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的理由

2002 年，我恢复得不错，感觉好多了，当然这是跟最糟糕的日子相比。实际上，我依然焦虑重重，害怕服用任何药物，每次吃对虾、花生酱或任何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时，我都深信我的舌头会肿大。我需要安德莉亚陪在我身边，只要看见她，我就无比平静。

大多数时候，这个需要并不难满足。我和安德莉亚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就在我们的小公寓。我们也都不认识什么擅长社交的人。在我们两个人中，我一直是比较喜欢出去结交朋友的，现在也没那个心情了。

2002 年，安德莉亚的妈妈被诊断出卵巢癌，可想而知，这改变了一切。我们搬进达勒姆郡她父母家里，弗丽达开始接受化疗。过去 3 年一直在修复抑郁症男友的她，现在又摊上一个身患癌症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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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流了很多泪。我觉得接力棒传到了我手里。这次该轮到我做坚强的那个人了。

当初听到妈妈生病的消息时，她坐在床沿，哭得声嘶力竭，我从没见她那样伤心过。我搂住她，说不出话，突然感觉在悲剧面前语言好无力。幸好她先开口了。

“马特，你说一切都会好的。”她说。

“一切都会好的。”

两个月后，我在未来的岳父岳母家里，哀求着安德莉亚带我跟他们一起去医院。

“我得带妈妈去医院。”她说。

“好的，我和你们一起去。”

“他们想让你留在家里，等着给大卫开门。”大卫是安德莉亚的哥哥，他从伦敦赶回来。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

“马特，求你了。”

“我不能一个人在家。分离焦虑会让我惊恐发作的。”

“马特，我求求你。我妈妈病了。我不想让她压力太大。你真自私。”

“糟糕，对不起，对不起，可是你不理解。”

“你能做到的。”

“我不行。你告诉爸爸妈妈我也要一起去，不行吗？”

“好吧，行，好吧，我去告诉他们。”

忽然我改变了主意，说，“不。”

“不什么？”

“我一个人在家吧。我留在家里。”

“真的？”

“真的。”

“我把医院电话给你留下。”

“不用了，”我愚蠢地以为这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对话，“我自己找得到。”

“还是给你留下吧。”

“谢谢。”

“好的，你们出发吧。”

我在各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等他们回来。她家有很多陶瓷装饰品，有牧羊姑娘小波比，还有一只粉红色美洲豹，跷着二郎腿坐在窗沿，用黄色大眼睛紧盯着我。

最初的 10 分钟，我的心脏狂跳，呼吸急促。安德莉亚死了，她父母死了，我脑海中的车祸情景太逼真，不可能是假的。20 分钟过去了，我要死了，胸口疼，大概是肺癌，我才 27 岁，但我抽了很多烟。30 分钟，一个邻居敲门问弗丽达的情况。40 分钟，肾上腺素开始下降，我独自待了 40 分钟，还活着。50 分钟时，我甚至希望他们在外面待够 1 小时，我觉得自己很强。50 分钟啊！持续 3 年的分离焦虑在 1 小时内被治愈！

无须说，最后他们回来了。

那是一个痛苦的夏天，但结果还不错。安德莉亚的妈妈胜算很小，但她打败了概率。她的早餐已经从一块饼干升级为一个猕猴桃了。我强迫自己强大起来，将自己置于不舒服的情境中。有时候我们有必要给自己制造一些不适感。正如波斯诗人鲁米（Rumi）在 12 世纪写道：“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他还写过：“忘掉安全，在你害怕的地方生活。”）我写了第一本像模像样的小说，不完全是为了事业（小说是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的改写，主人公是会说话的狗，显然不是畅销书材料），更是为了让自己充实起来。两年之后，在安德莉亚鼓励下，这本书真的出版了，我把它献给安德莉亚，但我欠她的不仅仅是一本书，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