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她控制不住，说出了给我的生日惊喜。

“我们要去巴黎了，明天，我们明天要去巴黎了！我们要去乘坐欧洲之星⑰ 了！”

我吓傻了，没有比这更恐怖的消息了。“我不能，我不能去巴黎。”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惊恐发作了。我感觉它在我的胸口聚集，似乎我又回到了 2000 年。我被困在自己身体里，像玻璃罐里一只绝望的苍蝇。

“要去的。我们住在第六大街，会很棒的。我们住的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去世的旅馆，L’HOTEL 。”

住在奥斯卡·王尔德去世的旅馆也于事无补，我更确信我将会死在那儿了。像奥斯卡·王尔德一样，死在巴黎。我想象着巴黎的空气会杀死我。我 4 年没出过国了。

“我觉得我没法呼吸那里的空气。”我没疯！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但我确实认为，我没法呼吸那里的空气。

我紧紧蜷缩在门后面，全身颤抖。我不知道在玛丽·安托瓦内特⑱ 之后，还有没有人如此恐惧过巴黎。但安德莉亚知道该怎么做，她已经是这方面的博士了。她说：“好的，我们不去，我可以取消旅馆预订，大概会损失点钱，但如果你觉得很难……”

太难了。

我一个人走 20 米都要惊恐发作，可想而知去巴黎有多难，就像一个正常人被告知他必须裸体绕着德黑兰走一圈。

但是。

如果我拒绝，我就成了一个因为恐惧而不能出国的人。这是疯子才有的行为。而我最大的恐惧，大过死亡的恐惧，就是变成一个疯子，把自己完全交付给魔鬼。于是，一个巨大的恐惧被一个更大的恐惧击败了。

打败一个怪物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个更可怕的怪物。

所以我去了巴黎。英吉利海峡隧道没有塌。我没有被海水淹死。我的肺可以呼吸巴黎的空气。尽管我在出租车里几乎说不出话。从巴黎北站去往旅馆的路很艰难，塞纳河边有人在游行，举着一面大大的红旗，像《悲惨世界》里的三色旗。

那一晚我闭上眼，几小时都睡不着，因为我感觉巴黎一直在移动，好像我还在出租车里。但我很平静，接下来的 4 天里，我也没有惊恐发作，只是当我走在巴黎左岸，走在瑞弗里大道，走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顶楼的餐厅里时，会感到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焦虑。我开始意识到，做一些让我惧怕的事（又没有被吓死）就是最好的治疗。如果你害怕出门，就走出门。如果你害怕封闭空间，就在电梯里待一会儿。如果你有分离焦虑，就强迫自己独自待一会儿。当你抑郁、焦虑时，你的舒适区会从整个世界缩小到一张床，甚至缩小到什么也没有。

新的地方带给你的刺激与兴奋，会让你既害怕又自由。在熟悉的地方，你的头脑全神贯注于自身，你的卧室没什么值得留意的。外部威胁为零，只剩下内部威胁。在异国他乡，环境是新鲜的，你不得不更加关注头脑以外的世界。

在巴黎的那几天，我就是这样。

我感觉更正常了，比在国内正常，因为在这里我的焦虑和不安可以被看作英国人的性格特征。

很多抑郁症患者把旅行当作缓解症状的良药。美国大画家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毕生为抑郁症所苦，这不奇怪，很多艺术家都患有抑郁症。1933 年，46 岁的她住院治疗，症状是控制不住的哭泣，无法吃饭或睡觉等。

欧姬芙的传记作家罗克萨娜·罗宾逊（Roxana Robinson）说，待在医院对她毫无帮助，反而旅行对她帮助甚大。她去了百慕大、纽约的乔治湖、缅因州和夏威夷。“温暖、慵懒、独处正是乔治亚需要的。”罗宾逊写道。

当然，旅行并不是万能的解药，有时候甚至是无法实现的，但当我真的有机会离开时，它确实能够帮助我。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一种新的视角——我们的头脑或许是被困住了，但我们的身体还能移动。让身体在不同地理位置间游走，对摆脱不快乐的精神状态有所帮助。“移动”是“固着”的解药。有时候，动起来真的有用。只是有时候。

古斯塔夫·福楼拜说：“旅行使人变得谦虚。因为它使你领悟，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是多么的渺小。”这种视角会带给你自由感。如果疾病一方面让你弱化自我价值，一方面却又让你过分在意那些本来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你就尤其需要用这种视角看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抑郁症发作时，我在看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导演的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传记片《飞行家》（The Aviator ）。其中一幕，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扮演的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转身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扮演的休斯说：“霍华德·休斯身上有太多霍华德·休斯。”影片中，正是这种高强度的自我意识，导致了他的强迫症，最终逼他把自己锁在拉斯维加斯一个旅店房间里。

看完电影，安德莉亚对我说，马特·海格身上有太多马特·海格。她是在开玩笑，但也不无道理。任何能弱化高强度自我意识的东西，我都欢迎。自从那次巴黎之行开始，旅行就成了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