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页 | 苏联的最后一天-康纳·奥克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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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核桃厅的交易

关于权力转移的细节，是在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晚上辞职演讲的两天前，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磋商了九个小时后制定的。¹

在结束他政治生涯的别洛韦日森林密谋之后，戈尔巴乔夫经历了悲痛的前两个阶段——否认和愤怒。在阿拉木图之后，他过渡到第三个阶段——讨价还价。他现在不得不协商他的退休福利了。他已经让助手们起草关于他的养老金和生活条件的政令，准备辞职演说的演讲稿了。但他始终无法强迫自己推动事情走到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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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推进事情的方式有他典型的风格。12月23日，星期一的半上午，俄罗斯总统递过话来，说他正在去参议院大楼的路上，想跟戈尔巴乔夫谈谈退出政治生涯的条件。在六年前的今天，戈尔巴乔夫将叶利钦提拔为莫斯科共产党的领袖。

总统的助手们对于这种临时通知感到很愤怒。格拉乔夫认为叶利钦一如既往地表现得反复无常、争强好斗。²但就像戈尔巴乔夫的前代理发言人谢尔盖·格里戈里耶夫所言，“叶利钦现在已经握着戈尔巴乔夫的命门了”。既然共和国已经签署即将于1月1日生效的独联体，就没有苏联总统的位置了。

叶利钦的突然到场让戈尔巴乔夫的人倍感尴尬。他们已经提醒泰德·科佩尔和他的电视工作人员，进克里姆林宫拍摄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科佩尔说：“当我们在星期一的早晨拿起设备时，得知戈尔巴乔夫将花上几分钟在办公室录制他的辞职演讲。我们还得知，他正在修剪头发，为录制做准备。跟我们一起等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化妆师。期间，有个总统的私人保镖过来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马上就到了。总统办公桌后面放着两面苏联国旗，光亮可鉴。来自苏联国家电视台的两台大型摄影机的录制信号灯已经在闪了。

“但是，他始终没有出现。当时是十一点刚过，鲍里斯·叶利钦要来克里姆林宫开会。”³

叶利钦已经在来的路上，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取消预录演讲的计划，并快速决定他到底什么时候宣布辞职。他告诉格拉乔夫，他最有可能在明天现场直播自己的辞职演讲。他叹气道：“拖延没有什么意义。”

格拉乔夫建议道：“等到星期三是不是比较好？明天是12月24日，圣诞前夜。在许多国家，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让他们平静地庆祝吧。”戈尔巴乔夫显然像他的新闻秘书一样没意识到圣诞节才是“最大的节日”，说道：“好吧，不过最晚就在星期三了。”

格拉乔夫问戈尔巴乔夫是否接受让美国和俄罗斯的电视工作人员录制两位领导人互相致意的画面。这将是一次塑造俄罗斯命运的两个人物之间的重要会面，应该载入史册。戈尔巴乔夫跟他挥挥手表示同意。

格拉乔夫知道叶利钦有多麻烦，也担心他可能会怀疑有什么埋伏，于是他也去寻求叶利钦的允许。当叶利钦从电梯里出来时，侧边站着他警惕的保镖科尔扎科夫，面无表情，格拉乔夫问他，摄像人员能否录制他到达时的画面。叶利钦不耐烦地哼声说：“不可能，否则我就取消这次会面。”格拉乔夫给电视工作人员打信号让他们离开。要看谁的脸色大家都心知肚明，哪怕是在戈尔巴乔夫自己办公室的附近。

科佩尔记得俄罗斯领导人在走向办公室的时候怒视着他。他觉得叶利钦在生他的气。“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觉得我应该把他挖出来。他才是新的弄潮儿。这是他的时刻；他正在吞并所有的权力。一分一秒从戈尔巴乔夫的手中夺来的权力。”

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叶利钦毫不客气地告诉科佩尔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不喜欢他。”

叶利钦一直等到记者们都离开了，才跨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门口。

克里姆林宫侍者叶妮亚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有咖啡、咖啡杯、烈酒杯，还有两瓶酒，一瓶是给叶利钦的伏特加，一瓶是给戈尔巴乔夫的五十年的白兰地。切尔尼亚耶夫干巴巴地评论道：“这些酒是给他们就咖啡喝的。”在寒暄了几句后，他们脱掉外套，穿着衬衫、系着领带走到旁边的核桃厅。1985年3月11日，苏联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后的第二天，就是在这个房间，共产党政治局同意让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毫无争议的领导人。

这两个对手坐在放着十五把椅子的柚木长桌的尽头，在白色的枝形吊灯下，讨论着在阿拉木图达成的协议的后果。戈尔巴乔夫又生气，心情又沉重，但还是放弃了。用格拉乔夫的话说，“已经覆水难收了”。

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妥协道，为了和平和秩序，他将公开接受独联体作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叶利钦认真倾听戈尔巴乔夫关于巴尔干化可能带来危险的警告。而相应地，他要求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戈尔巴乔夫在他把休克疗法应用到俄罗斯时给予支持，或至少不要批评他。

这次会面的气氛不可避免地变得紧张。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注意到，卑微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脾性，宽宏大量也不是叶利钦的风格。两人同意邀请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来担任会议的“公断人”。

这位六十八岁的政治公开之父一瘸一拐地走进房间。他是出于好奇才进去的。这意味着他“不仅是见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高尚事业开始的人，也是见证其结束的人”。像他的导师一样，这位前加拿大大使和经济改革强有力的支持者不想看到苏联的分裂，他反对叶利钦的所作所为。然而，俄罗斯总统却因为他在八月政变中的勇敢表现和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行动而对他怀有尊重。10月的时候，叶利钦指派雅科夫列夫担任一个洗刷政治压迫受害者罪名的委员会的主席。

两位总统就过渡的进度达成了一致。戈尔巴乔夫将在两天后，也就是12月25日，引退。他将在25日晚上七点向全国播放辞职演说。结束演讲后，戈尔巴乔夫会签署辞去总统职务的政令和放弃苏联军队总指挥职务的政令。在那之后，叶利钦会在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的陪同下，立刻前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接管核提箱。戈尔巴乔夫和他手下的人可以在他辞职后继续使用他们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四天，一直到12月29日，来处理未竟事物，并收拾他们的办公桌，然后，叶利钦将作为俄罗斯总统，与工作人员一起入驻克里姆林宫。红旗将在12月31日从克里姆林宫降下。⁴夏哈纳扎罗夫在会议中间被叫进去了一会，他要在第二天告诉戈尔巴乔夫的全体助手、官员、翻译官、接待员、打字员和研究员，他们要在12月29日离开克里姆林宫，总统机构将在1月2日停止运转。⁵

而作为报答，戈尔巴乔夫将优雅地下台，不挑战叶利钦继任的权力，并远离政治，让俄罗斯总统在实施经济改革的时候能够随意使用权力。

基本事项敲定后，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处长格里戈里·列文科和叶利钦的秘书处长尤里·彼得罗夫被带进来，记录关于戈尔巴乔夫未来福利的具体内容。

叶利钦后来声称：“戈尔巴乔夫交上来一大堆要求——他的薪酬包——有好几页长。几乎所有的事项都是纯物质要求。他想要一份与通货膨胀相挂钩的相当于总统薪水的养老金；一套总统公寓和一栋总统别墅；为他和妻子准备一辆车。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想成立一个基金会，想要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栋大楼，即前社会科学学会大楼，还要安排好基金会的用车、办公室设备和保镖。他的心理逻辑很简单：你不是那么想摆脱我吗，那我只好掏空你的口袋了。

叶利钦同意让戈尔巴乔夫一家退休后住进一栋小点的国有别墅和一套小点的公寓，配给他们两辆公车和二十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保镖、司机、厨师和服务人员。他拒绝批给前总统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和职员，也减少了所要求的养老金数额和保镖的数目。他签署了一道政令，付给戈尔巴乔夫一份相当于其工资的养老金，也就是4 000卢布一个月——十倍于苏联平均工资水平，但按外汇率来算的话，只有40美元。这个安排不会让戈尔巴乔夫陷入贫困。他已经收到他的回忆录的预付版税了。

他们接下来敲定有关戈尔巴乔夫核心团体的条款。他们同意成立一个双边委员会，由列文科和彼得罗夫带领，为戈尔巴乔夫被撤职的员工找工作。苏联总统请求叶利钦让他的同伴伊万·西拉耶夫和夏哈纳扎罗夫以合理的价格买下他们所住的国家别墅。西拉耶夫是苏联最后一任总理，这个职位在政变之后就失效了，而夏哈纳扎罗夫在苏联混乱的最后几年一直陪在戈尔巴乔夫身边。俄罗斯总统同意了。他转向雅科夫列夫，提出了同样的条件。雅科夫列夫拒绝了。不过几年后他后悔了当时的决定，因为莫斯科的房价飞涨。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谈妥的条款符合苏联最高苏维埃一年前通过的立法。这项立法规定了离职总统享有养老金、一栋国有别墅，配有必要的员工、保镖和运输工具。这些条款与唯一被罢黜的另一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获得的条件有惊人的相似。赫鲁晓夫，另一个自封的改革者，被政治局以所谓的政策失误和错误行为免职。他获得了一份养老金，被允许在离职后继续在他的总书记别墅和城市公寓待一年，之后搬进了一栋小一点的别墅。但赫鲁晓夫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直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直到七年后他去世时才再次出现在莫斯科的报纸上。这个前例让戈尔巴乔夫消沉不已。他痛苦地流了好几天眼泪。有一次问到赫鲁晓夫退休后都在干什么时，他的孙子回答道：“他在哭。”戈尔巴乔夫不会变成一个无名人物，但他也在最后一天来临之前流了眼泪。

雅科夫列夫回忆道，这两个对手到了这个关头还能设法进行一次非常公事公办、互相尊重的会议。“他们时不时会吵两句，但不带任何怨恨。我很遗憾他们以前没有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开始合作。”他认为两边的人吹的耳边风促使他们之间的氛围越变越差。

下午一点的时候，叶妮亚给这三个人送来午餐。他们各自吃着沙拉和色拉米、土豆和卷心菜派，喝着起泡的矿泉水。当这位侍者端着空托盘出来时，两位总统的助手追问他关于会面的进展。他告诉他们，会议看起来已经以文明的方式开始了。

在关于过渡的物质条款达成一致后，列文科和彼得罗夫离开房间。只有雅科夫列夫留下来见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给叶利钦出了一份证明，让他有权阅读总书记档案的控制权。档案里包含了从列宁建国开始由历代苏联领导人传递下来的秘密文件，总数有一两千份。他们被苏联高级官员称为斯大林档案。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公开政策之下，过去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许多罪行已经首次得到承认，但最高级别的秘密文件仍然掌握着苏联最高当权者的犯罪行为的证据，这些犯罪行为大多数都没有公开承认。这些文件牵涉到最近的苏联领导人的掩盖手段和对斯大林错误的否认，还有许多证实了以下指控的血腥篇章：在过去，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阴谋，还牵涉进国际恐怖主义。

每任总书记在就任时都会接管这些档案。他们都知道，或者可以找出，这些档案所掩藏的秘密。

戈尔巴乔夫交付的一份文件详细叙述了一项计划，给左翼官方爱尔兰共和军派一艘装满武器的船，当时这个非法组织正在北爱尔兰进行轰炸和杀戮。这个叫做“飞溅行动”的计划得到了政治局成员、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的首肯，回应了爱尔兰共产党领导人迈克尔·奥里约旦的请求，迈克尔声称他与官方爱尔兰共和军取得了秘密联系。安德罗波夫在1972年8月21日签署了一项内部通知，授权将一批从德国缴获的武器沉入北爱尔兰海岸的爱尔兰海域，其中包括两挺机关枪、七十支自动来福枪、十支瓦尔特手枪和41 600发子弹，后来让一艘渔船上的“爱尔兰朋友”拖起来。安德罗波夫表明，一艘侦察船Reduktor号已经选好了地点，利用回声测好了水的深度。后来，叶利钦不能确切地说“飞溅行动”是否成功了，但他推测很有可能，“我们的‘朋友’又一次因他们标志性的爆炸和杀戮出名了，让整个世界都颤动了”。⁶

然后，戈尔巴乔夫把椅子往后推，走向他办公室里的保险柜，从中抽出两个用绳子捆起来的大信封，信封上的蜡封已经被拆开了。戈尔巴乔夫回到座位上，说道，有一份文件他们应该先看。他先给在场的两位同伴阅读文件上的内容。这是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首领）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940年3月 5日发的内部通知，建议将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里的25 700名波兰犯人处死。上面是斯大林用蓝色铅笔写的字，“政治局决议”，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的签名。戈尔巴乔夫还给他们大声读了来自前克格勃负责人亚历山大·谢列平的证词。1959年，谢列平给出了在1940年被枪杀的波兰受害者的总数—— 21 857，并向赫鲁晓夫建议毁掉一切相关文件。⁷

这份文档是政治局曾下令屠杀波兰官员的确凿证据。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五年后，苏联的惯例还是继续战后编造的谎言，指责德国人在1941年入侵苏联后进行大屠杀。直到1990年4月，挖掘出的大量尸体和详细的证据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事实，但也只是部分事实。他授权苏联新闻机构塔斯通讯社因斯大林“极其可耻的罪行”向波兰表示深深的忏悔，仿佛这是斯大林的个人行为。

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证据表明政治局完全批准了欧洲历史上最糟糕的罪行之一。现在，最终拿出来的不仅有斯大林和臭名昭著的贝利亚共同犯罪，还有苏联共产党犯罪的绝对证据。

雅科夫列夫越听越愤怒。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一直在到处寻找这些文件。他马上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一直都知道这些文件的存在，只是瞒着他。

他后来写道：“戈尔巴乔夫当着我的面把装着所有卡廷惨案相关文件的包装袋给了叶利钦，信封被打开后，我发现里面居然是关于射杀波兰军人和平民的记录。戈尔巴乔夫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就好像他们从没讨论过这件事一样。我一次次地问他，在中央委员会总务处的政治局档案中，有哪些文件是与这件事相关的，每一次都得到相同的回答——没有。”发现戈尔巴乔夫多年来一直瞒着这些材料的存在让他感到很困惑。“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公开这些，他将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受益良多；他不能很好地判断他的人民，在自我判断上则更加糟糕。”

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他是在前一天晚上才从列文科那里拿到这些罪证的，列文科通过这些档案的主管来引起戈尔巴乔夫对这些档案的注意，并坚持让总统查看。据戈尔巴乔夫所说，看到“这些一口气宣布成千上万人的死亡的要命文件”，他都快喘不过气了。⁸

戈尔巴乔夫的前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在两年前有一次去波兰访问前，将前文中提到的文件展示给戈尔巴乔夫看，而他的上司告诉他不要将这些文件给任何其他人看，还说：“这是件要命的事。”⁹档案的注释显示，波尔金确实在1989年的时候打开过含有政治局下令射杀波兰人的文件，还显示出从斯大林往后的每一任苏联领导人，包括戈尔巴乔夫，都阅读过这份秘密文件，自然也知道事实真相。根据戈尔巴乔夫所言，波尔金向他展示的两份文件只讲述了斯大林时期有一个委员会将大屠杀的罪名扣到纳粹头上。

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发表了一个仁慈的观点，也许波尔金是想败坏戈尔巴乔夫的名声，他怀疑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真的见过那个处刑命令。

这三个人都赞成这份“确凿证据”文件应该交给波兰人。戈尔巴乔夫把文件递给叶利钦，说道：“我担心这会引起国际纠纷。但现在这是你的任务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在次年10月份将这些文件向俄罗斯媒体公开。¹⁰

其他的秘密文件都塞在箱子里。戈尔巴乔夫说：“拿去吧——都是你的了。”雅科夫列夫后来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些文件包括一些连研究布尔什维克暴行的他都无法想象的秘密。其中有一道由列宁签署的命令，在1918年到1921年的内战中处死2500名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不过这道命令有没有执行就不得而知了。所有俄罗斯人都知道斯大林满手血腥，但很多人都将列宁当成国父来尊敬，无法将他和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这位管理了苏联六年的男人询问自己能否免于被控告。叶利钦说道：“如果你还在担心什么事情的话，趁着现在还是总统，就赶紧承认了吧。”¹¹戈尔巴乔夫没有采纳这个提议。

接下来，戈尔巴乔夫提到他将在莫斯科成立的基金会的问题，这样可以在他辞职后给他一个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角色。他已经告诉他的助手们，这个基金会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中心，将开启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的进程，如果必要的话，这个中心将担起强烈反对那些半吊子和平庸之辈的角色”。

现在，在核桃厅，戈尔巴乔夫用不那么刺激的语言解释，这个基金会将是一个从事经济和政治研究的非政府组织。他需要为他所称的“社会与政治调查基金会”找到一栋合适的大楼。叶利钦反对“政治调查”这个短语。他不想有一个充满敌意的基金会到处探听俄罗斯的政府事务。戈尔巴乔夫坚持说，这个组织不会变成一个“反对者的摇篮”。他们的交谈慢慢变得激烈，直到雅科夫列夫提出一个折中办法。他建议道：“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社会与政治研究基金会’吧。”最终，他们将名称定为：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国际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¹²

叶利钦仍旧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他问：“你不会以这个基金会为基地创立一个反对党吧？”戈尔巴乔夫回答道，不会，并且“只要俄罗斯的领导人进行民主改革，我还会支持和维护他”。得到满意答复的叶利钦在契约上签字，将莫斯科西北部列宁格勒大街上的一栋大理石门面的三层大楼移交给戈尔巴乔夫。这栋大楼曾经容纳了一个为国外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学术训练的学院——列宁学院。

六点的时候，苏联总统出去了一会。他之前安排了与约翰·梅杰的一个告别电话。

英国首相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了不起的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被改良的共产主义者，叶利钦则是一个认为它应该被摧毁的反共产主义者。去年7月，在伦敦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梅杰发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着自嘲式机智的魅力人物”，他用许多段子逗他发笑，其中就有排队买伏特加的男人跑去枪杀克里姆林宫总书记的故事。但是，梅杰认为戈尔巴乔夫完全抓不住自由市场的基本要素和竞争的价值所在，他对私有化几乎一无所知。不论怎样，这位首相还是对戈尔巴乔夫离开政治舞台感到伤心，于是打电话来问候。

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官从自己的办公室被召集过来翻译这段电话对话。帕拉兹琴科发现。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附近走廊上，保镖岗位上的人特别多，其中包括了叶利钦的保镖。他们中有个人还看了他的身份证明才让他通过。这样的事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翻译官很快就发现，白兰地在戈尔巴乔夫身上起了作用。他的呼吸间都带着一股酒味，帕拉兹琴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说话的时候小心措辞，“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因为喝酒而引起任何口误”。格拉乔夫也认为他的上司脸看上去有点红，在拿起话筒的时候还有点晕，好不容易才找着他与国际领导人谈话时使用的熟稔腔调，不过一两分钟后就又恢复了。切尔尼亚耶夫观察到，他的上司后来去跟梅杰打了个电话，他觉得这次谈话中的真诚可能让英国首相大吃一惊。

戈尔巴乔夫开口道：“亲爱的约翰，今天，我正在试着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防止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导致损害。你知道我仍然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个联邦国家，但是，还要考虑到共和国的立场。”他再次向梅杰保证，苏联的解体不会导致另一个南斯拉夫的出现。“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对于你来说也是。”他说，叶利钦和他已经谈了六个小时了，关于他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责任”，已经达成了共识。他又补充了一句外交辞令，“我希望你能多多关照独联体和俄罗斯”。他回头看了一眼格拉乔夫，似乎在确认之前协商的关于他辞职的时间，然后跟梅杰透露道：“我将在接下来两天的某个时候公布我的立场。”

他发表的一句评论泄露了他到这个时候都还不甘愿接受自己的命运已成定局。他告诉梅杰：“我还不想说再见，因为事情仍可能还有转机，甚至是颠覆。”

英国首相告诉戈尔巴乔夫，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决定，“毫无疑问他都将在自己国家和世界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戈尔巴乔夫听到这些话后变得非常激动。

他的眼睛因为湿润而闪闪发光，回答道：“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赖莎和我非常喜欢你和诺尔玛。”

在戈尔巴乔夫离开房间期间，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以一种更加放松的方式继续交谈，因为他们又喝了不少伏特加。俄罗斯总统责备雅科夫列夫公开批评他让俄罗斯独立的行为，雅科夫列夫反驳道，他认为这个决定是“不合法的、不民主的”。但这些都没有针对个人的色彩。叶利钦问他，既然他现在已经当不成总统顾问了，有没有什么打算。雅科夫列夫说，他将会继续在基金会为戈尔巴乔夫工作。叶利钦说：“为什么？他不止一次背叛你。你又不是没有其他选择。”这样的话在雅科夫列夫听来就像是要请他到俄罗斯政府工作，但他没有接茬。他说，他只是替戈尔巴乔夫感到难过。“上帝都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有他这么惨。”

雅科夫列夫负责任地警告叶利钦，不要让情报部门权力过大，或让它控制传递给他的信息。他提醒道，克格勃提供给戈尔巴乔夫的情报就成功地让总统对民主主义者采取了强硬态势。叶利钦同意了，他说，他将建立五六个信息渠道——尽管雅科夫列夫后来留意到，这些渠道也没产生什么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谈话中自然就出现了外国情报安全部的主管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名字。就叶利钦所知，普里马科夫经常喝高。雅科夫列夫干巴巴地说：“比某些人喝得不多也不少。”叶利钦狐疑地看着他，但也没说什么。

戈尔巴乔夫似乎也不急着回去见叶利钦，就一直跟梅杰聊了半个小时。他手上的权力越少，谈话的时间就越长。有一次，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从他的办公室赶去参加一个已经迟到的会议时，有人听到他说：“该死的，每次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来，都要啰嗦上半个小时。”¹³

戈尔巴乔夫和梅杰道别后，跟格拉乔夫和切尔尼亚耶夫说道，他和叶利钦已经把事情都谈妥了，现在“我要进去把事情都结束掉”。

格拉乔夫从没关严的门缝里瞅了瞅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里的情形，他注意到红旗放在角落里，戈尔巴乔夫的眼镜盒放在桌上，核提箱放在办公桌上，所有这些都从视觉上证明戈尔巴乔夫仍是苏联的总统，哪怕只是有名无实的总统。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取这栋建筑的一个横截面，然后看向三楼的房间，都会看到这幅超现实的场景。在楼顶上，苏联的红旗仍在飘扬”。

叶妮亚端着几碟冷肉、熏鱼和泡菜进了核桃厅。她还设法在厨房里给格拉乔夫和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弄到了面包、果酱和咖啡。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发现俄罗斯电视台正在播放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四小天鹅舞曲》，正是八月政变的三天里苏联电视台所播放的芭蕾节目。似乎电视台里有人在微妙地发出信号，第二次政变正在进行，而这次是由叶利钦带领的。

戈尔巴乔夫的这两个同伴在叶妮亚匆匆进核桃厅又匆匆出来后，缠着她问里面的人情绪怎样。叶妮亚很外交地回答道：“气氛看上去不错。”

在厨房旁边的电视转播室里，泰德·科佩尔和里克·卡普兰正在干等着，他们把天线支起来了，通过卫星连接与纽约进行联络，以防楼下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最终，他们放弃离开了。

核桃厅的会议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九点左右，在戈尔巴乔夫又干掉了两小杯白兰地后，雅科夫列夫注意到他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苏联总统说他有点不舒服，就出去了，到旁边办公室的休息间里躺了下来。

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又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们只好又小酌了一个小时。叶利钦豪爽地承诺，他将起草一份政令，指示对雅科夫列夫进行特殊的规定，因为考虑到他曾为民主运动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戈尔巴乔夫的这位助手对他表示感谢，但后来指出，“他中途忘了他的承诺”。

在相互道别后，雅科夫列夫看着叶利钦沿着克里姆林宫狭窄的走廊大步向前走，就像是在阅兵场上行进一样。他觉得，“这是一个胜利者的步伐”，尽管俄罗斯总统可能只是在尽可能让自己站直。叶利钦的助手们拿着档案跟在他后面。格拉乔夫说道：“以他目前的状态，给他任何敏感文件都是不谨慎的。”

叶利钦吃力地走出参议院大楼，踏进夜晚异常温和的空气中——气温刚到零度以下，穿过窄院到达14号楼。他最亲密的同伴都等在那里：科济列夫、布尔布利斯、科尔扎科夫、他忠诚的助手列夫·苏哈诺夫，以及发言人帕维尔·沃夏诺夫。

他宣布：“都结束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去见他了。”

他的一名助手问道：“你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他戈尔巴乔夫就得来拜见你了。”

叶利钦哼道：“来见我干什么呢？……对了，也许是来领他的养老金。”他们举杯庆祝叶利钦最终凌驾于戈尔巴乔夫之上。¹⁴

苏哈诺夫以胜利的姿态指着墙上的俄罗斯地图道：“在这片宏伟的版图上，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大过你了。”

叶利钦回答道：“就为了这个，一辈子也值了。”

与此同时，雅科夫列夫去看戈尔巴乔夫。他在休息间里找到了他。戈尔巴乔夫在哭。“他躺在沙发上流眼泪。”戈尔巴乔夫抬头看着他的老朋友，说道：“萨沙，你瞧，就这样了。”

雅科夫列夫承认，这是戈尔巴乔夫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戈尔巴乔夫说的这些话没什么意义，但听起来就像是一种知心话、一种悔恨、一种来自内心的绝望呐喊，它们阐述了（俄罗斯诗人费奥多·）丘特切夫的诗句：‘生活就像无法飞翔的折翼小鸟。’”

雅科夫列夫尽力去安慰同伴，保证他会光荣地退休，并通过他的研究机构变得举世闻名。他自己都快哭出来了。“我如鲠在喉。我替他感到难过，难过得我都想哭。这个人昨天还是控制世界和自己国家的重要改变的沙皇，是世界上几十亿人民命运的主宰，今天却成了又一场历史危机了无生趣的受害者。”

戈尔巴乔夫让他的朋友给他拿来一杯水，然后让他静一静。雅科夫列夫评述道，“改革的黄金时期就这样结束了”。他真诚地相信戈尔巴乔夫想给自己的国家最好的，但他却看不到最后了。“他不明白的是，如果你要对旧系统那样的庞然大物刀剑相向，你就要全力以赴……但他却是一个渐变论者……他没有在自己的手上沾上血腥，他想开启一个文明的社会。”¹⁵

在叶利钦的记忆中，这场延续一天的会议是“持久而艰难的”。他告诉一个记者，讨论的内容不能透露，因为涉及国家机密的传递，但“在会议结束后，我只想赶紧洗个澡”。

而戈尔巴乔夫在多年后回首时，记忆中的这场与叶利钦的会议是“不正式的、看似友好的”，但他痛苦地表示，“叶利钦的话，就像他的许多承诺一样，都做不得数”。

戈尔巴乔夫剩下要做的事情不多了，就只差告诉这个千疮百孔的超级大国的公民们他要下台了。

这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最后一次见面，甚至是最后一次交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