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对

我有十年害怕得不敢去派对。是的,我这个在伊比萨那欧洲最大、最狂野的周末派对工作过的人,害怕派对。我没办法走进一屋子端着红酒杯的快乐人群,那一定会让我惊恐发作。

出版第一本书后不久,因为担心很快会被出版社抛弃,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参加一个文学界的圣诞派对。那次我没喝酒,因为还是非常害怕酒。我走进一个房间,立刻感觉有些自卑,因为房间内像查蒂·史密斯 ,大卫·巴蒂尔 ,格拉汉姆·史威夫特 这样才华横溢的名人似乎比比皆是。

当然,走进满屋子都是人的房间本就不易。当其他人都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高谈阔论、言笑晏晏时,我却像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一样彷徨不定,尴尬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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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房间中央,想找到个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的人,可是找不到。我手握一杯带汽矿泉水(我不敢沾一点咖啡因和糖),努力说服自己——我的尴尬证明我是天才。毕竟,济慈、贝多芬和夏洛蒂·勃朗特都厌恶派对。然而我又意识到,历史上恐怕有上千万个非天才也厌恶派对。

有几秒钟,我不小心和查蒂·史密斯四目相对了,接着她转身离开了。她显然在想这个人好怪异。文学皇后认为我是个怪胎!

今天这场派对的 191 年之前,就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济慈坐下来给友人理查德·伍德豪斯(Richard Woodhouse)写了一封信。

“当我与很多人共处一室时,”他写道,“如果让我猜测我的头脑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会说,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房间里每个人的特质都向我扑过来,我很快就被全面击溃了。”

我站在那里,杯子里二氧化碳气泡升起,我有一种被湮灭的感觉。我开始不十分确定自己究竟在哪儿,身体轻飘飘的。来了,旧病复发了。几周、也许几个月的抑郁在等着我。

呼吸,我告诉自己,呼吸就好。

我需要安德莉亚。空气变稀薄了。我处在危险地带。完了,我跨过了事件视界 ,掉进了自己制造的黑洞。

我把杯子放到桌上,逃出了那里。外套落在了衣帽间,估计它直到今天也还在那里挂着。我一脚踏入伦敦的夜,奔跑着来到不远处的咖啡馆,安德莉亚在那里等我,我的救世主安德莉亚。

“怎么回事?”她问,“我以为你会待上一个小时呢。”

“我做不到,我必须离开那儿。”

“好吧,你已经出来了。感觉怎么样?”

我想了想。我感觉怎么样?很显然,我现在就像个白痴,不过我的惊恐发作消失了。过去,我的惊恐发作从不会消失,只会化身为更多惊恐发作,将我打倒,直到抑郁症降临,殖民我的头脑。然而这次没有,我感觉相当正常。我是一个对派对过敏的正常人。我以为我会死在里面,但其实我只是想逃离那个房子。至少我一开始敢走进去,这本身就是进步了。一年后,我不仅可以参加派对,而且还能一个人前往。有时候在这条磕磕绊绊的康复之路上,那些你感觉是失败的,可能恰恰帮你向前迈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