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议长先生”

约翰逊竞选参议员期间,华盛顿那么多的“大人物”都在争相背书,然而,竞选的大部分时间,有个人的名字却一直缺席,是不是太扎眼了一点?

一九四〇年十月,约翰逊想要谋得国竞委的职位,结果山姆•雷伯恩反应冷淡,不愿支持他。不过约翰逊后来表现很好,他的态度多少有些缓和。雷伯恩知道,能保住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从而保住他的议长宝座,他欠了约翰逊多大的人情。雷伯恩是个有债必还的人。大选过后,在国会山上,他对林登•约翰逊的态度又礼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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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是部分缓和。雷伯恩给过约翰逊最大的优待,就是让他进入所谓的“教育委员会”,和高级议员们一起制定众议院的决策,讨论各种战略。现在他收回了这个优待。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雷伯恩离开议长席,前往众议院领导们见面的办公室时,再也不会邀请林登•约翰逊“一起”了。议长是不是猜到,或者听说了林登•约翰逊如何背叛了他的友谊,知道了这个他如此喜爱的年轻人是如何为了自己的事业,把他抹黑成总统的敌人呢?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大选结束后,约翰逊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却没有回复。一个月后,约翰逊特地请人安排,亲自在达拉斯为雷伯恩举办的“答谢会”上讲话,并且特别触及了他想要儿子的极端渴望。约翰逊说,小时候,他陪着父亲到得州议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山姆•雷伯恩,从那以后,就一直觉得山姆先生“就像我的父亲”。然而,一九四一年国会重新召开,约翰逊发现“教育委员会”的门依然紧闭着,而且那整整一年他都没能进得去。那期间的一天,接近傍晚的时间,约翰逊在“委员会”办公室附近的楼梯间遇到众议院资深议员刘易斯•德施乐,跟他说话时几乎要大喊起来:“我连白宫都进得去,那间屋子我为什么就进不去?”

不过,这种情绪的流露是很少见的。要是国会山上的人发现他和议长关系不亲了,这对林登•约翰逊没好处。他自己言谈间很少透露关于此事的蛛丝马迹。而山姆•雷伯恩呢,终于握稳了议长木槌的他,有了更大的权力,也有了更重的责任,那张阴郁的脸变得更强硬了,根本没人敢询问他。因此,大家普遍认为,他们的关系一如既往。约翰逊的手下希望议长先生能到得州来为约翰逊竞选助力,也确定他至少会为他背书,还决定通过报纸新闻和宣传册反复强调雷伯恩的背书,将此作为竞选的重点。他们听说雷伯恩在四月二十二日那一周帮忙劝阻赖特•帕特曼不要参加比赛,当然肯定他这是为了约翰逊,而且很快就会为他背书。

雷伯恩没有任何行动。于是有人去找了议长。一开始是间接的。还是在四月末,约翰逊那边通过韦科议员博格找到雷伯恩,博格又将雷伯恩的回复告诉约翰逊:“他说他觉得不应该进行任何‘公开’的声明;不过他一有机会就在给相关的人写信,告诉他们他绝对是支持你的。”

私人信件是不够的。约翰逊需要的是公开背书,而且需要在竞选早期就公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雷伯恩收到的催促越来越急切,但没有显露要公开背书的意思。五月二十九日,约翰逊给约翰•康纳利发电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电报里,约翰逊请别人,而不是自己给雷伯恩打电话。“你或者参议员(维尔茨)今天给雷伯恩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发表或者允许你发表声明……表明他会为我投票,支持我当选参议员……告诉他今天之内就要这么做,好帮我们在北得州组织一下竞选。”但雷伯恩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

约翰逊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助手开始怀疑雷伯恩私下里是否也并未很热情地表达他所说的支持。雷伯恩的赫赫威名,不仅在他那个包含七个县的选区家喻户晓,在整个北得州都是震天响的。达拉斯北部那些零星的小镇上,法院里的政客们就等着山姆先生一句话,便能一边倒地偏向林登•约翰逊的阵营。那句话没等来。到六月,约翰逊的支持者们纷纷在书信里表达他们的疑惑。沃伦•贝罗斯给康纳利写信,表达对北得州情况的担忧。他说:

格雷森县的罗伊法官在那里的势力相当大,也是山姆•雷伯恩的好友。我一直努力想让人请雷伯恩给罗伊打个电话,(但罗伊)还没接到雷伯恩的电话。我是差不多一个月前就这么建议了……

又及:你不能让雷伯恩到得州来发表个演讲吗?这是最有用的了。

六月三日,康纳利在回信中不得不坦白:“我们已经请雷伯恩给他打电话了。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打……我们也在请雷伯恩到得州来演讲,但不知道请不请得来。”

选举日逐渐迫近,雷伯恩那边依然没有音信,疑惑变成了愤怒。傲慢自大的马什,约翰逊支持者中唯一敢直接向雷伯恩表达感情的人,就这么做了。六月中旬,他给议长发了封电报:

如果周六晚上之前你还不在丹尼森发表讲话或者传来相关信息,那就永远别讲话了,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周再讲话反而会在政治上对他有害。会被解读为不情愿、迟缓和不充分的声明。不管你的立场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来得太晚,已经无效了。

山姆•雷伯恩最终在六月二十日为约翰逊背书,距后者要求他这样做已经两个月了,也就是在离选举还剩一周多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这个背书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了。另外,议长虽然发表了公开声明,却很少私下表达支持。雷伯恩对约翰逊竞选参议员的支持程度,从他自己的选区就能看得出来,那里一共投票三万一千张,约翰逊只得到了七千张。

选举之后,雷伯恩真正的倾向表现得更清楚了。他和杰拉尔德•曼熟络起来,后者的家乡在萨尔弗斯普林斯,离博纳姆不远。雷伯恩喜爱这个年轻人,对方和他也是惺惺相惜。“我很喜欢山姆•雷伯恩。”曼说。虽然约翰逊已经在跃跃欲试地准备一九四二年再次竞选参议员了,雷伯恩心里的候选人可能已经变成另一个年轻人。一九四一年九月二日,曼正在去华盛顿的路上,雷伯恩还想帮他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面。议长告诉“老爹”沃森,他觉得“跟总统短暂碰个面,能够产生一系列有益的影响”。雷伯恩是不是一直就属意曼,只是后来觉得资金不足的检察长不可能打败遭人恨的奥丹尼尔,才转而背书约翰逊的呢?约翰逊成功将这个威胁阻挡了一阵子。沃森告诉雷伯恩,安排得州检察长跟总统见个面,肯定不难。但他想错了。九月十一日,沃森接到通知:“塔利小姐说总统这次不想见杰拉尔德•曼。曼先生是林登•约翰逊在竞选参议员期间的对手,约翰逊现在正在弗吉尼亚休养身体,刚接受了扁桃体切除手术,总统想先去看看他。”雷伯恩一再坚持,罗斯福那边就安排下一次曼来华盛顿时见他。但这个会面是定在一个星期天的,那个星期天刚好是十二月七日 (1)

珍珠港事件,让山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在转瞬之间就“重修旧好”。

竞选参议员时,约翰逊承诺过:“如果有一天,我必须投票,将您的孩子送去战壕,那么林登•约翰逊也将于同一天离开参议员的位子,和他一同前去。”在主战思想占主导的得克萨斯,这样的承诺太中听了,这位候选人每次发表重要讲话都要重复一遍。现在,虽然他的位子还在众议院,这个承诺是不可打破的,只要他还想在得州继续政治生涯,就得言出必行。约翰逊在几个月前被任命为美国海军储备力量的少校指挥官,十二月十一日,他开始履行军队职责了。在众议院,他起立说道:“议长先生,我请大家一致同意我无限期请假。”

“有人反对得州这位先生的要求吗?”雷伯恩问道。没人反对。雷伯恩说:“通过了。”

林登•约翰逊去海军服役的故事是非常复杂的。说到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根据他自己私下里跟同侪们所讲述的,这行动至少不仅是出于爱国,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对于雷伯恩这种把有些事情想得特别简单的人来说,这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穿上军装,去为祖国而战,也许还要牺牲。雷伯恩是个极度沉默的人,几乎没人能看透他的心事。然而,父子感情再疏远,父亲在儿子陷入险境的时候,心里的坚冰也会融化,而此时雷伯恩对林登•约翰逊的冷冰冰也变成了暖洋洋。他们很久没有过友好亲切地通信了,一年多了,一次信件往来都没有。但在十二月十八日,要出发前往西海岸的几天前,约翰逊写了一封。他说,他很担心议长的健康,希望雷伯恩能照顾好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说:“您一定会承担很重的担子,这个国家除了您之外,没几个人能承担这样的重责。您从未逃避过任何责任,从来都是圆满履行职责。您现在也是一样,但如果身体垮了就不行了。所以请接受一个与您相比实在还很幼稚的人的建议:‘保持健康。’”信的落款写道:“尊敬和爱戴您的,LBJ。”山姆•雷伯恩把那封信叠了又叠,直到能放进皮夹子里,就这样随身携带了好长一段时间。接着他把信放进办公桌一个特别的抽屉里,里面装的都是来自他母亲的信。十八年后,山姆•雷伯恩图书馆的管理员们要把那个抽屉里的东西归档,打开一看,那封信还在。

在山姆•雷伯恩看来,林登•约翰逊是那个英勇无畏上战场的勇敢年轻人,而他背后有一个勇敢年轻的妻子,那个安静温顺的少妇。雷伯恩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发现她是那么孤独,几乎和自己一样。他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而她也回报了他的厚爱,而且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让他在约翰逊夫妇的公寓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最先去了西海岸以后,林登•约翰逊回到华盛顿。二月,他又离开了,这次据报告是去南太平洋。他和也参加了海军的约翰•康纳利从联合车站离开,“小瓢虫”•约翰逊和康纳利的妻子内莉前去告别。

山姆•雷伯恩也去了。他是突然宣布要和他们一起去车站的。用“小瓢虫”的话说,那个巨大的车站“喧闹嘈杂”,挤满了水手、陆军和海军,妻子们都在和他们吻别。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雷伯恩独自站着,像通常那样端正而沉默,站在他十分喜爱的这对年轻夫妇身后很远的地方。约翰逊夫妇互道再见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脸上也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然而列车驶离车站之后,他走到“小瓢虫”和内莉身边,说出的话并不温柔,只有了解山姆•雷伯恩的人才能明白背后蕴藏的情感。“姑娘们,”山姆•雷伯恩生硬地说,语气就像个怎么努力也无法欢快起来,也清楚自己这种性格,但无论如何也决心要欢快一点的人,“姑娘们,我们要去华盛顿最好的地方吃顿晚饭。”

很多思想敏锐的人都很难理解未来二十年两者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山姆•雷伯恩怎么会和一个原则上与自己背道而驰,性格上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人成为如此坚定的盟友呢?部分是出于“小瓢虫”•约翰逊的体贴与亲切,还有羞涩,都让雷伯恩对她喜爱有加。战争期间林登不在,议长几乎是把“小瓢虫”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像个父亲那样保护着她。丈夫不在,她努力帮他代班,管理议员办公室,而雷伯恩会帮她解决一些难题,帮她找机会去参加晚上的活动,同时也帮助其他参战年轻人的妻子,不仅有内莉•康纳利,还有吉姆的妻子伊丽莎白•罗。

“小瓢虫”有着很强的亲和力,也许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能给雷伯恩家的感觉。雷伯恩的余生都经常去约翰逊家吃晚饭,有时候一周去好几次,唯一的规矩就是把那“该死的电视机”关掉。她对他最爱吃的菜了如指掌,而且用身上那股永不消散的温暖,让他感觉到,她很喜欢、很乐意准备这些菜。后来约翰逊雇了个厨师,“小瓢虫”还专门教他怎么做山姆先生喜欢的玉米面包和辣椒酱。随着岁月流逝,“小瓢虫”和“山姆先生”之间的感情日益紧密。说起“议长”,她的语气中有种非同寻常的热烈:“他是我们中最好的一个,是最优秀的美国人。”他的兄弟姐妹去世,正在悲伤之时,她与他感同身受。有一次遇到这种事,她给他写信:“今天我们真希望能伸手拥抱您。我们与您同悲。”雷伯恩后来给她回信:“你给予我的友谊,是我生命中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小瓢虫”怀孕期间,议长深深顾虑她的健康,旁人看在眼里都不禁失笑。他总是催促约翰逊给她打电话,问问她好不好。有一次,约翰逊没有立即遵命,他便有些恼怒地说:“现在就去给她打电话。”

接着这对夫妇就有了孩子。一九四四年,琳达•博德诞生了,三年后又有了露西•贝恩斯。山姆•雷伯恩万分渴望要个孩子,但膝下荒凉,也永远不可能再有。他就把这种爱倾注到林登的孩子身上。他可以让某个孩子坐在他膝盖上,一坐好几个小时,耐心地听着小女孩含糊不清的童言。琳达•博德刚学会说话,他就教她一句话:“我俩就是老朋友。”他会在自己的公寓给她们办生日派对,请上十或十二个她们的朋友。孩子们的父母目睹小女孩小男孩们坐在议长的膝盖上,或者伸出手来拥抱他,眼睛都瞪圆了,这可是个人人都害怕的大人物啊。父亲之一的游说者戴尔•米勒说,目睹了这个山姆•雷伯恩,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未想过的问题:“他是个善良温柔的人,不过他要是觉得你发现了这一点,会很不高兴的。”林登•约翰逊的家,成了山姆•雷伯恩的家,他没有过的家,一直渴望的家。

加强两个人之间纽带的,还有约翰逊“专业装孙子”的技能。

他知道自己有多需要“山姆先生”。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山姆•雷伯恩都权倾华盛顿。总统不断更迭,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但不管谁是总统,山姆•雷伯恩都是议长;一九四〇年以后的二十一年里,他就一直坐在童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那个位子上,坐了将近十七年,是美国历史上担任议长时间最长的人。他在相应分支的权力是巨大的,大到扩展到整个政府。约翰逊此时作为一个初级议员,在这位年长之人控制的机构里,自然是需要他的;而以后,他要实现自己的大抱负,当然也需要他。他看得很清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对威廉•O.道格拉斯讲过,如果你想当总统,“必须通过山姆•雷伯恩”。他需要和议长交朋友,也贡献出很多精力,发挥很多技巧去和他交朋友。他反复讲述两人的初次见面,(“我亲爱的议长先生,”他在一九五七年写道,“当我还是个穿着及膝短裤和高帮鞋的小男孩,父亲就告诉我:‘有个从博纳姆来的年轻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你可不要忘了。’我向他承诺自己会记得,这也是我一生中做出过的最明智的承诺。”)他反复说了很多次,最终雷伯恩自己也觉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一九六〇年,雷伯恩提名约翰逊参加总统竞选时说,“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个人,从他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认得他了……”随着雷伯恩年事渐高,这个故事对他来说意义越来越重大。参议员拉尔夫•亚伯拉后来回忆,雷伯恩七十六岁时参加一次宴会,“林登讲起山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得州众议院的)走廊上穿着短裤跑来跑去。他说‘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看到雷伯恩在宴会上当场热泪盈眶,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一九四四年琳达•博德出生时,约翰逊给雷伯恩打电话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还特意说,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的,甚至都没先告诉自己的母亲。雷伯恩最喜欢的姐姐露辛达(“露小姐”)每年来华盛顿的时候,约翰逊都悉心招待;等她回了博纳姆,约翰逊就给她写信,告知议长的健康状况;还给她送礼物,比如盒装的糖果,包装十分精美,她还放在自己梳妆台上做装饰品。结婚的头十年里,“小瓢虫”不怎么出现在丈夫讨论严肃政治事务的晚餐上,除非议长也在场。要是山姆要参加,她也会被带着一起去,就算她是桌上唯一的妻子。她回忆,打仗的那几年,有时候一群得州人会去西方餐厅或霍尔餐厅吃晚饭,来点蓝蚝,再吃点龙虾。“议长会参加,可能还有赖特•帕特曼,等等……其他人都把妻子留在家里,因为他们谈的都是正事。于是就是三四五个男人,加我。出于某种原因,林登总是会带我去。”

尽管林登•约翰逊和山姆•雷伯恩“重修旧好”,两人的关系和之前相比还是有了微妙的不同。雷伯恩之前一直被喜爱之情一叶障目,对这个年轻人从不批判责怪;然而,一九四〇年加纳与罗斯福之争中,约翰逊的行动将这片叶子拿掉了。就算山姆•雷伯恩又再度对林登•约翰逊喜爱有加,这喜爱再也不盲目了。华盛顿很多人没意识到这点,但接下来二十年里参加“教育委员会”聚会的人都知道。理查德•博林说:“他(约翰逊)的傲慢和利己经常被批评。同样的话他(雷伯恩)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从没见过像林登•约翰逊这么自负和自私的人。’”他现在似乎已经明白,这个年轻人前进的动力是什么。拉姆齐•克拉克说了句话,其他和两人熟识的人也都同意:“他了解约翰逊。我听过他谈论约翰逊和此人的野心。我觉得那完全不是盲目的爱。”

但克拉克还补充了一些话,博林表示同意,肯•哈尔丁和D.B.哈德曼以及那些每天下午都坐在“教育委员会”,推进权力大戏上演的人也都同意,虽然这“爱”并非“盲目”,但肯定是爱。山姆•雷伯恩会批评约翰逊,但不允许别人这样做。一次,一九四八年约翰逊的参议员竞选过后,得州一位记者坐在议长的车上,说约翰逊选举作弊,雷伯恩让司机停车,命令该记者马上下车。哈德曼说:“从各个方面看,这都是一种父子关系……约翰逊可能让他生气,但他又会在所有外人面前维护约翰逊。他爱他,会全力为他兜底。”

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人的关系虽然恢复,雷伯恩再也不会无条件地给予他的爱与支持了。至少在政治事务上,他要求约翰逊像其他人一样,尊重他,甚至顺从他。国会大厦底层那间“教育委员会”的门又向约翰逊敞开了,但在这间屋里,雷伯恩是绝对的主人,约翰逊也承认这个事实。就算到后来,约翰逊和雷伯恩两人分别是参众两院的领袖了,约翰逊依然承认这个事实。从两人互相的称呼上就能看得出来。“他从来没叫过‘山姆’,”有人说,“总是‘山姆先生’或者‘议长先生’,还有‘林登’。”另一个人说:“从来没觉得他俩平等过。从来没有。就算(约翰逊成为多数党领袖)之后,还是对他很是恭顺。他可能会跟雷伯恩争论,但你还是一眼就知道谁是老大。”要是和雷伯恩意见不符,约翰逊的争论总是这样开头:“议长先生,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听听我的想法吧。”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布朗&路特的游说者弗兰克•奥尔托夫说,雷伯恩就会听一听,但不这么做的话,他就不会听。就连把约翰逊视为偶像的沃尔特•詹金斯都说:“他对雷伯恩先生的顺从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雷伯恩要求什么,约翰逊就给什么。

偶尔,约翰逊会流露出对这种给予的真实想法,但从未让雷伯恩看出来过。进入参议院后,他偶尔会对吉姆•罗说:“哦,雷伯恩真他妈太难搞了。我必须得去教育委员会拍他的马屁,我一点都不想去。”但他还是去了,拍了马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九五七年,他已经是多数党领袖了,参加了博纳姆的山姆•雷伯恩图书馆揭幕仪式。他正在和几个得州显贵交谈,雷伯恩的一位下属,众议院的看门人“鱼饵”米勒走过来跟他说,议长想见他。他两次挥手叫米勒走开,米勒再叫,他爆发了:“他妈的,在华盛顿我得一直拍他马屁,在得克萨斯总不用了吧?我不去!”但接着他跑步追上米勒,确保他没把这话转述给雷伯恩,然后急忙走到议长身边去了。

给了雷伯恩他想要的,约翰逊也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珍珠港事件后的二十年来,山姆•雷伯恩一直是林登•约翰逊事业的基石,最坚固的基石之一。

一九六一年八月,七十九岁高龄的山姆•雷伯恩已经双目失明,但仍然是众议院议长。他罹患癌症,病入膏肓,终于无法忍受疼痛了,不得不在震惊得一言不发的众议员面前宣布(但还是没有明确公开隐瞒了很久的病况),虽然国会还在召开,但他得离开华盛顿,回到得州接受治疗了。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当时身在柏林,是被肯尼迪总统派去为该城市表明美国的支持态度的。(八月十七日,肯尼迪打电话找约翰逊去柏林时,约翰逊正在雷伯恩位于安克雷奇的公寓里。接到电话的他回答,那个周末计划跟雷伯恩去钓鱼。雷伯恩打断了他,叫他去柏林,他说可以改天再去钓鱼。)

八月二十一日,约翰逊回到华盛顿,“小瓢虫”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场去迎接他,突然环顾四周,惊讶地发现山姆•雷伯恩就站在她身后,就像他很多年前站在联合车站一样。

亲爱的议长先生(“小瓢虫”写道):

那个灰蒙蒙的上午,我站在那架飞机前等着林登,一转头看到了您,脑中顿时掠过多年的岁月,想起您站在我们身边,帮我们渡过了那么多的难关。您撑着病体,拨冗前来,实在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了。写这封短信,也是对您一诉衷肠。

明年四月,我即将迎来二十五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也是作为国会成员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我们生命中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您。

八月三十日,雷伯恩回信,依然是一贯的生硬与正式。“亲爱的‘瓢虫’,”他写道,“你的短信让我如沐春风,万分感激。你知道,没有人像你和林登一样,跟我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与爱。能够跟你们密切来往,着实是很棒的事。”那天,他正遭受病痛无情的折磨,但写这封信的手没有发抖。信尾签下的“山姆•雷伯恩”依然坚定,一点颤抖的迹象都没有。第二天早上,雷伯恩回到博纳姆的家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在他弥留的那几天陪伴身边的一位朋友解释他为什么不待在医疗条件更好的华盛顿,这位朋友写道,雷伯恩觉得“一个乡下小子拖着病体,待在华盛顿,实在太孤独了”。


(1)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刚好是日本海军突袭美军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的日子。

•37•

“最佳罗斯福代言人”

珍珠港事件让林登•约翰逊的事业偏离了轨道。

他本打算一年之内就再战“老爹”奥丹尼尔。一九四二年夏天将进行民主党初选,这次当选的话,那个参议员的位子可以坐满六年。他期待着总统能在一九四二年继续支持他,种种迹象表明,这期待能够成真。首先,总统没有积极回应雷伯恩关于与杰拉尔德•曼见面的请求。另外,一九四一年,赖特•帕特曼请求面见总统,表明白宫对他的支持,觉得自己多年来的资历和政绩于情于理都应该得到这个支持,结果罗斯福根本没见他。另外,一九四二年的约翰逊再也不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了,上次选举时斥资数十万美元做的广告,已经让他有了名气,在得州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一九四一年建立并完善的遍布全州的“约翰逊竞选参议员”组织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在一九四二年大展拳脚了。布朗&路特会再一次做他的坚实后盾,也就是说这次他也是想花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他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但战争爆发了,他参军了,一九四二年的竞选是不可能了。下一次机会,要等七年。

一九四八年,机会来了,他的竞选主题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一年,他的主题是“百分之百全面”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新政。而一九四八年,他不再支持罗斯福所坚持的理念与行动了。

他对其中大部分理念和行动的态度,都变成了反对。

甚至在罗斯福去世之前,这变化就开始了。因为甚至在罗斯福去世之前,约翰逊就认定了,得州的权力,能够让他在自己那三级阶梯上迈向第二级的权力,并非掌握在爱戴总统的得州人民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个得州统治者的小圈子手里,而这个小圈子痛恨罗斯福。一九四三年二月,罗斯福对他们发去信号。这个小圈子在华盛顿的代言人之一,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马丁•戴斯,他认为新政是某某主义的阴谋。国会有人正在四处活动,准备取消这个委员会。约翰逊的投票是保留此委员会,并且为其增加拨款。

满腔热忱的自由派哈罗德•杨听说自己如此热切支持着的人竟然如此投票,震惊无比,给约翰逊打了电话:“你是想告诉我,你赞成那个婊子养的拿更多钱?”约翰逊承认自己是这么投票的,还说:“我从没公开说过自己是个自由派。”“嗯,”杨说,“你他妈的还真是把我骗得团团转。”当时当地他就为这个自己之前十分欣赏,面对权势却瞬间低头的懦夫取了个新绰号,“躺倒林登” (1)

罗斯福还活着还掌权的时候,这种转变是悄无声息的。约翰逊在离华盛顿两千多公里开外的得州表达的情绪,在首都是很少流露的,只除了以科科伦为核心的一个小派系。科科伦被排挤出总统的官方权力圈子以后,飞快地变成一个游说者,发挥“木塞”汤米的魔力,帮助这个国家反对新政最厉害的商人来规避自己写的那些法律,并且从中积累财富。一九四二年,查尔斯•马什相当灰心丧气地说,科科伦和约翰逊都已经“认定公众对新政十分厌烦了,必须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科科伦安排约翰逊在俄勒冈的波特兰发表一个演说,马什认为这个演说“是对新政的全面否定”。约翰逊在最后一刻删掉了大部分的反新政言辞,只留下了几段,有那么个意思。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在为即将拆除为二战提供钢材的老旧战舰“俄勒冈”号举行的告别仪式上,约翰逊发表了这个演说。他说还要进行另一项拆除行动:要拆除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很多大萧条时期建立的政府机构,比如“老掉牙的市政工程局、联邦住宅管理局和公用事业振兴署”,他说,“早已经没用了”,这些机构里的人“手握大权,却尸位素餐;这些人热爱祖国,愿意为其牺牲,但在这之前,他们那些非常过时、非常危险的见解早就让别人牺牲了”。

人员冗余,却还像蜈蚣一样在苦难中设法前进的政府该怎么办呢?(他质问道)……我们正在努力与抗争,要阻止柏林那个最会开空头支票的骗子 (2) ,那我们自己的空头支票大师呢?让我们陷入各种表格与文件的繁文缛节中不得脱身的人呢?……那一群群应该在国家战时回炉改造的人,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我们必须拆除他们,必须结束这种冗余的不健康状态,必须打破这僵局……我们正在逐渐陷入一个越织越大的蜘蛛网。

一九四四年,反新政的“得州常客”发起了反罗斯福的暴动。约翰逊表面上仍然站在得州的新政支持者这边,但在维尔茨的帮助下,他把自己在斗争中的作用减到最小,隐蔽得非常好。斗争之后,相信约翰逊是个自由派并且一直支持他的比尔•基特雷尔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厌恶,开始对朋友们说:“林登是个没有立场的人。”

罗斯福在世时,他的转变的确悄无声息,但开始得相当早,其实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参议员竞选后的短短几个月里。早在他通过对戴斯的委员会去留投票发出公开信号之前,他就在一系列由罗伊•米勒、赫尔曼•布朗、阿尔文•维尔茨和艾德•克拉克安排的秘密会议中,让得州财阀阶层的关键人物们知晓了米勒、布朗、维尔茨和克拉克早已知晓的事实,正如罗伊的儿子戴尔所说的:“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很积极的自由派,一举一动都是新政的代言人,性格气质也是如此:年轻、充满活力、开朗。但……实际上却远远不是如此……”或者如乔治•布朗所言:“他(说他)支持黑人,支持劳工,支持弱势群体,但如果发自内心地讲大实话,他是个很现实的人。”“基本上,”乔治•布朗说,“林登比一般人认为的更保守,更实际。”而到一九四〇年中期,布朗说,至少在得州,“人们”,那些重要的人,也都明白了。“那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他真正站在哪一边了。”

罗斯福去世那天,约翰逊的记者朋友威廉•怀特写道,他在“国会大厦一条阴暗的走廊上”遇到这位年轻议员,他“热泪盈眶”,“颤抖的双唇”叼着“一个白色的烟斗”,和罗斯福用的很像。他告诉怀特,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看墙上的一幅漫画,漫画里的总统叼着那个烟斗,下巴习惯性地伸出去。他的头是往后仰的。然后我就想到所有平凡的人和他们遭遇的重大损失”。他告诉怀特,“他一直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他一直跟我那样说话……”接着,怀特写道,约翰逊放声痛哭:“天哪!天哪!他怎么能为我们大家承受这么多?”

然而君王已逝。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二天,约翰逊的一名秘书多萝西•尼克斯问:“他走了。我们现在靠谁呢?”“亲爱的,”约翰逊回复,“我们有杜鲁门啊……接下来两个星期,这个人一定会发起最强烈的攻势来争夺权力,肯定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识过的。”

罗斯福去世了,约翰逊的立场转变也公开化了。之前他费了那么多心力去建立罗斯福支持者的形象,这是很难一笔勾销的,于是,一九四七年,他找来另一个记者朋友泰克斯•艾斯利去纠正这个形象。艾斯利对这位议员进行了独家专访之后,写道:“整个得州的人多年来都认为林登•约翰逊是新政的代言人……现在,再给约翰逊安上新政热烈支持者的标签,就是错误的了。这可能很惊人,但绝对真实。”约翰逊提了三个政府的行动,“发展水电,农村电气化,农场与集市通路”,除了这些有限的方面之外,他都不支持新政,约翰逊告诉艾斯利。“我觉得‘新政支持者’这个提法不对,”他说,“我赞成自由企业制度,不赞成政府为任何人们可以自己进行的事情代劳。只要条件允许,政府就不应该插手。”一名自由派的记者后来写道:“只赞成通路和农村电气化?这简直像棉花大亨艾德•史密斯或者吉姆•伊斯特兰德说的话。自由派绝对是说不出这种话的。”后来的一个场合,他又试图为自己早前支持新政找借口:“那时的我很年轻,爱冒险,冲动莽撞不动脑子……”

在公开场合,他还只是在攻击新政的某些方面;而私下里,至少在得克萨斯,他的行为就要过分得多了。他说,自己不支持新政,从来都没支持过。他说,支持罗斯福,只是为了帮得州争取一些东西。事实上,私下里的他对新政的反对,几乎和曾经的支持一样狂热。一九四八年参议员竞选中,他几乎没有支持一个从新政而来,又推进新政发展的项目。他没有作为新政支持者参选,为了弥补自己前后言行的不一,他最大限度地反对新政。竞选时,他攻击了很多新政遗留下的东西。一个议题就能很好地象征他观点的转变:劳工。第一次的参议员竞选时,他告诉得州的工会:“我是作为劳工的朋友来找你们的。”第二次,他成了敌人,公开的仇敌。一九四八年,攻击“工会骗子领袖”和“只听从莫斯科命令的共产党(工会)骗子领袖”的不是“老爹”奥丹尼尔了,约翰逊开始说起了这些话。他的转变不仅限于劳工问题上。他曾经在演讲、宣传册、海报和巨大的广告牌上说过,他是“百分之百”支持罗斯福和新政的。现在,他说自己还是支持一定百分比的新政立法,但这个百分比再也不是百分之百了,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他说,新政一共有二十七项主要立法,其中十三项他投了赞成票。美国反新政前沿的商业集团达拉斯商会查了他的记录,发现真是十分保守,令人满意,于是很热情地为他背书。

这转变也许让哈罗德•杨和比尔•基特雷尔震惊,也许让曾经把林登•约翰逊视为“最佳罗斯福代言人”的“老爹”沃森震惊。但那些曾经和约翰逊同住道奇旅馆的年轻人却不会震惊,他们说过:“林登是根墙头草,飘来荡去随风倒。”他与总统和新政的关系,恰恰说明这些年轻人把他看得多透。那些宣称忠于富兰克林•D的大幅广告牌上油漆颜色还依然鲜艳,林登•B却已然背叛了他。


(1)  “躺倒”的英文“Lyin’-down”和“林登(Lyndon)”的发音和写法都相近。

(2)  指希特勒。

•致谢•

Debts

有时,读其他传记的致谢部分,我会注意到,作者有一整个团队的研究伙伴、研究助理,可能还有一两个打字员。但我从不艳羡。我有艾娜。

在完成这本书的七年中,我的妻子,艾娜•乔安•卡罗,承担了所有这些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如我写自己第一本书的那七年。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农村地区大型公共工程的专家,帮助我深入研究探索罗伯特•莫尔斯的生平。而我写这本书时,她又变成一个农村电气化和水土保持的专家,经常整天整天地开车往返于丘陵地带,寻找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了解在林登•约翰逊把这些创新变化引进到丘陵地带之后,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之后再把她们的话转述给我。艾娜在小镇的图书馆研究查找,“挖掘”出图书管理员发誓已经不存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周报。她对纽约和华盛顿这些大城市图书馆设施的了解实在无与伦比,让她似乎拥有一种魔力,能够立刻说出哪里能找到某条十分难找的信息。除此之外的很多方面,她也是坚持不懈,机智聪慧,是这本书研究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助手。另外,她还充当了这字数繁多的文稿的打字员,有些章节甚至要打上一遍又一遍,却毫无怨言。她给予我的,有支持和鼓励,也有很多一针见血的批评洞见。多年来亲切温柔的无私奉献,也许只有莎士比亚的语句才能更好地表达她对我的意义。她是唯一与我一起在两条长路上跋涉的伴侣,是我梦寐以求的最佳搭档。

我对出版人了解越多,就越认识到我的出版人是多么优秀。到现在,罗伯特•戈特利布已经和我合作了两本书。他信任我的能力,能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一直鼓励我,支持我。在这个很多人连短篇都不屑于去细致修改的时代,罗伯特•戈特利布不仅为这个长篇做了细致的修改编辑,还满怀着热情与智慧,发挥了艺术家般的才华。作为克诺夫出版社社长的他,责任多压力大,却仍然在整本书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才华。

Power Broker 和这本书上都协助了罗伯特•戈特利布的是克诺夫的凯瑟琳•A. 霍瑞根。她是作者的好助手,贡献之一就是让一本大部头看上去赏心悦目,能让人读下去。她会直言不讳地做出很多敏锐批评,正如她一直以来的诚实正直。我永远感激她为这本书投入的那些漫长时光。

克诺夫还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人,其中要特别感谢的是莱斯利•克劳斯、弗吉尼亚•谭恩和我的老朋友妮娜•伯恩、简•贝克尔•弗雷德曼、比尔•拉夫尔德和玛莎•开普兰。

也许是因为我的书一写就是很长时间,有父子兵齐上阵来协助我。安德鲁•L.休斯长期以来都在为我提供很有价值的文学与法律建议。而负责这本书艰难的制作出版(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过程的是安德鲁•W.休斯。

多年来,我的经纪人琳恩•内斯比特一直都在我需要的时候站在我身边。要是我从未告诉过她,这些帮助对我意义有多大,那就在这里说吧。

我感谢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的很多工作人员协助了我在那里的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助理馆长查尔斯•科尔克兰,还有麦克•吉利特、琳达•汉森、戴维•汉弗雷、乔恩•肯尼迪、蒂娜•罗森、E.菲利普•斯科特、南希•史密斯和罗伯特•提辛。

克劳迪娅•安德森这位名副其实的史学家,工作细致全面,严谨追求事实,引导我了解了该图书馆的馆藏,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还要感谢H.G.杜拉尼,得州博纳姆山姆•雷伯恩图书馆的馆长;感谢约瑟夫•W.马歇尔,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的监督管理员;感谢奥德雷•贝特曼,奥斯汀公共图书馆“奥斯汀-特拉维斯县系列馆藏”的负责人;感谢金斯维尔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詹姆斯•C.吉尔尼根图书馆的保罗•K.古德;感谢约翰逊城国家公园服务处的约翰•蒂夫;感谢巴克尔得州历史中心的琳达•库班;以及苏珊•拜科夫斯基。

得州有几十名政客和政治观察家慷慨拨冗,带我探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错综复杂的得州政治局面。其中几位需要特别提及一下。其中包括安•菲尔斯•克劳福德、范•肯尼迪、已故的D.B.哈德曼和阿瑟•斯特林。还有西姆•吉迪恩和汤姆•C.弗格森法官,他们带我一步步地去了解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和马歇尔浅滩大坝建设的相关信息;以及E.巴布•史密斯,为我提供了很多关于农村电气化,及其社会与政治影响的知识。

我要最深切地感谢爱德华•A.克拉克,三年多以来,曾经在林登•约翰逊治下担任过澳大利亚大使,在得州政坛举足轻重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克拉克先生,经常在晚上抽空前来,丰富我的政治知识。我将永远在回忆中珍藏这些晚上。

得州的马林镇出了两个得州政坛的敏锐洞察者,还能入木三分地谈论这些政治事务。他们就是玛丽•路易斯•杨和弗兰克•C.奥尔托夫。奥尔托夫本人也是史学家,还是最亲切的绅士与主人。因为他们和罗妮•奥尔托夫,我将永远喜爱马林这个地方。

林登•约翰逊童年与少年时期的很多玩伴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我特别想感谢杜鲁门•福西特、威尔玛•格林•福西特和克莱顿•斯特里布林,感谢他们给予了我多日的帮助。我最先感谢的还是阿娃•约翰逊•考克斯,她机智聪慧,对山姆•伊利和丽贝卡•贝恩斯•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儿子林登(也是她最爱的堂弟)可谓了如指掌。她对这本书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参考资料说明•

A Noteon Sources

一九七五年,我开始研究林登•约翰逊的生平,那时候他要是没去世,也才六十七岁,所以他的很多同辈都还活着。因此我能够去了解他成长时期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有最好的资料来源,就是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人。同时,也让这本书能够抛开关于林登•约翰逊早期生活的错误信息,展现最真实的一面。

这些信息的错误程度,其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澄清错误、明白地表现美国第三十六届总统性格的重要性,在我研究他大学生活时变得清晰明显起来。约翰逊大学时代的文章和传记,基本都把他描述成一个很受欢迎,甚至颇具领导魅力的校园名人。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搜集的同窗们的口述史,也呈现了一个同样的约翰逊。在刚开始研究的初期,我根本没有理由觉得这其中还另有隐情。其实,在我首批采访的同窗中,亨利•凯尔给出完全不同的说法时,我还坚信是因为凯尔在一系列校园竞争中败给了约翰逊,我听到的是一个怀恨在心的人说出的偏激之词,甚至根本没把那次采访的笔记给整理出来。

然而,接下来,我又采访到了其他同学。

找到他们不容易。多年来,约翰逊就读的得州西南师范并没有一个很活跃的校友组织,很多以前的学生都联系不上了。这些毕业生似乎都散落在整个得州偏僻的农场和牧场上,甚至遍布全美。找到他们的时候,我听到的还是那些构成林登•约翰逊神话的老故事,但采访到的男男女女同时也一遍遍告诉我,这些故事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我请他们把无人知晓的那部分说出来,他们不愿意,只是说,有个叫弗农•怀特塞德的人可以跟我讲,但他们听说,怀特塞德已经去世了。

然而,有一天,我电话找到了霍勒斯•理查兹,约翰逊的一位大学同学,住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我电话里说准备从奥斯汀开车去找他。理查兹说林登•约翰逊在大学里的故事,确实在现在传言的背后还有很多隐情。但除非弗农•怀特塞德跟我讲了,否则他不会开口的。但怀特塞德死了呀,我说。“什么呀,根本没有,”理查兹说,“他没死。他上周才来过我这儿呢。”

理查兹说,原来,怀特塞德离开家乡,开着流动的房车四处旅行。他要前往佛罗里达,计划在那里买套公寓。但他不知道怀特塞德去的是佛罗里达哪个城市,只知道这座城市在迈阿密以北,名字里有个“比奇”。

我打电话去佛罗里达海兰比奇一个房车停泊地,找到了怀特塞德先生(事实上,他是在我打电话过去的几个小时之前才到那里的),然后飞去那里见了他,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林登•约翰逊在圣马科斯生涯中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其他同学们暗示的一样,能够很充分地说明约翰逊的性格。等我再回去找那些同学时,他们证实了怀特塞德的话,理查兹自己还加了很多细节。他们现在开始讲述背后的故事了,跟之前讲的那些大相径庭。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些从未接受过采访的同学。我在丹佛找到了麦尔顿•肯尼迪,他在很多故事中都是关键人物。就在丹佛机场的一间休息室里,我采访了他。而最终呈现出的圣马科斯的林登•约翰逊,面貌和之前种种叙述所塑造的大不一样。

写作本书的七年来,这样的经历周而复始。我采访的几百个人中,有好几十人是之前从未接受过采访的。有的人提供信息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但他们提供的信息帮我逐渐勾勒出林登•约翰逊的新形象,和之前所有的形象都大不相同。

可以说,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和每个重大事件上都是这样。林登•约翰逊很爱谈论自己大学期间追求过的那个姑娘,卡萝尔•戴维斯,现在已经是卡萝尔•戴维斯•史密斯了。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因为卡萝尔父亲(他说这人是个3K党党员)对自己的家庭出言不逊,他自尊心受伤,发誓(尽管卡萝尔泪如雨下地求他)不会娶她;还说他在卡萝尔结婚之前就(和“小瓢虫”)结婚了;说他第一次参选国会议员时攻击了卡萝尔的父亲,而后来卡萝尔听了他的演说,“非常痛苦”,他又很同情她;说他在竞选风头最劲时因为阑尾炎住院,有天醒来发现卡萝尔就站在他的病房门口;说她给他投了票,证明了她还是爱他的。各种林登•约翰逊的传记中都反复讲述了这段纠结的罗曼史,还加上了很多生动的细节。但重复这个故事的作家们,没有一个去问过卡萝尔•戴维斯。其实她是很好采访到的,一直住在圣马科斯。卡萝尔有两个姐妹、几个朋友,以及林登•约翰逊的几个朋友,作为这场恋爱的见证人,也都是很好采访到的。我采访了他们以后,发现的也是一个辛酸曲折、能够揭示内情的故事,却和约翰逊讲的那个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除了本书里讲到的主要内容之外,林登•约翰逊所说的一些小细节应该也是不正确的:卡萝尔的爸爸不是3K党党员;决定不结婚的不是林登;卡萝尔没有求他娶自己;他不是先结婚的那个;她没有去医院看他;她没有投票给他。)

同样的,林登•约翰逊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精彩美好的家庭生活。他的妹妹丽贝卡,还有山姆•休斯敦,都在去世之前告诉我哥哥的描述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回忆。但他们的话也没什么必要,完全可以问问那些去过约翰逊家里的人,除了经常去的比如他父母的朋友斯特拉•格利登和林登的堂姐阿娃,还有三个更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三个在他们家帮过佣的女人。这三个人以前从未被采访过。林登•约翰逊讲述的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是很多人对他进行详细研究分析的基础。而真正的亲子关系也很精彩,却完全不是被研究分析的那样。

因为林登•约翰逊的很多同辈人都还活着,我可以走过林登•约翰逊童年时走过的尘土飞扬的街道,身边跟着的也是他那时的同伴。在约翰逊城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玩伴和校友中有堂姐阿娃,杜鲁门•福西特、米尔顿•巴恩韦尔、鲍勃•爱德华兹、路易斯•卡斯帕里斯、辛西娅•克赖德、约翰•多拉海特和克莱顿•斯特里布林。这些人(以及另外十几个林登•约翰逊年轻时的同伴)中有很多一直住在约翰逊城,剩下的也住在附近的农场或牧场,或者奥斯汀。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他们通过成人的眼光观察过那个瘦高个子的年轻约翰逊)讲述的故事汇总起来,可谓精彩纷呈、令人着迷,但也是之前从来不为人所知的。

至于林登•约翰逊少年时代之后的生活,就是做议员秘书、青管局得州理事和国会议员的那些年,我探索调查的依据不仅限于采访。得州奥斯汀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材料丰富,堪称宝矿。图书馆搜集了三千四百万份文件,装在数千个箱子里,在一面玻璃墙后面堆了四层楼高。研究者走进去看到这场景,感受这些文件投下来的阴影,竟会产生一种鬼影绰绰的敬畏感。尽管如此,尽管这些信息就如矿藏般存在于那里,大部分也是没有被开发利用的。不过,因为有了这个来源,这位年轻议员如何问鼎国家权力、影响全美,根本不需要进行猜测或者概括,而是可以准确去探知他是如何做到的。在这个探究的过程中,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就是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约翰逊于享年六十四岁去世时,很多认识他熟悉他的人还活着。初到华盛顿时,他就成为一群优秀青年中的一员,其中有:本杰明•V.科恩,托马斯•G.科科伦、阿贝•福塔斯、詹姆斯•H.罗、艾略特•詹韦和没那么出名的阿瑟•E.戈尔德施密特。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新政支持者,对我付出的时间在慷慨程度上各有不同,但有一些确实特别慷慨;图书馆的文件有意思不明的地方时,他们经常都会给我解释清楚。这些人目睹了林登•约翰逊一步步问鼎权力,而目光敏锐的他们也明白目睹的到底是什么,也可以给出解释。

布朗&路特公司的乔治•鲁弗斯•布朗之前从未与采访者或史学家有过什么深度交谈,但他最终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这是出于他对自己那杰出的哥哥赫尔曼深切的手足之情。这情感让乔治尝试了各种办法,想让赫尔曼的名字永久留传,其中之一就是在伯内特修建赫尔曼•布朗纪念图书馆。我花了两年时间给他写信,打电话,他都拒绝回复,但最终他想到,尽管赫尔曼的名字可能被刻在大型建筑上,但过不了几年就没人知道赫尔曼•布朗是谁了,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的形象出现在一本书里。但当时没人能塑造他的形象,因为没人足够了解他。我告诉他,自己不能保证对他哥哥形象的塑造一定是积极正面的,但如果他和我深入讨论一下赫尔曼,至少这形象会比较丰满全面。他给我讲的故事,之前只有布朗&路特小圈子里的少数人才知道。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采访,持续了差不多一整天,他又给我讲了更多。这些故事组合在一起,实在是对林登•约翰逊与布朗&路特之间的关系认识有了可观的补充。到当时为止,关于这一关系的描写大部分都是猜测和传言,而且还是错误的。而布朗先生的话,每个重要细节都从其他地方得到了证实。举个例子,他讲述了马歇尔浅滩大坝建设背后精彩的故事,还有林登•约翰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得到了阿贝•福塔斯和汤米•科科伦的证实,这两人是这件事在华盛顿的负责人;还有个证实者是参与过现场工程的垦务局官员——霍华德•P.邦杰。

林登•约翰逊担任国会秘书期间,最近距离与他接触的,是那些和他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的人:埃丝特尔•哈宾、卢瑟•E.(L. E. )琼斯和吉恩•拉蒂默。(琼斯和拉蒂默还和约翰逊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他们以前也接受过采访,但从来没什么深度。有那么一段时间,卡萝尔•基彻也和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过,后来成了约翰逊的司机。后来,一九三九年,沃尔特•詹金斯成为约翰逊的助手。这些人都慷慨地给予我大量时间,虽然有些采访(特别是对拉蒂默和詹金斯)对双方来说都很艰难,因为又揭开了以往的情感伤疤。这里也应该提一下,一九三九年成为约翰逊先生秘书的约翰•康纳利,在这本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都拒绝回复我提出的采访要求。

我对“小瓢虫”•约翰逊进行了九次采访,她都做了精心准备,读了自己相关年份的日记,能够以每月为单位,详细阐述约翰逊的生活。有些采访很长,特别是那次在约翰逊牧场的客厅里,我记得差不多有大半天时间。这些采访对于描绘林登•约翰逊及其结交人士的个人与社交生活,有着巨大价值,因为约翰逊夫人是极其敏锐的观察者。而且她还有个天赋,就是不管某个观察结论说得多么低调,多么轻描淡写,也能说得十分清楚。关于她丈夫的政治生活,这些采访的价值就没那么大了。约翰逊夫人是在后来的年岁才熟悉起丈夫工作的,而且可能是他最信任的心腹。然而在第一部描写的这段时间里,却不是这样。(改变开始于一九四二年,也就是在这一部涉及的时间后不久,丈夫离家参战,约翰逊夫人接管了他的议员办公室。结果让丈夫和自己都大吃一惊,她竟然非常能干并娴熟地胜任了这项工作。)早期,约翰逊夫人并不了解丈夫参与的很多政治手段,这是她本人指出的。有一次我问,多次的政治战略制定时她在不在场,她回答:“嗯,我不总是什么都想参与的,因为我从来不……我就经常选择不参与其中。我在那个领域没什么信心。我不是那种什么都要去插一脚的人。”

一开始我就很明白地告诉约翰逊夫人,我的研究很独立,无论谁跟我说了什么,我都会选择自己去弄清楚。但有一段时间她帮了我很多忙,对得州那个半官方的“约翰逊圈”中的很多人说明,如果他们接受我采访,她是不反对的。然而,在某个时候,我对约翰逊夫人的采访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这种合作突然间完全终止了。

还有一个资料来源应该详细解释一下,可能有些读者会对此感兴趣。后面的注释里,我会提到“沃纳档案”,是指埃尔莫•C.沃纳写的一系列文件,他是国税局的特别探员,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全面负责国税局对布朗&路特政治资助事件的调查,主要涉及的就是林登•约翰逊一九四一年竞选美国参议员。

这些文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调查的总结,有一份十四页的“调查SI-19267-F案件与相关公司年表”,还有一份五页的报告,“关于布朗&路特公司及其他”,这是沃纳先生写给上级的,总结了调查此案的国税局探员团队得出的结论。第二类是一九四三年他办公室的台历,上面有一些匆匆写下的短小笔记,记录了他的活动。第三类是他的手写稿,有九十四页,十分详细,有时候甚至一字不差地记录了布朗&路特的高层和其他人在国税局探员面前发誓后给出的证词。

“沃纳档案”是沃纳先生的女儿朱莉娅•加里给笔者的。

在得州奥斯汀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一系列资料中发现了和这一部涉及时间相关的文件,清单如下:

“众议院文件”:备忘录(办公室内部与其他)、案件卷宗、演讲稿和文字,以及保留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约翰逊国会办公室档案中的其他文件。这段时期他是来自得州的国会议员。这些文件还记录了这段时期他的其他相关活动,这些文件一开始是他在其他办公室的手下整理归纳的,比如一九四〇年为了帮几十个民主党议员筹款,在华盛顿蒙西大厦临时租用的办公室,以及他一九三七年首次竞选议员以及一九四一年首次竞选参议员时奥斯汀的竞选总部。这些文件叠加起来有将近四十三米厚,保存在三百四十九个箱子里,注释里的缩写为“JHP”。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档案”:这些档案建立于一九五八年前后,有来自《众议院文件》和约翰逊参议院相关文件的材料。其中有的材料很具有历史价值,还有他和来往密切的人们的通信,比如山姆•雷伯恩、阿贝•福塔斯、詹姆斯•罗、乔治与赫尔曼•布朗、爱德华(艾德)•克拉克和阿尔文•维尔茨;以及他与那个时代全国性显赫人物的通信。这些文件总厚度大概十米,保存在六十一个箱子里,注释中总的缩写是“LBJA”,并且被分成四个大类:

1.部分相关人士(LBJA SN):与来往密切的人物的通信。

2.名人档案(LBJA FN):与全国性显赫人物的通信。

3.国会档案(LBJA CF):与众议院和参议院同僚的通信。

4.主题档案(LBJA SF):这个档案中包含了一个“传记信息档案”,其中的资料关乎约翰逊在科图拉和休斯敦的教学生涯,还有担任国会议员理查德•M.克雷博格秘书期间的工作,在“小国会”中的活动,以及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的状况。

“担任总统前的保密档案”:这里面的材料是从其他档案中搜集而来的,涉及的都是可能比较敏感的领域,缩写为PPCF。

“家书(LBJ FC)”:总统与母亲和弟弟山姆•休斯敦•约翰逊的通信。

“丽贝卡•贝恩斯•约翰逊个人文件(RBJ PP)”:这里面的材料是在丽贝卡去世后在她车库里发现的。里面有她和孩子们(包括林登)以及其他家人的通信,以及她研究约翰逊家族宗谱时搜集的材料。一共二十七箱,包括剪贴簿。

“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文件(LCRAP)”:叠加总厚度十八米多,约一百六十五箱(目前这些材料正在被重新归档),这些材料可谓研究林登•约翰逊和阿尔文•维尔茨早期政治生涯的无价之宝。其中有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官方档案,以及作为该管理局前身的两个私人公司(埃默里•佩克与罗克伍德开发公司和中得州水电公司)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能够让人对维尔茨进行深入探究,并且和约翰逊与维尔茨都有关系。

“阿尔文•维尔茨个人文件(AW PP)”:二十五箱。

“白宫中心档案(WHCF)”:这个大类中唯一大量用于本部书的是“总统(个人)”文件,缩写为(WHCF PP)。其中的材料与总统或其家人有关,主要是在约翰逊当选总统后关于他早期生活的文章。

“白宫名人档案(WHFN)”:这里面搜集了约翰逊与前任总统和家人的一些通信,包括约翰逊担任议员时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通信。

“第四十八组记录,内政部长,中心档案(RG 48)”:这是来自国家档案馆的微缩胶卷,是在内政部的档案中发现的与林登•约翰逊有关的文件。

“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埃莉诺•罗斯福、约翰逊•M.卡尔莫迪、哈里•L.霍普金斯以及奥布雷•威廉斯的相关文件中发现的与林登•B.约翰逊有关的文件(FDR-LBJ MF)”:这是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汇编的微缩胶卷,包含了罗斯福图书馆中找到的很多与约翰逊的通信(有他写给约翰逊的,还有约翰逊写给他的)。笔者尽量列出了文件编号,可以按照编号去罗斯福图书馆查找原文件。

“约翰逊众议院剪贴簿(JHS)”:他的手下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四一年期间做的二十一本报纸剪贴簿。

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的所有文件在注释中都标出了来自哪个系列,还列出了相应系列的箱号,以及箱内的文件夹名。如果应用文献中没有列出文件夹名,该文件夹要么是以通信人名字命名的,或者是按照字母排序的相应字母来命名的(比如,科科伦(Corcoran)写来的信,文件夹则以“C”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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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文献•

Selected Bibliography

要完全列出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并进行综述,那就能再写一本书了,而且难免有“掉书袋”的嫌疑。下面只是列出了后面“注释”中有专门引用的书目。我列出这些书只有一个目的:注释中可以用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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