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小看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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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今年原来是属于薯仔的年份。

当联合国正式宣布2008年是“国际薯仔年”的时候，许多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私底下都觉得这是个笑话。有一个不愿公开身份的联合国官员告诉记者：“对我们外交官来说，比起解决国际冲突这些正经事，什么国际××年简直是小儿科。你看，2004年是‘国际米年’，2002年是‘国际山年’，现在意大利还提议要来一个‘国际天文学年’呢。我们总是从一个年跳到另一个年。”

的确很好笑，因为薯仔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嘲笑的作物。我们广东人说一个人样子傻，就叫他“薯头薯脑”或者“薯唛”。这种埋藏在土壤底下的植物块茎，浑身是泥，肥肥肿肿，形状又不规则，比起迎风摆舞的麦子和水稻实在是难看得多。而且薯仔粗生，好像随便你怎么种，它都能活得成，一点贵气都没有。

可是，比起蓝鳍金枪鱼王和阿尔巴白松露王，极不起眼的薯仔对人类生命的价值却大得太多太多了。毕竟，我们有谁见过只靠白松露维生活命的贵族呢？

在一本讲究美食的杂志上谈饥荒好像很不“实际”，可是饥饿确实是我们未来面对的最大问题。先不说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低收入户，现在还要面对通货膨胀的风险。许多学者都已经提出了警告：随着气候环境的恶化，不少传统耕地正在消失之中；与此同时，全球人口的数字仍然不断增加。更糟的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上升使得很多国家（例如美国）开始打乙醇这种所谓“替代能源”的主意，而乙醇的来源正是全球第一大农粮作物：玉米。一场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近日不停上涨的粮食价格只不过是个先兆。

而那种样子长得非常“薯唛”非常谦卑低下的薯仔，或许就是我们需要的答案了。

薯仔原产于秘鲁有名的“的的喀喀”湖（Titicaca）南岸，秘鲁的首都利马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了“国际薯仔中心”的所在地。这个中心不只推广薯仔的种植和研究，还有一个全球最大的薯仔基因库，里头包含了7500多种不同的薯仔，其中的1500种还是没被人培植过的。这个惊人的数字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薯仔的多样性远远超过其他粮食作物；再加上它易种易长的特点，我们不难在世界上任何缺少土地却人口密集的地方种出合适的品种。

“国际薯仔中心”的网页（www.cipotato.org）还列出了薯仔的丰富养分：“一个中等尺寸的薯仔就包含了一半成人每日所需的维生素C，米和麦等作物则根本没有。薯仔的脂肪非常低，是麦子脂肪量的5%，面包卡路里含量的四分之一。如果用水煮，它的蛋白质要比玉米多，钙质更是后者的两倍。”

难怪联合国看中薯仔。虽然“国际薯仔年”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是只要一想到第三世界的无数饥民，想到我们在有生之年可能会碰上的大灾荒，它就一点也不可笑了。

二

有些东西你一眼就能看出是穷人的食物，例如爱尔兰那驰名的“炖薯仔”（Stew）。把一大堆切块的薯仔与几粒珍贵的牛肉泡在清水似的汤里，寡淡无味得可怜，更可怜的是它的分量往往还十分大，生怕你嘴里没淡出鸟来。我第一次尝到它的时候简直吓了一跳，难道这就是爱尔兰人的国食吗？后来又吃过几次，每一次都有人说这回做得不正宗不够好，等下回你就知道这是好东西了。可惜，至今我仍然未能领略它的妙处。

回头再想，弗兰克·迈考特（Frank McCourt）在他著名的小说《安琪拉的灰烬》里早已说过，对一个爱尔兰小孩来说最伟大的美食就是一块涂满了厚厚果酱的吐司了；连鸡蛋也是清平岁月里每周一次的天降恩典，更何况有肉的炖薯仔呢？人家圣诞吃的是猪头！

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西方人心目中的爱尔兰几乎就是贫穷的同义词。以《格列佛游记》闻名的斯威夫特一向尖酸刻薄，可与我们的陶杰相比，他就曾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小品，叫做A Modest Proposal。他的modest proposal就是吃掉爱尔兰人生下来的小孩，这样就可以彻底消灭爱尔兰的贫穷问题了，因为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绝种。好在斯威夫特毕竟不是陶杰，虽然尖刻，但没有任何歧视国人的意思（彼时爱尔兰早已成为大英帝国的一员了）；他是故意反讽英国政府和一般英格兰人对爱尔兰的压迫与偏见。

为什么爱尔兰人会这么穷呢？很吊诡，今天被视为穷人好朋友的薯仔原来曾经是爱尔兰穷苦的原因，当前被预言为未来饥荒救星的薯仔居然是当年爱尔兰大灾的催化剂。

在1845年之前，爱尔兰原有人口820万，到了1911年只剩下440万人，除去数十年间的移民，光是死于1845年到1849年间的灾民数字就高达百万，大部分人都是死在饥饿或者它所引起的疾病手上。他们饥饿，是因为他们的主食薯仔病倒了。一种叫做“卷叶病”的杀手在短短四年之间反复侵袭全国，将绝大部分的薯仔变成腐臭的黑色泥块。而全欧最早也最懂得种植薯仔的爱尔兰人竟然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些农夫只能眼睁睁看着薯仔的枝叶不断生出斑点。原本就很困难的佃农此时倒在通往济贫院的路上，一向小康的小地主则变卖家当田产，以好客闻名的家庭开始驱赶老人，还没被捕捉宰杀的瘦狗在夜晚的荒原上孤独哭喊。整个社会，整个爱尔兰，全都垮了；而原因居然是薯仔生病。

虽然薯仔是爱尔兰人的国食，但他们绝对不是世上最懂得炮制薯仔的民族。就拿“薯蓉”这么简单的东西来说吧，法国佬认第二，全世界也就没人敢认第一了，因为举世称善的“神奇薯蓉”正是法国名厨Jo Robuchon的手笔。其轻软香滑堪称举世无匹，过去曾有人认为专门搭一趟飞机去吃这道著名的伴菜也是值的。但是它究竟神奇在什么地方呢？除去那传说中的自家培植特种薯仔外，其基本配方并不是太过奇特，无非就是一磅薯仔加进半磅上等牛油。换句话说，只要够狠，人人在家也会做出虽不中亦不远矣的半神奇薯蓉。

薯仔比起米麦等其他主粮都要好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烹调实在简单，完全用不着加工过程，从土里挖出来洗净，然后要煮要烤悉听尊便。这也是联合国看中它要把它变成灭贫神宝的原因之一，因为简便，连耗用的能源和时间都节省不少。当年爱尔兰人习惯留长指甲，目的不是弹弦乐器也不是掏耳挖鼻，而是用来剥薯皮，连小刀都不用，这头掘出来那头升火，就地煮了现吃。

爱尔兰人被歧视和薯仔被歧视，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许多人看不起薯仔，就是因为它太好种太易煮，几乎完全没有难度可言。而过去的欧洲人之所以老爱编造有关爱尔兰的笑话，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岛国的人实在太穷太懒。懒人种懒粮食，确是绝配。

马尔萨斯的经典《人口论》还专门以爱尔兰为例，说明薯仔这种易种多产的食物会助长人口增长，终将导致大祸。于是“卷叶病”一来，薯仔死尽死绝，爱尔兰就发生了惊人的大灾荒了。很多人都相信这是爱尔兰人自己惹的，因为懒惰，他们就不开发其他粮食的种植，专吃薯仔。因为懒惰，而薯仔又是这么方便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不必担心人口的压力，拼命生小孩，最后弄得大家一起穷。美国作家Larry Zuckerman（祖克曼）在How the Humble Spud Rescued the Western World（台湾中译为《马铃薯》）里很详细地描述了这场大灾难的过程，也摘引了大量的见证说明时人对爱尔兰和薯仔的双重歧视，但是他却没有清楚点出这种偏见的盲点。

后来的历史研究证明了爱尔兰与薯仔的清白，“卷叶病”摧毁了爱尔兰人的主食确实是饥荒的直接原因，但我们绝不能倒果为因地说是爱尔兰人的懒惰使得他们依赖一种食物，最后变得很穷很惨。真相是他们本来就很穷，所以才被迫偏重最省人力地力的薯仔；要是他们的日子过得丰富滋味，说不定他们早在两百年前就发明出“神奇薯蓉”了。而他们的贫穷，是因为英国的歧视性管治。在英格兰自己享受着工业化与殖民经济带来的好处时，他们居然坐视爱尔兰的封建佃农制度，把它当成一个国境内的荒远之地，连发展的想法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什么利及百姓的社会政策了。

至于人口问题，笃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固然不堕胎不杀婴，可是我们也别忘了，凡是穷困的地方，夭折率必然不低，所以理性的父母一定倾向多生，以求香火延续。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慨叹，贫困的家庭和国度居然小孩还特别多的原因了。换句话说，穷人家里孩子多不是因为父母无知也不是因为他们除了上床没别的娱乐，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孩子能养到多大。再说孩子够多，就表示未来家庭的劳动力有保证。换了是我，我也一定增产报国。

把穷人看成懒人，这真是千古不变的偏见，从两百年前的爱尔兰到今天的香港，自己日子过得好的人总是相信这种令自己心安的说法。比较意外的是薯仔这么乖的植物也无辜地卷入了人的罪恶。

2008.1.19 ;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