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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一丝希望……
在明斯特大学医院的第一个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担心和希望。赖莎顽强地经受了化疗，产生了一些效果。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治疗将会取得成功。
7月下旬，我和赖莎飞往明斯特，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得在莫斯科待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赖莎的妹妹柳德米拉到莫斯科抽血，医生要检验一下她是否能够成为捐献者。要将血样送到国外十分困难，而只有这样才能做最后的血液分析。俄罗斯政府工作人员巴伦蒂娜·马特维延科和根纳季·奥尼先科救了我们，他们帮助我们很快地登记好了所有必备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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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琳娜与我们的外孙女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茜娅一起来到明斯特，同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余下的三周暑假时间。只有克谢尼娅被允许去探视外祖母，而且只有一次。我们感到要带最小的外孙女去探视的话，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太难了。阿纳斯塔茜娅不断给外祖母写诗和便条，我们保存至今。
赖莎的外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治疗本身就十分艰难，化疗又会产生副作用，炎症接连发生。她实际上全天都在接受静脉注射，仅此一项治疗就会令病人痛苦不已。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潮水般涌来，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有些日子，我们一天就能收到上百封信函、传真和电报。我们将它们全部存放在卡伦·盖拉格兹延[1]的房间里。当然，我们实际上不能每一封都读，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陪住院的赖莎。医生不许赖莎接触外面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为她朗读文章和信件。赖莎哭着反复说：“难道我真的要患上这种可怕的疾病，送了命，人们才会理解我吗？”
在我当选总书记的最初几天里，赖莎问我：“我需要做些什么？我需要怎么做？”
“我们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会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我们会像以往那样去行事。我们会像以往那样采取行动。总之，文明世界中那些总统和总理的夫人们需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公共职责。”
赖莎一直想弄清楚她应当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家始终忙于处理国内外的种种事务。所有那些声称赖莎自行做出政治决定或对我施加压力的说法都是信口雌黄。她甚至不知道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她更加关注的是报纸和电视上正在讨论的问题。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社会对于“第一夫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应。虽然我们会用讥讽的口吻使用这个称呼，但我从来没有对此感到担心。
但赖莎在生死线上搏斗的时候，我和全家人都站在她的身边。我想人们应当能够理解我们所分享的真挚和深厚的感情。正如《新报》所写的那样，人们立刻看到了“我们相互深爱着对方”。
……对我来说，赖莎是我深爱的妻子。我们是朋友。我们在所有方面都相互支持。
第一个不祥的征兆出现在克里米亚的度假胜地——福罗斯，我们曾在1991年8月18日被关押在那里，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赖莎发了重度脑血管痉挛或是轻度中风。她一度失去了说话能力，右臂也失去了知觉。我记得她当时的眼神（我现在还能看得到），充满了恐惧和祈求。
由于医生（伊戈尔·鲍里索夫教授和尼古拉·波库特尼教授）以及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和女婿阿纳托利（他们也是医生）的救治，我们度过了这场危机。但回到莫斯科后，赖莎立即遵照医嘱卧床休息，然后她就一个接一个地请医生看病。她的一只眼睛视网膜出血，另一只眼睛视力严重下降，还患有失眠症和抑郁症，一时间可谓疾病缠身。
1991年秋天的艰难时光、国家的崩溃、我失去总统职务以及对我的家庭特别是对我本人的诽谤污蔑，使赖莎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她是如此爱我、如此关注我的命运！1996年，我决定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我这样做。赖莎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她知道我并不是要争夺权力，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竞选中公开表述我要说的一切。在那些年里，我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无法对人民讲话。这种情况直到普京总统接管国家领导权之后才发生改变。
赖莎几乎出席了我在俄罗斯22个地区的全部竞选集会。
1996年总统竞选的自始至终，我都受到了来自“叶利钦军团”的前所未有的骚扰。
我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候选人，对我的特别指导规范就立即下达到各个竞选总部。
最高层发布了“将戈尔巴乔夫干掉”的指令。当我去各个地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州长要么是“太忙了”，没时间见我，要么就是外出了。为数不多的例外情况是，伊尔库茨克州长尤里·沃兹科夫、克麦罗沃州长米哈伊尔·基斯留克、克麦罗沃州立法会议主席阿曼·图列耶夫、伏尔加格勒地区行政长官伊凡·沙布宁和萨马拉市长奥列格·瑟苏耶夫与我见了面。不过，所有人都严格控制竞选的全部过程，将局势搞得更加混乱，让我犯难，还直接进行阻挠，破坏我与选民的见面活动。
一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人一路跟着我。这群人会在举行活动的建筑物入口处等着我，高喊同样的口号：“犹大，叛徒！”照例，安排给我的设备总是最差的，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在弗拉基米尔，他们给我安排的房间只能容纳不到十分之一来参加活动的人。我只有在室外，使用载我来这里的汽车上的扬声器对选民发表讲话。
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被迫遵守俄罗斯总统的非法要求。在大学，大礼堂“正在修缮”。学生们聚集在好几个楼层的楼梯上听我讲话。如今，我一提此事，圣彼得堡的朋友们就会怒从中来。我去新西伯利亚的一所大学会见不同年龄的选民，当局不给我安排适当大小的大厅。想要听我讲话的选民人数很多，结果发生了踩踏事件，人们打碎了门窗。大厅里挤得满满当当，我发表了讲话。
学生们认真地听我讲话，站起来为我欢呼。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伊尔库茨克、萨马拉、叶卡捷琳堡和乌法。这些集会彻底粉碎了年轻人政治冷漠的说法。我确认成千上万的公民想要了解我对改革和国家状况的看法。
叶利钦的亲信们显然害怕这样的集会。我从总统的正式和非正式工作人员那里收到了数不尽的请求，恳请我与叶利钦一同竞选，或是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叶利钦，这就是明证。一旦这些手法未能奏效，他们就破坏我与选民的见面会。这些人严重违反了选举法和保持社会文明标准的基本准则，但他们就是肆无忌惮，这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
在奥姆斯克，列昂尼德·波扎耶夫州长是叶利钦的党羽，在我到那个地方时溜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安排接待我的副州长也溜掉了。人们聚集在门外，我出去与他们见面。这时，一个身高两米的大汉跳过来要袭击我的后脑勺。这是一个退伍伞兵，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我的保卫人员用臂膀挡住了击打，他只是击中了我的颈部和肩部。我没有受什么伤，也没有失去知觉。
我没有取消与选民的会见，告诉了大家刚才在走廊里发生的事。顺便说一句，奥姆斯克的内务局长正端坐在家里等着这件事发生，然后他露面了。总之，这是一伙流氓策划的袭击阴谋，他们在新政权中保留了原先的位置。这些都是懦夫和恶棍的劣行。
不久之后，我得知这次袭击是由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策划的。在日里诺夫斯基的五十岁生日庆祝会上，一个来自奥姆斯克党部的代表醉醺醺地说：“这是我们在奥姆斯克为戈尔巴乔夫组织的一种‘集会’！”
日里诺夫斯基听后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但五分钟之后，那个人被带走了。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向检察院发出了要求调查此事的信函。不幸的是，我只收到一个“正式的”答复。检察院同样属于忠于当局之列，而不是忠于法律。
我觉得要去伏尔加格勒一趟。作家安德烈·辛亚夫斯基和夫人玛丽亚·罗扎诺娃与我一同乘飞机去。辛亚夫斯基曾因写了几本“煽动反政府的”书而受到打压。我劝他们不要去，告诉他们这是一次艰难的出行。但他们想亲眼看看人民是如何迎接戈尔巴乔夫的。
我们到了一个很大的会堂。一个铜管乐队一直在窗外演奏（集会从头到尾没有停过）。在会堂里发表讲话和进行问答需要花费很大气力。集会结束时，全场起立欢呼。但是，国家电视台只报道了一些人在集会开始时喊口号的愚蠢行为。我在选举总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这是事先策划好的行动。辛亚夫斯基感到愤怒，写了一篇有关此事的长文。
我要专门提一下一个特别事件。当我在圣彼得堡时，我收到了来自伊万哥罗德居民的一个请求。这座城市坐落在与爱沙尼亚交界的边境上。城市被一分两半，一半属于爱沙尼亚领土，一半位于俄罗斯境内，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城市的代表请我到那里去访问。
一大群居民前来参加集会，坐满了一个容纳900人的电影院，还有至少900人聚集在外面。当我到那里时，人们让出了一条路让我通行，进入电影院。迎接我的是令人恶心的侮辱性标语。
这相当于20世纪的“冲过夹击线”。不管怎样，我走进了电影院。有人坐在那里，有人在台上走动着。我一走进会场，人们就高呼我在外面听到的那些口号，时间长达五到十分钟之久。他们不让我开口讲话，斥责和谩骂像暴风骤雨似的从四面八方袭来。
最终，我说道：“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请我，我来了。要么我先讲话，你们再提问题；要么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问答环节。”
人群继续大声叫喊，我打断了他们：“你们要做些什么？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吗？好吧，来钉吧。”
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答道：“你是什么意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俄罗斯人！”
我竭力击退攻击。我讲话之后，人们开始提问，情况恢复正常。
那些想破坏会场的人没有得逞。我离开会场时，人们起立欢呼。我被一群刚才喊口号的人围住了，原来他们是原先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民主。他们只是对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报复。
我问他们：“你们想得到些什么？”
他们开始敦促我加入以根纳季·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队伍。
“我不能加入久加诺夫的队伍，因为我与他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我说，“你们应当把刚才对我喊的那些话讲给他听，因为久加诺夫和他的亲信在1991年规劝俄罗斯代表赞成‘别洛韦日协议’，当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正在商讨这个协议。我不能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如果你们要投久加诺夫的票，就去投吧。你们是从改革政策获得投票权的。”
突然，他们喊道：“但那要久加诺夫当总统又有什么用处？！”（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一份圣彼得堡的报纸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文章，任何人都能读到这篇文章。文章作者注意到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剩下的空间只是挂吊灯的地方。
还有一个关于圣彼得堡的故事：我去了一家专门造船的军工企业。我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企业，听到人们是如何适应新生活的有趣情况。
但我回来时，一个同事对我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个年轻女记者跟了你半天，只想你回答一个问题。”
“好吧，我会回答她的问题。”
她提出问题：“你现在还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吗？”
我看着她：她很年轻，有人指使她这么做，给了她任务，现在她在执行任务。
我回答道：“是的。”
“但为什么？”她问道。
“因为他们付很多的钱。”我说着就转身走开。不过，整个经过都在同一天的圣彼得堡广播电台上播出。我希望人们能够明白这只是一个廉价的挑衅，蒙蔽乳臭未干的人干这种事。
当然，我还必须讲一下我在伊尔库茨克大学的集会情况。集会在大礼堂举行，普通选民——学生和教师们——聚集在那里。我在发表讲话后接受提问，有很多人提问。其中一个拎着大手提箱的男子，自称是马列系的副教授。
这个人指责我出尔反尔，说我某一年说或写一件事情，两三年后就在说或写不同的事情了。“你说过这个吗？你想抵赖吗？”
“我不会抵赖。”我答道。
“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问道。
他的眼里冒着火焰，正在感受着一次真正的“政治高潮”，因为他以为已经将戈尔巴乔夫逼入死角了。
“那么，好的。现在我要当着礼堂里所有人的面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无产阶级将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取权力，用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在当时国家形势的压力下，列宁建议改余粮征集制为新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他说布尔什维克走了错误的道路，人们的看法需要予以彻底的反思。新经济政策使得国家的发展到1926年时达到了自19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我想你是站在列宁一边的？”
“当然。”他答道。
“那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能给列宁改变他的立场、倾向、结论和政策的权利，但你拒绝给我这个权利呢？”我问道。
礼堂里的人们鼓起掌来，这个人转过身走了。
我利用我的竞选活动向尽可能多的人讲述改革及其成就。我还告诉选民，叶利钦那些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政策，以及旨在掠夺人民和摧毁国家的私有化政策，都是些不计后果的货色，来自错误的思维，我们现在将为此付出代价，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付出代价。
……这一切均始于1991年12月25日我的电视讲话，我宣布我不再行使我的总统职权。我的讲话甚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叶利钦就准备好爬到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上去尽快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旗。
他和我约定在我的电视讲话结束之后立即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见面。我等着他，他却没有露面。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的讲话触犯了协议，因为讲话与我曾承诺的内容相差甚远。现在，叶利钦已经不在人世，我也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要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对他做出过什么承诺，我也不会这么做。叶利钦建议在一个“中立地带”见面，即在我们通常会见大使的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见面。我告诉他可以从哪里走（我对此不否认）。我还下达了转交权力的苏联总统令，并送达给他本人；指示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核公文包”立即交给新主人。
在我与叶利钦会面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转交权力的程序。我们同意苏联总统权力将于1991年12月30日停止行使。但在12月26日一大早，叶利钦、伊凡·西拉耶夫、根纳季·布尔布里斯和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就闯入我的办公室，开始饮威士忌庆祝他们的胜利。叶利钦是这方面的“大师”。我也许是错的，但我认为许多俄罗斯人都喜欢他的这个风格。我认为我在这一点上没有弄错。
回溯到1991年12月23日，我们签署一项法令，准许为我提供条件建立一个基金会。叶利钦问道：“这么说，这是你的基金会，是要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吗？”
我答道：“不是的。如果你能继续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起做的事情和同意的事项，我甚至会支持和捍卫你，因为我仍然对俄罗斯负有责任。但如果你推行的政策是我不能接受的，或者是我认为有害于国家的，那么当然，我会提出批评。我会公开和直接地这样做，而不会进行密室策划和阴谋活动。”
我对最后一点的强调是因为搞阴谋乃叶利钦的嗜好之一。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撰写的书中，去了解他们是如何组织对我和我的家庭的诽谤，以及向公众散布这些诬蔑之词的。
由于断然拒绝改革苏联、实行渐进的社会变革和保持苏联国体的主张，叶利钦急于动手摧毁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和机制。他打开国门引入竞争，而俄罗斯并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因此注定会在竞争中败北。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从背后下手将国家夷为平地。而且他采取这样的手段是要向所有人表明他是一个如此坚定的反共人物。
我想他是使尽手腕来做到这一点的。但所有人都知道1990年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不幸的是，今天俄罗斯仍然有不少人无法看到坚定与疯狂之间的差别。
1992年3月——4月，我对叶利钦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政策只是得到了那些对苏联解体感到高兴的人的大力欢迎，而他们并不在乎俄罗斯会遇到同样的命运。我当时在宪法法院经历一个缓慢的政治审理程序。我被剥夺了出国旅行的权利，只是在我打算访问的国家——意大利——的民众举行街头抗议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新政府的行为进行谴责之后，我的出国权利才得到恢复。
当我在同一年的下半年对叶利钦再次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下达了没收基金会所在建筑的决定，试图使基金会的工作陷入瘫痪。那天早上，我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上班时，发现基金会所在建筑被手持机关枪的防暴警察包围了……叶利钦肯定没有对其他人使用同样的手段。
俄罗斯政府此后与一家美国公司签订了一个金额为500万美元的合同，委托这家公司查出戈尔巴乔夫在美国的秘密银行账户。后来我发现这家公司提交了22人名单。这些人都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政府内部的人员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
主要的电视频道不许出现戈尔巴乔夫的图像。一名记者因为在电视上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分半钟的采访，被禁止在电视业工作。这方面实施的是全面查禁。
在一次出访圣彼得堡期间，索布恰克市长安排我住他的宾馆，我的预定日程中还包括与他见面交谈。但是，我后来得知，他接到了叶利钦打来的电话：
“你打算跟着谁干，是我还是戈尔巴乔夫？”他问道。
这样，索布恰克让步了，所有的计划日程都改掉了。自然，看到叶利钦是如何行动，以及他是如何对待苏联总统的，那些“新精英”也加入了他的攻击行动。
顺便说一句，我必须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适度的尊敬，我就是在这次出访中遇到他的。他当时是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负责我的接待工作。他与我见面，带领我游览这座城市。他总是那么得体、真诚和好客，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不仅限于它所存在的问题，还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意向
在口述本书的这一章时，我谈到了我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问题，这时我的助手伊琳娜·巴吉纳正在处理稿子，突然大声说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是3月11日哎！”
的确，是3月11日，我的选举纪念日，但那一年已经是2009年了！！
我国社会对改革年代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些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并且需要发动改革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只是在十年之前，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处于少数地位。然而，还是有不少人（约占三分之一）仍坚持认为改革绝不应进行。不过，在改革开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支持改革人数的增加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特别是在考虑到政客们在叶利钦年代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况更是如此。政客们千方百计地避免触及改革话题，尽量对它加以贬低，另一方面却对1990年代大唱赞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总统的统治大唱赞歌。
人们经常问我：改革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我的回答是，改革破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扼杀了。但改革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改革战略被旨在摧毁苏联政府、经济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战略所取代。这是在瞬间发生的变故，让国家发展倒退至少十年。
现在，在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更清楚地审视自那时起的许多事情和事件，知道的情况也更多了，但我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假如我必须重新来一遍的话，我会为同样的目标——更多的民主和更多的社会主义——而战斗。我相信我们可以给社会主义带来第二春。我自己的思想以及与安德罗波夫的交谈使我得出了这样的观点：“更多的民主”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主义”。这个公式能够追溯到列宁的晚年，他当时认识到国家出了些问题。
改革的主旨是要克服极权主义并向自由民主迈进。改革必须应对这些痼疾和受到其感染的社会。
这是理解改革发动者意向的关键所在。改革的信念是，如果苏联人民获得更多自由，他们就能发挥创造性，而创造性能量又能够推动改革者的进取心。
“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口号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底蕴。一个具有良好教育的社会，会因为不自由而窒息。这个国家等待着、期待着改革的诞生。这个时期，西方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尽管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技术时代，正在获得更高程度的效率。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制度已经被证明无法应对这个新文明时代发展的挑战。我们在历史层面上错失了时机，遭受了失败。国家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1970年代，增长率开始出现下降，而这是我国赶上当时的最发达国家和缩小生产水平差距的唯一途径。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的，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政时，国家的增长率为零。
至于我国产品的质量，除了国防部门和能源部门之外，我国的产品不具有竞争力。此外，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不能解决本国公民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简单问题。许多产品发生短缺，提供给妇女、年轻人、儿童和老人的用品不足……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创造力、智慧和兴趣变为行动。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做，所秉承的理念就是人们能够自由、直接和民主地参与公共和政治发展。
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列宁在革命后的做法。现在对列宁极为严厉的指责比比皆是，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我看来，列宁的价值在于将共产主义与思想进步和吸收所有人类知识的需要相结合。即使那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列宁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国家陷入巨大灾难的边缘之时，列宁冒着风险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除了他的决心和革命热情之外，列宁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思考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构想。
列宁敢于反对传统的观点，包括他自己的和党内同志的传统观点。
我们要回到列宁的创造性活动被打断的地方。当需要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理念之外冒险探索时，我们也需要参考列宁。这是实话。改革始于列宁被打断的地方，我强调，这在历史方面是完全能够解释得通的。内战和政治论战促使布尔什维克掌握权力，使用强势手段进行治理。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就发源于此。
当然在改革之初，我们并没有看到、理解或深刻思考过任何事情。在一开始，我们（包括我自己）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现在我可以说这个说法既有对的成分，也有错的思考之处。现在我再将十月革命与改革进行类比时会更加小心谨慎。
我的信条是社会应当被改造为自由、人道和民主的社会，应当以人民自己的行动和意识为基础，而不是以强制力为基础。这将有助于他们成为公民，能够避免整个20世纪中人民被不同集团的“牧羊人”所“吞噬”的情况重演。
我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寻找和构建理念及适当的政策、贯彻计划、改革本身，以及在改革中做出新发现和得出新结论。所有的这些经历使我得出了以下结论：人们在沿着改革和渐进发展的道路前进时，能够利用自由带来的益处。选择剧变就会导致混乱、破坏，还常常会出现新的不自由。
1985年3月之后的最初步骤
是否存在着改革计划？这是讨论改革的中心问题。
与今天的那些“评判者”和“批评家”宣称的相比，我们对改革的理解要深入得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相信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实事求是，认识到生活高于理论，遵从生活的道路及其逻辑，不再将我们自己视为笑柄。
在1985年3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开始采取具体、“简单”的步骤，逐渐推出和落实，这使得我们能够向前迈进，并让社会为新的步骤做好准备。这些新的步骤将必须包含新的、自由的生活和治理准则。
最初的改革计划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需要改革，我们需要在广泛分析社会现状和整个经济形势的前提下做大量的工作。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由专门研究工业的研究机构和进行跨行业研究的研究机构提供的报告。我们要求这些研究机构提供对局势的看法。我们对所看到的结果感到震惊：实际上所有人都感到不满，甚至连众所周知的处于特权地位的军工行业的工人都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明天或后天崩溃的原因所在。这样说的依据不是情绪所致，而是源自非情绪化的、负责任的分析。是开辟变革之路的时候了。我们在经受了艰难坎坷之后，应当进行改革了。事实上，国家期待着变革和改革。3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产生的新领导层需要积聚起力量。
目前，已有好几本书面世，包括一本名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书，内容基于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和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在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记录。[2]这本书的第二版已经出版，披露了政治局、政府和个人的行事方式。
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共同作用的结果，1972年——1991年》尤为有意思。梅德韦杰夫也详细研究了改革，写了好几部研究著作。
这些著作和由其他改革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撰写的著作，真实反映了实际的局势和领导层内部的情况，以及我们是如何从一开始在全国落实改革的方式。
随着公开化的扩大，改革进程开始加速进行，社会的觉醒成为更积极的进程。冷漠和漠不关心不复存在，就像清晨，太阳升起驱散迷雾一般。
我们需要打碎顽固和强大的命令式行政体制。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注入新生力量。我们需要给予人们自由。这就是国家需要政治改革措施的原因。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苏联改革（特别是开始阶段）和中国改革进行的比较。
中国与苏联在结构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不同。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中国还有不少人处于贫困之中。今天，环境和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关注的重点。
总之，我一直坚持，并将继续坚持改革应当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方进行：在中国就应当以中国的方式进行改革；在俄罗斯就应当以俄罗斯的方式进行改革；在拉丁美洲，就应当在考虑到这个大陆的主要特点的情况下进行改革。那些不尊重这些经验的地方不仅会陷入停滞，而且会产生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威胁。
我认为对我国而言，只有当新的一代走上苏联最高领导岗位时，才能发动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我记得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还没有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我还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在谈话中，我说了我的看法：政治局似乎并不怎么关注由谁来替代现任领导层。
安德罗波夫很警惕地笑了一下：“如果我们不关注国家和人民，那么我们关注什么？”
我的想法不同，直率地表示：“噢，比如说，去年11月7日国庆时的领导人照片。我要说的是，当我看这张照片时，我感到十分焦虑。几乎所有人都是70岁或70岁以上了。”
然后，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不久就要全部进棺材了。”
“什么，你打算要把我们全都埋葬吗？”他问道。
“当然不是，尤里。我不是那个打算要埋葬你们的人，只有生活才能做到。正如东方的智者所言：生命的本质就是‘人的出生、受苦和死亡’。最高领导层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不可能逃脱第三个阶段。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快考虑在国家领导层中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这种局面需要加以纠正了，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在内。”
“你要知道，米哈伊尔，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安德罗波夫说，“当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寻求跻身于最高领导层的时候，他们会左突右撞地向上努力，这样的领导人就会犯错误。一匹老马是不会踩坏犁沟的。”
“哦，是的，您说得对，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但是，需要新的犁沟的时间仍然会来到的，而老马却仍然会以旧的方式犁地。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列宁的观点，他说：‘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久经考验的人员与青年人员相结合。’年长的领导人保护年轻人，向他们传输经验，以避免他们行为鲁莽，而年轻人则使老干部们保持警觉。这种结合能够创造正确的环境和取得正确的成果。”
“我也赞成列宁的观点。”安德罗波夫微笑着说。
“但正如我们所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参天大树始于一粒树种。”
这些话一直留在安德罗波夫的脑海里，他直到最后都不时地提醒我要注意。
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我们开始认真地起草专门的行动纲领，并决定将它提交给下一次中央全会。这个行动纲领获得了1985年4月中央全会的批准和采纳。
4月中央全会后，我在莫斯科召开了多次会议，然后前往列宁格勒、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列宁格勒之行标志着公众公开讨论有关过去、现在和将来问题的开始。
这些最初的步骤和公开化为改革打下了基础。
【注释】
[1] 我的助手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人员。他还是我们在明斯特期间出色的德语翻译。
[2]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基于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和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所做的会议记录（1958——1991）》。第二版，重新修订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08年（第一版于200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