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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高层的分歧
1986年——1987年的标志是新思维精神的其他重大事件，我将在下文中做更多的叙述。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处理有关国内事务和改革进展方面的问题。
1986年5月，在党的领导层部分成员的压力下，我们通过了加强打击非法收入的决定。这些决定的打击对象是那些侵吞公款者、受贿者和敲诈勒索者。同时，这些中央文件没有涉及（本应该涉及）扶持自雇就业问题。权贵集团推动了这些片面性文件的通过，其中许多人并没有接受党中央的路线。我们只是对此视而不见，此后不得不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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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注资农业和园艺业与自雇就业一样，能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这具有启发意义。
我们取消了一些限制规定，因此，向这类农业和园艺业提供土地以及向公众销售建筑材料的做法得到推广。我们发现在自雇就业问题上，赢得党政机关，特别是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十分困难。在讨论私有财产、私有化领域及其作用时，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有关自雇就业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
然而，财政专家们提出对“私有”收入征收极高税收以阻碍这方面的进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问财政部长：“你要继续扼杀人们的开创精神还是给他们一条活路？不要害怕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勤劳致富！”
反对者们声称，若允许私有因素发展，将会损害制度的基础。我们不得不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个人劳动行为法》于1986年11月19日获得通过。这部法律反映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和国家领导层中间的分歧。
改革的发动者希望更快地消除贫困。1985年——1986年，国家对社会领域的投入比五年计划规定的数额多了近400亿卢布。1987年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关系，但由于来自党政机关保守势力的抵制而受阻。人们的收入增加速度提高了，但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在1988年后放缓，最终陷入停顿。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困难，特别是不利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造成了消费市场的扭曲，进而形成了当时的状况。
更具体的，我是指世界石油和石油产品价格出现了三分之二幅度的下降。价格的下降极大地影响了硬通货收入、国家预算收入以及在世界市场上采购极为重要的商品。商品与货币供应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起初是550亿卢布，后来为600亿卢布，最终扩大到700亿卢布。
所有这一切使得国家经济形势，特别是货币和财政方面发生严重的恶化，继而造成了社会局势的急转直下：全国各地都在为购物而排长队。
最终，政治局会议上迸发出情绪。中央书记尼古拉·斯柳尼科夫是一位很聪明和正直的人，他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要求采取决定性的紧急措施。雷日科夫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政治局内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我赞同斯柳尼科夫的立场，但看不到解决办法。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发生。
我可以回想起当时的局势，我们不能相信所发生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妥协让步，我们已经做成了一些事情——毕竟，这正是人们从政的目标——我们已经发动了改革。
如果人生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做出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逆潮流而上，不能采取大胆的措施使市场情况恢复正常。首先，我们需要立即调整价格政策。但甚至连那些最近赞同这个主张的人都反对这样做。我们也未能决定暂停实施某些社会政策或削减政府开支，尤其是削减国防开支。
我们害怕抗议行动，但最终造成了更多的抗议行动，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
由于害怕犯错误，我们渐渐变得只关注企业的成本核算。我们在提高质量方面除了加强国家监管之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虽然国家监管的方法在军工企业很有效。很快，这些措施都失败了。这是我们需要重建经济机制，而非只是解决行政方面问题的又一个信号。
这一切标志着改革时代最为戏剧化阶段的开始。
1987年年初的情况很糟。工业生产增长率出现下降，土木工程、金属业和化工业的情况不佳。1987年的计划很有可能无法完成。
但是，我们设法避免了崩溃，并且在此后的两年里确保经济不会陷入危机。
然而这反映出改革进程的弱点。我们想方设法为土木工程、电子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找来的财政资源未能获得必要的收益。我们在产生新技术方面也缺乏运气，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新企业使用旧技术的案例。政府部长们不愿分权给企业，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所有的指标系数都指向了体系崩溃。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们于1987年年初决定举行一次有关经济问题的中央全会，筹划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受命准备全会报告的有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此外还有来自学界的阿贝尔·阿甘别吉扬、列昂尼德·阿巴尔金、亚历山大·安切舍金、尼古拉·佩特拉科夫、斯蒂潘·斯塔扬、弗拉基米尔·墨金、加夫里尔·波波夫和瓦伦丁·帕夫洛夫。
《企业法》草案于2月份公布于众，目的是要加强民主管理原则。该法被视为新经济体制的框架。《企业法》草案得到了工人的强烈支持，但其出炉却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所有人都同意需要有一部法律来解决基本问题，并制订政府的执行细则以配套。
过去，有关讨论是在改革的支持者与自主决策的拥护者之间进行，而现在分界线只是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方面。持反对立场的是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运输委员会和财政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和党的机构。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改革，所有人都支持改革，但他们提出半心半意、模糊不清的决议案，为回到过去留下余地。
我发现雷日科夫受到以前单位同事的压力，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点：人们要求政府的国民经济管理更有效率，却被剥夺了真正的管理杠杆。雷日科夫有时显得犹豫不决和前后不一。
我相信雷日科夫，完全信任他，说服他坚持改革者的立场。
但是，在4月3日举行的筹备1987年6月中央全会的报告及摘要的会议上，第一次意见冲突发生了。当时正在举行为时4个小时的意见交流会，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畅所欲言的会议。
雷日科夫认为我们的改革不能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外进行，以此为他自己的立场做辩护。
我回答说：“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改革，但不能停留在造成社会走下坡路和扼杀人们创新精神和热情的框架之内。”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起草一个能够达到社会期望值和目标的报告已经十分困难了。5月初，全会报告摘要分发给政治局讨论。报告摘要第一次提及了国家即将发生危机的前景，尽管“危机”这个词没有直接出现。报告摘要指出了经济管理重组的主要方向，呼吁创建控制过度支出的机制。
报告摘要强调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但同时指出改革思想与1930年代采用的模式的许多特点并不相同。报告摘要尖锐地批评了诸如财产国有化、贬低集体和个人劳动、将计划等同于集权和忽视民主管理及自我管理方式的做法。
报告摘要还宣布：新型经济企业和联合体将是拥有完全自主管理权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有关计划的信条也改变了：计划将逐渐降格为发出有关建议和预测的指导性文件。改革的焦点是要过渡到一种新价格体系，其基本内容是将市场机制与国家管理相结合。
5月14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详细讨论全会报告摘要。不出所料，会上一片赞扬和称颂之声。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塔雷津、沃罗特尼科夫等人任评论员和批评家。因为这份报告摘要被认为出自总书记之手，所以批评都很有限度，即使是对基本问题的不同意见也被说成是个人意见。
利加乔夫在没有深入探讨解决改革问题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不能将改革视为民主化。他说民主化只是改革的杠杆，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他还号召软化对过去的批判。叶利钦对报告摘要的深度和原创性做了评论，表示赞成其中加强党的工作的部分。
所有这些讨论似乎都预示着未来有关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将会是合乎常规和建设性的。
5月和6月，政治局继续讨论经济改革问题。随着对全会文件的各个部分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多，我的期望完全没有实现。在讨论关于改善各共和国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以及重组各部及机构的规定草案时，争论变得尤为激烈。雷日科夫大力捍卫高层机关干部的利益。被问到在新的条件下哪些部级职能将被取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完全没有。”
最后，为了达成一致意见，我邀请雷日科夫到沃林斯科耶2号，这里离斯大林原先居住的别墅不远。参加谈话的还有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和梅德韦杰夫。雷日科夫带着政府、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参会。争论十分激烈，焦点集中在政府各部、国家采购委员会和后勤部门的权利等问题上。最终，我们设法达成了妥协。
1987年6月25日，我宣布中央全会开幕，做了关于苏共在全面重组经济管理方面的目标的报告。这是改革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987年，在办公室内。
报告论述的出发点是民主化，这是改革的目标和处理最棘手问题的战略。命令式管理和执行方式正在延缓我们的进步。惯性是主要存在的问题。人们口头和书面表示，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乡看不到任何改革。
报告将食品、住房、商品和服务置于优先位置。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全国的严重问题只有通过激烈的改革才能够解决。我特别强调如何去实现社会、集体和个体劳动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如何去利用合作提供的机会。通过这样的问题，我要引导全会的与会人员摆脱狭隘的实用主义，为严肃的讨论定下基调。
全会再次确认了民主化进程和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式。这样，全会架起了通往下一阶段改革的桥梁。我讲了关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会的事宜。
在全会上，我们还解决了拖延已久的人事问题。政治局候补委员斯柳尼科夫和雅科夫列夫成为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科诺夫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库纳耶夫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位（由于马蒂斯·鲁斯特驾驶小型飞机降落在红场的事件）。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87年和现在，我都将这次全会的文件视为妥协的产物。但是，在那种程度的群众意识的环境中，这些决议是激进的，也有人说是革命的。重要的是开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同时生活将会揭示出改革需要改变的内容和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中央经济管理机构。不幸的是，他们的行动相对于变革本身显得迟缓。他们将全会通过的决议视为对改革者的过分让步，或至少视为我们从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管理体系后退的界限。
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必须对《企业法》草案做出修正。蹊跷的是，这部法律后来遭到了反对改革者的严厉批判，他们指责该法是走向经济崩溃的第一步。这部法律并不十分理想，对民主精神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的一些措施，如选举厂长、经理，很快就被废弃了。但是，由于经济自主权原则在企业实施时不一致，造成了该法的一些缺点。
对我而言，最出乎意料的是雷日科夫立场的变化：“如果我们允许企业订立自己的计划和过渡到自给自足的状况，那么五年计划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尽管1986年——1987年的执行结果已经清楚表明我们无法完成五年计划，这位部长会议主席仍然在捍卫其“神圣性”。
我不想将自己与雷日科夫区隔开来；毕竟，我们一起行动，虽然我们经常争吵。
由于试图设立冠以“国家生产协会”这样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官僚机构体系，同时还要保持人员超编和碍手碍脚的各部和行政机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我们只是在政治局进行了认真的谈话之后，才消除了对于改革的分歧。简言之，这是不同立场之间的战斗。我们走得越远，改革就越陷入无尽的泥潭和“本能的”及故意的破坏之中。
宣示信条
两年多之后，公共生活在新思维及其政策的影响下开始发生变化，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开始扩大。我感觉到人民不能了解我们领导层或我本人。事情已经发生了，但公众没有看到其中不同于以往的新颖之处。领导层内部第一次出现分歧。根据国外方面的判断，改革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我们想要做的是要以某种方式澄清所有这些问题。我决定写一本书，特别是在重要的日子——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就要到来时。我向同事们通报了我的计划，表示支持的只有切尔尼亚耶夫。其余人（伊凡·弗罗洛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建议我做系列讲演或发表系列文章。切尔尼亚耶夫支持我写书的想法，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内部会议上大量引用我的讲话内容，而这些都是公众无法知晓的。这就是公众对我们的政策、实际计划和路径缺乏了解的原因。
这个夏天，尤其是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我一直忙于手稿的撰写工作。为此，我甚至在克里米亚多住了十天。我将书的初稿分发给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弗罗洛夫，要求他们提供反馈意见。梅德韦杰夫提供的反馈意见最为扎实，我汲取了其中的大部分意见。其他人只是称赞一番。
该书在苏联、美国和世界其他多国出版，发行面很广，总共有160个国家用24种文字发行了500万册。
该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改革启动的经过和我的改革观的建立过程。我运用我本人的思想和看法来描述改革进程，而我的思想和看法则构成了我国的国内改革和外交政策的基础。这就是书名《改革：关于我国和世界的新思维》所包含的思想内核。这也许显得不够谦逊，但这些正是当时我想要说和面对的问题。这本书在苏联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在西方则遭到了质疑和讥讽，被称为是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和又一种宣传而已。几乎没有人会真正相信仅仅在几年之后，我们将走向核裁军，结束冷战，而同时不会斩断或至少松开戈尔迪之结[1]。
我受到的批评还包括对材料的选用不够严谨、对某些问题的叙述不够全面等。但我要再次强调：这本书激发了极大的兴趣。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表明这样的事实：本书的作者就是改革的发动者。
简言之，我的第一本书是对改革信条的第一次详细宣示。
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问题出现了：应当用什么标准来作为评价我们所选择道路的基础？
距七十年大庆的日子越近，有关讨论就越活跃。人们在党内、学术界和全国各个地方进行辩论。国内主要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反对社会主义选择，但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有关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2]
我知道人们将期望总书记的报告涉及到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特别是对改革问题的评价。
如何去构建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新生活？我重新阅读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写的全部著作，一篇也不遗漏。在他1918年的文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展望新生活的发展、改革背后的逻辑和指引他的方式。
人们可以在他接下来的著作中感受到内部斗争的氛围。对于革命命运愈加强烈的担心贯穿了他1921年——1923年的著作。列宁担心在无情打击反革命的斗争中采用的措施会立足生根。
列宁对于“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希望与他拒绝接受内部斗争的遗产相关。这种新的理解的基础是拒绝有关暴力万能的信念，依靠改革并采用人民了解的传统方式，再逐渐地更新和补充新的内容。
列宁的疾病阻碍他完成这次深刻的重新理解，这原本可以产生一整套与斯大林在全国推行的完全不同的发展思想。斯大林竭尽全力利用列宁的权威和他在激烈的内战时期发表的声明、评论和判断。新经济政策已经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推动了国家的恢复，却遭到那些在列宁逝世后上台的党内官员的终止。市场、自主企业和思想及政治上的多元化萌芽均被铲除。最终，那种以政府为基础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
取代新经济政策和食品税的是斯大林领导下打击农民阶级的严厉政策，包括强征食品和强迫集体化。一种类似封建主义的机制得以创立，并存在了好几十年。在“资产阶级包围”时期开始采用和具有合法性的命令方式和对异己分子的镇压和压制成了制度的组成部分。一个以国家所有、思想垄断为基础的政权支配了国家。
出于某种原因，我的同事们参加了1987年4月底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了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典上的报告起草问题。我的讲话是对这次会议最好的注脚：“我认为这一届领导的命运是要么毁灭，要么推行改革。”
这也许与经济困难的持续加重有关。工业过渡到成本核算、自主解决融资和管理问题等造成的动荡使得局势更加严峻。一些人将这些困难视为质疑改革进程的机会。人们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当心你的民主！”在讨论和谈话中已经很难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关切、什么只不过是幸灾乐祸而已。
令人失望的是，许多党的管理干部没有做好在这个民主化、公开性和向新经济形态过渡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准备。人们在会议上发出同样的请求：“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给我们下命令吧。”即使是在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了党出现危机的普遍症状，而党就是为了担负困难的使命而创建的。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开始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党员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那些新党员却充满了惯性，毕业于苏维埃意识形态“学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前辈的工作方式。
9月28日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是对改革进程做出诊断，会从清晨一直开到夜晚。的确，我们到达了改革的关键阶段，改革的进展十分缓慢。
不过，领导层还在处理其他问题。当时，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1930年代及后来的镇压问题。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委员有雅科夫列夫、切勃利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博尔金和马列学院院长格奥尔基·斯米尔诺夫。这标志着重启对受到不公正定罪的个人的平反工作，恢复公正和历史真相，而这一切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打断。
1987年末和1988年初发生的事件将会决定此后几年将要发生事件的性质和焦点。这恰恰是我要说的事情，即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1987年11月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我做了题为《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引起了听众的兴趣。但不容否认的是，报告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弄懂，还有许多心理障碍需要克服，还有许多盲点需要处理。
报告本身四平八稳，没有任何极端的言辞。但结果表明，报告没有让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极端”感到满意。一些人将对过去的批判性分析说成是“污蔑”或是动摇根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期望报告能够更加毅然决然地与过去切割开来。
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见到这些反应，我在报告中并没有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总之，在过去，总书记的报告都是下达行动指示。我的目标不是要遮掩，而是要打开遮住过去的全部纱幔进行调查，促进思考和提出许多问题。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拒绝做出结论性的“裁定”。我相信做了重要的事情，为历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整个社会打破了讨论过去的禁忌。我们需要研究我们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进程；不应当只是将这个历史进程抹去。
媒体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已经公布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但现在，大量的文章发表出来，其中存在着捏造、歪曲和直接冒犯苏联人民的现象。
那两天（11月4日——5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几乎所有外国来的宾客（不仅仅是来自共产党国家）都乐意参加会议。这样的“多元化”会议在改革前是不可思议的。会议提供了展开有趣讨论的场所，与会者对国际和苏联形势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
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我提出了以下观点：历史发展的多种不同演变路径指出，两种制度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我宣布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拒绝对真理的垄断，这几乎是要号召人们发表不同意见。
在政治局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的报告时，利加乔夫发表了有意思的讲话。他声称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和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最先提出了放慢工业化的建议，这将会限制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叶利钦个人问，现在就提出为布哈林平反的建议是否还不够成熟。
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时候，在我看来这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似乎是在真枪实弹地比拼，看谁能够占上风。讨论总是归结到一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迟了，赶不上预定的安排了。最后期限、最后期限——这是我们永远的痛。此后所有有关改革的讨论都会涉及到最后期限。
本质上，问题在于到底是革命还是演进，再就是关于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当然，就其国内意义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但就其实施方式而论，改革是一场演进，是一个以改革为中心的进程。（我和其他人经常说：“这将要用上20到30年时间。”）
至于人们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问题，我的答复是，这是一个有关改革的步伐问题和对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相关性的理解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要比只涉及戈尔巴乔夫本人的问题复杂得多。当有人通过提出问题和进行指责的方式令我不胜其烦的时候，我会说：你知道，如果戈尔巴乔夫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大笨蛋的话，那么再说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啊。
1987年11月7日，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起。
198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的红场。
我记得与历史学家莉莉·玛尔古的一次有趣的谈话，她是一位认真的研究人员。玛尔古是法国人，写了很多有关俄国、苏联和斯大林的书。现在到了该给戈尔巴乔夫写本书的时候了。在一次与她见面的时候，她问我：“许多人指责你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我认为你为改革确定的步伐令苏联社会追赶不上。我很了解贵国人民。你的看法如何？”
我的回答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显得冒进；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又落在后面。“我了解这些，”玛尔古说，“你告诉我，我在总体上是对的吗？”我必须承认她非常可能是对的。
事实上，要对苏联社会进行改革是极为困难的，更不用提苏联过度的军事化、重工业等等。我再重复一遍：玛尔古是对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接受有关犹豫不决的指责。毫无疑问，在推进改革进程时，我有时不得不用左桨划船，有时又不得不用右桨。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无论如何，我认为在改革的初期，我们本来能够也应当用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进学术界所称的“工业化政策”，我们完全可以动用我们的权力和共产党的力量，而这些权力和力量在当时是无比强大的。改革进程中有太多的矛盾，事件本身可以展现出一个方面、两个方面，甚至第三种场景。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将变革的赌注下在演进路径上以及我对于这个路径的承诺，实际上表明我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我们想要在改革进程中避免出现混乱。总的来说，演进路径起到了作用；至少它成功地避免了政变的发生。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完成一切使命的同时避免流血，同时还要尽力向前迈进，以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总之，在此之前我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是流血革命。设法避免流血对我和与我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此外，我在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场合所采取的那些行为方式，是因为我全身心地致力于民主。对我提出批评的人有的龟缩在右翼的角落里，有的则是“狂热的”左派。他们都想获取权力或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完全忘记了自由和民主，拼尽全力来保护自己。
但不幸的是，我国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许多人情愿支持这些头脑发热的人，甚至毁掉整个社会也在所不惜。难怪会有许多人将我国历史上最凶的领导人视为英雄，继续在街上举着他的画像行进，甚至将斯大林比作俄罗斯的化身。
叶利钦事件
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叶利钦事件发生了。事件是一步步发生的，这源于他的工作方式，包括他对待人事问题的方式。
鲍里斯·叶利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莫斯科不仅是本市官僚，也是俄罗斯和全苏官僚关注的焦点。一个人必须具备政治上的成熟度和意志力才能在这个城市担负改革的使命。
我曾希望叶利钦能够搞定莫斯科的工作。起初，他全身心地投入首都的管理工作。按照惯例，我站在他的一边，即使开始得知有关他的擅权行为时也是如此。
他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依赖行政手段，而全然不顾改革的民主性质；再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他的也是我们的不幸所在。但由于这种民粹主义，莫斯科人才会把他扛在肩膀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你能够从莫斯科发生的事想象出全国所处的状况。
叶利钦还特别记恨一个事实：作为全国最大的党组织——莫斯科市党委的一把手，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伤害了他的自豪感和虚荣心。但正是他在莫斯科的形象使他无法获得晋升。他很明显缺乏自制力。
回过来讲夏天的事。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叶利钦寄给我一封信，表达了对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对利加乔夫的不满，称利加乔夫将他当小孩一样看待。
我必须说，叶利钦在这里遇到了对手，利加乔夫也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也许，我最好在这里先谈谈我与利加乔夫的关系。利加乔夫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具有政治家的素质。他坚持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很有文化涵养。他与他的家庭，尤其是妻子季娜伊达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季娜伊达的父亲是在肃反时期被枪决的40位军团司令之一。要是换成另外一个人，这也许就是分手的借口，当时他们还是年轻的学生。但是，利加乔夫没有离开她。相反，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他给了她支持。我相信他是一个真正从一而终的人，这件事能够很充分地反映出他的为人。
利加乔夫对人开诚布公，但他也已经习惯于大权在握的感觉，极有野心而且专制。也许，这是因为他参加政治局工作之前在托木斯克地区党委担任第一书记达18年之久，之前他还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过。总之，他是一匹需要套上缰绳的烈马。
叶利钦经常不顾我的立场在背后搞小动作，比如在我们就有关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其他几个人事问题做出决定时就是如此。他感到我看低了他，但他错了，我当时尊重他，直到今天仍然尊重他。
这样，叶利钦在信中严厉抨击政治局。他要求在我度假之后返回时与他见面，要与我讨论所有问题。我告诉他我们肯定能够见面，但是他需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正在忙于准备我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上的讲话。
但是，叶利钦等不及了，在10月21日中央全会讨论报告时，他挑起了一场争执。
中央全会批准了报告，提出了几点建议，会议就要结束了。主持会议的是利加乔夫，正要宣布结束辩论。剩下的事情只是投票。就在此时，我看到叶利钦举起手来。利加乔夫也看到了，于是请他发言。
叶利钦说他在政治局参加了对报告的讨论，他的建议也已经被采纳，他对报告表示支持。但是，他还没有机会说这些，他更愿意谈谈他对党的领导层的看法。（他的确挑了一个绝佳时间来说这个。）
每一个人都十分震惊地听到他说，他怀疑党的领导层正在逐步地树立起个人崇拜。他所说的是总书记，就是我本人。
他的发言十分怪异。他说由于没有得到支持，特别是没有得到利加乔夫的支持，他感到在政治局工作十分困难。因此，他请求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叶利钦的发言充满了桀骜不驯的口气，就像是最后通牒，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但与他期望的反应不同。讨论随之展开，根本无法停下来，也没有理由停下来。发言中最常用的术语就是“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膨胀无度的野心”。
24人在这场辩论中发言，有人要求将叶利钦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注视着叶利钦，尽力要弄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的表情交织着恼怒、茫然和后悔的成分，包含了一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具备的所有特性。那些发言者，包括昨天还赞扬他的人，现在却在无情地斥责他，我们就是擅长这一套。气氛变得十分热烈。
然后我说：“我们来听听叶利钦自己怎么说。请他讲讲对于中央委员发言的看法。”
会议厅里发出声音：“不需要那么做。一切都很清楚。”
但我坚持允许叶利钦讲话，指出我们正在建立党内民主，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
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他承认他做错了。我扔给他一个“救生圈”，建议他收回关于辞职的请求。他极为紧张，但还是回答道：“不，我仍然请你解除我的职务。”
中央全会审议了叶利钦的讲话，建议政治局连同莫斯科市委共同解决党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11月3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叶利钦发给我一封短信，请求我给他继续工作的机会。顺便说一句，叶利钦出席了11月7日的游行，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列宁墓上，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11月9日，我突然得到消息，称莫斯科市委出事了。人们发现叶利钦倒在休息厅的血泊里，由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率领的医疗队正在那里抢救。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叶利钦假装自杀，用一把剪刀割伤了自己。医生说只是伤到了表皮，他没有生命危险。但叶利钦住进了医院。
我不得不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我们决定按照我们在中央全会上做出的决定采取行动。过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将在他身体恢复后举行莫斯科市党委全会。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
在那些天的一次谈话中，叶利钦问我他是否能够退休并拿到退休金。最后，我们决定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甚至还任命他担任苏联国家建设和住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正部级）。
后来，许多人好几次责备我没有把事情做绝。“你要是把他赶出中央委员会，再发配到外省的某个偏远的地方去就好了。假如你觉得过意不去，就任命他去某个橡胶共和国当大使，事情就会了结了。”人们这样说。我还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说：“承认吧，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错！”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罢人官职不是我的性格，这与我在党内大力提倡的精神和态度相抵触。我不憎恨他，也不想复仇。甚至在他开始用下流的语言指责我时，我也没有让自己卷入让人颜面尽失的争吵之中。
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是的，我想无论如何我是犯下了错误。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引用我最近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的一段谈话，他与叶利钦关系密切。波尔托拉宁说，叶利钦的计划是他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将是一枚炸弹，许多与会者会支持他。但他打错了算盘。
叶利钦在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的时期并没有干什么实事。但随着改革面临的困难增加以及人们对于改革结果的不满增多，叶利钦诉诸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能力派上了用场。这使他得以驾驭这股潮流重返政坛，其余皆成为历史。
意识形态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反改革宣言”
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之后，公众的活动大为活跃起来。在全国各地，人们对我们的过去展开争论，公开讨论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些人们在过去不敢提及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被从档案馆和图书馆藏书库里翻出来阅读。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努力在他们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去除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影响，“根据真理和自由思想”来评价历史和我们的社会。
实际上，公众已经躁动不安，情绪高涨。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改革锅炉的炉盖被炸掉。
有关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社会价值观问题是关注的焦点。人们会问：“既然我们拥有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在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都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如果我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人们被剥夺了思想自由，没有获得影响政治进程的机会？”
这些问题都被公开地提出来，人们不再害怕会被扣上“煽动反苏”的罪名。
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举行之前，有关最受争议的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的辩论越来越多。利加乔夫感到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将这个责任推到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的身上。索洛缅采夫、切勃利科夫和亚佐夫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雷日科夫不久也加入进去。
很显然，我们需要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预定于次年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将研究讨论学校改革问题。利加乔夫准备了一份报告，我尽力不去干预他的这项工作。会议议程并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但要改变议程为时已晚，所以我决定在全会上讲一下意识形态问题。
我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革。公开性已经揭示出我国现实的许多缺陷，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改革。但是，在有关改革的目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我们表面上的团结掩盖了直接的意见冲突。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认为只要对现存制度稍做调整即可，而替代这个制度（但愿不会发生）是没有必要的。当我试图弄明白“稍做调整”的确切含义时，我发现这是指一种粉饰修补，就像在重大节日前我们对主要街道的外墙墙面进行粉刷。但是，墙面的后面是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不受遏制的激进主义会培植出极端保守主义。昨天的异见分子现在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知识界的一部分。他们下决心要硬挤入“重大时刻”的政治之中，挑头扩大“所允许的架构”。这些人完全拒绝他们昨天还在赞扬的那些相同的价值观，要求立即废除整个制度，而不管可能产生的反弹——暴力和动乱。然而，他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仍然不甚明了。
我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警告：不要对我们的历史和社会做庸俗和粗陋的评价，毕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已经建立了70年。一系列的血腥罪行不应当是我国历史的全部内容。我们不应当讥讽人民的记忆、无私的工作和为未来做出的牺牲。
事实上，改革本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个特殊的否定阶段，我们以此来扫除阻挡我们进步的一切障碍。由于这些改革，我们从社会主义中去除了被歪曲的部分，回到了它的本源，并朝着历史的新边疆迈进。
不过，当我现在重读我在全会上的讲话稿时，我发现了好几处矛盾的地方。我们当时相信国家的灾难与制约我国制度的内部规律无关，而所有在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积累的矛盾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然而，二月全会后对思想的“启蒙”并没有发生，人们之间的分野更为明显。对那些感到天正在塌下来的人来说，国家的变革就意味着他们个人地位的丧失。超过100万人的权贵集团的代表更加在乎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人民大众。
这就对不久之后发生的事件做出了解释，而这件事将会载入改革的史册。
3月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的文章，作者是列宁格勒的一位讲师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在思想、风格和用词方面都是一篇公开的反改革宣言。作者捍卫斯大林和与他相关的一切。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这就等于是对我制订和经过二月全会批准的路线的直接挑战。
对于一部分地区党委书记甚至是政治局委员读过这篇文章的反应，我感到失望。在与同事们就这篇文章的首次交谈中，我吃惊地听到部分政治局委员竟然赞同作者的观点。雅科夫列夫回忆了3月23日集体农庄大会期间会间休息所发生的事，以下是切尔尼亚耶夫的记述，事情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主席团大厅，当时国家领导人均在场。（我证明以下是我助手的抄写稿。）
沃罗特尼科夫：《星火》杂志把那个恶棍（科学家瓦西里·）索尔福又拽出来了。我们对这个出版物要做点什么？需要采取措施啊。
戈尔巴乔夫：有什么问题吗？这家杂志刊登了科学家反对前面那篇东西的文章。你们需要些什么？一些人愿意这样做，另一些人愿意那样做。他们都是科学家。这是他们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做就是了。你们紧张什么？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做事了。
利加乔夫：媒体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需要吃耳光了……《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有一篇好得多的文章，一篇很棒的文章。这符合我党的路线。
沃罗特尼科夫：对的！一篇真正的、合适的文章。就应该那样做。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
葛罗米柯：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它恢复了事情的真相。
索洛缅采夫开始发表类似的意见，而切勃利科夫正准备说话。
戈尔巴乔夫：我在去南斯拉夫之前扫过一眼。
（戈尔巴乔夫被其他人打断了讲话。他们继续说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还说戈尔巴乔夫应当好好读一遍。）
戈尔巴乔夫：是的，我回来后已经读过了。
（其他人争先恐后地称赞这篇文章。）
戈尔巴乔夫：噢，我有不同的看法。
沃罗特尼科夫：哦，我永远不会有！
戈尔巴乔夫：你什么意思？“哦，我永远不会有”？！
（尴尬的沉默，每个人都面面相觑。）
戈尔巴乔夫：那么，如果你们都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政治局去讨论。我看到了不良的倾向，有那种分裂的味道。你什么意思，“哦，我永远不会有”？这篇文章反对改革，反对二月全会。我从来不反对人们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是用出版物、来信或文章。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被当作指导方针。有的党组织已经把这篇文章当作政策来讨论。一些人要写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但遭到禁止。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同了。
但在二月全会上，我读的并不是“我的”报告，我们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是政治局的报告，全会予以批准。现在却出现了另外一条路线……我不害怕失去我的职位，但只要我还在这里，还在这个职位上，就要捍卫改革思想……不！这不行。我们将在政治局讨论这件事。
第二天，3月24日，政治局结束了正式日程之后，戈尔巴乔夫讲了几句十分严厉的话。脸色苍白的利加乔夫不得不先发言。
利加乔夫：是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伦丁·）奇金来见过我。我喜欢这篇文章。但我和这篇文章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葛罗米柯已经准备好说些不够连贯的话，但意思是清楚的：他不会选边站。
沃罗特尼科夫极力想补救前一天的那句“哦，我永远不会有！”，但他还想通过抱怨媒体来解脱自己，称媒体已经失去控制了。
沃罗特尼科夫发言之后，雅科夫列夫站起来发言：“我讲了20分钟，逐行逐句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全部含义，包括其思想和语气。每一个段落都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二月全会。这是一篇反改革宣言。当我结束发言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大约是晚上十点钟。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
雷日科夫第二天首先发言，用严厉而无情的语气坚决反对这篇文章。这是最为有力的发言。
“我对这篇文章有两个印象，”雷日科夫说，“文章问这场改革是什么？！既然这场灾难已经发生了，就需要尽最大可能加以限制和压制。”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雅科夫列夫记述道：“谢瓦尔德纳泽强烈和严厉地谴责了这篇文章。梅德韦杰夫以决定性和理性的方式谴责这篇文章。斯柳尼科夫和马斯柳科夫义愤填膺地用简洁和坚定的语言批驳这篇文章。切勃利科夫在前一天差点就说了错话，此时平静地讲了一句谴责文章的话。”
亚佐夫将军嘟哝了几句关于媒体的评论，称媒体已经失去了标准，但他总的来说是站在总书记一边。
索洛缅采夫、尼科诺夫和卢基扬诺夫解救了利加乔夫。扎伊科夫专门从度假地赶回来，发表的意见空洞无物。拉祖莫夫斯基讲得很好。
当然，政治局做出了一致的决定：谴责这篇文章，指示《真理报》发表一篇反驳文章。
雅科夫列夫在对切尔尼亚耶夫结束叙述此事时说：“这是改革历史上的转折点。（雷日科夫甚至建议解除利加乔夫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职务！）”
我们发现，许多地区党委书记下令地方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其中有些地方第一把手是出于纪律方面的惯性，另一些则是因为赞同文章阐述的立场。还有一些地区党委书记认为这篇文章不是“指导方针”，所以拒绝转载。
我们在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处理了这件事；我们差一点就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与地区党委书记们举行一次能够交心的谈话。在3月和4月对党内干部的三次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那些还没有想通的干部，要把问题想通，自己把问题理清楚；那些赞成“妮娜·安德烈耶娃”的思想的干部要离开干部队伍。
我对书记们说：“我对你们说的是，几十万（多至100万）共产党活动家被枪决，300万人被关入集中营。这个数字甚至不包括受到集体化影响的数百万人。按照其逻辑，妮娜·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号召我们重演一遍1937年。作为中央委员，你们要这样做吗？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国家的命运上。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吗？拥护！但是哪一种呢？我们不需要斯大林统治下的那一种。”
按照政治局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严厉批判“妮娜·安德烈耶娃事件”的文章。
围绕这篇文章发生的许多事证实了我先前的疑虑：我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我与他们一起真心实意、团结一致地发动了改革并采取了最初的步骤。改革进程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扑灭了人们最初的热情，许多人只是满足于对现存制度做化妆式的调整。
内心的革命
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的发表，在改革时期汗牛充栋般的各种出版物中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行动。我很快就得知，这篇文章的出笼直接牵涉到利加乔夫手下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本人的批准。因此，这篇文章被看作是直接来自最高领导层。
当然，我很介意这一切背着我干成的勾当。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以下建议：调查这个行动背后的机制并严惩罪魁祸首和始作俑者（包括《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伦丁·奇金）。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人民是否完全了解党的路线；在于党的路线是否得到自觉和建设性的贯彻执行。因此，我感到有必要面对面地确认党内高级干部的见解，其范围包括所有担任加盟共和国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边疆区党委书记和地区党委书记的干部。令我很感兴趣的是，我的同志们主张将全党和全社会都更有效地纳入到改革进程中来。
这些问题可以在面向全国人民的全党讲坛上得到解决，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个论坛。我感到这次代表大会的重点，是要准备进行针对整个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必须承认的是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仍然带有斯大林时代打上的行政命令体系的深深印记。从党内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全体人民的思想意识都存在着局限性和顽固性，我认为那些历史印记是根本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改革最重要的，也许是最困难的难题。我与党的书记们的交谈最终给我带来了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懂得我们需要变革和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我们需要这样做以解决严重影响到人民和国家实际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应该解决了。
从1985年3月开始的三年多时间里，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解放了人们的公共意识、视野和思维行动。人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关注人民和公民正常和有尊严地发展的可能性。民主革命发自人们的内心，不可能被压制和禁止。那些具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创作的新闻作品、书刊、戏剧和演讲以及一些非官方青年组织及人权、环境和其他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都从日常事务的角度显示出这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
这些人和组织当然不会都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但起初都打着支持改革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旗号。一些目标可疑的组织也出现了，还有那些具有破坏性的激进组织和保守组织，比如臭名昭著的“纪念”组织。
这些新出现的组织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与民族关系相关的时候，越来越成为麻烦的事情。这再一次强调了加强民主和法制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性。
很显然，公共意识和社会已经从冷漠和麻木中清醒过来。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些进程变得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呢？苏联共产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呢？
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
党为了人民的大讨论：“改革飞机应当飞向哪里，谁应当在飞机上？”
围绕妮娜·安德烈耶娃反改革宣言所迸发的政治激情反映出有关改革政策、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苏共领导层，也存在于党的基层党员之中。对于改革进程的结果和前景的怀疑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甚至是斯大林时期的怀念，不仅只是深深地根植于权贵集团和官僚集团的自私利益之中，而且也根植于已成为教条的群众意识之中。这种群众意识来自数十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行政命令体系和垄断性的绝对权力，这些都转化为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官僚机构。这使得绝大多数被剥夺了权利和所有权的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只得完全听由官员的支配和摆布。要向人们提供不再做“机器上的齿轮”，而是成为公民和他们自己人生、命运和国家的主人的机会，并向他们提供展示创造力的空间，必须改变他们社会存在的实际条件。实际上，这就是改革的主要意图和目标。
我想实现改革的目标会需要好多年，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至少要花上二三十年的时间。改革的停滞造成了恐慌，确实存在着倒退的可能性，而倒退到过去将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
生活需要紧急建立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政府保障，以深化社会和制度改革。这种制度在过去许多年里都被公认为“真正的”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歪曲和死路。不，这不能成为样板。我们需要持续地和坚决地加以摈弃，避免回到罪恶之中。如同我的许多生于60年代的朋友和同事一样，我确信社会主义可以是人道和民主的。
1988年，在春新的危险岔路口上，我看到了避免领导层内发生混乱和争斗的机会，看到了团结一切力量来巩固社会的机会和联合各个方面的公民以推进社会自我完善和改革的进程的机会。这就是我关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计划。
这次代表大会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形象地说，人们正在等待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政权的计划是什么？政权要把国家引向何处？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已经提前刊登在《真理报》上。媒体对这些建议以及大会代表的选举情况做了讨论。
顺便说一句，我不得不规劝莫斯科市党委领导人要克制对一些大会代表候选人，比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亚历山大·格尔曼的偏见和排斥。
讨论十分热烈，代表们实际上争先恐后地拥向讲台。著名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将改革比作一架飞机，“已经起飞了，但不知道在哪里降落”，结果获得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大会代表的鼓掌支持。他的反对者，作家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的发言被嘘声淹没了。叶利钦代表那些当时的所谓左翼激进派批评了党的领导层。他宣称自己是“领导人主义”最激进的反对者和真正民主的最强大支持者。叶利钦要求那些“已经在政治局坐了10年到15年，现在还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那些提名重病在身的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的人和那些将国家带入目前严峻状况的人，要对所造成的现状负责任。他还评论了总书记，称总书记似乎不受批评。他要求大幅度削减中央政府和莫斯科政府的官僚队伍，而莫斯科黑手党的活动依然猖獗。当叶利钦宣称要将社会不平等连同那些特殊福利、特别食品配给、特权医院和特权疗养院一同取消时，会场产生了很大的轰动。这位未来的“鲍里斯沙皇”说：“情况应当是这样，当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短缺时，每一个人都应当均等地感受到这种短缺，无一例外。”听众对此热烈鼓掌。[3]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第十九届党代会的一次休会期间。
总之，叶利钦要求“在他的有生之年恢复他的名誉”和无条件撤销10月中央全会通过的重要决议。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将叶利钦的发言视为他为了人民的公正事业决定重返最高层政治、掀起批评浪潮、与党的官僚做斗争的信号。
这样，代表大会显示出批评和反对改革的势力的加强，其中一方面是保守派的权贵集团阵营，另一方面是左翼的激进派集团。但依我之见，代表大会的主要作用是彻底巩固了党的领导层，领导全党做了急转弯，奔向了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改革。代表大会决定达成一项原则协议，继续推进改革，旨在对各级政府进行真正自由（不是形式上的）选举的基础上，改革政府和社会。代表大会批准彻底将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开。政府将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向人民做出保证：不仅要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而且要将它落实到位。代表大会的决议称：“苏共将绝不重复个人崇拜时期和停滞时期的类似做法，而这些做法给社会主义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创伤，阻碍了社会在几十年内的发展，造成了生命的巨大损失以及思想和道德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决议，中央政治局注入了新鲜血液，焕然一新。索洛缅采夫、杰米切夫、多尔吉赫和其他几位都去领养老金了。党的机关进行了重组和瘦身，而且由于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党的主要工作，中央委员的集体领导得到了加强。中央书记处和其他按行业设立的部（农村工作部除外）被逐步撤销。领导干部提拔的标准也做了改变，现在选拔干部已经不再看资历，而是看水平。
代表大会提议制订一个时间表，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立法，对《苏联宪法》进行民主改造，举行旨在对候选人进行挑选的选举，宣布建立法治政府和进行立法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代表大会还强调需要进行重大经济改革、对经济机制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重组地区的经济关系。
大会决议及其贯彻执行极大地促进了公开性以及公众、党和政府事务的民主化，这些都是改革的重大成就。国家的政治制度做了重大调整。新的公民团体和先前被排挤到政治生活之外的整整好几代人获得了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机会。
新生力量参与政治的现象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和政治生活的构成与场景。新的“改革领班”、改革之友俱乐部和支持改革人民阵线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民主化、改革社会和抵制保守派的力量。但另一种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许多缺乏经验和政治头脑的政治新人常常变成了返祖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毫无耐性的激进多数派，准备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一切代价地推翻共产党政权。但是，当许多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民主化是苏联共产党经历过的最严峻的考验。
不幸的是，在苏共掌权的几十年里，许多党的干部已经忘记或从未学过在不依靠国家和行政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去开展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直到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党的干部仍然在提出通过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来加强党的机关权力的要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至少是相当数量的党的领导人，从中央委员到地方党委领导干部都有——参与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政变为止。但这只是一个特别的话题和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涉及。
【注释】
[1] 源自古希腊传说，指难以解决的问题。
[2] 关于这一点的证明，请见《选择而非强加》（Alternative not Given，Progress，1988）。这本论文集收录了亚历山大·阿达莫维奇、亚历山大·鲍文、达尼尔·格兰宁、谢尔盖·扎利京、塔季扬纳·扎斯拉夫卡娅、尼基塔·莫伊谢耶夫、加夫里尔·波波夫、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切尔尼先科、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等人关于改革的尖锐问题的文章。
[3] 毋庸置疑，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在叶利钦的后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官员的人数将比苏联政府官员的人数多50%——100%。而叶利钦本人则在三四年之内就带头沉溺于沙皇式的荣耀和特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