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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
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一座大坝，还因为这座大坝对两个男人的意义。
这座大坝位于丘陵地带最荒凉的地区。要到那里，需要取道奥斯汀西北，驱车走一条狭窄的碎石路。深入丘陵地带十几公里后，就不在大路上走了，而要走上一条更为狭窄，并且是在浓密的雪松荆棘之间开辟出来的小路。在这崎岖不平的路面上再颠簸个十几公里，越来越深入空无一人的山林，很少能看到人类居住的痕迹，而小路戛然而止，面前会出现一道深而宽的峡谷。走到峡谷边上往下看，深处有一车队的推土机，正在轰隆作响；还有几十辆卡车和两千多个忙碌的工人。峡谷中间的河床上，拔地而起的是一面宽阔的石墙，二十七层楼高，将近两公里长，这是人工修建的最大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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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名叫马歇尔浅滩大坝 (1) ，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马歇尔农场的牛群被驱赶着过了科罗拉多河下游，那时候雪松还没有覆盖山丘，蚕食最后的草地，终结这个地区的畜牧业）的承建单位是美国垦务局，目的是要控制定期在科罗拉多河下游一千多公里的河湾泛滥的洪水，这些洪水会冲走河岸边珍贵的肥沃土壤。但对于两个对大坝修建负有最重大责任的男人来说，这个工程有更为个人的意义。
对其中一个来说，意义很简单，和这个人一样简单。他叫赫尔曼•布朗，他想做大工程，也想从大工程里赚大钱。
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父亲在得州贝尔顿经营一个小商铺，而儿子赫尔曼则在一九〇九年十六岁时就入了建筑行业，拿着测量杆协助测绘人员，每天挣两美元。那时候的得克萨斯，修路全靠赶牛赶骡子，真是很艰难的工作。平时修路，周末就去放纵，跟过去的硬汉牛仔，油田上干过的老手们一起，很多时候都要惹乱子进局子，周一早上承包商再把他们保释出来。而且他们就住在骡子畜栏旁边拥挤的帐篷里。
赫尔曼•布朗要在这样的帐篷里住上将近十年。这个小伙子身材瘦小，其貌不扬，却很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一九一三年，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被指派成工头。一年后，老板破产时，用四头骡子和一头牛当作这个年轻工头的薪水。二十一岁时，布朗已经成为承包商了。
承包商要知道怎么驾驭骡子，也要精通驭人之术。赫尔曼在两方面都是高手，驭骡时温柔，驭人时强硬。从他做第一份工作开始，得州建筑业就开始有赫尔曼•布朗的传说：“要么按照赫尔曼说的来做，要么不做。”再加上身处政客当道、腐败横行的得州，承包商也要知道怎么和政客打交道。赫尔曼在这方面恰巧天赋异禀，从周一早上能给他大开方便之门保释工人的警长，到有权分配高速公路合同的县法官，从下至上，无一不被他弄得服服帖帖。他也很明白，自己有限的资金，只有送到政客的口袋里，才能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在得克萨斯，政治影响通常是通过律师来加以运用的，不管资金多紧张（多年来一直都很紧张），赫尔曼总能凑够“法务费”，很快他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修路合同。（为了拿出修路的钱，他穷尽了所有身家，结果一场大雨把未完工的道路变成一片泥海，他被迫停工，差点儿破产。当时他连骡子的饲料都买不起，当地的一名商人，同情他也同情骡子，就让他赊账买了东西。数十年后，赫尔曼偶然听说，那个商人在大萧条期间破了产，现在垂垂老矣的他穷困潦倒，住在得州西部一个偏僻的牧场上。一两天之后，老人的信箱里就收到一张大额支票，足够他余生过得舒适体面。）
很快他争取到很多合同，范围遍布得州各县。这些工程有时候相隔千里，他要赶到各处去监工，还要参加那些互相之间也相隔千里的新工程的招标。所以他几乎是住在汽车里的。多年来，他总是白天在某个地方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在车上睡，让司机开整夜的车送他去另一个工作地点（雇司机听起来奢侈，其实要给的薪水很低，当时找一个黑人司机并不需要太多钱），然后再在那里工作一整天，再上车睡觉，让司机再开整夜的车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短短的一年里，赫尔曼•布朗就在车上或坐或躺，经过布满车辙的崎岖土路，总行程超过十二万公里。
这个数字并不是赫尔曼•布朗统计的，而是来自他的一个助手。布朗本人绝不计较付出，只看最后的收益。但比起这些艰苦的努力，收益却相当微薄。在如此贫穷的一个州，公共工程合同涉及的金额都很小，到一九二七年，公路建设合同的平均涉及金额才九万美元，承包商要从这笔钱中分配出工人们的薪水、骡子的饲料钱、材料费、设备费、保险费。而且很多时候收益还不是给现金。一般给承包商的，都是“打白条”，用五到十年才会成熟发展起来的市政房地产作保。但在那个时候，得州那些小城镇和人烟稀少的县都希望能拿到足够的现金来救急。一九〇九年做工的时候，赫尔曼一直住在帐篷里；到一九一七年，不在车里的时候，他住的仍然是帐篷。同年，他和大胆俏皮的大学毕业生玛格丽特•路特结了婚。新婚之夜，他把妻子领进一个帐篷，那就是他们的婚房。对他来说，和收益一样重要的，是工程的规模。他带着一个伟大建设者的眼光，畅想的都是那些能在地球表面留下数百年印记的工程。第一次去罗马，他首先去的就是斗兽场，还拿了一把折叠小刀，从石头上取了样，带回得州去分析化验其中的成分。他说，这样他至少能知道，罗马人到底是用了什么，让斗兽场风雨不倒地屹立了两千年。然而，在得州，工程的规模和收益一样不尽如人意。得州根本修不起赫尔曼•布朗梦想中那种规模的公共工程。
赫尔曼•布朗有两个合作伙伴。跟第一个合作，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在玛格丽特的要求下，跟她的兄弟丹合了伙（就是布朗&路特公司的那个“路特”）。后来丹去世了，公司的名字却没有变，因为赫尔曼不想让妻子伤心。但他找了第二个合作伙伴，这次是出于对弟弟乔治的爱。
乔治当时是大学肄业，正在蒙大拿州布特市附近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的大矿场工作。他想“进入公司的工程师团队”，对上级建议说从哪里开凿新的矿点；每天轮班是凌晨三点结束，他却六点就起床，独自到空旷的矿场看看“他们开了没有”。五十年后，他专门强调，他看见“他们开了”，但就在他欢喜雀跃的时候，矿塌了。石头掉下来，砸断了他的头骨，还割裂了一条血管。“我都能看到血从我头上飞溅出来。”脚下的地面开始塌陷，留下一个仿佛无底的黑洞，但是“那边有根横梁，有十二英寸 (2) 那么宽，我在竖井完全垮塌之前抓住了那根横梁”。躺在那根窄窄的钢梁上，下面就是一个深坑，“我把脑子里那根血管压在一块石头上，头的那一边向下，在我失去知觉的时候，血也算是不流了”。八个小时后，乔治•布朗被救出矿场，不但颅骨骨折，全身也有骨骼断裂。他被送回贝尔顿的家中。后来赫尔曼听说了乔治险些丧命的遇险，就把自己花了十年辛辛苦苦经营的生意分了一半给弟弟，“提出了他给得起的条件”。
赫尔曼仍然是布朗&路特公司的绝对大老板，而且永远都是。乔治当然是欣然接受的。有人问他为这份生意做了什么，乔治回答说：“赫尔曼没做的，就是我做的。”但赫尔曼并不是布朗家唯一抱负远大且拼尽全部努力去实现的兄弟（还有个兄弟并不愿意努力，跟赫尔曼做了一个月后就干不下去了，还对赫尔曼说：“我不想每天累死累活地干十八个小时。你这是在自杀。”说完就回去做他的公交车售票员了）。乔治被送去当圣加布里埃尔河上一座小桥的监工。他从来没造过桥，其实什么也没造过，但他指挥建造那座桥非常成功，还从中有所收益。
渐渐地，绝望的日子过去了。赫尔曼•布朗再也不用住在帐篷里了。很多个夜晚，他仍然躺在车里满得州地奔波，但奔波之后回到的家，是尼尔斯路四号一栋十分体面的房子，有白色的立柱，还是位于奥斯汀比较时髦高档的恩菲尔德区。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但赫尔曼•布朗仍然不算个富人，甚至都没达到小康。得州那些工程仍然很小，给他们的回报仍然经常是打白条，他总是缺现金周转。二十年的艰苦努力过后，一直梦想建造大工程的人，仍然未能建造任何大工程。
另外，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布朗家的两兄弟开始意识到，那些代表着他们大部分收入来源的白条，也许永远不会兑现。得州的大萧条已经初见端倪，市政当局没钱还债；新的工程少之又少。布朗&路特公司的现金短缺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和公司对接的银行家建议赫尔曼打折出售这些白条，能得多少是多少。乔治回忆：“我们在休斯敦的那个银行顾问，二七年、二八年和二九年，不断地告诉我们，你们要把那些纸卖掉。”赫尔曼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些条子代表了他多年的努力，要把它们比面值低很多地贱价出售，他连想都不能想，那不是白挣了吗？“但是，一九二九年，我们最终还是要卖。我去了芝加哥，刚好赶在大萧条前夕，卖掉了。我们只能降价处理，但卖得好。要是再等一两个月，我们卖都卖不出去了。”另外，要是他们没卖白条换来一笔钱，布朗&路特公司可能会就此关门大吉了。到一九三〇年，乔治•布朗说：“这里的一切都乱套了。白条卖得真是好。就因为卖了白条，得州只有我们两个承包商能继续给工人发薪水。”赫尔曼•布朗总算保住了自己花费多年建立起来的公司，尽管当下没什么事可做。“一九三〇年、三一年和三二年，真是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都是靠那笔钱活过来的，就是大萧条的时候。”到一九三六年，布朗&路特公司通过销售白条换来的钱“也所剩无几了”。做了二十年承包商，赫尔曼•布朗濒临破产。
接着，一九三六年，垦务局宣布，开始为马歇尔浅滩上的大坝招标，涉及金额一千万美元。就是这个工程，这个大工程，赫尔曼已经等了半辈子。
对另一个人来说，意义很微妙，和这个人一样微妙。他就是阿尔文•J.维尔茨，原得州参议员，一九三五年来到华盛顿，在理查德•克雷博格那位年轻秘书的帮助下，为新成立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争取到了联邦拨款。
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生平，各种记载传记史料可谓极尽详细全面，因此那些帮助他走上权力巅峰的人，比如魁梧率直、热爱交际的吉姆•法利，瘦削虚弱的路易斯•豪依，等等，也都成为虽然没那么重要，却十分鲜明的历史人物，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诺森伯兰和伍斯特 (3) 。而林登•约翰逊的一生，特别是最早的那几十年顺着权力阶梯往上爬的生涯，从未有过深度或准确的记录，所以阿尔文•维尔茨这个人物也一直隐匿在历史的阴影中。约翰逊说起过他：“阿尔文•维尔茨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最信任的参谋。从他那里……我得以一窥人类的伟大。”“小瓢虫”说他是“为我们人生领航的北极星”。而约翰逊牧场上那长长的照片廊里，他的大幅照片被挂在显著位置，下面是约翰逊夫人亲手写的说明：“A.J.维尔茨参议员，我永远的船长。”
然而，从围绕着阿尔文•维尔茨这个人物的阴影中，我们也能窥见不少东西。因为他正是在阴影中发挥作用的。
光看外表是绝对想不到的。你可能在国会大道上碰见他，这个身材高大魁梧，脸上永远挂着灿烂微笑的人，接受他友好开朗的问候；或者在他位于利特菲尔德大楼那简朴的法务室，和他面对面坐着，听他和蔼可亲地谈天说地，看他舒舒服服地摇晃着低低的转椅，抽着一根粗粗的黑色香烟。他的家是恩菲尔德路边上一栋白色殖民时代风格的宅子，他在家会亲手做冰镇薄荷酒，送到后廊给客人们喝。一位客人说：“他总是面带微笑，轻松自然，让你也觉得跟在家一样自在。”后来在华盛顿才认识他的弗吉尼亚•杜尔说他“性格热情”，总是在讲“有趣的故事”。“他就是个特别体贴亲切的人”，她说，“他特别擅长逗乐，他令人愉快。见到阿尔文，你心情就是会没来由地变好。”
年轻的政客和律师找他寻求建议，他不仅亲切友好，而且冷静审慎。年轻人叙述自己的问题或者看法时，他总是安静地坐着，从不打断，只偶尔蹦出一两个单音节词，直到对方说完。通常，他也不会特别多地说什么，不过只要开口说话，语气总是很轻柔，语速很慢，也很慎重。威拉德•迪森说：“他从来不告诉你该干什么。但是和他谈完话以后，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大家很看重他的建议。威利•霍普金斯说：“他身上有种尊贵的气质，话不多，但只要一开口，你就会认真听。”另一个得州政坛新星查尔斯•赫林说：“他从不高声，但你能感觉到他的力量。”他已经离开州参议院，年轻的奥斯汀政客却依然感觉到他身上那副派头。“参议员”这个头衔似乎特别适合他，所以他们一直用这个词来称呼他，并不在意他职业生涯的演变。“参议员说”“我今天要见参议员”……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参议员似的。华盛顿的年轻人，就连最聪明优秀的年轻人，也对他的风度举止印象深刻。其中最聪明的一个，詹姆斯•H.罗说：“他声音很轻柔，光这一点就跟别的得州人不一样了。他喜欢发表总结，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一言不发，最后发言说：‘这个嘛，我想……’很迷人，又很温柔。如果你想要一个睿智的老舅，自家没有，又可以指定一个，那他就是不二人选了。”
他如此悉心树立起来的形象，还有其他方面。他有句口头禅：“我只是个乡下小伙。”他也很喜欢提醒新认识的人，他来自一个叫塞金的小镇。有的得州人也喜欢用这个来放烟幕弹，但维尔茨这烟雾之多之厚，让他们也瞠目结舌。在华盛顿的时候，有人问他塞金在哪里，他会回答：“哦，离奥斯汀就一皮毛远。”有个自己也是“专业乡下小伙”的得州人在华盛顿听到这句回复，说：“‘一皮毛’，我的天哪！得州人自己都不这么说了！”这烟幕弹在法庭上用得很多，维尔茨装出一副典型的乡下律师模样，辩词单调乏味，语速慢慢吞吞。就连签个名他也是慢悠悠的，很小心谨慎。“是我见过的最谨慎的东西。”霍普金斯如是说。花了很长时间读一封信之后，他在信上签字，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双手握笔，动作慢到让旁人起急，A和J的收尾都画上大大的圆圈。
但那些与阿尔文•维尔茨深交的人，对他的了解不止于此。威利•霍普金斯就是他的第一个门徒，是维尔茨亲手挑选来接任他参议员位置的后辈。“他动作慢，说话慢，但思维却快如闪电，”霍普金斯说，“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阿尔文•维尔茨。那时候我还在冈萨雷斯……就在冈萨雷斯破旧的法庭上，他和对方的辩护律师正在法官面前争辩，两人轮流发言，我突然意识到，他（维尔茨）的思维不仅和对手保持同步，而且比他超前。他总是比他多想三步。总是。”有些议会见证者也有同样的领悟。“在参议院，”其中一个说，“你可不想跟维尔茨参议员比脑力。”
维尔茨最具危险性的时候，还不是在参议院，不是在公开场合。自由派的州长丹•穆迪想规范日趋发展壮大的石油产业，还希望将公务员要求制度化，来压制一下州政府机构中随意分配工作的状况。这些都需要通过法案，所以在一九二九年，他召集了五次特别议会，却次次落败，毫无建树。穆迪和助手们甚至都不知道维尔茨加入了这场斗争。奥斯汀一位见证者说：“多年后他们才知道，每次打败他们的，都是维尔茨。”当议员的时候他私下代表的是反动石油利益集团，当游说者的时候也代表同一批人，他的技巧就像那慢吞吞拉长的语气一样，以柔克刚。无论威逼还是利诱，从来都不会直接。他对一个议员说的话，最严重的程度也就是：“我只想让你知道，是一个集团雇用我来帮助这项法案通过的。通过了就能带来很大的利益。我希望你能用坚定的勇气投票。”但没有照他暗示行事的议员会发现，自己对抗的不仅仅是得州在政治上最活跃的石油公司，汉布尔石油与精炼公司（奥斯汀的人都将其尊敬地简称为“汉布尔”），还有汉布尔的主要竞争者，木兰石油公司（“木兰”）。因为，尽管两家公司是竞争关系，代表却都是维尔茨。在下一次议会选区发生变化时，那些没能按暗示行事的议员通常会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被排除出了议会。一直到死，他们都不知道是维尔茨在幕后操纵让他们丢了议员的席位。奥斯汀的政治局面，总是那么喧哗熙攘、浮夸卖弄，但那些最最熟悉个中内幕的少数人，却越来越意识到，有一个脸上挂着微笑，总是沉默不语的人物，悄悄潜行在议会的走廊上。比如，艾德•克拉克就发现，维尔茨真正工作的地方，不是他家的后廊，而是那后面灯光昏暗的书房，他一个人默默地在里面苦思冥想。后来和维尔茨亲密共事多年的克拉克说：“他想要的就两个字，权——力，控制其他人的权力。他想要权力，但不想通过竞选获得。他喜欢安静地坐着，抽根烟。他会坐在书房里，谋划布置，运筹帷幄。而且他总会找个人当挡箭牌，这样不会有人知道是阿尔文•维尔茨在幕后操纵。他会在黑暗中坐着，想着谋略计划。他不是个开朗的人，但只要参加战斗，就不想输。他也是个常胜将军。”
暗中行动就是他的风格。他所在的律所把四个合伙人的名字全都包含进去了，全称是“鲍威尔-维尔茨-劳胡特&吉迪恩”。（“了解阿尔文•维尔茨的话，”一位律师说，“你就知道他的名字永远不可能挂在第一个。”）在这个律所，他很少要助理帮忙，很多信都是亲自手写，因为他甚至都不想让小小的秘书知道信中的内容。对合伙人们，他也是严格保密。唯一偶尔能听到他吐露真言的是那个十分年轻的初级合伙人西姆•吉迪恩，维尔茨写给吉迪恩的信通常都写的是他家的地址，而不是律所。原因他也在一封信中阐明：“我不想让这封信被收进律所的档案。”那时候窃听手段还没那么普遍，维尔茨尽量通过电话处理公务。“只要是没必要的，参议员就不想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吉迪恩解释说。
看看凤毛麟角的书面记录，就能理解参议员这种谨慎了。从关于维尔茨的档案中可以看到，这个律师有时候会在合同里偷偷加一句话，把合同的意思完全改变，但又希望对方律师注意不到。（有一次，他把一份合同交给对方深信不疑的律师，这个律师认为维尔茨跟自己是朋友。维尔茨写信把这事告诉林登。“我亲爱的林登，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第十一款最后有一句话”，那句话改变了关于进口方面的条件；没有那句话，合同就跟他们商谈好的“一样”，所以他会签字的，“只要没有把那个改动告诉他”。）圣安东尼奥有个律师，经常目睹他工作的样子，说他是个“阴谋家，我前所未见、后无来者的最出色的阴谋家。很敏锐，很狡猾”。另一个律师说：“可以的话，他会摧毁你。但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是他做的。嗯，这个男人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往你身上捅刀子的时候，脸上还是笑嘻嘻的。”
维尔茨渴望权力，能控制他人的权力。他很早就发现，大坝能成为一个获取权力的途径。
公共工程巨擘得州光电、达拉斯光电和圣安东尼奥天然气公司掌控着得州的水力发电，那个时候石油工业相对来说还不够家大业大，因此水电公司就成了得州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他们利用源源不断的钱财来收买和控制政客，而且在那个工作机会与现金一样重要，都是政坛硬通货的年代，他们还是整个得州最大的雇主，有成千上万的工作能够分配。这些公共工程公司雇用了很多律师与游说者，结成了紧密的团体，维尔茨根本没有机会冲破。但在二十年代，有位新领袖上场了，维尔茨迫不及待进入他的麾下。他就是芝加哥的塞缪尔•英萨尔，拥有众多巨大的控股公司，覆盖范围已经从缅因蔓延到佛罗里达。维尔茨让自己成为了他在得州的代言人。得州的河流被政府控制得很紧，这个芝加哥人听说，如果想要获得得州水利工程师委员会的许可，就得去找来自塞金的参议员。被雇用之后，维尔茨还证明了自己在很多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英萨尔旗下的一家芝加哥公司在塞金附近的瓜达卢佩河修建以灌溉为目的的六座小水坝，而沿岸居住的农民固执地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维尔茨便在议会施加影响，为英萨尔争取利益，获取了通常属于政府的绝对控制权。维尔茨收取的费用特别高，他对金钱的贪婪，不输他在权力上的胃口。但芝加哥的公司知道，把这么高的法务费给出去，其实长期来说是在给自己省钱。在维尔茨控制的各个县级评估部门的活动下，征收农民土地的时候，评估价非常低。农民们觉得自己被欺负哄骗了，上诉到法庭，却发现维尔茨对法庭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维尔茨争权的主要地盘，不在瓜达卢佩，而是科罗拉多河下游沿线。英萨尔在那里已经有座大坝开工了（在丘陵地带偏僻的伯内特县），以英萨尔旗下一名工程师乔治•W.汉密尔顿的名字命名。这是一座巨坝，可以跻身世界巨坝的行列，设计目的不是为了灌溉，而是为了大规模水力发电。光是为了修建这座大坝，就要雇用一千五百名工人，维尔茨在这些工作的分配上也是有发言权的。另外，作为企业的律师，大坝建成后，他还能在公共事务方面掌握很大的发言权。他想要的权力似乎唾手可得。
然而，一九三二年，汉密尔顿大坝完工一半，英萨尔帝国却分崩离析。正值大萧条期间，也找不到其他办法来继续为这个工程注资。一九三四年，已经停工两年，曾经作为阿尔文•维尔茨梦想帝国代表的大坝仍然只建成了一半，钢筋的骨架在阳光下闪着灰暗的光。
雪上加霜的是，事态有了另外的发展。瓜达卢佩河沿岸的农民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州参议员支持发起的一项法律骗的就是他们，反对维尔茨的声浪由此高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老汤姆•霍拉蒙，曾经参加过得州游骑兵的六十七岁农民，闯进维尔茨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跟英萨尔那边的代表们谈事情），开始扫射。一名芝加哥金融家就这么横死枪下，后来农民被制伏缴械，以谋杀罪逮捕。但霍拉蒙有个很大的家族，霍拉蒙家族也不是唯一对英萨尔公司以及维尔茨怒火中烧的农民。过去拥戴他的选民们叫他滚出塞金，永远不要回来。一个了解这件事的律师说，他们的警告带着强烈的得州色彩，告诉维尔茨：“别让塞金的太阳照到你身上。”参议员照做了。他“是被赶出小镇的”，律师说，然后被赶去了奥斯汀。
如果说有这么一段日子他的梦好像做到头了，新政又给了他重新做梦的机会，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做得更大。
百日新政期间，《紧急救济拨款法》获得通过，预算金额达三十三亿美元。这个法案催生了新的市政工程局，有权贷款或拨款给那些自营的企业，比如一些公共机构。大体上来说，得州议会是比较保守的，而且还被公共工程公司牢牢掌控着。这些公司要坚决维持他们在水电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此很抗拒联邦插手。维尔茨想尽办法，说服议会建立了一个公共机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这个管理局接管了汉密尔顿大坝，从市政工程局得到一笔拨款将其完工，这件事要细说起来，可以再写一本书了（还没出现这样的书）。但因为这个事件中林登•约翰逊是比较晚才登场的，在这里就不细说了。简而言之，谋划与活动时，维尔茨发挥了大师级的技巧，间接、欺骗、保密：中心思想就是安抚疑心重重的议会，让他们相信管理局的目的完全不是发电，而是控制洪水。一九三四年，国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一九三五年，被任命为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法律顾问的维尔茨去华盛顿安排市政工程局的拨款事宜。就是某一次在华盛顿期间，他和克雷博格那个年轻的秘书“亲密无间热烈欢聚”，他对此人“印象非常好”，因为他“他在华盛顿很吃得开”，而且“有了他你哪里都进得去”。华盛顿出现问题的时候，维尔茨早就准备好再来个大动作。“国会拨款委员会”的主席是个来自得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P.布坎南，绰号“布克”。布坎南的选区不包括科罗拉多河下游或者那座半完工大坝的所在地伯内特县，但维尔茨弥补了这个缺憾。得州议会当时正在对议员选区进行投票调整，布坎南的选区划分有所改变，伯内特县和大坝的在建地都包括进去了。还有另一个改变：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把大坝的名字改了，再也没有乔治•W.汉密尔顿大坝了，现在变成了詹姆斯•P.布坎南大坝。布坎南很受触动。一开始，市政工程局不愿意拨款投建这座大坝，但国会拨款委员会毕竟在罗斯福的项目上有着不小的发言权。一九三六年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布坎南去面见总统，讨论一些棘手问题，顺嘴提到自己最近才过了生日（他后来把这件事讲给维尔茨和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成员托马斯•C.弗格森听，而弗格森正是这个故事的爆料人），他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想要个生日礼物。”据说罗斯福这样回答：“你想要什么，布克？”据说布坎南接着说：“我的大坝。”据说罗斯福回答：“那好，我想最好就把这礼物给你，布克。”接着总统拿起电话，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下达了命令。不管这个传说中直截了当的谈话有没有发生，这个命令是绝对下达了的。布坎南大坝完全不适合用来防洪，但通过对科罗拉多河下游工程的扩展，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现在，这里不仅有一座大坝了，而是两座 (4) 。另一座大坝位于布坎南大坝下游二十一英里处，就是马歇尔浅滩大坝，造价一千万美元，拨款的不是市政工程局，而是内政部的垦务局。这座大坝甚至比布坎南大坝还要大很多，于是重点就转移到这上面来了，特别是维尔茨的重点。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初期拨款五百万美元的支持下，修建工作开始了，大坝的承包商就是布朗&路特公司，“恰巧”是维尔茨的客户。
阿尔文•维尔茨的客户包括了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和布朗&路特公司（还有跟管理局开发项目有利益牵扯的公司），而且被法庭指派为英萨尔公司获利的接收者，所以他的法务费来源很多。他的收费标准也定得很高。伊克斯觉得市政工程局给的法务费已经是天价，光是从这一个客户那儿维尔茨就收了八万五千美元。相比当时得州律师的平均收入，这算是天文数字了。但马歇尔浅滩大坝对于维尔茨的意义，远远不止高昂的法务费。这个工程将会雇用两千多人，而选哪些人来干，他是有发言权的。等到这座大坝，或者说，等到这两座大坝，还有其他一些已经通过即将开建的大坝完工了，开始发电了，换句话说，等到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成为一个公共工程巨擘了，他认定，自己作为这个机构的法律顾问，必将左右其运营。这个机会不仅意味着滚滚财源，还意味着巨大的权力。
得州丘陵地带偏僻峡谷中的这个马歇尔浅滩大坝，将会承载着滚滚波涛，把赫尔曼•布朗与阿尔文•维尔茨梦寐以求的东西拱手奉上。
然而，垦务局开始数百万数百万往里砸的这个大坝有两个问题，就连阿尔文•维尔茨都没能解决。
一个问题是，垦务局无权修建这座大坝。
每个按照《紧急救济拨款法》来修建的公共工程，都应该分别举行听证会，还要得到相应国会委员会的赞成票，才能得到国会的批准授权。马歇尔浅滩大坝归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的河流与港口委员会管。但这个委员会从未举行过关于该大坝的投票，没有举行过相关的听证会。没有任何委员会举行过关于这座大坝的听证会，也没有任何委员会投过票，更别提国会的投票了。每个工程的拨款必须要在国会通过授权以后才能使用；否则的话，国会的委员会就有可能在不经过国会决策的情况下拿到款项开始肆意修建。肯定是先要拿到授权的，而马歇尔浅滩大坝，授权还没影儿呢。
造成这个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布坎南获取工程许可的途径太不正式了，竟然是让罗斯福总统给他一个生日礼物，而且那还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国会休会期间。总审计长办公室注意到工程没有得到授权，一开始是拒绝给这个预备注资一千万美元的大坝拨付第一年的五百万美元款项的。但是布坎南和该办公室召开了几次讨论热烈的会议，说服该办公室允许工程先开始，并且保证说一九三七年国会召开的时候，他会得到大坝修建授权的。布坎南权大势大，拿下这样的授权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总审计长办公室尽管不情不愿，还是答应了。
当然，在授权之前就接受合同，是布朗&路特的一场冒险，赫尔曼和布朗很清楚这一点。“拨款是每年一次，分开发放的，”乔治•布朗回忆，“而且，（因为没有授权）这还是非法工程。维尔茨一直在跟我们说，这是不正当拨款，要是国会的谁提出个质疑，他们就不付款了（不按合同给公司付款了）。”要是哪个国会议员坚持去闹一闹，说垦务局正在为一个未获授权的工程拨款，基本上可以断定，资金会就此永久“断掉”。垦务局可能会说，他们无法履行和布朗&路特签的合同了。维尔茨告诉布朗兄弟，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政府合同违约赔偿的规定在这个特殊案例中可能不适用。乔治•布朗说这个工程是“非法”的，这个词用得太重，不是说任何与之扯上关系的人都算是参与了违法犯罪。准确地说，应该是“未获授权”。但对于布朗&路特公司来说，一旦这工程黄了，他们面对的后果就跟违法犯罪一样是灾难性的。因为维尔茨告诉兄弟俩，从法律上来讲，他们可能没有那个资格为已经做了的事争取报偿。
换作平时，这场赌局的风险还算有限。严明律法之下，也发生过未授权情况下就开始工程的先例（在之后应该能够取得授权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个案例中，还有一个因素让风险陡增。这座水坝的规模比布朗&路特以往承包的任何工程都要大太多，公司必须新购入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重型建筑设备，其中最昂贵的，是在两边架设两座钢塔，架起巨型空中索道，上面一架缆车，把一桶桶在悬崖上混好的水泥送到工人手里，再倒进地基。这样的大型机械，他们做完这个工程应该就没其他用处了。“一个子儿还没赚到呢，我们就得先投入一百五十万美元。”乔治•布朗回忆。这项投资也不能从一开始的五百万美元拨款中收回。对于这笔拨款，他们的预计收益，不算需要购入机械的投资，也才不到一百万美元；换句话说，就算拿到第一笔拨款，他们还亏了五十万美元。赫尔曼•布朗已经算过了，要等到第二笔五百万的拨款下来，他和弟弟才能盈利两百万美元左右，也足够填补之前五十万美元的投资，这样在这座大坝上的总收益就在一百五十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比他们之前二十年在建筑行业的总收益还多了一倍。
一般来说，如果是有授权的政府大坝，预算为一千万美元，承包商自然是理所应当地肯定能拿到全部一千万美元的拨款。不仅是第一年的五百万美元，还有第二年的五百万美元。但到这个大坝这儿，就没法这么肯定了。总审计长本来对第一年的五百万就批准得不情不愿，还直截了当地告诉布坎南，要是有什么原因导致一九三七年没有拿到国会授权，他永远也不会同意拨另外的五百万美元。布坎南也接受了这个条件。因此，要是没有第二批拨款，赫尔曼和乔治•布朗就会损失五十万美元，二十年艰苦奋斗的成果，会有大部分付诸东流。而且，他们手里还凑不够采购新机器的一百五十万美元，只能抵押了几乎所有财产，借了大部分资金。因此，修建马歇尔浅滩大坝，是赫尔曼•布朗的大赌局。要是一九三七年大坝没有获得授权，他这辈子也就算完了。
不过，布朗兄弟虽然是在赌，布坎南的权力却让他们有了胜算。“维尔茨跟我们说，布坎南会搞定的，（一九三七年）国会一召开，他就会马上安排（授权），我们当然是深信不疑的，”乔治•布朗说，“我们已经见识过他的能力了。”下这个赌注也是有理由的，而且十分诱人。卖白条得来的钱要花光了。布朗兄弟需要找事做，得州没有事做，没有大到足够帮助他们维持公司运转的事做。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如果说这个赌注下得太大，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收益也足够让人倾尽所有去追求。赫尔曼•布朗已经四十五岁了。看上去马歇尔浅滩大坝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攀爬建筑更高峰的机会，是他二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大工程。他决定下注。布朗&路特参加了工程招标，拿到了合同，抵押了所有资产，购买了新设备，一九三六年九月，架起了巨型空中索道，也就是说，他们把一百五十万美元，砸进了荒凉的丘陵地带一条偏僻的峡谷中。
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垦务局不但没有得到修建大坝的授权，而且是被严厉禁止修建的。
禁令就包含在一九〇二年催生这个局的国会法案之中，还有联邦土地申诉委员会对这样法案的解读之中。解读中特别提到，垦务局严禁在土地上修建任何不属于联邦政府所有的工程。比如，一九〇五年，土地申诉委员会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按照一九〇二年的法案条款”，内政部长“无权让政府参与任何（垦务局关联）企业承建且未来不预期完全转让为美利坚合众国国家财产的工程”。这条禁令的理由很简单。“你当然不能砸个数百万美元，在不属于你的土地上修建大坝啦，”局里一名官员解释说，“要是这土地是别人的，你只是个租客。房东说：‘我不想这座大坝再存在在我的土地上了，拆了！’那你怎么办呢？大坝可拆不了。”另外，之前所有的相关案例中，联邦法庭或者联邦机构都无限制地不断援引这条禁令。垦务局已经存在了三十年，倒也有过极少的破例，一般都要垦务局和对大坝有管辖权的当地机构做出特殊的契约安排。但垦务局并未和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做出这样的安排，两个机构之间甚至从未讨论过相关事宜。因此，这条禁令是适用于马歇尔浅滩大坝的。
垦务局在十七个西部州都曾修建过大坝，其中十六个都是拿到授权的，所以这条禁令也不是什么麻烦。因为这些过去的“新领地 (5) ”，按照相关条款成为美国国土时，按照条款规定，自纳入之日起，所有公共土地，包括要修建大坝的大部分河床的所有权，都归联邦政府。但第十七个州就是得克萨斯，成为美国的孤星之州前，并非“新领地”，而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得州加入美国的条款和新领地的不一样，其中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虽然成为美国的领土，但公共土地仍然归得州自行所有，其中当然包括河床。
垦务局显然忽略了这个不同，可能是因为根本没人意识到（马歇尔浅滩大坝是垦务局要在得克萨斯修建的第一座大坝），也可能是因为这工程上马得太仓促，总统打了个电话大坝就得到许可了。从现在还能看到的垦务局粗略资料（大多数相关记录都已丢失）和有关的联邦与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代理人们的回忆中，能够肯定的是，垦务局没有一个人想到，去看看这个千万美元大坝要占的土地到底属于谁。
另外，这个疏忽要纠正弥补也十分困难。在两年前催生了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法案中，得州议会制定了最严苛的条款，禁止该管理局将其土地卖给任何人或机构，包括联邦政府，也不能租，不能抵押。总之，就是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而且短时间内，这条规定也没什么修改的可能性。给法案加上这些规定的议会，对得州的权益维护到了疯狂的地步，绝不会让联邦政府控制得州的任何一条河；另外，这个议会被得州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公共工程公司牢牢把握着，而这些公司特别坚持加上这些反转让条款，来确保得州不会建立任何联邦权力催生的机构（比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整个法案都非常严苛，自然就让一九〇二年那条联邦法案禁令中规定的契约赔偿失效了。
因此，按照联邦法律，垦务局应该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修建大坝；按照得州法律，它却无法拥有这座大坝正在建的土地。
一九三六年年底的某个时候，布朗&路特已经开始了修建工作，而垦务局此时才意识到这第二个问题。阿尔文•维尔茨（他向赫尔曼和乔治保证说，自己之前毫不知情）告诉两兄弟，似乎总审计长办公室有个职务较低的检察官做了一件华盛顿没人做过的事，他去查了大坝在建土地的所有权，发现这土地并不属于联邦政府，并通知了他的上级。维尔茨还说，总审计长找来布坎南当面对质，说他要为确认公共工程合同的合法性负责任。他说，这个合同，很显然是非法的。他说，如果解决不了与联邦法律冲突的问题，他是不会批准第二次拨款的，不管国会有没有授权。
数十年后，乔治•布朗答应讲述那个他从来没说起过（只对少数几个身边人讲过）的故事——马歇尔浅滩大坝的故事。他说，他永远记得那一天，他和弟弟发现，依照法律，联邦政府需要拥有在建大坝的土地所有权，而这块土地根本不属于联邦政府。“合法”与“非法”这两个词，跟国会是否授权无关，而是跟联邦对土地的所有权有关，他讲起那天时，这两个词不断闪现。“我们往那座大坝上砸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然后发现不合法，”他说，“我们发现那笔拨款不合法，但索道都已经架起来了。那就已经花了几十万美元，是我们从银行借的。我们还弄了个采石场，还建了个传送带把石头送到大坝工地。我们还买了很多很多设备，大型重型的设备，重型起重臂。我们已经投入了一百五十万美元。那笔拨款却不合法！”
回忆起那一天的时候，乔治•布朗已经八十二岁高龄，双眼几乎全盲，却老当益壮，思维清晰。他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开始在狭长的办公室来回踱步。他转了个身，回到桌前。桌上摆满了各种报告，还有妻子的照片，各种纪念品（包括一个沉甸甸的金块，用阿拉伯文雕刻着他的名字，是一位伊朗国王的赠礼），但他一伸手就准确无误地拿起一小块不起眼、已经有些褪色的钢材。将近四十年来，不管他用哪张桌子办公，这块钢材总是放在桌上的同一个位置。“就这个，你看到没？”他说，“这是从那条索道上来的。”他把钢材递给访客，再一把夺回来，放在桌上的同一个位置，又来回踱起步来。接着他伸手扶住椅背，摸索着坐下，又开了口，语速比平时快了很多。“是滑车上的，”他说，“索道的一个滑车上的。我们往那座大坝上砸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结果发现这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发现的时候，索道都建成了，那就花了好几十万，是我们从银行借的……款是垦务局拨的。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只能在属于联邦政府的土地上花那笔钱。他们本来以为建这座大坝的土地本来就是联邦政府的，因为其他州都是这个情况。但得州没有任何土地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拨款是一年一次。结果居然是非法的！”
乔治•布朗回忆，一两天后，阿尔文•维尔茨想出了解决办法。维尔茨解释说，国会作为美国的立法机构，有权力变非法为合法。他说，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国会对大坝修建的授权，还有一项立法，这项立法要规避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专门为布朗&路特公司的这个合同而设立。这样对合同进行认证之后，一开始的法律边界就模糊了。原本这是明目张胆的对一项法律禁令的违反，有了另一项立法做挡箭牌，也就不那么明显了。不管是否得到授权生效，这个合同仍然是要在别人的土地上修建属于联邦的大坝，但有了新的立法，总审计长办公室就能找到借口推脱责任（布朗回忆说，维尔茨当时原话说的是“能找个地方挂帽子”）。
维尔茨说，总审计长办公室也会很乐于利用这个借口。毕竟，总统是希望大坝建成的。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也和他一条心。如果土地归属的问题被很多人知道引起争议，要通过这项新法案可能就难了，但维尔茨觉得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没有国会议员会拿这个来说事，因为没有议员会反对在得州偏僻的山区修建这座大坝。除了几个得州议员，国会甚至没有人知道这座大坝的存在。如果有哪个政府小职员想用这个归属问题找麻烦，布坎南的权力能把这麻烦减到最小。维尔茨说他已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布坎南，得到了布克的认可，还说，这样问题应该就解决了。布克叫他别担心，他一定会亲自保证这条必要法案的通过，一旦通过，一切就照常进行。一九三七年一月国会召开，布坎南信守诺言。国会按照常规开始了授权流程。三月，河流与港口委员会接受那项法案，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审批同意，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维尔茨告诉布朗兄弟，只要国会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坚定地站在他们这边，布坎南的权力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护马歇尔浅滩大坝。
接着，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布坎南心脏病发，与世长辞。
(1) 后来改名为曼斯菲尔德大坝，以河流与港口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命名。
(2) 大概三十厘米。
(3) 两者都是历史上的权臣。前者指的是十六世纪诺森伯兰公爵，曾替年轻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主政；后者应该特指伍斯特主教罗杰，在表亲亨利二世和大主教的纷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 还有好些规模较小的水坝，包括几乎和布坎南大坝同时完工的、马布尔福尔斯附近的罗伊•因克斯水坝。——原注
(5) “新领地”在这里是指美国在美墨战争中占领的新墨西哥、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等原属于墨西哥的领土。而得克萨斯虽然以前是墨西哥的一个省，但后来宣布独立，成立了得克萨斯共和国，因此在加入美国前，并不是墨西哥的领土，也不属于“新领地”。
•第四章•收获
Part IV
REAPING
•21•
首次竞选
二月二十三日，林登•约翰逊在休斯敦，陪同青管局的堪萨斯理事参观市里的青管局项目。突然间，他在某个公园的长椅上看到一份《休斯敦邮报》上显眼的头条：布雷纳姆国会议员詹姆斯•P.布坎南去世。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刹那自己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的确是他的机会，而且很有可能是未来多年他唯一的机会。他想在国家政府中顺着选举这架梯子往上爬，而这架梯子只有三级：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还有最后的那一级，他从来没说过的那一级。第一级是不可能避过去的，他要是踏不上这第一级，另外两级也免谈。他必须在众议院赢得一个席位，而且，因为不可能取代理查德•克雷博格，比较现实的席位只有一个，就是布坎南的第十区，常驻奥斯汀的他就算是这个区的居民了。这个位子如此突然就空了出来，可一旦有人上了位（奥尔雷德州长会组织特别选举），可能很多年都不会空出来了。得州一旦送了谁去国会，就会把他留在国会。布坎南也是在特别选举中当选议员的，那还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这任期真是很长，但对于“孤星之州”的议员来说，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比如，山姆•雷伯恩和汉顿•W.萨姆纳斯，也都浸淫国会二十四年了；约瑟夫•曼斯菲尔德和马尔文•琼斯是二十年；约翰•南斯•加纳在上任副总统之前，有三十年的议员经历。一九三七年，二十一位来自得州的众议院议员平均年资是十四年，在全美各州中名列第一。谁拿下布坎南那个席位，都能干得长久。堪萨斯理事的行程就这么突然取消了，让他猝不及防，错愕万分。他被粗鲁唐突地推进约翰逊那辆棕色庞蒂克大轿车，风驰电掣将近三百公里回到奥斯汀，一路呼啸着开过平坦辽阔的牧场，间或看到牛群在吃草；还经过了布雷纳姆，看到“布克”布坎南的住处挂着黑色的挽幛。
要是飙车的同时，林登•约翰逊也在盘算他赢得布坎南这个位子的机会，那胜算肯定是很小的。
布坎南的突然去世带来的第一波震动中，首先被大家想到的继任者是老布克的妻子，虽然她羞涩、内敛，又不爱出风头。要是布坎南的妻子不参加竞选，那么比较合理的继任者应该是他长期的竞选经理和老朋友，矮矮胖胖、面色红润的C.N.艾弗里。艾弗里是布坎南二十四年来在选区内忠贞不贰的盟友，是他的人。他的婚姻是一场政治联姻，结的亲是朗德罗克有权有势的尼尔森家族，所以自己的政治人脉也十分广泛。他自己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名下有个采石场，布坎南在整个选区分配建设了一些邮局，而艾弗里的采石场就为邮局建设提供石材），所以商场上的人脉就为他确保了大量的竞选资金。更有甚者，艾弗里人见人爱，广受欢迎。“他喜欢坐下，抽烟，说话，”区里一名政客说，“这个老小子是个好人。”另外，还有其他情理之中的候选人：区里的州参议员，霍顿•布朗李；选区里全市最大的政治人物，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雄心勃勃的年轻政客莫尔顿•哈里斯（三十九岁），做了八年的地方检察官，现在已经升至州检察长助理，一直在积极参加整个选区的各种烧烤聚会，希望有一天能坐上布坎南的位子。
林登•约翰逊如果参选，则一点都不在情理之中。他才二十八岁，这就是个障碍（得州的国会议员还没那么年轻的，众议院全部四百三十五名议员中，也只有两个人这么年轻），特别是还在一个农业选区，因为人际关系保守的农民们，非常看重“经验”。年龄也只是障碍之一。林登•约翰逊十年来一直在结交选民，投入无限的精力与主动性，帮他们争取补贴，保住他们的家园，让他们享受到各种各样的联邦服务。但那些选民都是第十四区的，跟第十区没关系。在第十区这个掌握他命运的选区，选民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
第十区 （地图译名参见目录前页）
他们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他是在布兰科县长大的，但布兰科是在一九三五年重新划分选区时才被并入这个庞大选区的，而且还是最最偏远的角落，是第十区十个县中最小的一个。三千八百人口，也只占整个选区二十六万四千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二，所以在选区政治中是基本被忽略不计的一个县。而在当上青管局理事之前的五年，他只是往来于休斯敦、华盛顿和科珀斯克里斯蒂，第十区除了布兰科之外几乎都没怎么去过。他这小半辈子，就算偶尔去过第十区的一些地方，很多都是开车去其他目的地时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景。当然，作为青管局理事，他在这个区已经生活了十八个月，但理事这份工作没什么机会和公众大量接触。国会大道上那些得州地方官员见到他倒是笑脸相迎的；但在布雷纳姆、吉丁斯、利伯蒂希尔和赫托……在第十选区众多小城镇中，他都没能混个脸熟。艾弗里、布朗李，这些名字在整个选区都是妇孺皆知的，米勒市长更是不无炫耀地说他可以在奥斯汀碰到任何路人都能直呼其名地打招呼。而用丹•奎尔的话来说，林登•约翰逊是个“无名小辈”。
第十区的很多政治领袖从没听说过他。林登•约翰逊差不多花了四年的时间，苦心经营，处心积虑，培养广大山区的领袖和县政府的政客，用旁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建立了一张关系网，网里都是只效忠于他而非克雷博格的人。但这张网在第十四区，不在第十区，现在帮不上他的忙。他在第十区认识的大多数当地官员都和地方选举不沾边，第十区的县领导，也就是他需要的那些领导，他几乎都还没打过照面。就连那些和他还算熟人的领导（还有和他聊过天，对他印象不错的）也没有支持他的理由。他们已经有了别的盟友，而且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他们已经跟艾弗里、布朗李和哈里斯合作多年。他们从未跟林登•约翰逊有过什么合作。
在几个奥斯汀的商业领袖和游说者中，约翰逊还算有点地位，他们都是竞选资金的金主啊。这还多亏了他在担任克雷博格秘书期间的悉心培养，对于克雷博格选区之外的“重要人物”也绝不忽视。从这个方面来说，那四年的努力还算没有完全白费。然而，他和这些人的关系倒是很好，却没有好到能发挥特别重大的辅助作用的程度。他们的感激有限，所以贡献也有限。奥斯汀的大商人会把他们真正的支持给予商场同行和老友艾弗里，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为他们争取利润相当丰富的政府合同。不支持艾弗里的商人会支持布朗李或者哈里斯，他们是值得信赖的熟悉面孔。他们不会支持林登•约翰逊。事实上，这些悲观的结论就在当天刊登在区里的大报《奥斯汀政治家》上。《奥斯汀政治家》列出了布坎南的潜在继任者名单，既有希望很大的那几个，也有一些没什么希望的，然而，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压根儿就没出现。
在所有第十区的政界要人中，林登•约翰逊比较熟稔的只有一个。风驰电掣三百公里回到奥斯汀，他先去的地方不是自己家，而是到了国会大道，停在了利特菲尔德大楼前。他没有上自己办公室所在的六楼，而是上了七楼，阿尔文•维尔茨就在那里办公。他请求维尔茨支持自己。
迄今为止，在约翰逊成年以后的生涯当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长辈，除了阿尔文•维尔茨，还有塞西尔•埃文斯和山姆•雷伯恩。维尔茨和后两者一样，膝下无子。后来，华盛顿那些敏锐的见证者看到林登这个年轻人和维尔茨这个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共同点很重要。“林登对他的回答总是‘是的，先生’‘不，先生’，”弗吉尼亚•杜尔说，“就是小辈对长辈的态度……林登和阿尔文与山姆•雷伯恩这种长者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俩都有点对他视如己出的样子。”在奥斯汀，维尔茨的秘书，玛丽•拉瑟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事实上，上司的行为有一次让她相当震惊。一九三五年年初的一天，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瘦高个子年轻人（“能有多高就有多高，能有多瘦就有多瘦”）“长腿迈着快步子”，“冲进”维尔茨那简朴的办公室，而她那个通常不动声色的严肃上司，“也冲出来，一把抓住他，拥抱他。他看到他可高兴坏了……他走之后，我问维尔茨‘参议员’：‘那个年轻人是谁啊？’”她以后就会常常见到他了。约翰逊之前从华盛顿给维尔茨打电话，说自己要做青管局的秘书了，请他帮忙找个办公的地方，维尔茨就帮了忙，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帮他安排妥当。他送维尔茨坐上青管局得州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两人经常见面深谈，互通有无。约翰逊走进维尔茨的接待室时，他会告诉拉瑟小姐：“我的孩子林登来啦。”他一边拥抱他，一边说：“你好啊，林登，我的孩子。”等约翰逊从维尔茨的私人办公室出来，回到自己那儿去的时候，“参议员”会走出来，吸着香烟，告诉拉瑟，约翰逊多么迅速地认识清楚了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我就是喜欢那个年轻人学东西学得这么快。”他说。维尔茨和很多优秀聪慧的年轻人关系相当亲密，然而，从拉瑟小姐的亲眼所见来看，他对林登的态度是很特别的。“他对他抱着很大希望。他觉得他有能力。他爱他。维尔茨‘参议员’有妻子和一个女儿，他当然很爱妻女……但他也希望能有个儿子。他对他（林登）的那种爱，完全就是对儿子的爱。”（维尔茨后来送了林登一张自己的签名照，赠言是：“赠林登•约翰逊，我欣赏、喜爱、视如己出的年轻人。”）
尽管如此，要不是因为那座阿尔文•维尔茨投注了自己梦想的大坝，他对林登•约翰逊的这种父爱可能会以别的形式表现，而不是支持约翰逊竞选国会议员。对维尔茨这种商人政客来说，他在国会的友谊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他绝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激怒议员竞选最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而支持其对手；他会想和获胜者站在一边，不可能在林登这种获胜希望微乎其微的候选人身上下注。
然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这座大坝。这个工程濒临停工，可谓生死关头。如果国会没有迅速通过必要的立法，大坝可能就真的死定了。事实上，那项立法必须在已经开始的这届国会通过，而在布坎南的继任者宣誓就职之后的短短几个星期，国会又要休会了。布坎南那羞涩的、政治上还很不成熟的遗孀是掀不起这个风浪的。而且，维尔茨觉得，布坎南那个竞选经理也难当此大任，C.N.艾弗里挺友好亲切的，但一点也不强势。旁人常用来形容他的词是“随和”，而在维尔茨眼里，他这是脆弱和懒惰。另外，尽管艾弗里在第十区名气很大，“参议员”去华盛顿的好几次都观察到，那些国会议员和官员在国会大厦的走廊上遇见有权有势的布坎南，打招呼都是热情洋溢，但对他的助手只是敷衍地欠一欠身。威利•霍普金斯对“参议员”这方面的心思摸得很清，他说：“他（艾弗里）没有那股子劲儿，而且也不知道怎么能在华盛顿如鱼得水。”
如果是平时，选择得州派去国会的议员，这些缺点一般都不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他可以长久地坐在议员席位上，慢慢去学、去摸索，年资够久，就能弥补冲劲的缺乏。他最终会成为某个委员会的主席，成为老布克一样权大势大的存在。若不是马歇尔浅滩大坝迫在眉睫，维尔茨可能就会支持艾弗里而不是林登•约翰逊了。
然而，有了这座大坝，走寻常路已经帮不了阿尔文•维尔茨和他的客户赫尔曼•布朗了。这个项目等不得谁去慢慢学东西，慢慢掌握权力，一切都需要速度，飞一般的速度。（要是维尔茨和布朗还对眼前的危局有所迟疑，很快就得到了确定：三月六日，布坎南去世两周后，垦务局呈交给预算局一份大坝的预算拨款表，本是例行公事，预算局竟然出人意料地打了回来，写着“不通过”，还指出，马歇尔浅滩大坝不仅从未获得国会的授权，而且还因为土地归属权的问题，其存在的合理性也要打个大问号。）布朗算过，最初的五百万美元拨款，在九月一日就会用完，而布朗&路特公司关于这座大坝的资产负债表上，仍然有一半赤字。预算局的冷脸更是雪上加霜，布朗&路特公司甚至无法保证拿全这五百万美元的头期款。垦务局立刻把一群审计员派到大坝现场，给他们下达了很不寻常的命令：垦务局一般都是在工程结束时才对承包商的各项数字进行审核，而从此时开始，布朗&路特上报的有关马歇尔浅滩大坝的每一项开支，不管多少，一经上报就要立刻进行审计。如此一来，要是预算局突然下令整个工程停工，垦务局付给该公司的，不会比他们已经做的多一个子儿。赫尔曼•布朗就这样面临迫在眉睫的彻底破产，而他和维尔茨的梦想都濒临破碎的边缘。一个随和的“老好小子”是救不了马歇尔浅滩大坝的。而三十九岁的哈里斯这种“小好小子”也不行，他没有华盛顿的经验，只是个州检察官。当然，哈里斯聪明、强势、精力充沛，能很快在华盛顿打通关系，但也快不到拯救大坝。大坝在华盛顿需要的是位“急先锋”，已经深谙华盛顿的人情世故，在这里也有充足的人脉，能够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摧枯拉朽，直捣黄龙。比如说，这个“急先锋”要能够忽略垦务局那些冗长的繁文缛节，直接引起局领导、内政大臣伊克斯个人的兴趣；或者，引起伊克斯特别欣赏喜欢的国会议员莫里•马弗里克的兴趣。大坝在华盛顿需要的“急先锋”要熟识那些重要的议员，他们的权势必须足以倾轧官僚系统中种种之前无法翻越的障碍（比如预算局对大坝合法性的质疑），山姆•雷伯恩就是这样一位议员。大坝在华盛顿需要的“急先锋”要熟识对大坝有管辖权的委员会主席，就是河港委员会的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就算不认识曼斯菲尔德本人，也要认识罗伊•米勒，因为前者对后者的意见可谓亦步亦趋，后者还每天中午推着曼斯菲尔德的轮椅在国会走廊里招摇过市。一九三五年往华盛顿跑过好几趟的阿尔文•维尔茨从所见所闻中了解到，林登•约翰逊不仅在“华盛顿吃得开”，在这个罗伊•米勒面前也很吃得开。现在坐在自己办公桌对面这个小伙子，正是他需要的“急先锋”。约翰逊请求他提供支持时，他立刻就点了头。
他还给约翰逊制定了一个策略。一言以蔽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两个星期前，罗斯福刚刚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填塞计划 (1) ”，却突如其来地遭到了代表当地反动利益集团的得克萨斯州议会的公开反对。但二月二十日，哈罗德•伊克斯前往得州议会发表讲话时，言语中捍卫着总统的计划，挤满了人的看台上爆发的是欢呼雀跃，很明显地暗示了得州人民不同意自己代表的意见。整个得州，总统最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第十区，其中的丘陵地带县市在之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人民党的坚强堡垒（人民党的前身农民联盟，当然就诞生在丘陵地带的小镇兰帕瑟斯，离选区北界仅仅三公里左右）。《奥斯汀美国人》不久后在第十区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总统该计划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比高达七比一。维尔茨说，约翰逊应该支持总统的计划，而且，应该让这个支持最高法院调整计划的态度，成为自己这个平台上最重要的一块板。他应该支持罗斯福所有的项目。他竞选的基础，就应该是对总统“百分之百”的彻底支持，支持总统之前实行的所有项目，也支持总统未来可能实行的任何项目。
这个策略的背后，是完完全全的实用主义。维尔茨根本不赞成这个法院计划，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一直跟亲密的朋友说自己是个“原教旨律师”，因此不会支持任何对法院结构组织的调整改变。私底下，他的言辞还要更激烈些。他不仅对该计划态度如此，对整个新政也是一样，而他的态度就是那些痛恨罗斯福的反动商人的态度，这些人不仅是他的客户，还是他的密友。然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支持罗斯福的策略，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约翰逊的胜算。这能弥补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在选民中没有知名度。因为这策略能马上给他一个广受欢迎的身份——“罗斯福的人”。他立刻就能踩踏好几个反罗斯福的潜力候选人：比如州参议员布朗李，他就投票赞成州议会反对最高法院填塞计划。而且还可能让约翰逊获得两个激情满怀支持新政实践新政的人：州长奥尔雷德和《奥斯汀美国人》以及《奥斯汀政治家》的出版人查尔斯•马什。
维尔茨说，大多数候选人都是支持罗斯福的。因此，约翰逊必须比他们都要更支持罗斯福。要是他能让自己从其他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罗斯福的“急先锋”，就能赢得选民们的支持，因为他们都十分急切地想表达对总统的支持，特别是对他这个最高法院填塞计划的支持。二月二十三日那个命运攸关的日子，约翰逊冲进维尔茨办公室时，当时在事务所做事的L.E.琼斯正在听打“参议员”的信件。他见证了两人谈话的整个过程，并且说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维尔茨又在约翰逊家里重申了他的观点，还有些别的人在场。他们回忆，维尔茨说，约翰逊要想胜选，唯一的机会就是“制造个话题”，这个话题应该是法院填塞计划。琼斯说：“他们讨论认为，法院填塞计划可能是个很糟糕、很草率的计划，但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是胜利之道。维尔茨说：‘听着，林登，这当然都是些胡说八道，这个计划，但是如果你倒向这个计划，罗斯福的朋友们就会支持你。’”
当然，琼斯很清楚，约翰逊自己也对新政不那么感冒。他从没听过约翰逊发表关于法院填塞计划的私人意见，但是，他说：“他压根儿就是一点没变啊。”接受这策略的人和提出这策略的人，就是心往一处想的。
维尔茨的支持自然也包括资金。他是汉布尔和木兰的法务代理，利用一下游说资金不是什么难事。当然，约翰逊要等到布坎南的葬礼之后再宣布参选；不过就在两人达成联盟的当天，维尔茨就给两个石油业巨擘总部打了电话，为约翰逊拿下了第一笔游说资金。
维尔茨还被委托从另一个金主那里争取资金。有人问“小瓢虫”•约翰逊，她是不是立刻就知道了丈夫要竞选布坎南这个位子，她回答：“我们肯定是不知道要去竞选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能赢。林登来自十个县中最小的一个。他很年轻，资金也是个问题。”
维尔茨则以自己潜移默化的方式，唤起她的热情。“他和我聊了聊，我问林登有没有胜算，他就把我们不会赢的理由全部列出来了。同时，他也清楚说明了我们可能再也没有其他机会，说了原因。他说：‘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真正机会。要是不告诉你胜算不大，就是我的失职，但还是有胜算的。’所以我就给我爸爸打了电话……”
这个电话的重要性，倒不是说能筹到多少钱，反正最终维尔茨能筹到比这多得多的资金。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是在于筹的钱能迅速入账。就算是阿尔文•维尔茨去筹措资金，也是需要时间的，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等不起。他急需至少一万美元的本钱，把竞选活动开展起来。“小瓢虫”打电话给“泰勒长官”，他问：“你需要多少？”她回答：“我们需要一万美元。”
他说：“你确定五千不够吗？”我说：“不够，我们要一万。”他说：“好，我帮你去弄。”我说：“明天早上能到吗？”他说：“不行，到不了。”我的心一沉。他说：“明天是礼拜天。”我们忙得晕头转向，都已经忘了是星期几。“但是周一早上九点我一定给你到位。”
这么一来，竞选活动就能起步了，约翰逊自己提供的，是他苦心经营创造的资源：正在青管局工作的那个组织，可谓一切人员全部各就各位。约翰逊在辞职参加竞选的时候任命凯拉姆为青管局得州分部常务理事，此时后者就通知分部高层的员工，他们可以为约翰逊的竞选服务。真正是约翰逊摇旗呐喊，下属们趋之若鹜。
比尔•迪森是第一个追随者，从多年前的圣马科斯时期开始就在追随他了。听说布坎南去世的消息时，他人在圣安东尼奥。“我根本不用问别人到底会有什么事，”他说，“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林登给我打了电话……他没有说要参加竞选，没有提到布坎南的死，只是说：‘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他说：‘你最好赶过来。’于是我就上车去了奥斯汀。”
这辆车是迪森最珍贵的资产：闪光锃亮、一尘不染的全新雪佛兰。他经常维护，擦得无比光亮。最让他骄傲的是，买这辆车他没有欠一分钱，是自己辛辛苦苦存了两年的钱，用自己的积蓄来买的。听说林登•约翰逊要竞选的消息时，他想到应该用得着那种车顶上有大喇叭的竞选车，就把自己的车捐给了竞选团队，允许别人在车顶上钻洞，好安装螺栓，固定大喇叭。捐出这辆车之前，他先开着去了家乡斯托克代尔，找到银行的熟人，借了五百美元。把车给约翰逊的时候，他把这五百美元也一并给了。
开车赶来的人，还有些比圣安东尼奥更远。吉恩•拉蒂默正在华盛顿联邦房屋管理局的办公桌前努力工作，突然听说“老大”可能要参选。“我给他打了个长途电话，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他说希望我能在。”不到两天，他就在了。他挂了电话，请了个假（他解释说，上司也是“约翰逊先生的崇拜者”），跑出去上了车，开始驱车两千五百多公里往奥斯汀赶。除了加油以外，他一路都没有停车，等终于到了，“我累惨了，什么也做不了，晕了过去”。
和“老大”一样，这群手下也不熟悉这个选区。这个组织不及艾弗里的团队，不及米勒市长的团队，也赶不上布朗李或者哈里斯的。他们在这里没有人脉，没有朋友。但他们怀着年轻人火热的激情，还有对领导的坚定信念。这信念部分是出于经验。“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觉得他是有胜算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会比任何人都要努力。”拉蒂默说。部分是出于盲目的信心。迪森说他“从未怀疑过”约翰逊能赢得任何他参加的比赛。“我们就是觉得，只要他参加了就能赢。”
策略、资金、团队，这些都有了，现在这位不知名的候选人可能有了一点机会，能赢其他对手了。但有一个是例外。面对这个对手，什么都给不了他机会。没有什么能改变大家投给老布克遗孀的同情票。维尔茨很坦白地告诉约翰逊，布坎南夫人只要决定参选就能赢。约翰逊也清楚他说得对。
而且她参选的苗头越来越明显了。布坎南的葬礼在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举行。周六，选区最有名望的政客们又回到布雷纳姆那栋挂着黑色挽幛的房子，对六十二岁的布坎南夫人表达了他们一致的支持。其中就有艾弗里，他说要是她参选，他就不参选了，还主动请命担纲她的竞选经理，就像过去他为她的丈夫服务那样。艾弗里得到了其他潜力候选人的回应，根据《奥斯汀美国人》的报道，所有人都说，要是她参选，“他们就不参加了”。这篇文章中，约翰逊的名字出现在潜在候选人名单中，而《奥斯汀美国人》报道说，他参选，也是要在“布坎南夫人不参选”的情况下。
周六整整一天，约翰逊在他欢乐谷街的家里焦急地等待着。而大家对于布坎南遗孀将要参选的猜测越来越多。周日深夜，约翰逊一个一直等在《奥斯汀美国人》印刷厂的朋友，拿着一份抢先拿到的周日报纸，跑进他家，报上有篇文章说似乎确认了这个猜测。导语只是说艾弗里在和布坎南夫人儿子的会面中现身，承诺说周一会就她是否参选发表一个声明。但文章后面，几乎要到结尾的地方，有段话暗示了声明的内容：“布坎南夫人的亲朋好友说，布坎南夫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影响第十区的所有议会事宜……他们说她十分熟悉国会中有关本区利益的事务，完全能够继续布坎南议员未完成的事业。”
林登•约翰逊的朋友们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林登读到这一段，脸色变得惨白。“你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血色渐渐消失，”其中一个说，“白得像张纸。”约翰逊和维尔茨进入他的卧室，关上门秘密协商。可是这个问题，维尔茨都帮不了他。
所以林登•约翰逊就去找了个能帮他的人，是他所知的最聪明睿智的政客。那天晚上，得州中部突遭霜降，周日一早约翰逊醒来，奥斯汀的气温降到了零下二摄氏度左右，丘陵地带还要低得多。路上结满了冰，但他还是上了车，开了八十公里去约翰逊城，这一次是一个人，没与任何人同行。他停在一座小小的白房子前，墙上有维多利亚式蕾丝花枝纹样装饰。他走进简陋的前廊，请父亲发表意见。
山姆•约翰逊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回答。林登的弟弟回忆：“林登说他想静观其变，看看她（布坎南夫人）要做什么。爸爸就说：‘我的天啊，林登，你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政治啊。’林登说：‘什么意思？’爸爸说：‘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老得争不动了。要是她知道自己要去跟别人争，就不会参选了。你现在就宣布参选，抢在她前面。你宣布了，她就不会参选了。’”
布坎南夫人是安排在周一下午宣布是否参选的。周日下午，林登•约翰逊开车回到奥斯汀，马不停蹄地召集了记者，告诉他们，不管布坎南夫人是否参选，他都要参选，坚持到底。报纸上刊登了约翰逊的决定，随后布坎南夫人的儿子致电记者们。“我母亲刚刚做了不参选的决定。”他说。
林登•约翰逊开车离开家回奥斯汀之后，山姆•约翰逊步行到《约翰逊城纪事》的出版商雷弗迪•格利登家中。格利登正和家人享用周日丰盛的早餐，突然就听到山姆在家门口吼道：“格利登，我想跟你说句话！”（“就是山姆先生那熟悉的洪亮的声音，”斯特拉•格利登说，“哦，我真是很久很久没听到那个声音了。”）进了门，他说：“格利登，你知道我那蠢儿子想干什么吗？他想跟十个老油条政客竞争国会议员的位子。”接着他说：“林登就觉得他能称霸天下，一个毛头小子怎么跟十个男人竞争啊？”山姆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一会儿，全是林登参选的不利条件，直到斯特拉（林登说过，斯特拉的炸鸡是他“在这个大世界里最爱最爱的东西”）和她丈夫都忍不住出来为林登辩护，说他虽然年轻，却在华盛顿有很丰富的经验。山姆这是在故意引导他们（斯特拉说：“我后面静下来想了想，才意识到他到底在做什么。”），让他们自己来说，为什么应该支持这个蠢儿子。他们自己说服自己的效果，要比他去说服他们好多了。他的策略成功了，证据就是下一期《约翰逊城纪事》上格利登写的社论，有一个很醒目的大标题：约翰逊参选国会议员。
我们不想仅仅因为约翰逊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布兰科人就颂扬他。过去的十年八年，家乡人很少见到约翰逊先生；他少在家乡露面，是因为在国会担任秘书和青管局的理事，事务非常繁忙。他还是个年轻人，就有了这么令人敬佩的履历……他做的都是好事，政治生涯的起步可谓“两袖清风”。没人听说过林登•约翰逊做什么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
山姆还在儿子发表第一次竞选演说之前就介绍了他，就在约翰逊家的前廊上。尽管这位“土生土长的布兰科人”少年时代的性格与家庭背景都给人留下了不怎么愉快的回忆，布兰科还是倾向于支持他的。在得州乡村地区各县，那些关于边疆掳掠、危险重重的记忆仍然鲜明，邻里互助是大家十分看重的美德。因此一个县不支持“自家人”是非常少见的。布兰科县极度的贫穷与偏僻更强化了这种倾向。因为这些居民不仅家里穷，心里也穷，那种贫穷、孤立和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可不好受。要是布兰科走出的少年能够在外面的世界成功，这意义对他们非同凡响，他们有了自尊自爱的理由。当时，约翰逊是唯一一个他们觉得在外面的世界混得不错的当地年轻人，只有他可以证明“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佩德纳莱斯河边”走出的人也能在外面的世界如鱼得水。他们觉得“小国会”听起来就很了不起；林登被选为“小国会”的议长，约翰逊城终于有了值得骄傲的人、值得自豪的事。林登的堂姐阿娃•约翰逊•考克斯，曾经特别反感约翰逊城对表弟的轻视，她回忆说，当时《纪事》刊登了林登当选议长的消息：“哇，简直是炸了锅了。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全城。理发店里人人都在说：‘哇呀呀，那老小子混得不赖啊！’”他被任命为青管局理事的时候，“他们真是为他骄傲。人人都在说：‘他是我们这儿的孩子。我就知道他能行。我就知道他是干大事的人！’”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说，加深这种骄傲的可能还有感激。毕竟，厄尼斯特•摩根不是丘陵地带唯一一个受益于青管局的工作才得以继续学业的青年。布兰科有好些人家都打心眼儿里感激那个帮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人。当然，林登•约翰逊十年来都没怎么待在约翰逊城，年少时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都模糊了。那天，站在约翰逊家门前的人群，迫不及待地要支持这个内心已经长大的年轻人。
山姆把这种意愿变成了更深层次的东西。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山姆•约翰逊，身上已经难寻过去的影子。约翰逊家最后的那点“趾高气扬”已经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心脏病发作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那么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已经黯淡无光，还多年保持着一种忧伤的神色。他躬身驼背、面色灰败。约翰逊城的商人集体拒绝他赊账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他欠的债早就不是大家的谈资，没人会再讨厌一个拖着病体、落后于时代的老人。甚至还有些人略略有些尊重山姆和丽贝卡到圣马科斯生活四年，让四个小一些的孩子能读完大学的决定。他站在大家面前，请求他们为自己的儿子投票时，人群中一些观众甚至可能忘了他欠的债，而想起大家欠他的债，这位老人曾经为他们拿到过补贴，给他们借过钱，还为他们争取到了一条高速公路。听着这个曾经那么擅长演说的人再次开口，他们可能还想起了山姆•伊利•约翰逊曾经为之坚持奋斗的理想，因为他提到了罗斯福总统和山姆•雷伯恩，提到有他们这样的人在华盛顿，农民们终于有了盟友，能够为长久以来的信念抗争。他还说，自己的儿子会帮助他们抗争，因为这孩子也有着同样的信念。
在罗斯福有着压倒性的七比一支持率的丘陵地带，在诞生了得克萨斯联盟并成为其坚实堡垒的丘陵地带，山姆的话可谓句句到位、字字中的。罗斯福正在为之奋斗的，正是丘陵地带数十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毕竟，差不多半个世纪前，挥舞着得克萨斯联盟蓝色旗帜的马车队，就是从丘陵地带挺进奥斯汀的。
山姆•约翰逊已经多年没发表演说了，但他为儿子发表的这番演说，可谓今生最佳。林登•约翰逊后来说，发表这番演说的时候，“我父亲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年轻人”。
“他看着台下每一张如此熟悉的脸，又看了看我，我看到他眼中满含泪水，对人群说他多么为我骄傲。要是他的儿子能够在美国首都，与罗斯福、雷伯恩和那些民主党的好党员共事，他对祖国是多么充满希望。那天，他的声音和他的表情中有什么东西，完全调动了人群的情绪。等他终于讲完坐下，他们热烈鼓掌，一直鼓了差不多十分钟。我看着母亲，她也在鼓掌微笑。那是值得约翰逊一家骄傲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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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山姆•约翰逊卓越的演讲才能鼓动了整个布兰科县支持自己的儿子，那么他在政治上的运筹帷幄就更进一步地调动了这种情绪。林登•约翰逊的第一场大型竞选集会安排在三月五日星期五，地点是圣马科斯老主楼的礼堂。山姆组织了一个布兰科亲友团去参加机会。
那个周五刚过午，约翰逊城法院门前的广场上，开始聚集了各家的车，福特A型和T型比较多，偶尔来一辆哈德逊或帕卡德。来了好多人，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小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开始排列起密集的车流。很多车都是满载的，有的农民把全家人都带去了，有的是两家拼车，等着上路的时候，大家还下车跟朋友们打招呼。
山姆召集了些男孩子，把每辆车都贴上了印有林登照片的大幅海报，有的贴在车窗上，有的贴在车前的散热罩上。傍晚将近，山姆和丽贝卡上了自家那辆破烂的A型老爷车，领着亲友团出了城，沿着六十六号公路，驱车将近二十六公里，穿越圣马科斯的群山。那天晚上，圣马科斯的学生和镇上众人纷纷往主楼走，突然听到附近的山丘上传来汽车喇叭的轰鸣。林登•约翰逊从丘陵地带“天降”，身后跟着一列长长的旧车队，这是五十年来走出丘陵地带最长的车队、最大的人群了。
然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约翰逊的竞选之路，再也没能像这次集会这么炫目飞扬了。
又有七名候选人宣布参选，州长奥尔雷德把选举日期定在了四月十日 (2) 。（州长裁定，这不是党内初选，不会因为没有参选者得到多数投票，就在得票最高数的两者之间再进行一次选举。而是一次“特殊选举”，用得克萨斯的话说，就是采取“突然死亡制”，只要得票最高者，不管是不是多数票，就立即当选为议员。）参选者中有一位是屡败屡战的陪跑人，没人在意；还有一个来自偏远小镇唐森戴特，也只有唐森戴特的人才会投他的票。但其他的就不容小觑了。比如说一位年轻英俊的奥斯汀律师，波尔克•谢尔顿，是很理想化的保守主义者（他和维尔茨一样，自认“原教旨律师”），他决定参选，是因为想去华盛顿反对最高法院填塞计划。不过，他之前也是圣马科斯的明星运动员，在整个选区知名度很高，也很受欢迎。还有四个政坛老将。首先是山姆•斯通，常年稳坐威廉森县大法官的位置，全县四万五千名居民都会坚定地支持他；另外三个政客的民众基础比这位还要广：选区的州参议员，霍顿•布朗李；莫尔顿•哈里斯，强势好斗的州检察长助理，在第十区工作活动多年，等的就是眼前这样的机会；当然还有C.N.艾弗里，他已然是大多数民众的心头好，在整个选区有着非常广泛和坚实的人脉基础。艾弗里还充分利用情感因素胜了一筹。他在参选声明中说，自己参选，只是因为老布克会希望他参选：“已故的布坎南先生……告诉过我，（他去世后）想让我竞选他的位置。他告诉我，我是整个选区唯一有资格继续他事业的人……现在，我感觉继续他的事业是自己必然的使命。这是我对好朋友应尽的义务。”不仅如此，竞选活动的第一周，没有参选的米勒市长宣布，他，以及整个奥斯汀政府机构，都会全力支持艾弗里。性格坚强、讲求实际的奎尔回忆：“米勒公开宣布支持艾弗里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觉得，比赛结束了。奥斯汀就是最大票仓啊，大家都知道。这是第十区最大的城市。而米勒这样权大势大的人物，跟他作对日子可不好过。似乎根本没有多少继续努力的价值了。”政治观察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艾弗里会赢。就算有几个觉得他会受到挑战的，也都觉得挑战会来自斯通、布朗李或者哈里斯。林登•约翰逊是第十区最小县城的“家里人”，在全部的候选人中实在是个无名小卒，他的参选没人在意。
另外，约翰逊在这个选区的居住时间有限，也成了他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有人说他是“投机钻营的外来政客”，这评价听着格外刺耳。他家乡报纸上那句“过去的十年八年，家乡人很少见到约翰逊先生”被对手们断章取义地拿出来大肆宣扬。他们还注意到一点，就像艾弗里所说，“他从来没在第十区投过票”。而他的年龄比预想的还要不招人待见。本来他想要通过混淆记者与选民的视听，把年龄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宣布他参选的新闻通稿如是说，“他很快将年满而立”。因此，大家就会认为他“快三十了”。在很多提到具体年龄的文章中，他是二十九岁；根据种种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整个竞选活动中，他的准确年龄二十八岁，从未出现在任何出版物上。然而，不管大家认为他多大，对手还是拿此事大做文章，“这个约翰逊是在太太太年轻了，”斯通的竞选经理对乔治敦一位居民说，“别叫他脱了童装就穿上一身官服啊。”约翰逊之前可能还抱着一点幻想，觉得这样的攻击没什么杀伤力，然而他和艾弗里在奥斯汀贸易委员会第一次同台，这幻想就被击得粉碎。艾弗里说：“我相信，每个男孩子，只要年满七岁，都会产生强烈的渴望，想做警察、做消防员……但我们把这样的任务交托给他们之前，也要求他们积累大量的经验。我们就是没法想象一个小毛孩子手拿气枪追赶强盗。”约翰逊就坐在台上听着，而这俏皮话让下面的观众哈哈大笑起来。
但约翰逊有的是人手，也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人手。他把他们分成小队，派往各个小镇，并且告诉他们在不同的小镇该怎么说。“我们去到一个小城镇，”厄尼斯特•摩根回忆，“手里有要见的人的名单。我们还会在各处钉上海报。他希望自己的海报到处都是。到了地方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当地报社。他总跟我们说：‘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在报纸上登我的照片。我想让全城所有人就算擦屁股，也要用有我照片的纸擦屁股。’”奥尔雷德州长是三月五日才宣布要进行特殊选举的，约翰逊却早在三月一号就宣布自己要参选了。就在第二天，塞满约翰逊那些年轻手下（曾经的圣马科斯“白星”成员）的车就纷纷出发，在整个选区风驰电掣。A.J.哈兹克，约翰逊大学时选中的第二个班长候选人，在通往雷德波特的荒凉道路上发现一辆眼熟的车向自己飞驰而来：那是比尔•迪森的车，他是约翰逊大学时选中的第一个班长候选人。擦肩而过，两人只招了招手，并没有停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时不我待。
约翰逊制定了策略，也知道如何运用策略。他告诉“白星”们，一定要集中于一个简单的重点。其中一个回忆：“我们问应该怎么跟人们说。他告诉我们，竞选活动可以有很多口号，但重要的只有一条：‘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全心全意支持罗斯福。’”这是约翰逊海报上的全部内容，而在约翰逊宣布参选的第二天，这些海报就遍地开花，贴满了整个选区的树和电线杆，尽管贴得不规律不整齐，却十分显眼：投票支持约翰逊，就是投票支持罗斯福项目。这也是他名片上的唯一主题，是在同一天赶工印刷出来的，成千上万张地散发出去。名片上说，投票给约翰逊，就是“支持罗斯福，支持进步”。从竞选总部雪片般邮寄出去的信件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个信息：“亲爱的卡森先生：O.E.克雷恩先生建议我给你寄送关于我竞选国会议员的介绍。我全心全意地支持总统和他的项目。我请求赞成罗斯福项目的人们都支持我。您真诚的，林登•约翰逊。”
在最初的声明中，约翰逊不仅阐明了这个主题，还进行了特别强调，在这么一个对罗斯福给予帮助感恩戴德的选区，这样的言辞显然十分具有吸引力。他说，由于竞选的时机，投约翰逊一票，不仅能够表达广大人民对罗斯福的支持，还能帮助总统先生，在他急需帮助的时候雪中送炭，与他并肩进行此时正难分难解的斗争。“这个竞选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总统是否应该坚持他调整司法系统的项目，”他说，“由于布坎南议员不幸意外逝世，第十区的选民们赢得第一个在这重要议题上发声的机会……请你们发出一致的声音，因为全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都是毫无疑问的。”他说，发声的途径，就是投他一票。“我一直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者，也全心全意地赞成他现在的计划。”
这么一强调，有两个对手就立刻处于劣势了。波尔克•谢尔顿是不可能在原则上做出妥协的。“在这片区域，罗斯福就是圣人耶稣，”他的兄弟埃米特说，“但波尔克就是波尔克，没人能强迫他说出自己都不信的话。”记者问他，对最高法院的这场争议有什么看法，年轻的律师回答（大家认为他的声明是对维尔茨见风使舵改变立场的蔑视）：“我反对法院组织结构的调整。在这场选举开始之前我就反对。我可不是个伪君子。”布朗李参议员想要妥协，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因为他为法院填塞计划投了反对票，这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事实。
另外，事态正遂了维尔茨与约翰逊所愿，他们的策略正好跟马什旗下两份日报（《奥斯汀美国人》和《奥斯汀政治家》）的观点配合起来。而詹姆斯•V.奥尔雷德州长个人是很喜欢约翰逊的，对他担任青管局理事期间的工作和他对华盛顿的了解也十分赞赏。“他觉得，（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只有约翰逊能让得克萨斯在华盛顿得到最多应得的东西。”最能摸清奥尔雷德心思的州务卿艾德•克拉克说。尽管如此，州长一开始本想在这场议员竞选中保持中立的，部分是因为他觉得约翰逊毫无胜算，他可不想惹下一任议员。但奥尔雷德是个真正的自由派，是得克萨斯二十世纪选举出的唯一的自由派州长，也是在罗斯福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才得以入主得州。他也将罗斯福视为偶像。克拉克说，约翰逊“是这么真诚热血地支持者罗斯福，吉米 (3) 无法置身事外”。他没有做任何公开声明，事实上还反复表达自己的中立态度。但私下里，他允许克拉克去为约翰逊工作，因为州务卿决定“押此人一票”。而且还慷慨地把自己的竞选经理，经验丰富的得州政治操盘手克劳德•维尔德派去供约翰逊差遣。在一个场合，奥尔雷德没控制住，做出了个半公开的举动：约翰逊到访州长办公室，离开的时候，州长冲动地从帽架上摘下自己的白色斯特森毡帽，送给了这位年轻人。而年轻人在之后的每次集会上，都会戴这顶帽子，当然也会让在场众人知道是谁送的。
约翰逊也有钱。而且，如果说在一片陌生的地方开展竞选活动，他不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笔钱（但他很有可能是知道的，他可是政坛的“神奇小子”啊），阿尔文•维尔茨也知道。约翰逊在选民中没有知名度吗？钱能让他成名，迅速成名。一般来说，选手必须等着筹到给印刷厂的钱，才能印刷海报和名片，而维尔茨和“泰勒长官”迅速给约翰逊提供的资金，让他在开始竞选那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印刷品。大多数选民唯一的政治新闻来源就是那二十五份小小的周报。在这人口稀疏的地区，这些报社也都在艰难挣扎求生。很多居民贫穷不堪，区区一点五美元的年订阅费都交不起，不得已只能用鸡或木柴来抵。从这些周报的内容质量和职业道德来看，出版人中鲜有专业记者。他们不仅缺钱，也缺内容，所以愿意一字不差地为候选人登广告，还可以原稿照发候选人的手下准备的文章。只要给钱就行。付给一家报社的钱很少，本来嘛，商人在这些报纸上登一条广告也就给五十美分或者一美元。然而要同时付钱给大概二十家报社（有的出版人拒绝见钱眼开），还得每周不断。约翰逊就能保证资金不断。到达各个报社的信封里，装着他的参选声明，是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写出来的；另外，虽然没有广告，信封里还是放了十美元的支票。雷•李在附言中写道：“随信附上十美元支票，请记在我们的账上。之后我们希望能用一些版面刊登广告，还有约翰逊先生宣布参选国会议员的声明。希望你们能够在本周刊登这篇声明。”很多报纸都以约翰逊希望的方式刊登了这篇声明，四天后，李又寄去了一封信：“我们感谢你们的热心与慷慨，将和你们保持联系。”
很快就再次联系了，并且如承诺那般保持着。约翰逊亲自给一位编辑写过信：“信中是本周你们报纸要刊登的广告，再附上可记在我们账上的十美元支票，还有一篇关于我演讲的新闻稿。我希望这三样东西都能得到妥善处理。我们计划在竞选期间每周在你们报纸上刊登一条广告，也希望你们一直将我们的立场广而告之。”有的支票数额越来越可观，出版人们如果继续要求更大的数额，也不会失望。李写的附言中，很典型的一句是：“如果这些钱不够，请立刻给我们寄来账单。”这些钱花得值，帮了约翰逊竞选很大的忙。一位助选人员说：“我找了《马布尔福尔斯通讯报》，发现我们还欠他们五美元……他说他不会在（约翰逊下属写的新闻稿）结尾加上‘付费广告’的字样，这样就更有分量。”整个竞选活动从头至尾，约翰逊不仅在广告费用上远超对手，也在颂扬他的“新闻报道”数量上遥遥领先，当然都是他的下属们写的。
跟选区的政治领袖们打交道，钱也是一大助力。首先，钱为他买来了克劳德•维尔德。政治领袖们都熟悉这个精明的老政客，不仅熟悉，还喜欢，而且与他共事多年。州长建议他做林登•约翰逊的竞选经理时，维尔德的第一反应是：“谁他妈的是林登•约翰逊啊？”试探了各位政坛领袖的意见后，他深信，约翰逊没有任何胜算，而且他的竞选应该基本就是个笑话，和这人扯上关系，会很丢脸很尴尬。所以一开始，他拒绝了奥尔雷德的建议，不愿意出手帮这个年轻人。挨不住州长的一再坚持，他勉强跟约翰逊和维尔茨坐下来谈。面对“竞选经理”这样的头衔，他毫不动心，而是提出提前付给他五千美元他就干。“小瓢虫”对此并不知情，但她父亲的一半拨款就这么给出去了。
维尔德加入竞选团队，当然不能让领袖们就这么支持约翰逊，但能让他们允许举行“烧烤”集会（政治集会，高潮是各种精彩的演讲），甚至还会亲自到场参加。这是得州政治生活的一大内容。林登•约翰逊举行的烧烤集会，是这个贫穷的选区前所未见的。艾德•克拉克说：“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烧烤，还能打包回家；各种啤酒也是尽情喝个够。”换句话说，每次烧烤集会上都会准备足够数百人吃喝的牛肉与啤酒。“那之前，”他说，“这边的烧烤集会从没有过这样的阵仗。我就告诉你，他（约翰逊）这样的集会我们是喜闻乐见的。我们坐下来算算这么一场要花多少钱，反正咱自己是永远花不起这个钱的。”
烧烤集会上，吃肉喝酒狂欢，演讲热血沸腾，这是在得州乡村政治生活中高调烧钱的方式；当然也有静悄悄低调花钱的时候：要收买各个“警区”，可以给警长或者县委委员一笔钱。第十区有几个这样的“警区”，约翰逊也有收买的钱。第十区还有大量的黑人选民 (4) ，有的住在布兰科县几个小的黑人聚居区；有的住在李县，那里有几千个黑人佃农；还有的住在奥斯汀的贫民窟。至少在奥斯汀和李县，黑人社区投票是唯领袖们马首是瞻的。领袖们是可以收买的，而且还很便宜。约翰逊有收买他们的钱。还有三四个乡村社区聚居着数千名捷克移民，他们的投票也是可以收买的，当然价格要高很多。但约翰逊的钱也是足够的。
过去和现在，都没人知道，林登•约翰逊第一次竞选到底花了多少钱。约翰逊夫人带着可以理解的骄傲说，她的钱就是丈夫事业起步所需的全部财产。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一万美元汇款单，是她最珍惜的财产之一。“我一直把那汇款单放在钱包里，直到变得破破烂烂，”她说，“真的是等到碎成了渣才扔掉的。”她还说，阿尔文•维尔茨是筹了些钱，但“很可能”那一万美元“就足够第一场选举的全部开支”。约翰逊夫人对此深信不疑，但事实并非如此。波尔克和他的竞选经理埃米特这谢尔顿家的两兄弟，光是为了在花费上不输约翰逊，就搞得自己破了产。埃米特绘声绘色地回忆起选举活动一开始时，跟这个朋友筹一千，跟那个朋友筹一千五，“本来觉得已经是巨款了”，结果发现一个响儿都听不到。“要是早知道竞选得花多少钱，我们根本不会掺和进来，”谢尔顿说，“因为我们没那么多钱。到竞选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借的都借了。给自己挖了个（钱的）大坑，后来用了好多年才填满。”他们的总花费是四万美元，而各位见证者众口一词，说艾弗里和布朗李的花费都要远超这个数字。
约翰逊的花费令任何一个对手都相形见绌。艾德•克拉克代表约翰逊初展才华，而他是个外表朴素的政治天才，后来可以称得上是得州最出色的竞选活动筹款人。这位深受州长信任的顾问给州政府的人打电话：“要是我跟谁说‘州长希望你支持他的朋友林登•约翰逊’，对方就知道我是有授权的。”他们的贡献很小，二十美元，十美元，甚至更少，克拉克说，但给钱的人数很多。奥斯汀的商人还给了约翰逊更多的钱，比如美军基地马布里营的供应商们，用克拉克的话说，他们“觉得结交国会议员对自己有好处”。这些贡献就不小了，克拉克说“从一百美元到五百美元不等”。这样的赞助人数量也不少。他的资金来源还有那些一直在政治上出手十分阔绰的人，不仅有阿尔文•维尔茨，还有罗伊•米勒，以及维尔茨和米勒一声令下就掏钱的游说者。克拉克说，虽然打了一些形式上的竞选花费报告（约翰逊的报告中说，捐款数是两千两百四十七点七四美元），却完全不值得参考。只有林登•约翰逊，阿尔文•维尔茨和艾德•克拉克这三个人略微清楚总共花费。约翰逊和维尔茨已经过世。克拉克说他并不知道准确的数额。“那时候没打多少报告，”他说，“没人知道到底花了多少钱。”但他估计林登•约翰逊第一场竞选花费是在七万五千美元到十万美元之间，是到那时为止得州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场国会竞选。
最重要的是，约翰逊有他保持了几乎一辈子的性情与特质。
年少时的遭遇与苦恼，在丘陵地带作为山姆与丽贝卡•约翰逊的孩子成长起来的不安全感与羞愧，让他在整个成年生涯中迫不及待地抓住每个不管多么微茫的机会去摆脱过去。不管在华盛顿，还是之前在休斯敦与科图拉，他都竭尽全力地工作，满怀狂热地驱动自己，让年轻的意志坚定而不可转移，不断鞭策自己奋勇向前。记者和传记作者们通常将之称为“精力无限”，但其实是绝望与恐惧的极端表现。他做了一切可能的尝试，真的是一切，去成功，去赢得尊重，去成为“大人物”。“他的态度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小细节都做好了，就一定会赢的。”
在华盛顿，在休斯敦，在科图拉，所有的经历都更强化了这种态度。每份工作他都“做好了所有小细节”，并且鞭策自己不断努力，“无所谓时钟嘀嗒，不辨时日变迁，不分黑夜白天”；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无论清晨日暮，他都在工作。于是他“赢了”，抓住了每一个微茫的机会。
现在，大机会来了，真正的机会，也很有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而林登•约翰逊之前的努力，比起他现在的努力，可谓不值一提。
他觉得，自己拿不下城里人。全选区二十六万四千居民中，奥斯汀就占了八万八千名，所有人都很服米勒市长，而米勒支持的是艾弗里，所以他必须走农村路线。
但广大乡村地区有两万多平方公顷。得州第十区是美国人口密度最小的区域之一；奥斯汀之外的十七万六千居民散落在十个硕大的得州郡县中，面积超过特拉华，超过康涅狄格，超过两个州的总和。当然，奥斯汀就位于爱德华兹高原的最边缘，决定命运的西经九十八度线附近。奥斯汀以西将近八千平方公里的地区，就是空旷广阔的丘陵地带。一九三七年，你在这里驱车数英里，仍有可能见不到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比如，从奥斯汀经过约翰逊城来到选区边境的一百公里路程，一直都是全美国人迹罕至的最孤独寂寞的路线之一。从奥斯汀往东，驱车一百七十八公里，来到选区东端的一路上都是草原，这里的黑土地倒是比丘陵地带的石灰岩要肥沃，但人口几乎是一样稀疏。
从政治的角度，也就是林登•约翰逊重视的角度来讲，人口稀疏倒不可怕，令人望而生畏的是人口分布的模式。除了奥斯汀之外，这片区域没有一个大的社区，只有六个小镇（布雷纳姆、圣马科斯、洛克哈特、卢灵、泰勒和乔治敦）的人口在三千以上。选区的很多乡民都居住在特别小的城镇，什么地图上都找不到。选区的大多数乡民甚至不住在任何城镇，也不临近任何城镇。这些选民大多从未听过林登•约翰逊的名字，而林登•约翰逊要说服他们为自己投上一票；而他们还都散落在各自偏僻的农场与牧场上，这么大片的土地，又分布得如此稀疏，候选人要从一个选民找到另一个选民，之间可能要开好多公里的路。这些路还不好走。第十区有两条主要高速公路：东西向的美国第二百九十号高速公路，南北向的美国第八十一号高速公路。选区的其他道路大多都是土路，比如，约翰逊城和伯内特县北端之间的“得州六十六号高速公路”，直到一九三七年，很多路段都是土路。而选区的大多数选民都没有住在二百九十号或八十一号公路附近，甚至也不住在六十六号附近。他们的家，那些有选民的农场和牧场，那些能够让他充分抓住这次大机遇的地方，分布在千万条偏僻的、漫长的、崎岖的、凹凸不平的小路上，有的甚至称不上路，只能说是小径或者牛道。
另外，只有走这些路，才能找到选民们。报纸对他们的影响很有限。他们中几乎很少有人每周能看上一份报纸的；选区的日报，比如《奥斯汀美国人》和《奥斯汀政治家》（总共发行量三万份），还有《圣安东尼奥光明报》《达拉斯新闻报》，这些报纸的发行几乎全部限于奥斯汀境内。很多选民收不到任何报纸，要么是因为住得太偏僻，让每周送报纸都成了不可能，要么因为他们完全订不起报纸。听电台？那几乎是天方夜谭。虽然在美国其他地区收音机已经成为常用的政治宣传工具，在这里的乡村地区，其作用的确有限，因为几乎没人有收音机。一九三九年，有关机构首次对第十区农村地区的电器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一百一十九户人家，只有一户有收音机。接触不到媒体，这些选民（至少其中的大多数）也都对个人影响力毫无概念。偶尔出现一个当地颇有影响的人（得州中部称之为“头领”），能在自己的家庭之外施加影响，要么就是因为他是镇上的银行家、律师或者县法官，手里握有一定的地方权力；要么就只是因为人们与世隔绝，看不到媒体新闻，接触不到政治观点，认识不到城市里那令人无法想象的精彩世界，所以只能依赖他们所尊重的人：比如一个成功的农民。有些地方的各个选区，所有人的投票都能统一“购买”，只要付钱给选举官或当地的警长，但这个区域很少有这种领袖或者统一的选区。要让这些选民全体一致地投票给一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候选人，实在是难于登天。唯一能得到林登•约翰逊需要的选票的方法，是最难的方法：挨个说服。
他早早地开始了。宣布参选是在周一，而在离选举日还有四十天的三月二日，也就是周二，他就上路了。司机卡罗尔•基彻开车沿着二百九十号高速公路，开始了将近两百公里的行程，目的地是“布拉索斯的华盛顿”，就是选区东界那条泥沙滚滚的黄色河流边的崖壁上十几座摇摇欲坠的房屋。一八三六年三月二日，就是在这个小镇，《得克萨斯独立宣言》签署（约翰逊的英雄祖先，约翰逊•惠勒•邦顿，就是签署人之一）；每年的三月二日，农民与牧人都会成群结队地赶到那里去庆祝。约翰逊想到那里去迎接问候他们。离开这个小镇之后，他没有立刻回奥斯汀。西南边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有条岔路，路上充满了尘土泥泞，凹凸不平，因为最近下了雨，一路布满水洼，几乎无法通过。但沿着这条路走十四公里左右，就是独立镇。那天早上约翰逊听说，镇上有大概三百一十九个居民，因为路况不好，没能参加庆祝。于是他让基彻在那条土路上拐了弯，开去了独立镇，这样他也能跟那几百个居民问个好。
反观他的对手，早就习惯了以往得州竞选中闲庭信步的节奏，直到州长奥尔雷德三月五日宣布选举日为四月十日，他们才开始准备竞选活动。而在那天，约翰逊已经在整个选区跑了一圈，并且当天就要在老主楼举行他的竞选集会。州长宣布选举日之后才开始准备竞选的候选人们当然还需要一点时间。艾弗里的选举活动是三月九日才正式开始的，而约翰逊已经行动整整一个星期了。莫尔顿•哈里斯在三月十一日的首次声明中承诺要积极活动，但真正开始推迟到了三月十八日，离正式选举只剩三个星期多一点。参议员布朗李说他要到参议院休会才开始竞选活动，这样才算尽职尽责，而参议院直到三月二十七日才休会。
约翰逊根本不需要闹钟。“小瓢虫”说，三十八年的婚姻生涯中，“我印象里从未见过林登在任何要事当前的情况下睡过头了的”。唤醒林登的，比任何闹铃都更紧促刺耳。而且他还让卡罗尔•基彻住在自己的车库里。因此天蒙蒙亮甚至天还没亮的时候，约翰逊走出门，那辆棕色庞蒂克车已经在车道上待命了。
基彻首先开车载他去市中心的选举总部，是史蒂芬•F.奥斯汀酒店夹层的一个大房间。属下会让他过目一天的行程表，还有一个需要会见的重要人物名单。接着基彻开车出城，约翰逊就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位子上看资料。
资料的内容应该不怎么振奋人心。林登•约翰逊已经花了时间去了解一个选区，还是最难了解的选区：这是个乡村选区，没有什么正式的政治组织，不知道该去找哪位官员；新人想要知道谁是镇上真正的领导人，大家尊重哪位店主，听哪个农民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花无数时间，不露痕迹地去刺探那些沉默寡言的人。他花了四年时间，不但了解了到底该跟谁交涉，还知道该跟他们说些什么：谁为自己的女儿骄傲，谁为自己的女儿感到惭愧，谁真正支持罗斯福，谁只是嘴上说说。他把这个选区了解得很透彻。但那是另一个选区。他那么努力去得到的这些信息，在这里却毫无用处，这是他从未来过的另一个乡村选区。
有时候，约翰逊的竞选总部甚至没人知道他当天要去的那个小社区到底该怎么去。他拿到的行程表上，有的方向指得很模糊，甚至不正确，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竞选活动刚刚开始的那几天，他不得已经常停下问路，直到他自己把方向写出来。（这位未来美国总统的记录很有个人风格：“格拉斯维尔——沿着同一条路，佩奇镇往下五英里；到施威纳，回到加雷尔，加雷尔到席昂，左边第二个路口出城，然后到瓦尔博格，瓦尔博格到韦尔，韦尔到乔纳，乔纳到乔治敦。”）就算常常问路，还是很有可能花大把珍贵的时间在通往山区的牛道上颠簸很久，结果发现走错了路。这个迷途的候选人，徘徊在自己一无所知的空旷之乡，走错了路，仿佛在进行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很多时候，他的助手们也不确知某个社区“头领”的名字。他去瓦尔博格选区时下属交给他的备忘录上写着，“大概有一百一十位选民”都会听G.W.卡森斯的指挥，或者是C.W.？既然连头领的名字都不熟悉，助手们自然也不了解这个人了：他需要在对对方的政治偏好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赢得他的支持。比如，一个很典型的每日备忘录上写着，当天的第一站是利顿斯普林斯，在那里他要见的是“弗兰克•哥米利恩先生，可能支持你，也可能不支持你”；下一个区，戴尔镇，列出了三个关键农民。但戴尔镇方圆五百多公里，备忘录上既没有告诉他能去哪里找这三个农民，也没告诉他他们到底有什么观点态度。“这些人支持谁，不得而知。”备忘录上如是说。
去这些偏僻的地区已经够难的了，约翰逊到时受到的“礼遇”更让他沮丧。
四年来，他不仅在了解一个选区，而且在帮助那个选区：投入无限的精力与实干精神，解决选区人民的问题。这也让他赢得了整个选区的感恩戴德。但那是另一个选区。眼下这个选区对他做了什么一无所知。四年来，林登•约翰逊不知疲倦地为数百名退伍老兵争取补贴，结果在这个早上，驱车前往红岩城，看到备忘录上建议说，他有必要“关心一下退伍老兵补贴的问题”，这时候，不知他心里是什么滋味？
选区人民对约翰逊的成就一无所知，更放大了对于他年龄的疑虑。克劳德•维尔德派了一个得州政坛老手，绰号“乡巴佬”的哈尔科姆，在约翰逊到访之前先去几个小镇探究了一番，弄清楚民众对他参选的第一反应。哈尔科姆交给维尔德的保密备忘录中多次提到镇民们的众口一词：“太年轻了。”约翰逊把自己介绍给那些城镇的选民（都是些面色迟滞的安静农民），发现哈尔科姆的悲观有着很坚实的根据。山姆•约翰逊最爱说那句话：“要是你走进一间房，不能立刻分辨出谁支持你谁反对你，那就别混政坛了。”山姆的儿子恰好就拥有他说的这种天赋。他看得出谁支持他，而人群中支持他的人少得可怜。
他在这些镇上发表的正式演说，对情况也没多少助益。
这些演说大多是在周六进行的。传统上，得州乡村地区的竞选活动很多都只能在周六进行，因为这天农民会携妻带子到镇上来买东西，这样能够对着一群人发表演说。每逢周六，两辆车，约翰逊的棕色庞蒂克和比尔•迪森那辆安了喇叭的灰色雪佛兰，就会从奥斯汀出发，在几个大城镇转一圈。在每个镇子的边上，约翰逊就从庞蒂克上下来（“他觉得这辆车对于一个要竞选国会议员的人来说，有点夸张了。”基彻说），然后步行进去，雪佛兰则停在镇上的广场。迪森或者别的下属就用高音喇叭号召选民们“来看看林登•约翰逊，你们未来的国会议员”，还有，“来广场听听林登•约翰逊讲话”。为了唤起民众的热情，调节气氛，各种录音机会通过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华盛顿邮报进行曲》（“现在我耳边还回荡着那个旋律，”基彻回忆），但来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竞选人演讲的人很少，和来听艾弗里、哈里斯或者布朗李演讲的人数相比，实在令人泄气，而且这些演说也没怎么唤起他们对林登参选的热情。演讲稿是阿尔文•维尔茨和赫伯特•亨德森写的，主题很单一，就是全力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这个主题是找对了，在该选区很受欢迎，尤其是那年最高法院的争端不断出现在奥斯汀各大报纸的头版。然而约翰逊的演讲表达却让效果大打折扣。拿着准备好的稿子，他好像总是忍不住要低头一直看着，他的体态僵硬笨拙，语气也是一样；他好像是把这演讲吼出来的，却没有一点抑扬顿挫。顾问团总是在提醒他，要看看观众，和他们交流，但他很少这么做，似乎是害怕抬了眼就找不到读到哪儿了。
然而，正式演讲结束后，约翰逊会在镇里到处走访，和镇民们握手聊天，此时，他身上的笨拙别扭，突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如果遇见认识的人，用丘陵地带某位居民的话说，他那瘦长白皙的脸，“整个儿都亮了”。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急切得有点过了。“老赫尔曼啊，”他会说，“你怎么来啦？”他会伸出手臂环住赫尔曼的肩膀。“你怎么样啊？”他问，“见到你我可太高兴啦。”抬头看着这年轻人的洋溢着开心的脸，就算是最执拗最内敛的农民也很有可能被这满脸放光的神色温暖到。他还会回忆起有关的趣事，让这种开心快乐显得更为真诚。“嗯，上次见到你还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赛马会呢，”约翰逊说，“当时我们好开心啊，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赌的那匹马？”其实很多人林登•约翰逊都十年没见了，但回忆起和这些人共度的美好时光，他说得那么绘声绘色，仿佛就在昨天。他也能清楚记得这些人亲属的名字。堂姐阿娃回忆：“他会说：‘好久没见了呀，谁谁谁怎么样？’而且他总是能知道谁家都有谁。我听他说话就知道，这人什么都不会忘。‘嗯，你儿子怎么样啦？我记得他的！’”他一问问题，别人就开始张口说话。似乎就在这短暂的一问一答之间，两人就建立了融洽和睦的关系。
这种关系还会通过肢体上的热情表达来加深。面对女性，他会送上热情的拥抱与面颊上的一吻。这技巧在他十几岁时屡试不爽，等他成了议员候选人，仍然百战百胜。竞选活动期间，“林登之吻”几乎成为一个玩笑，但是满含着喜爱的玩笑。丘陵地带有个老牧人，老婆缠着他非要去约翰逊的集会，他有点烦了，低声咆哮：“哦，你就是想被亲嘛。”（牧人同意带她去，但集会那天她病了。于是丈夫一个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带着点不可思议的愉悦，告诉妻子：“他亲了我！”）
面对男性，就握一握手。而林登•约翰逊的握手，就和拥抱一样有效。
当然，所有政客都会和别人握手，但他们做不到像林登•约翰逊那样握手。“听我说，”林登•约翰逊会这么说，瘦长的身体满含严肃与热情，站在某个年少时便认识的丘陵地带牧人面前，“听我说，我要竞选国会议员。我想得到你的支持。我希望你投我一票。如果你还认识谁能帮到我的，我也希望你能让他们帮我。我需要帮助。你会帮助我吗？会对我伸出援手吗？”会对我伸出援手吗？问完这最后一个问题，林登•约翰逊才会抬起他的手，带着真诚的恳求伸给对方。
对于素未谋面的选民，他也采取十分独特的方法。他也努力去跟他们握手，先简洁明了地说：“我是林登•约翰逊，正在竞选国会议员，希望你能对我伸出援手。”接着就伸出手握住对方，两人的手交握在一起时，他就会问：“你叫什么？哪儿的人？做什么工作？”接着，如阿娃所说：“又发挥他超常的记忆力了。这是关键，他总能认识个什么人。我认识你母亲，你父亲，或者什么朋友。‘我见过谁谁谁。他跟我说起过你。’他就这样和对方亲近起来。”七年前，还是二十一岁本科生的林登•约翰逊协助过威利•霍普金斯参加竞选。那是约翰逊第一次搞竞选。但霍普金斯当时目睹这个瘦高个子大学小伙儿的表现，就说，他有种天赋，“是很不寻常的才能，能够直面公众，赢得他们的爱戴”。现在其他人也看到这种天赋了。他们目睹林登•约翰逊向某位选民伸手，而那位选民也伸出自己的手。他们看得出来，选民的手被握在林登手里的时候，就希望一直这么握着。他们亲眼见证了，林登和一个选民说上一两分钟的话，长长的手臂就伸出来揽着人家了，而选民笑得见眉不见眼，特别想一直跟他这么聊下去。“人们看到的，是他的友好真诚，对人民的爱。”雷•李说。事实上，约翰逊在各位选民中迅速引起的这种共鸣和喜爱，反而给下属们出了难题，他们很难让他完成周六紧张的行程。会有助手去催促约翰逊往前走，但选民还跟他紧紧握着手，会跟他一起走，想再聊一会儿。有时候，还会有好几个选民跟他一起走。等在庞蒂克里的基彻看到约翰逊来了，身边还跟着一小群人，很不愿意看他离开。“有时候，”李说，“很难让他从小镇离开。”
而且他不是只在周六才开展竞选。
周六以外的日子，别的候选人都主要在奥斯汀活动，或者像布雷纳姆和洛克哈特这样的“大”城镇（很多时候甚至根本不活动）。这些日子里，约翰逊会在第十区散布的小城镇里继续努力。没有为这些小镇准备的演讲稿，他的演讲稿撰写人也没写。但现在，他越来越经常地需要发表演说了。握了他的手以后，选民就会一直跟着他，一会儿又来一个，再来一个，很快就能形成第十区意义上的“人群”（可能十个十五个男女，或者二十个二十五个，“二十五个就算是挺大一群人了。”迪森如是说），他们聚在一起，会有人喊：“来个演说吧。”有人附和：“来啊，林登，讲两句。”他就会被推到卡车或者马车上。
演讲稿拿在手里的时候，林登•约翰逊体态僵硬，没有说服力；然而手里没有演讲稿，身边没人簇拥，独自站在卡车车床上的林登，不用去刻意装作脱稿演讲的样子；不用使劲背别人写的稿子；低头什么也看不到只能注视陌生人的脸；林登•约翰逊什么也不能依靠，只能靠自己。他还是很紧张（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熟识的堂姐阿娃看得出来，他“在上面怕得要死”），瘦高个子，一双大耳朵，体态笨拙，但突然间又成了那个有天赋的候选人，“很不寻常”的天赋，而且远远不止“能够直面公众，赢得他们的爱戴”。
在这种毫无准备的场合，他说起总统，用的不是赫伯特•亨德森的话，也不是阿尔文•维尔茨的话，而是他自己的话。
“你难道不记得，罗斯福总统刚上任时，棉花是什么价吗？”他问。
“你难道不记得只卖一个子儿的时候？
“你难道不记得喂了牛也收不回本，还不如一枪崩了的时候？
“你难道不记得还不起贷款，银行要把你的土地夺走的时候？
“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个农民，在农场长大。我知道害怕被夺走土地是什么滋味，所以我支持罗斯福先生。”
“罗斯福之前，到底有哪位总统关心过农民呢？”他会问，“胡佛关心农民吗？柯立芝关心农民吗？真正关心农民的总统，只有一个，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是站在穷人这边的。他想给这些穷人一个机会。他想让农民们歇口气。他也让大家歇了口气。他让我们歇了口气！就是他，为了我们做到了！就是他，正在为了我们努力！就是他，以后也会继续为我们努力！而我会支持他！”
他面前站着的人，很多都是几分钟前还素不相识的人。但简单聊了两句之后，他看到任何人的脸，不仅能想起他的名字，还能联系他们生活的际遇。这么一来，就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罗斯福的命运连在一起，也和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连在一起。
“约翰•米勒，”他说，“你刚才不还跟我说，土壤保护的时候，有人给你钱，让你的土地歇一歇吗？嗯，是谁举办的项目，能给农民钱，让土地歇一歇的呢？是罗斯福的项目。还有民间资源保护队，嗯，赫尔曼，对你很有帮助吧？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的儿子去克尔维尔修梯田了吗？嗯，你觉得这个保护队是谁建立的啊？罗斯福。所有把农民从深渊里拉出来的项目，都是罗斯福发起的。就是他，正在为我们努力。而我支持他。国会里得有个人，去坚持推进他想做的事。你们得派个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去做国会议员。”
他告诉站在自己面前的农民们，他们的命运，因为最高法院的抗争而连在一起。最高法已经打压了一项致力于帮助农民的项目，就是农业调整管理局。他们手上那些政府颁发的“棉花证”无法赎回，到底是谁的错呢？谁知道最高法下一个要打压的项目是什么呢？“在罗斯福先生的领导下，还会遭受个人损失，这个风险你承担得起吗？我告诉你们，总统先生的抗争，正是能影响选区你我生活命运的抗争。这与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是否能吃饱穿暖息息相关。”
他说，所以，大家都应该为林登•约翰逊投票。“全国的眼睛都盯着我们呢，”他说，“整个国家都在注视你们四月十日那天要做出的选择。这是全美国首次也是唯一对总统的政策做的民意调查。”在这场国会议员的竞争中，别的候选人都是一个样，他说。当然，只有两个是公开反对法院填塞计划的，但剩下的那几个，都是一群墙头草，态度模糊，犹豫不决，见风而倒。“他们就悬在那儿，看情况再说。”“这场比赛中，只有一个人表示了鲜明的进步立场，”他说，“那个人就是我。给我投一票，就能明白地告诉总统的敌人，人民就是总统的后盾。这就是考验。罗斯福先生现在深陷困局。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帮了我们。现在他需要帮助了。我们会帮他吗？你们会帮他吗？你们会帮罗斯福先生吗？这就是这次选举的全部意义所在。别让任何人欺骗你。这场选举的意义就在于此！”
丘陵地带有基督教复兴布道会的传统，经常会有原教旨主义的牧师宣扬炼狱之火的洗礼等等，听上去也是振聋发聩。然而，没有一场布道会，能像林登•约翰逊的竞选活动这般热烈，布道会是把人们召集到耶稣基督的旗帜下，而约翰逊是把人们召集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旗帜下。和布道会上一样，人们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通常，在约翰逊开口说青管局的时候，人群就开始沸腾了。“那是林登真正触动人心的时刻，”堂姐阿娃说，“因为这里的人们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们能比他们过得更好。”
发现了人群里的小伙子，约翰逊会直接对他喊话，但言语却更能拨动人群中父母的心弦。他会直呼那个小伙子的名字，告诉他自己很明白，作为穷人家的孩子要接受教育有多么艰难。他说，他明白，因为他也是个穷人家的孩子，而他接受了教育。
“每个小伙子大姑娘，只要他们想接受教育，就能接受教育，”他说，“这全看你自己。如果你想，就能做到。你必须为之努力。你可以像我一样。你可以去送报纸，可以去捡石头，可以洗盘子，可以加汽油，如果你想接受教育，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只要你想，就能做到。”
他说，罗斯福的青管局项目，能够帮助你得到。而如果他林登•约翰逊当选为国会议员，也会帮你得到。他已经帮了很多人。他转身看着人群中的一位父亲，问道：“嗯，你儿子怎么样啊？我记得他。我不是帮他在圣马科斯找了份工作吗？他怎么样啊？”
突然间，人群里就有了更多的声音。“哦，是，你是帮了他，”父亲会大声回答，“你帮他找到了那份工作。他很好！我们很为他骄傲。”另一个声音又喊道：“对，林登！你说得对，林登！”另一个声音再喊：“阿门！”突然间很多声音一起喊道：“阿门，林登！阿门，林登！你说得对，林登！”
有时候，大家的反应比大喊大叫还要令人印象深刻。卡罗尔•基彻说：“有时候，老大刚要开始讲话，人群会跟他开玩笑，还哈哈大笑。但是等他真正开始了，人群会越来越安静，最后就是一群农民，站在那里，特别认真地听，一句话都不说。”没有基彻这么敏感的旁观者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三月十六日，约翰逊在洛克哈特又被推上卡车车床做即兴演讲。当时听从克劳德•维尔德派遣，跟着约翰逊四处跑的老牌政客哈尔科姆也在场。那天晚上，他上交给维尔德的备忘录，没有了通常那种“破罐子破摔”的语气。“演说的观众有四十五个左右，他们都特别认真地听了。”备忘录中写道。两天以后，哈尔科姆从乔治敦报告：约翰逊“在众人的催促下在街角发表了一场演讲，听众有六十四人……演讲时没有一个人走开”。他从巴斯特罗普又发回了一份报告。“约翰逊的出现让大家议论纷纷，”哈尔科姆写道，“我跟在他身边，听到下面这些话：‘这家伙长得挺好看。这人挺能干。’”哈尔科姆的备忘录，语气渐渐有了改变。他告诉维尔德，尽管难以置信，他竟然觉得林登•约翰逊说不定有胜算了。
人们，甚至是那些已经认识林登•约翰逊很长时间的人，现在才发现他天赋的新维度，不仅能够直面公众，受到爱戴，还能彻底打动他们。他们还发现，林登为了利用这天赋所愿意付出的努力，也有新维度。最了解林登•约翰逊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是最毫不留情的，“无所谓时钟嘀嗒，不辨时日变迁，不分黑夜白天”。而这些人在竞选活动刚开始时就感觉到，如吉恩•拉蒂默所说：“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觉得他是有胜算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会比任何人都要努力。”但就算是这些人，也都不知道他会有多努力。
在本地有影响力的“头领”当中，支持他的人很少。哈里斯做过地方检察官的四个县，那些领袖都认识哈里斯；布朗李在州议会中代表的几个县，那些领袖都认识布朗李；威廉森县的领袖认识山姆•斯通；而整个选区的领袖，因为都曾有求于布坎南，自然也认识布坎南身边的艾弗里。约翰逊找上门的时候，他们对他倒是很客气，但也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这么多年来形成的盟友关系，不可能转移给一个陌生人，特别是这个太过年轻，还以为自己能当国会议员的陌生人。
但他还是一直找上门去。比如，在布雷纳姆，如基彻所说，他在“做一个老法官的工作”，法官名叫山姆•D.W.罗，“他家在一座小山丘上”，法官坐在前廊。拜访罗之后，约翰逊回到车里，会说：“天哪，真想不明白了。好难搞的人啊。嗯，反正我已经努力过啦。”他一直在努力。罗告诉约翰逊，他支持的是艾弗里，也会一直支持艾弗里。“但是，”基彻说，“他（约翰逊）一直回访。多少次我都是等在路边的车里，看着他爬上山，走到坐在前廊的法官身边。”
有个领袖对约翰逊一点也不客气，结果他也“一直回访”。奥斯汀的大块头市长米勒，高傲、暴躁，初见约翰逊就对他深深反感。约翰逊在他面前总是一副卑躬谦逊的样子。有时候，结束一天的竞选活动回到奥斯汀，他会叫基彻开到市长位于尼尔斯路上的大宅前，如果市长的车停在门口说明他在家，约翰逊就会按响门铃，问能不能进去聊聊。米勒的立场从未动摇过，但约翰逊也从未放弃过。
有个“头领”是支持他的（因为他女婿是约翰逊的助手雷•李），就是海斯县的法官威尔•伯内特。但尽管如此，海斯县的人还是不怎么待见约翰逊。因为圣马科斯就属于这个县，约翰逊的母校西南师范也属于这个县。《奥斯汀美国人》写道：“约翰逊一手操纵了大学里一个名为‘白星’的秘密社团，多年来都掌控着校园政治……大学时代树立的敌意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继续着。”约翰逊需要“威尔法官”不仅是支持他，还要积极地为他奔走拉票。通往伯内特牧场（牧场上石砌的农舍是法官的父亲住的，而法官本人则住在木头搭的“狗跑屋”里）的路是铺了沥青的，县法官门前的路总归是铺了沥青的。但这是条很偏僻的路，在丘陵地带的深处，从最近的镇子圣马科斯到牧场，都有将近四十公里的路程。然而，每次约翰逊结束圣马科斯的竞选活动，不管多晚，都会告诉基彻，不忙着回圣马科斯，先钻进丘陵地带漆黑的夜色，去看看威尔法官。
他还一直回访各个镇子。不仅经常出现在其他候选人主要活动的选区“六大镇”，还时不时在对手们从未涉足的小村庄露面。很多小镇连广场都没有，基本就是一条马路，几家商店。通常，一天里他能去五六个小镇，走进广场或者路边的每一家店，只要有人，就握个手，聊上几分钟，靠在柜台上说说话（哈尔科姆报告说：“他在柜台上吃午饭，奶酪、饼干，饮料是苏打水，给拜尔斯商店的农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时候是在吧台上（“林登跟老头夫鲁格尔边喝酒边聊天，还请在场的九个人喝啤酒，一点坏处也没有。”）；有时候又在机器轰鸣的厂房（有些轧棉厂的老板竟然让机器停了会儿，让工人们听他讲话）；有时候在滚烫的火焰面前（“林登•约翰逊在铁匠店和大约八个人随便聊了聊天。这八个人中，农民约翰•考沃特已经成了坚定的支持者；老兵亨利•康利、雷蒙德•维尔彻、阿尔伯特•加德内尔虽然听了他的自我推销，还没打定主意。林登又跟他们列举了自己帮老兵争取补贴的记录。”）。
然而，要是约翰逊想赢得这场选举，小镇绝不是他的主要票仓。他不可能从八九个人中去争取主要选票。因此，在他第一次竞选活动的四十天，漫长的四十天中，小镇只不过是他暂时落脚的地方。他真正的竞选活动是在小镇之外开展的：那广阔空旷的山间与平原。
小镇外有人迹罕至的道路，有的铺了沥青，大多数只是碎石路，路边偶尔散落一两家百货商店。每家商店他都要进去，买点小东西，先赢得店主的好感：没有奶酪和饼干，那就买一罐沙丁鱼，然后就在柜台上打开吃。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一两个农民，这样就可以同时跟好几个人聊天了。要是只有店主，他就跟店主聊，轻松随意，不慌不忙，仿佛世界上就剩下跟他聊天这件事好做。路边还会有一些加油站，他也是每一个都要去。大多数加油站都是外面只有一个油泵，里面只有一个选民（店主），但他也是不慌不忙地跟这一个选民聊天。（为了确保能在每个加油站都加点油，他很小心地从不加满；波尔克•谢尔顿的兄弟埃米特回忆起约翰逊在乡村竞选活动中给他上的一课：“有一天我开车去史密斯维尔，想在加油站的窗户上贴海报。但无论我们到哪一家，林登都是抢先一步。在每一家，他都会进去买上点油。我们不需要加油，离开之前就加满了，所以店主对我们就有点冷淡。”）
在商店与加油站之间，这些人迹罕至的道路周围发散出去的道路，没有铺沥青，没有铺碎石子，甚至连个编号都没有，这些路再走下去就是群山或绵延不尽的平原，看不到房子，见不着人影。约翰逊的车也会开上这些小路。他的庞蒂克可能会在上面颠簸数十公里，这些路还会发散出更多更窄的支路，只能说是羊肠小道，带你走向山区更深处，去到一个个农民的家里。他每条路都要去走一走。这片的住家太过稀疏，一头牛能独占两百多亩的草地。他有时得沿着这样的小道开十几公里。牧场的界限都有门，免得牛群走丢了。约翰逊会下车，推开门，等基彻把车开过去，再小心地关上。路越来越难走，车子蹒跚前进，不时陷在沟渠里。一路上都是这样慢吞吞地行进，终于，远远能看到一个农民在田里耕种。车就戛然停住。约翰逊从车上下来，攀爬过小路旁的铁丝网，向农民走去。走到远处那个小小身影旁边之前，他可能需要穿越好几片田野，攀过好几处铁丝网。而那个农民可能已经不干活了，就看着这个打着领带、穿着阳光下白得发亮的衬衫的瘦高个子，笨拙地攀过铁丝网朝他走来。但陌生人脸上有闪亮的愉悦，真诚地跟他打招呼。他会站在田里和农民聊天，一脚踩在耕车轮子上，或者犁车把手上，仿佛全世界就剩下跟他聊天这件事好做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对手们都是每逢周六才出来走动走动，平时要么毫无行动，要么发表一两个讲话，而林登•约翰逊则日日如此地辛劳奔波着。第十区的总面积是两万多平方公里，约翰逊没去的地方却很少，奥斯汀与约翰逊城之间八十多公里的二百九十号高速公路可谓荒凉单调，但至少这条路通往约翰逊城，有三百张左右的选票。另外，选区的边界还要再往约翰逊城西边二十公里。就在距离约翰逊城大约十二公里的地方，有个只能称得上“社区”的小地方——海耶。林登•约翰逊小时候，海耶有个轧棉厂，但那片儿的土地现在已经非常贫瘠了，轧棉厂也关闭了。“社区”里只有一个加油站和一家兼具百货商店与邮局功能的商场，用压缩铁板做了个门。林登•约翰逊每次到约翰逊城，完事之后必然会再沿着二百九十号公路，去到海耶。那里可能有一两个农民在买东西或者拿信件。另外，在海耶，还有一条从二百九十号公路往南延伸的农家土路。这条土路一共四十八公里，一路上也就几家农舍。但约翰逊只要去海耶，就一定会再开车走上这条土路。走访了这些农舍之后，回到二百九十号公路上，他也不会径直返回奥斯汀，而是往北边的布满硬石块的牛道上走。二百九十号公路北边就是佩德纳莱斯河。河那边的山变得更高更陡峭。从公路上看，这些山是完全荒无人烟的。但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约翰逊（佩德纳莱斯河旁边的约翰逊牧场就在附近）知道山间也是有农场的。要是水位够低，车子可以跨河而过，从斯通沃尔附近河床上一块没有任何栏杆或安全防护的水泥窄板上通过（就在斯通沃尔那个堡垒旁边，堡垒对面就是祖父跨上“老雷”，一路狂奔，找了个医生来接生林登的地方）。过了河之后，庞蒂克又在一条布满石块的路上颠簸行进。约翰逊总会研究一下水位，只要够低，就让基彻开过去，深入群山之间。选区的最西端，是美国最偏僻的区域中最偏僻的角落，这里的选票根本无法用“几票”来计量。比如说，布兰科县的最后一个辖区，就只有两个登记在案的民主党人。但约翰逊只要去约翰逊城，就一定会再多跑点路，去拜访一下这两个党员。选区东部，平原空旷，山野荒凉，选票也很少。比如，过了巴斯特罗普县所辖的佩奇（人口在五十上下的社区），就是格拉希维尔。根据哈尔科姆的记载，一般去格拉希维尔的路上，约翰逊能找到“两个人，店主和顾客”。（他还写道，店主还是个“听不见的德国老头，强烈反对法院调整，会投票给谢尔顿”。）但约翰逊只要去佩奇，就不会落下格拉希维尔。阿娃•约翰逊•考克斯这样描述堂弟的第一次竞选：“他深入黑土带，深入沙地人民的家中，深入到每一个地方。他去探访那些从来无人问津的人民。他去探访居住在河流分支上的人们。”
河流分支上。林登•约翰逊的竞选活动，不仅限于那些小小的河流边，这些河流本身也是顺着山势或平原流淌，在得州中部汇集的涓细支流。而他还要走得更远更深，去到这些河流的分支上，就是那些汇集成河的小溪。溪边的人们，居住的是这个选区最空旷最偏僻的地方。林登•约翰逊在这些地方也不着急，而是花了时间和心思慢慢走访。多年前，和林登一起“走遍了每一条小路”的威利•霍普金斯还说起过，那次选举活动，他和这位助理在“德纳莱斯可能踏遍了每一条支流，穿越了每一条干枯的河床”。而且有一次在一个偏僻的山谷中，不但拜访了三个人，还对他们发表了演讲。现在，林登•约翰逊在做自己的竞选活动，这一幕反复上演。林登•约翰逊讲了最高法院的问题，讲了农民的未来，讲了“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的口号，底下的观众可能比县法院门口聚集的十几个还要少得多。选区的每条道路，不管是沥青路、碎石路、土路或者牛道，长达数千公里。选举活动接近尾声，林登•约翰逊的四十天接近尾声时，很少有路上没留下庞蒂克的车辙。哈尔科姆发现，从这个镇子走到那个镇子，他越来越多地听到意思相同的一句话。比如，站在某个镇子的法院门口或者百货商店里，遇到一个来自偏僻地区的农民。“那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小伙子要来见我，”农民会说，“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国会议员候选人啊。”
不辨时日变迁，不分黑夜白天。那场选举过去四十年后，卡罗尔•基彻还能鲜明地回忆起一个场景，在每个竞选日结束时不断上演。太阳可能已经隐没在山峦背后，可能已经有星星初升。又或者深浓的夜色已经笼罩了群山，在丘陵地带的一片漆黑中开车十几公里，都有可能遇不到一点灯光。他可能是在回奥斯汀的路上，如果天黑了，在群山间穿梭时，就会看到那座城市是地平线上的一道光。他筋疲力尽，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头栽在床上睡觉。接着，坐在他旁边的约翰逊，借着夕阳的余光，或者仪表盘发出的光，检查早上下属交给自己的名单，可能会发现不知怎的漏了一家人，就是在已经被甩在身后的群山间，有家人没去探访。“遇到这种情况，”基彻说，“我们就掉头回去。不管多饿，多累，多远。有时候我真是不敢相信还要开回去，但总是要开回去的。”他就掉转车头，他们就离天边那道光越来越远，回到群山之间，驰骋在高速公路上寻找那个标志性的邮箱，然后顺着邮箱边的小道，在黑暗中一路颠簸。这漫长的一天，每访问一家人，基彻都是在车里休息的，而约翰逊是一直在握手发言的。基彻知道老大有多累。但老大一定要塑造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候选人形象。“他也会累的，很累，”基彻说，“但他绝不让任何一个选民看出来。”等他们来到小道尽头的农场，农民在最后一道日暮或跳跃的煤油灯光下看到的，是大步流星朝自己走来的林登•约翰逊，一张年轻、恳切、满怀热情的脸，一看到他就满面生辉。
约翰逊乡间探访的一天，总是在日出之前就开始，日落之后才结束，通常是十二或十四个小时之后。在竞选总部或者家中等着他的下属，看到他回到奥斯汀以后的样子，通常都很震惊。一直很瘦的他现在更瘦了，瘦得可怕，瘦得脖子都撑不住衬衫的衣领，西服的双肩有气无力地垮下来。他那生来就苍白的脸色变得灰白，永远燃烧着火光的双眼深深地陷在眼窝里，上下组成浓重的黑眼圈，像是烟熏过似的。几个星期前他的双颊还泛着年轻的光泽，现在已经有了深深浅浅的凹陷与皱纹；在这张憔悴枯瘦的脸映衬下，那双大耳朵显得更大了。手指被尼古丁熏得黄黄的（他现在总是烟不离手），互相交缠着，指甲周围的皮肤被他撕了又撕，红红的，像结不了痂的伤口。但回到城里并非一天的结束，远远不是。
晚上，他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虽然筹到的经费可观，他花起来仍然有点捉襟见肘。海报、名片、信件、竞选人手、报纸广告和文章、电台节目……处处需要钱。这挥金如土的豪气，恐怕在得州国会议员竞选史上是前无古人。拉蒂默回忆：“奔波了一天，他筋疲力尽地回来，还要召集人开会，第一句话就是：‘资金情况如何？’”
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维尔德对马尔科姆那些报告仍然抱着怀疑态度，不相信约翰逊在乡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坚持认为，约翰逊没有胜算，所以这个竞选经理也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事实上，有些日子，选举的募款箱是空空如也的。“一天寄出去的信就要花三四百美元，我们连那个钱都没有。”拉蒂默回忆。有一天深夜，大家在约翰逊家的客厅开会，失望与沮丧的情绪几乎要沸腾爆发。“一天晚上他走进来，问竞选经理（维尔德）资金状况如何，竞选经理说，他没有足够的钱给他（约翰逊）做明天想做的某件事，而且他肯定筹不到更多的钱了。约翰逊就说：‘我雇你来，是因为你特别擅长筹钱，现在你竟然跟我说筹不到更多的钱了！’他又说了什么：‘嗯，我今天也没做什么，就发表了十八场演说而已。电话拿来。’然后给休斯敦的两个商店主打了长途电话，是他做青管局理事为年轻人安排工作时认识的。这两个人都是新政的支持者，因为约翰逊支持罗斯福，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支持他。”
一定不能让这两个休斯敦商人看出失望与沮丧。捐款的人都愿意把钱给赢家。下属们围坐在客厅里，注视着坐在大摇椅上的约翰逊，他正等待电话接通。他脸色灰败，筋疲力尽，瘫软在椅子里，手指紧张地摆弄着指甲边的皮肉。他点燃一支烟，弯腰低头，深深地吸一口，“真是深深地吸。”L.E.琼斯说。然后就一直那么坐着，垂着头，嘴里还叼着烟，保持了好一会儿，好像要让这安抚人心的香烟穿透全身。但休斯敦的商人看不到这个人，他们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讲电话的时候，眼前的目击者看到的是弯腰驼背、无比紧张的身体，表情沮丧、憔悴枯瘦的脸，但从嘴里发出的声音却那么充满自信，甚至兴致高昂（“‘我们很快要渡过难关了’，就说这一类的话。”拉蒂默说）。这样争取来的支票，数额不容小觑。
那天晚上，夜更深的时候，维尔德走了，只剩下他和过去的“白星”们。大家各自向他汇报当天竞选活动的情况。这时他没有必要克制情绪了，常常会爆发出来。要是约翰逊觉得哪位“白星”在接触某个“头领”时犯了错，就会对他勃然大怒。“好啦，这下你把他搞没了！”他咆哮起来，声音又高又尖，“他认识的所有人也都没了！你今天就给我搞砸了五十票！”后来的岁月中，约翰逊第一次参选时和他一起坐在客厅里的那些人，公开的采访中都会说约翰逊“精力充沛”，而私下里，他们会说起有时候“老大”声音里充满的恐惧。“他会说什么：‘嗯，从今天起你就可以把巴斯特罗普给叉掉了。拿支笔来叉掉得了！’或者：‘这下好了，你在布雷纳姆真是插了我一刀啊，是不是？插了一刀，还拧了几下！’很多事情都不能确定，他非常害怕会输掉。他怕极了。”
但爆发以后，还是会继续努力工作。约翰逊的确很累，却仍然巨细无遗。有没有人没能说服一个地方头领？他需不需要想想别的法子？用什么法子呢？要不要换个人试试？谁是最佳的人选呢？应该说什么呢？对于这个头领，还有什么可以做却没做的呢？
就这么过了午夜。明天谁要去哪儿？他们各自都准备做什么，说什么？每个片区什么主题最能起作用？应该用哪些新主题？“白星”们本以为一个问题都有定论了，约翰逊又会追溯回去，不放过任何一个角度。
午夜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亨德森的演讲稿已经写好，不仅是给约翰逊的演讲稿，还有约翰逊的支持者要在电台读的演讲稿。约翰逊每一篇都要细读，做出修改；反复细读，反复修改。雷•李就把报纸广告的模板拿出来，约翰逊也会检查每一个广告。
接着他就抓紧时间上床睡觉了。因为第二天又要早起。第二天清早，他说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因为把他从床上唤醒的，并非闹钟。
艾德•克拉克见过很多竞选人。“我从来没看见谁竞选有他这么努力的，”四十年后，他回忆道，“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人这么努力。”
而克拉克仍然不知道，约翰逊究竟有多么努力。没人知道，除了卡罗尔•基彻。因为只有每天和约翰逊同处一车好多个小时的基彻，才知道约翰逊在车里干什么。
得州的政治竞选，需要经过长长的车程，因此政客们不得不在车里度过漫长的时光。这就催生了得州政坛的惯例：司机开车从这个镇到那个镇，大多数政客就利用路上的长时间来睡觉，基彻看到约翰逊还是想睡一会儿的。“在上个地方见了人，到下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会试着休息一下，”他说，“他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上，我看到他闭上眼睛，但从来不超过一两分钟。然后他就一下惊醒。他睡不着。”
睡不着他就工作，用很独特的方式工作。从某个镇子离开，约翰逊就开始讲话，不是对基彻讲，而是自言自语，讲的是他刚刚见过的人和他们所透露的私人喜好与政治偏好。“他就像在翻阅脑子里的笔记，”基彻说，“那些人都是谁，还有关于他们的琐碎事情，他们的亲戚都有谁，某人对他说的某句话有什么反应。有人不喜欢他说的某句话——为什么不喜欢？‘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这个那个没反应。’”这样看来，自言自语就是在回顾和反思，也是提前准备——回顾刚刚探访过的小镇和镇民，为下一次探访他们做准备，这样就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了。“他就好像在跟自己讨论，什么策略有效，什么无效，下次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不过自言自语的内容也包含自我批评，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他会总结自己做得成不成功，有没有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很多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还会说这都是自己的错。‘天哪，太蠢了！’或者：‘这下好了，那个地方的选票别想了。你丢了那个需要的票仓。’”他对自己的告诫激励也同样毫不留情。“‘嗯，你必须要做得更好，就这么简单。’‘你还得再试试其他办法。’”基彻在旁边听着他想“其他办法”：想象着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场景，练习不同的相处之道，大声地说出“可能和他说话的人”的名字。两个人在车里共度了很多时光，而约翰逊就一直在自言自语，用上一个镇子犯的错误鞭挞自己，又催促自己为下一个镇子做好准备。还总是“就好像在背诵”似的，一遍遍重复人们的名字、他们的亲戚、他们的看法，仿佛要把这些都刻在自己脑海中，这样下次一见到谁，相关的信息就会自动涌到他嘴边。
只有基彻目睹过他最累的时候。“天哪，有时候他特别特别累，”他说，“就瘫倒在那儿。他会闭上眼睛，但是睡不着。于是他又开始说话。可能已经记完一个镇子了，所有的人都过了一遍。那他就从头再来一遍。他就越来越累。但等我们到了下一个镇子，他又跳下车，精神抖擞地走来走去。他从来不会让选民看到自己的疲惫。”
都竭尽全力了，他似乎还是克服不了一开始的那些劣势。
只有他那人口稀疏的家乡布兰科县是坚定支持他的。那些人口更多的县呢，“头领”们没有被他说动，还是坚持支持自己的“家乡人”。在布雷纳姆，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拜访罗法官，但罗已经公开宣布，他是和布朗李参议员站在一起的；约翰逊去了米勒市长家很多次，基彻就站在门外听他恳切的诉求，但米勒竟然更加强硬地重申他对C.N.艾弗里的支持。“投机倒把”和“太年轻”这两个问题，依然让选民们耿耿于怀。三月二十五日，三个星期前做了一次调查，发现艾弗里票数遥遥领先的《圣安东尼奥快报》又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艾弗里的领先优势更明显了。这个民意调查算是对各个候选人最终总票数的一个预测，约翰逊的估计票数是六千票，第三名，比第二名莫尔顿•哈里斯落后两百票，比艾弗里落后四千多票。民意调查中估算，艾弗里的最终票数应该是一万零五百票。“这好比一场长时间的赛马……还有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来弯道赶超和冲刺，”《快报》说，“而最有得胜希望那位竟然遥遥领先四个身位。”而且，文章还说，“各种迹象表明”，艾弗里与其他人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圣安东尼奥光明报》（约翰逊说还不如叫《圣安东尼奥阴影报》）进行的民意调查中，约翰逊不仅排在艾弗里和哈里斯后面，还落后于布朗李和波尔克•谢尔顿。约翰逊觉得自己比调查说的要做得好。他觉得自己在那些偏僻乡村的选民中表现不错，而这些人没有被纳入民意调查的范围。部分原因是调查使用电话进行的，很多选民连电话都没有；另一部分原因是过去的经验让调查员们忽视了乡村家庭的选择，因为很多人都不参加投票。时间对一个贫穷的农民太珍贵了，要在土路上开很长距离的车去找投票箱，实在太浪费了。但选区里那些政坛老手和约翰逊想的可不一样，他们自己的试探也证实了民调的结论。当时在维尔茨或艾德•克拉克的劝说下决定先坚持中立，看看约翰逊有没有机会的那些政客，现在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宣布支持他的对手；有几个本来已经同意在自己家乡的集会上介绍约翰逊的，突然找借口说干不了了；就连奥尔雷德州长都开始和他的参选撇清关系。这场比赛是约翰逊的好机会，很有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但他颓势明显。
* * * * * *
然而，随着冲刺阶段的到来，他对策略做了两点改进。
一个是他个人的灵感。他总是很擅长和长辈打交道；于是投入竞选日十分珍贵的一个上午，探访奥斯汀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老人名叫阿尔伯特•西德尼•伯勒森，一八九八年当选为第十区的国会议员，那时他才三十四岁。议员生涯也是风生水起，巅峰的时候做了伍德罗•威尔逊麾下的美国邮政总长。约翰逊的投入没有白费。退休已久、身患痼疾的伯勒森，可以说是第十区的传奇人物，也来自一个传奇家庭（伯勒森县就是以他祖父命名的，是圣哈辛托战役的英雄）。约翰逊从他家里出来时，拿着一张他亲笔写下的声明：“我希望第十区的人能够选择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如果选了一个老人，人民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这份声明登上了奥斯汀各大报纸的头版，各个周报自然也是选了重要位置刊登。约翰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份声明。他发表演说情绪正到高昂处，故意安插在观众中的一名“白星”会趁势高喊：“伯勒森总长说得对！”另一个也会附和：“我们要派个年轻人去国会！”再来一个喊道：“我们听伯勒森总长的！”
另一个是他父亲的灵感。
《快报》的民调结果出来那天，林登•约翰逊经过数小时的竞选奔波之后，十分沮丧地坐在约翰逊城父母的家中。他跟很多人倾诉，父母、弟弟、汤姆叔叔、堂姐阿娃•约翰逊•考克斯，甚至还有阿娃八岁的儿子，绰号“皮皮”的威廉。他说，地方领袖们几乎都反对他；他已经安排了几场大集会，却还没能请到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介绍他出场。
阿娃回忆说（林登的弟弟也证实了确有其事），于是，“他爸爸就说：‘要是一条路走不通，干吗不走另一条路呢？’”
“哪条路呢？”林登问道，然后爸爸就开始给他设计路线了。
山姆•约翰逊说，有个计策，可以将领袖们的反对为我所用，变劣势为优势。山姆说，同样的计策，能让看上去十分不利的报纸民调为我所用，变劣势为优势，甚至还能让“年轻”这个劣势也变成优势。他告诉儿子，要是领袖们不支持他，就别遮掩这个事实了，甚至可以更夸张地加以强调。要是他目前处于落后地位，那么也更夸张地加以强调。如果他比所有候选人都年轻，好，加以强调吧。
林登问父亲什么意思。父亲为他分析起来。
山姆说，要是找不到领袖来介绍林登出场，那就不要退而求其次，找个平庸的成年人来替代了，他应该叫小孩子当介绍人，优秀的小孩子。而且，这个小孩子不能像成年人那样介绍他，而是要念一首诗，一首很特别的诗。说到这里他转向丽贝卡说，你知道这首诗的，就是关于千万人的那首。
丽贝卡的确知道。林登问找哪个小孩子。山姆笑了，指着阿娃的儿子。在这一片，大家最最看重的才能就是骑术，而年仅八岁的“皮皮”考克斯早就因为骑术和套牛技术的高超而闻名了，而且在最近各种集市的儿童骑术比赛上也是横扫冠军，大家都说他是丘陵地带最出色的小牛仔。“叫‘皮皮’来做。”山姆说。
第二天，山姆花了一整天来训练他。“他希望‘皮皮’能真正把‘千万人’吼出来，”阿娃回忆，“他希望每次一说到那个词就伸手使劲拍一下桌子。我现在还能想起山姆伯伯伸手拍在餐桌上，指导‘皮皮’的样子。”那天晚上，在海斯县亨利镇举行的集会上，林登•约翰逊对观众说：“他们说我是个年轻的候选人。嗯，我还有个很年轻的竞选经理呢。”接着他把“皮皮”叫上了台，“皮皮”一边手拍桌子，一边背诵了埃德加•A.格斯特《做不到》中的一节：
千万人告诉你做不到，
千万人预言你要跌倒；
千万人列举一条条，
说危险将把你啃咬。
但不要退缩，还要灿烂地笑；
脱了外套，向前奔跑；
把困难打倒，你开始歌唱，
多少人说“做不到”，而你做得这么好。
这恳切真挚的小男孩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趁着掌声还未平息，林登•约翰逊真的脱掉了外套，带着他自己“灿烂的笑”（还向“皮皮”点了点头，确保观众看懂他在做什么），开始把那“千万人”打倒，比如《圣安东尼奥阴影报》，这些人都在说，因为他落后，所以赢不了。
亨利镇的集会是三月二十六日，耶稣受难日举行的。那天约翰逊举行了好几场集会。艾弗里的竞选本来在二十五日《快报》的民调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非常轻松随意了，看了结果之后，他更是觉得，既然“领先四个身位”，那休息一天来庆祝这个神圣的日子毫不为过。而约翰逊则出发去了海斯县。之前他已经那么努力，现在在必败的颓势下，他更加努力了。
持续了一周温和舒爽的春日天气，一夜之间说变就变。周五早上醒来时，温度已经降低到零摄氏度。洗漱穿衣的时候，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和下属们到达丘陵地带边缘的圣马科斯，结果得知安排在那里的一场露天集会被取消了。他套上一件雨衣，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一家店一家店地探访，在每家店都透过脸上流淌的雨水露出微笑。离开圣马科斯的时候，虽然穿了雨衣，他全身早已经湿透了。
一位记者写道：“这群动作迅速、浑身泥泞的竞选人员从圣马科斯……进入了丘陵地带，先去了温伯利，再到德里夫特伍德，再往西去到滴水泉城，最后是亨利镇。”茫茫的雨幕席卷了群山，根本看不清路，他们仍然风驰电掣（“加油啊，卡罗尔，开快点！”）。气温不断下降。大雨变成刺骨的雨夹雪。这种春末的北风已经摧毁了丘陵地带很多人的希望，而这场暴雨也正在摧毁希望，被上一周的温暖引诱着钻出地面的棉花与水果幼苗，被雨神残忍扼杀。而有那么一会儿，约翰逊的下属们还担心这暴雨会给约翰逊的希望也带来巨大的打击。这些丘陵地带的城镇中安排了大型的集会。他们害怕暴雨一来，参加的人就少了。然而，到了那些镇子以后，他们发现法院和百货店里都挤满了携妻带子的农民；这些小镇属于“威尔•伯内特之乡”，而威尔法官终于从“狗跑屋”里走出来，为约翰逊“施展自己的能量”。在“海斯县这艰难的一天，候选人在瓢泼大雨中奔走……迎着刺骨的寒风前进，”另一位记者写道，“人们都出来见约翰逊，听他讲话。”
他讲了很多话。每到一站，他都让“皮皮”站在法官的凳子或者商店的柜台上，小男孩就背诵“千万人预言你要跌倒”。这位候选人脱掉滴着水的外衣，伸手抹掉脸上的雨水，对观众灿烂地笑。他早已声音嘶哑（因为演说都是吼出来的，他的喉咙几乎在竞选刚一开始时就灼痛损伤），但仍然在呐喊。就算他觉得自己会失败，却绝没有让任何一个听众察觉到这种悲观。“无论我去哪儿，人们都说我就是不二人选，”他说，“现在只不过看谁排在我后面跟我竞争了。是约翰逊和艾弗里，还是约翰逊和布朗李、约翰逊和谢尔顿、约翰逊和谁。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比赛，现在只需要关心能领先多少……我们还有两个星期，而选票每天都在上升。”他提到伯勒森，“你们该给总长写信，问问他怎么想。”他喊道，“他会告诉你，你应该送年轻人去国会。”他又说起罗斯福和最高法，他告诉这些农民，后者总是横加干涉，告诉总统，“停！你不能去帮农民！”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上，你要么支持罗斯福先生，要么反对他，”他说，“不可能保持中立。不可能事不关己。你不可能支持农业项目却反对最高法院改革。”
之前的几个星期，约翰逊几乎都在发表同样的演说，只是现在加了个伯勒森。之前得到了一些选民的热情回应和支持，但在大型集会上却反响平平。但在今天的这些大型集会上，大家的反应突然不一样了。“皮皮”的诗点燃了观众的情绪，“白星”们在人群中提到伯勒森的声明，更让大家慷慨激昂，而约翰逊嘶哑的呐喊更是煽风点火，让民情民心成了熊熊火焰。
可能最先还是“白星”喊出来的：“伯勒森总长说得对！”但接着回应的就是真正的农民了，他那烈日和大风中常年通红的脸上有认真严肃的表情，回喊道：“我们听总长的！”“阿门，兄弟！”另一个农民嘶吼着。“阿门！”另一个又喊。很快整个人群都在欢呼喝彩：“让他们瞧瞧厉害，林登！”“打败他们，林登！”候选人继续进行演说，而观众们一遍遍应和着：“阿门，兄弟！阿门，兄弟！阿门，兄弟！”
那天的集会上人们还喊出了另一句从未出现的欢呼，听在这位候选人耳朵里一定如音乐般美妙。在亨利，在温伯利，在德里夫特伍德，在滴水泉，在比达，在凯尔（还有阿兰德和尼德沃尔德，因为约翰逊那天不仅在山里竞选，还去了平原上），只要他大喊：“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农民们会一同回应：“罗斯福和约翰逊！罗斯福和约翰逊！罗斯福和约翰逊！”
竞选的最后两个星期，约翰逊的声音变得愈发尖锐刺耳，对对手的攻势也更猛烈了。那些反对总统的人不仅只是“偷偷摸摸”，而且还是“背后捅刀子”。比如，布朗李想告诉选民：“我热爱、崇敬并颂扬我们伟大的总统。”约翰逊回敬说：“我们的州参议员先生，都在参议院投票反对总统的法院改革计划了，竟然还说他‘热爱、崇敬并颂扬我们伟大的总统’？……他背后捅了总统一刀。”他说，他要去参议员的故乡伯内特，在伯内特，“我会诵读参议员那些白纸黑字的记录。我会把每一段每一行都加以引用。我们把所有的证据摆到光天化日之下。”
时日不多了，孤注一掷的他还鼓起勇气做了一直不敢做的事情。
埃米特•谢尔顿也在努力为兄弟波尔克竞选。只有谢尔顿兄弟的竞选活动能够在投入精力上和约翰逊的比肩。只是波尔克很固执地坚持自己对法院改革计划的看法，总是让他在为自己辩解。而埃米特•谢尔顿曾经是圣马科斯的神辩手，这可是约翰逊嘴上吹牛实际上却从未得过的称号。竞选活动期间，他们只要狭路相逢，埃米特就一直想激将约翰逊和他辩论，想以此来羞辱他。约翰逊知道自己辩论是短板，也一直拒绝。有一次特别令人难堪，谢尔顿直接停在了一家商店门外，约翰逊正在里面跟大家握手聊天，待了很长时间。埃米特一遍一遍地把喇叭按得震天响，挑衅约翰逊出来辩论。宣战了好一会儿，约翰逊都没出来，不想离开商店这个安全的堡垒，直到谢尔顿驱车离去。然而，现在，他们又狭路相逢了。一个星期三，在史密斯维尔，数百名农民聚集在镇子里参加商人们举办的抽奖活动。这次，谢尔顿再次提出辩论的挑战，约翰逊终于直面他的刀锋了，却把谢尔顿杀了个片甲不留。
先发言的是谢尔顿，说对于这个岗位来说，约翰逊不仅太年轻，而且“在选区里资格太浅”，而且他还来自“最小的县，布兰科”。他指责他的选举经费都是来自“利益集团”，妄图以钱取胜。约翰逊迈步来到麦克风前回应道：“这位行将就木的绝望候选人今天下午对我提出了很多毫无根据的疯狂指控，我不可能一一回应。但有一项罪名我必须承认，而且很高兴地承认。的确，我是出生在小小的布兰科，但我不信这是我的不利条件。这一点上我可没有什么审判权。”这话逗得人群咯咯笑，接下来他又提醒这些乡民，波尔克•谢尔顿可不会站在他们这边，说的话更是叫大家哄堂大笑：“要是我妈知道你们要选个城里人或者名流啥的来代表你们，她可能早就采取措施了。”他还回应了自己太年轻的问题，也巧妙地提醒了观众谢尔顿在法院改革计划上的立场。“我宁愿做狂妄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做老反动派，”他说，“还有什么以钱取胜，我只想让你们知道，竞选的资金全是我自己省下来的血汗钱，我绝对没有从特殊利益集团那里拿一个子儿。”接着他迅速走下了台。“虽然只有五分钟”，《奥斯汀政治家》报道，“他却深得观众的欢心，赢得了四次自发的热烈鼓掌和两次哄堂大笑。”
虽然他在台上矢口否认，但是金钱，作为他的选举活动中多多益善的材料，为他在冲刺阶段的加速更添动力。
多数钱还是用在传统竞选手段上的，不过最后两个星期，越来越多都花在了电台上。竞选早期，约翰逊花钱在奥斯汀唯一的电台“KNOW”买了一个星期，每天十五分钟的电台时间，他都坚持每晚赶回州府发表讲话。但有收音机的选民很少，所以听到他讲话的也很少。另外，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法规要求，电台上的政治演讲需要有书面材料，而且要逐字逐句地照稿念。结果，约翰逊在电台照着稿子念，比亲自面对观众照稿念，还要显得更别扭，更虚伪。山姆•约翰逊在客厅里听着儿子的电台讲话，经常沮丧地嚼起香烟。而丽贝卡作为曾经教过公共演讲的老师，就会疯狂地在笔记本上写字。那之后的一段时间，约翰逊就没花什么精力在电台上了。
然而，现在，他要抓住一切机会赶上艾弗里，于是增加了电台时间。他也开始注意到，会有一些选民第二天专门对他说，昨晚在收音机里听到他讲话了。他们脸上的笑容有些羞涩，又带着欣赏。他意识到，名流的气派，能够抵消公众对他“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担忧。约翰逊有了这个新发现，也有资金去利用。他拿钱买时间，越来越多的时间，一次可能长达一个小时，不仅在KNOW，还有圣安东尼奥的很多著名电台，只要选区能收到就行。竞选的最后十天，约翰逊的电台时间比另外七个候选人加起来都多。
他的助手会写好十五分钟的演讲稿，约翰逊则逐字逐句地来修改，然后交给他那些德高望重的支持者，拿到电台去念。这个策略得到的反馈立竿见影，令人满意，而且不仅仅来自听众。不止一个之前拒绝支持约翰逊的“头领”，都因为可以在电台发言的诱人机会，向他的阵营倒戈。约翰逊的支持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麦克风前，有的真是有很强的煽动力。他父亲曾经的房地产合作伙伴，老法官N.T.斯塔布斯（他在讲话的开头说：“今晚我来到这里……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先锋”）反驳起那些关于约翰逊想要挥金如土、用钱取胜的指控，非常具有说服力（用的是约翰逊亲笔写的演讲稿）：“我们这些家乡人都知道，这罪名有多么荒唐……我们都清楚林登•约翰逊的选举经费，都来自他自己微薄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每次几美元的资助。”电台时间越买越多，约翰逊让这位老法官发言的次数就越来越多。对手指责约翰逊前无古人的竞选花费，被湮没在约翰逊的否认中。而这种否认能得到广而告之，则要多亏了他前无古人的竞选花费。
但他最慷慨的花费仍然不是钱，而是自己。
天气持续恶化，三月二十六日开始的北风已经呼啸肆虐了四天，刮得这么猛，已经到了美国人口中“暴风雪”的程度。选区的很多道路都变得泥泞不堪。大多数候选人的选举活动都停滞了。比如，艾弗里在最后两个星期就只壮着胆子出过一次奥斯汀。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太晚才开始竞选的布朗李，本来安排从参议院休会那天起就对第十区发动“闪电战”。参议院是三月二十七日休会的，暴风雨正盛。布朗李把“闪电战”推迟到三月三十日，又推迟到四月一日。约翰逊却加快了竞选速度，愈加努力，一天之内走遍了选区的很多地方，每天能去到十几个小社区讲话，发表演说，还能走访几十个农场和牧场。
四月二日，离选举还有八天。那天晚上圣安东尼奥一家电台播送了约翰逊在布雷纳姆的一场演讲。圣安东尼奥的一位听众从他声音里听到了什么，非常担心。十分了解约翰逊的埃丝特尔•哈宾独自坐在公寓里，突然感觉他有种前所未有的筋疲力尽：他看起来似乎精力无限，但工作总是有个限度的。她很清楚这一点。听着约翰逊的声音，她想，这小伙子是不是在超越自己的极限了。
其他很了解约翰逊的人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太累了，”吉恩•拉蒂默说，“他累了很久很久了。从选举开始的时候就很累。我以前也见过他累的样子，但这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累。我都开始担心了。”
此时的约翰逊急需睡眠。他买了个黑色眼罩车上用，但根本无济于事。让他睡不着的并非光线。喷火的双眼越来越深地陷入眼窝。他越来越瘦，脸上的肉仿佛在一点点融化，本来就高瘦的他现在更是形容枯槁，像埃尔•格列柯 (5) 的画中人。“小瓢虫”将他的体重下降归咎于饮食上的坏习惯：“他的饮食很不规律，营养也很不均衡。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我是很重视营养的。他经常在某个乡下的小店买一罐沙丁鱼或者一点饼干、奶酪，吃了了事……”但如果她给他做顿“好饭”，他也是狼吞虎咽。但又咽不下多少到肚里去，真正咽下去的，还有可能保不住。他的呕吐似乎越来越频繁了，还一直抱怨肚子不舒服。但他以前也常常说身体不舒服（当然，以前也在很紧张的时候呕吐过，比如带队参加得州辩论冠军赛时），所以这次就算有时候他身子都蜷曲起来了，大家也没引起重视。另外，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积极行动，四处奔波，就更没人拿他的抱怨当回事了。他的工作量有增无减。比如，四月三日，他完全失声了，虽然第二天又能说话了，张口却特别嘶哑，听着就非常痛苦。但他也没取消任何演讲，甚至还安排了更多。
四月六日星期二，离选举还有四天。位于奥斯汀的特拉维斯县法院举行了一场集会，约翰逊发表演讲后，站在法庭和旁观席分界线的栏杆后面，有的人看到，他好像要牢牢抓住栏杆才站得住，接着又靠在上面，双手伸向观众，请求他们投票。他这么努力，加上对手的懒惰轻敌，现在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成果。布朗李家乡一家报纸的编辑告诉《奥斯汀美国人》的记者，布朗李“等太久了，竞选开始得太迟了，朋友们都觉得他已经是必输无疑了”。记者问那谁会赢呢，编辑说他不知道，但那个约翰逊前一晚在本县讲了话，“这番演说为他赢了不少选票”。四月四日，《奥斯汀美国人》发布了一个新的民调，奥斯汀的政客们对结果表示难以置信：艾弗里已经不是第一名了。有两个候选人都在他前面：莫尔顿•哈里斯和林登•约翰逊。现在，四月七日星期三，离选举还有三天，《奥斯汀美国人》又公布了一次民调结果，发现哈里斯和约翰逊“并驾齐驱”，这是“得州中部有史以来最不相上下的政治比赛”。大部分的“摇摆票”很可能成为决定结果的关键，文章说。周四早上，离选举还有两天，林登•约翰逊在恶心与痛苦中醒来。八点，他致电米勒市长，再次请求市长支持他，发动奥斯汀的选民。结果再次被粗鲁地拒绝。接下来的一整天，约翰逊都自己在奥斯汀搞竞选活动，就像《奥斯汀美国人》所报道的：“尽量靠个人的力量，多去争取一些选民。”
周四晚上八点，约翰逊要去特拉维斯县法院的另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雷•李回忆，演讲之前，“约翰逊先生待在奥斯汀的公寓里，精神很差，说他不舒服。我们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很累，很萎靡，所以我们请他休息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就睡一会儿。”基彻被派去办事了，李主动请缨，要开车送约翰逊去法院。“六点四十五分，我回到他家，他在浴室里。他说肚子很痛，虽然吃了泻药，但一点也没轻松。”但“几分钟后我们还是上了车去了法院”，那里有四百个人，可能是竞选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会，听到约翰逊熟悉的讲话（“第十区的选民只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站在总统这一边……”），他们鼓掌欢呼。而约翰逊又一次需要在说话时牢牢扶着栏杆，而且痛得弯下了腰，面色惨白，只能坐下，手臂交叉捂着肚子。有些观众走上前去询问，听他讲了什么感觉，就说他肯定是得了阑尾炎。但是他站了起来，就这短暂的中断向观众道歉，然后完成了演讲。接着，观众纷纷从他身边走过，他一一握手。走上前来祝贺他的谢尔曼•伯德韦尔注意到：“他脸上全是汗水，一直在擦。”他朝伯德韦尔耳语：“我病了，站在我身边。”他几乎握完了全部观众的手，撑不住又坐下了。这次他站不起来了，李在伯德韦尔的帮助下，把约翰逊扶到车上，送他回了家，接着又送去了西顿医院。李和约翰逊夫人回忆，医生说：“他的阑尾差点就要穿孔了。”他们几乎是立刻开始手术的。
“长时间疯狂的奔波，”“小瓢虫”•约翰逊回忆，“接着一切突然就这么停下了。那一天什么也不能干，挺可怕的。接着就是选举日了。”
周六晚上投票截止后不久，山姆•斯通在威廉森县的选票公布了，三千一百八十票，比约翰逊领先大约两千四百票。但除了威廉森县，斯通的选票就非常可怜了。随着别的县选票纷纷公布，约翰逊很快超过了他。不久，他又超过了所有候选人，整个晚上都保持着稳定的领先状态。官方公布的主要候选人总票数为：布朗李，三千零一十九票；C.N.艾弗里，三千九百五十一票；斯通，四千零四十八票；波尔克•谢尔顿，四千四百二十票；莫尔顿•哈里斯，五千一百一十一票。而林登•约翰逊是八千二百八十票，比第二名多出了三千票。
“再回华盛顿的时候，”约翰逊曾经信誓旦旦，“我就是议员了。”现在，不到两年，他就要回去了。
(1) 该计划是一九三七年罗斯福提出的试图挑战三权分立原则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总统可以提名另一名法官取代任何超过七十岁但还没有退休的联邦法官，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该计划表面的理由是注入年轻血液弥补年纪大的法官无法胜任繁重工作的缺憾，但真正理由是最高法院通过几个关键案件的判决严重阻挠了新政。该计划最后表面上是失败了，但表明了总统的强硬态度，最高法院从此改变了反对新政的立场。
(2) 还有第九个候选人参选，但不久又宣布退出；竞选中他也得了十二票。他是得克萨斯大学的经济学家，被尊称为“鲍勃教授”的罗伯特•蒙高马利。他的参选让约翰逊非常焦虑，因为这是位著名的新政支持者，他可能得到很多支持罗斯福的投票。而这位教授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参选。——原注
(3) 詹姆斯的昵称。
(4) 得州黑人是没资格在党派初选中投票的，但这不是党派初选，而是一场联邦选举。——原注
(5) 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原籍希腊的西班牙画家，画风比较阴郁扭曲。
•22•
来自河流的分支
一九三七年得州第十区这场国会议员特殊选举，要详细地分析，要按照不同的种族或年龄或教育程度来一一分解，那可能没什么收获。因为每个类别人数都很少，也很分散，没什么参考意义。
虽然选区总人口估计在二十六万四千左右，但只有两万九千九百四十八人，也就是九个选区居民中只有一个去投了票。这些选民中，又只有八千二百八十名把票投给了林登•约翰逊。换句话说，约翰逊赢得了选举，但得票数只有百分之二十八，也就是每四票里才有一票是投给他的。另外，他的得票数只不过是选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多一点，他这个议员，选区里是每三十二个人才有一个人给他投票 (1) 。全国四百三十五名国会议员中，约翰逊是得票最少的，而且要少得多。
然而，放在更宏观的局势下去看，这场选举仍然意义重大，原因有二：第一，当然，这场选举开启了林登•约翰逊的竞选之旅，最终通向总统的宝座，也会将美国引向“伟大社会”和越南战争；另一个是那些送他走上这条路的人的身份。
他们不是平原人民。这个选区有一半都是平原，而约翰逊没有得到那一半的民心；事实上，在选区的五个平原县，约翰逊的得票数并非第一，而是第四，比哈里斯总共少了八百多票。约翰逊的支持来源于山间，来自爱德华兹高原上的五个县。他不仅拿下了这五个县中的四个，只丢了斯通的威廉森县，而且优势还十分明显。布兰科县给了他六百八十八票，只投了八十二票给第二名，当然这是他的故乡，没什么悬念，但海斯县的支持也很可观，约翰逊得了九百四十票，第二名只得了二百七十票。
在这五个县中，他选票的分布情况也令人震惊。令所有预测者（以及米勒市长）震惊的是，他拿下了高原边上的奥斯汀，尽管如此，真正让他在特拉维斯县和对手拉开巨大差距的，是奥斯汀西部那些群山之间的票仓。他在威廉森县得到的票数，有很大比例都不是来自乔治敦和泰勒，那两个高原之下的“大镇”，而是来自西部的山区。在布兰科、伯内特和海斯这些丘陵地带的其他县，选票结果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模式：某个票仓越是深入山间，越是穷乡僻壤，那里的人民就越坚定地支持林登•约翰逊。这位候选人代表了丘陵地带，代表了这个富有的国度中最偏僻、最不受关注、最贫穷的地区。他超过第二名的那三千票来自谁，完全毋庸置疑，就是他一个个上门去拜访的农民与牧人。还从来没有任何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像约翰逊一样给予了他们这么多的时间与关注。选举日那天，他们以最大的善意来回报约翰逊的投入，牺牲了自己宝贵的劳动时间，来到投票站（有的要走很远的路），为林登•约翰逊投上一票。
光是他愿意去拜访他们这一点，可能就足以成为人们支持他的重要原因了。这些人不受关注，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这是长久以来的感觉。丘陵地带的人民甚至曾经被迫向人民党祈求关注：“我们的确住在偏僻的佩德纳莱斯河上游，周围是岩石、峭壁、瀑布、雪松与野橡树，但我们不是洪水猛兽，心都是肉长的。”“同胞们，你们四处宣讲时，请不要忘了这个孤独的角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请来帮助我们。”“我们集结人马，蓄势待发，真诚希望出现一位英雄来给我们方向与引领。然而希望落空，我们再次被遗忘，像往常一样。”终于，现在有个国会议员的候选人来看他们了，走过一片片田野来跟他们交谈，不怕双脚布满泥泞。他们感激他的到来。
但比这行动更重要的，是他表达的理念。他说，自己也是和大家一样的穷人，在和帮助穷人的总统一起并肩作战。而这位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帮助穷人的总统：他制定了银行和铁路法规，签发了政府贷款，发起了公共工程项目，将政府的援助之手，伸给了穷人而非富人。这些，正是丘陵地带的人民长久以来的诉求。半个世纪以来，丘陵地带只发动过两次大型车队，一次是汽车，车上贴着林登•约翰逊的大幅照片；一次是马车，车上飘扬着人民党的蓝色旗帜。
比尔•迪森说：“他的胜选独辟蹊径。”阿娃•考克斯说：“林登•约翰逊第一次胜选，靠的就是这个……他告诉人们：‘我知道你们大家想要抗争什么。因为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选他的，不是那些城里人，而是来自河流分支上的乡民。”
这的确是他胜选的原因，也正是之前所有政客都认为他没有胜算的原因。民意调查没能显示出他在河流分支上的影响力，因为没有民调机构会去访问河流分支上的乡民，就像没有候选人会在意他们一样。但林登•约翰逊去走访了乡民们的家，而他们把他送进了国会。
不过，这场胜利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反应。
“再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就是议员了。”这是他曾经的信誓旦旦，现在他遵守了誓言。而且速度之快，符合他一生的雷厉风行：他也许是所有新政机构中最年轻的州理事，现在，二十八岁的他，虽然并不是自己宣称的“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却也是之一了。他的英雄祖先约翰•惠勒•邦顿首次担任公职时，恰好与此时的他同龄；父亲初次当选议员，也只比现在的林登年轻一岁。他满意吗？他高兴了吗？哪怕只高兴一天？
他非常虚弱。不仅因为阑尾炎，还有病发之前的奔波劳碌。他后来说，四十天的竞选，他就瘦了将近二十公斤。竞选开始的时候，身高一米九二的他有八十二公斤，已经是很瘦的高个子了。被送入西顿医院时他的体重不得而知，但在医院卧床休息两个星期，并且一直按照医院的增肥食谱进食后出院时，他的体重只有六十八公斤，这还算是有所恢复了。
竞选日之后的那天，祝贺如雪片般飞来。（祝贺信有的来自孩提时代的邻里玩伴，有的来自大学时代的同学校友，有的来自议员助理时期的同僚相识。信中的语句勾勒出他小半生的全貌。在约翰逊城某个学校的小操场上听过他说起自己天真抱负的马萨雷特•萨米写道：“自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有理想，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你正在实现这个理想。”弗农•怀特塞德来信，提醒他“在圣马科斯”，“我把你和肯尼迪拉开的那天”。阿瑟•佩里，约翰逊去华盛顿时照顾了他的老资格秘书写道：“我亲爱的国会议员！我听到消息可真高兴啊！好吧，先生，我以前看着你冬天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发工资之前都没钱吃午饭。我必须坦白说，那时候还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当上国会议员。”佩里还回忆说，自己有麻烦的时候，也来找这个年轻人寻求过帮助，“转念一想，我又想起你在政务委员会的演讲……那时候我就该知道，我面对的是未来的‘人民之选’。”他还知道约翰逊并非竞选活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全心全意支持新政，“我们将期待着你在议会发表关于‘平衡收支’的演讲。”）选举日后的一大清早，约翰逊派人找来下属们，告诉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立刻回复，当天完成。他从床上坐起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开始口述回复。很多人在信中都说想见他，想当面表示祝贺。他回复说，他也想见他们。要马上出一份走访安排。离开华盛顿之前，他有好多人要见，但他也要迅速动身去华盛顿。
另外，最优先回复的信件，不是来自朋友，而是来自敌人：对手们写来的，承认败选、表示祝贺的信件。信件内容都是例行公事，约翰逊的回复却不走形式。
您没有输，他告诉艾弗里，正如我没有赢。“那是罗斯福总统的胜利。”他如此回复山姆•斯通，“我亲爱的法官先生，感谢您暖心的电报。人们投票是支持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项目，胜利是属于他的。”这位法官在未来会是比艾弗里更有威胁性的对手，所以给他的回复就更长了些，“您之前就说过会让我们看看，您怎么拿下威廉森县。我再次祝贺您赢得家乡人民的大力支持。请告诉您和您的朋友，我十分欣赏他们对您的忠心不贰。”他心中最危险的对手是波尔克•谢尔顿，他也对竞选投入了无限精力，约翰逊怕他坚定的信念会成为他再次竞选的绊脚石。所以，他对谢尔顿的回复更是殷勤许多：“感谢您热情来信表达对我的支持……我希望您明白，我永远乐意为您效劳。不管您让我帮什么忙，只要能办到，我都会愉悦欢欣地去办。”
对这些二十四小时之前还是敌人的人，他不仅采取了“回信攻势”。权大势大，竞选期间一直对他态度恶劣的米勒市长，第二天就要去华盛顿出个计划了很久的差。约翰逊在华盛顿还没有秘书能领着市长到处转转，他就给现任克雷博格议员秘书的弟弟拍了电报（山姆•休斯敦一个星期前回了华盛顿），叫他去做。而且要做到极致，“对他极尽礼待，让他享受国会议员所有的特权”。十八个月后，约翰逊要重新参加竞选，这次就不是特殊选举，而是常规党派初选，要赢得胜利，他这次百分之二十八的选票是不够的，至少需要百分之五十一。任何精明谨慎的政客都要开始把敌人变成朋友了。但就连非常精明谨慎的政客，都对约翰逊的迅速与全面感到惊讶。特别讲求实用主义的丹•奎尔，在奥斯汀与米勒的对阵中充当先锋，他知道这是一场多么艰难的苦战，清楚米勒对约翰逊有多么讨厌；他知道约翰逊多次找上米勒的家门祈求休战，也知道米勒多么粗暴地回绝了他。奎尔在选举日那天晚上，恰巧出发去了华盛顿，到了地方就顺便去看山姆•休斯敦一眼，于是看到那封电报。奎尔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也难以相信，约翰逊居然发了这么一封电报。离开奥斯汀的时候，米勒还是约翰逊最大的仇敌，“结果他居然发了这么一封电报，说要照顾好他……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要是选举时跟谁斗得你死我活，肯定不会这么快原谅他……真是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换我可做不到对那些人那么好，但他就可以。选举才过了三天啊，他就对米勒那么好了……”奎尔回忆，他当时对山姆•休斯敦说，“你听着，华盛顿是个大城市，但是不能同时容下汤姆•米勒和我。”为了避免跟市长打照面，“我回家了”。
（奎尔不清楚约翰逊“照顾”米勒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他怕弟弟完成任务不够到位，不仅发动了整个克雷博格办公室，还请莫里•马弗里克办公室的人员全力接待市长先生。）
他竭尽全力地打败这些人，又竭尽全力地去赢得他们的友谊。约翰逊走马上任华盛顿的前一天，埃米特•谢尔顿走出办公室大楼，顺着国会大道往特拉维斯县法院走去，路上看见约翰逊从庞蒂克上下了车，显然是刚刚停稳。约翰逊跟谢尔顿打招呼，问他去哪儿，然后坚持要和谢尔顿一起。他说很乐意载他一程。两人驱车穿行在国会大道上，谢尔顿想起有些文件忘在办公室了。约翰逊开车把他带回去。谢尔顿说他要待个几分钟，待会儿自己走去县法院也不碍事的。约翰逊说，不，不，我等就是了。乐意效劳。你慢慢来。于是这位国会议员就像司机一样等着谢尔顿，短短的车程，两人的交谈中，“他非常亲切，非常和蔼”。谢尔顿以前很不喜欢约翰逊，“现在，”他说，“他人挺好的，也很谦虚。”事实上不只是谦虚，“他让你觉得，他就是你脚下的尘土”。（其实，对约翰逊想跟他交朋友到底费了多少心思，谢尔顿也不知情。其实，谢尔顿走出来的时候，约翰逊不是刚刚把车停在那儿；一个小时前他就停在那儿了，在车里坐了一小时专门等谢尔顿出来，要利用这次“偶遇”。）谢尔顿不是唯一如此“缴械投降”的对手。汤姆•米勒在竞选后支持了约翰逊一百美元，填补他因为选举可能造成的亏空。
无论是丹•奎尔还是别人，他们都不可能像林登•约翰逊那样对待敌人和对手，原因可能是傲气，可能是尴尬，可能是很多很多自然而然的情绪，比如对失败仇敌的幸灾乐祸，哪怕一两天也好。但林登•约翰逊多年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能够掌控他人生的情绪，有着“不可动摇意志”的情绪，他唯一可以允许的情绪，“就是抱负”，他写道，“这才能造就真男人”。傲气、尴尬、幸灾乐祸，这些情绪只能阻碍他前进的道路，一条他看得如此清楚的道路，他长久以来的理想。这些情绪，是他无法纵容自己去拥有的奢侈品。
他的回信送去了很多地方，其中还有不在选区里的地址。做议员秘书时，他就鼓励其他选区有影响力的人去找他帮忙，现在已经当上议员的他也是一样，回复区外重要人士的祝贺，写上同样的鼓励。比如俄克拉荷马州边界上，距离奥斯汀差不多五百公里的弗农县，有一家周报，出版人给约翰逊寄来祝贺信。而约翰逊认真回复了他。（R.H.尼古拉斯给约翰逊的祝贺信：“祝贺您……我还记得您在克雷博格先生手下时给我的家人提供了很多服务，真是满心感激。”约翰逊给尼古拉斯的回信：“感谢您的来信……任何时候，只要您用得着我，都请一定找我。”）另外，不管是显贵要人还是无名小卒，只要给约翰逊写了信的，都会收到回复。助手们以最快的速度打好寄出。约翰逊靠坐在病床上，还因为手术的痛苦而脸色灰败，却口述了五十封不同的通用信函，分散地寄出去，好让收信的人意识不到自己收到的是封通用信。
最先写好的信件中，有些是寄给青管局驻华盛顿官员的。他想让他们把杰西•凯拉姆得州临时理事的身份转正。另外，他还写信给了山姆•雷伯恩，给了参议员莫里斯•谢泼德，给了任何在青管局上层可能说得上话的人。掌控青管局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毕竟，这是一个涵盖全得州的机构，所以也有潜力发展为一个全得州范围内的政治组织。约翰逊当上克雷博格秘书的第一天，艾拉•莱勒就看出来：“他只是把这个当作一块跳板。他得到一份工作之后，脑子就马上转起来，我怎么利用这份工作来进行下一步呢？”现在，情况没有任何变化。约翰逊已经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了，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一个涵盖全得州的组织。
只有一类信件上他拖拖拉拉不愿签名，这类信件回复的是那些提到他父亲的祝贺信。
比如，威廉•P.霍比四月十二日写给约翰逊的祝贺信中，就提到对山姆•伊利•约翰逊的欣赏。霍比是得州权贵、前任州长、现任《休斯敦邮报》的社长，约翰逊立刻口述了一封回信给他，但信件打好之后，他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在上面签名。
提到他父亲的信件还不少。而按照他回信的速度，回复这些信件时，他的效率实在令人吃惊。有些信件肯定是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比如，E.B.豪斯写道：“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您父亲在我手下当工头。”但有的语气则截然不同，比如A.R.米道尔就写道：
我在比达长大。每当山姆•约翰逊来我们家过夜，我都非常高兴。我和弟弟会帮他解开那驾旧马车的缰绳。
我母亲是您祖父的朋友，她现在已经八十三岁高龄。她很想为您投票，但行动不便。于是就找人开车带她去投票站，把投票箱拿到她面前来，“这样她就可以为山姆•约翰逊的儿子投票了”。
不管这些信件用何种语气提到他父亲，回复都比较迟，有些还迟了很久。比如，米道尔的这封信，等了三个多星期才等来回信。（而且约翰逊的回信中也对父亲只字未提。）有时候，同样的一封信反复摆在约翰逊面前请他签名，每次都没有签，仿佛他就是落不下笔。
医生告诉他，手术后一个星期他可以出院，应该在四月十五六日。区里准备给新议员举办送别晚宴，他让策划人把日期定在四月二十六日，因为他迫不及待要去上任了。结果病情复发，计划受挫。医生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天以后他又想在病床上恢复工作。这次又导致更为严重的复发。已经无法确知到底为何复发，但他的下属和亲戚描述病情时都提到“紧张”和“极度疲劳”。四月二十日，丈夫入院十一天了，“小瓢虫”给朋友艾德纳•弗雷泽尔打电话，说“他没有像计划中那样好转”。第二天，琼斯给弗雷泽尔夫人写信报告说：“过去一两天来，老大努力了两三次想口述信件，每次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所以现在医生不允许他再写一封信了。我们都以为他现在应该出院了。推迟出院肯定是因为来看他的人太多了。”那天，约翰逊所有的约见都突然取消了，晚宴的计划也一样。他一直在医院里住到了二十四五日。而且医生还是在他和“小瓢虫”一再保证，他会在选区之外找个安静地方静养的情况下，才允许他出院的。出院后，他没有去华盛顿，而是去了卡纳克的岳父家，在那儿又静养了至少两三个星期。四月二十七日，这位新议员和妻子父母一起来到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的车站。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仍然瘦骨嶙峋的脸显得更为苍白。他告诉记者，自己是要去华盛顿，坐的这趟列车也的确是开往华盛顿。但约翰逊和“小瓢虫”到马歇尔就下了，岳父正等在车站接他们回家，一直休养到约翰逊健康状况好转。
在那长长的站台上，发生了一件事，了解林登•约翰逊与父母关系的人如果看在眼里，可能会莫名心酸。他和母亲并肩走在父亲前面，父亲拖着病弱的身子（事实上，他在那年就去世了），完全跟不上，远远落在后面。父亲还没走到车门口，林登就上了车。不过，山姆•约翰逊也跟着往车上走，抬起他的脸。林登弯下腰，这对父与子，亲吻了对方。
(1) 一九三六年布坎南赢得的民主党初选中，有四万一千左右的投票。——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