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页 | 苏联的最后一天-康纳·奥克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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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12月25日：晌午

到了1991年12月25日下午三点，戈尔巴乔夫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一切都尘埃落定。关于他的告别演说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了。泰德·科佩尔和里克·卡普兰被带进办公室为他们的ABC纪录片拍摄更多总统的想法。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安德烈·格拉乔夫也在那里。

桌上的白色电话响了，戈尔巴乔夫拿起话筒，是他的妻子从总统别墅给他打的电话。这不是什么稀奇事。赖莎一直就有打电话给她的丈夫或她丈夫的官员来参与事件的习惯。但是，这次另有原因。她现在正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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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给这两位美国人一个暗示，示意这是私事。里克·卡普兰这样回忆道：“他接到赖莎的电话，然后我们奉命离开房间。”

赖莎正在哭。她无比痛苦地告诉丈夫，叶利钦的一些保安人员已经到了他们的别墅，给他们送了一份通知。他们还命令戈尔巴乔夫一家在两个小时内腾出他们在列宁山柯西金大街上的总统公寓。这些人说他们的行动是由一道将公寓私有化的政令授权的，政令由俄罗斯总统在当天早上签署。他们奉命“来将她的个人物品清除出‘政府代表的房屋’”——对总统官方住所的官方说法。这些不速之客已经开始将戈尔巴乔夫家的一些物品从房子里扔出去了。¹

戈尔巴乔夫因为叶利钦的保安人员对他妻子的放肆无礼气得脸色发青。他今晚卸去总统职务是两天前才决定的事，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搬家事宜。更何况，叶利钦已经明确表示在他辞职后再给他宽限三天来腾出乡村别墅和总统公寓。他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让克格勃第九局派人来帮忙打包和运送。这个机构已经改名了，现在受叶利钦控制。

之前他还可以依靠弗拉基米尔·雷德科博罗迪上校来保护家人免受打扰，但是，这位上个星期还对两位总统的安全负责的前克格勃情报官现在只需要对叶利钦负责了。

这种针对赖莎的“怀有极度恶意的行为”让切尔尼亚耶夫觉得，这是叶利钦想让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这最后一天不好过的粗笨办法。格拉乔夫也感到很愤怒。“你能想象吗？他现在仍然是总统啊！”²

戈尔巴乔夫先试图让赖莎冷静下来，跟她保证马上就会把事情解决。随着戈尔巴乔夫怒火的堆积，他的脸上开始出现一块块红斑。他开始打电话发飙，一边要求跟负责的保安官员说话，一边破口大骂。最终，雷德科博罗迪上校接电话了。戈尔巴乔夫冲着电话大喊，满口脏话：“你做得实在太过分了，你最好马上给我清理干净。你现在讨论的是别人的家。要我把这些都告诉报社吗？瞧瞧你们都在干些什么？赶紧给我住手。”

雷德科博罗迪气势汹汹地说他保证跟保安人员谈谈。他一边责骂下面的人做得太过火，一边又提到这是上面的命令。叶利钦的保镖总负责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后来透露这个命令是他的上司直接下达的，让他每天找戈尔巴乔夫别墅人员的茬，这样叶利钦就可以马上搬进去了。科尔扎科夫于是将这项任务视为让戈尔巴乔夫一家不好过，但发现他们并不急着搬走。

戈尔巴乔夫的发飙有一定的效果。在他与雷德科博罗迪激烈的讨论后，获得了更多时间来腾出别墅。但是，叶利钦的保安人员也到了戈尔巴乔夫一家在列宁山的国有公寓，现在正在翻箱倒柜，乱扔他们的私人财物。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发现那里一团乱糟，抱怨道：“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我们被迫在24小时内搬到别的住处。我在第二天早上看到那一番凌乱的场景——一堆一堆的衣服、书、盘子、文件夹、报纸、信件，天知道地上还散着什么东西。”

叶利钦既不在乎赖莎的感受，也不在乎戈尔巴乔夫的感受。他认为，赖莎打从一开始就对他不友善，而这也影响了她丈夫对他的态度。叶利钦是最早批评赖莎作为戈尔巴乔夫妻子的高调姿态的一批人之一，他抱怨的是，“很遗憾，她没有意识到数百万苏联人民是怎样尖锐而忌妒地看待她在媒体上露面的”。当叶利钦开始将注意力引向戈尔巴乔夫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享有的特权时，他将戈尔巴乔夫对奢侈的偏好怪到赖莎的头上。他指出，“他喜欢优渥的生活，舒适而奢靡。在这方面，他受到了妻子的影响”。叶利钦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面针对赖莎的“干涉”与戈尔巴乔夫对抗。³这次莽撞的举动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不和。

身材娇小的赖莎总是穿着精致优雅。作为能向世界展示一副高雅而富有人性化的面貌的苏联领导人妻子，赖莎既受到俄罗斯知识界人士和许多普通俄罗斯人的称赞，也遭到他们的嫉妒。⁴她颠覆了政治局委员妻子的刻板印象——结结巴巴，不善言辞，据说唯一的素质体现在体重超过她们的丈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认为在她像一个学校老师一样给人们长篇大论的时候，赖莎是“第一个敢于打破妻子必须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亚洲传统的女人”。⁵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她使戈尔巴乔夫一家看上去像是西方的“普通人”。戈尔巴乔夫多年后这样说，在行程中带上他受过教育、精力充沛的妻子是经济改革之外的另一场变革。

在以前，领导人的配偶不是苏联生活中的公众人物，除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她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也是政治局成员。叶利钦在助手中间大力鼓吹，赖莎无权同戈尔巴乔夫一起出国访问，也不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呈现出一副高姿态。当美国大使杰克·马特洛克问起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是否会携带奈娜去美国访问时，他否认道：“不，绝对不可能！我不会让她表现得像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样！”也许这在一个富有、繁荣、人人心满意足的社会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我们的国家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多年前，戈尔巴乔夫告诉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汤姆·布罗考，他跟赖莎会谈论一切事务，甚至包括最高级别的国事，这在当时引起一片哗然。叶利钦关注的是，赖莎的影响给戈尔巴乔夫对人民的态度、对人员的任命和对政治整体上造成了负面效果，而且她“待人冷漠，又爱摆架子”。

赖莎对国家事务感兴趣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批评都是在私下里传播的，但是，在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来自哈尔科夫的代表曾在讲台上告诉盛怒的戈尔巴乔夫他无法摆脱妻子的“报复心和影响”。有一次，她自己负责向《文学报》的编辑费德罗·布尔拉茨基解释，她认为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戈尔巴乔夫的妻子在苏联的最后几个月还涉足政治事务。国会发言人伊万·拉布季耶夫向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抱怨道，他接到赖莎的电话，她一直说了四十五分钟才挂电话，让这位英国大使觉得戈尔巴乔夫在家里根本说不上话。⁶

在那些被传统束缚的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妻子们看来，赖莎是相当冷漠的，而在赖莎看来，她们“都傲慢、多疑、谄媚而笨拙”。科尔扎科夫在他和盘托出的回忆录中声称，赖莎曾在普列汉诺夫将军的下属面前命令这位克格勃保安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后来八月政变参与者之一，给她搬一根很沉的青铜灯杆。“当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背叛戈尔巴乔夫的原因。”

而形成对比的是，叶利钦夸口他从不与家人谈论工作。如果妻子和女儿们在他工作回家后狂轰滥炸地问他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他会让她们噤声，说“我在家里不需要政治”。奈娜在一次给国际新闻通讯社的评论中也回应了叶利钦的说法：“他不喜欢有人在家里谈论政治或经济话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忍住不给他提建议的原因，虽然我们也确实很关心这个国家的局势，也希望事情能快速好转。”如果她说了他不喜欢的观点，叶利钦就会取笑他作为合格的环境卫生工程师的妻子说：“你只要管好你的抽水马桶什么的就行了！”她则会反驳道：“没有抽水马桶，你要去哪儿解决？”⁷

跟赖莎相关的新奇新闻给苏联媒体制造了一个麻烦。1989年至 1990年担任苏联电视台负责人的自由派米哈伊尔·涅纳谢夫说，她在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会破坏所有人的心情。他觉得她有病态的野心，对不得不播出她的演讲心怀不满，她的演讲跟大多数领导人配偶的演讲一样空陈乏味。如果他把演讲缩短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就会让他不好过。赖莎最喜欢的记者谢尔盖·洛马金认为她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将她在国外遇到的音乐家和医生招募到俄罗斯。但是，从一开始，叶戈尔·利加乔夫就提醒戈尔巴乔夫，她在电视上的过分曝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甚至连唯命是从、接任涅纳谢夫的克拉夫琴科都告诉戈尔巴乔夫，她在电视上出现得越少越好。当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抗议道，别的世界领导人都带着妻子随行，克留奇科夫的回答是，他们的妻子可不会在电视上发表声明。⁸

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清楚，一些人看到赖莎出现在他身边时有一些不好的评价，例如，“她以为她是谁，政治局委员吗？”但不论如何，他既将她作为一个亲密伴侣来珍惜，也将她珍视为国际访问中相当大的一笔政治财富。在他最初的几次出国访问中，有一次是给巴黎的法国立法委员们作演讲，他的视线时不时掠过待在观众中间的赖莎，《巴黎竞赛》将之描述成“一眼温柔”。1984年，赖莎在伦敦出尽风头，她穿着一条时髦的白色绸缎礼裙和一双带链带的金色薄片凉鞋出席一次晚宴，并跟英国部长们滔滔不绝地谈论英国文学。在华盛顿，她与华盛顿社会名流聚集的帕米拉·哈里森的杰出女性们讨论世界大事。英国的《妇女界》杂志将她评选为1987年的“年度女性之星”。

大众难免对她的知名度感到愤怒。忍受着艰苦生活、无法得到高级女装的俄罗斯女性和在《治家格言》（Domostroi）的国内传统下培养出来的俄罗斯男性都不喜欢她，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统治时期，规定男人占支配地位，而女人处于服从地位。她的优雅提醒人们特殊商店的存在，那里的时髦衣服都是普通公民无法得到的。她成了层出不穷的流言飞语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道，在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card）的时候，有人传言赖莎拿着一张美国运通卡购物；她的衣服全都是由莫斯科的女裁缝塔玛拉·玛吉娃制作的，但传言她在时尚上花费大量的金钱来跟南希·里根攀比。尤其让他愤怒的是叶利钦到处传播的“谎言”，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他和赖莎可以享用一张金卡。“读这些胡言乱语都觉得丢脸。”⁹

上面提到的关于赖莎用美国运通卡的故事起源于西方媒体。1988年6月6日，《时代》杂志报道，在四年前去伦敦时，赖莎称赞过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钻石耳环，于是，她“走进新邦德街上的一家卡地亚店，给自己也买了一副（1780美元），付账用的是美国运通卡”。《时代》杂志还声称她有四件皮毛大衣，在华盛顿一天就换了三件；杂志还做了一个不太可能的陈述，说戈尔巴乔夫曾被人听见在抱怨，“那个女人不仅花了我一堆钱，还给我带来一堆麻烦”。

赖莎对俄罗斯和国外关于她的许多文章深有反感，在文章中，“根本没有准确性可言，编造、虚构甚至是诽谤中伤成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如果不是我的名字在文章中出现，我绝不会相信他们是在写我”。戈尔巴乔夫责备这些所谓的西方“心理福利中心”想要动摇他的地位，并指责俄罗斯的这帮“政治乌合之众”想要通过开展对赖莎的含沙射影来动摇他的改革。

赖莎和里根总统的妻子南希·里根之间的冷战也是美国媒体炒作的热点。南希这位前女演员发现赖莎这位马列主义女士难以相处。“她停不住嘴，动辄长篇大论，为的是更加准确无误。”当赖莎“打个响指招来她的克格勃警卫”给她搬一把特殊的椅子时，南希惊呆了。“我不敢相信。我见过很多第一夫人、公主和女王，但我从没见过像她这么夸张的。”¹⁰

赖莎跟芭芭拉·布什的关系要缓和得多，虽然布什难以欣赏她那一板一眼的幽默。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晚宴上，他们在观看一个超重又不漂亮的俄罗斯歌剧演唱家表演时，布什总统跟赖莎开玩笑说：“我觉得我爱上她了。”赖莎责备他：“你最好不要。不要忘了盖里·哈特！”布什推测她知道关于前任参议员兼总统候选人的丑闻，并且她说这话不是在开玩笑。¹¹从苏联大使馆方面得知赖莎想要跟演艺界的明星见面，布什邀请了简·方达、范·克莱本、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迪兹·吉莱斯皮等名人到白宫参加午宴。

赖莎成为第一个参与慈善事业的苏联领导人的妻子，这又是一个突破。特别是，她在1990年从丈夫的版税里拿出十万美元来改善俄罗斯儿童白血病的治疗，她还是莫斯科一家儿童医院的积极赞助人。但是，对她的私人生活，她总是闭口不谈，对负面新闻报道也庄重地保持沉默。她告诉自己的家庭好友格奥尔吉·普里亚欣：“为什么我要谈我自己呢？”格奥尔吉参与录制了一系列与赖莎的对话，来完成一本叫做《我希望》的短篇情感书籍。“我不是电影明星、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或时尚设计师。我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只是苏联国家元首的妻子，尽我所能支持我的丈夫，帮助他，就像我们自年轻时将彼此的人生紧密联系到一起之后就一直所做的一样。”¹²

这本书刚出版不久，也毫无疑问引起了俄罗斯总统的注意，这就从某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赖莎的丈夫即将辞职的时候叶利钦会对她采取恶劣的行动。在书中，赖莎虽然没有说出叶利钦的名字，但她挑出叶利钦和他的随从们，特别表示对他们不屑一顾。这群三十年来诠释了“军营式共产主义”价值、负责建设社会的党员宣布，“他们将会愉快地毁掉整个社会，并且马上就要开始行动”。她是在痛斥一些同志太过轻易就改变自己的立场，“昨天精力旺盛宣扬无神论的人今天就对着基督教教义宣誓了”。¹³

瓦列利·波尔金后来将赖莎描述成一个坚强、严厉、习惯支配别人、难以取悦的专横女人，会对为她工作的人话中带刺，进行羞辱性的训诫。据波尔金看来，赖莎无权通过电话来给总书记的助手们或一些政府官员下命令。然而，波尔金有时又似乎很享受赖莎的陪伴，他讲述道，在禁酒活动的高潮阶段，他们在一趟国际航班上分享偷偷摸摸品尝红酒的乐趣。但他又写道，在同一趟航班上，在赖莎试图命令戈尔巴乔夫的本该对党忠诚的助手向她们夫妇宣誓效忠时，他退避开了。

在帮助赖莎编辑英文版《我希望》的总统翻译官帕维尔·帕拉兹琴科看来，她绝不是她经常在电视上所展示出的冷淡、说教型的女性，她是一个可靠的人。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更经常地听取赖莎的意见，会获益更多；他觉得赖莎体面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为将来的俄罗斯领导人配偶树立了先例。

在戈尔巴乔夫和赖莎作为苏联第一夫妇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对待赖莎的方式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悲痛，而这份悲痛在知道一个他们向外界隐瞒的事实——赖莎已经到崩溃边缘了——之后更加深切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戏剧性情节“根本不是她能够承受的”。他最后承认她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她很坚强，但她不得不承受许多。”¹⁴直到二十年后，戈尔巴乔夫才透露当时赖莎病得有多厉害。他告诉《新报》，在八月政变后，“她发生大面积痉挛，更确切地说是微中风。然后，她的双眼大出血，视力急剧下降。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仍持续着”。¹⁵

戈尔巴乔夫给赖莎拨回去，向她保证今天没人会再闯进他们的别墅了。在放下话筒后，他的脸还在因为愤怒而涨红着，他跟同事悲叹道：“多丢人啊！你能想象吗，这是一个家庭住了七年的生活空间啊。我们的书哪怕没有几千本也有几百本。我们得花时间来整理啊。”他对叶利钦周围的人除了鄙视没什么其他看法了，他对那些谴责共产主义者特权体系而现在自己又“像在猪槽争食的猪”一样推推搡搡的人也尽是鄙夷。

在他下台之前就下达的房屋收回命令让戈尔巴乔夫看清了，他也不能指望叶利钦会履行他们两天前协商的过渡条款里的承诺。在今天结束前，他还得准备好迎接更多的羞辱。

从“那些混蛋”的行为引起的愤怒中平静下来，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他在三个半小时后的告别演说上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平静下来后，戈尔巴乔夫转向格拉乔夫说道：“安德烈，你知道吗，他们这样行事让我确定自己是正确的。”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