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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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中的一个范例——希特勒期待一场加利西亚攻势——斯大林选择了最薄弱的地点——十倍的优势——克里姆林宫的争论——罗科索夫斯基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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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在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平原的坎尼村附近,与执政官特雷恩蒂乌斯·瓦罗所率的罗马大军对峙。罗马人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汉尼拔出色的骑兵抵消了这一数量差异。

战役开始了。两支大军向对方逼近。汉尼拔打出他的王牌:哈斯德鲁巴率领强大的骑兵部队袭击了罗马军队右翼虚弱的骑兵。罗马骑兵被逐入奥菲杜斯河。哈斯德鲁巴包抄至罗马步兵的后方,绕至左翼,对正与迦太基轻步兵混战的另一群3000名罗马骑兵发起打击。他从后方展开攻击,击败罗马骑兵,然后又从后方对罗马步兵发动进攻。

尽管特雷恩蒂乌斯·瓦罗的重装步兵与迦太基的雇佣兵相比占有优势,可又有什么用呢?随着哈斯德鲁巴的骑兵出现在后方,迦太基的步兵扑向两侧,罗马人大势已去。第一场歼灭战落下帷幕——利用快速部队包围敌主力,旋即以步兵对敌两翼实施一场钳形攻势。

普鲁士陆军元帅冯·施里芬伯爵,对这场战役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他解释说,罗马人遭到逐步挤压。他们进行了最后的抵抗。汉尼拔在血腥的战场上策马而行,鼓励他的勇士,嘲笑着懒散者。他们最终对这场屠戮感到疲倦,于是俘虏了幸存的3000名罗马士兵。48000具尸体倒在这片狭小的战场上,堆积如山。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和总督塞维利乌斯也在阵亡者中。瓦罗带着一些骑兵和重装步兵成功逃脱。在坎尼村和两座罗马大营,又有数千人落入胜利者手中。

施里芬在1909年写道:“这是一场完美的歼灭战。2000多年来,武器和作战方式已发生彻底的改变。士兵们不再以短剑解决对手,而是在数千码外向对方开火。弓箭的地位已被后坐力炮取代,而投石器亦被机枪所替代。现在,我们接受投降,而不是展开屠杀。但整体作战模式并未发生改变。今天,按照相同的计划同样可进行一场歼灭战——这是汉尼拔在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时代所构想的计划。”

施里芬伯爵说得没错。1944年夏季,罗马人的坎尼之战在俄国的别列津纳河再次上演。

 

正如德军东线战事的进程一直以错误的决定为标志那样,战役的最后一幕同样以德军最高统帅部犯下的悲剧性错误为开始,就此造成东线的决定性失败——1944年夏季,中央战线的崩溃。

1941年时,有谁会想到,仅仅三年的时间,“中央”集团军群引以为傲的部队会遭受到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惨败,一场歼灭战,一场无与伦比的坎尼之战。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一直担当着“巴巴罗萨”行动的先锋。以其辖下的两个装甲集群和三个强大的步兵集团军,该集团军群粉碎了第聂伯河以西的苏军主力,随即快似闪电般地冲向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该集团军群以惊人的速度穿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赶往明斯克,渡过第聂伯河后又杀向斯摩棱斯克,然后便是希特勒致命的犹豫。他偏离了“莫斯科计划”,转向基辅,以便先夺取乌克兰。数周后,他们在冬季来临的泥泞中终于恢复了向莫斯科的推进。但此刻已为时过晚。俄国的冬季裹挟着西伯利亚的寒流,随之而来的还有西伯利亚的新锐部队,德军士兵和他们的武器再也支撑不住。“中央”集团军群在莫斯科门前功亏一篑。

1941年的冬季战役导致整个对苏战争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德国的战略重点从中央战线和纯粹的军事角度转移,不再对准敌人的首都和交通中心,而是转移至苏联南部的经济目标。与将领们考虑的不同,希特勒认为决定战争结局的是煤炭、钢铁和石油。顿涅茨和高加索地区被视为决定性战场。德军的打击落在这里。这是一场胜利或失败的豪赌。

“中央”集团军群从莫斯科门前撤退后,那里便被德军最高统帅部视作“次要战场”。古德里安大胆的第2装甲集团军,当初按照“巴巴罗萨”计划,他们将从南面包围莫斯科,并将其夺取,经历了图拉的悲剧后,他们退至奥廖尔周边的防御阵地,在那里一待就是20个月,直至1943年8月。有迹象表明,在伏尔加河上获得胜利后,斯大林意图粉碎的德军防线不是在中央,而是在南方。

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一直在徒劳地敦促元首大本营:“决战将发生在南方——我们应该加强那里的力量。”他一次次要求对南翼加以增援,必要的话,应从其他集团军群抽调力量。但希特勒没有这么做。

就这样,南线战役一场接一场地失败了,损失的还包括丰富的铁矿、煤矿、镍矿和锰矿,另外还有乌克兰的粮仓,更别说克里木的侧翼堡垒了。这些失败全都因为一个错误!

1944年6月的作战态势图清晰地揭示出东线南翼战事悲剧性的发展。苏军已向西推进得很远。现在,他们的防线从黑海上的敖德萨出发,沿喀尔巴阡山北部山坡延伸至科洛梅亚,在这里突然转向北面,到达科韦利北部的普里皮亚季沼泽边缘。从这里开始,“中央”集团军群形成的一个巨大突出部向东延伸出250英里,在奥尔沙和莫吉廖夫,德军防线甚至跨过第聂伯河,又向东伸展了30英里。这个突出部的后方交通,在普里皮亚季沼泽的西部边缘,已受到来自南面的威胁。

幸运的是,这种威胁实实在在地陷入到俄国春季的泥泞中,从而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得到了急需的喘息之机。喀尔巴阡山与普里皮亚季沼泽之间,遭受到威胁的正面防线稳定下来,尽管只是暂时的。

狼穴和毛尔森林所担心的问题是:泥泞期过后,斯大林会做些什么?他的夏季攻势将在何处发起?这是1944年的决定性问题。

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回答。而且,这个基于错误的态势评估而做出的错误回答,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

18个月来,希特勒一直拒绝承认斯大林的意图很明显是想在南翼达成决定性胜利。在这18个月里,他一直低估着苏联红军及其不断增进的作战经验。现在,他又犯下新的错误。他认为,斯大林只会在南翼寻求决战,而不是其他地方——因为在加利西亚,苏军有个绝佳的战略机遇,可以向华沙和维斯瓦河推进,从而包抄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方。希特勒驳回了对此提出的一切怀疑。他宣布,苏军将在喀尔巴阡山与普里皮亚季沼泽之间展开进攻!他们肯定会对那里发起打击!

夜复一夜,他俯身于作战态势图上,仔细研究并制订着计划。在每一个计划中,他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手。当然,以7个集团军发起一场庞大的钳形攻势,夺取突出部,并将两个集团军群切断的构思很有诱惑力。毕竟,从普里皮亚季沼泽的源头至波罗的海沿岸,只有280英里,其间没有明显的障碍。这是个完美的行动。对一名勇敢的将领来说,如果他手上有足够的力量,毫无疑问,这是个大胆而又深具诱惑力的构思。有趣的是,不光是希特勒,甚至包括他的顾问,例如精明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大将和豪辛格将军,都被这一计划的吸引力所折服。这种吸引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元首大本营始终坚信苏军会对加利西亚发起攻势,甚至在6月10日后,越来越多的报告表明,苏军正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前方实施准备,可这一切都被视作是苏军的假动作。“维斯瓦河—波罗的海”攻势的幻影深深吸引了元首大本营,以至于他们从未怀疑过:毕竟,苏军有可能正在策划某些不同的东西。各集团军指挥官发出的一切警告和呼吁均属徒劳。

结果,OKH将所有的预备力量集中于加利西亚。尤其是装甲师。4个装甲军,辖8个装甲师和2个装甲掷弹兵师。这是一股可观的力量。

而其他防线,特别是“中央”集团军群,遭到无情的削弱。德军最高统帅部满怀信心地预期着即将沿“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防线所展开的一场攻势。该集团军群的新任司令官,莫德尔元帅[47],几乎与OKH同样乐观:破天荒头一遭,他指出,德军集结的力量完全可与苏军的集结相抗衡。

这种希望纯属一厢情愿。这表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对情况的掌握是多么糟糕,对事实的了解又是多么贫乏。多年来,元首大本营一直低估着苏联的力量,现在,他们又高估了自己大胆的策略。

1944年夏季,苏军统帅部并没有希特勒所设想的如此深远的战略构思。顿涅茨河和第聂伯河上的遭遇使斯大林对这般宏大的计划心生畏惧。波波夫坦克集群和第6集团军在红军村和哈尔科夫的惨败令他倍加小心。另外,他很少对敌人最强大的地点发起进攻。而出色的侦察工作使他得以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制订自己的计划。1944年夏,这种做法实现了与德国人的预期完全相反的部署。斯大林做到了曼施泰因在库尔斯克突出部最后一刻想做的事情,当时,曼施泰因意识到苏军的侧翼防御非常强大,应该选择突出部正面,敌军防御较弱的地点实施攻击,或选择比两翼支柱更为虚弱的任何地段展开进攻。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制订了针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突出部的作战计划。不幸的是,元首大本营没有“维特”在苏军统帅部内为他们提供情报。

直到最后一刻,德军最高统帅部仍在坚持其错误的战略。1944年6月20日,OKW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对整体作战形势所做的讲话中解释说,西方列强的军队已于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待他们获得重大进展后,苏军才会发起新的攻势。他们的重点将放在加利西亚地区,而不是针对“中央”集团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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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伸的“中央”集团军群,苏军四个方面军集结起250万人,准备发起进攻。守卫突出部的布施元帅拥有四个集团军,近40万人。但希特勒并不认为苏军会发起一场正面攻势,他担心的是苏军从加利西亚经利沃夫直至柯尼斯堡的一场合围。因此,他再度削弱“中央”集团军群,将几乎所有的装甲部队调至“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战区内。

48小时后,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断言以一种最令人震惊的方式被揭穿。苏军发起了进攻。但不是在加利西亚。

1944年6月22日是“巴巴罗萨”行动纪念日——德国入侵苏联三周年。斯大林非常清楚这个日子对苏军的影响力,他利用他们被激发起的热情,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士气。正如他曾下令必须在1943年11月7日为十月革命纪念日夺取基辅那样,现在他决定将德国入侵苏联的日子作为1944年夏季攻势的发起日期。

为尽可能长久地让德军统帅部摸不清苏军夏季攻势的重点,苏军最高统帅部负责整体行动的两位全权代表之一,朱可夫元帅,决定沿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已被严重削弱的450英里防线分阶段展开行动。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

率先开展行动的是游击队。6月19/20日的夜间,德军前线的后方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破坏行动。到拂晓前,10500起爆炸事件炸断了从第聂伯河至明斯克以西的所有铁路线。主要的桥梁都被炸毁。交通补给线发生中断,中断时间往往超过24小时。

不光是铁路线陷入瘫痪,更糟糕的是,沿铁路线延伸的电话线也在数千个地段发生中断。自1944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用电台管理铁路交通这种情况,整个“中央运输指挥部”陷入瘫痪。所有铁路交通彻底中断,是接下来48小时内灾难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毕竟,铁路交通是军事组织机构的生命线。一旦这个流通被截断,一场危险的瘫痪必然来临。

运输总指挥特斯克上校搭乘他的鹳式飞机飞越防区上空,这才意识到这场瘫痪的彻底性。所有车站和铁路路段都被挤满。火车只能一码码向前挪动。尚能运行的几列火车上挤满了人,甚至连火车头也是如此,这些人主要是来自受威胁地区的伤员。

下面的数字说明了问题。7月1日,约8000名伤员不得不从明斯克疏散。7月7日,98列货运火车从这里驶向集团军群。而同一天,总共有216列火车进入集团军群的防区,即138列运兵车,59列补给列车,12列空军专列和7列铁路工兵专列。他们遭遇的最大困难是根本无法获得任何进展。前线急需的补给物资无法运抵,包括士兵和弹药。

这场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于6月22日。赖因哈特大将的第3装甲集团军,在德维纳河上的维捷布斯克遭到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一部的攻击。24小时后,这一攻势蔓延至冯·蒂佩尔斯基希将军第4集团军的防区内。在这里,苏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对奥尔沙与莫吉廖夫之间的第聂伯河河段发起进攻。最后,6月24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投入了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对约尔丹将军的第9集团军展开打击。这一推进的目标是别列津纳河上的博布鲁伊斯克。

就这样,德军统帅部直到6月24日才意识到,苏军已沿“中央”集团军群的整个防线发起了他们庞大的决定性打击。6月23日时,元首大本营仍沉湎于幻想中:苏军在中央防区发起的进攻,不过是为掩饰他们在加利西亚地区即将展开的攻势所进行的佯攻。24小时后,希特勒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最初的48小时后,苏军攻势的力度,火炮、坦克和对地攻击机的压倒性优势愈发明显。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紧张地盯着来自前线的紧急报告。他们惊恐地意识到德军侦察行动未能发现的内容——苏军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进攻力量,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在数小时内将一年中阻挡住苏军六次攻势的一切扫荡一空。

陆军元帅布施,以3个集团军,总计34个师的兵力守卫着集团军群的东部地区,这条防线近450英里长。普里皮亚季河上,虚弱的第2集团军掩护着南翼,并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相连。一个装甲师——第20装甲师——被部署在第9集团军身后的博布鲁伊斯克已有数日。东线几乎所有的装甲师都被调至加利西亚或科韦利以西地区,等待着敌人对那里发起进攻。那么,其他预备力量呢?第4集团军身后,布施只有个第14步兵师;第3装甲集团军的左翼,他只有第95步兵师。在莫吉廖夫——也就是第9集团军的防区——是“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但该师仍在补充中,位于左翼的是第707步兵师。这就是全部的预备队。应该说还有些力量——冯·格赖姆大将的第6航空队。但在苏军发起进攻的当日,该航空队只剩下40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仅40架!其他飞机都被调至德国和法国,就在三个星期前的6月6日,盟军发起入侵,并开始在空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后。这是斯大林多年来一直敦促盟军尽快开辟的第二战线。斯大林又等了16天,以确定这的确是期盼中的西方盟国大规模支援行动。待弄清诺曼底登陆不仅仅是另一次迪耶普,而是集中全部军事力量在西线的大举进攻后,斯大林终于发起了他的攻势。现在他能肯定,希特勒无法从法国抽调一个师、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来支援他饱受重压的“中央”集团军群。

朱可夫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这两位苏军中的王牌,现在指挥着苏军部队全力对付布施的34个师。苏军的兵力优势为六比一,但在武器方面,这种优势超过了十比一。投入行动的是苏军的四个方面军,辖14个集团军,另外还得到坦克部队和5个空军集团军的加强和支援。他们的兵力为200个师,近250万人。技术装备呢?他们共有6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45000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未将远程编队统计在内的7000架飞机,更别提他们的自动武器、炸药和机动车辆了。

面对占据如此优势的敌军,在1943-1944年整个冬季中击退了苏军所有进攻的德国军队,现处于一个绝望的境地。这种绝望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相形见绌的技术装备,还因为希特勒顽固的坚守令剥夺了他们的战略自主权,甚至严重妨碍到他们的战术行动。最后是第三个不利因素,事实上,许多部队被牵制在所谓的“筑垒地域”中。筑垒地域?没错!就是过去的战争中,那种要塞和堡垒所构成的防线,这些设想源自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尤其是凡尔登和多奥蒙特的战术。根据这种过时的经验,希特勒制订了一种新的坚守策略——兵力较弱时的办法——并希望以这种方式挫败苏军的大规模攻势。

构想非常简单。重要的交通中心、补给中心以及具有政治和历史声望的地点,都应千方百计予以坚守,坚持到最后一颗子弹。这些“要塞”将牵制大批敌军,使其无法增援已达成突破的部队,从而严重妨碍并破坏敌人的攻击力。

“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区内,斯卢茨克、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奥尔沙、维捷布斯克和波洛茨克(Polotsk)都被宣布为“筑垒地域”,每个地方都派出一个前线师予以守卫,唯一特殊的地方是维捷布斯克,派驻了三个师。

这是个貌似合理的计划,但却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只有当敌人真的对这些“筑垒地域”发起进攻,并将其力量集中于此时,这种计划才能生效。但如果对方没有这样做呢?如果敌人根本不对这些“筑垒地域”发起进攻,而是绕开它们,并留下少量部队予以监视,不让它们减缓自己的推进速度,那该怎么办?

另外还有些其他问题。一旦敌人达成突破,德国的集团军或军根本无法指望能再次封闭被突破的前线,因为所有可用的师都已被牵制在“筑垒地域”中。

但希特勒驳回了各集团军指挥官提出的反对意见。他拒不承认出现在1944年夏季战场上的是一支全新的苏联红军。这支部队已不再是1941年或1942年的红军。战场上的苏军参谋人员和士兵已从1943年的战事中学到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他们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在重点地段集中力量,如何使机动部队发挥出最大效能,以及如何大规模使用坦克部队。

另外,苏军士兵还被慷慨地配发了武器和弹药。苏联的战时经济已在1944年到达其顶峰。通过对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呼吁,布尔什维克体制在苏联人民中激发起一种极为惊人的干劲。军事上的胜利,广阔的国土获得解放,以及希特勒以其“劣等种族”哲学为基调的灾难性占领政策,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最后还有一点,他们获得了美国的各种援助,这种援助在1944年到达顶峰:大批苏军师搭乘着美制卡车,发射着美制炮弹,吃的是加拿大小麦,穿的是美国布料制就的军装。

因此,苏军夏季攻势这场决战的展开,适逢苏联军事实力的顶点,从战时经济和士气方面看都是如此。而另一方面,德国却下滑到他们的最低点。就在7-20这起试图暗杀希特勒的事件给第三帝国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之际,苏联却经历了一场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期。成千上万个庄严的承诺被作出,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我们只从众多的例子中列举一个。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坦克第103旅的女报务员薇拉·普罗希娜表达了她的想法和感受:“今天,我的梦想成真了——在一辆坦克里杀死希特勒分子,为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报仇,也为我被法西斯杀害了的父母报仇。所以,我将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从而展示一名苏联姑娘能做到些什么。让那些该死的侵略者都去死吧!”

这种公开的战斗誓言,再加上其他军官和士兵做出的类似承诺,被印制成上百万份传单散发至前线,引发了成千上万人的效仿,并为作战部队的奉献、勇气和努力带来全国性支持。

至于“白俄罗斯战役”(这场夏季大攻势的名称)背后的战略决策,我们有个比薇拉·普罗希娜更杰出的见证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是罗科索夫斯基元帅[48],该方面军负责对德国第9集团军的防区发起进攻,他在一篇极具启发性的文章中披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情况——关于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在行动计划上的戏剧性冲突。

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罗科索夫斯基,曾是一名石匠学徒,也曾在沙皇的龙骑兵部队中担任过中士,是个十月革命孕育的典型将领——英勇、冷静、具有战略天赋,还有些龙骑兵的冒险精神。他是个简单而又颇具魅力的人,这也许是其祖先波兰血统的遗传。但在许多方面,罗科索夫斯基与曼施泰因并不相同。

罗科索夫斯基指出,解放白俄罗斯的计划,早在1943年秋季便被提上方面军的议事日程。“我们正向第聂伯河推进。但在当时,这个任务被证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我们在夏季战役的过程中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方面军辖内的部队到达索日河(Sozh)和第聂伯河时,敌人的抵抗明显加强,我们不得不付出最大的努力才得以渡过该河,并使我们的集团军进入到第聂伯河与普里皮亚季河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域。我们的实力已不足以实施进一步行动。我们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以便再次集结力量。”这就是罗科索夫斯基的记述。

1944年3月中旬,罗科索夫斯基接到斯大林打来的电话。斯大林让他熟悉他这个方面军的任务概要。1944年5月初,详细的行动计划开始制订。罗科索夫斯基的防区将是这场战役的重点。战役的第一阶段将夺取博布鲁伊斯克,这是别列津纳河低地的森林与沼泽中央的一个公路和铁路中心。

对直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进一步行动来说,博布鲁伊斯克非常重要。罗科索夫斯基和他的参谋人员得出结论,这个进攻必须以一场钳形攻势发起,每支铁钳由两个集团军和一个坦克军担当——其中的一支铁钳从西北方的罗加乔夫地区扑向博布鲁伊斯克,另一支铁钳则从南面直奔博布鲁伊斯克和斯卢茨克。但苏军将领们同样不得不与有自己战略构思的独裁者打交道,而这种构思和希特勒的想法同样固执。

5月22日、23日,作战计划研讨会在斯大林的大本营举行。罗科索夫斯基的方案引起激烈争论。斯大林和数名最高统帅部成员认为,罗科索夫斯基应集中自己的力量,从第聂伯河桥头堡发起一个主要突击。经验丰富的罗科索夫斯基则提出,如果这样的话,行动区域过小,地形太过复杂,而且这一进攻将暴露其北部的侧翼,但他的意见被驳回。斯大林顽固地坚持只发起一个突击。正如希特勒有他的“筑垒地域”那样,斯大林也有自己“集中力量”的理论,他固执地认为这个理论适用于任何地方。当然,从原则上看,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打破原则。可斯大林拒绝承认这一点。有趣的是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的元帅和集团军司令员,他所采用的办法。罗科索夫斯基这样写道:

“斯大林命令我到隔壁房间去,用20分钟时间好好想想最高统帅部的建议,然后再回会议室。可在我看来,没什么可想的。时间到了,我回到会议室,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又被打发到隔壁房间,再想20分钟。在这第二次‘监禁’期间,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得力助手马林科夫来到我身边。他们不赞成我跟最高统帅发生争执。他们要求我接受最高统帅部的建议。我回答说,我坚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最高统帅部命令我按照他们的计划发起进攻,我不得不要求解除我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我回到会议室,可还是无法说服斯大林和他的顾问。我又一次被打发到隔壁房间。但当我第三次回到会议室,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时,我的计划被批准了。”

当然,斯大林也对这位大将的固执说了些讽刺的话,并警告他要对此次战役负责。罗科索夫斯基接受了这一责任。他挽救了自己的行动计划。[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