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电车学及其批评者

第十五章 名叫“弄巧成拙”的街车

我不研究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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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杰出教授在谈论电车学时的轻蔑言论。[1]“这是道德哲学病态的表现。”另外一名专家说。

一些道德哲学家将毕生献给了电车学的难题。更多人在讲座和授课中引用电车学,并督促他们的学生至少读一部分电车学文献。但电车学将其他哲学家的灰色事物变为了红色。他们喜欢将电车封闭在一个偏远僻静的仓库里。人们认为菲利帕·福特应该为不自觉地创造了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怪物负责。

这种恐惧和厌恶值得我们试着去理解。

这不应是对思想实验的普遍怀疑。电车学应该被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中进行审视。思想实验和由此衍生的比喻就如同是哲学的土豆和牛肉——不只是道德哲学的部分主食,而且是这一学科所有分支的部分主食。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写过一个关于洞穴的著名寓言:被铐在洞穴中的囚犯们看到墙壁上的影子,误以为是真实存在的人。实际上,这些影子。来自在囚犯身后操纵木偶的人手中的木偶。柏拉图是在说明我们离现实有多么遥远。在《沉思录》中,现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甚至连一些我们觉得确定的事情,例如2+3=5,都是由于一个邪恶魔鬼的哄骗才使我们相信的。约翰·洛克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在实验中,一个王子的灵魂——有着王子所有的思想和记忆——转移到了一个补鞋匠的身体中。洛克认为,使一个人跨越时间之后仍然是这个人的不是身体,而是意识。在18世纪,康德想象了一个假设的事例,一个被人追赶的无辜的人在你的房子里避难。一个杀人犯敲门并询问他的猎物是否藏在里面。康德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撒谎也是错误的。维特根斯坦试图展示私人语言的荒谬性,私人语言就是一种(必定)只有一个人能使用的语言。维特根斯坦想象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火柴盒,里面的东西我们都称之为“甲壳虫”,但我不能看你的盒子,你也不能看我的。维特根斯坦说,那样的话,甲壳虫这个词语指代的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因为我们的盒子里可能是不同的东西。[2]

在20世纪后半叶,罗伯特·诺齐克提出疑问关于我们能否被放入经验机器。[3]这个假想的装置如此巧妙,以至于能让我们马上忘记自己经被放入其中了,并且向我们保证会有愉快的“经历”(例如,我们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在世界杯决赛中用一粒精彩的头球取得了胜利)。这些经历都不是真的,但我们会认为是真的。德里克·帕菲特借鉴科幻小说,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人身份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远程传送器复制了我们身体的所有分子并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将之组装起来,那么我们还是自己吗?[4]约翰·瑟尔想象了一个中文房间。在这个房间里,一个人从门缝下递来一张中文写的便条。尽管他不会说中文,但他可以按照一本手册上的一系列复杂的指导,将手册上给出的答案抄录下来,并将便条通过门缝递出去。在房间外面的我们会认为他懂中文,而事实上他一个字都不认识。设计这个思想实验是为了说明电脑永远不会真正地思考和理解。[5]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实验渗透进了哲学文本之中。它们全部都成为了电车恐惧者的主要目标似乎难以置信。可能电车恐惧者对将思想实验运用到道德领域有着更加具体的反对。不过即使是这样,看上去也有些牵强,因为所有学派的著名哲学家——功利主义派、亚里士多德派、康德派——都在辩论或者阐释中使用了思想实验。

没错,有人对我们在电车事例(见第十章)中直觉的可靠性存在怀疑。我们的直觉能够很容易地被与道德无关的因素操纵和影响。一些电车问题如此诡异,以至于我们该如何反应仍不确定。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确实可以引起相同的普遍反应的情景也是不常见的或者人为创造的,因此一个事例必须要在课堂之外寻找其实用性价值。古怪的事例不一定能够成为寻常事例的可靠向导。

电车学最猛烈的批评者希望对之进行更深层次的攻击。电车学从根本上是关于研究人们该如何做的。他们是否该把电车转向?他们是否该推胖子?但一个能够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传统却强调了另一个问题。重要的不是人们做的事,而是他们拥有的性格。他们是勇敢还是懦弱?是慷慨还是吝啬?是值得信赖还是口是心非?他们有什么样的美德和缺陷?[6]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可能在内心算计把胖子推下去摔死的得失,这样的想法至少在伯纳德·威廉姆斯看来,是混乱的。用他的话说,实际的想法不能“超越经验”。[7]换句话说,一个慷慨的人就是一个有慷慨行事的动机,并这么做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功利主义的教唆下有不诚实的行为,那么将其描述为诚实的人就是错误的。

不经意之间创造了电车学的菲利帕·福特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她和她的朋友伊丽莎白·安斯克姆还有艾丽斯·默多克帮助美德伦理的传统重整旗鼓。默多克举了一个虚构的例子,这个例子也经常被人引用。一个婆婆,很明显在嫉妒和势力的驱使下,对她的儿媳评价很低。她认为儿媳妇粗鲁、幼稚、缺乏高贵和优雅的品质。然而后来,经过认真反思,她开始对这些特点有了不同的看法,儿媳妇不再是不庄重,而是心直口快。

自然,随着视角的变化,婆婆对待儿媳妇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对待方式同观察相比,处于次要地位,是在正确观察的前提下完成了困难的道德转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别了不同类型的智慧。有理论智慧,也有phronēsis,通常翻译为“实践智慧”。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一个有着实践智慧的人能够感觉到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

15.1 极端排他主义(者)

电车学家的本能与科学家相似,至少在以下方面是这样的。电车学家想确定哪些道德差异是彼此相关的,并且试探、测试、衡量、比较和对比我们的直觉。电车学家想在污秽的世界中使用“干净的”事例核准我们的道德航向。但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道德领域这一概念的定义并不相同。拥有实践智慧的人并不使用任何道德计算法,而且也不用通过抽象的研究来掌握道德。相反,借用一位哲学家的溢美之词,那就是这个人的道德水准会“随着环境不断提升”。[8]

持这一思想的极端分子就是道德排他主义者。[9]排他主义者认为,没有永远正确的道德准则或原则,不论是结果主义(例如,“总是使幸福最大化”),还是道义论(例如,“不许撒谎”),每个事例都是独一的。当然也会有相关的道德考虑:一个行为是否包含欺骗,或者它是否会带来痛苦。有时候道德排他主义者可能会引用双重效果原则。但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则,至多只存在经验法则而已。不能按照电车学家的希望那样将对于伦理的思考系统化。电车学家的事业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

还有其他针对电车学的强烈反对。有人质疑,是否存在比这更加琐碎和不公正的学科。有人觉得电车问题很好玩,而好玩和理智不能兼容。感觉它就像是一种脑筋急转弯,应该被印刷在报纸谜题版面的数独题旁边。哲学家彼得·辛格谨慎地对待“将哲学的地位贬低到解决象棋谜题的水平”。[10]尽管他曾经喜爱下棋,但“有更重要的事”。[11]

如果这样的批评是针对卡姆这样的哲学家,那么这将是个严酷的打击,因为卡姆的全部哲学生命都奉献给了电车式的难题。不论卡姆教授的动力来自哪里,它都肯定不是一种单纯觉得好玩的感觉。“当人们说‘哦,这个讨论不错,很好玩’时,我很惊讶。我想,‘好玩?’好玩吗?这可是件严肃的事……如果我们曾经从事美国宇航局的火箭工作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不会说,‘嗯,那挺好玩的!’……真令人赞叹——这才是正确的说法!”[12]

最后,电车学家和电车恐惧者必须尝试弥合彼此间的分歧。认为全部对伦理学的研究都是无价值的并予以抛弃的行为,意味着抛弃数十位严肃思想家的数十本著作和数百篇论文。德里克·帕菲特的著作《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被誉为过去几十年中道德哲学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尽管著作本身并未谈论电车问题,它却是在哲学领域采用电车研究方法的一个例子。书中有丰富的虚构思想实验,并且经过大量的天马行空般的情景中对直觉进行测试,并由此归纳出原则。这只是本“体裁”中诸多著作中的一本。如果电车学被误导了,那么许多以电车式的论据为基础的出版物也是如此。对这一方法论的完全否定意味着许多哲学家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这可不是第一次”,一位著名的前牛津大学教授低声说。)难道这不会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吗?

第十六章 终 点

真理无可争议,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嘲笑它,但最终,它屹立不倒。

——温斯顿·丘吉尔

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将新奥尔良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之后,有人引述一名国民警卫队员的话说:“我可能会看见一家两口站在一个屋顶上等待救援,与此同时可能还有另外一家六口等在另一个屋顶上,我必须选择救谁。”[1]

曼谷的居民会对这一困境产生某种特殊的同情。2011年,蜿蜒流过泰国首都曼谷的湄南河水涨得厉害,超出正常水位三米多。当年夏天的洪水已经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曼谷市中心有许多人居住,是游客消费的重点地区,也是许多大企业的所在地。为了拯救市中心,当局建起了一圈堤坝和沙袋,蔓延十五公里。但是,虽然这一举措使得市中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干燥,却导致在保护区域外的水位不断上涨。城市北部、西部和东部的居民十分愤怒并忍无可忍,要求在堤坝上打开一些缺口让不断上涨的死水通过。警方沿着保护区域周围部署了数百警力以保护防波堤不被破坏。

这样的现实困境对电车学家而言可能很熟悉。电车学领域目前正在蓬勃发展之中,被心理学和神经伦理学,以及虽然年轻但成长势头迅猛的实践伦理学领域的发展推动着。电车式的问题在现实中冒头,而电车思想实验则继续在哲学论文上出现。

但是,像其他多数领域一样,它将不可避免地在某个阶段达到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这种下滑应该很快就会到来,一些哲学家甚至这样补充道。当然,很难想象电车主题的新变体将被如何进行更多的阐述。现有的情景已经被延伸到了我们所能相信和想象的极限——在这个界限之外,直觉会变得模糊不清。

电车学的目的是为解释我们内心强烈的反应以及为我们揭示道德的本质这二者提供一种原则或一些原则。它如同是一本拖拖拉拉的哲学侦探小说,不同的情景提供了不同的证据来印证不同的结论。

不过,电车学的创始人福特和汤姆逊不小心将他们的电车推上了错误的轨道,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读者们被诱导着相信凶手不可能是明显的嫌疑人(因为她很明显有着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后来,留着卷胡子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罗,意识到他被蒙蔽了:明显的嫌疑人(在共犯的协助下)正是罪犯。

福特和汤姆逊双双拒绝了使用双重效果原则。这一原则,最初在将近一千年前由托马斯·阿奎那所发现,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直觉共鸣。其核心是区分故意和预见。在岔道情景中,我们预见到但并不故意让人死亡,但在胖子情景中我们却是故意的。这一区别在功利主义者面前毫无意义,因为无论在岔道情景还是胖子情景中,救五个人的条件是一样的:一个人会因此而死去。但大多数非功利主义者认为很明显意图的本质与行为的判断息息相关。

如果故意和预见的区别是我们道德难题的答案——在我看来的确是这样的——那么汤姆逊的环形轨道困境却强烈地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她问到,多出几米的轨道怎么会产生任何道德差别呢?她认为这之间并没有差别。这一情况迫使哲学家们去寻找一个替代原则。但多出的几米轨道的确可能产生道德差别,毕竟,在环形轨道情景中,看似我们好像是故意要杀死轨道上的人。正如我们在实验中看到的,如果环形轨道情景出现在岔道情景之前而不是之后的话,实验参与者更可能不会将电车转向。汤姆逊的直觉不再能得到一致的支持。

双重效果原则为岔道情景和胖子情景的道德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这个解释有许多优点:它简单易行,看起来并不武断,而且在许多事例中有着直觉上的吸引力。这就是至少我不会去推胖子的原因了。

结束语

本书所列叙的任务都怎么样了?他们的命运如何?

格罗夫·克利夫兰所面对的那个电车问题中的主角——乔治·普尔曼——在1894年大罢工之后仅仅活了三年。为调查罢工原因而成立的全国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认为,普尔曼的公司所投资创建的那个城镇是违反美国精神的。这就是对普尔曼的仇恨的体现,甚至连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做了一些安排以保证在死后不会被锉骨扬灰。他被放在一个衬铅的棺材中,埋在一个用钢筋水泥建的墓穴里。之后普尔曼公司迅速走上了下坡路。克利夫兰总统的威望也没有完全从罢工事件中恢复过来,在1896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他没有重新获得提名。

克利夫兰的女儿艾斯特,在一次去往伦敦的旅行中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他们的女儿皮普在发表电车学的文章后不久就放弃了她在牛津大学的职务。她接受了许多去往美国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机会,最终她成为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职哲学教授。但她仍然在牛津度过了许多时间,并最终在那里退休。她逝世于2010年,那天正好是她九十岁的生日。所有报纸上关于她的讣告都提到了电车学问题。

尽管受到了来自福特的朋友伊丽莎白·安斯克姆的愤怒谴责,哈利·杜鲁门仍然被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他相当不屑地将之称为他的“软帽子”学位,因为获得荣誉学位的人被要求佩戴黑天鹅绒的帽子。在典礼之前,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称对安斯克姆所制造的愤怒毫不知情。“英国人很有礼貌,他们没让我知道此事。”[2]并且他也重申自己并不后悔投放了原子弹。“如果要我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3]他于1965年6月20日中午,伴随着《天佑女王》的歌声进入谢尔登剧院,穿着鲜艳的红袍子,坐在一把18世纪的桃花芯木的会堂椅上。这把椅子装饰着复杂的盾形徽章,专门在这类场合使用。剧院里掌声四起,而当杜鲁门站起来鞠躬时,掌声变得更加热烈。

安斯克姆没有参加典礼,没人会对此感到惊讶。有家报纸引用她的话说,那天她将像往常一样工作。但她在演说中提出反对的杜鲁门的论点很有影响力,不仅在于改变了天主教廷对战争的态度(罗马天主教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针对德国城市的空袭基本保持缄默),而且更广泛的意义在于使军队以及其他人都接受了“正义战争”理论。

她的学术生涯同样取得了成功。1970年,她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这曾经是她的导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职位。她始终是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还因为在一家堕胎诊所外抗议而两次被捕。她在1986年退休,于2001年去世,并被埋葬在了维特根斯坦的坟墓旁边。最终,她和皮普·福特分道扬镳了。安斯克姆承认,她不能说服福特相信上帝的存在,她对此始终感到遗憾。

艾丽斯·默多克死于1999年,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罹患老年痴呆症,这一时期的情况被其丈夫约翰·贝利记录在了一本书中,后来这本书还被改编成了一部成功的电影——《艾丽斯》。据说,当默多克生病后,只有同少数几个人单独相处时她不会感到焦虑,而菲利帕·福特就是其中之一。[4]人们更多地记住的是默多克的小说而不是她的哲学。她说自己曾经爱过福特:“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深爱一个女人。”[5]并且福特在默多克的小说中常以不同的样貌出现。当默多克去世时,福特承认她总觉得默多克有些地方深不可测。“我们在战争期间一起生活了两年,并且她和我直到最后都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从来不觉得我真正了解她……”[6]

里贾纳诉杜德利和史蒂芬斯的人吃人案例,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此事在英国很快就被大众淡忘了。杜德利和史蒂芬斯,也就是囚犯5 331和囚犯5 332,在监狱度过了已经被缩短的刑期。获释之后,杜德利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在感染了黑死病之后,他死于1900年,年仅46岁。史蒂芬斯重新开始航海生活,人们认为他变得抑郁了,并且他还开始酗酒。他死于贫困。布鲁克斯参加过几次“娱乐秀”,那是一种19世纪的名人马戏团。

在那对联体婴儿进行了手术之后,玛丽死亡而乔迪活了下来,莉娜·阿塔德和她的丈夫搬到远离马耳他的戈玛岛,现在仍然同乔迪安静地生活在那里。据报道,他们对当时法律判决他们败诉感到很欣慰。

至于德国的那起类似嘀嗒作响的炸弹情景的事件,马格纳斯·盖福根被判有罪,他因谋杀和绑架勒索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一案例最终被上诉到了欧洲人权法庭,法庭判决德国违反了禁用刑讯和不人道虐待的法律。盖福根起诉了黑森州,要求对他所经历的创伤和刑讯威胁进行补偿。2011年,一个德国法庭给了他3 000欧元损失费。刑讯威胁背后的警官,沃尔夫冈·达什内尔,已经被罚款并调任其他岗位。同时,盖福根已经拿到了他的法律学位,但他希望成立“盖福根基金会”以帮助那些因犯罪而受害的儿童的计划未能如愿。当局称不会允许其注册。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电车学提供了一种挑战基本伦理问题的工具,它所挑战的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和进行生活的关键问题。当菲利帕·福特提出电车问题时,初衷是要介入有关堕胎问题的讨论。而现在,电车式的挑战更可能产生于对战争中各种行为合法性的思考中。丘吉尔的困境——关于是否将导弹引向人烟较少的区域——继续以许多其他的形式再现。胖子情景的困境展现了义务伦理学和实用主义伦理学之间的激烈冲突。多数人没有功利主义本能(正如功利主义者自己所承认的)。他们认为温斯顿·丘吉尔使用居民作为牺牲品的做法是错的,即使他的目标是拯救其他人的生命。如果他强迫或者引诱人们进入纳粹威胁的范围,那么他也是错的,哪怕是为了救人。但另一方面,他支持误导计划以将“小飞虫”转到伦敦南部却无疑是对的。

为何有这种区别?哲学家们尚未达成一致。但不论答案如何,站在天桥上的胖子这个奇怪情景肯定是问题的关键。我是不会杀死胖子的。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