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麦欢迎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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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有一群朋友响应全球呼召,在香港发起了抵制麦当劳的运动。因为麦当劳很不环保,从他们耗用的纸张到庞大的牧场,全在消损可贵的地球资源。而且麦当劳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以临时散工代替长期的契约;时薪低得可耻,其他保障几近于无,但它却不断用“大家庭”的温馨形象去虚饰资本家剥削劳动阶层的真相。还有,麦当劳很不健康。这在今天已经是个常识了,可当年它在登陆日本和中国的初期,均曾宣称自己卖的东西经过营养学的精心计算,科学程序的严格处理,“能够提供每日人体所需”。再加上它的超级大M与麦当劳叔叔那不见底蕴的笑容,十足是个美式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我等有良知有热血的激进青年焉能不反?焉能不抵制?

然后,十几年过去了。一个当年带头搞运动,如今在美国教书的左翼社会学家很惊讶地发现我竟然还在孤独地杯葛老麦。他说:“说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早就都放弃了,没想到当年不太热衷社运的你反而坚持至今。”我了解,人在异乡,难免要找个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味道去一解西风冷雨所淋出来的乡愁。

吊诡的是,在美国求学教书的他竟把麦当劳当成能慰游子心的驿站,觉得它的鱼柳包和炸薯条有“家”的味道。

在我这一代人里面,有谁的童年记忆会少得了麦当劳呢?我记得它曾是我童年的奖赏,要是我听话,妈妈很高兴,她就会带我去麦当劳吃一顿有苹果派有大奶昔的丰盛大餐。例如某年的暑假,我天天去尖沙咀的青年会游泳,也许是我游得还不错,妈妈便以麦当劳作奖励。我喜欢池水的清凉,也喜欢鱼柳包的实在,于是下意识地把两者联系起来;美好的因结出美好的果,游泳与麦当劳变得密不可分,我就像只快乐的海豚。

难怪《经济学人》要制定出一套“巨无霸指标”来衡量世界各国的物价水平,因为麦当劳的确是全球化的象征,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并且每个国家的味道都一样。对游客、移民和留学生而言,麦当劳是陌生环境中唯一一个不陌生的地方。只要走进去,他就不用再担心自己看不懂餐牌,也不必害怕自己的举止冒犯当地人的礼仪习惯。就像在老家的时候一样,他站在柜台前面排队,轮到自己便用最简单的英文甚或手指去点菜,然后自己拿着盘子选一张桌子坐下,在完全标准化的座位上吃标准化的食物。这就是麦当劳五十多年来最成功的地方了。食物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常常和家庭、文化与民族捆绑在一起;而麦当劳作为一个外来的异质元素,竟然成功打进这个核心,让全世界好几代人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当成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终于,我今年又开始光顾麦当劳了。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我告诉自己:麦当劳也许是弹性雇佣制度的始创者,但这已经是资本主义不可抵挡的大势了;而且除了麦当劳,还有谁会对学历不高经验不多的年轻人大开方便之门呢?我又告诉自己:在反全球化运动的声势之下,麦当劳已经开始改变,多了环保包装,少了有违健康的食材,同时尽量放低身段。我给自己最主要的借口是去观察,看看身边的人如何生活,不要把自己搞得太愤怒太疏离。

然后我看见它是许多学生温习功课的好去处,比起严肃的图书馆,它气氛轻松,饮食无忌。它是“夜青”的休息中心,比起街头的冒险与家庭的压抑,它既安稳又开放。更令我吃惊的是清早那一群老人,他们坐在里头悠然自得地翻看免费报纸,咖啡可以不断续杯。也许他们在家里是孤独的,于是这个地方的人气能使他们感到自己依然是社会的一分子。

难怪香港人会为麦当劳取出一个“老麦”的亲切绰号,这是其他快餐店做不到的。假如“老麦”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象征,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个象征所代表的一切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现实,你无所逃于天地间。在这“家”的幻影之中,寻找出口就和电影Matrix里的人类试图反抗一样难。

201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