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的导师
——忆恩师李昌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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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荪老师,右为同班同学、李先生义子冀瑞铠(小号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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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读一篇某钢琴家的访谈录,记者问:“您能说出在您的艺术生命中哪一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最大吗?”这位钢琴家沉思片刻,说出了三个名字。当时我就想:他答错了!记者明明问的是“哪一位”而不是“哪几位”嘛。进而又设想,如果同样的问题问我的话,我绝不会答错,也不用去“沉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李昌荪!

1976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三位主要领导人,而我又失去了视如父亲般的导师李昌荪先生。25年来,无论是在获得成绩与进步的时候,还是在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每当我完成一场成功的音乐会或在艺术上又迈进一步时,总会在眼前浮现出他那满意而慈祥的笑容。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在天之灵”,却又时时能感受到他正在天国注视着我,引导我在艺术和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进取。

对李先生的怀念是如此之深,又如此之久,不时引起我的自问:究竟是为什么?我毕竟只跟他学习不到三年的时间啊!

伯乐?

还是在1961年,当时我正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三年级学习,学校在大礼堂前厅安排了一场特殊的钢琴演奏会。“听众”是赵枫院长等院领导和钢琴系的老师,演奏者是附中的六位学生,其中包括我。记得我演奏的是舒伯特的《降A大调即兴曲》。这次演奏会不想竟成为我学习道路上的转折点:学校选定了三名“重点培养生”——谢达群、洪昶、石叔诚。“重点培养生”将由大学教授指导,并可获得多一倍的钢琴上课时间和练琴时间。当通知我的指导老师是李昌荪先生时,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说来惭愧,已上到了四年级的我还没弹过肖邦、李斯特的作品,连贝多芬的奏鸣曲也只弹过第五首的第一乐章,程度之低可见一斑。李先生对我采用了“上拔下补”的方针,一面大幅提高我的程度;一面又狠抓我的基本功训练。曲目则以莫扎特、贝多芬为重点,适当扩展到其他作曲家。到五年级时,竟安排我举行了一场独奏音乐会,成了由附中同学开独奏会的先例,并在第二年又开了另一场曲目不同的独奏音乐会。紧接着在附中的毕业考试上,除了练习曲与巴赫,我还演奏了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李斯特的《梅菲斯特圆舞曲》和郭志鸿写的一首因技巧艰难而常遭同人笑骂的《四季丰收调》,这也几乎相当于一场独奏音乐会的分量,并取得了好成绩。若干年后,我听到一个可靠的小道消息:在那次赵院长主持的演奏会的讨论中,开始只选拔了两名“重点培养生”,谢达群由朱工一先生指导,洪昶由周广仁先生指导。是李昌荪先生主动提出:“我能不能也带一名?”赵院长问:“你准备挑谁?”“石叔诚。”

明师?

世人称皇帝或为“昏君”,或为“明主”。我想评价老师,也亦然。有一种被喻为“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在钢琴界颇为流行:老师手把手教学生弹每一句,甚至每个音。真要是遇到演奏水平高的老师配上模仿能力强的学生,绝对出成绩,老师也可能据此被誉为“名师”。然观其后果却不一定乐观,这位学生在离开老师后可能会因失去“拐杖”而一落千丈。此类之“名师”决非“明师”矣!李先生上课很少让我模仿他。有一次他批评我的手型太拱起,让我将手指展开放平,并罗列了一系列的优越性给我讲。我在大彻大悟之际,却眼睁睁看他的手型比我还拱……

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音乐会稀少,唱片更少得可怜。偶有外国钢琴家开音乐会,李先生必令我去听,重要的是听后必有一番讨论。经常是他先听我的感想,再谈自己的看法,并对我的感想做出评价。一旦他借到些好唱片,总会叫我去他家一起聆听,还不止一次地约我一起骑自行车到拥有立体声设备的朋友家去听。除了听钢琴作品外,他特别让我听声乐作品。告诉我:与其他乐器相比,钢琴离人声的距离最远,而恰恰能用钢琴来歌唱是一个钢琴家的最高境界。要让手中的乐器唱起来的关键,则是演奏者的内心要会歌唱。他曾经多次让我去欣赏京剧,可惜终因年轻无知,阳奉阴违了。直到“文革”中为弹好钢琴伴唱《红灯记》而不得不学京剧,才真正体会到李先生当初指教的价值。应该说,这些课外之课对我的教育决不亚于课堂之内。李先生不仅教会了我演奏钢琴的技术,还丰富了我的艺术修养,开阔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艺术品位和鉴赏力。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如何正确有效地学习,使我在走出校门后还能继续提高,以致终身受益,佛家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道理吧。

严父?

我父亲有三女三子,因我是最小的一个,对我关爱有加,是个真正的慈父。但他不懂音乐,我很轻易就能使他满意,所以他对我的学习很少督促。加上我从小学习轻松顺利,实际上不会刻苦,也不懂用功。估计李先生早看透了这点,一接手教我就从作业上施以重负,再明察暗访我是否用功练琴。其实学生有没有好好练琴,老师一听便知。有一次上课我刚弹了一分钟,李先生就说要去开会,一小时后再回来,于是把门一锁,扬长而去。在囹圄之中的练琴精神格外集中,可说创了我的效率记录。当他再听我弹后,在肯定了我这一小时的成绩之余,便以这一小时为例,反证了我平时练琴之不认真和懒惰散漫,狠狠批评了我的学习态度和练琴方法,直说得我无地自容,以致流泪方罢。可从此我的学习效率明显提高了。

有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李先生叫我到大礼堂把我正弹的李斯特《第十二狂想曲》弹给顾圣婴听。当时顾圣婴演奏这首狂想曲非常精彩,李先生请她抽出练琴休息的时间给我提些指导意见。可我竟没把这当回事,周末两天没练琴,星期一早上也没活动手指,又是头一次弹那台从来不让学生碰的斯坦威大钢琴,其结果可想而知。估计顾圣婴会奇怪李先生怎么让这么差劲儿的学生弹给她听。为此李先生把我叫到家中极其严肃并尖刻地教育了我两个多小时。这件事也就成了他随时敲打我的“子弹”。

主科老师关心学生主科是很普遍和自然的,可李先生对我的关心则远远超出主科的范围。一方面他时时教育我不可只知弹琴而片面发展;一方面认真关注着我的发展前途。对于附中毕业能否考上本院大学的问题,我当时是根本不当回事的。因为亲眼目睹的事实是:大学招生从来都是以专业水平为主要标准择优录取的。我已然成了学校的“尖子”,还愁大学不要我么?可1964年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李先生凭他敏感的直觉,已担心到我的升学问题,屡屡要求我要做到“又红又专”,要多靠拢组织,少胡说八道等等。对于这类说教我最不爱听,别人说我时从来都当耳旁风。可李先生的话对我还是起些作用,起码使我有了要求进步的姿态。记得我们毕业考试的成绩出来后,当得知我是本届唯一一个全科满分时,兴奋得立即骑车去南线阁向李先生报告。也许当时过于喜形于色,他不但没夸奖我,反而一脸的不屑,随口抛出一句:“这更证明了你是‘白专’的典型!”……

我勉强进了大学,是李先生在悬崖边挽救了我。回顾当时的政治形势,学校是决心要“杀鸡儆猴”的。如果没有李先生对我的关心与操心,以我当时的状态,则“被杀”无疑,而之后的命运更将无法想象……这绝非危言耸听,历史有例为证!

“伯乐”也罢,“明师”“严父”也罢,都不能贴切全面地形容我心目中的李昌荪先生。我们还是用一个崇高的称号——“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来称呼他吧!

命运对他是不公正的,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光明;更没有看到钢琴的繁花盛开全国,一批批年轻的中国钢琴家已为举世瞩目的今天……也许他看到了,在他离我们而去之前就都看到了——那是在我最后一次去医院探视他时,我和冀瑞铠坐在他的床边,聊起了汽车,我们说:“中国老百姓永远不可能有汽车。”可李先生说:“会有的,只是我赶不上了,你们肯定能赶上!”……他都看到了。

注:刊载于中央音乐学院《缅怀集——纪念钢琴教育家李昌荪诞辰85周年》。

追注:

李昌荪先生,生于1921年5月19日,祖籍贵州。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音乐院,师从易开基先生学习钢琴。194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迁到南京,李昌荪又师从鲍里斯·拉查列夫(Boris Lazareff)进修了三年。

拉查列夫是一代巨擘阿历山大·齐洛蒂(Alexander Ziloti,俄,1863—1945)的学生(后来成为了齐洛蒂的助教和女婿)。齐洛蒂又是李斯特的弟子,是拉赫马尼诺夫的表兄和老师,后来到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任教。

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时,李昌荪先生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名钢琴教师。短短的20年教学生涯,为我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音乐人才。

1976年2月,李先生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享年54岁,没有子女。据他的义子冀瑞铠在回忆文章中所述:“他的肝癌源于肝硬化,肝硬化源于肝炎,而肝炎却源于那把安眠药。在横扫所谓牛鬼蛇神的那段日子,有一天他对我讲:‘明天我要进牛棚了,我们从此断绝关系,不要影响你的前程。’因为他平时喜欢开玩笑,我便没有在意,回单位去了。谁知他当晚吞了大把的安眠药,要尊严而轻生。那时干妈正在中国音乐学院参加‘斗、批、改’,那天却鬼使神差地回到家中,发现他已神志不清,马上送到医院抢救。醒来后医生问他服了多少安眠药,他说:‘半片’,弄得医生哭笑不得。从此身体每况愈下。……1976年2月23日,干爹走完了人生的历程。……遵照他的遗嘱,遗体献给了医院。解剖报告说,癌肿块已横贯全肝,长达12公分,大脑的重量比常人重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