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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一
1917年10月，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在布尔什维克总部的斯莫尔尼学院见到自己父亲时竟然都认不出他。上次见面时，她只有5岁，过后不久，父亲便潜入地下活动。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他的党内化名。叶丽萨维塔在斯莫尔尼学院任秘书，非常熟悉数十份法令上的签名——“谢尔盖·古谢夫”，他是负责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她沿斯莫尔尼学院无尽的拱形长廊匆匆走过，听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发出嗤笑和口哨。这座贵妇学校营房一般的教室，已改为苏维埃新政府的临时办事处，她的工作就是分发法令。当她告诉其他秘书，这些签名属于她失散多年的父亲，她们都没将之当做一回事。从未有人建议，她应该与他重建联系。在这些圈子中，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事业。党在为人类解放开展决定性的斗争，你如果仍在记挂私人生活，就会被视为“市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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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驱使叶丽萨维塔走向父亲的是饥饿。她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食堂刚刚吃完午餐，走进来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硕的英俊男子，身着军装，戴夹鼻眼镜，尾随一长列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在中央长桌旁坐下。两名士兵向饿坏了的无产者们分发菜汤和粥。叶丽萨维塔仍然很饿，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观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汤匙喝汤，另一手执铅笔在尾随者递上的文件上签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谢夫同志”。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父亲了，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朝拥挤的餐桌挤过去。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布尔什维克首席组织者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4名秘书，1917年10月摄于斯莫尔尼学院，德拉布金娜位于右二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另一份午餐。(21)
列宁很喜欢这一则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经常叫其时已变得稔熟的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讲述此事。它在党内变成了一个传奇，生动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斯大林曾说：“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22)
德拉布金的故事是该项革命原则的典例。1895年，叶丽萨维塔的父亲（本名是雅可夫·德拉布金）尚是学生时就加入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她母亲费奥多西娅也是党地下工作中的重要成员（娜塔莎），经常带着作为掩护的女儿奔赴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为圣彼得堡的革命者购买弹药（叶丽萨维塔的玩具包裹里藏有炸药和子弹盒）。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叶丽萨维塔的父母为躲避沙皇警察而转入地下。5岁的叶丽萨维塔赴罗斯托夫与祖父同住，一直待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时，新上台的临时政府释放了所有的革命者。[1]叶丽萨维塔与母亲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当时的名字）重聚，随即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赤卫队中的机枪手。她在布尔什维克10月25日的夺权中参与强攻冬宫，复又担任其首席组织者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秘书。这份工作让她走进了斯莫尔尼学院，而她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23)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敦促普通党员以沙俄时的革命家为榜样，牺牲个人幸福，放弃自己家庭，为工人阶级服务。[2]他们提倡对“大公无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构建全新的道德观，以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取代所有的旧诫。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很多社会主义者把培育新人当做革命的根本目标。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春天写道：“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24)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25)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这次遭遇之后，叶丽萨维塔很少看到父亲，他们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动。1917年之后，叶丽萨维塔继续在斯维尔德洛夫办公室工作。在内战期间（1918—1920），她参加了红军，先是做医疗助理，后来成为机枪手，参与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南部向西方列强支持的白军或反革命军队发起的进攻。她在抗击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白军的东线战役中，甚至在父亲指挥下投入战斗。其时，父亲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充当苏维埃军队的指挥中枢，该委员会以托洛茨基为首。叶丽萨维塔经常听父亲向战士发表演讲，但从没走近他。她后来说，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关注私人事务”。整个内战时期，他们只相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了20年代，父亲和女儿都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见面更加频繁，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但仍然无法亲近。他们分开得太久，无法培养亲情。叶丽萨维塔回忆：“父亲从没对我说过他自己。我现在才意识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别人讲起他，我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26)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军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到1921年的春天，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他们打着无政府主义的起义旗号，呼吁苏维埃的选举自由、“全体劳工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农民自主耕地的自由”。显然，布尔什维克自己正面对着新兴的革命。列宁在3月初承认，“我们快撑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称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但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27)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引进新经济政策（NEP），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重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列宁这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小农——执著于私人家庭生产的原则——暂时但必需的让步，以挽救革命，为国家重整旗鼓。他谈到，这一政策将持续“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长”。1921年的苏维埃居民，身着缀满补丁的衣服，以破损的器皿烹调，用开裂的杯子饮水，什么都要换新的。市场的恢复给苏维埃经济带来新生命，私人贸易对革命和内战所造成的长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应。贸易商人设立摊位，跳蚤市场蓬勃发展，农民将食品运来城镇。因有新法律的许可，私人的咖啡馆、商店、餐馆、夜总会、妓院、医院、诊所、信用社甚至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内战时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机盎然，嘈杂的贸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车司机、灯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 1917年之前。
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市场的恢复似乎是对革命的背叛。引进的新经济政策招致广大党员的怀疑（甚至列宁“偏爱”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过程也非常缓慢，从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来，他反倒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捍卫者），列宁不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说服力和权威，使之获得党代会的通过。尤其是在城镇工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农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变得越来越富。在城镇工人看来，私人贸易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悬殊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称作“对无产阶级的新型剥削”，他们的愤怒主要针对“新经济人”，即在20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起来的私商。在苏维埃宣传漫画所塑造的大众想象中，“新经济人”以钻石和皮草装扮妻子和情妇，驾驶硕大的进口汽车，在歌剧演出时打鼾，在餐馆里高歌，在昂贵酒吧中大声吹嘘其挥霍于赛马场和赌场的美元财富。新兴暴发户的这种大肆挥霍，衬以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贫困和大量失业，给人们带来苦涩的怨恨。他们认为，革命本来应该终止不平等。
在“内部战线”上，新经济政策让“资产阶级文化”的残余得以苟延残喘。共产主义曾承诺要予以消灭，但暂时还不能没有。它中止了反对中产阶级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苏维埃经济需要他们的专长。从1924到1928年，对宗教的斗争也告暂停：不再以先前（或后续的）的频度关闭教堂或压迫神职人员，让老百姓继续保留自己的信仰，不过，反教会的宣传仍在继续。最后，新经济政策为私人生活的旧习惯和家庭传统保留了空间，引起众多布尔什维克的担忧：俄罗斯“小布尔乔亚”的心态和习俗——数以百万计的小商人和小生产者，其数量因新经济政策而日益增多——将会阻挠甚至破坏革命运动。斯大林在1924年宣布：“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态度和习惯，束缚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心灵，成了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28)
布尔什维克设想，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要与旧的习俗和习惯展开不断的斗争。随着内战的结束，他们准备在“内部战线”上发起新的持久战：通过消灭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行为和旧社会留下的陋习（卖淫、酗酒、流氓、宗教），来赢得共产主义个性解放的革命战争。布尔什维克中几乎没有分歧，他们认为改造人性的战役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有 争议的只是何时打响第一枪。马克思教导说，意识的改变依赖于物质基础的改变。列宁在介绍新经济政策时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之前——其过程需要横跨整个历史时代——试图在私人生活中创建共产主义道德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撤离私人领域，这又是多数布尔什维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战场每一时刻，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家人、居所、内心中保留旧心态，只会对党的根本思想目标造成重大威胁。他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性在新经济政策下日益增强，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击。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写道：“不能让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29)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合”所取代。
以布尔什维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苏维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写道：“家庭喜爱孩子，使他变得任性，鼓励他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30)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同意要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性之爱”，来取代这种“自我中心的爱”。《共产主义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父母讲到自己孩子时，将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将会关心社区内所有的孩子。这种变化需要多久方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不同见解。激进派认为，党应采取直接行动，马上着手破坏家庭。但多数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理论家的论点：在苏俄这样的农业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单位，慢慢随着国家向都市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再逐渐变弱。
同时，布尔什维克又采纳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间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体。为了解决拥挤城市的住房短缺，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称为“掺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纪20年代，最常见的共用公寓由原业主占据主房，让其他家庭搬进偏房。当时，只要符合“卫生标准”（即人均生活空间，它从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业主仍可自由选择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佣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抢占。该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吸引力，不仅是新政权宣传的反特权斗争（“反宫殿的斗争！”），更是一次创建集体生活方式的运动。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入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社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新型住房设计就以这种改造作为出发点。最激进的苏维埃建筑师，例如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Constructivists），建议修造废除一切私人领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内衣的所有财产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饪和育儿的家务由各团队轮流负责，大家按性别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专为性生活而设的包房。但这类房子实际上造得很少，仅在乌托邦想象和未来小说中广为流传，如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We，1920年）。大多数确实落成的建筑，如建构派莫伊谢·金兹伯格在莫斯科设计的财政部公寓大楼（1930年），并没采用完全的社区形式。它们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又有社区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标仍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资产阶级”）转向集体生活。(31)
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确的框架，以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结婚和离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其结果是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在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溃和革命年代的混乱，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32)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革命积极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几乎构成了一种职业病。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圈子中随意的性关系已成事实上的规范，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获通知，立刻奔赴遥远的前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轻松随意的态度相当普遍。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的年轻仿效者经常接受教诲，要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承诺，放在爱情或家庭之上。与普通的苏维埃青年相比，性乱交在年轻党员中更为普遍。许多布尔什维克将性自由，视作“苏维埃现代化”的标志，不再接受资产阶级道德的约束。有人甚至主张，配偶关系只会促使恋人们脱离集体，减弱对党的忠诚，而性乱交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抗衡。(33)
由于党的需求，布尔什维克人不能照料家事，当不好尽职的丈夫和父亲，这是众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归，很少看到妻子，几乎从不遇见自己的孩子。”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党代表大会经常讨论此类问题。普遍认为，与非党员丈夫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放弃妻子和家庭，因为他们对党的忠诚高于对爱情的忠贞。事实上，妻子和母亲的缺失所带来的麻烦，不仅存在于党内，也存在于广泛的苏维埃知识界。其时，大多数知识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34)
托洛茨基认为，与其他人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新条件面前暴露得最为彻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写道，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先驱，“共产党先锋队只是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较早地经历了”人民大众无法避免的进程。(35)许多党员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开拓新型家庭的职责——父母双方都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投身公益活动——尽管要付出与子女疏远的代价。
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丈夫彼得·涅泽夫茨夫都是列宁格勒（列宁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与3个孩子住在斯莫尔尼学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马克斯娜[3]。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出生于1923年。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母，她早晨醒来之前，父母已经离开，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马克斯娜回忆：“我觉得缺乏母亲的关爱，总是嫉妒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小孩。”因为父母不在，孩子们由两名女佣照料，都是新近来自乡下的农妇，充任管家和厨师。根据她的回忆，作为最年长的孩子，马克斯娜自4岁起便承担家里的“全部权责”。厨师会问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钱，去高级干部专用店购买食物。如果女佣打破家规，或“做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事”，马克斯娜就会向母亲汇报。但更多的时候，她回忆：“如果做了我不喜欢的，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们。”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负责任——她很清楚，母亲喜欢她负起责任——并欣然接受：“母亲说得很清楚，家里发生的事与她无关。对此，我从不怀疑。”
马克斯娜从小接受新社会价值的熏陶，属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视作“小同志”。她没有玩具，也没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间。马克斯娜回忆：“父母视我为平等人，交谈起来把我当做成年人，教我从小学会独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岁上小学的第一天早上，母亲带她去学校，让她记住路程——将近3公里的复杂旅途——这样，下午放学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马克斯娜回忆：“从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学校。我的脑海里从没闪过应该有人陪我的念头。”马克斯娜步行一小时去市中心的商店，购买了所有的书籍和文具。从8岁起，她自个儿赴剧场，因为有父母的高级干部出入证，可坐在包厢内。马克斯娜回忆：“从来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是我把自己带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遥远的身影。到了节日，他们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亚的高级度假村，却把孩子们留在列宁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实施僵硬的管束，在马克斯娜的回忆中，往往成为烦恼的来源。母亲责怪她钟情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却不读共产党青睐的儿童教育书籍，如弗拉基米尔·奥布罗切夫的科学探险故事《萨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ni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别雷赫和阿列克谢·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讲述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如何被送进列宁格勒的学校。母亲将这两本书带回家，马克斯娜尽职地读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遗忘。母亲还禁止马克斯娜邀请学校的朋友到家里来，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党领导过的舒适生活——尽管仍属适度的，且带有斯巴达风格——特别是与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父母很少称赞或表扬她，几乎从没亲吻或拥抱过她，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时前来照料她的祖母。马克斯娜回忆：“我喜欢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关爱。她教我如何缝纫，如何穿珠成项链，为我准备玩具，甚至还给我买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厨房，放在她房间的一角，我喜欢待在那里尽情玩耍。”(36)
1917年后出生于党员家庭的许多儿童，都谈到父母亲情的缺乏。在这一方面，苏维埃精英养育子女的习惯与19世纪俄罗斯贵族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对育婴室兴致索然，很早就把婴儿托交给保姆、女佣和其他家仆。(37)
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1922年出生于布尔什维克家庭。内战时期，父母都在红军服役，得以相遇相识。1920年返回彼得格勒后，父亲成为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师指挥官。到1925年，他就读于军事医学院，晚上仍要刻苦学习。母亲任职于贸易委员会，等安吉丽娜出生后，开始在外贸学院学习，同样要在晚上苦读。在安吉丽娜的回忆中，童年主要是在管家的照料中度过的：
母亲很爱我，既耐心又细心，就是不够亲热。她从不溺爱，从没与我一起玩耍，希望我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把我当做成年人……父亲全心投入工作，我觉得自己只会给他们挡道，肯定是父母的累赘。我非常调皮，不喜欢待在家中，竟是在院子和大街上长大的。我8岁那年，父亲出差去莫斯科，带回一个鱼缸。他不让我出去玩，结果我绊倒了鱼缸，所有的鱼儿洒落一地。他用皮管抽我，我便大声叫嚷：“你不是一个父亲，你是一个继母，继母！”(38)
1923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出生于莫斯科党政干部的家庭，父母在苏维埃军队主要出版机构“军事百科全书”供职。父亲与家人分开，单独住一套公寓，这不是因为与母亲的离异，而是因为独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玛丽亚的母亲自己也是苏共内战历史方面的研究员。玛丽亚很少看到父亲，五六岁时甚至怀疑他的存在。她回忆：“我不懂‘父亲’是什么，只知道其他女孩有叫做‘爸爸’的家人，但我几乎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会在出国旅行后突然出现，非常热闹，给每人带来礼物，然后再一次消失。”(39)
艾莱娜·邦纳的父母是列宁格勒的党干部，从清晨持续工作至深夜，很少看到留给祖母照看的女儿。艾莱娜渴望母爱，“假装爱哭”，还经常装病，迫使母亲留在家里。她羡慕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孩子，相比之下，他们“总是显得非常欢快”；而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家时，也忙于党的工作，很少关心孩子。艾莱娜回忆，她9岁或10岁时，“父母每晚都在编写小册子，说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党的工作就是造房子”。(40)
邦纳一家住在党务工作者的特殊宿舍，那里曾是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酒店。房间装饰简陋，一切摆设都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党员都生活在类似的简朴环境中，即使高级官员，其生活也很朴素。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才以豪华公寓和消费物品奖励他的忠诚部下。从1923到1930年，尼古拉·谢马什科担任卫生人民委员，他家在莫斯科财政部公寓大楼只占一套简陋的小公寓。其邻居回忆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舒适或装饰从来不感兴趣。”(41)
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这种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排斥。他们努力扫除“小布尔乔亚”的生活遗迹——壁炉架上供赏玩的瓷器、鸣唱的金丝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软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摆设——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攻击，这两者紧密结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1921年写道：
墙上的马克思在注视
突然
张开嘴，
开始呵诘：
庸俗理不清的纱线缠上了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兰格尔[4]更为恶劣
最好
拧下金丝雀的首级——
由此，共产主义
将不会败于金丝雀。(42)
列昂尼德·埃利亚舍夫，1932年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美学，热衷于装饰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间”（苏维埃官员对家的称呼）只需最少的装饰和布置，纯粹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家具最好能节省空间，如两用沙发床。在布尔什维克的想象中，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崇拜财产而受奴役，简朴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在费奥多尔·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说《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党员的一对夫妇牺牲自我，抛离家园和女儿，去帮助重建一座在内战中被摧毁的水泥厂。当丈夫格列勃开始想念老家的舒适时，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标提醒他：“你想要美丽的鲜花在窗台上绽放，床上铺满软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在共用厨房就餐。你看，我是一个自由的苏维埃公民。”(43)
布尔什维克对个人外表持有同样严苛的态度——时髦的衣服、精致的发型、首饰、香水、化妆品，在在都是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共产党先锋队的“新人”衣着朴实——类似无产阶级或半军事化的制服——没有任何装饰。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阶段，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忧，“布尔乔亚”文化的舒适和诱惑突然袭来，可能腐蚀广大党员，所以要将这种斯巴达态度推崇为思想纯洁的象征。1922年，党在共产主义道德方面的主要发言人阿隆·索尔茨警告说，新经济政策可能会误导党员，让他们相信“自由追求自身品味的个人生活确实存在，甚至还可模仿资产阶级社会认定的优雅”。索尔茨呼吁布尔什维克改变自己的审美观，自行清洗内心的资产阶级本能。在他看来，“想要戒指、手镯、金牙齿的人都是丑陋的，一定会激起党员们的审美愤怒”。(44)
瓦伦蒂娜·季哈诺娃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家中长大。1917年10月率队攻坚冬宫的，就是奥夫谢延科。瓦伦蒂娜的母亲在布拉格遇见这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其时，奥夫谢延科担任苏维埃驻捷克大使。她离开身为出版社编辑的瓦伦蒂娜的生父，1927年与奥夫谢延科结婚。瓦伦蒂娜回忆，20世纪20年代，她家居住的莫斯科小公寓“只有最普通的家具和铁床”，唯一有价值的只是一只孔雀石盒，为母亲所拥有。公寓里没有任何饰物或装饰，父母对此也毫无兴趣。母亲后来成为大使夫人，也不屑于佩戴首饰。禁欲主义在奥夫谢延科的家中占统治地位，这个家是由4个小房间组成的公寓，位于人民委员会第二居住区。那是莫斯科的一个公寓街区，住的全是党的高级干部。瓦伦蒂娜的房间宛如牢房，仅有的家具是折叠床、写字台和小书柜。她回忆，这种简朴的环境都是自觉自愿的，体现了她家的知识分子原则和苏维埃意识形态。她反思道：“我们是苏维埃人，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幸福而活，不是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45)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在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家庭长大。父亲列昂尼德在1917年还是一个少年时，就从里加逃走，在彼得格勒加入布尔什维克。他为自己富裕的犹太父母而感到羞耻和不满，他的父母非常严格和凶狠，而工人运动之所以吸引他，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斯巴达生活方式。他在1920年写给妻子的信中承认，他拥护工人运动，就是为了“唾弃我的资产阶级出身”。根据女儿柳德米拉的讲述，列昂尼德对《国际歌》的歌词有亲身体会，我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她说，他需要放弃的不只是他的阶级，“还包括他的家人、他习惯的生活方式、舒适的公寓、郊外别墅（dacha）、精致美食、时髦服饰、网球等”。他教育女儿柳德米拉（生于1921年）和马克斯娜（生于1923年）：如果享用高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和舒适，就应感到羞愧。他会教诲她们，即便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也要感到内疚，因为其他孩子更穷，都吃不饱。他会在进餐时说：“人家只能吃面包和鸡蛋，而我们吃鱼或香肠，这实在可耻，我们凭什么要比人家过得更好？”他笃信“党的最高限额”——20世纪20年代限制党员薪酬的制度——并尽量培养小孩量入为出的习惯。女孩们不得购买新鞋，除非旧鞋已经破烂不堪，只在重要的苏维埃节日，才可领到糖果的犒赏。“我们过得很省，”柳德米拉回忆：
我们的家具很便宜——都购自政府。我们粗茶淡饭地过日子，除了军装、背心、靴子，从没看到父亲穿戴其他的。母亲为上剧场准备了“特殊装备”，另有一两套礼服，仅此而已……上剧院是我们唯一的奢侈——还有大量书籍。
约瑟夫和亚历山德拉，1924年摄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像1917年的许多其他孩子一样，柳德米拉和姐姐从小就懂得克勤克俭代表道德纯洁，是为大家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艰苦奋斗。1936年，她在日记封面上写道：“受苦受难，摧毁了渺小者，锻炼了顽强者。”(46)
对某些家庭来说，共产党斗士的禁欲主义又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维金斯基一家是个很好的例子。约瑟夫·维金斯基18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他家虽是犹太家庭，但已俄罗斯化，属于自由派。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哥哥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他与另一位哥哥弗拉基米尔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全家因十月革命而被打散得七零八落。父母逃往芬兰；曾是孟什维克的弗拉基米尔，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移居到柏林后，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顽强对手；家庭成员中留在彼得格勒的，只有约瑟夫和妹妹娜杰日达。像弗拉基米尔一样，约瑟夫曾经也是孟什维克，但他希望重新做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积极投入内战。为了证明他的忠诚，他甚至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哥哥——毫无疑问，他知道上司会读到此信——恳求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原则，返回苏俄，投身于共同事业”。哥哥的反革命活动把他吓坏了，约瑟夫更竭尽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他写信给尼古拉说：“由于我的历史罪孽，他们只让我当预备党员，但我要承担很多党员的职责。如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47)
事实上，他被派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供职于当地工会组织的法律部门。约瑟夫与妻子亚历山德拉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置办了少得可怜的家具。亚历山德拉1922年写信给娜杰日达说：“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居所，每一处都非常昂贵，只有新经济人才负担得起。我们的家庭生活缺乏最基本的用品——亚麻布、服装、针线。总之，什么都缺。”约瑟夫太忙，不关心此类“琐碎的家事”。据他的妻子说，他“除了工作以外，既不切实际，又杂乱无章”。夫妇俩没有钱，因为“党的最高限额”只允许少量的现金薪水，其中大部分又要寄给逃亡在芬兰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尽量找散工以贴补家用，她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党毁了她的“家庭梦”。她在1922年做了流产，在给娜杰日达的信中，她说她原希望有孩子，最终还是中断了怀孕，她实在是被自己的“虚弱身体拖垮了”，也不想给“疲于奔命为党工作”的约瑟夫添加负担。小两口的婚姻变得痛苦不堪，不时为钱发生争吵。约瑟夫又与另一名女子发生婚外情，在1924年生下一个儿子，经济上要给予支持。他与亚历山德拉的关系更趋紧张。约瑟夫常常出差，或去莫斯科传授劳动法，或去库班参与当地的工会工作。亚历山德拉在1925年写给娜杰日达的信中说：“我很少见到我的约瑟夫。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很是伤心。但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没有一丁点的私人生活，我们必须埋葬浪漫，它只是历史遗迹。”(48)
二
布尔什维克把教育当做创建新社会的关键。他们通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苏维埃教育理论家之一在1918年宣称：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他们应被塑成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我们必须使孩子国有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学校的良好影响……责成母亲将孩子交给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的任务。(49)
1920年代的一个“列宁角”
阿列克谢和父亲伊万·拉达琴科，1927年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50)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是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孩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51)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再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触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园，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规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效忠。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物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
恬不知耻！”(52)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1910年出生于著名的革命者家庭。他的伯伯斯捷潘是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地下运动的老将；父亲伊万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成员，1917年之后主管苏维埃泥炭工业（被视为重要的能源）。他家住在莫斯科东面的沙图拉小镇，其宽敞、舒适的住宅就在电厂的附近。电厂功能是将泥炭转化成电力，向苏维埃的首都供电。阿列克谢的母亲阿利西娅来自塔林的小布尔乔亚家庭，祖上有德国和瑞典的血统。她希望获得尊敬，很在乎家庭幸福和个人品味，显现了她中产阶级出身的遗痕。但在意识形态上，她心悦诚服于共产主义理想，即横扫布尔乔亚旧文化以创造新人。她是苏维埃教学理论的前驱，也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工作中的亲密伙伴。她将自己儿子的求学当做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其理论主要来自俄罗斯体育创始人彼得·列斯盖夫特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她曾于1903年和1904年在圣彼得堡聆听过前者的演讲，又给儿子起了后者的名字（高尔基的真名是阿列克谢·帕申科夫）。她教阿列克谢各种语言；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鼓励他从事家务和花园里的琐事，以激励他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安排他参观穷人居所，以培养他的社会良心。自1917年10月起，阿利西娅担任沙图拉的联合劳工学校校长。她将之办成一个公社，既有学术课程，又有农场的劳作，让孩子从一开始就明白何为共产主义生活。(53)
阿列克谢自小就崇拜父亲和其他革命者，但他体弱多病，又因脊椎病而不良于行，从而躲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幻想世界。他崇拜列宁，把父亲鼓励他向列宁学习的话牢记在心。他在1923年12月听到列宁的病危消息，便在日记中袒露：“如果这有助于挽救他的生命，我愿冲出家门，把我所有的鲜血献给列宁。”列宁去世后，阿列克谢在自己屋内设了列宁角，在墙壁上贴满列宁的照片和熟记的列宁语录。阿利西娅记录下阿列克谢的政治进步，其中有他的日记、学校工作和绘图的样品、自己对儿子教育的评论。正如她自己描述的，她的记录是一份“科学日志”，可作为在家庭和学校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指南。阿利西娅鼓励儿子与沙图拉的其他孩子交往——主要来自电厂的民工家庭——在自家大房子里安排各式游戏和活动，让自己感觉已是这些弱势朋友的领袖。阿利西娅在儿子日记本的边缘写道：“遵循你父亲的榜样。他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你也要学会充当小伙伴的领袖。”阿列克谢在母亲的鼓励下，与学校同伴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世界儿童协会俄罗斯分会的中央局。他们有自己的徽章、自己的革命歌曲（阿利西娅为儿童编写的《开始》）、自制的红色横幅。公共假日时，他们就在沙图拉镇四下游行。(54)
1917年的孩子们受到鼓励，自觉地扮演革命家。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受欧洲教育家的影响，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和玛丽亚·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戏”。他们把组织起来演戏当做受教育的过程，让孩子从中汲取苏维埃的集体价值观、社会参与和责任感。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20世纪20年代，赖莎·贝格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如此回忆学校朋友之间的同志友谊和战斗气氛：
伟大的友谊、信任、团队精神，使我们全班同学紧密团结起来。我们也喜欢老师，无一例外。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仍有不间断的斗争，那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55)
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游戏之一是红军与白军的战斗，很像美国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俄国内战的战事由孩子们重演，经常使用专为此类游戏而生产的气枪。扮演红军和白军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斗，因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宁的角色。其中一人回忆：
我们都想扮演领袖。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人愿当白军、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的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1930年代早期的维拉·米诺苏娃
另一个游戏是搜索与征用，其中一组（通常是男孩）扮演红军征用队，另一组（女孩）扮“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或藏匿粮食的“富农”。(56)
红军与白军、搜索与征用这类游戏，鼓励孩子接受苏维埃的世界两分法，一个是“好”，一个是“坏”。20世纪20年代，在苏维埃学校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孩子们总体上对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很多学生不知道沙皇是谁）；但苏维埃宣传品、书籍、电影中的旧政权支持者的邪恶形象，却给他们留下深刻影响。这些形象使众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敌人”继续存在。这种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对旧政权标志的非理性恐惧、歇斯底里、侵略性。一位年轻女学生问老师：“资产阶级吃小孩吗？”另有一人看到同学穿的衬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图案，禁不住在班级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57)
许多1917年的孩子在少年先锋队里第一次见识政治。少年先锋队建立于1922年，以童子军运动为蓝本。童子军是共产主义俄罗斯保留的最后的独立公共机构之一，它在1920年被苏维埃政府取缔。童子军的精神旨在敦促年轻成员，通过实践活动来培养自己的公共责任感。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精神继续存在于许多少先队组织（也存在于部分苏维埃精英学校）。到1925年，在10岁至14岁的苏维埃儿童中，约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队。随后几年中，该比例逐渐上升。像童子军一样，少先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还有每一名队员都熟记于心的誓言（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很多人仍能回忆起来）。“我，一名苏联少先队员，当着我的同志们的面庄严宣誓：遵守列宁的戒律，坚决拥护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少先队员参与甚多的行军、唱歌、体操和体育活动。他们还有一个呼应口号（呼：少先队员，做好准备！应：时刻准备着！），源于红军。他们编成大队，拥有自己的条幅、旗帜、歌曲和制服（白色衬衫和红领巾）。这是队员感到无比自豪的源泉，似乎成了少先队主要的诱惑。一名少先队员回忆：“我不懂该运动的职责和义务，像其他人一样，只企盼红领巾。”1928年在彼尔姆加入少先队的维拉·米诺苏娃回忆：“我喜欢制服，特别是红领巾。我每天都熨，戴着去学校。这是我唯一漂亮整齐的服饰，每当穿戴起它们，我就自豪，感到自己长大了。”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上学的瓦莱里·福雷德，如此自豪于自己的红领巾，以至在加入少先队后好几天，每晚睡觉都要戴着它上床。(58)
苏维埃儿童通过少先队强烈感受到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每个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光荣和令人兴奋的，红领巾是为社会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标记。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孩子——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被少先队开除了，因为她来自“富农”家庭。她想恢复队籍的愿望如此炽烈，以至在衬衫底下悄悄佩戴红领巾多年。波兰贵族的女儿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上教堂被人发现，因而遭到少先队开除。她讲述了被开除时的情景，依然情难自抑：
突然，他们在学校走廊的墙报上发布一条公告——快讯：“立刻集合！”孩子们跑出各自的教室，在操场上排成队列，我被要求站在整个大队面前，忍受羞辱。孩子们大声喊道：“看，她去教堂，给我们全大队带来耻辱！她不配佩戴红领巾！她没有资格佩戴红领巾！”他们朝我扔土块，然后试图扯下我的红领巾。我开始哭，并大声叫：“我不给！我不给！”我跪了下来，恳求他们不要拿走我的红领巾，但到最后，还是被拿走了。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是一名少先队员了。(59)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让他们接受党和共青团惯用的“工作计划和讨论制度”。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扎尔金特，是党在人格的社会调整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认为少先队运动的目标，是训练“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彻底避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米诺苏娃回忆：“通过少先队，我变得聪明整洁，按时完成任务，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后，这一切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准则。”(60)
少先队员又是积极分子，参与各式俱乐部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编辑墙报、从事义务劳动[5]、参加戏剧和音乐会——以培养自己的社会积极性和领导才能。瓦西里·罗马什金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省的农家，他回顾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习和少先队活动，还记得当时对公共活动的重视：
什么是“苏维埃人”呢？它意味着，遵循我们在学校和少先队中所学的，热爱苏维埃祖国，努力工作，树立好榜样。我把这些牢记在心。第三学年[ 1924年]时，我已是学校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成为学校法庭的主席、学校审判中的公诉人、学校工会的副主席。我是一名积极的少先队员，通过少先队懂得了自己对学校和国家的爱，应超过对自己家人的爱。我喜欢我们村校的班主任，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61)
并非所有的少先队员都像罗马什金一样投入。对许多儿童来说，少先队活动其实只是一种游戏。依达·斯拉温娜是一位著名苏维埃法学家的女儿，她回忆幼时在列宁格勒公寓街区组织自己的俱乐部：
我喜欢看儿童杂志《莫济尔卡》（Murzilka），其封面上的口号是：“妈妈！爸爸！我们将推翻你们的权威！”这杂志呼吁儿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汇集大家的玩具，把大家组织成像少先队一样的俱乐部。我是我们这一层楼孩子里的头儿，我会大声朗读杂志上的文章，向俱乐部成员解说其中的道理。大楼管理部门让我们借用地下室来聚会，我们在地下室的墙上贴满革命英雄的照片，并在那里寄存所有的玩具。(62)
其他少先队员对政治活动更感兴趣。他们受到长辈的鼓励，模仿成年共产党人的行止，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这些早熟的积极分子，携带公文包前来出席“行政会议”，以党的口号发言，做正规的记录，并谴责涉嫌怀有反动思想的老师，甚至还有人在街上充当举报人，协助警方追捕“间谍”和“敌人”。(63)
到15岁，苏维埃儿童从少先队升至共青团，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够格。1925年，共青团有100万成员——约占共青团员合格年龄的4%（从15岁到23岁）——仅是少先队成员相应比率的五分之一。(64)加入共青团是加入共产党的前奏，很多工作职位和大学课程只对共青团员开放，或优先择取共青团员。尼娜·维什尼亚克娃记得，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头等大事”：
迄今[她写于1990年]，我还记得共青团员手册中的每一句话——它激起我的万千思绪。我记得，我突然变成肩负重任的成年人……与加入之前相比，我似乎一下子变得能干许多。加入苏维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直是我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即将成真。(65)
诗人叶夫·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律师家庭，1930年从少先队升入共青团。他参加申请入团的会议时迟到了，受到团书记的责备，指责他“显然不够成熟，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团的要求，申请加入只是想追求政治前途”。多尔马托夫斯基告诉父亲此事，他的满不在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父亲警告说：“他们都在看你，你必须证明，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下一次会议中，一名女孩追问多尔马托夫斯基，他是否“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自己的生命”。(66)
加入共青团，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命令、规则、伦理。共青团员对革命的忠诚，应该高于对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轻的共产党人，要像党员一样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都是年轻的积极分子，志愿为党工作，在反对腐败和滥权的斗争中，随时准备充当间谍和举报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样的任务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内战的理想，深深打动了苏维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和活力。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亟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67)共青团员被要求在家长和教师中揭发“阶级敌人”，作为锻炼，还在学校和大学里参与对“反革命分子”的模拟审判。
他们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间），没受到旧社会价值观的熏染；又太年轻，没参与血腥的内战。这些青年积极分子，对革命的“英雄时期”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罗马什金回忆：“我们渴望与父兄辈的革命家挂上钩，认同他们的斗争。我们穿得像他们一样，一身军服，模仿农村男孩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军人口语。”积极分子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他们从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的贫瘠中，对刻苦节俭并不陌生。他们更以禁欲主义的激进，杜绝所有个人（“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快乐，以免革命斗争受损。有的自组公社，聚集大家的钱和财产，以“消灭个人主义”。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68)
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在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人人都是纯真的，如有需要，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如有炫耀或抱怨，会被冠以‘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比它更糟的仅有‘自私自利者’。”在这圈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譬如有报道称，某契卡（政治警察）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应予以消灭。正如巴伊塔尔斯基所说的，革命需要我们为明天的美好生活牺牲今天的欢乐：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未来。能够亲自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甘愿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做任何事，即便是很普通的，也会坚强无比。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去别处，投入辉煌的事业。我们愉快地竖起耳朵，寻觅远方火车的汽笛声……(69)
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视作一种分心，只会削弱对革命的集体热情，婚姻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习俗。列宁格勒红色普蒂洛夫厂一名共青团积极分子在1926年宣布：“维持个人关系的想法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想法属于早已消失的年代——十月革命之前。”(70)巴伊塔尔斯基苦苦追求名叫叶娃的犹太女孩——她是当地的共青团书记，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少有浪漫的邂逅。他所盼望的，只是在共青团会议后陪她回家，牵她的手，偷一个吻。他们最终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弗伊（Vi），以纪念列宁（列宁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两个字母）。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驱逐出党，巴伊塔尔斯基作为“托派反革命分子”也遭到开除。叶娃把对党的忠诚放在首位，她采信了丈夫犯了反革命罪行的认定，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将他驱出家门。巴伊塔尔斯基在1929年被捕。
巴伊塔尔斯基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回顾过去，认为叶娃仍是好人，对党尽责使她在良心上委曲求全，党员的信仰预设了她对世界上“好坏”的反应。她让自己的个性和理性，屈从于党的“不容置疑”的集体权威。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成千上万”个叶娃，即使革命渐渐让位于斯大林专政，仍在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裁判：
这些人没有变质，相反，他们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内心一如从前，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他们的不幸在于保守主义（我称之为“革命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他们对革命初期的标准和定义……保持一成不变的奉献。这些人甚至接受劝服，为了革命心甘情愿自认是间谍。许多人相信，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从而可以视死如归。(71)
三
斯大林在1924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属于这支队伍非常光荣，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看作美德和责任的载体，在社会上与众不同。阿隆·索尔茨在影响甚广的《政党伦理》（Party Ethics，1925年）中，把布尔什维克与沙皇时代的贵族作了比较。他写道：“今天，我们成了统治阶级……我们国家的习俗，将以我们如何居住、穿着、行事、重视何种关系为准。”布尔什维克是执政的无产阶级，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亲密的交往也是不可取的。索尔茨认为，布尔什维克娶无产阶级之外的女子为妻，就是“坏品味，就像上世纪伯爵娶女佣一样，必须受到相同的谴责”。(72)
沙俄的公共生活以贵族的风貌为主。与此相应，党的风貌很快也在苏俄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列宁本人曾把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事实上，1917年后入党就像社会阶层的攀升，它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优先获得的官位，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职位。随着苏俄生活的各方面陷入国家的控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到1921年，苏维埃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共有240万国家官员，超过俄罗斯产业工人的两倍，成了新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精英的态度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家庭扎根，并传染给他们的孩子。根据1925年在各校进行的控制游戏的研究，大多数苏维埃学生认为，党员的地位理所当然应高于社会其他成员。两个男孩发生纠纷，如果留给孩子们自己决定，他们通常支持父母是布尔什维克的男孩。该研究显示，苏维埃学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价值观的重大变化，以新的等级制度，取代了曾在劳工阶层中奉行的公正和平等。党员的孩子滋长了明显的特权意识。在一次控制游戏中，孩子们在玩火车，男孩想要开车，不愿等待一个小女孩上车。那女孩却说：“火车会等我的，我丈夫在GPU[政治警察]工作，我也在那里上班。”她登上火车后，还要求获得免费车票。(73)
这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其资格是“共产主义道德”。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定为政治和道德的先锋队，其救世主式的领导意识，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拥有这个资格。作为精英，每一名成员必须证明，自己的私人行为符合党的利益和信念。他还要显示，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拥有比群众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的觉悟，诚实守纪，工作勤奋，无私奉献。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体系。布尔什维克拒绝抽象的或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斥之为一种“资产阶级压迫”。相反，它要求一切相关的道德问题，必须服从于革命需求。一名党的理论家在1924年写道：“在阶级斗争中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就是道德，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就是不道德。”(74)
信仰是每一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关键，使之有别于为私利而加入共产党的“野心家”，信仰又是问心无愧的代名词。党的清洗和做秀公审（show trails），被用来探索被告的灵魂深处，以揭露他或她的信仰真相（坦白被视为内心的真实暴露，所以非常重要）。此外，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也许，这与东正教传统的公开忏悔有关，却与西方基督教的私下忏悔大相径庭。在西方概念中，良心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1917年之后，这种意义上的俄语中的“良心”（sovest）一词，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或能力，达到对世界的较高级别的道德判断和理解。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75)
当然，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能详细了解党的思想。对普通党员来说，只要参与日常的实践仪式便已足够——誓言、歌曲、仪式、崇拜、行为准则——犹如组织起来的宗教的信徒，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党下跪，欢迎党的判决。如果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是罪上加罪。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即使是无辜的，也在清洗中认命。布尔什维克领袖尤里·皮亚特科夫，1927年作为托派而遭开除。过后不久，他的朋友透露一次对话，对这类人的心态有所披露。皮亚特科夫为了能够重返党内，决定放弃许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变成一个懦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表明：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76)
皮亚特科夫改弦易辙得如此彻底，然而像其他“叛徒”一样，再也没赢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1936年，斯大林下令再次将他逮捕。
清洗的开始，远早于斯大林权力的崛起，其起源是在内战时期。其时，党的队伍迅速增长，领导人害怕中间充斥着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早期清洗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富农”，等等。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一般免查，除非有人在清洗会议中提出具体的指控。到20世纪20年代，清洗方式逐渐出现了转变，变得越来越重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信念。
伴随这一转变出现的是一个愈益复杂的制度，即专门检查和控制党员的私生活。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坚信党的意识形态，重点放在何时投身于党的事业。只有那些在内战中与红军并肩作战的人，才被视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党员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简短的自述，或填写履历表，详细解说自己的社会背景、教育、职业，以及政治觉悟的演变。在本质上，这些文件是某种形式的公开招供，党员们以此来重申他们无愧于这个精英的称号。其关键是要显示，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全亏了革命和党的监护。(77)
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悲惨事件，更力挺了党对党员私人生活的监督。1926年，有名女学生在学院宿舍里自杀，迫使她走上绝路的是她事实婚姻的丈夫的残忍。康斯坦丁·科连科夫并没被送上法庭，然而因为“对同志的自杀，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受到了共青团组织的排斥。但地区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很像党的地区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过于苛刻，代之以“严厉批评和警告”。数星期后，科连科夫和他弟弟抢劫了矿业学院的收银办公室，刺死收银员，刺伤其妻子。专管党的伦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其资深委员索菲亚·斯米多维奇逮住这一案件，称之为一种“病”，主要症状在于对同志的道德和行为的漠不关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着我的关心。科连科夫将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锁起来，学生们只是袖手旁观——好，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对她使用咒骂和侮辱的语言——也无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连科夫的房间响起枪声，楼下房间的学生甚至觉得没有检查一下的必要，认为这也是私事。
斯米多维奇认为，集体的任务就是以监督和干预的方式，在成员私生活中强制执行道德标准。她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集体主义和“共产党良心”。(78)
斯米多维奇设想的监督和举报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发明。几个世纪以来，举报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请愿来对抗滥权官员，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这个流行神话，只有沙皇（在没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在保护人民反对“邪恶的仆从”。在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是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79)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苏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戚，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已晋升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委员的谢尔盖·古谢夫主张：“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契卡。也就是说，他应该留心察看，积极汇报。”(80)如果认为自己的同志的思想或行为在威胁党的团结，党员也应予以举报。在工厂和兵营，党员候选人的名单张贴在党支部办公室门外，邀请大家写下对候选人的检举，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如酗酒或粗鲁），然后再到党员会议上讨论。尽管有些党领导人对此举的道德属性表示保留意见，汇报私人谈话愈益成为举报实践中的共同特点。苏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决定，一般不鼓励有关私人谈话的汇报，除非有“威胁党内团结”的嫌疑。(81)
在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洗文化中，应邀出席举报会议是一个关键。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定期召开清洗会议，党员和干部要答复群众书面和口头的批评。正如年轻的艾莱娜·邦纳在共产国际的宿舍中所看到的，这些会议很容易演变成人身攻击：
他们打探人家的妻子，有时也会问到他们的小孩。原来有人殴打妻子，狂饮伏特加。巴塔尼娅[邦纳的祖母]会说，体面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遭到整肃的人有时会说，他再也不会打妻子或酗酒了。还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很像你被叫进老师办公室时的情景：老师坐着数落你，你得站着，旁边的其他老师露出鄙视的微笑。你赶紧说：“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会重犯。当然，这都是我的错。”但你只是在敷衍了事，只想快点离开，好去参加其他孩子的课间游戏。而这些人更为紧张，其中一些人几乎失声痛哭。看到他们这幅情景，叫人好不舒服。每次整肃都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每晚对付三个人，有时只对付一个人。(82)
在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中，不受党领导关注和检举的日益减少。每一个成员都要向集体袒露内在的自我，此种公共文化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纳粹或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如此的要求，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只要坚持党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明确拒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差别。一名布尔什维克在1924年写道：“有同志说，我现在所做的只与私人生活有关，与社会毫不相干。但我们认为，那不正确。”(83)党员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社会和政治的，他所做的直接影响到党的利益，这就是“党内团结”的含义——个人与党的公共生活的彻底融合。
索尔茨在《政党伦理》一书中，把党设想成一个自我警戒的集体，每一名布尔什维克都在审议和批评其战友的私人动机和行为。他想象，这样身体力行的布尔什维克，方能借助党的眼睛来认识自我。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相互监督的效果适得其反。它鼓励人们展示自己处处符合苏维埃理想，却把真实的自我藏匿在私人领域的暗处。苏维埃制度要求忠诚，惩罚异议，于是这种虚伪变得日益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时期，对几乎每一个苏联人来说，保密和欺骗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会因此浮现。就苏联人口的大部分而言，这种双重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已是现实，特别是生活在公众视野中的党员家庭，还有因社会背景或信仰而易受迫害的家庭。人们学会了戴上面具，扮演苏维埃忠诚公民的角色，回到家中再偷偷遵循自己的生活准则。
在这个社会中，谈话是危机四伏的，家中的闲聊如在家庭之外重复，可能招致逮捕和监禁。孩子们是危险的主要来源，他们天性爱说话，太年轻，又不懂偷听来的谈话中的政治含意，操场便成了举报人的温床。萨拉托夫一名中层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女儿回忆：“我们弄懂了祸从口出的道理，家里的事不会告诉任何外人。”
听和说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小孩子必须学会。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壁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的表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凭本能学会了这些规矩。没人向我们解释这些话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不知何故，我们总能猜着。(84)
尼娜·雅科夫列娃在默默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氛围中长大。母亲来自科斯特罗马城的贵族家庭，在内战中躲避了布尔什维克；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6]，1921年参与了在坦波夫州爆发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大起义，之后遭到监禁（他成功越狱，逃至列宁格勒，1926年再次被捕，被判处5年监禁，囚在苏兹达尔的特殊隔离监狱）。尼娜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她凭本能懂得，不能在学校谈及自己的父亲。她回忆：“母亲在政治方面有意缄默，宣称对政治不感兴趣。”从这种沉默中，尼娜学会了闭嘴。“虽然没人定下说话规矩，但有一种感受，即家里的气氛明确提醒我们，要避而不谈父亲。”尼娜也学会了对直系亲属之外的人不予信任，她1926年写信给父亲说：“我不爱其他任何人，只爱妈妈、爸爸和柳芭姨妈。在我心里，只有家人，没有任何其他人。”(85)
捷丘耶夫一家（4岁的柳博芙坐在中间），1927年摄于切尔登小镇
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1921年出生于活跃反对派的家庭。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母亲和外婆是孟什维克（三人都在1929年被捕）。20世纪20年代，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仍有可能在苏维埃政府工作，加林娜的父母过着双重生活。父亲在新经济政策推动的合作社管理部门工作，母亲在贸易部供职。但在私下里，他们仍保留旧的政治观念。加林娜受到刻意的保护，不碰这个秘密的政治领域，被培养成为“苏维埃孩子”（她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政治是父母上班从事的，或用来写作的。但在家里，他们从不谈政治……把政治视作肮脏的行径。”(86)
尼娜和加林娜所处的家庭可能有点极端，但她们凭本能学到的沉默规则，却是众多家庭所遵循的。出生于波兰贵族家庭、因上教堂而被少先队开除的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与家人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住在一栋木房子的前半部。她回忆：“在家里，我们从不谈论政治或类似的话题。父亲总说‘隔墙有耳’。有一次，他甚至为我们演示，透过墙上的玻璃隔板，可以听到邻居的谈话。我们懂了，自那以后也开始害怕邻居。”(87)
柳博芙（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乌拉尔地区的切尔登小镇。父亲亚历山大是东正教神父，被捕于1922年，关在监狱里将近一年。出狱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政治警察）向他施压，要他成为举报人，汇报自己教民的活动，但遭到他的拒绝。为此，切尔登苏维埃政府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并在1929年实行配给制度后拒发配给卡给他们。[7]亚历山大的教堂又被宗教改革者夺走，后者寻求东正教礼仪的简化，获得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不久，亚历山大二度被捕，因为宗教改革者举报他在信徒中散播不和言论（指责他拒绝加入宗教改革者的行列）。柳博芙的母亲原在切尔登博物馆从事图书目录的工作，也被辞退；两个兄弟中年龄大的那个，也被学校和共青团开除。他们家的经济来源全靠柳博芙当教师的姐姐。柳博芙回忆她在20世纪20年代的童年：
父母如果要谈论重要事项，总是去屋外窃窃私语。有时，他们会与祖母在院子里交谈，但从不在孩子们面前——从来没有……他们从不争论或批评苏维埃政权——尽管他们满腹牢骚——但我们从没听到过，哪怕是一次。母亲老是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参与闲聊，不要多嘴，听到的越少越好。”我们长大的地方，满屋子都是耳语者。(88)
四
巴塔尼娅·邦纳与三个孙儿（左起：佐里娅、艾莱娜、叶戈尔卡），1929年摄于莫斯科
许多家庭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日益加剧的代沟：旧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私人家庭中仍保持优势，论资排辈仍然行得通；但年轻人通过学校、少先队、共青团，越来越接受苏维埃宣传的影响。对老一辈来说，这种情况构成了道德困境。他们一方面希望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传给子孙，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培养成苏维埃公民。
在大多数家庭中，祖父母是传统价值的主要传承者。尤其是祖母，如果父母是双职工，祖母就在养育子女和管理家务上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母亲只是兼职，祖母就承担辅助责任。用诗人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年代，似乎没有母亲，只有祖母”。(89)祖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她们通过管理家务，直接影响了孩子的礼貌和习惯。她们向孩子讲述一些陈年往事（1917年之前的），以后既可作为苏维埃历史的参考或抗衡，又促使孩子对学校灌输的宣传生疑。她们为孩子朗读在苏维埃学校很少学到的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或带孩子去剧院、画廊、音乐厅，从而传承了19世纪的文化价值。(90)
艾莱娜·邦纳是外祖母带大的。她后来写道：“我生活的中心是巴塔尼娅，而非妈妈。”她父母是党的积极分子，常常不在家。艾莱娜在与外祖母的相处中，找到了她渴望但从父母那里又得不到的爱和亲情。巴塔尼娅提供了道义上的平衡力，以抵消来自父母的苏维埃影响。即使是个孩子，艾莱娜仍能意识到，祖母——一位丰满且“美得惊人，既冷静，又不卑不亢”的女性——所处的世界，不同于父母所处的苏维埃世界。
巴塔尼娅的朋友和熟人很少来访，我们楼中的居民只有她和小孩子们不是党员，但我经常陪她去拜访别人。我看到她们不同的生活——吃不同的菜，使用不同的家具。（在我家，只有巴塔尼娅一人使用正常家具和一些精致摆设……）她们的谈论也迥然不同，我觉得（这个印象肯定来自父母）她们应属于不同种类，我说不出到底是更糟，还是更好。
巴塔尼娅保守的道德观，植根于俄罗斯犹太资产阶级的世界。她勤劳、严格、富有爱心，全身心投入家庭。20世纪20年代，巴塔尼娅曾是列宁格勒海关办事处的“特殊人才”——“资产阶级”专家和技术员虽受到很多嘲笑，却很有必要——她在那里担任会计，赚的比艾莱娜父母的“党的最高限额”多。巴塔尼娅保存了节俭持家的老习惯，与艾莱娜父母带入家中的“苏维埃方式”老是发生摩擦。她读很多书，却“顽固地拒读当代文学”，并在原则上不看电影，显示了她对现代世界的不屑。她对新秩序看不上眼，以鄙视的口吻谈论党的领导人，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过分而责怪她的女儿。她真生气时，会用这句话开头：“让我提醒你，在你们那个革命之前……”苏维埃政府禁止东正教中最丰富多彩的忏悔节之后，惋惜旧习俗的巴塔尼娅对外孙女说：“嘿，这都是拜你们的妈妈、爸爸所赐。”毫不奇怪，艾莱娜困惑于家中价值观的冲突。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执。”
外祖母从金色儿童图书馆为我借来书籍，包括各种蠢事笑话。妈妈很不以为然，鼓起了嘴，但不敢对外祖母说什么。妈妈也带书籍回来，但决然不同，如写保尔·柯察金的，[8]还是手稿，我也照读，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喜欢哪一种。
艾莱娜热爱的外祖母，是这个世界上她最尊敬的人。但不奇怪，她仍认可父母和他们的世界：“我总认为爸妈的朋友是我的同类，而巴塔尼娅的却是陌路人。从本质上讲，我已经属于党。”(91)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在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大多数电影中担任摄影师。在他莫斯科的家中，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出生于敖德萨的希腊商人家庭，在斯莫尔尼学院接受教育，学到了俄罗斯贵族优雅的风度和习惯。她将这些习性带进戈洛夫尼亚家庭，以“俄罗斯维多利亚式”的严酷纪律，掌管一切家事。阿纳托利的妻子柳芭是一名异常漂亮的电影演员，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贫农家庭。利季娅瞧不起柳芭的“粗俗”举止，还认为她对昂贵衣服和家具的酷爱，恰恰体现了“苏维埃新资产阶级”（那些加官晋爵的工农）的物质占有欲。柳芭在一次疯狂购物后回家，与利季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利季娅告诉她，她代表了“革命的丑陋面”。利季娅自己仅有简朴的生活习惯，总穿同样的黑色长礼服，深口袋里只有粉盒和带柄眼镜。她在内战末期席卷俄国东南部和乌克兰的大饥荒中幸存下来，尽管阿纳托利的收入应付家用绰绰有余，她仍生活在饥饿的阴影之中。这家人还包括柳芭的妹妹和柳芭的女儿奥克萨娜。利季娅用小笔记本，规划出每一餐需要的食物的确切数量。她有自己中意的商店，如精致的菲利波夫斯基面包店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叶利谢耶夫店，“她会在那里稍稍享受一下奢侈：喝一杯冰镇番茄汁”。回顾童年，奥克萨娜在1985年写道：
祖母非常谦虚，严守纪律，俨然是个道德家，更可说是个教育家。她总想去做“正确的事”。我记得，她喜欢这样告诉她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儿子：“如果你照我说的做，可能早已建成共产主义了。”她说起话来无所畏惧，从不隐瞒她的所思所为。她坚信，思想应大声说出来、讲清楚，不需要幌子、欺骗、恐惧。她常对我说：“不要交头接耳，这是一种无礼！”[9]现在我才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给她孙女树立一个道德榜样——为我示范正确的举止。谢谢你，祖母！(92)
祖母又是宗教信仰主要的实践者和监护人。苏维埃儿童的洗礼几乎都是她们组织的，有时父母既不知情，也没同意。她们带孩子上教堂，把宗教习俗和信仰传承下去。苏维埃儿童的父母，纵然自己保有宗教信仰，也不太可能将之传给孩子，部分原因是恐惧，万一曝光，譬如说在学校，就有可能给家庭带来灾难。来自工人家庭的弗拉基米尔·福明，出生于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他回忆：“尽管有父母的强烈反对，祖母仍带我去洗礼，在一个乡村教堂里秘密举行。父母担心如果人家发现我受洗，他们将失去工厂的工作。”(93)
祖母的宗教信仰，会使孩子与苏维埃学校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叶夫根尼娅·叶万古洛娃，1918年出生于第比利斯富裕的工程师家庭，大部分童年都与祖父母在雷宾斯克度过。父亲帕维尔是苏维埃矿业理事会的总工程师，经常出差去西伯利亚；而母亲尼娜仍在莫斯科上学，无法承担幼儿的照料工作。祖母是商人的妻子，守旧且虔诚，对叶夫根尼娅的成长影响甚巨。她上学的第一天，祖母给了她一个小十字架，藏在上衣里面，结果被一伙男生发现，并遭到取笑。他们用手指着她大喊——“她信上帝！”给叶夫根尼娅带来极大的创伤。她变得内向，即使受邀加入少先队，她也拒绝了。在她那个年龄，这实在是罕见的抗议行动。后来，她也拒绝加入共青团。(94)鲍里斯·加夫里洛夫出生于1921年，父亲是资深党员，担任列宁格勒郊区一家工厂的经理，母亲是一名教师。鲍里斯由外祖母——象牙富商的遗孀——带大，她的宗教信仰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外祖母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共有5间——墙上布满了宗教人物和带有许愿灯的圣像，这是家里父亲允许圣像存在的唯一房间。外祖母去教堂，没告诉父亲就把我带上了。我喜欢复活节仪式，只是嫌时间太长……这座教堂是她唯一的快乐所在——她不去剧院或电影院。她只读宗教书籍，也是我最早学着读的书。母亲也信教，但不去教堂。她没有时间，再说父亲也不会答应。学校教我成为无神论者，但我喜欢教堂的美丽。外祖母去世时，父母已离婚[1934年]，母亲鼓励我继续上教堂。我有时甚至领受圣餐，参与忏悔，一直佩戴十字架，但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虔诚。当然，在学校里，以及参军[1941年]后，我从不谈及自己的宗教。那样的事必须藏掖起来。(95)
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意见分歧制造了很多冲突。父母说的和老师教的常有矛盾，孩子们因此而感到困惑。一名小男生在1926年写道：“回家听到一种讲法，在学校里又是另外一种，我不知道谁是对的。”宗教问题特别令人迷茫。一位女生感到“两股力量的争夺”：学校教她“上帝是不存在的，但祖母在家里又说确有上帝”。宗教问题分裂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尤其是在农村，那里的老师鼓励儿童挑战老一辈的信仰和权威。一名农村男生在1926年写道：“喝茶时，我与母亲争论上帝的存在。她说，苏维埃政权打击宗教和神父是错的。但我向她保证：‘不，妈妈，你是错的，苏维埃政权是对的，神父是个骗子。’”孩子一旦加入少先队，便信心倍增，自觉成为移风易俗运动的一员。一名少先队员写道：“四旬斋期间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祖母只给我土豆和茶水。我抱怨，但祖母说：‘别生气，四旬斋还没完。’我回答：‘对你来说，可能有道理，因为你是老人。而我们是少先队员，没有义务遵循这些仪式。’”到了共青团，这种自信更加显著，激进的无神论是“先进”政治觉悟的标志，几乎是入团的先决条件。(96)
父母必须认真考虑如何给孩子讲述上帝，即使自己有宗教倾向，也往往不想让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适应苏维埃文化。这种妥协在专业人士的家庭特别常见，家长们明白，实现孩子的理想，还需依赖国家的认可。一名工程师（他父亲是个建筑师）回忆：父母在革命前长大，信上帝，遵循祖父母教导的原则，但他自己从小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如他所说的，“既要体面，又要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类似情形也发生于住在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娃家，父亲彼得和母亲玛丽亚都是图书馆管理员，信教，经常去教堂，但从不引导三个女儿信教，其中一个女儿回忆：
父母这样认为：一旦宗教被禁后，就不会与子女讲上帝，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将不同于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无意让我们过双重生活，特别在我们加入少先队或共青团之后。(97)
福尔瑟家的农村保姆（列宁格勒）
很多家庭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庆祝苏维埃公共节日，例如5月1日和11月7日（革命纪念日），顺应政府的无神论思想，但在私下场合仍信奉自己的宗教。叶卡捷琳娜·奥列茨卡娅是社会革命党人，20世纪20年代曾被流放到梁赞。她与一对母女同住——母亲是前铁路工人的遗孀，女儿是共青团员，在一家纸厂工作。老妇人是虔诚的教徒，但在女儿的坚持下，只在房子后屋的秘密橱柜中存放圣像，另加帷幕遮掩。如果共青团发现家中有圣像，女儿害怕会被解雇。奥列茨卡娅写道：“在星期日和重要节日，她们会在晚上卷起帷幕，点燃许愿灯，通常先把门锁上。”安东尼娜·科斯蒂科娃在同样神秘的家庭长大，父亲从1922到1928年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村苏维埃主席，但在私下仍保留东正教信仰。安东尼娜回忆：“父母都笃信上帝，记得所有的祈祷文。父亲格外虔诚，但很少谈及宗教，除非是晚上在家里的时候。他从不让我们[他的三个孩子]看到他祈祷。他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学校对上帝的解释。”安东尼娜的母亲是一名简单的农妇，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幅圣像。安东尼娜发现它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母亲去世之后。(98)
秘密奉行宗教仪式甚至还发生于党员家庭，且相当普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发现，1925年被党开除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因为从事宗教活动。在众多党员家庭中，共产主义理想与基督并存；列宁肖像与家庭圣像并排陈列在客厅的“红色”角落或“神圣”角落。(99)
在苏维埃家庭中，俄罗斯传统价值的另一载体是保姆，她们是祖母们的天然盟友。保姆受聘于许多城市家庭，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农村保姆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特别是在1928年以后。其时，数百万农民为躲避集体化而逃入城市，随身带来了农民的习俗和信仰。
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雇用保姆来照顾小孩。在国家提供普遍的托儿服务之前，对大多数女党员来说，这是客观上的必需，因为需要外出工作。在很多党员家庭中，保姆们成为苏维埃态度的道德制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高级的布尔什维克倾向于雇用最昂贵的保姆；一般来说，她们恰恰最有可能怀揣反动的思想。例如，邦纳家雇过许多保姆，其中有的曾在圣彼得堡谢列梅捷夫伯爵家做事；有的是来自波罗的海的德裔（巴塔尼娅地主朋友的熟人），会教孩子“得体的举止”；有的甚至曾为沙皇家庭做过事。(100)
保姆能对家庭生活施加深刻的影响。例如，党员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他们在列宁格勒家中的保姆玛莎来自农村，是一名虔诚的老信徒。[10]她在雇主家中遵循自己的宗教仪式，只用自己的盘子和餐具，与他人分开进餐，每天早晚都在自己房间做祈祷，也让孩子们参与繁缛的信仰仪式。玛莎还扮演民间郎中的角色，如她在俄罗斯北部她的家乡所做的，调制草药来治疗孩子的各种疾病。她善良慈爱，赢得了尊重，并在苏维埃当局追查宗教积极分子时，获得了雇主的保护。她的存在导致了那一家的宽松氛围，这非常罕见。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家里有个老信徒，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其他党员家庭所流行的激进无神论，在我家却不见踪迹。虽然我们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从小学会了包容所有的宗教和信仰。”(101)
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
伊娜·盖斯特是布尔什维克的孩子，却深受保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伊娜的父亲阿隆·盖斯特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母亲拉希尔·卡普兰也是经济学家，任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会。伊娜的父母均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来自法定犹太区。那是沙皇时代犹太人被迫居住的地方，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南角。夫妇俩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镇相遇，他们内战时期入党，1920年搬入莫斯科共用公寓。阿隆在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拉希尔在纺织工会工作。像许多苏维埃犹太人一样，盖斯特夫妇把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认为它将结束苏联所有的落后、不平等和剥削。他们第一个孩子伊娜出生于1925年，两个月后雇了保姆娜塔莎，让她搬入他们的新家同住。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来自莫斯科以南梁赞省的农民家庭。内战中，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征用毁了她家的小农庄。1921年大饥荒时，娜塔莎逃入首都，但在盖斯特家很少谈及家人。即使只有八九岁，伊娜已经知道，保姆生长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大不相同。伊娜注意到娜塔莎在教堂祈祷，听到她躲在自己房间哭泣，看到她梁赞亲戚的贫困——也逃来首都，因是非法入境者，只能待在拥挤的营房——伊娜曾陪她去探视。伊娜喜欢与娜塔莎的侄女一起玩，后者没鞋穿，伊娜便把自己的鞋带去相赠，等到父母询问失踪的鞋时，再谎称自己不小心丢了。伊娜还太年轻，不会在政治上起疑，但已与娜塔莎一家建立了默契的联盟。(102)
保姆老家的农民世界基本上还保存着家长制传统。1926年，农民占了苏维埃人口的80%—1.2亿人（总人口1.47亿），分布在苏联61.3万个村庄和偏远的定居点。(103)他们仍然依恋个体家庭在家庭农庄上劳作的生活。这成了苏俄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成了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障碍。
有些地区，特别是俄罗斯的中部，城市方式已渗入农村，有文化的农民子弟取代父亲，成为家庭农庄的带头人，或脱离庞大的大家族，自组小家庭。但在其他地区，家长制的农民传统仍占主导地位。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1923年出生于农家，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幺，她的村庄奥布霍沃位于莫斯科东北800公里处。这一古老的定居点坐落在森林中间，全由木屋组成。村庄中间有池塘，还有建于18世纪的大教堂。戈洛温一族在奥布霍沃村繁衍良久（1929年，村里59户居民中有20户是姓戈洛温的）。(104)1882年，安东尼娜的父亲尼古拉出生于该村，除了当兵3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一生都在村里度过。像许多其他村庄一样，奥布霍沃村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家人和亲属的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民认为自己属于单一的大“家庭”，教育自己子女以亲属名义称呼其他成年人（姨妈、叔叔等）。布尔什维克试图把他们划分成对立的社会阶层——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贫农（所谓的农村无产阶级）——却以失败告终。内战期间，他们在苏俄大部分地区都有相似的遭遇。
尼古拉来自村里的最大家族，勤劳、冷静、成功，在奥布霍沃村备受尊敬。一位村民回忆：“他很安静——不喜饶舌混日子——工作踏实、办事得力，农民都看重这一点。”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回来，成为奥布霍沃村农民公社的领导人。农民公社是一个古老机构，由农民中的领头者组成，建于农奴制时期，掌管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1861年的“农奴解放宣言”发布后，其自治权力大大加强，从地主手里接管了大部分行政、警察、司法的职能，成为农村行政的基本单位。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公社控制的农地由社区共同拥有，由农民分户耕种。由于是长条耕种的开放制度（长条耕地之间没有分界），农民公社必须规定种植和放牧的分配，并定期按家庭人口重新划分耕地——这一平等原则有助于确保耕者有其地，帮助农民公社缴纳国税。到1917年，农民公社成为农民革命的核心。农村旧秩序崩溃之后，大多数原头面人物（士绅和神职人员）纷纷逃离，俄罗斯农民接管了所有土地——并不等待中央政府或城镇革命党的指示——再通过农民公社和1917年成立的自治村委会（苏维埃），自行分配到户。(105)
革命前，尼古拉向村里的神父租地。像俄罗斯大多数农民一样，他也靠租来的耕地养活家人。在俄罗斯，人口过剩和低效农业导致了耕地的短缺。1917年，农民公社没收教属土地，再加上共用土地，一并分给农民。尼古拉根据家里有多少“吃饭的人”（即家庭大小），分得4公顷的耕地和牧场。他现在的土地几乎是他1917年以前耕种的两倍，而且还不是租来的。但在奥布霍沃村，或俄罗斯北部的任何地区，4公顷还是不够生活。这里的土壤贫瘠，又因森林而分散，为了确保每一个村民得到平等份额，又被分割成狭长的一条条，宽不到几英尺，根本不适合现代耕犁。戈洛温的耕地由80条狭长地组成，分布在18个不同的地点——这在沃洛格达地区并非罕见。为了补充收入，农民又涉足贸易和手工业——它们在北部农村经济中一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与农业不分轩轾，在新经济政策下，又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政府鼓励乡村贸易，更通过合作社予以资助。尼古拉在他农庄的后院办起了皮革工场。安东尼娜回忆：
我家可以吃饱，但那是我们勤奋和节俭的结果。6个孩子都在土地上卖力，即使是最小的也不例外。父亲的工作时间很长，在工场里制作皮鞋和其他皮革制品。他去市场买牛，一丁点儿都不浪费。他自己宰牛，卖牛肉，鞣制皮革（本地农民都懂这门手艺)，制作皮靴，然后再去市场出售。(106)
她回忆，热爱劳动是“我们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的重心”。在最勤劳的农民家庭中，这是非常典型的，孩子们从小就在农庄上劳动。安东尼娜记得，这些农民都为自己的劳作而感到自豪：
父亲喜欢说，我们要做就要尽量做好——像是行家做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戈洛温方式”——这是他最高褒奖的用词……到我们上学时，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一门好职业。在他眼里，好职业是医生、教师、农艺师和工程师。他不希望孩子学习制鞋，认为这太辛苦了。他的手艺活真可媲美艺术家，我们这些孩子和访客，都为他的手艺的美妙而深感惊讶。(107)
尼古拉还为自己建造了住宅，一座单层刷白的长型建筑，位于奥布霍沃村中间的磨坊附近。它是整个村庄里唯一的砖房，包括一间饭厅和一间卧室，内置从沃洛格达买来的简陋工厂家具和两张铁床。一张供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睡，另一张供两个女儿睡（男孩子们则睡在饭厅地板上）。厨房是家里唯一的入口，外面有供牲畜遮风避雨的院子，内有牛棚、猪圈、马厩和两个谷仓，另外还有洗澡房、厕所、工具库、工场。院子外，有一园的苹果树。
尼古拉是个严厉的父亲。女儿安东尼娜回忆：“所有孩子都怕他，但害怕的根源是尊重。母亲喜欢说，‘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亲’。无论父亲说什么，我们都视为律法，即便是四个男孩也都如此。”在这种家长制家庭里，大人与小孩之间仅有很少的温柔和亲密。安东尼娜说：“我们从来没有亲吻或拥抱过父母，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爱。我们从小学会尊重和敬仰他们，始终依顺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互相之间没有爱。尼古拉宠爱小女儿，后者还能忆起4岁时的一段温情。父亲穿上他最漂亮的节日棉纱衬衫，以强壮的手臂抱着她去村教堂。
突然，他拉着我的手，紧紧贴上他的嘴唇。他闭上眼，真情地吻我的手，我迄今还记得。现在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他多想表达自己的爱。他身穿绣有棕色花朵的新衬衫，那么洁净，那么清香。(108)
五
1925年，维滕贝格一家人在奥尔戈诺度假区
对旧社会精英来说，如何将家中的传统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变得尤其复杂。想在新社会取得成功，便不能坚持自己的老习惯，而要适应苏维埃的新形势。为了维持新旧之间的平衡，各式家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可以过双重生活，撤回到私人世界（“内部移民”），悄悄保留旧信念，可能还要欺瞒在苏维埃模式中长大的孩子。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就是前精英家庭的典型例子，虽在暗中保留旧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因应了苏维埃的新形势。1917年之前，彼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圣彼得堡普里阿兹卡精神病医院担任神父。拉斯普京抵达之前，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治疗皇储的血友病，曾向他和其他“招魂者”求助。彼得的妻子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曾是皇太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闺蜜。1917年后，彼得和长子在医院担任搬运工；曾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合唱团指挥的小儿子参加红军，在内战中战死；长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秘书；小女儿玛丽亚放弃音乐会钢琴家的生涯，担任卢加地区集体农庄的稽查员，玛丽亚的丈夫原是歌手，现在普里阿兹卡医院当清洁工。整个20世纪20年代，全家都住在医院后面的办公室，从不抱怨自己的极度贫困，只是静静度日，认真执行新政权布置的各项任务——只有一样例外：每天晚上，他们从秘密藏匿之处取出圣像，点亮许愿灯，以便祈祷；他们上教堂，庆祝复活节，始终保留圣诞树，甚至在1929年之后依然如故。那一年，圣诞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遗存”而遭禁止。玛丽亚和丈夫要女儿塔蒂亚娜在项链上系上金十字架，但不得让别人看到。塔蒂亚娜回忆：“我从小学会相信上帝，同时又要适应苏维埃的学校和生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彼得仍向宁愿以基督教仪式埋葬亲属的人——苏维埃居民中沉默的大多数——秘密提供非正式的神父服务。[11]塔蒂亚娜解释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捉襟见肘，所以外祖父老是去列宁格勒坟场，帮助操持圣礼，赚一点小费。”(109)
过去的专业精英们则采纳另一种方式，既维持家中的传统生活，又适应苏维埃社会。医生、律师、教师、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可向新政权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以此守护自己的某些特许存在，甚至可以活得相当不错，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如此。其时，新政权仍迫切需要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
帕维尔·维滕贝格是苏维埃地质界的领军人，在开发科雷马和瓦伊加奇岛的古拉格——强制劳改营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于1884年，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八。他们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住在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帕维尔的父亲原籍在里加，因参与1862至1864年反沙皇统治的波兰起义，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释放后，他任职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电报局。帕维尔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敖德萨、里加和德国的蒂宾根求学，1908年来到圣彼得堡前已是一名年轻、严肃的理工博士。他与正在圣彼得堡学医的吉娜·拉祖米哈娜结婚，岳丈是铁路工程师，也是自己的远亲。这对夫妻在圣彼得堡附近芬兰湾的奥尔戈诺高级度假区，买了一套宽大而舒适的木房子。三个女儿相继出生：维罗尼卡生于1912年，瓦伦蒂娜生于1915年，叶夫根尼娅生于1922年，家人之间非常亲近。叶夫根尼娅回忆，帕维尔作为一名父亲，既“细心”，又富有“耐心和爱心”。大家在奥尔戈诺度假区享受“音乐、绘画、阅读的夜晚”，非常幸福，还有夏日闲逸的散步，以及从小照看吉娜的保姆安努沙卡精心准备的简餐。维滕贝格家经常有艺术家和作家之类的访客，例如著名的童书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他们家度过好几个夏天。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契诃夫式的生活始终存在。
维滕贝格一家深受公共服务精神的影响，这几乎是19世纪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特征。1917年后，吉娜以学得的医术在邻近的拉赫塔小镇设立医院，向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帕维尔在1917年当选为拉赫塔镇理事会的主席，他组建学校，向穷苦劳动者的子女传授技术。叶夫根尼娅回忆：“他一直在工作，如果没在写作，就在筹划极地委员会的探索，或为地质博物馆组稿。他总是在忙，很少放松。”帕维尔全力以赴投入极地考察和地质事业，虽处起步阶段，但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极地勘探者在苏维埃的书籍和电影中是英雄。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府投入大量科学预算，对北极区的潜在矿产做了地质调查。帕维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欢迎苏维埃政权的关注，让他在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中追求科学成果。1927年帕维尔写道：“过去10年是极地勘探的英雄时期，未来会有更大的成就。”(110)过后不久，他就离开奥尔戈诺度假区，前往科雷马勘探金矿。
以同样方式适应苏维埃政权的另一对精英是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父母。西蒙诺夫本人是《耳语者》的中心人物，他也属于1917年的孩子。母亲亚历山德拉是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后裔，那个负有盛名且古老的家族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官僚和地主，在沙俄帝国中占据显赫的地位。亚历山德拉的父亲列昂尼德像许多贵族一样，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商。亚历山德拉出生于1890年，从斯莫尔尼学院毕业，也是“旧秩序”女子，其贵族态度经常与苏维埃方式相悖。她身材高挑，颇有气派，在家里叫“阿林卡”，保留了“正确行为”的旧观念，还将之传给儿子——而他一生的绅士风度众所周知（即使在斯大林政权中取得高级职位后也是如此）。阿林卡期望人们彬彬有礼——尤其是在女性面前，忠于朋友，坚持原则。她的孙子回忆，她简直就是“教育家，在教诲他人如何立身处世时，永远不厌其烦”。(111)
19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年龄几乎两倍于自己的米哈伊尔·西蒙诺夫——时任总参谋部的上校。一年后，康斯坦丁诞生。[12]米哈伊尔是军事防御工事的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参战，升为第五军的少将和第四军团的参谋长，却在1917年突然消失。在之后的4年中，亚历山德拉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似乎留在波兰从事一些秘密使命，无法与苏俄的家人接触；或许加入了波兰军队，或许加入了俄国内战中波兰盟友的白军。不管如何，他不愿返回俄罗斯，即使不算反革命，至少也是沙皇的将军，肯定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目前尚不清楚亚历山德拉对自己丈夫的活动知道多少。不管如何，她一直向儿子隐瞒，无疑是为了提供保护。1921年，米哈伊尔从波兰写信给亚历山德拉，恳求她把儿子带去华沙同住，他已成为波兰公民。亚历山德拉一直犹豫不决，她仍看重自己的婚姻誓言，而米哈伊尔已经病重。但到最后，她爱国之心太甚，以致离不开俄罗斯。西蒙诺夫后来回忆：“虽然逃往国外的也有她的朋友和亲属，但母亲对俄国革命后的移民抱有悲哀的不解。她根本无法理解，怎么能背井离乡作别俄罗斯。”(112)
亚历山德拉加入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年轻女性的队伍，在新苏维埃政府中从事打字员、会计、翻译的工作。1918年秋天，她被赶出彼得格勒的公寓。其时正是红色恐怖的高潮，布尔什维克发起了推翻旧精英的运动。像奥博连斯基那样的“遗民”，即败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财产悉数充公。他们被编入劳动大军，或遭契卡的逮捕和监禁，在反白军的内战中成为“人质”。在好几个月不成功的申述之后，亚历山德拉和小男孩康斯坦丁只得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梁赞——位于苏维埃首都的东南面，相隔200公里。他们与亚历山德拉的姐姐柳德米拉同住，其丈夫曾是炮兵队长，阵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炮兵团一直以梁赞军区为基地。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一样，他们在内战中逃离饥饿的城市，走向粮食供应地。(113)
梁赞在20世纪20年代初只是一座小镇，约有4万居民。其主要机构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军校，为内战中的红军培养军官。教职员工中的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受伤（三次受到毒气攻击），后被托洛茨基招募入红军，成为一名指挥官。1921年，亚历山德拉与伊万尼谢夫结婚。对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女儿来说，这无疑是下嫁，亚历山大只是一名卑下的铁路工的儿子。亚历山德拉自己时运不济，在丈夫的军人作风中，她觅得了自己贵族原则的影子，尤其是公共服务的理想精神。在这多事之秋，她似乎由此获得了一些慰藉。(114)
性情温和善良的亚历山大却是一名完美的“军人”——准时、认真、有序、严于律己。康斯坦丁回忆，他治家就像治军一样：
我家就在军官兵营，四周都是军人，军事方式规范了我们生活的每一步骤。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早晚都有列队行进的军人。母亲和其他军官的妻子，一起参与军队的各式委员会。如有客人来访，谈话内容总与军队有关。晚上，继父制订军事演习计划，我有时陪在旁边相助。家中的纪律很严，纯粹军事化。一切都按照计划，下的命令刻不容缓。你不能迟到，也不可拒绝，必须学会闭嘴。即使最小的谎言，也会受到严厉地斥责。母亲和父亲遵循自己的服务伦理，在家里实施严格的劳动分工。我从六七岁起，就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我除尘、擦地板、刷碗、削洗土豆、照看煤油炉、外出领取牛奶面包。(115)
这样的童年生活对西蒙诺夫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接受的军人价值（如他自己所定义的“服从、自觉、时刻准备克服一切障碍、必须说‘是’或‘不是’、爱憎分明”），使他全力拥护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维埃准军事制度。
十三岁时我就懂得：
说到就是要做到。
是即是，不是即不是，
争辩只是徒劳。
我知道责任的含意。
我知道何谓牺牲。
我知道勇气的潜能，
对怯懦就要不依不饶！
——《父亲》，1956年(116)
1927年，康斯坦丁（左一）与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右）在梁赞
西蒙诺夫课堂笔记中的一页（1923年）
西蒙诺夫崇敬继父（“我从没看到他不穿军装的时候”），从小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父亲。他从亚历山大的身上继承了责任和服从的军队准则，从母亲和她的贵族背景中获得了公共服务的理念，两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他童年所读的书籍中充满了苏维埃的军事崇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原则。他深深着迷于俄国内战的传奇故事，例如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Chapaev，1925年）。这是每一个小学生必读的“苏维埃经典”。少年时代他心中的英雄都是军人，他的笔记本上涂满了他自己想长成的士兵形象。(117)西蒙诺夫很早便意识到，自己需要融入一个等级制度之中，认为自己长大后不只是军人，而要当上为他人负责的军官。同时，他强烈的公共责任和服从意识，又要求他服从上司。如他自己写的，他心目中的“好”等同于“诚实”和“尽责”——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他拥护斯大林政权的根源。他成长时期的人际关系大都涉及权威人士，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与成人相处，并善于赢得成人的认可。在学校里，他没有密友，也从没弄清友谊中的道德准则，以及对同伴的忠诚。这可能有悖于他身上愈益明显的另一倾向，即努力赢取上级的欢心。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诗作中的主题却仍是同志间的友爱（这是他渴求的领域）。西蒙诺夫既聪明又早熟，阅读广泛，学习努力，他加入各式俱乐部，参与戏剧演出，是一名少先队员。除了涂鸦，他的笔记本还显示出他是一个严肃的男孩：花费很长时间来绘制地图和图表，像官员一样列出步骤来筹划自己的任务。(118)
西蒙诺夫在世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认为，他的父母已接受苏维埃政权。他不记得父母有任何议论，或不赞成政府，或后悔没在1917年后移居国外。在他眼中，他的父母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留下为苏俄工作是责无旁贷的，即使自己的价值观还没有“苏维埃化”，但有责任把康斯坦丁培养成“苏维埃”孩子。但这只是真相的一半。亚历山德拉以政治忠诚的外表，掩饰了她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毕竟，新政权给她家人带来了灾难。亚历山德拉的哥哥尼古拉，被迫在1917年后逃去巴黎（因他曾是哈尔科夫省的省长，留下则会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兄妹再也没有见上面。其余家人——亚历山德拉、母亲、三个姐妹，都生活在恐惧和贫穷之中，先是在彼得格勒，后搬去梁赞。内战结束后，亚历山德拉的妹妹索尼娅和达丽娅，返回彼得格勒。在1923年母亲死去之后，柳德米拉也跟着回到彼得格勒。亚历山德拉一人留在梁赞，尽力适应苏维埃环境。（她在1944年写信给儿子说：“我出生于另一个世界。在生命的头25年，我生活在奢侈之中……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我洗刷、烹饪、奔波采购、整天工作。”）她除了传承贵族的价值观，也努力保存宗教习俗。她带儿子上教堂，直到儿子长到12岁（他在后来写给姨妈的信件中，继续在东正教节日以宗教用语向她们问好）。她还告诉他，他的贵族出身太危险，如果想取得进步，必须加以掩饰。(119)新经济政策有相对宽松的气氛，但大革命所释放的阶级斗争只是暂告停顿。在和平的表象下面，清洗旧精英的压力持续增加，威胁着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家。
1927年，母亲将西蒙诺夫带去克列缅丘格城附近的农村，与继父的亲属同住。“热尼娅姑姑”与其丈夫叶夫根尼·列别捷夫住在一起——他是一名老将军，很久以前因腿伤而从沙皇军队退伍，几近瘫痪，全得依赖年轻的妻子。老将军是自由派，心地善良，开朗乐观，对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抱怨。康斯坦丁喜欢与他做伴，因为他有趣，善讲故事。有一天，康斯坦丁去树林散步，回到姑姑家时，房门已被陌生人打开。原来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来抄家寻找反革命活动的罪证，试图对老将军实施拘捕。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回忆此事：
我进去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正在掀起床垫四下搜寻，而老人还正在床上休息……那人手指一张凳子对我说：“坐下，小男孩，等在一边。”他的态度说不上是粗鲁，更近于专横。我明白，必须坐下，听从他的命令……两名制服男子在执行搜索，但没有出示搜查令。老人非常生气，咒骂他们，威胁要去控告他们的非法行径。在我看来，热尼娅姑姑还比较镇静，只是担心丈夫的心脏病发作，一直在劝慰他冷静下来，但并不成功。制服男子继续搜索，依次翻阅每本书，察看堆在架子上的刺绣和油布。老人上身靠墙，下身瘫在床上，咒骂不停……最终搜索完了，离开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们显得克制，没有诅咒或训斥，因为面对的是一名瘫痪老人……在我的意识中，此事并不显得可怕、悲惨、令人不安，或多或少反而有点正常。
该情节的有趣之处在于西蒙诺夫的感受。他目睹了国家镇压的非法行为，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但如他后来声称的，他并不害怕。他甚至将之视作一种循例（正常）程序。西蒙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以类似心态面对其他亲属的遭捕，包括他的继父和三位姨妈。他视之为“必要”的行为，更加以合理化——应该是弄错了，因为亲戚们肯定是无辜的；但国家必须铲除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一点上又无可厚非。(120)
1928年，西蒙诺夫随父母迁居到伏尔加河边的工业大城市萨拉托夫，因为亚历山大在当地军校担任教官。全家仍住军营，占用相邻的两间屋，与几户邻居共用一个厨房。西蒙诺夫开始上中学，到1929年14岁时决定放弃中学。他不愿完成父母为他规划的学院教育计划，改上了一个普通教育与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工厂技校（FZU）。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一样，西蒙诺夫急于为自己创造“无产阶级”身份，好摆脱自己的社会出身，以免在苏维埃社会中拖自己的后腿。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工厂技校和更高层次的技术学院，挤满了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们拒绝上大学（此时优先招募工人阶级出身的申请人），转向工厂或技校，以取得“无产者”资格，为将来的工作和教育奠定基础。西蒙诺夫将母亲的成分登记为“职员”，其他旧精英的许多孩子也隐瞒社会出身，或选择性使用自己的履历，以获得技校和学院的录取。其中的大多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的工业革命中，成为工程师或技术员，生成一种全新的专业身份，让自己从社会阶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苏维埃工业化的贡献。西蒙诺夫拒绝父母为自己选择的学院教育，这一点很重要。这标志着他已抛弃了自己降生时进入的旧文明，转身采纳“苏维埃”新身份。
西蒙诺夫白天在技校中学车床，晚上去萨拉托夫军火厂当学徒。他后来承认，自己并“没有工业上的真正才能”，只是为了“虚荣”而坚持到底。他写信给住在列宁格勒的姨妈索尼娅，虽然年仅十几岁，却展示了他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对苏维埃事业的满腔热情：
[1929年]
亲爱的索尼娅姨妈！
我这么长时间才回复你的问候，望见谅。我从来没有如此忙过。我参加了4个俱乐部：担任其中两个的管理委员和另一个（青年自然学家）的主席。此外，我是[社会主义者]竞赛小组、阅读小组、学校的编辑委员会、化学队[以应付毒气攻击]的成员。我又是互助运动的教练、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向技校行政部门汇报学生的政治活动和不同意见]和“工人援助国际学会”的义工。此刻，我正在帮助校管理委员会下属小组组织反宗教的宣传，还在负责班级的管理委员会。前不久，我被要求在学校内组织一个象棋俱乐部。我想，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情况。(121)
很难讲清这些狂热活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动机——从小浸润于公共服务精神的少年，现在迸发出充沛的精力；或者，他在打小算盘，冀望通过积极表现来掩饰社会出身，以保障自己在苏维埃社会的地位；或者，完全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信念。不管如何，这就是西蒙诺夫参与斯大林政权的开端。
六
拉斯金一家（从左至右）：贝尔塔、索尼娅、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和法尼娅，1930年摄于莫斯科。塞缪尔此时已流放
1927年的斯拉温家庭。依达与父亲伊利亚（左四）在一起，母亲埃斯菲莉挨着父亲。
商人阶层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适应新政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出笼之后。1922年，塞缪尔·拉斯金与妻子、三个女儿离开奥尔沙镇来到莫斯科，全家搬进苏哈勒夫卡市场附近的地下室。在新经济政策下，该市场是蓬勃发展的私人贸易的代名词。塞缪尔·拉斯金是一名小商人，经营鲱鱼和其他咸鱼。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来莫斯科是为了充分利用私人商业的新机遇。他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各式梦想，希望她们通过苏维埃学校和大学，最终变成专业人士。而身为犹太人的自己，1917年以前是不敢作此妄想的。
1879年，塞缪尔出生于奥尔沙的商人大家族。那是法定犹太区内的一个市场集镇，全是单层木屋，没有自来水，也无下水道。父亲莫伊谢是咸鱼批发商，住在一栋破败的木房子里——房子处在通往什克洛夫镇的交通要道上，夹在两座教堂中间，一座属东正教，另一座属天主教。奥尔沙是多元文化的，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都聚居一起（1905年曾有一次小型的反犹屠杀）。拉斯金一家讲意第绪语和俄语，遵循犹太教仪式，上犹太教堂，送小孩去犹太学校，又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以及子女在俄罗斯社会中的进步。莫伊谢有六个孩子，三个大的（西马、索尔、塞缪尔）在家自学，年幼的三个（法尼娅、雅可夫、热尼娅）设法避开沙皇的限制——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和成为专业人士[13]——考上了大学，成为合格的医生。这的确是非凡的成就，尤其对两名女孩法尼娅和热尼娅来说更是如此。(122)
塞缪尔跟随莫伊谢经商，1907年与邻镇什克洛夫犹太商人的女儿贝尔塔结婚。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法尼娅（生于1909年）、索尼娅（1911年）和叶夫根尼娅（1914年），一起住在什克洛夫镇，直到1917年大革命。塞缪尔善良温和，聪明务实。他对文学和国际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全心全意拥护革命，视之为犹太人的解放良机。他一直梦想让自己心爱的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现在有了新经济政策，使他有可能在莫斯科立业安居，梦想成真。
新经济政策使莫斯科变成一个大市场。1921年后的5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内战时期，私人贸易全被取缔。经历了如此的艰辛之后，大家对市场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积累了巨大的需求。大批人群络绎不绝地来到像苏哈勒夫卡市场那样的街头市场，商人手里什么都有，从废铁、衣服、锅碗瓢盆到艺术品。塞缪尔在博洛特纳亚广场上摆鲱鱼摊，该广场位于莫斯科河南，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已变成菜市场，向繁忙的餐馆和咖啡馆供货。在鲱鱼生意上，没人比塞缪尔知道得更多。他可以打开一个咸鲱鱼罐头，马上就能确定它的产地——伏尔加河、咸海、阿斯特拉罕或下诺夫哥罗德。
开始的生活很苦，拉斯金家住在马什昌斯卡娅第一街的地下室，里面徒有四壁，睡的床垫直接铺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挂起帘子，将孩子睡觉区与大人的分开，又要与楼上居民共用厕所和厨房。到1923年，塞缪尔的鲱鱼生意日益兴旺，便租下斯列坚斯卡娅街上一栋曾经辉煌的大房子的二楼。该公寓非常舒适，有三个宽敞的房间，一个大浴室。其时的莫斯科，有独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是罕见的奢侈。塞缪尔相当成功，甚至能每月寄钱给住在奥尔沙的父母，帮助侄子马克一家搬来莫斯科。拉斯金一家还定期去莫斯科大剧院，塞缪尔总是租个包厢。(123)
到了1923年和1924年，商品的短缺和价格的上涨引发了无产阶级对新经济人及其财富的强烈不满。为了抚慰大众的骚动，市苏维埃政府关闭了30万家私人生意。(124)拉斯金一家成为该反弹政策的受害者。塞缪尔的生意得以幸存，但必须向莫斯科苏维埃缴纳一项特别税。像其他小商贩一样，他被定为被剥夺者（lishentsy），不得享受选举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塞缪尔默默忍受这些惩罚，几年来，一直在支付他那个铁架商摊的高额“商业租金”——莫斯科苏维埃向私商征收的特别税之一，目的是为了安抚工人阶级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1925年，塞缪尔拒绝了将生意转至伊朗的邀请，那里的鱼工业亟需俄罗斯的专长。他希望三个女儿在苏联长大，充分利用他认为将会出现的众多机遇——结果却是错觉。法尼娅是老大，也最实际，1926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学校考试，因父亲属于被剥夺者，读医的申请遭到拒绝，只好去工厂上班，改在夜校学经济。索尼娅认真严肃，口齿伶俐，聪明美丽，但因不幸罹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了残疾。像姐姐一样，她也无缘于高等教育，只好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工业学校的夜校学习统计，到1928年又进了钢铁学院。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包括成为工程师的表弟马克，索尼娅全心全意地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项目。该计划承诺，将使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变得现代化。拉斯金一家当初逃离的，就是那个反犹大屠杀时有发生的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叶夫根尼娅（热尼娅）排行老幺，更有艺术气质，攻读家人都心仪的文学。法尼娅回忆，拉斯金一家仿佛“总是在文学辩论中”。因是被剥夺者的子女，索尼娅在1927年申请加入共青团未果。三姐妹、马克和邻近的父母的朋友的孩子，自组了一个阅读小组。他们讨论政治，举办对“文学人物”的模拟审判。有一次，他们举行对《旧约圣经》的审判，为此找到一本《圣经》，共同研究了整整一个月。(125)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文学作品、意识形态、宗教习俗发起公开审判是非常流行的宣传活动。
在第一代苏维埃犹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认同俄国革命中的国际主义。因为它承诺将消除民族之间的偏见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现代化城市，将为犹太人打开通向一般学校、大学、科学、艺术、职业、贸易的大门。仅经过1917年的一代，俄罗斯犹太人都已变成城市居民，前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口不是移民，就是老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维埃犹太人中86%住在城市，其中一半聚居在苏联11个最大的城市）。莫斯科的犹太人口，从1914年的1.5万人，剧增至1937年的25万人（该市第二大的族群）。(126)犹太人在苏维埃兴旺发达，在党、官僚、军队、警察的精英中占得很大比例。虽然也有不少犹太人像塞缪尔·拉斯金一样，因自己的社会阶层和私营经济而被剥夺公民权利，但根据此时的回忆录，反犹太主义或反犹歧视相对较少。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有无数的犹太教堂被关闭，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发起了反宗教运动。家庭继续作为犹太宗教生活的真正中心。在大多数家庭中，老一辈执掌传统的祈祷和礼仪，家人同时又遵守苏维埃的公共节日，接受苏维埃的新信念，特别是年轻人。世俗的意第绪语文化，因苏维埃政府的积极推动而获得了蓬勃发展。当时有意第绪语的学校、电影院、剧院，包括莫斯科意第绪语国家剧院。该剧院指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还成为众多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犹太知识分子的关注对象。在大多数都市犹太家庭中，既有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依恋，也有对苏俄文学和艺术的承诺，两者并驾齐驱，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性世界文化。(127)
这类复杂的多重身份（犹太人―俄罗斯人―苏维埃人），塞缪尔和贝尔塔都予以保留。他们并不信教，从来不去犹太教堂或遵守犹太教的仪式和节日。贝尔塔只是在苏维埃假日专门烹饪犹太食物。他们会讲意第绪语，但家里说的都是俄语。女儿们听得懂父母讲的意第绪语，但自己讲不好，也没尽心去学，视之为旧时代“奇异的遗物”。对女儿们来说，身份问题比较简单。法尼娅回忆：“我们不想把自己当做犹太人。虽然住在俄罗斯，沉浸在它的文化中，但也不想把自己当做俄罗斯人。我们自认是苏维埃公民。”拉斯金一家认为，教育、勤奋、文化才是获得个人解放和平等的正道。塞缪尔积极关注苏维埃政治，为杰出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成就而感到无比骄傲，例如托洛茨基。他虽没受过高深的教育，却在家里摆满书籍和报纸，还喜欢讨论政治事件，尤其是国外的，他在这方面的消息还特别灵通。朋友和亲戚星期天前来参加著名的“拉斯金晚餐”，就会与他开起“厨房议会”。据说，贝尔塔所做的犹太美食，在莫斯科是独一无二的。(128)
有些犹太家庭，其成为“苏维埃人”的愿望，反映在尽量抑制自己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的藕断丝连上。例如在盖斯特家中，犹太人的习俗微乎其微，只有犹太菜肴、意第绪语的短句、有关沙皇时代反犹大屠杀的家庭传说，以致少年时的伊娜竟意识不到自己原来是犹太人。伊娜的父母是在戈梅利地区相遇的。瑞贝卡·高根1923年在戈梅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她记得自己在列宁格勒的童年已“全然苏维埃化”，父母遵守主要的犹太人习俗，偶尔讲意第绪语，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听懂。她说，除此之外，全用“现代方式，没有宗教，没有仍保持犹太习俗的祖父母的影响”。(129)
依达·斯拉温娜有类似的童年。1921年，她出生于莫斯科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的家庭，父亲伊利亚·斯拉温曾在解放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一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伊利亚1883年出生于莫吉廖夫城附近的小镇，是贫穷的犹太劳工大家庭的长子，从12岁起就开始在当地药店工作和研究。由于取得了药剂师的资格，他在法律上有权搬离法定犹太区。[14]1905年，他登记为哈尔科夫大学法律系的走读生，尽管12岁后就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在第一年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从而正式注册，挤入政府批准的3%犹太学生的配额。大学毕业后，伊利亚得到留校任教的聘用，但有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皈依基督教。他谢绝了，自愿回到法定犹太区，在莫吉廖夫城担任律师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了苏俄西部。伊利亚迁至彼得格勒，在城镇联盟的总部工作，帮助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迁去俄罗斯各地。1917年后，伊利亚当选为法官，任职于莫吉廖夫、戈梅利、维捷布斯克等地的人民法庭。1921年，他搬至莫斯科，在苏维埃法律机构中继续晋升。伊利亚英俊聪明、善良温和，怀抱高尚理想，并将之投入苏维埃的实践，甚至拒绝自己的犹太身份。
从1903年起，伊利亚一直是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旨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者锡安党的著名成员。伊利亚的犹太复国主义，来自他在法定犹太区的生活经历，那里也是无产者锡安党的主要基地。但一旦来到彼得格勒，接触到欧化与社会同化的犹太人，伊利亚开始摆脱犹太复国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他赞成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从而认可犹太民族的利益必须服从于阶级斗争。在维捷布斯克镇担任法庭主席时，他甚至维护1919年反犹大屠杀的劳工凶手，所持理由是：这是在向犹太工厂经理表达他们的阶级仇恨。(130)1920年，伊利亚离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短期加入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到1921年再转向布尔什维克。在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简历表中，伊利亚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自那以后，犹太文化从他家中销声匿迹。他教妻子埃斯菲莉学会读写俄语，不许她讲意第绪语，并培养自己的孩子伊萨克（生于1912年）和依达成为不带犹太传统的苏维埃人。依达回忆：
父亲尽量做得正确，要求自己成为一名理想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犹太习俗，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孩子甚至蒙在鼓里。一旦成为布尔什维克，父亲便在家中尽力剔除使他忆起贫民窟和法定犹太区的一切。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相信苏联各加盟国一律平等，家里只有苏维埃的东西。他所珍爱的宝贝只是列宁陵墓的大理石模型，立在他的办公桌上。(131)
随着新经济政策受到进一步的攻击，新都市犹太人的前景变得暗淡。1928年，莫斯科苏维埃再次向小商贩征收特殊营业税。对塞缪尔·拉斯金来说，这真是一个尴尬时刻。新经济政策重新确定了私宅和合作公寓的所有权，所以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向祖博夫广场的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建筑商正在这个莫斯科时髦公寓区的庭院建造一栋两层楼房，塞缪尔的投资可让他拥有楼上一套三室公寓。他一直有自置私产的梦想——想让三个女儿在攻读时享有经济保障——所以拒缴这特殊营业税的全部，遂被捕，先是短期监禁于莫斯科，后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32)逮捕只是政府从192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向私人贸易发起进攻的一部分，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的废除。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运动，与斯大林的崛起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失败紧密相关。后两位是斯大林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继续支持列宁在1921年引进的混合经济政策。
在新经济政策上，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左右摇摆，但它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信任，更因市场的大幅波动而愈益加强。一旦农村发生商品短缺，农民不愿向城镇输送食品，市场价格就会攀高。第一次市场波动发生于1923至1924年，苏维埃为了安抚不满物价上涨的工人阶级，首次向新经济人发动攻击。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市场回归稳定，但1927至1928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消费品欠缺，又发生了第二次市场波动。随着工业制品的价格上涨，农民减少了出售给国家仓库和合作社的粮食，因为采购价格太低，农民换来的钱还不够用来购买日常用品。所以，农民不愿卖给国家，宁可自己多吃，喂养牲畜，存储在谷仓，或运去私营市场自售。如何找到应付这场危机的正确方法？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意见纷纭。为了维护市场机制以及与农民的联盟（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布哈林赞成提高采购定价，但也承认国家因此会增加开支并减少对工业的投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在向农民作出更多让步一事上小心翼翼。他们担心这会推迟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国家应采取临时征用，确保粮食存有量和消费品的原料，之后再恢复农业市场机制。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直到1927年12月他在苏共十五大击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他转而反对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将粮食危机斥为“富农罢工”，呼吁回到内战时的征购，以支持苏联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他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残余（小商贩和自耕农），不允许它们阻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步。
斯大林的激烈措辞——呼吁返回革命和内战时的阶级斗争——迎合了党内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资产阶级正在回潮，打着新经济人、“资产阶级专家”、“富农”的旗号。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理想是社会正义，而新经济政策却是一种倒退。他们担心，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一名布尔什维克回忆：“我们年轻共产党人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信念：金钱将被永远废除。如果金钱重现，富人也会重现吗？我们在滑回资本主义吗？我们以焦虑的心情自我追问。”
斯大林呼吁重返内战时的方法，对年轻共产党人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出生于20世纪的前20年，太年轻，没能参与1917至1921年的革命战争，但一直接受源于内战的“斗争崇拜”的熏陶。另一名布尔什维克（生于1909年）在回忆录中认定，他同代人的好战世界观，使他们易于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必须重新发起反对“资产阶级专家”、“新经济人”、“富农”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走狗”的阶级战争。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解释，年轻共产党人曾经心灰意冷：
我这一代的共青团员——十月革命时仅10岁或更年轻——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恼火。不管是在共青团，还是在工厂，我们感叹没有重大事业留给我们来完成：革命已经结束，艰苦但浪漫的内战岁月，不会再一次光临；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乏味平淡的生活，既没有斗争，也没有激奋。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在1927年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的进步青年没有投身运动的真正兴趣或焦点——现在不是内战时代，只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它是革命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但很无聊。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私事和家庭琐事。我们需要新鲜东西来震撼自己，打破这沉闷的氛围（有人甚至在期盼战争）。(133)
斯大林充分利用这类浪漫概念：内战是“英雄时期”，苏联国家正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展开恒久的斗争。他捏造了1927年的“战争恫吓”，让苏联报刊充斥英国“间谍”和“反苏入侵计划”的假新闻，用这种恐惧来呼吁搜捕大批的潜在“敌人”（保皇分子和“遗民”），呼吁人们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扩军。他认为，把新经济政策当做工业军备措施则实在太慢了，当做战争中购粮措施又不可靠。与敌人开展不懈的斗争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概念的出发点。1928至1929年，为取得党的控制权，他与布哈林展开政治斗争。他指责布哈林竟然相信阶级斗争将随时间的消逝而愈益减少，“资本主义元素”与社会主义制度将获得调和（其实，布哈林认为经济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斯大林认为，这种观念将削弱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防御，将让敌人渗入苏联制度，从内部发起颠覆。斯大林坚持认为，随着苏联迈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一定会愈益强化，所以要以新的活力，不断“肃清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34)这像是一个前兆，他在后来的大恐怖时期，也作过类似的呼求，使日益高涨的镇压浪潮变得合理化。这个呼求激励了斯大林一派的力量，保证了对布哈林的胜利。恐怖是五年计划的灵感，并不是它的产物。
向私商发起的进攻是再一次革命战争的首役，数千名新经济人遭囚禁，或被赶出家门。到1928年底，1926年注册的40万民营企业中，已有一半以上因不堪重税或警方行动而被关闭；到1929年底，存留的仅占十分之一。对被剥夺者的新限制，使新经济政策人的家庭生活更为艰难，没有资格获得配给卡（1928年推出），只好在仅剩的私营商店购买价格急剧上涨的食品。他们的家庭被逐出国家住房，他们的孩子不得上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此类事件比以前更为常见。(135)
恰好在这场阶级斗争的高潮，塞缪尔·拉斯金从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地返回莫斯科。1929年春，他们一家人搬入祖博夫广场的新家。塞缪尔和贝尔塔住一间，索尼娅住另一间，法尼娅和热尼娅挤在客厅。过不多久，塞缪尔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彻底破灭。新经济政策取消后不久，就是私有制的废除。莫斯科苏维埃将拉斯金的住房国有化，使之成为共用公寓。一对老夫妇（知名的警方举报人）搬了进来，占了两间大屋，而拉斯金一家不得不挤入一个小间，还要付租金。1929年11月，国家又征用了塞缪尔的鲱鱼生意。塞缪尔第二次被捕，先押在布提尔基监狱几个星期，后被流放到沃罗涅日。他在1930年返回，开始了苏维埃水产业雇员的新生活。(136)
塞缪尔失去了一切，像忍受先前的厄运一样，默默承受自己沦落的处境，从没抱怨苏维埃政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热尼娅在20世纪50年代的朋友，她在有关斯大林年代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塞缪尔：
热尼娅的父亲是名小商人。事实上，他是你想象中最小的商贩，养育三个女儿，专做咸鲱鱼生意。俄国革命曾使他欢欣鼓舞，因为它宣布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使他有机会实现三个聪明女儿接受良好教育的梦想。新经济政策推出时，他当了真，全心全意投入咸鲱鱼生意，以求培养女儿——最后却因付不起税而遭到没收。毫无疑问，他一定打过算盘，如何保住自己的家。他被送去纳雷姆地区或类似的地方，但没有为此或之前的入狱而悲痛欲绝——他入狱时，当局引进了比原始殴打更为精致的折磨“新法”，以对付“没收贵重物品”的案件。第一次流放时，他给妻子和三个女儿写了如此悲痛而柔肠百结的家书，以致她们决定不让任何外人读到。他的一生在反反复复的流放中度过。后来，同样的命运落到他的那些女儿和女婿的头上，各自走上流放和劳改营的风雨路。如果没有身处中心、坚韧不拔的父亲，这家人的命运真可成为典型苏维埃生活的缩影。他是犹太圣徒的典范，像上帝的仆人约伯一样，拥有神秘的灵性和善良。(137)
[1]临时政府由自由派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旨在维持俄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宪政大会的民主选举。但工人、农民、士兵组成了自己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尤其是苏维埃，以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临时政府的政治权威，很快因此土崩瓦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权力，就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起义前夕的布尔什维克，约有35万名成员，代表了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该党的温和派孟什维克则支持临时政府。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
[2]有大量例证可供选择，如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未来著名作家的父亲），在1905年为了投身于“人民事业”，弃妻子和三个孩子于不顾。还有抛离丈夫和两名年幼女儿的柳芭·拉达琴科，她在日记中指出，“真正革命家的责任，就是要做到不受家小的拖累”。（RGAE，f.9455，op.3，d.14，l. 56）
[3]仿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1917年以后，革命年鉴创造了众多的苏维埃新名字。其他常见的有：弗拉基列（弗拉基米尔·列宁）、恩格列娜、宁格、马列（马克思和列宁）、马恩列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十月革命）。
[4]内战期间俄罗斯南部的白军领袖。
[5]义务劳动就是始于内战的周六劳动，征召学生、工人和其他公民“志愿”参加体力劳动，譬如清除街头垃圾。它很快变成苏维埃生活方式的永久标志，呼吁人们投入义务劳动，不止是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
[6]社会革命党人是1917年俄罗斯最大的党派，凭借农民的支持，在制宪大会中拥有多数席位，1918年1月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取缔。
[7]他们属于被剥夺者——主要是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神职人员，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歧视日益加重，许多家庭不能住国家配给的住房，领不到配给卡，孩子不能去苏维埃学校上学。
[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叙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共青团斗士保尔·柯察金的英勇事迹。它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激励了众多的苏维埃儿童。
[9]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1924年出生于罗马，并在那里长大。她使用同样的语句，回忆自己的母亲。艾莱娜的母亲出生于1893年，是俄罗斯1906—1911年的总理彼得·斯托雷平的女儿，她也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根据对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的采访，2006年7月于意大利的切托纳）
[10]17世纪50年代的教会改革，使俄罗斯东正教的仪式向希腊正教靠拢，但老信徒仍坚持遵循改革之前的旧规矩。
[11]政府提供免费的火葬，以鼓励人们采纳世俗的苏维埃仪式。但根据20世纪20年代早期任职于太平间的一名员工所说，“俄罗斯人或是信教，或是过于迷信，都不愿偏离东正教的丧葬传统”。（GARF, f. 4390, op. 12, d. 40, l. 24）
[12]他的教名是基里尔，人们也始终如此称呼他。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文学生涯，感到基里尔的发音比较尴尬，遂改名为康斯坦丁。为清晰起见，我们在本书中只用康斯坦丁一个名字。
[13]法尼娅和雅可夫上了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当时名叫Iurev），那是1917年前接受犹太学生的少数沙俄大学之一。
[14]允许搬离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包括：一级商会的商人、技艺出众的工匠、大学生和合格的药剂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