000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1)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视而不见。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也许认为，入党将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1943年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自己的过去，而她与他们同居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是终生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奥尔基的姨妈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方才获悉，他的父亲原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这么多年来，安东尼娜竟茫然不知，这位与自己结婚的男人竟和自己一样，青少年时期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
安东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名叫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人民公敌”家庭，其父亲和祖父1937年被捕，她也一无所知。她自己从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经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以及媒体对斯大林镇压的公开批评，他们受到鼓励，方才启齿。另外，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借机袒露了互相隐瞒40多年的秘密，但仍担心共产党的反击，便商定不让当教师的女儿奥莉加知道。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蒙在鼓里反而能给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直到1990年代中期，安东尼娜才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像戈洛温娜家一样，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埃人民如何过私人生活？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感受是什么？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狭小的住所，隔墙都能听到相互的交谈，究竟能有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通过立法、监督、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无远弗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
像安东尼娜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亲属受到镇压而生活在不间断的恐惧之中。他们如何应付这种不安全？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苏维埃制度的不公和异化；另一方面，又要设法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们如何获得平衡？为了补救他们的“历史污点”，为了变成社会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又作出了何种调整？安东尼娜在反思自己经历时说，她从没真正相信党和它的意识形态，但作为苏维埃专业人士，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医生，她接受了该制度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也许，她在过着双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苏维埃的规范；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于基督徒农民的价值观。体验这种双重生活的，有许多苏维埃人士。当然，另外还有不少“富农”孩子，更不用说还有贵族或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苏维埃制度。
《耳语者》的主要舞台是家庭道德领域，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压力。如果学校、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标，与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家长如何保存自己的传统和信念？又如何传给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对私人之间的亲密造成何种影响？当丈夫、妻子、父母突然变成“人民公敌”而被捕时，家人会作出何种反应？作为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他们如何处理胸中的郁结，是信任自己所爱的人呢，还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生的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统治。这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2)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一名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如此回忆：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3)
另一名女子——其父亲被捕于1936年，记得：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但与他的政治直接相关，在每一页当中，可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融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卷入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是合作参与者。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叙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5)
历史学家在透析斯大林主义的内心世界这一课题上姗姗来迟，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仍与公共领域有关，譬如政治、意识形态、“苏维埃群众”的集体经验。个人——如真有出现——主要是向当局提出申述的人士（已变成公众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里的个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其主要原因是来源匮乏。在前苏维埃和党的档案中，大多数的个人收藏属于政治、科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的，大多涉及这些人的公众生活。在为本书做调查的初期，我们曾浏览数千份个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1]
出版于苏联的回忆录，或在1991年前业已公开的苏维埃档案，一般并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别是1985年之后在开放政策时期出版的文字。(6)发表在西方的回忆录，不管是来自苏联流亡知识分子，还是斯大林镇压的幸存者，都存有同样的缺陷。它们被广泛认作“沉默者”的“真实声音”，让我们了解普通公民是如何应对斯大林恐怖的。(7)在冷战高峰期的1980年代初，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这些知识分子的幸存叙述为主，特别是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证明个人精神是反抗苏维埃暴政的内在力量。(8)这种道德视野——在1991年的“民主”胜利中获得了兑现和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倒塌后的回忆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9)它也深深打动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在1991年之后，比以前更倾向于强调人民对斯大林独裁的反抗。(10)对许多幸存者来说，尤其是矢志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回忆录确实揭示了真相。但是，它们无法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并不同样心怀这种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恰恰相反，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中沦作为虎作伥的帮手。
出现在档案中的日记呈各种形式（作家日记、工作日记、文学年鉴、剪贴簿、每日纪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价值。但相对来说，出自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如果不愿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见的，仅有极少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很少人甘冒书写私人日记的风险。一旦被捕——几乎可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先没收的就是日记，如果含有可解释为“反苏维埃”的想法或情绪，便可成为罪证（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以细小潦草的字迹来记日记，即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体而言，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日记，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11)1991年之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日记——包括苏维埃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或来自前苏维埃档案，或归功于人们的自发募集，例如莫斯科人民档案（TsDNA）。(12)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其数量仍然太少（尚未公开的前克格勃档案中可能还有），无法就普通公民的内心世界得出结论。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还需要面对“苏维埃语”（Soviet-speak）的问题，很多日记千篇一律，所表达的思想都循规蹈矩。如果不知道写日记的动机（恐惧、信仰、风气），便很难解读这些日记。(13)
近几年来，部分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主观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读文学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记），强调正统意识形态对公民内心世界的主宰程度。(14)他们认为，要偏离苏维埃政治的公共话语，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绪，很可能被当做“自身危机”，而接受自觉自愿的剔除。(15)苏维埃的价值和理念已渗透人的内心，这的确是《耳语者》中众多研究对象的特征。其中仅有极少数人，以自我改进的方式来认同斯大林制度，成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谓的“苏维埃主观性”的代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意识中的旧价值和旧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压抑，被本书反映出的苏维埃心态所取代。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安东尼娜决心努力攻读，成为社会中的平等人——以此来克服自己作为“富农”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经历的“恐惧感”）。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果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16)他本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悦诚服的斯大林主义者。
与口述历史相比，这种心态在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和信件中较少出现——其内容一般得遵循苏维埃的规则和礼貌，承认恐惧是绝不容许的。(17)研究斯大林政权的历史学家，愈益转向口述历史的研究手法。(18)与任何受制于记忆误差的其他学科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方法上的缺陷。在学会了耳语的俄罗斯，对苏维埃历史的追忆又充斥着编造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这些缺陷因此变得格外麻烦。数百万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发，锒铛下狱。许多有此经历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麦克风（与克格勃挂钩的设备）的研究人员，马上变得格外谨慎。这些幸存者出于恐惧、羞耻、禁欲主义，压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忆。很多人无法反思过去的生活，因为他们已习惯于逃避令人尴尬的问题，包括做出怎样的道德选择，来界定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成功。其他人则不愿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以事后诸葛的动机和信仰，作出各种各样的辩解。尽管有这些挑战，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为如此，处理得当的口述历史，可为专门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提供巨大的好处。这意味着要对照家庭和公共档案的书面记录，尽可能严格地核查受访者的证据。
《耳语者》引述的数百份家庭档案（信件、日记、私人文件、回忆录、照片、实物），迄今都被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幸存者藏匿在俄罗斯各地的秘密抽屉中或床垫下。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与本书相关的口述历史项目，侧重于家庭和个人的内心世界，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口述历史，后者主要是社会学的，比较关注恐怖时期的外部细节和古拉格的经历。(19)这些资料组成了一份特殊档案，是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汇集之一。[2]
《耳语者》所讲述的这些家庭，代表了苏维埃社会相当广泛的横截面。他们具有各式社会背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城市、集镇、村庄，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参与镇压的。他们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员。另外还有未受影响的家庭，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其数量极少。
《耳语者》凭借这些材料，图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们生于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到1925年之间，其经历随苏维埃制度的轨迹波动而变迁。到了后面的章节，本书又为他们的后裔提供发言机会。为了理解该制度的遗毒，多代跟踪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苏维埃制度对家庭的道德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尚无其他的极权制度对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远的冲击——包括共产主义东方（经常与斯大林政权相比的纳粹独裁统治仅持续12年）。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以长远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现象。有关这一题材的现有历史叙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仿佛只要弄清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斯大林政权的本质。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中最为凶残的一段（它占了1917至1955年政治处决案件中的85%），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涌来的迫害之一（1918—1921、1928—1931、1934—1935、1937—1938、1943—1946、1948—1953），每一次都吞噬许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人口数量的顶峰并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几十年，数百万人仍身受其漫长暴政的遗毒。
在《耳语者》的公开叙述中，交叉编织起来的家史可能太多，读者很难逐一追踪个别的叙述，但可运用索引将它们串连起来。它们可被当做一个共同历史的变种——即给每一家生活打下烙印的斯大林主义。另有几户人家，包括戈洛温娜家，其故事贯穿整个叙述，所以列出了家族树。《耳语者》的中心题材，围绕着联姻的拉斯金家和西蒙诺夫家。他们各自的命运，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有天渊之别，悲剧般交织在一起。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是中心人物，也许是《耳语者》中的悲剧英雄（取决于你的见解）。他出生于遭苏维埃政权镇压的贵族家庭，却在20世纪30年代蜕变为“无产阶级作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他，曾是苏维埃文学阵营中的重要干将——获得六项斯大林奖、一项列宁奖，又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的战争小说颇受欢迎，他的戏剧可能稍有欠缺，流于宣传，但在战争时期，他又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回忆录作家，诚实地审视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罪行与道德妥协。1939年，西蒙诺夫与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结婚。她的犹太家庭从“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搬来莫斯科，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幺。但西蒙诺夫很快抛弃了她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转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这段浪漫史激励他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Wait For Me，1941年）。几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记于心，冀望打完胜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身边。从1945到1953年，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其时，斯大林的理论家要求苏维埃的文学领袖，参与迫害那些被视为过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反犹运动中摇旗呐喊。这一官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诺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权太深，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西蒙诺夫是很复杂的，他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了贵族的公众服务价值、军人职责和服从精神。在他脑海中，这等同于热心公益、为国牺牲的苏维埃美德，使他在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诺夫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素质，如果说有“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诚实、纯真、有条有理、严守纪律，具有相当的热情和魅力。不管是所受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性格，他生来就是积极分子，幼时即迷失于苏维埃制度，面对其在道德方面的压力和要求时又无法脱身。在这个意义上，西蒙诺夫体现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冲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权的阴影中——要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动，也许先要了解他的时代。
[1]科学、文学、艺术档案馆内的个人收藏（如SPbF ARAN、RGALI、IRL RAN）有时更加真实坦诚，但包含私人文件最多的部门往往不对外开放。1991年后，有些前苏维埃档案馆收集了普通家庭捐赠的个人收藏——如TsMAMLS，含有莫斯科居民的各式私人文件。
[2]大多数档案由作者和纪念学会一起取得。该协会是一个人权和历史方面的组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专门代表和纪念遭受苏维埃迫害的受害者。这些档案分存于圣彼得堡（MSP）、莫斯科（MM）、彼尔姆（MP）的纪念学会，其中大多数可在网上查到（http://www.orlandofiges.com），既有摘录，又有访谈录音，部分材料还有英文版。如想了解该研究项目的更多详情，请参阅书末的后记及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