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林肯和可怕的礼物

亚伯拉罕·林肯 32 岁时宣布：“现在我是最痛苦的人。”那时他经历了两次抑郁症发作，精神崩溃。

“如果把我的感觉平均分配给全人类，地球上将不再有一张欢喜的脸。我不知道我能否好转，我不允许我不好转。继续现状是不可能的。要么死亡，要么好转。”

当然，尽管林肯公开宣称了他不畏惧自杀，他也并没有自杀，他选择了活着。《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刊登过一篇文章《林肯的伟大抑郁》（Lincoln’s Great Depression ），作者是约书亚·伍尔夫·申克（Joshua Wolf Shenk）。文章中，申克探讨了抑郁症是如何逼迫林肯更深刻地理解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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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坚决地直面他的恐惧。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他对自身恐惧的理解越来越深入，思考着阿尔贝·加缪所说的“人类面对的唯一重要问题”。他质问自己是否能活着，是否能面对生命之悲惨。最终他决定，他必须……他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渴望”——要在活着的时候做出一番成就。

他显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征战过心灵的战场，也征战过人间的战场。也许正是对痛苦的切肤感受，赋予了他一颗怜悯之心，驱使着他去改革奴隶制度。（“每当我听见有人为奴隶制辩护，我就特别想让他亲身体验一下做奴隶的感觉。”他说。）

林肯不是唯一一个与抑郁症抗争过的著名领袖。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大半生都与“黑狗”㉖ 朝夕相伴。有一次欣赏篝火，他对手下一名年轻的研究员说：“我知道木柴为什么噼啪作响。我知道被烧毁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他的确知道。论事业成就，丘吉尔是有史以来最积极进取的人之一。然而他毕生被抑郁和黑暗缠绕。我最喜爱的非虚构作家［读过《刍狗》（Straw Dogs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丘吉尔不是因为“克服了”抑郁症才成为杰出的战争领袖，而是对抗抑郁症的经历成就了他。

在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写的一篇文章中，格雷论述道，正是丘吉尔对强烈情绪“非比寻常的开放性”，才使他能觉察到一般人看不见的危险。“大多数政客和意见领袖都试图安抚希特勒，对他们来说，纳粹主义不过是德国爱国主义的一种喧嚣表达，”格雷写道。需要有一个不寻常的头脑，来辨别一个不寻常的威胁，“他对恐惧的预见能力，归功于黑狗的纠缠。”

是的，抑郁症是一场噩梦。但它可不可以也是一场有用的噩梦？一场以多样化的方式改进世界的噩梦？

有时，抑郁症、焦虑症和生产力之间的关联是不可否认的。比如爱德华·蒙克㉗ 的名画《呐喊》（The Scream ），这幅画不仅是对惊恐发作最精确的视觉刻画，而且据画家自己说，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一次存在性恐惧。画家日记里这样写道：

日落时我走在街上，突然，天空变成了血红色。我停下来，倚着栏杆，感到无法言说的疲倦。火舌和血液弥漫着蓝黑色的峡湾。朋友们渐渐走远，我落在后面，恐惧地颤抖。然后我听见大自然响彻天际、无边无垠的呐喊。

即使我们无法找到抑郁症直接导致某个天才作品诞生的确凿证据，我们也无法忽视有那么多伟人对抗过抑郁症的事实。即使刨去普拉斯、海明威、伍尔夫这些因抑郁症自杀的，患有抑郁症的名人也不胜枚举。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病和作品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关联。

弗洛伊德（Freud）的许多著作以他对自身抑郁症的分析和治疗为基础。可卡因是他的解药，但当他把可卡因分发给其他患者后，才意识到它的成瘾性。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是另一位著名的抑郁症患者。他毕生患有社交焦虑症和抑郁症。他还是疑病症患者，恐惧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变化。但得过疑病症不代表不会真的生病，34 岁时，卡夫卡感染了肺结核。有趣的是，那些加重他抑郁的活动——游泳、骑马、远足，都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动。

显然，他作品中呈现的幽闭恐惧和无力感（通常被人解释为政治隐喻），来源于一种让人感到幽闭恐惧的疾病。

《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一个推销员醒来时发现自己变身为一个巨大的甲虫，他起晚了，上班要迟到了。的确，这是一个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化”现象的故事，但它也可以被诠释对最具卡夫卡风格的疾病——抑郁症的隐喻。就像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一样，抑郁症患者有时会醒来感觉自己完全变了，变得不认识自己，被困在一个噩梦里。

没有了深切的精神苦痛，艾米莉·狄金森还能写出那首《我觉得脑子里有一场葬礼》（I felt a Funeral, in my Brain ）吗？当然，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不会成为林肯、狄金森、丘吉尔、蒙克、弗洛伊德、卡夫卡、马克·吐温、西尔维娅·普拉斯、乔治亚·欧姬芙、伊恩·柯蒂斯、科特·柯本。但大多数正常人也不会成为他们。

涉及精神疾病时，人们通常使用“尽管”一词，某某人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尽管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强迫症、旷野恐惧症等）。然而有时候“尽管”应该改成“因为”，比如，我写作，因为我有抑郁症。以前我不是一名作家。我不具备那种以不屈不挠的好奇心和精力去探索事物的专注度。恐惧让我们好奇。悲伤让我们思索。（“生存还是死亡？”这是抑郁症患者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

亚伯拉罕·林肯终生患有抑郁症，从未摆脱，他与抑郁症并肩生活，取得了伟大成就。“林肯的伟大成就不是一种对个人痛苦的征服，”约书亚·伍尔夫·申克写道，“他的痛苦和成就来源于同一个东西……不是因为他征服了抑郁症，所以才取得了伟大成就，他的抑郁症就是他伟大成就的动力。”

即使我们摆脱不了抑郁症，也可以学着利用这个拜伦（Byron）口中的“可怕的礼物”。

我们不必像丘吉尔和林肯那样，利用它统治一个国家，甚至不必用它去完成一幅美丽的画作。

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就很好了。比如，我发现冷静地认知死亡可以让我更坚定地享受生命，珍惜和孩子、爱人在一起的宝贵时光。抑郁症增加了痛苦的强度，却也能增加幸福的强度。

抑郁症的溢出效应，除了在艺术和政治方面给人增添活力之外，还有无数种其他表现形式。它们大部分都不会让你出名，但通常会在夺走一些东西的同时，也留下一些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