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记录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中的一天。这一天是1991年12月 25日，星期三。这座城市是莫斯科。在这一天，苏联结束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了下来。这一天见证了一幕具有深刻的个人和政治意味的戏剧，在最高级别上（和公众视野外）记录了喊叫、泪水、回忆和情景剧。这一天的高潮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向鲍里斯·叶利钦低头，这两个非凡的人物相互鄙视，他们之间的互动塑造了现在的俄罗斯。

在重构这个冬日发生的事件时，我将我的采访和我自己对电视、报纸档案的研究，与自苏联陨落后用英语和俄语出版的一百多本回忆录、日记、传记和其他作品结合起来。我还利用了自己密切观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经历——在苏联统治的最后四年，我是一名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在这段期间，我经常出入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白宫，也就是这对对手进行争斗的地方。我在议会会议和党的会议上徘徊，在两位领导人出现的时候抓住每一个机会问他们问题。我采访了政治局委员、编辑、经济学家、民族主义者、共产党激进分子和强硬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罢工的煤矿工人和无数努力维持生活的人。我出现在支持民主的集会人群中、红场的庆典上、波罗的海诸国的路障旁。我走过俄罗斯的很多地方，从车臣到雅库茨克，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观察席卷全苏联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1991年圣诞节的结局。从那时候起，我就经常因为工作和私人的关系回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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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更因为婚姻作为一个俄罗斯–亚美尼亚家庭的一员，有幸经历了苏联的最后几天和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苏沃洛夫一家住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们经历了混乱的几年里的兴奋、艰苦和荒唐事，也带我在他们的别墅里领略了夏天的乐趣。我的妻子然娜是一位哲学家，也是地区苏维埃的一位代表，后来我们搬去华盛顿后，她的工作单位是国际金融公司，工作内容是俄罗斯1991年后的私有化工程。我的岳父斯坦尼斯拉夫·苏沃洛夫是一位鞋匠，现在已八十多岁了，还在克拉斯诺雅茨克剧院工作，在旧体制下受了不少苦。他被判入狱五年，只因为一个简单的投机行为——在卖汽车时赚了点钱。他后来因为给共产党高层官员提供手工皮鞋而发达。我的岳母玛丽埃塔是一名党员，她高兴地迎接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过渡而来的自由市场，她的评价是，“至少现在我不用为买点奶酪而出丑了”。不管怎样，我看到了经济和社会的混乱带给这个家庭的恶劣影响。我的小舅子亚拉拉特是一名警察，在克拉斯诺雅茨克被黑手党打死了。我的小姨子拉丽莎是一所音乐学校的主管，因为后共产主义的经济混乱几个月都没有拿到工资，有一天，收到了一纸盒男士短袜来代替工资。所有的一切，加上苏联结束后不久克格勃试图通过威胁然娜为他们工作而累及我，给了我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人物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都是怎样尘埃落定的。

在整理1991年12月25日的事件时，我只用了我能够找到来源或能够证实的信息。所有人物的对话或情感都不是捏造的。当记忆出现混乱、证人们有时候相互矛盾时，我运用了自己最好的判断力来确定什么时候一个人的回忆是故意误导我来谋求私利的，或者干脆就是错误的。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人的记忆中，1991年12月 25日，莫斯科下着大雪，其他人记得没有下雪（经过气象记录确认，那天天气干燥而温和）。一些参与者的记忆很清晰，其他人的则很模糊：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y Grachev）和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都能给我提供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各自阵营里所发生事情的详细描述，而叶利钦的合作者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i Burbulis）告诉我，他不记得那么久前的一天的事情了。

关于名字和拼写的说明：俄罗斯名字包含一个名、一个源于父名的姓和一个姓，如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对一个人的尊称是名加上源于父名的姓，这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会引起误会——有一次我称呼电视上的戈尔巴乔夫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个朋友恭维我跟苏联领导人关系好到可以直呼其名。在家人和朋友中间，常用名的缩写形式，例如亚历山大的缩写是萨沙，鲍里斯的缩写是鲍利亚，阿纳托利的缩写则是托利亚。至于俄罗斯名字和单词的拼写，我使用的是更易读的音译体系，用y而不是i、ii或iy,因此，尤里的拼写是“Yury”而不是“Yuri”。在参考文献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版本，那是因为我没有将出版商的拼写更改过来。为清楚起见，我列了一个主要人物表。

许多人分享了他们的时间和深刻见解，才让这本书有机会完成。我要特别感谢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埃德·本特利（Ed Bentley）、斯坦尼斯拉夫·布德尼茨基（Stanislav Budnitsky）、查尔斯·卡迪尔（Charles Caudill）、朱列托·基耶萨（Giulietto Chiesa）、亚拉·奇林加罗娃（Ara Chilingarova）、弗雷德·科尔曼（Fred Coleman）、尼古拉·菲利波夫（Nikolay Filippov）、奥尔佳·菲利波娃（Olga Filippova）、过世的叶戈尔·盖达尔、叶卡捷琳娜·吉涅娃（Ekaterina Genieva）、弗丽达·吉蒂斯、马丁·吉尔曼（Martin Gilman）、斯维特拉娜·高尔霍娃（Svetlana Gorkhova）、安德烈·格拉乔夫、斯蒂夫·赫斯特（Steve Hurst）、加布里埃尔·伊瓦克斯（Gabriella Ivacs）、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伊森·乔丹（Eason Jordan）、里克·卡普兰（Rich Kaplan）、泰德·科佩尔、谢尔盖·库兹涅佐夫（Sergey Kuznetsov）、哈罗德·麦基弗·莱希（Harold Mciver Leich）、刘香成、罗恩·希尔（Ron Hill）、斯图亚特·H·卢里（Stuart H. Loory）、菲利普·麦当诺（Philip McDonagh）、拉腊·马洛（Lara Marlowe）、谢默思·马丁（Seamus Martin）、埃伦·密茨凯维兹（Ellen Mickiewicz）、安德烈·尼克尔亚佐夫（Andrey Nikeryasov）、迈克尔·奥克莱里（Michael O’Clery）、埃迪·俄普斯（Eddie Ops）、坦妮亚·帕列耶娃（Tanya Paleeva）、罗伯特·帕尔尼卡（Robert Parnica）、克莱尔·席普曼（Claire Shipman）、奥尔佳·希尼钦娜（Olga Sinitsyna）、马丁·席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莎拉·史密斯（Sarah Smyth）、尤里·索莫夫（Yury Somov）、康纳·斯维尼（Conor Sweeney），以及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俄罗斯外国文学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另外，要特别感谢格拉斯哥大学的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些绝版的俄文回忆录；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俄语讲师约翰·默里（John Murray）阅读了全稿，并进行了一些修改，让我免于尴尬；以及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的克莱夫·普里德尔（Clive Priddle）激发了我关于概念问题的灵感，并在概念的表达上提供了帮助。我对妻子然娜·奥克莱里的研究和编辑技巧的感谢无以言表，她几次陪着我来到莫斯科查找档案和信息来源，她参与到这本书的每个阶段，从创作到书籍的编辑，让这本书颇有几分合作事业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