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思想、大脑和电车

第十二章 不理性的动物

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动,但算不出人们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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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

比起挠手指,我更喜欢整个世界的毁灭,这与理性并不冲突。

——大卫·休谟

当一个人刚刚获得极大的荣耀并且吃了一点儿东西时,他是最仁慈的。

——尼采

当提起胖子情景时,哲学家想得到一个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们是否应该把他推下去?哲学家对规范性(价值)问题感兴趣——例如,我们该如何生活?

科学家能来帮忙吗?这里的科学家是广义上的,包括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一般而言,科学家对不同的、非规范性问题感兴趣。我们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们如何做出判断?我们的行为受什么影响?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如何做出判断的描述无法决定我们应如何判断。毕竟,即使事实证明我们人类天生就是种族主义者(或者至少喜欢我们的核心团体胜过外围团体),那也不能证明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已经有一代科学家开始研究电车问题了,而且他们中一些人宣称实证发现具有规范性的含义。

12.1 面包和混乱

对那些希望相信人类的内心充满了理性和善意的人而言,社会心理学的多数著作会让他们感到不安。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20世纪60年代做的实验显示,当有一个权威人士让人们去做一件坏事时——在这个事例中,坏事指旋转按钮对别人进行电击[1]——许多人都乐意将良心抛在脑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曾·津巴多进行的监狱实验的结果也显示,当给人们一个(假冒的)合法权利时,他们的行为可以坏到什么程度。在一个角色扮演实验中,让一些实验参与者扮演守卫,另一些扮演囚犯,被关在模拟的地牢里。许多“守卫”很快开始显示出对“囚犯”的虐待倾向。

在另一项被经常提及的实验中,有人通知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神学学生,让他们对好心的撒玛利亚人[2]的寓言进行演讲。当他们被派往学院另一端去演讲时,一些人被告知他们已经迟到几分钟了。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遇到了一个摔倒在走廊上的人,这个人边咳嗽边呻吟,明显遇到了困难。绝大多数觉得自己很着急的人忽略了这个倒在地上的人,一些人甚至从他身上跨了过去。[3]实验的结果令人惊讶。人们可能认为那些思考着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典故的人应该认识到,在茫茫宇宙中,帮助一个陌生人比准时参加研讨更加重要。

然而,至少还有一种不怎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让人们等待是不礼貌的。但最近有许多研究表明我们的伦理行为似乎同无数的不理智和非理智的因素相关。例如,在手机普及之前,一项美国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刚从公共电话亭走出来的实验参与者,如果之前他在电话的退币口捡到了一角硬币,那么,这个人帮助掉落了一堆文件的过路人的概率更大。这一微不足道的运气,尽管价值甚微,却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另一项研究证明,我们的行为受到气味的影响。如果我们正在面包店外,闻到了烤面包的香气,我们就会对其他人更加慷慨。我们填写调查问卷的桌子是干净整洁还是污渍斑斑,将会影响我们对道德问题的答案,包括其中对定罪和惩罚的选项。可怕的是,法官判决囚犯是否可以获得假释似乎取决于他上一顿饭到现在的时间。[4]

尽管我们喜欢自我欺骗,认为我们根据充足的信息、缜密的思索就能自由做出决定,但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显示,理性在无意识的影响面前经常靠边站。这样一来,我们的行为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情境主义”,容易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而且这些调查结果对那种认为性格特征是一成不变的观点也是一种打击。这种观点认为,勇敢的人始终勇敢、小气的人始终小气、热情的人始终热情。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和教育政策,也许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性格。正如安东尼·阿皮亚所说:“你是否想要人们乐于助人?结果表明,让他们经历小小的好事比花大力气改善他们的性格更有助于此。”[5]

12.2 三维的电车

“电车”为心理学家提供了大量的方便快捷的研究资料。哲学家将电车困境展现在研讨会、论文和荧幕上。但在荧幕上阅读到的文本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差之千里。

那么如何在现实中构建不让实验参与者起疑的电车情景呢?烤面包的气味或者补锅的声音都可能对人们是否决定帮助遇到困难的陌生人产生影响,测试这些情景对行为产生的效果轻而易举,但测试现实的“电车反应”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可难不倒手法巧妙的心理实验家们。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将实验参与者放在三维虚拟现实环境中。在一个场景中,电车冲向五个人,实验参与者可以将其转向去撞一个人。在另一个场景中,电车无论如何都会撞上一个人,所以实验参与者没办法阻止五个人被撞死(尽管可以选择将电车转向以确保其撞向五个人)。在一次复制现实的尝试中,当电车刺耳地冲向铁轨上的人时,能听见实验参与者痛苦的尖叫声。这项研究带来了自己的伦理问题:几个人被实验搅得心神不宁而中途退出。在上面两个事例中,大多数坚持完成实验的人选择为了救五个人而杀死一个人或者让一个人死亡。但是,当被要求采取积极的行动拯救那五个人时,与什么都不做而得到同样结果相比,实验参与者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6]

心理学家们也改变了其他的变量。一个实验将实验参与者被分为了两组。在让第一组接触电车问题之前,先给他们播放了一段五分钟的滑稽电视秀——周六夜现场。第二组必须观看完一段无聊的关于一个西班牙村庄的纪录片。看过喜剧而因此(大概)用快乐的情绪思考生死问题的实验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让胖子死去。[7]

其他研究显示,甚至胖子的名字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实验参与者有两个选择:一是把“泰伦·佩顿”(典型的非洲裔美国人名)推下桥,救100名纽约爱乐乐团成员;二是把“奇浦·埃尔斯沃斯三世”(一个能让人联想起盎格鲁-撒克逊古钱币的名字)推下去,救100名哈雷姆爵士乐团的成员。研究人员发现,保守派对这些选择无所谓,但在自由派中,贵族化的奇浦不如泰伦受欢迎。也许是自由派尽力使自己不做种族主义者——抑或奇浦·埃尔斯沃斯三世让人想起了财富和特权,而这些人是出于平等主义的想法进行的选择(或者再糟糕一点儿,出于嫉妒)。[8]

有趣的是,尽管只有10%的人会推胖子下去,但当困境中出现的是动物而不是人,我们的功利主义本能就更加强烈了。因此,一项研究向实验参与者,他们是否会为了救五只猴子而将一只胖猴子推下桥,答案是“会”。人们不反对将动物作为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我们关于动物典型的反映不是康德式的,而是边沁式的。[9]

12.3 珍妮特和乔纳森

尽管有无数因素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和道德判断,但有一个共识逐渐显现:这涉及两个宽泛的过程。如何界定这两个过程,还有如何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这两个问题仍存在很大争议。但这一二分法,尽管采用了21世纪的工具和方法,却反映了18世纪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之间更古老的冲突——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休谟写道:“理性是,而且应当仅仅是情感的奴隶。”[10]而康德却认为,道德必须由理性驾驭。

在诸如《感性的狗和它理性的尾巴》(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等开创性论文中,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认为,其实是感性做了更多的工作。海德主要探究了我们道德中的那些会引起反感或者厌恶反应的方面。下面拿他最有名的虚构情景做例子。朱莉和马克是亲兄妹,大学暑假时在法国旅行。一天晚上,海边的小木屋中只有他们两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尝试做爱肯定会很有趣,至少对各自都是一种新体验。朱莉已经服用了避孕药,但为了确保安全,马克还是用了安全套。他们都很享受做爱,但他们决定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他们把共度的一晚作为特别的秘密,作为一件让他们感觉更亲密的事情。[11]

如果你不觉得朱莉和马克的性行为很恶心,那么至少你属于极少数人。海德发现,几乎他问到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认为这对兄妹的行为应该受到道德谴责。当他继续问人们为何觉得这种行为是错的时,实验参与者会努力地想解释他们的感觉。因此,他们会先说这是因为担心由性行为产生的后代可能会有遗传缺陷。海德提醒他们,这两兄妹已经采取了两种避孕措施,根本不会有意外发生。或者他们可能会担忧由此事产生的长期的心理影响,而忘记了对朱莉和马克而言,这种经历是完全积极的。

在这个例子中,没有人受到伤害,但人们仍旧觉得发生了一件不道德的事,然而却没人能准确指出它为什么不对。他们困惑而沮丧地无言以对。他们评论道:“那个,我打心底就知道它是错的。”海德给这种感觉起了个名字:“道德无语”。[12]

在一项实验中,海德和一位同事使用催眠术,让人们在听到一个任意挑选的词语时感到厌恶。这个被随机选出的词语就是“经常”。他们发现,如果一个情景里出现了这个词语,被催眠的实验参与者在判断任何道德错误时会更加粗暴。更震撼的是,在很明显没有道德错误的情况下,为数不少的人仍然认为发现了错误,看下面这个例子。“丹是他所在学院学生会的代表。这个学期他负责为学术问题的讨论会安排日期。他经常挑选能够引起教授和学生兴趣的话题来刺激讨论。”当实验参与者被问到为何觉得丹做了错事时,实验参与者会费力地寻找答案:“就是感觉他有什么阴谋。”[13]

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搞笑类节目叫《莫克姆和怀斯》(More cambe and Wise),是当时英国最流行的喜剧电视节目。埃里克·莫克姆和埃尔妮·怀斯会表演一系列的小品,而当马上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在之前表演中从未出现过的、名叫珍妮特的大块头妇女会穿着晚礼服走上台。她会把埃里克和埃尔妮赶到一旁并宣布:“我要谢谢大家观看我小小的表演。”乔纳森·海德认为理性就扮演了珍妮特的角色。它在最后一分钟出现,什么都没做却占据了所有的荣耀。

然而,虽然海德相信是感性进行着统治,其他人却不那么确定,他们将理性和感性的冲突看做是一场真实的拔河比赛。

第十三章 和神经元的较量

心脏有它的理性,而理性对此一无所知。

——帕斯卡

行动吧,让你的行动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世界的法则。

——伊曼努尔·康德

“你站在被告席上,被指控杀了一个胖子。你会怎样为自己辩护?”

“我有罪,大人。但为了减轻罪责,我想说我的选择、我的行为都是由我的大脑决定的,而不是我。”

“你的大脑什么也决定不了。决定者是你。我宣判你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并要苦读十年哲学。”

13.1 点 亮

过去的十年,在扫描技术发展的驱动下,对大脑各个方面的研究蓬勃发展。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扫描产生了有趣的结果。扫描仪的工作原理是感知血流的细微变化。当大脑某个部分比所谓的休眠状态有更多的活动时,神经科学家称该部位处于“点亮”状态。尽管研究刚刚起步,但大量有力证据显示,大脑的特定部分会产生特定作用、发挥特定功能。实验参与者躺在粗大(而且有噪音)的管道中接受扫描,同时从事着某种活动,比如,听音乐,使用语言,看导航地图,想象自己从事着各种身体活动,观察人脸,鉴赏艺术品,看像蟑螂、粪便等恶心的生物或物体。

当我们做出道德决定时,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同样受到了观察。电车困境引起了剧烈的矛盾的直觉拉锯战,因此它们名列最受欢迎的案例研究之中。这一领域最著名的超级明星就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约书亚·格林。

格林求学时是一名辩论家,他本能地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当讨论个人权利与更广大的利益哪个更重要时,他会选择边沁的而不是康德的观点,即重要的是结果。然而,当他第一次遇到器官移植情景时,他产生了困惑:为了使用其器官而杀死一个健康的年轻人肯定不对,即使这会救五个人的性命。他的功利主义信念动摇了。

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他接触到了电车问题——这对一个笃信功利主义的人而言是另一个让他困惑的难题。但是,他本人表示,当遇到菲尼亚斯·P·盖奇的事例时,他才真正领悟了其中的道理。这个事例是他在以色列参加妹妹的成人仪式期间,在宾馆房间里读书时看到的。

13.2 铁棍事例

菲尼亚斯·盖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建筑工头,成了铁路事件真实的而不是假设的受害者。他的工作是协调一队工人修建一条穿越佛蒙特的铁路。为了使道路尽可能直,他们偶尔会在岩石堆中间开辟道路。一个夏日的下午4:30,发生了一起灾难性事故。一个引信被提前点燃了,导致了大爆炸。用来将火药压紧的铁棍从盖奇的腮部穿入,经过他大脑的前部,从他的头顶穿了出来。

盖奇没有立刻死亡简直是个奇迹。更神奇的是,几个月之后,他看起来在身体方面已经完全康复了。他的四肢能自由活动,他也有视觉、触觉,还能说话。不过之后发生的事把他从医学奇迹变成了学术事例研究的对象。尽管他身体大部分能像以前一样运转,但很明显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变坏了。他之前负责而又自律,但现在他冲动、喜怒无常而且不可靠。尽管很难将事实和传闻区分开,但一项报告称,他的语言变得非常粗俗,因此女性被建议不要与他交谈。

在其著作《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中,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称,盖奇有意识,但没有感觉。[1]“就是它了!”在宾馆房间里格林想道,“那就是在天桥事例和器官移植事例中所发生的。我们感觉到不应该推那个胖子。但是我们认为救五个人比救一个人更好。感觉和想法是不同的。”

格林接受过哲学和心理学的教育,因此他是将神经科学引入电车谜题的第一人。他开始给面对电车问题的实验参与者进行脑部扫描,扫描仪会挑选出在相应的大脑活动中产生的异常。

格林将电车事例描述为一场大脑中负责计算的部位和负责情感的部位之间的激烈较量。这是一场比海德所描述的冲突更加势均力敌的较量。遇到胖子困境时和面临是否用你的双手杀死他的选择时,位于眼睛后方、被认为对控制诸如同情之类的感觉至关重要的大脑组织(杏仁核、后扣带回皮质、内侧前额叶皮质)开始超速运转。推胖子的想法“触发了大脑中感情的警报,让你说‘不行,那是错的’”。[2]没有那个虚拟的警报,我们会默认使用功利主义的算式。大脑中负责计算的部位(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顶下小页)计算多种多样的成本与收益,不仅是道德的成本与收益。在岔道情景中,等式并不复杂:用一个人的成本获得五个人的收益。

一架相机为另外一个对人们有帮助的格林暗喻提供了基础。相机有自动设定功能——例如,拍摄风景的设定。这很有用,因为节省时间。我们看到想要拍摄的景物,只需按下快门。但偶尔我们也想浪费些时间,尝试一些新鲜不寻常的、有些附庸风雅和前卫的事物。我们可能想要中间的图像模糊。我们能达到那一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切换到手动(计算)模式。“情感反应就如同相机的自动反应。灵活的行为规划则是手动模式。”[3]

普遍认为,大脑中负责控制感性的部位早在大脑负责分析和计划的部位之前就已得到进化。在道德困境中,我们可以期待感性比理性更快地得出结论。研究显示,强迫人们快步行走会减少他们的功利主义倾向。[4]

似乎在两种设定之间的斗争由一项被研究人员称作“认知负荷”的研究很好地证实了。当实验参与者思考电车问题时,他们的认知过程同时也在进行着另外一项任务——一般是观看(或者计算)闪现在荧幕上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参与者做出功利主义回答的速度会更慢,例如在岔道情景中杀死一个人以拯救五个人(当认知过程繁忙的时候)。但认知任务在胖子困境时没有造成区别,因为这一情景主要牵涉感性。

格林认为,当人们思考是否该杀死胖子时通常出现的情感退缩主要包含两个原因。一是“靠近和个人”效果(up close and personal effect):推这个动作的肢体性特质,也就是用一个人的肌肉对另一个人施加直接影响,让我们退缩。证据显示,即使推的动作不需要直接用手,而是用一根长杆,但需要使用相同的肌肉时,结果也一样。这种结果可以用陷阱门事例加以验证。

在陷阱门情景中,我们可以通过扳动一个开关(就像岔道情景中的开关一样)来阻止电车并救下五个人。这个开关将打开一个陷阱门,恰巧胖子站在上面。尽管大多数诡辩的律师都找不出用开关杀人和用手杀人的显著道德差异,被问到电车问题的实验参与者却更加愿意用前者而不是后者杀死胖子。不过,不论需要一个开关还是直接推他一下,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杀死胖子比在岔道情景中改变火车的方向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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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陷阱门。失控的电车朝着五个人驶来。你站在铁轨边上。唯一能够阻止电车并拯救五个人的方法就是拉一下操纵杆,这么做会打开一个陷阱门,而胖子恰好站在上面。胖子将会跌落地面并被摔死,但他的尸体会挡住电车。你会打开陷阱门吗?

这就是说,肯定还发生着别的什么事……

格林说,第二个原因恰好和双重结果原则类似。我们更不愿意故意伤害他人,特别是当这样做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时。这两个原因——身体接触和伤害的意图——“各自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当你把它们组合起来,它们就会产生比各自单独的效果简单加和要大得多的效果。这就像药物相互作用,如果你服用了甲药物,你没事,如果你服用了乙药物,你也没事,但一起服用的话,嘭!”[5]推胖子的动作将身体接触和伤害的意愿相结合,就产生了这种感性上的“嘭”。

13.3 进化的误差

对于人们下意识地在使用肌肉和转动开关之间划出奇怪的道德差别,格林有一个有趣的可能仅仅是推测的进化论的解释。我们对那些在进化过程中已经适应的环境中,可能引起伤害的事物有着特殊的厌恶。在我们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直接与其他人互动,力量来源于我们自身的肌肉。使用肌肉推另一个人暗示着涉及暴力,而出于明显的原因,通常最好避免暴力。

这些实验关注道德判断,而不是行为,也就是人们实际如何做。但是,道德判断和行为是相联系的。不论我们对格林的进化理论是否买账,杀人的心理上的深远意义早就超出了电车学的学术范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天空定期有美国无人飞机掠过,而操纵无人机的人却在数千英里外的美国,而且通常是比较年轻的人。在2011年之前的7年中,巴基斯坦有2 680人可能被美国无人机杀死。[6]无人机代表了未来战争的模式。目前一些无人机被用作执行侦察任务,但另外一些却正在瞄准人群和建筑。不论我们发现是通过移动控制杆杀人更容易,还是通过用刺刀穿透喉咙杀人更容易,就行为自身而言,都是道德所不允许的。然而,如果我们面对致命的敌人,我们可能需要士兵对杀人更少感到内疚。但如果正如看起来那样,通过摇动开关比用刺刀穿刺更容易杀人,那我们需要了解这一情况。

这一争论可以融入一个更广泛的讨论之中,那就是进化是否让我们在伦理上更好(或者更坏)地适应了当今时代。哲学家,尤其是笃信功利主义的哲学家,强调了以下显著的不一致性。如果我们路过一个浅水池时看见一个小孩溺水,我们多数人会本能地跳下去救她,哪怕我们身穿名贵的衣物也会如此。如果当这个孩子挣扎时,有一个人袖手旁观,事后解释说她不能跳下去,是因为她穿着最喜欢的价值500美元的范思哲裙子,那么我们肯定会勃然大怒。但如果慈善机构来信说同样的钱能够拯救地球另一端的生命,我们却很少有人会回复这样的来信。

救一个我们面前的陌生人和救一个离我们很远的陌生人,这二者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伦理区别,但对于我们自相矛盾的反应,存在着一个貌似可信的进化论解释。现代人脑的进化始于原始人类的狩猎阶段,当时人们生活在100~150人左右的小团体中。关照我们的后代和与我们合作的少数人对我们有利(在进化的意义上)。我们不想也不需要知道山的那边、谷的那边或者湖的那边发生了什么。现在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大灾难的即时消息。我们在回应这些事件时显示出漠然态度不足为奇——虽然这样的反应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彼得·辛格给出了下面的电车式例子:

假设我们在风暴中的一艘船上,看到了两艘倾覆的游艇。我们可以救一个抓住倾覆的游艇的人,或者救我们现在看不见,但知道被困在另外一艘倾覆游艇内的五个人。在游艇撞击礁石而我们要救助的人很可能溺亡之前,我们只有时间开近到一艘游艇旁。我们能辨认出单独的那个人——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和长相,尽管我们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且同他毫无瓜葛。我们对困在另外一艘游艇里的人并不了解,除了知道他们被困在游艇内。[7]

无数的研究试图解释我们的道德决定——例如我们为某项事业捐赠多少钱,或者我们认为一种惩罚应该严厉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辨认出被我们行为影响的人(们)。[8]但是,辛格评论其例子时说,我们肯定应该救五个人,即使进化实际上诱使我们对能辨认的受害者表现更多关心。我们需要从辛格的情景中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我们的一些本能不适合我们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匿名群体的相互关联的世界中。

进化的力量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塑造了我们的道德本能。进化给了我们关于如何做的启发——经验法则。因为在每种情况下都精确计算如何做的时间、金钱或者信息有限,因此经验法则很方便。它们在驾驭复杂情况时很有用,而做决定通常都很复杂。然而尽管这一启发在多数情况下对我们起作用,它也可能让我们失望。一方面,如前所述[9],规则会相互矛盾,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解决冲突的程序。如果我们需要用撒谎来救人的话,“救人”和“不说谎”就会矛盾。而且,有时候一个规则会使用暗示、信号或者代理,这既能产生错误肯定,也可能产生错误否定。拿反对乱伦的启示规则举例,不要近亲繁殖有着合理的医学和生物学理由。进化似乎给了我们反对乱伦的经验法则:对于和你一起长大的人,你不会发现其性感的特质。这一规则对我们挺管用,但是当一对兄妹在童年被分开,当他们后来再相遇时,就可能感觉到对方的吸引力。这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中得到了验证,因为在那里,不同家庭的孩子们在一起成长,长大后他们感觉不到相互的性吸引力——结果导致集体农场中的结婚率很低。[10]

13.4 永别了自由

科学家小而言之能够对胖子困境作出贡献,大而言之对道德的理解也作出了贡献,在某种层面上讲这一点根本不足为奇。在大脑和道德之间当然是有联系的,并且很难想象二者如果不存在联系,那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信仰应该至少部分是我们神经系统的产物。没有大脑就没有信仰。

这一点的最新表现就是我们对建筑和设计工作原理的深入理解。大脑各部位的分工,还有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与神经伦理学进入法律范畴相关的辩论。未来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类似这样的自我辩护——“不是我,是我的大脑”。我们的司法体系建立在人类能够自由行事和自由选择的观念之上。当一个人被迫做某事时,我们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对其行为负责。我们对大脑功能的新发现越多,我们就越能解释和预测行为,自由意志的运作空间也就越来越小。至少看起来如此。

然而,“兼容主义者”认为,自由意志是与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完全因果性并行不悖的。哪怕一台包含有无限数据的巨型计算机能够准确预测一个人的行为,那也不能暗示——兼容主义者坚持认为——行为不是自由的。这个断言看似令人迷惑,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虽然兼容主义者对自由意志的立场可能在为这一课题撰文的哲学家中颇受欢迎。但不论我们在这一激烈的争论中采取什么立场,都会有更多人不可避免地要求法院考虑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借口和基于大脑扫描和医疗证据的自我辩护。

来看一下发生在2000年的好色成性的性骚扰案例。一位中年美国男子有过多年的幸福婚姻生活,从未显示出异常的性癖好。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养成了对嫖妓和儿童色情的兴趣。他的妻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接近他的继女时,他的妻子向有关部门报了案。她的丈夫被认定犯有儿童猥亵罪并被判接受心理康复治疗。但这丝毫没有阻止他,他继续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地方骚扰妇女。似乎他注定要有牢狱之灾了。

有段时间他被头痛困扰,而且越来越严重。就在对他宣判的几个小时前,他被送往医院,医生在检查脑部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而肿瘤被切除后,他的行为恢复了正常。这本该是故事的结局,但六个月后他十分不当的行为又开始作祟。这个人又去看医生,结果是第一次手术中被忽略的一部分肿瘤现在扩散了。第二次手术获得了圆满成功,立即根除了病人的异常性癖好。这个人因此而避免了牢狱之灾。

肿瘤可能是个极端事例。如果肿瘤的生长完全改变了他做出的决定,那么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他应对其行为负责。但是在未来,神经科学家将指出一些现在没有被归入“重病”、“小病”或“状况”之列的生理原因。一个神经科学家会说:“玛丽在商店中偷窃行为可以被解释为是其大脑中的化学成分和突触所造成的。”在理论上,这种借口和提到肿瘤的借口应该同样具有说服力。[11]

神经科学家研究大脑与伦理的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研究由事故损伤或者疾病导致的非典型事例。尽管神经伦理学是一个专业领域,但日渐清晰的神经伦理同专家所描绘的大脑其他部位的科学类似,不论是语言、感觉、人脸辨识、大脑与身体的关系,还是意识。大脑是精密、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器官,处在不确定的平衡之中,结构上的一小部分的缺失、移除或者连接错误都会导致怪异的现象和古怪的行为。

替身综合症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如果患有替身综合症,一个人会认为他的妻子或者父亲或者好友被别人冒名顶替了。在过去,有这种想法的人会被认为是疯子。但是像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这样的神经科学家被这种事例所吸引,致力于寻找生理学的解释并找到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大多数人对辨认人脸和储存关于人们脸部的信息都很在行。如果被问起,也许我们不知道一对兄弟面孔的区别在哪儿,但在他们面前,我们能毫无困难地区分出他们。这项关键的技能似乎依赖被称作梭状回的脑部组织的正常运作。该组织受损将导致人面失认症,也就是无法辨识人脸。据拉马钱德兰称,替身综合症患者的人脸识别功能正常,但梭状回和边缘系统(对我们的感情生活至关重要)之间的信息传输存在问题。当替身综合症患者看到一个人长着其母亲的面孔而没有受到任何情感刺激时,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是骗子。[12]

13.5 双系统

人类的典型伦理观依赖于神经系统的平衡。

约书亚·格林最初认为这是情感和计算的对立,海德认为是情感和理性的对立(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是自动性/直觉和理性的对立),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则认为,是快系统和慢系统的对立。[13]

这些双系统不需要彼此完全独立。因此,如海德坚称的,即使情感坐在了驾驶员的位置上,理性也可能扮演了一个具有影响的角色——驾驶教练。例如,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性恋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让人们反感了——因此人们不太可能认为该行为是错的。但据推测,在如何看待同性恋这一社会准则的改变过程中,理性至少扮演了某种重要的角色。[14]

许多从事道德科学研究的人认为他们的发现有规范性。因此海德称,在他描述的乱伦情景中,人们应该克服他们的厌恶反应。两个成年人都同意,而且也没有造成伤害,理性告诉我们不应该反对。格林认为,我们对情景的自发反应——尽管非常有用——有时也会哑火,在道德困境中,我们的计算方面应该占主导:我们应该切换到“手动模式”:我们该推胖子,尽管我们的本能对此感到厌恶。彼得·辛格对此表示同意:如果对推胖子的反对是受到大脑情感机制的驱使,那么我们应该克服我们的恐惧心理。[15]

一些人很少或者没有恐惧。现在科学家在研究是什么让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功利主义。擅长于视觉形象的人的功利主义本能更弱(据猜测,杀死胖子的图像给了他们更大的冲击)。[16]如果强迫实验参与者用更长时间思考一个问题,他们的判断将比立即做出的决定具有更浓的功利主义色彩。[17]

感情同大脑前额叶密切相关,这一点至少自铁棍改变了菲尼亚斯·盖奇的行为这一案例后就已经为人所知了。我们可以猜测在事故发生之后,菲尼亚斯·盖奇对电车学中的虚构铁路灾难将是什么反应。过去几年中,专家已经对脑正中前额叶皮质受损的人进行了多项研究。[18]这些患者对胖子的命运更加漠然。觉得为了救其他人而将胖子推下去摔死可以接受,患者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是正常人的两倍。当询问患者一些之前讨论过的惊心动魄的情景时,例如躲避纳粹的父母为了阻止整个人群被发现,必须掐死自己的亲生孩子时,也有类似的发现。受损的患者比健康人感到更少的内心矛盾:在他们看来掐死孩子更合理。他们对引起伤害的情感反应更小。

还有对心理变态的相关研究。心理变态患者以及有心理变态特征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在电车式情景中同意直接伤害行为。[19]一些心理学家将他们专业的视角转向了像杰里米·边沁这样的死板的功利主义者:一篇文章指出他的道德观与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症状相关。[20]

确定这些研究对道德的意义并非易事。如果某种类型的大脑损伤与功利主义之间的确有联系,那我们是否能说,有时候大脑损伤的患者比其他人有着更清晰的道德观?或者,我们是否能将此类发现作为功利主义不够圆满的证据——那些鼓吹推胖子的人的伦理功能存在基础缺陷?后者至少能说得通。既然心理变态患者在一些没有争议的事例中无法判断什么是对的,那么认为他们在电车事例的判断也值得怀疑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换言之,心理变态者患更可能同意杀死胖子的事实,给杀死胖子是错误行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一个不太充分的证据。

13.6 神经杂音

神经科学正在挤进许多学科。它新颖、刺激,而且会产生出令人着迷的结果。但也有批评者在猛烈地批评它,尤其是当它打算介入伦理学之后。一种批评认为它的方法有缺陷:它是一种蹩脚的科学。

大脑扫描的确是一个仅有粗糙刻度的粗糙工具。让实验参与者躺在一个长管子里测量反应根本无法复制任何现实的困境。不论患者对困境有多么投入,不论他们多么成功地想象自己身临其境,他们还是感觉不到怦怦跳动的心脏,出汗的手掌,还有现实生活中的恐惧、惊慌和焦虑。没有通常的声音、气味和景象。背景中没有说笑或者熙攘的街道噪音,也没有雨滴或者阳光。[21]

问题不是阳光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我是否给地球另一端的干旱灾民捐款不该取决于我的情绪是否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但现实生活的确包含诸多影响性因素,因此当身处白色管道却要想象现实生活并且进行推断时我们要谨慎。

但有一个针对神经科学结论更为基础的批评。这一批评的主旨是,神经科学存在分类错误。20世纪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也就是发明了分类错误的人,用一个美国游客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解释。一位美国游客到了牛津大学,在参观了谢尔登剧院、博德利图书馆、各个院系之后,天真地问道:“但大学在哪儿啊?”就好像大学是某个独立的物理实体一样。

与此相关的观点就是,将观念、选择和动机、欲望还有偏见都归咎于大脑是一种分类错误。赖尔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许多神经科学的批评者本身也是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对神经科学的维特根斯坦式的批评是,心理属性不能归因于大脑,只能归因于人类。他们说,思想和大脑不同。我(在犹豫不决时)会迷惑是否将电车转向。我的大脑却不迷惑。我可能在想到使用体力杀死胖子时会退缩。我的大脑不会对这一做法感到震惊。我可以计算一人丧命比五人丧命更好,但并不是说我的大脑也进行了这样的计算。当然,如果我的大脑不运转了,我也运转不了,但这不是说我就是我的大脑。一辆电车离开发动机就无法运转,但电车不是发动机。[22]

然而,大多数对神经科学持怀疑态度的人都不得要领。总体而言,当神经科学家谈论大脑产生迷惑或者震惊时,他们用的是比喻。[23]对神经科学持怀疑态度的人又用另一个错误对神经科学发起了诘难。对神经科学持怀疑态度的人称,对行为最好的理解方式不是窥探大脑,而是让人身临其境。但这种批评也很无力。因为只有最愚钝的科学家才会认为大脑活动是人类行为和意识状态的唯一或者最佳解释,或者能够代替其他解释。要是认为恋爱或者一个人的政治观点能够具体追踪到是由大脑的某个部分决定的,那确实愚蠢。爱情和政治不能缩减为某种化学变化。大脑在人体中,而人属于文化和社会。要回答一个人为何给民主党或共和党投票,不能将其解释为双耳之间神经的弹球游戏。

尽管如此,没有大脑,人们就不可能恋爱和拥有特定的政治观点,并且神经科学家发现了一些行为、信仰、感觉和神经学活动之间的联系,这些证据不可忽视。如我们所见,对正中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会改变道德判断。我们现在也理解了前额叶皮层参与了抑制行为——如果它被损伤,患者可能“在商店经理面前偷窃、当众脱衣、在禁止标志前奔跑、在不适当的时候突然唱歌、吃在垃圾桶中找到的残渣剩饭……”[24]同样,神经科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导致了不正常或者破坏性行为,例如上瘾,不论是对食物、赌博、性,还是购物。神经递质,多巴胺,扮演着关键角色。有许多悲剧的事例,说的是帕金森症患者在采用多巴胺药物治疗后无法控制他们的冲动,葬送了他们的积蓄、事业和婚姻。

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开始摆布大脑来改变我们的道德观,并因此改变我们在电车事例中的判断……

第十四章 仿生学电车

你看起来好忧郁!你需要一克索玛注2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检查你是否能信任某人最好方法就是信任他们。

——欧内斯特·海明威

如果杰里米·边沁统治世界,他会鼓励把胖子推下天桥,因为这种牺牲是为了更大的利益。但普通人不会让自己把胖子推下去,普通人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不是将幸福最大化;他们认为行为应受到制约,例如禁止伤害无辜的人。即使他们被杰里米·边沁说服,确实推了胖子,之后他们也可能会感到巨大的悔恨,也许他们会受到回想和噩梦的折磨。边沁肯定认为负罪感和后悔都是不理智的。但人类并非总能掌控他们的情绪。努力成为功利主义者反而会让我们不幸福。

幸运的是,现在有了来自实验室的帮助。科学家们发现了愈发详尽的记忆的工作原理。海马体(一个小手指大小,因形状近似海马而得名的脑组织)是大脑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是储存记忆,并对信念和形象进行排列和排序。杏仁形状的杏仁核向海马体发出信号,告诉它哪些需要继续储存。杏仁核中的情感唤起越强烈,记忆就越可能被储存。

如往常一样,进化应该因为产生了一个完全实用的安排而得到赞美。我们忘记了大部分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如果我们在大街上遭到陌生人袭击,我们需要确定我们记住了这次威胁:我们不想再次遇到类似的危险。有时候一个情景会引起过激反应,那是因为我们经历的情感影响太剧烈以至于点燃了记忆的导火索。这似乎是创伤后紧张性精神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症状,这种疾病很早就受到了军方的重视。PTSD患者会不断回忆起痛心的事件。他们的记忆可能会被排气管的“砰砰”声(听起来像炮弹的爆炸)以及同曾经受到创伤时情景的更加细微的联系所触发。看到朋友被射杀在战壕中的士兵在见到泥泞的田地时会惊恐万分。

最近,研究者发现如果在一个令人不安的情景发生后几小时内,实验参与者服用心得安——一种受体阻断剂——的话,他们得PTSD的概率会降低。更近的研究表明,心得安甚至能帮助那些多年患有PTSD的人。记忆专家用一个类比来解释这种药物的影响。想象一下你在图书馆订了一本书,这本书从书架上被拿过来。如果你在打开的窗户边上阅读,而又有阳光直射的话,这本书会稍稍变白。当你还书时,被存放起来的是一份变浅的副本。心得安的作用就像侵略性的漂白阳光一样。如果PTSD的实验参与者在被唤起不愉快的回忆的同时接受药物注射,那么那段记忆就会被减弱并重新储存在大脑中。

所以在理论上,尽管我们对推胖子这件事很反感,很快就会有药物被研发出来让我们削弱这方面的记忆。但是可能还有影响我们处理电车问题更为直接的方式——一片药,但这药的作用不是钝化创伤,而是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14.1 道德大药房

科学很快将会为人们提供一种令人眩晕的增强大杂烩:体质增强、认知增强、情绪增强。已经有了一些这方面的药物。数十年来,一些不诚实的运动员采用了化学/生物类药物来增强自身的身体机能。这些药物和医疗手段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并越来越复杂。对于认知增强而言也是如此。喝咖啡的人早就了解了咖啡因有恢复健康的作用。随着神经科学家对于人类学习语言、理解音乐、辨识图案、专注任务、记忆事实和叠加数字的方法的认识越来越充分,将来肯定会有为更多具体功能而专门研制的药物。

情绪增强药物的想法可以在《美丽新世界》中找到类似的影子。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这本未来主义小说中(1932年出版),书中提到的索玛让人们处于一种压抑的满足中。读者感觉这种迷幻剂是控制的媒介,使服用过它的人们的生活变得不真实、不现实。但喝啤酒的人早就知道陈年啤酒和麦芽酒对情绪的影响。像百忧解之类的抗抑郁处方药的使用在一些发达国家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会因为使用这类药物而感到羞愧。

比改变情绪更具争议的是“改善”道德。对态度的行为最有效的影响主要来自父母,同时也来自朋友、师长和社会,但并非总是如此。与我们的道德评价相关的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尽管比较薄弱,但发展迅速。我们开始了解如催产素、睾酮、抗利尿激素、血清素和多巴胺等天然化学物的影响。通过改变人体摄入的剂量,心理学家、医生和哲学家发现了这些化学物质是如何影响行为、如何改变对危险、沟通、讨价还价、合作、控制冲动和对奖励满足的态度的。这些化学物质甚至还会影响人们对生育和性的态度。

如果你想了解自然界中的生物,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平原田鼠。这些啮齿动物有着强壮的身体和毛茸茸的尾巴,但并不是最具诱惑力的生物,至少在人类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对其种族的延续有利的是,雄性田鼠和雌性田鼠互相觉得对方有吸引力。一旦它们确定了配偶关系,它们在其短暂的生命中会始终保持着幸福的结合和对性的忠贞。

平原田鼠有一个近亲,草甸田鼠。雄性草甸田鼠与自己的近亲有一点区别:它们非常滥情,有点儿花花公子的味道。据了解,当平原田鼠交配时,会分泌一种叫做抗利尿激素的激素,回应抗利尿激素的细胞——接收器——位于大脑的快感区域。平原田鼠的快感的来源是交配对象,因此就在这一对“情侣”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然而对草甸田鼠而言,接收器位于大脑的另一个部位,因此交配无法产生配对的冲动。但通过引进一个单独的新基因,一种影响抗利尿激素的感受器的基因,科学家成功地将雄性草甸田鼠变成了忠贞的爱人。

对于爱情和性而言,人类与田鼠似乎有许多共同点。针对瑞典双胞胎兄弟的一项研究发现,抗利尿激素吸收程度的差异与每个人对婚姻的忠贞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一程度由不忠和离婚的级别来衡量。想象某一天我们会要求伴侣进行激素测试,或者在更远的将来,甚至使用基因疗法来促进性忠贞,这并非无稽之谈。

以上谈到的是性。那我们能改变对另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来源——种族——的态度吗?心得安,我们之前讨论过的β-受体阻滞剂,除了对记忆会产生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奇特的效果。有一个大家都能做的测试,叫做内隐态度测试(Implicit Attitude Test,IAT),测试中要将许多词语,包括好词(比如和平、笑声、快感)和坏词(比如邪恶、失败、伤害)同白人和黑人的面孔联系起来。多数人希望相信自己并非种族主义者,但很可能对测试的结果感到困扰。IAT表明,我们有着不同程度的下意识的种族歧视:我们会更快地把坏词与黑人而不是白人面孔联系起来。而且黑人自己也会表现出同样的歧视。但如果我们在接受测试之前服用了心得安,大多数的内隐歧视便会消失。[1]

用化学物质改变道德行为和判断不再仅仅存在于科幻小说家创造的世界中了。通过观察人们服用药物后如何对电车情景做出反应,可以用来判断某些药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道德信念。心得安对电车情景判断的影响仍不清晰。[2]但实验主义者已经尝试改变了多种激素在人体中的含量并观察了由此产生的影响。例如,一项研究改变了人体内血清素的含量,结果发现血清素水平增加让人们更不倾向于功利主义,更不愿意推胖子下去。

但是,对于那些想要研究化学物质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的科学家而言,电车问题并非唯一可用的测试。另一项测试包括了如何分配一大把的钞票。

14.2 最后通牒博弈

19世纪的美国普尔曼大罢工是许多罢工中最典型的。它让普尔曼公司付出了高昂代价,对工会和工会会员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大罢工让铁路行业损失了450万美元收入,还造成了70万美元的支出。罢工的10万雇员损失了大约140万美元的工资。

由博弈论产生的词语“双赢”已经成为了流行语言,但词语“三赔”还没有。但三赔确实是普尔曼大罢工造成的结果,而且是大多数罢工的结果。公司赔了,工人赔了,而且公众肯定也赔了。工会追求一个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差的目标可能会被认为是不理性的。也许吧,至少在理性的常见定义下是这样。但在有些情况下,人类并非总是理性的——正如以下这个在伦敦大学皇后广场的一间地下室里做的实验所展现的那样。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有两个明显很渴的人,让我们管他们叫哈利和欧利吧。哈利和欧利从来没见过面。有人让他们分享一大口杯的水。第一个人,哈利,把水倒进两个玻璃杯中。他在自己的杯子里倒了四分之三口杯的水,然后把剩下的四分之一倒进了欧利的杯子。欧利看来有些不悦,但他也可以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喝下哈利给他的那些水,要么拒绝。如果他拒绝,两人就都得不到水喝了。

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欧利在打吊瓶。他的头有点儿疼,他的嘴也很干,有水总比没水好。但他看了看哈利几乎满满一杯的水,又看了看自己杯中那可怜的一点儿,他摇了摇头,如果他允许哈利喝掉几乎所有的水,他就是个傻瓜。

事实上,哈利是个知情人。欧利不知道的是,他接受的测试是一个与电车问题相类似的谜题:最后通牒博弈。[3]

最后通牒博弈的发展轨迹与胖子情景类似。它最早出现在1982年,就在胖子情景出现之前不久。它最初始于经济学并被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谈判形式以纯先验的方法被分析。这个谜题被当作那种能够在纸上用数学方法解决的(简单)问题。之后“答案”被拿到现实中检验。随着这项博弈的发展,其母学科渐渐将自身延伸到了其他的领域,包括进化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神经科学。像胖子情景一样,人们引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发现来证明道德感是天生的。像胖子情景一样,这一博弈也被用来测试化学物质的介入如何影响人们的决定。同样像胖子情景一样,也有刻薄的批评者谴责这项博弈只是人为的实验室实验,无法以任何有用的方式移植到现实世界中来。

标准的最后通牒博弈包含两个参与者。这回让我们管他们叫托马斯和亚当。人们给了托马斯一些钱,比如100美元。他可以选择把100美元中的任何数量给亚当。亚当有权接受或拒绝被给予的这一部分。如果他拒绝,那么这两个人将什么都得不到。如果托马斯只给亚当1美元,似乎亚当应该接受。如果亚当接受了这种分配,他就有了1美元,而1美元总比没有强。而如果他拒绝,他将什么都得不到。既然亚当应该接受任何数量的分配,不论多少,似乎托马斯也应该只分配出尽可能少的数量。

这就是一个数学模型可能预测的结果: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宣称的理性经济人该有的反应。但结果却是,这并不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女人们的反应。当最早将该博弈针对美国的实验参与者进行测试时,有两件事是出乎意料的。第一,扮演托马斯角色的人给出了接近总额40%的比重,另一些人甚至给出了总额的一半。第二,扮演亚当角色的接受者,拒绝低于总额25%的任何方案。他们喜欢破坏整个交易,而不是接受他们认为少得可怜并具侮辱性的方案。

最后通牒博弈成了经济学家最喜欢的实验,被做了无数次。同胖子情景一样,实验设计者调整了变量,他们使用不同的筹码,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对双胞胎,在不同的种族和群体中、在不同的地点,甚至对动物(黑猩猩是最具理性的群体,不论给多少他们都接受!)[4]进行了实验。实验还对参与者是相貌平平还是具有魅力进行了比较。此外,还对实验参与者是否彼此相识进行了分析。他们还针对劳累的人群进行了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如同哈利和欧利的实验一样,让人们口渴难耐时做出选择。

为了让这个游戏具有真实性,赌注必须是真实的。但即使是在受到慷慨捐助的大学,资金也是有限的。因此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这一游戏只得使用少量的钱。当然,那会使结果产生偏差,因为如果一份小气的分配让生活富足的人感到厌恶,他们会拒绝这一分配。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已经在超过30个国家中进行过了,在这些国家美元的购买力远超美国本土。最不可思议的结果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在100美元的游戏中,分配出30美元及以下的方案被例行公事般地拒绝了。当时是1995年,30美元相当于当地人两周的工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给出的钱超过他们应该给的,为什么一些方案被拒绝?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意外之财?

有两种答案。一些人认为结果具有误导性,因为答案遮盖了我们本性中的赤裸裸的自私。另外一些人使用最后通牒博弈的结果作为论据,证明我们至少有部分利他精神,并且我们一生下来就带有与生俱来的对公平的信仰和追求公平的能力。

最后通牒博弈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引入了一个有着久远而光辉的历史的争论,粗略地说,就是性善论与性恶论之间的争论(或者人性是否完全由人生阅历塑造的争论)。耶稣、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和小说家威廉·戈尔丁均对此作出了贡献。洛克认为人出生时大脑如同一块白板,空白的板子。我们的信仰是由经验塑造的。但其他人——让我们将其分为霍布斯派和斯密派——认为刚生下来的孩子本身就带有道德倾向。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认为,人类是自私的动物,如果没有社区或国家警察力量,人们将互相殴打致死,他们甚至会害怕得不敢睡觉。尽管在现在讽刺漫画中,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认同霍布斯对人类心理的诊断,但事实恰恰相反。没错,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当人们追逐自身利益时,市场的无形之手才能有效运转。“我们不能依靠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的仁慈获得晚餐,而需要通过他们对自身利益的重视。”[5]然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又公开写到,自私并非唯一和占主导的动机。“无论将人类想象得多么自私,在其本性中明显存在着一些原则,让他关注其他人的命运,使其将他人的幸福视作于己必需,尽管除了看到这件事的喜悦之外,他什么也得不到。”[6]

双方都可以引用最后通牒博弈的研究来支持各自的论点。在一项实验中,实验参与者完全匿名,结果是更多人给出了贪婪的方案,表明似乎激励人们的不是利他主义而是名誉。例如,有着诚实或者公道的好名声,很明显会为交易和谈判带来好处。(许多实验的主体都是学生,他们知道教授对结果感兴趣,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会为了讨好而给出了慷慨的方案。)

对霍布斯观点甚至还有跨文化的支持。尽管印度尼西亚的人们和印第安纳的人们行为相仿,但也存在一些离奇的记录。在规模较小的社会中,对陌生人出手大方是不太可能的(可能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般不需要和陌生人交易)。而且,在世界上一两个偏远的角落,比如在美拉尼西亚的澳族人和格瑙族人中,有人提出超级慷慨的方案(超过全额的50%),但更不寻常的是,你会看到这些方案被回绝!这种令人惊讶的现象被研究人员解释为,在美拉尼西亚文化中,人们会通过送礼物寻求社会地位。拒绝礼物就是拒绝地位低下。所以这些结果与霍布斯主义者所持的认为人类根本上是自私自利这一论点相符。

但有另外一个支持斯密主义者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生来就是利他主义者,至少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并且正是我们的生物性,一种天生的利他主义或者正义感促使我们提出一些慷慨的方案,并且是一种天生的公平感强迫我们拒绝不合理的方案。当然看似有证据表明生物性扮演了某种角色。一项瑞典的调查将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进行对比,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基因因素:与异卵双胞胎的实验结果不同,被同卵双胞胎们提供的和接受的方案都类似。

生物因素也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当为口渴的实验参与者提供了一点点水时,他们通常选择拒绝而不是接受。还有一项实验的内容是限制参与者睡眠的时间。你可能以为疲劳的人会接受任何提供的方案,轻微的不适会让人更少关心方案是否公平。而事实似乎正相反。当人们缺乏睡眠时,情感占据了主导,短暂的睡眠时间很可能被当面拒绝。

研究我们如何回应电车问题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也使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因此,就有了对心理变态和正中前额叶皮层(参与形成社会情感)受损的患者进行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如前所述(见第十三章),VMPC患者更可能选择推胖子。当他们面对最后通牒博弈时,这样的患者更可能拒绝不公正的方案。当他们沮丧或者被激怒时,VMPC患者容易表现出生气或者暴躁。

当遇到小气(或者慷慨)的方案时,大脑中所发生的事就是神经科学家研究的关注点。当人们被给予高数额时,大脑中负责反射奖励感的区域(例如,与吃巧克力棒相联系)更加活跃,而当人们被给予低数额时,负责对厌恶做出反应的脑岛叶皮层则在发挥作用。

14.3 用奶酪付款

就像研究者用电车问题来评估血清素、睾酮和催产素等激素对行为的影响一样,最后通牒博弈也有同样作用。

一项实验表明,有着高水平血清素的人更可能接受人们认为不公平的方案。如果你需要在喝啤酒和吃三明治时与工会领导谈判,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在面包里夹上厚厚的奶酪片:奶酪富含血清素。认为老板将大部分利润据为己有的工人将考虑割掉自己的鼻子而不是啐老板一脸唾沫,如果这两件事都能让老板蒙羞的话。换句话说,如果这是让其他人受到惩罚的唯一方法,他们倾向于伤害自己。但血清素可以帮人们抵御诱惑。而睾酮则降低了慷慨程度,这也许就是女性比男性提出的方案更慷慨的一个原因吧,而催产素的效果则与之相反。

我们是否应该开始用空调系统向空气中排放催产素呢?预防原则劝告我们宁可犯一些小错误。一方面,如果我们使用如催产素、血清素和睾酮之类的激素,结果肯定不会同预料中的一样。这些斯达汉诺夫注3式的小激素在大脑中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且相互影响。因此一种被普遍认为积极的干预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一些结果可能不仅有害而且不可逆。

不但如此,在一种情况下似乎有益的改变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有害的。用鼻子吸一下催产素可以让人们对他人更加信任。如果我们对他人的信赖稍微增加一些,社会将运转得更好。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希望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周六晚上同刚认识的男人一起离开酒吧时过分地信任他。[7]

因此,有理由谨慎对待新科学和新技术创造出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进化已经将我们武装得不错了。我们不会总是相信别人,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值得我们信任。但进化并非在每件具体事情上都正确。如果我们能更关注那些与自己相隔甚远的陌生人的困境,那世界肯定会更好。有许多著名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听说不幸降临到某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时,我们就可能更加关心此事,而如果我们听到不幸降临到成千上万人时,可能就不会那么关心了。这不理性。尽管我们需要权衡采取行动改善道德时所必须承担的风险,但改善可能在一些情况下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