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页 | 苏联的最后一天-康纳·奥克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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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12月25日：正午

在克里姆林宫里，戈尔巴乔夫吃完了午饭、单片色拉米三明治和抹上酸奶的松软奶酪，他被疲惫和几个小时后要做的事情的严重性压倒了。¹在他办公室后面，工作台的后面，有一扇门通往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床和洗漱设施。戈尔巴乔夫走进去，关上门，躺下来休息。

不一会儿，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安德烈·格拉乔夫拿着一捆告别信进来让总统署名，结果发现办公室里没人。这些信都是由戈尔巴乔夫口述的，要寄给国外总统、总理和王室。收信人都是现任或前任最高级别的世界领导人，他们都是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与他有过会面并成了朋友的人：乔治·布什、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约翰·梅杰、朱利奥·安德莱奥蒂、布莱恩·马尔罗尼、胡安·卡洛斯国王、西班牙索菲亚女王、莱赫·瓦文萨、瓦克拉夫·哈维尔、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朝鲜、芬兰、埃及、叙利亚、以色列、伊朗和挪威的政府首脑。戈尔巴乔夫费尽心思让这些信的语气和内容表现得恰当。他与国外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对这位苏联总统最重要的东西。这是衡量他的国际地位的标准，是对他在苏联的改革的认可，是达成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停止核军备竞赛、推倒柏林墙让东欧国家享有自由的全球一致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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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尼亚耶夫敲响了休息室的门。戈尔巴乔夫花了五分钟时间打理自己才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很有精神，但是，眼睛像是哭过的。格拉乔夫注意到他的眼睛有点红，要么是因为睡眠不足，也许是因为最近几天的紧张态势而掉了几滴眼泪。总统坐到他的高背皮椅上，一封一封地仔细阅读这些信后，再用毡尖笔署名。切尔尼亚耶夫拿着这些信出去寄往世界各地。

格拉乔夫抓紧机会给戈尔巴乔夫看《莫斯科共青团报》的头版。上面有一个标题，源自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在1836年的诗作《纪念碑》：“我不会真正死去”。戈尔巴乔夫的眼睛亮了。他欢喜地引述完整的版本：“在我神圣的抒情诗里，我的灵魂将比我的躯体存活得更久，永不会腐败。”²与其他俄罗斯人一样，戈尔巴乔夫能完整地吟诵普希金和其他一些民族诗人的诗歌。几天前，他给几位美国客人背诵了革命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的一首叙事诗，诗中的一个角色不喜欢美国，想将它封锁。戈尔巴乔夫的意思是苏联诸共和国无权声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不存在了。³晚饭后，当他心情愉快时，一个保留节目就是轻声朗诵马雅科夫斯基的诗行——尽管他很久没有这样做过了，之前是从诗人所作挽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中引用著名的说法，“列宁活在过去，活在现在，也活在永远的将来”。

像许多世界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亲自阅读报纸的习惯了，更愿意让下属提供给他需要知道的内容，因此避免看到负面的报道。在政治公开政策下，审查被解除，报纸变得更加放肆。现在，它们敢于发表随心所欲的新闻和评论，其中许多都是攻击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的。

戈尔巴乔夫还没看到当天的报纸，切尔尼亚耶夫决定隐瞒这些报纸以羞辱性的细节揭露总统的隐私，以免总统心烦意乱。《俄罗斯报》披露，四天前，在阿拉木图，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的总统一起商讨戈尔巴乔夫卸任后的物质和财政津贴。

这篇报道的作者写道：“关于戈尔巴乔夫退休后的情况，叶利钦的宣布如下：他将拥有一份与现在工资相当的养老金，与通货膨胀挂钩；他将拥有一栋国有别墅，只是不是现在这栋；他将拥有两辆国有汽车和二十名职员，包括保镖、司机和服务人员。在享受完度假后，他将开始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活动。”

这份报纸中不断提到一条评论：“戈尔巴乔夫引起的混乱摧毁了这个注定消亡的帝国……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收回总统的职位，还得不到政治家同行和苏联人民的怜悯或悲痛。”

叶利钦泄露并歪曲他与戈尔巴乔夫私下交易的细节让切尔尼亚耶夫感到愤怒。俄罗斯总统对着编辑们一通乱讲，好让全世界知道他对自己击败的对手有多么的慷慨周到，而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上一次会面是多么的“文明”——在星期一进行的一场持续九小时的会议，敲定戈尔巴乔夫离开政治生涯的条件。记者们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要求太过了，叶利钦不得不将他要求的工作人员的数目降为“十分之一”，从两百到二十。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要求保留两百名工作人员。”“类似让人不愉快的事情”还有一些。⁴他觉得，更糟糕的是，戈尔巴乔夫养老金的数额在共和国领导人之间显然是公开的秘密，这些曾敬重戈尔巴乔夫的前盟友现在对他只有鄙夷。有些人甚至想什么都不给戈尔巴乔夫。

而戈尔巴乔夫也将星期一与叶利钦的谈话描述成“文明的”，这让切尔尼亚耶夫私下里惊诧不已。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实际上是叶利钦带着必胜的信念屈尊进行的一场仪式般的会议，戈尔巴乔夫将会面描述得似乎是正常进行，似乎是秉着同志情谊进行，“似乎没有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这是一种假象。“戈尔巴乔夫在遭遇有预谋的羞辱和对他的成就和名声不尊重的情况下，在纷至沓来、经过伪装的谎言和嘲弄之下，表现出的无比的勇气和自控力”让切尔尼亚耶夫钦佩。但同时，他也有点怨恨总统只顾着自己。他帮戈尔巴乔夫起草了引退条款。“那我呢？他甚至都不关心我的养老金。明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就要发表他的告别演说，我们也将失去工作。我应该上哪儿申请养老金呢，去哪个地区办公室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直在说他的‘兰德式公司’（RAND corporation），告诉我们不用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相应的职位。他非常愉快和乐观。他说，届时资金流通不会是问题。我不信，我也不想要。我宁愿自在点，但我拿什么生活呢？我没有什么积蓄。”⁵

所谓的“兰德式公司”就是戈尔巴乔夫打算在退休后设立的基金会，实际上会为切尔尼亚耶夫和其他资深工作人员在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提供工作岗位。

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知道戈尔巴乔夫现在已经是个富人。上个星期的一天，他向切尔尼亚耶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吐露，他已经收到一位德国出版商为他的自传《回忆录》支付的800 000美元预付款，两人对此震惊不已。戈尔巴乔夫曾说：“你知道吗？阿纳托利，我想自己留200 000美元，给你30 000到40 000美元。”切尔尼亚耶夫当时的回答是“您不必这样做，我用不着的”。雅科夫列夫建议戈尔巴乔夫存起来600 000美元，建立戈尔巴乔夫基金，来吸引其他捐赠者进行相当的捐赠。他和切尔尼亚耶夫“一致”建议他不要给各个医院任何东西，因为给了也是白费，而是要坚持保留一定的数目，认为“你以后也得在不向叶利钦伸手要钱的前提下过得体面有尊严”。⁶

戈尔巴乔夫非常了解自己的筹款能力。在4月去韩国的一次访问中，韩国总统卢泰愚奉上一个装着100 000美元的信封，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对于第一次会面而言，两人的行为都是不同寻常的。戈尔巴乔夫把钱给了他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让他转到一家儿童医院。⁷他知道在他退休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收入理想的出场和讲座邀请会络绎不绝。

切尔尼亚耶夫是一名退伍老兵，胖胖的塌鼻子下长着密密的胡子，他感受到的被迫辞职带来的侮辱不比戈尔巴乔夫少。他认为自己也会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失业。作为一个最忠诚的心腹，他每天都能见到戈尔巴乔夫，向他提供关于人事和政策问题的备忘录，在他与国外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出席并记笔记，能自由发表意见并进行评判。他总是让人感到愉快、从不易被激怒，是唯一被极其注重隐私的戈尔巴乔夫一家惯例性地带往黑海福罗斯度假别墅的官员，在那里，他代写了戈尔巴乔夫推崇改革的书和文章的许多内容。总统的英语翻译帕维尔·帕拉兹琴科将切尔尼亚耶夫看做经济改革的无名英雄。切尔尼亚耶夫支持改革的观点形成于他在捷克工作的三年，1968年，他亲眼目睹了苏联坦克推翻了改革的浪潮。

对于七十岁的切尔尼亚耶夫来说，离开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岗位意味着他失去的远不止收人。他再也没有机会到城郊莫斯科大学附近维斯尼娜大街上的家中居家生活，也无法看望他为图方便养在克里姆林宫临近的马拉亚–格鲁林大街上的情妇柳德米拉·帕夫洛夫娜了。深夜，“在家里喝完牛奶，隐瞒自己要去的地方后”，切尔尼亚耶夫往往会急匆匆地赶去看他亲爱的柳达。他在日记中强调道，他想要的不过是好好生活。

俄罗斯政治自由的到来意味着他将失去与情人共度时光的个人自由，这让他觉得有点讽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得习惯这种‘自由’。但是，当你有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无法自由……要是我有足够的力量不顾一切奔向我爱的女人就好了，但那个女人想要我在她面前一直是开心而自信的，她想让我有一份好工作，她不想看到我作为一个依赖她的人或是穷人去寻求慰藉。”他还得防着他情人的其他追求者。亚历山大·鲍文，刚被戈尔巴乔夫派去以色列的最后一任苏联大使，也追求过柳达，切尔尼亚耶夫满意地写道，但“不怎么成功”。

戈尔巴乔夫有多拘谨，切尔尼亚耶夫就有多放荡。1972年，在陪当时还是共产党地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前往阿姆斯特丹时，他将戈尔巴乔夫拽进情趣商店，然后去成人影院看X级的电影。戈尔巴乔夫“对他所看到的感到尴尬不已，甚至是厌恶”。这位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停地拽他助手的袖子，坚持讨论怎么解决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⁸

柳达是这个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的浪荡子的最后激情了，用他的话说，柳达是最后一个能宽厚地容许他一夜情的女人。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几年后，这个年迈的高级官员睾丸素含量水平变高，他写了一本关于他对异性痴迷的专著，题为《不朽的女性》。书中，切尔尼亚耶夫着重的内容之一是若有所思地写到他的勃起问题。他琢磨着：“在77岁的年纪，人随时可能‘不行’啊。就这样了。我这老头已经完蛋了！柳达已经离开我了！爱情、幸福、生活的意义都消失了。就这样了！结束了！”这本出版物给他扣上了“克里姆林宫的花花公子”的帽子，这顶帽子是根纳季·格拉斯莫夫在《苏维埃白俄罗斯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给他扣上的。⁹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没有关联）也来到参议院大楼协助监督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说的媒体报道工作。这位《莫斯科新闻报》周报的前编辑、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苏联广播的现任领导人是一个臭脾气的人，但是，最后这天能出现在戈尔巴乔夫左右，哪怕是他长着拱眉、白发，戴着大号眼镜的脸也是令人宽慰的存在，

意识到记录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的最后几小时的历史意义，雅科夫列夫把俄罗斯资深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伊戈尔·别利亚耶夫带进克里姆林宫与ABC的小电视团队同时制作他自己的纪录片。

别利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时就认识了。这个纪录片制片人非常欣赏他的校友在带给共产主义国家自由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他与戈尔巴乔夫很相似，感觉“就像是盟友一样在帮他”。他想到他们都是迷失的一代，出生太晚赶不上成为退役军人，出生太早没法成为宇航员，对于别利亚耶夫来说，戈尔巴乔夫就是“首脑式的人物，是我们这一代人观点的最重要的代言人，也是我们本质的代表”。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还记得后者在大学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唱反调的人，但是，总统认为这样说有点夸张了。他反驳道：“显然，我绝不是一个唱反调的人，尽管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对现实的批判正在迅速增加。”

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老朋友：“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不见血的前提下度过这一时刻，避免拥护和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之间发生冲突。社会正酝酿着一场爆炸。如果在人们正遭受痛苦的时候还出现政治疯狂和利益争夺（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后果将不堪设想。”¹⁰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担心别利亚耶夫制作的纪录片没法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因为苏联广播内部支持叶利钦的管理者们都对关注戈尔巴乔夫可能带来的危害高度敏感。雅科夫列夫无助地向戈尔巴乔夫抱怨道：“电视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了。我不再是那里的老板。现在是叶利钦的人当家。”¹¹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正是建议在最后的日子将ABC带进克里姆林宫中心的人。他建议总统“从所有请求记录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时刻的国外广播中挑选一家”。他们最后选定了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最受尊重也最有影响力的ABC《晚间报道》。ABC还有将苏联领导人与美国观众联系起来的经验，并且会讲俄语的泰德·科佩尔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相处得都很好。

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知道他在美国有多么受关注，他知道通过美国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向世界传达这个过渡是怎样进行的是多么有帮助。谁知道朝三暮四的叶利钦会不会食言。

从各自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将美国视为苏联最后的日子里的同盟。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支持，因为比起一群混乱的、有些国内设有核武器的新国家，布什更愿意与他熟悉的家伙打交道——一个完整的、恳求姿态的苏联。叶利钦则急于向美国展现新俄罗斯负责人的一面，他需要美国协助他完成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两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争相影响美国和世界的看法。

对于获准进入克里姆林宫的中心，在这个记者很少能够接近的权力圣地随意四处走动和拍摄，没有人比科佩尔本人更惊讶了。ABC新闻的董事长鲁恩·阿利奇在12月中旬将科佩尔送到莫斯科，试图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前抓住机会采访他，如果他最终避免不了辞职的话。结果现在，科佩尔获得了记录苏联总统在位最后几天的独家权利。

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的外间办公室碰到了ABC工作人员。他想：“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啊，只有国外电视记者在我们身边跑前跑后来向全世界表现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性，西方群众公平地赋予他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在最后几天把ABC带进来，让他们几乎就住在走廊上见什么拍什么，那么，到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演说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的信息将全部缺失。”¹²

格拉乔夫认为总统也意识到，待在克里姆林宫的最后几天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他接受将这几天作为历史记录下来的原因。格拉乔夫这位五十岁的共产党对外联络部的银发资深官员自从1985年就伴随在戈尔巴乔夫左右，起初是作为外交政策顾问，自从八月政变之后，就成了他的新闻秘书。他将科佩尔与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记录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美国共产主义作家约翰·里德作比较。据格拉乔夫所言：“进行比较是为了说明科佩尔应该就是今天的约翰·里德。大约七十年前，里德从内部见证了苏俄的诞生，而科佩尔是来见证那场革命的最后时刻。”¹³

格拉乔夫发现，几天后，卡普兰和科佩尔是“完全融入克里姆林宫墙之内，就连警卫都不再注意他们了”。这两个美国人惊讶地发现，俄罗斯的记者对戈尔巴乔夫的离任都不怎么关注。卡普兰回忆道：“他们在戈尔巴乔夫周围的时候很紧张。他们知道苏联结束了。苏联官员正在离开克里姆林宫，而俄罗斯的官员正准备搬进来，他们想要对下一届政府展示他们的忠诚。”

他们也同样惊讶于在最后的几天，戈尔巴乔夫的公务之少。有一次，卡普兰和ABC的助理制片霍利·彼得森一起在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跟卡普兰说：“进来吧，见见我的内阁。”他们被带进一个大房间，发现里面坐着戈尔巴乔夫的部长们，在部长们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采访。这段采访的所有内容都没有在电视上播出。

这两个美国人一开始指望能回美国过圣诞节，但是，在获准无条件进入克里姆林宫之后，他们就受历史进程的驱使了。《晚间报道》的主持人科佩尔跟家人发誓他会在圣诞节之前回家，而当他委婉地把他们被莫斯科事务困住的消息告诉家人时，“我妻子一整天没跟我说话”。¹⁴卡普兰也发现自己上了家人的黑名单。有一次，他手里拎着一个盛满食物还没打开的小手提箱，边用卫星电话给家里打电话。“我妻子冲我大喊大叫，这是圣诞节啊，是假期，孩子们都放假在家呢。”戈尔巴乔夫在旁边听到了他妻子的大喊，主动要求接听电话，他用英语说道：“让我来说吧。”卡普兰回答道：“你不会想接的！”戈尔巴乔夫问：“她为什么生气呢？”卡普兰解释道：“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了，还要继续待下去。”戈尔巴乔夫笑着说：“如果是我的话，赖莎会杀了我的！”¹⁵

后来，戈尔巴乔夫借了卫星电话打给自己的妻子。卡普兰认为，戈尔巴乔夫用卫星电话打是因为对克里姆林宫里自己的电话不放心。苏联总统现在谁也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