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页 | 苏联的最后一天-康纳·奥克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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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12月27日：掠夺者的胜利

12月27日，星期五，临近八点，距戈尔巴乔夫宣布停止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已经过去一天半有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像往常一样，被家里的女人们梳洗整理之后，离开他在特维尔–亚姆第二大街54号的公寓。他钻进两天前从戈尔巴乔夫的别墅拿来的总统吉尔车，指示司机开车直接带他到克里姆林宫。

这辆豪华轿车横穿过环路，沿着特维尔大街行驶，右转经过苏联国际旅行社，再左转穿过克里姆林宫的博诺维特斯基门，最后停在参议院大楼的前面。他的副总理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议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和他的新闻信息部长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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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人走进电梯，上到三层。在他们沿着走廊上的地毯明确地朝着目标大跨步走去时，警卫马上立正敬礼，他们突然冲进总统办公室的接待室，跟值班的接待员面对面。

戈尔巴乔夫还没到。他与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记者约在十一点，总统办公室。在核桃厅与叶利钦达成的交易之下，戈尔巴乔夫以为他能使用办公室到星期天。但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诧异在等着戈尔巴乔夫。今天凌晨，在叶利钦的亲自指示下，一群工人拿着一袋工具来到总统办公室，将门上用黄铜字写着“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牌子拆掉了。他们将它换成了一块写着“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牌子。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受欢迎了。

叶利钦命令接待员：“带我们四处看看！”¹不等回答，他就闯入了房间。他怒喝道：“以前在桌子上有一个大理石的钢笔盒，去哪儿了？”他是在暗示克里姆林宫的财产正被离职的官员们偷走。秘书抗议道：“那里没有钢笔盒……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用那样的钢笔。我们都是给他买毡尖笔。”

叶利钦盘问道：“好吧，那这里呢？”他盯着戈尔巴乔夫睡午觉的休息室看，只看到沙发和盥洗设施。俄罗斯总统来到办公桌后面，开始往外抽抽屉。他发现有一个抽屉打不开。

他吼道：“这个为什么锁起来？叫指挥官来。”一个助手拿着钥匙来打开了抽屉。里面是空的。

又四处查探了一会，叶利钦召集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命令他们将戈尔巴乔夫剩下的物品全扔到走廊里。然后，这一小群人围在办公室里的椭圆形桌子旁坐下。叶利钦大声唤道：“来人！给我们拿杯子来。”一瓶酒拿了出来，杯子里满上威士忌，然后他们举杯庆祝胜利。

接待室的秘书紧张地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位助手说，叶利钦、波尔托拉宁和布尔布利斯占了他的办公室，正在里面聚会呢，已经喝了一瓶威士忌了。还有，他的名字也不在门上了。

在狂欢了一个半小时后，叶利钦仁慈地对浑身发抖的接待员宣布，他不去视察核桃厅或国务院办公室了。他以前都去过了。他和同伴们一路笑谈着离开了。他离开时回头说道：“行为规矩点！我今天还会回来的！”

几分钟过后，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来检查办公室是否已经准备好戈尔巴乔夫和日本记者的采访。“我发现总统的东西都被扔在办公室外面，还有在十点前办公室必须准备好迎接新主人到来的命令。”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被震惊了。“这简直是噩梦！叶利钦越来越野蛮了。他正在践踏一切……他一定是在报复我们昨晚跟媒体的招待会！”他再次为他的上司还想来总统办公室感到十分气馁。“为什么他要自取其辱？为什么他非得来克里姆林宫？红旗已经从炮塔上降下来了……他也已经不是总统了。”²

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走后不久到达克里姆林宫时，正处在狂怒中。12月18日，叶利钦公开宣布戈尔巴乔夫可以等到12月末或最多1月中旬来做出辞职决定。当他决定12月25日辞职时，叶利钦曾明确地、清楚地同意他能在他的办公室一直待到12月29日来结束他的事务。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抱怨道：“叶利钦把总统的职责放到一边，跑来亲自监督我从克里姆林宫被‘驱逐出去’。我得知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在早上八点半的时候占了我的办公室举办宴会，为他们的‘胜利’喝了一瓶威士忌。这是掠夺者的胜利，我找不到其他的词来形容了。”³

俄罗斯总统已经使用相邻的克里姆林宫大楼里的办公室一段时间了。但戈尔巴乔夫在下台两天后还继续占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权力宝座，表明一个单一联邦国家仍然存在。这对新统治者来说是具有冒犯性的。叶利钦是俄罗斯唯一的总统，但国外媒体赞誉的却是戈尔巴乔夫，仍然要求占有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在办公桌后竖苏联国旗的也是戈尔巴乔夫。

格拉乔夫认为门牌和红旗对叶利钦来说不仅仅是象征物，而是一场斗争的目标，即讨伐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战利品。

叶利钦不喜欢后来媒体中出现的“传言”，称他们实际上是将戈尔巴乔夫的东西扔出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他做了一些反驳：“原来的占有者自然没有把门把手拆下来。但他们确实拿走了一些家具，甚至将一些官员的国有金制钢笔从墨水池里面拿走。好吧，这样的事在我们国家已成习惯。”他否认有蛮横的行为发生，责备“员工之间的不合”。他声称他们在采取行动一周前，就已经警告过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员工。“这段时间足够他们打包文件了。从一开始，我就既不想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更确切地说，剩下来的人——被赶出去，也不想他们再待一个月来打包。长痛不如短痛。”⁴

搬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想法是几周前在叶利钦的脑中成形的，那时形势已经很明朗：苏联已经没有未来了。在那之前，苏联还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所以没有讨论过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的事，因为他有可能继续在那里指挥中央，不管中央被如何削弱。

直到几周前，叶利钦给家人的印象都是他将在白宫统治俄罗斯。自从6月份被选举为俄罗斯总统后，他就尽可能少地使用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去那儿也主要是为了正式的用途。他的女儿坦妮亚在几周前说，“白宫是他真正的办公室；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只是用来作秀的——招待外国客人和举行其他官方仪式”。⁵

叶利钦意识到，如果从克里姆林宫进行统治，会给世界怀疑他“对权力”有野心的借口。他的许多同事也会怀疑，一个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是否应该占用有几百年历史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的城堡。一些人认为白宫，叶利钦在政变中英勇站出来的场景，才是俄罗斯的象征，而不是红场上的沙皇城堡。

然而，对于克里姆林宫应该在最后一任苏联统治者离开后转变成历史和文化博物馆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感到不耐烦。他承认，克里姆林宫是一座艺术瑰宝，但它同时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府综合大楼。“这个国家的整个防御系统和监测系统都与克里姆林宫连在一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加密信息都会被送到这里，这里还有最精细的安全装置。”更何况，克里姆林宫“在将要遵循的政治方针里是稳定、持续和决心”的象征。

它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辖区，现在它是叶利钦的囊中之物。

对于叶利钦来说有一个不足之处，如果搬到克里姆林宫，将白宫作为某种独立领域留给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就会加深议会和总统统治之间的分隔，将白宫留给了它吵吵闹闹的议员们，会让它成为一个在将来反抗他的补给站。

戈尔巴乔夫无法使用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总统办公室，他只好下到二楼，到设备负责人格里戈里·列文科的办公室来进行与日本记者约好的采访。

他告诉这些日本记者：“你们知道，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指的是共产主义体系已经不存在了，社会也发生了改变。“重要的是人们发生了改变。既然他们已经品尝过自由，我希望没有任何事物能迫使他们回到从前的状态。”⁶

另一个日本媒体公司与戈尔巴乔夫的员工取得联系，愿意出一百万美元在第二天进行一个克里姆林宫的电视采访。⁷戈尔巴乔夫一开始说他会接受，但被切尔尼亚耶夫劝服拒绝了，切尔尼亚耶夫指出，回到叶利钦找乐子的克里姆林宫太丢人了，要另外找地方进行采访就更丢人了。列文科责骂切尔尼亚耶夫拒绝了这样一个提议，但戈尔巴乔夫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感冒了，可能撑不住接受采访了。将来会有更多的赚钱多的媒体采访机会。

戈尔巴乔夫在中午的时候离开参议院大楼，低头弯腰进入借来的吉尔车，穿过博诺维特斯基大门离开克里姆林宫，在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再也没有回来过。

中午刚过，叶利钦就回到参议院大楼来占领现在属于他的办公室，这次是一个俄罗斯摄影团队陪着一起来的。他指示他们拍摄他作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第一个举措。那就是签署一道政令，规定俄罗斯对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苏联广播”（Gosteleradio）的管辖权。坐在戈尔巴乔夫腾出的办公桌旁，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将苏联电视台转变成奥斯坦金诺俄罗斯电视和广播公司。他还命令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负责监管这次转变过程，完成后担任它的负责人，刺激得《消息报》发表了一个半开玩笑似的标题：“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奉命将苏联电视和广播公司转变和移交给叶戈尔·雅科夫列夫。”⁸

国家广播电台曾在叶利钦带头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抹黑他，曾试图在九个月前迫使他保持缄默，现在最终完全落在他的掌控之中。雅科夫列夫宣布将增加新闻的输入，其中有一个新的时事节目《新闻提要》（Itogi），主持人是备受欢迎的播音员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由于俄罗斯总统的行政职责包括对国家第二频道的控制，他命令两个电视频道都面向俄罗斯大众播放——但他命令奥斯坦金诺在一年内脱离对国家的依赖，通过发放股票独立出去。

叶利钦通过一系列活动开始了他作为绝对领导人的统治。在处理了电视台的未来后，他发布命令，剥夺了叛逆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对其所负责的五个国家委员会的控制。他还签署政令，要求在未来几周对商店、餐馆、车间、伏特加酿酒厂、药物工厂和婴儿食品工厂进行私有化。银行、铁路和航空公司将随后执行。集体农场必须将土地转交到每个成员的手中，结束了国家对637 000 000英亩领土的垄断。这道政令废除了1918年的布尔什维克裁决：所有的私有土地、矿山、森林和自然资源都“被永远取消”。

尽管越来越保守的议会没有办法阻止叶利钦发布政令，他们却能用其他方法阻挠他。当天下午，议会驳回了检察官瓦连金·斯捷潘科夫将八月政变时的国防副部长弗拉迪斯拉夫·阿恰洛夫将军逮捕的申请，罪名是积极参与政变。在代表们中间，对政变阴谋者的愤怒正让步于对他们动机的同情。8月被逮捕的十三名阴谋者仍待在巴特罗斯卡亚–蒂什纳监狱等待提审，但他们的境遇得到了改善。

凑巧的是，瓦列利·波尔金也在当天因为健康状况恶化而从监狱释放。在因为参与政变而被收监的四个月中，戈尔巴乔夫的这位五十六岁的前参谋长对他前上司的鄙夷丝毫未减。他坚持认为，政变集体追求的不是别的，而是国家的繁荣与和平，不是对权力的渴求，政变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太过小心有礼而没有诉诸武力。对波尔金而言，政变的失败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美国的胜利，而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组织混乱的单位被内部反对者击溃。

同时，约一百名美国大型公司的总裁来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一个促进贸易的会议。他们是被已经不存在的苏联邀请来的。会议照常举行，只是换成了叶利钦的人，时间推迟了两天，这让一些摸不着头脑的管理者们松了一口气。

随着苏联的结束，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编辑们将末日时钟的指针往回拨到离午夜十七分钟的位置。六年前，戈尔巴乔夫上任时，硕大的指针停在离世界末日仅三分钟的地方。（2010年1月，随着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新的紧张局势和伊朗核野心的出现，指针又被往前拨到离午夜六分钟的位置。）

解除了总统职务的戈尔巴乔夫在晚上帮助赖莎整理新家。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抱怨道：“我们被迫在二十四个小时内搬到另外的住处。”⁹叶利钦的保镖将他们所有的私人物品弄得一团糟。它们还得被搜集起来打好包。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都是对他们家庭私人空间的羞辱性侵入。赖莎极其注重隐私，一直坚决让私人事务远离陌生人的刺探。在从福罗斯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戈尔巴乔夫回到家发现她在哭。她正在烧毁一捆信，是年轻时候的戈尔巴乔夫在出差时写给她的五十二封信，她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大半辈子。她害怕会再有一场政变，无法忍受其他人读到这些信。戈尔巴乔夫在多年后讲述道：“她说，‘我们不能让别人探听我们的生活’，然后，她一边哭着一边将信扔进火里……我烧掉了我的二十五个笔记本。不是我的私人日记，而是工作日记，上面写着一些细节、特征和计划。我烧它们的时候在想，我这样做多少能帮到她。”¹⁰

戈尔巴乔夫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将堆积了多年的文件分类——有笔记、信件、电报、照片和文档。他们坚持自己打包所有的东西，而没有寻求帮助。切尔尼亚耶夫义愤填膺，因为叶利钦的人不仅这么快就将戈尔巴乔夫一家赶出去，还“拖了好久都不肯派一辆卡车来帮他们把东西搬走”。¹¹

有几百本书要被装进纸板箱里：索洛夫耶夫、克鲁切夫斯基和卡拉姆津撰写的俄罗斯历史；一套十卷版的普希金诗选；高加索的浪漫主义诗人莱蒙托夫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抒情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集；几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裹皮边儿的著作；此外是个人的最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复印本，被翻过很多遍，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这本书让他转变成极权体系的反对者；一本萨克雷的《名利场》善本，是玛格丽特·撒切尔送给赖莎的；以及一本装订精美的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诗集《科布扎演奏者》，赖莎喜欢引用他的诗句：“我的思想啊，我的思想，你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啊！／为什么你要在如此阴郁的字里行间与我对抗？”

作为自己的图书管理员和归档员，赖莎负责恰当地管理这些书，不让它们混在一起。在他们的书架上，总会有一个便条，上面写着：“朋友——请按字母顺序将书放好。”¹²

赖莎还有一大堆照片要打包。其中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共产党官员温文尔雅地鞠躬递给赖莎一束康乃馨。那是鲍里斯·叶利钦，摄于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