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战争

公元375年年底至376年年初,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东部爆发激战的消息传到多瑙河防线。据阿米安·马塞林记载:“一开始我方并没有在意。因为距离遥远,通常那些地区的战事传到这里时,战争要么已经结束,要么至少已经逐渐平息。”1这事儿也不能怪罗马当局没有重视。公元3世纪中叶,哥特人等日耳曼人迁到黑海北部,引发当地政治重组,并带来了100年的相对稳定。而且,当时的麻烦来自西北部(现在的波兰和白俄罗斯),而非东北部(现在的乌克兰)。东北部最近一次给帝国制造麻烦的是300年前,即约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所向披靡的萨尔马提亚人。但罗马人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

公元376年夏天,大批难民突然出现在多瑙河北岸,请求在罗马境内避难。有史料称当时难民达20万人。但据阿米安记载,聚集在多瑙河河畔的难民不计其数。他们随行携带大量武器,很可能是用牛车拉载,就像历史上战乱时期难民结队逃难的场景一样。这些难民中,除了少数个人和家庭之外,大多数属于两支哥特部落。这两支部落都听命于各自的首领。据我猜测,这两支哥特部落各有1万名战士。其中一支是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他们来自离多瑙河数百公里外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iester)东部地区(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另一支主要是当年阿塔纳里克率领的瑟文吉人,在阿拉维乌斯(Alavivus)和佛瑞提根(Fritigern)的带领下,脱离阿塔纳里克的统治,来到多瑙河北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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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难民的到来给罗马边境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但这些难民的身份为帝国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虽然之前接到的战报都来自遥远的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的东部地区,但这两支安扎在多瑙河河畔、意欲迁入罗马境内的哥特部落都并非来自那么遥远的战区。尤其是瑟文吉。最迟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他们就一直盘踞在多瑙河北岸,位于现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领土上。在遥远的东北部发生的可不是什么小冲突,其影响波及整个黑海北部地区。

罗马很快就弄清了这次骚动的罪魁祸首。据阿米安记载:“玛尔斯的怒火不可遏制,战争席卷各地,带来毁灭和灾难。这一切都是匈人造成的。”

阿米安的记载距离事发当时已近20年。此时,罗马人对哥特人迁到多瑙河地区的缘由也有了进一步了解。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90年代,匈人的出现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也才只是初现端倪。哥特人于公元376年夏天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匈人在欧洲边缘的崛起到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废黜历时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这一切在公元376年时都还难以想象,其间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哥特难民在多瑙河地区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范围内权力重新洗牌的开始。本书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讲述的就是罗马与匈人的故事。和阿米安一样,我们首先要讲述的就是匈人。

来自“冰封的海洋”

有关匈人起源的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3欧亚大草原横贯欧亚大陆,从欧洲边缘到中国绵延5500公里,其东端往北、往东仍有3000公里的草原。欧亚大草原南北纵深,最窄处在西部,约500公里,最宽处位于蒙古草原,约3000公里。地形和气候决定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总体而言,由于土地贫瘠,降水量少,草原地区不适宜树木和繁茂的植被生长,也不适宜作物栽培。因此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生,放牧各种牲畜。其中,骆驼生存能力最强,依次是山羊、绵羊、牛和马。

游牧生活基本上是游牧民在固定的牧场之间迁徙、实现全年放牧的一种生活策略。通常,现代牧民会在夏季丘陵放牧地(冬季因为降雪和低温而缺乏牧草)和冬季低地放牧地(夏季因为降水量少而缺乏牧草)之间迁徙。就经济资本而言,放牧权和牧群同样重要,都要严加看护。由于携带牧群和年老体弱的牧民迁徙比较困难,冬、夏季放牧地之间的距离不宜太远。在斯大林(Stalin)强迫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游牧民定居之前,他们通常都在相距75公里的牧场之间迁徙。游牧民还和当地定居的农民有密切的经济往来。虽然他们自己也种植谷物,但大部分粮食仍是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在夏季,只有一部分游牧民放牧牲畜,其他人则从事各种农业生产。但各历史时期的游牧民族都需要用畜牧业产品(例如兽皮、奶酪、酸奶和牲畜等)同农业民族交换粮食。通常,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当地农民用谷物换来的只是免受劫掠。但有时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也会进行互利互惠的交换。

一直以来,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语言群体,或文化群体。在各历史时期,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着众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公元1世纪至3世纪,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Alan)控制了多瑙河至里海的西部草原。他们将自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起就生活在此、同样属伊朗语族的斯基泰(Scythian)游牧民驱逐出境。此后一直到公元6世纪,突厥语族的游牧民控制了多瑙河至中国的大片草原。中世纪中期,蒙古语族的游牧民入侵欧洲,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游牧民族。公元9世纪末出现在欧洲中部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他们的匈牙利后裔一样,讲的是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an),说明他们可能起源于欧洲东北部的森林地区。因为除欧洲中部之外,东北部的森林地区是唯一讲芬兰-乌戈尔语的地区。

匈人到底起源于哪支游牧民族,我们并不清楚。和其他罗马史料相比,阿米安·马塞林有关匈人的记载最为翔实,但他也没有说明匈人的起源问题。阿米安只是提到匈人起源于黑海对岸“冰封的海洋附近”。他们不具备读写能力,因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甚至连他们的语言至今还系属不明。即便没有其他线索,语言学家通常也能根据人名来确定系属关系,但这种方法在确定匈人语言的系属关系时也行不通。他们很快便开始采用日耳曼人的名字(或者也许是史料记录的是他们的日耳曼语名字,或是日耳曼邻近部落或臣服民对他们的日耳曼别称),因此留下来的匈语人名寥寥无几,无法形成可信结论。他们很可能不属于伊朗语族,但是否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属于最早入侵欧洲的突厥语族游牧民还有待证实。4由于信息不足,匈人的起源问题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一直就匈人是否就是古代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匈奴(Hsiung-Nu)游牧民族的问题存在争议。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匈奴人在单于5的率领下进犯中国汉朝的西北边境,以贡品的形式获得大量丝绸、贵金属和谷物。他们还争夺中国汉朝西部的重要领土,例如中国境内丝绸之路途经的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世纪)。由于受到东汉军队的攻击,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随后被同化,成为中国帝国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北匈奴则留居漠北,不断袭扰东汉边境,直到公元93年,东汉政府利用鲜卑人——另一游牧民族——发动攻击,在漠北击败北匈奴。大量北匈奴投靠鲜卑人(据说有10万户),其余则“向西”逃亡。此后,在中国史料中再也没有看到关于北匈奴的记载。

影响罗马帝国历史的这部分匈人是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突然出现在罗马史料中的。从表面上看,人们很容易就将这部分匈人等同于西迁的北匈奴。但这样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从北匈奴在中国史料中消失到匈人在罗马史料中出现之间间隔近300年(从公元93年到公元370年前后),而且中国与罗马之间相距3500公里。此外,罗马史料中记载的匈人与匈奴人的政体形式完全不同。自公元48年起,后者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都有各自的单于。但入侵欧洲的匈人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留存下来的人种描述也对此提出质疑。北匈奴人通常蓄长辫,而入侵欧洲的匈人则没有蓄发。两者使用的武器类似,考古发现的遗物中也都有青铜水壶。鉴于这种情况,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但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公元93年开始西迁的北匈奴的后裔这一说法显然行不通。欧亚大草原虽然一望无垠,但即便是在当时,横穿草原也不需要花300年的时间。此外,同多数游牧民族的政权一样,北匈奴是由匈奴部落和其他臣服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因此,入侵欧洲的匈人的祖先即便属于这个部落联盟,也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北匈奴。所以,即便公元4世纪的匈人和公元1世纪的北匈奴彼此存在什么联系,他们之间也已经历了300年的历史,早已是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了。6

罗马史料也只是记载了匈人入侵欧洲边缘的大致原因。据阿米安所称,匈人“极其野蛮”,“心中充满着掠夺他人财物的欲望”。罗马史料通常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最终到达欧洲边缘实属偶然。一天,一些匈人外出狩猎,他们跟随一头雌鹿穿过沼泽,踏上一片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土地。受这一观点的影响,20世纪初有学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匈人一直在欧亚大草原的不同地区游牧,然后机缘凑巧,来到欧洲边缘。7但之后,人类学家发现游牧民族并非随意迁徙,而是周期性地在相对固定的牧场之间流动放牧。鉴于放牧权对游牧民族而言至关重要,并受到严密看护,在牧场之间的迁徙绝对不会具有偶然性。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猜测匈人西迁的动机。追踪雌鹿的偶然说的结论是,狩猎人员回到营地,汇报新发现的神奇土地。阿米安把他们西迁的动机归结为攫取经济利益。黑海北岸国富民丰,招致匈人入侵。这一观点看上去完全说得通。虽然相比而言,欧亚大草原的西部牧场面积不大,但是十分肥沃,一直生活着众多游牧民族。当时,生活在黑海北岸的是罗马帝国的藩属部落。他们同地中海地区有着各种经济往来,经济相对发达,生活富裕,无疑也引起匈人的垂涎。但对此后更为我们所了解的游牧民族而言,牧民西迁通常与躲避阿瓦尔人(Avars)有关。阿瓦尔人是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联盟,不断骚扰中国的北方边境。他们为了逃避突厥的征讨,迁入黑海北岸,给欧洲造成的影响几乎与早于他们两个世纪的匈人造成的影响相当。同样,公元9世纪末,马扎尔人为了逃避佩切聂格人(Pechenegs)的攻打,向西迁入匈牙利。就匈人而言,我们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西迁的动机是为了攫取财富,还是为了躲避另一游牧民族,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在更东边的地区,公元4世纪下半叶,笈多(Guptas)自印度北部扩张至丝绸之路;公元5世纪初至中叶,哒人统治里海(Caspian Seas)及咸海(Aral Seas)一带。早在公元4世纪50年代,这种政权的重组就已经对欧亚大草原东部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匈尼特人(Chionitae)迁入波斯帝国里海以东地区的边缘。8这也可能是匈人西迁的原因。

虽然匈人的起源和西迁动机仍是未解之谜,但他们是哥特人公元376年夏天迁入多瑙河地区的根源,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哥特人迁入多瑙河地区是为了逃避突然出现在黑海北岸的大批匈人。他们仓促逃至多瑙河河畔,向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请求迁入帝国境内。匈人实际上一直紧随其后。一旦哥特人抵达罗马境内,匈人便立刻占领多瑙河附近地区。现代研究对当时情况的叙述大多归结为以下几点:匈人于公元375年至376年突然入侵欧洲;哥特人于公元376年仓皇逃往罗马帝国;自公元376年后,匈人统治了多瑙河以北地区。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阿米安的记载。他描绘了一幅哥特人仓皇逃生的生动画面:“消息传遍各哥特部落,迄今为止都尚未听说的一支游牧民族突然出现,有如高山上袭来的暴雪,势不可当,所到之处或被占领,或被摧毁。”然而,我们需要透过修辞看到阿米安实际传达的信息。匈人征服阿兰人之后,开始袭击格鲁森尼人。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的是厄门纳里克(Ermenaric)。他最终放弃抵抗,貌似牺牲自己,成为祭品,祈求神灵保护族人的安全。9阿米安措辞含糊,但在一些古代部落的文献记载中,将部落的命运归结为首领的举措这一点值得注意。在艰难时刻,部落深陷不幸被看作众神显灵,表明原首领冒犯了众神,应被当作祭品献祭给众神,以平息众神的怒气。厄门纳里克死后,维提米尔(Vithimer)担任首领,继续抵抗匈人,但最终战死沙场。

之后,阿拉提(Alatheus)和萨伏拉克斯(Saphrax)以维提米尔之子维特里克(Vitheric)的名义统领格鲁森尼人。他们决定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此时,阿塔纳里克率领的一支瑟文吉部落正遭受匈人的追击,也退至德涅斯特河附近。他们看到河岸已经聚集了一支部落,便撤回喀尔巴阡山附近的腹地。阿塔纳里克企图在此建筑防线,遏制匈人进攻的势头。在我看来,这道防线很可能是罗马在奥尔特河(River Olt)河边的防线——特兰萨鲁塔努斯防线(Limes Transalutanus)。10但阿塔纳里克的计划落空。瑟文吉在建筑防线时,遭受匈人连续进攻,摧毁了他们对阿塔纳里克的信心。就此,大部分瑟文吉脱离他的统治,在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的率领下迁至多瑙河河畔,请求罗马的庇护,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跟随瑟文吉来到多瑙河附近(地图5)。11

事情发展非常迅速。维提米尔战死后,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很快便来到多瑙河附近。事情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维提米尔战死到哥特人公元376年夏末或是初秋到达多瑙河附近,总共可能不到一年时间。原则上,即便是几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他们迁到多瑙河附近了。那么维提米尔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年中到376年年初战死的。鉴于对农民而言,逃亡的最佳时机是在收获之后,格鲁森尼人极有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夏末或是初秋启程逃亡多瑙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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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鲁森尼人在匆匆逃离前还是做了拼死抵抗。我们无法确定战争的确切年代,因为阿米安并没有明确记载战争的时间。但他的记载也提供了一定线索。阿米安首先提到厄门纳里克抵制匈人的袭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继任者维提米尔多次被匈人打败,直到战死。我们无法确定格鲁森尼人和匈人抗衡了多长时间,但维提米尔死后,格鲁森尼人显然结束长期抗战,迅速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正是他们撤退的决定加速了最后危机的到来。格鲁森尼人之前抵御匈人的进攻持续了多长时间还有待商榷,但时间的长短确实与匈人行动的性质存在一定关系。

为了获得迁入帝国境内的许可,哥特人首先派特使离开多瑙河前往瓦伦斯皇帝的驻地,向他陈述情况。然而,瓦伦斯人在安条克。这意味着哥特特使需往返1000公里。即便这样,特使们也没有却步。他们一到安条克便和瓦伦斯商谈,双方形成决议,然后向多瑙河边界的罗马指挥官发出公文。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与此同时,大批的哥特人继续驻扎在多瑙河附近,耐心等待罗马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此时匈人对哥特人发动攻击。而且,袭击阿塔纳里克的是一些匈人小部落。他们有时掠夺财物太多,不便追击。13因此,这群匈人只是一群劫匪,而非征服者。此时的匈人在政体上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他们独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维提米尔在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时,他也能招募其他匈人部落的成员替他作战。14公元375年至376年,并没有大批匈人紧追仓皇逃亡的哥特人。相反,独立的匈人部落之间却在千方百计地争斗。

事实上,匈人并没有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征服”哥特人,而是哥特人决定撤离日渐危险的居住地。直到20多年后,即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仍停留在黑海以东地区,实际在高加索北部一带,不在多瑙河河口附近。15而且公元376年后的10多年里,在多瑙河下游继续侵扰罗马边境的既不是瑟文吉部落,也不是格鲁森尼部落,而是其他哥特部落。公元386年,奥德提乌斯(Odotheus)率领的另一支格鲁森尼部落在多瑙河下游向罗马发起猛攻。大约在同一时期,没有跟随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迁至多瑙河附近的瑟文吉部落的剩余人员则在喀尔巴阡山一带行动。

金弓

尽管如此,匈人的到来依然给罗马带来了深远影响。虽然多瑙河边界和其他边界一样,经常遭受小规模侵袭,但很少发生战略性变革。在黑海北岸,罗马帝国仅经历过两次战略性变革。气候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特征。喀尔巴阡山和顿河一带降水充足,尤其是河谷地区,适宜农业耕种,但顿河以东地区种植谷物需要灌溉。而这一带南部、黑海海岸附近的地区则比较干燥,形成大片草原。因此,从生态角度而言,欧洲边缘的这些邻近地区适宜游牧民族和农耕人口的居住。在古代,这一带先后由不同民族占领。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斯基泰游牧民、日耳曼语族的农耕人口和巴斯塔奈人等都在此不断繁衍。公元元年前后,他们的统治被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游牧民中断。200年后,农耕民族哥特人向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南推进,将统治向东扩张到顿河一带,制伏残留的萨尔马提亚人。那么,是什么使匈人得以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恢复这一带的军事平衡,让游牧民族重新统治该地区的呢?

罗马很快就认识到匈人的军事实力。虽然阿米安没有详细记载对匈人的战役,但对匈人的作战做了大致描述,切中要点:

[匈人]作战时呈楔形阵形……他们装备轻便,行动敏捷,出其不意,总是突然分散成小队人马,四处进攻,杀人如麻……他们远攻时使用的箭矢与众不同,箭镞用兽骨制成,打磨得非常尖锐,灵巧地安装在箭杆上。他们擅长马上作战,近攻时执剑肉搏。

公元6世纪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借鉴了公元4世纪的史学家尤纳皮乌斯(Eunapius),也对匈人做了形象的描述:“[匈人]完全不能,也不知道,如何徒步行军作战。但他们的骑兵通过适时迂回、冲锋、撤退以及射击,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杀敌无数。”16这些史学家的描述清楚明了。匈人军队由骑兵构成,尤其是弓骑兵。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扰乱对方的阵形和军心,然后再发动近攻,用弓或刀屠杀敌人。匈人军队的关键在于其骑兵都英勇无畏,擅长骑射,能够以小分队的形式作战。正如许多评论指出的那样,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生活艰难,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技能以及骏马成为他们作战的优势。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历史也反复印证了这一点。

但这对于欧亚大草原上的所有游牧民族而言都是一样的,并不能解释匈人尤其强悍、所向无敌的真正原因。除了哥特族日耳曼人之外,他们也征服了伊朗语族的阿兰人等其他游牧民族。他们是如何制胜的呢?双方都擅长骑术,但作战的方式不同。匈人弓骑兵装备相对轻便,行动敏捷。而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一样,主要是重装骑兵——罗马人称之为铁甲骑兵。骑马者和坐骑都穿挂鳞甲,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辅以长的骑刀,以小队人马的形式作战。这样,答案就越来越清晰了。在帝国初期被萨尔马提亚人击败并夺走黑海北岸统治权的斯基泰人和匈人一样,都擅长骑射,并且采用的战术也非常相似,但在当时,他们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而非弓。那么,为什么弓会在三个世纪之后取代长矛,成为主要兵器呢?

答案并不在于匈人使用的弓的基本构造。匈人和斯基泰人使用的都是所谓的“草原上的秘密武器”。西方人谈到弓时,通常都会想到用整块木料制成、用力开弓即可形成简单凹形的长弓。但草原上游牧民族使用的弓截然不同。首先,他们使用的是复合弓。复合弓用木材做弓臂的主体,多层叠合,再在弓臂外侧贴装动物肌腱,内侧贴装用动物角做成的薄片,这样用力开弓时,筋可以伸展,角可以回缩。放箭后,复合弓还可以向反方向弯曲,因此又称作反曲弓。用来黏合木臂、筋和角的是用鱼骨和兽皮制作的黏合性极强的动物胶。全部工序完成后,制成的弓威力无比。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一带发现的随葬器物中就有这种复合弓的遗物,一般是做成薄片的动物角,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因此到公元4世纪,复合弓已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了。

匈人制伏其他游牧民族的关键可能在他们使用的复合弓的一个细节上。一直以来这个细节都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当时,匈人和斯基泰人都使用复合弓,但斯基泰人的复合弓弓长约80厘米,而在墓葬中发现的少量匈人的复合弓要大一些,有130—160厘米长。当然,弓的威力与大小成正比。但骑兵适合使用的弓最大只能在100厘米左右。骑兵需要将弓竖直举在自己正前方,因此弓过长的话,会碰到马的头部,或绊到缰绳。但匈人弓的形状并不对称——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所在了。弓把位置偏下。正是这种设计使得匈人能在马上使用较长的复合弓。当然,这种弓也有其弊端,灵活性降低,并且由于形状不对称,骑射兵在使用时需要校准瞄准偏差。但与斯基泰人形状对称的80厘米长的复合弓相比,匈人130厘米长的不对称弓的威力要大得多。和斯基泰人的弓不同,匈人的弓使骑射兵能在安全距离内放箭穿透萨尔马提亚人的盔甲。

反曲弓用起来和现代的土耳其弓有些类似。土耳其弓一般长110厘米,但由于主要用于步兵,而非骑兵,其形状对称。当然,土耳其弓也经历了1000年的发展,比基本设计相同的中国弓和亚洲弓威力更强。对于用惯长弓的欧洲人而言,土耳其弓的威力令他们咋舌。1753年,哈桑·阿贾(Hassan Aga)射出古代史和近代史上最远距离,总射程达584码1英尺,约534米。他是家喻户晓的冠军,但射程超过400米并不少见。土耳其弓威力无比。在100米范围内,土耳其弓可以放箭穿透1.25厘米厚的木板,箭头伸出5厘米多。由于匈人使用的复合弓形状不对称,并且骑射兵不像步兵弓箭手那样脚能站稳,因此公元4世纪匈人复合弓的威力应该略小于土耳其弓的威力。匈人骑兵没有马镫,但他们使用的木质马鞍很沉,这样骑马者在射箭时就能用双腿夹紧,保持身体平稳。尽管如此,匈人骑射兵很可能在150—200米范围内击败无护甲的哥特对手,在75—100米范围内击败重装阿兰骑兵。这些距离足以让匈人占据巨大的战术优势。据罗马史料记载,匈人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17

除了复合弓之外,匈人还有其他武器。匈人骑射兵从远处扰乱对方阵形后,再策马逼近,用剑同对手厮杀。他们还经常用套索将对手捆住,令其动弹不得。有证据表明地位较高的匈人还穿着甲胄。但反曲弓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到公元4世纪中叶,精心改进后的反曲弓能够抵挡萨尔马提亚铁甲骑兵的进攻。可以想见,如公元5世纪史料所说,匈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复合弓与众不同。据底比斯(Thebes)的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记载,公元410年前后,匈人首领都对自己的高超箭术引以为豪。18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公元375年时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最伟大的匈王阿提拉(Attila)突然逝世的当天晚上,罗马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梦到“神站在他身旁,告诉他阿提拉的弓在那晚折断了”。19同样,考古发现也表明匈人的弓是至高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在四处墓葬发现的弓的残骸或完全或部分裹有黄金外壳,上面还雕刻了图案。其中有一把纯粹是象征性的——只有80厘米长,外面有黄金外壳,根本无法弯曲。另外三把是标准长度,很可能是装饰了黄金外壳的真武器。20弓作为匈人赖以夺取军事统治权的秘密武器,经过这样一番装饰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有力象征。有了这样一件秘密武器,匈人便控制了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

阿米安·马塞林说得没错,发动战争、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于公元376年夏末或初秋迁至多瑙河河畔的正是匈人。此时,受到匈人崛起影响的已不仅仅是黑海北岸的各部落,它还让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陷入两难境地。成千上万的哥特人失去家园,突然出现在帝国边境,请求庇护。

避难者

大量史料在叙述哥特难民的问题上呈现少有的一致性。当时根本没有人认为大批哥特难民突然涌现,意欲迁入帝国境内是个问题。相反,瓦伦斯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在这批失去家园的难民身上看到巨大机遇。据阿米安记载(多数史料都有类似记载):

大家对哥特难民到来的欢喜胜过担忧。受过精英教育的官员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称赞皇帝有福气,这么多年轻的新兵自动送上门来,罗马军队联合外来力量后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此外,虽然失去了每年向帝国缴纳的行省税,但仍将会有大量税收流入国库。

这样瓦伦斯一举两得,既扩充了兵力,又获得了黄金——通常情况下,二者不可兼得。也难怪瓦伦斯对此自鸣得意了。

多数史料对哥特人渡过多瑙河(很可能是在杜罗斯托鲁姆要塞附近)(地图6)迁入帝国境内后出现的问题也做了大致相似的叙述。现代研究往往把问题归咎于当地行政官员欺诈敛财。移民中一出现物资紧张的情况,这些官员就利用黑市趁机敛财,以卖身为奴作条件交换粮食。可以想见,移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罗马军队,尤其是卢皮奇努斯(色雷斯伯爵)率领的色雷斯野战军的介入反而使事态愈加恶化。他先是从黑市牟取暴利,然后又逼迫哥特人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地图6),并将他们拒之门外。后来,他设宴招待哥特人的首领,企图暗杀他们,但未遂。哥特人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发动暴乱。21把问题归结为瓦伦斯缺乏远见、罗马军队指挥官贪婪敛财和哥特人恢复野蛮本性看似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首先,罗马对难民采取了一贯的移民政策。公元376年,自愿或非自愿移民对罗马帝国而言已经屡见不鲜了。纵观历史,罗马一直都在吸纳外来人口,既有人不断迁入罗马,寻求发迹机会(如前文所述,加入罗马军队),也间或有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对于后者,还有一个术语称之为“接纳”(receptio)。据公元1世纪碑文记载,尼禄(Nero)时代的行省总督将10万(移民)“从多瑙河[北岸]”迁至色雷斯。公元300年四帝共治时期,罗马皇帝将成千上万迁入帝国境内的达契亚卡尔皮人沿多瑙河安置在匈牙利至黑海沿线。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初,罗马还经历了多次类似规模的移民涌入。虽然罗马没有出台任何移民政策,但也逐渐形成一定的惯例。如果罗马和意欲迁入的难民关系良好,并且批准他们自愿迁入的话,移民中的年轻男子将被纳入罗马军队(有时组成一支新的分队),其余则迁往帝国各地,成为自由农民,辛勤耕作,缴纳税款。例如,公元359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利米甘特族(Limigantes)萨尔马提亚人就达成了这种协议。22如果罗马和迁入帝国境内的移民关系一般,尤其是,如果这些移民是战俘的话,他们的待遇就会严苛得多。适龄男子可能仍会被纳入军队,但罗马通常会采取更严厉的保护措施。例如,公元409年罗马俘获一群斯基利人(Sciri)后颁发的敕令表明,25年(即一代人的时间里)之内不得在这批战俘中招募新兵。其他人也同样成为农民,但条件更加苛刻。公元409年被俘的斯基利人中许多人被卖为奴,其余则成为佃农,按条款要求迁至巴尔干半岛——他们被俘的地方——以外的地区。当时的移民要么加入罗马军队,要么成为农民。但不管怎样,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让移民照办的。23

然而,史料记载的允许移民迁入帝国境内的例子都还有一个共性——皇帝都对移民存有戒心。他们无一例外都使用武力来确保自己对移民过程的掌控,要么先使意欲迁入的移民臣服,要么调配足够的军队来处理移民带来的问题。君士坦提乌斯和利米甘特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359年,大事不妙。一如既往,阿米安把问题归结为萨尔马提亚人的背信弃义。但问题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怎样,局势在关键时刻变得混乱不堪:

皇帝出现在将坛上,把[萨尔马提亚人]看作即将归顺帝国的臣民,正准备发表一篇充满温语仁爱的演说。此时,有一个萨尔马提亚人突然失去理智,把他的鞋掷向将坛,大呼:“玛哈!玛哈(marha,利米甘特人作战时的呐喊)!”台下的群众突然跟随他一起举旗暴动,一拥而上,想要抓住皇帝本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问题:

虽然利米甘特人的暴动十分突然,罗马士兵也没有全副武装,但罗马军队大喊一声,便立刻冲向疯狂的利米甘特人……他们一路厮杀,毫不留情地将敌人践踏在脚下,不论死活,所到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暴动者被彻底击败,有的被宰杀,有的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还有的徒劳地乞求罗马士兵手下留情,结果还是被连砍数刀后杀死。

罗马和利米甘特人就移民问题经过仔细协商后,君士坦提乌斯才现身。所以事情本该进展顺利。但如果出现不测,也有大量罗马军队近在咫尺,最后被彻底消灭的还是利米甘特人。24

这样看来,众多史料有关公元376年哥特移民问题大体一致的叙述中就有一个关键内容听起来并不那么可靠了。据记载,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时,瓦伦斯喜出望外。但在公元376年,罗马的军队明显没有控制当时的局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迁入帝国境内后,情况开始恶化,罗马军队没能恢复当地秩序。卢皮奇努斯虽然应为哥特人的暴乱负一定责任,但是他手头根本没有足够兵力维持治安。宴会之后,他立刻召集现有军队投入战斗,但还是被哥特人彻底击败了。25就普通的移民情况而言,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对罗马至关重要。如果在军事上没有占据绝对优势,那么史料有关瓦伦斯对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的说法就不可信了。

巴尔干半岛兵力紧缺的理由非常简单。公元376年夏,瓦伦斯正深受来自东部防线威胁的困扰,而且波斯威胁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如第三章所述,公元369年,瓦伦斯和阿塔纳里克议和,因为波斯对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存有野心,他急于抽调兵力到东方前线对付波斯。自公元371年起,瓦伦斯趁波斯东部领土遭受侵袭取得一些重大胜利,重新任命高加索地区的统治者。但公元375年,波斯的“诸王之王”沙普尔卷土重来。瓦伦斯心意已决,于公元376年夏天派遣三个使团,要求沙普尔撤兵,否则罗马将出兵迎战。瓦伦斯摆出如此强硬的外交姿态,必然需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为此,他不仅亲自赶往对波斯作战的地区总部安条克,而且还将大部分野战兵力也调配到东部防线。所以,当哥特难民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时,瓦伦斯已深深卷入东部的战事。他要想策略性地抽调兵力,或是仅仅把兵力调回多瑙河,至少也得花一年时间。26

瓦伦斯可能一时仍在期望多瑙河危机可以应付得过去,自己仍能继续在高加索一带与波斯抗衡,甚至像史料记载的那样,还能招募到哥特新兵。然而,鉴于罗马不像往常一样在此次多瑙河移民事件中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我们也可以认为瓦伦斯行事谨慎,对潜在的问题心存戒备。现有证据表明他行事确实谨慎。如前文所述,可以明确的是,在到达多瑙河河畔的两支哥特部落中,只有瑟文吉获准迁入帝国境内。27格鲁森尼人被拒之门外,并且巴尔干半岛可调配的军队和舰船都被派驻在多瑙河对岸,阻止他们渡河。28因此,瓦伦斯并没有仓促批准所有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为他既提供新兵,又充实国库。

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瓦伦斯和瑟文吉的关系。没有史料详细记载瓦伦斯和瑟文吉达成的条款内容,而且由于瑟文吉的暴乱,这些条款也没能全面实施。双方的新关系肯定是以哥特人作为投降者——“归降”——的形式呈现在罗马公众面前,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君士坦丁和瓦伦斯此前与瑟文吉达成的协议也都被描述成是罗马对瑟文吉的胜利,尽管双方的关系并非如此(参见本书第二章)。一切迹象都表明公元376年达成的协议有不同寻常之处,严重向哥特人倾斜。首先,一反常态,哥特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定居地。通常情况下,由皇帝来决定移民的安置地点,而且往往会将移民分散安置在帝国各处。但公元376年,双方就瑟文吉只能迁入色雷斯一事达成一致,而且这是瑟文吉提出的要求。定居地的组建细节我们并不清楚,尤其是有关瑟文吉是否集中居住,仍保留其政治、文化身份的关键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鉴于他们都能选择自己的定居地点,将允许瑟文吉集中居住写进协议的条款也完全有可能。除此之外,我们只知道瑟文吉向罗马提交人质,年轻男子加入罗马军队,以及协议还设想哥特人会像公元332年至369年期间一样,大量加入辅助部队,参加特定战役。此外还有增强信任的举措,例如瑟文吉首领还宣布愿意改信基督教。

同哥特人的协议被描述成是对哥特人的胜利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从细节来看,协议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偏离了罗马的一贯做法。瑟文吉在公元376年获得的条款甚至比被当作朋友的移民获得的都优厚。因为在多瑙河防线缺乏足够的军事影响力,瓦伦斯不得不放弃久经考验的一贯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批准瑟文吉迁入帝国境内时小心翼翼。事实上,各种迹象表明他也确实非常谨慎。29

如前文所述,瑟文吉暴乱主要是因为多瑙河一带粮食紧缺,黑市猖獗。哥特人可能在公元376年秋天和初冬一直滞留在多瑙河一带,直到那年年底或是来年初春才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即便发动暴乱,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因为“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被集中在固若金汤的城市里。敌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围攻这些城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进行围攻”。这里描述的是公元377年夏天的情形,距离作物收割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罗马人似乎早已特意把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都转移到哥特人无法攻克的要塞里。鉴于罗马的行政局限性,对罗马中央政权而言,养活一大批瑟文吉难民并非易事。它必须周密规划,保证自己军队的粮食供给。当然,哥特人在这个关头也无法自己种植粮食,因为他们和罗马的协商还没有进展到确定安置地这一步。一旦他们储备的粮食耗尽,粮食供给就成为瓦伦斯控制他们的杠杆。

瓦伦斯还迅速向他的侄子(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儿子)、帝国西部的皇帝格拉提安请求军事援助。我们的老朋友演说家兼哲学家德密斯修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元老,瓦伦斯的心腹。他很可能是公元377年来到罗马,发表了他的第十三篇演说。德密斯修可能是在格拉提安登基十周年庆典上发表的这篇毫无创意、单调乏味的演说,称颂格拉提安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君主。与演说本身相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德密斯修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帝国的西部。而且,他自己也明确指出,他是从叙利亚快马加鞭赶来的:

……我几乎是日出而行,日落而歇,一路马不停蹄地从底格里斯河赶来大洋边[大西洋,即帝国西部]。我的旅程匆忙,跨越大地,正如您[苏格拉底(Socrates)]常说的厄洛斯(Eros)曾做到的那样日夜兼程。我风餐露宿,衣衫褴褛……30

德密斯修赶往罗马的速度比这篇乏善可陈的演说听起来要快得多。这表明他的使团此次出使帝国西部还有一个更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从公元377年夏天帝国西部的军队介入东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中找到一些线索。帝国西部的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肯定是在公元376年年底至377年年初事先协商好的,甚至有可能是在瑟文吉发动暴乱前就已经协商妥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密斯修一行人才马不停蹄、跋山涉水赶往罗马。他们身负重任,与格拉提安协商帝国东西部联手应对突如其来的哥特问题。

此时多瑙河一带上演的一系列事件也十分蹊跷,表明瓦伦斯实际上十分谨慎。我们前面谈到,粮食的紧缺状况日益严重,哥特难民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卢皮奇努斯逼迫瑟文吉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但为了监督瑟文吉,卢皮奇努斯不得不调动用于阻止格鲁森尼人渡河的军队。瑟文吉最终还是迁往了马西安诺堡,但格鲁森尼人也趁机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作为指挥官,卢皮奇努斯肯定是心急如焚。很显然,情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据阿米安记载,更糟的是,瑟文吉只是慢慢地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好让格鲁森尼人能跟上他们。[格鲁森尼人渡河的地点可能是在萨西达瓦(Sacidava)或是阿克西欧波利斯(Axiopolis),位于瑟文吉渡河地点的东部。](地图6)瑟文吉距离马西安诺堡还有大约15公里时,卢皮奇努斯设宴招待他们的首领。下面是阿米安叙述的宴会情形:

卢皮奇努斯设宴招待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然后派兵把守,禁止蛮族人进城……城中居民和城外的难民之间发生争执,最后愈演愈烈,引发冲突。随后,蛮族人……杀害大量士兵。卢皮奇努斯秘密得知此事后……处死在外等候的瑟文吉随从。围在城外的[哥特人]听闻消息,以为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被强行扣留,怒不可遏,渐渐越聚越多,要为他们的首领报仇……佛瑞提根机智过人,担心自己会和其他人一起成为人质,便大声喊道,如果不让他们出去平息瑟文吉的怒火,[罗马人]将会损失惨重……一获得卢皮奇努斯的同意,他们便离开了。31

我们很难知晓事情的详细经过。从表面来看,卢皮奇努斯袭击瑟文吉首领是因误会和恐慌而起。但在宴会上劫持人质是罗马在处理边境问题时的惯用手段。

清除危险或是具有潜在危险的首领是扰乱敌军军心的绝佳手段。阿米安还记载了在短短24年内发生的另外4起罗马指挥官在宴会上趁机扣押敌军首领的事件。其中一起是地方指挥官自作主张,另外三起则都是皇帝直接授意。在其中一起事件中,莱茵河的指挥官收到一封密函,并要求他在阿勒曼尼首领渡河进入罗马境内之前不得拆封。等阿勒曼尼首领渡河后,指挥官拆开密函一看,是命令他将阿勒曼尼首领转移到西班牙的密令。我怀疑卢皮奇努斯也收到类似的指令。瓦伦斯人在安条克,多瑙河的指挥官从提出请求到接到指令要花几周时间,因此他们没法事事都向瓦伦斯请示。所以,在处理瑟文吉的问题上,卢皮奇努斯接到的指令肯定给他留有很大余地。尽管如此,我觉得在哥特人问题上,如果没有悉心指示卢皮奇努斯在各种情形下该怎样采取行动,瓦伦斯是不会听任他不管的。一大批没有臣服的哥特人在罗马军队的主力被调离多瑙河时出现在帝国领土之上,这个潜在危险太大,瓦伦斯不得不深思熟虑。我猜想卢皮奇努斯接到旨意,如果形势失控,他应该尽力扰乱哥特人的军心。我们已经说过,扣押敌军首领是罗马的惯用手段。但一切都取决于卢皮奇努斯。结果,他选择最不明智的做法,接连两次都是这样,而且都半途而废。因此,换来的不是与瑟文吉的和睦相处(即便得借助武力),也不是他们群龙无首的反抗,而是颇有声望的领导率领的有组织暴动。32

瓦伦斯正深陷对波斯的战争中,他会乐意看到多瑙河防线混乱不堪吗?与帝国批准的其他移民情况相比,很显然,瓦伦斯不可能像史料中一致叙述的那样,对大批哥特难民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我们已经知道,在帝国的理念里,蛮族人必须以恭敬顺从的姿态呈现。无论公元376年发生的事情背后存在多大的恐慌,皇帝的政策都必须以对帝国有利而非迫不得已的政策的形式呈现在纳税人面前。阿米安的记载给了我们强烈的暗示。他在叙述中提到“受过精英教育的奉承者”(eruditis adulatoribus)极力夸赞瓦伦斯对哥特人的政策。33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为公元369年瓦伦斯与阿塔纳里克和谈做粉饰的德密斯修。

公元376年夏天,他也在叙利亚,之后才突然启程前往帝国西部。我猜想他也发表了类似公元369年发表的演说来说服帝国东部的宫廷,批准大批尚未臣服的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实际上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反而是件好事。因此,史料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叙述体现的是瓦伦斯为自己政策所做的开脱,而非采用该政策的原因。

因为匈人的入侵,罗马帝国和大批哥特人之间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这当然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愿,至少他并不想让两者的关系以这种形式呈现。哥特人也有他们的顾虑。他们并非轻易决定迁入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瑟文吉是聚集在一起经过仔细讨论才决定脱离阿塔纳里克的。34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犹豫不决的样子。要做出移民这样一个强大邻国的决定并非易事。鉴于边境信息灵通,他们很可能已经得知瓦伦斯正深陷波斯战争,因而多瑙河一带兵力紧张。他可能暂时愿意做出让步,但不能确保之后会不会改变态度。因此,哥特人从长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既要为眼下也要为将来应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做好准备。

虽然罗马已经对他们区别对待,但瑟文吉仍和格鲁森尼人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如前文所述,卢皮奇努斯强迫他们迁往马西安诺堡时,瑟文吉已经知道格鲁森尼人已渡过多瑙河,因此放慢了迁徙速度。35瑟文吉正在朝着虎穴迈进。即便他们受到的待遇看上去比格鲁森尼人的要优厚,联合尽可能多的哥特人对付在兵力和资源上都占绝对优势的罗马帝国也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然,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了和瓦伦斯达成的协议精神。但从长远来看,如果瓦伦斯可以改写公元376年协议的话,哥特人也可以。36

在我看来,这才是故事的真实一面。匈人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双方都彼此猜忌,没有完全遵守公元376年被迫达成的协议。协议没有奏效其实并不意外。现在,双方的军事较量显然势在必行,其结果将决定哥特移民与罗马帝国间更持久的解决方案走向如何。

哈德良堡战役

卢皮奇努斯在宴会上谋害瑟文吉的首领未遂。第二天清晨,武装冲突爆发了。由于卢皮奇努斯的暴行,佛瑞提根返回后,在马西安诺堡附近实施第一轮劫掠。对此,卢皮奇努斯召集所有兵力,朝城外15公里处的哥特营地进军。很快,他的军队败下阵来。除了卢皮奇努斯外,只有极少人逃生。公元377年初,战争正式开始,持续至少6个战季,直到公元382年10月3日才恢复和平。37阿米安·马塞林详细记载了战争头两年到哈德良堡战役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讲述了所有实情)。哈德良堡战役之后的记载就没有那么翔实了。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整个战争,即持续6个战季的战争,都仅限于帝国境内巴尔干半岛的各行省。纵观历史,这一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巴尔干半岛北部大体呈矩形,北部和西部较南部和东部略宽(地图6),地形以山地为主。半岛偏东地区有巴尔干山脉(Stara Planina,即哈伊莫司山,Haemus Mountains),平均海拔为750米,最高峰达2376米;更西边的罗多彼山(Rhodopes)则更加险峻,海拔略高,多个山峰高度超过2000米。最西边的是南北走向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Dinaric Alps)。长期以来,这些山脉的石灰岩被侵蚀,形成石林和残峰,通常布满多刺的灌木,是巴尔干西部典型的喀斯特(Karst)地貌。沿山脉还分布着三片广阔的平原: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东南部的色雷斯平原以及罗多彼山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之间的马其顿平原。半岛的另一地形特征是冲积丘陵盆地,由于降水和融雪侵蚀,在山间盆地形成肥沃的土壤。

巴尔干半岛的地形特征塑造了该地区的历史。显然,平原和丘陵盆地提供了彼此独立的可耕地,可能集中大量人口。这一地区山势险峻,再加上冬季严寒,只有两条主要道路联通各地:其中一条自北向南贯穿摩拉瓦河(Morava)河谷和瓦尔达尔河(Vardar)河谷,连接多瑙河、斯库皮(Scupi,现在的斯科普里,Skopje)和爱琴海(Aegean)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另一条自西北向东南走向,也是从摩拉瓦河河谷开始,但在纳伊苏斯(Naissus,现在的尼什,Niš)左拐,一路穿过肥沃的丘陵盆地,途经塞尔迪卡(Serdica,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fia),越过苏西山口(Succi Pass),连接富饶的高地平原斯雷德纳哥拉(Sredna Gora),向色雷斯平原延伸。在罗马时期,这是一条军事要道。巴尔干半岛的地形也给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带来困难。例如,罗多彼山东北和西南的交通极其不便,哈伊莫司山只有五个主要山口联通山脉的南北地区:西部的伊斯克尔河(Iskar)河谷,中部的特洛伊山口(Trojan Pass)和希普卡山口(Shipka Pass),东部的科泰尔(Kotel)和里斯基(Ri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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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6年,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已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统治长达300多年的罗马帝国。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马其顿,将半岛南部变成罗马的行省,统治了近500年。大体而言,罗马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地形是加以利用,而非改造。但有一个特例。除了两条联通各地的主干道之外,他们还修建了两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横贯巴尔干半岛。在半岛南部,早在公元前130年就已铺设的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久负盛名,自君士坦丁堡沿爱琴海一路向西到达塞萨洛尼基(这段路线的修建还算容易),然后直穿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的群峰和山谷,抵达底耳哈琴(Dyrrhachium,现在的都拉斯,Durres)。在埃格纳提亚大道北部,公元1世纪末,罗马军团在多瑙河切断喀尔巴阡山处的铁门峡谷(Iron Gates),凿开岩石辟出一条道路,连接多瑙河中游和下游地区。巴尔干半岛连接帝国东西部,罗马在修建干道问题上毫不敷衍了事。即便是在公元376年,对帝国皇帝而言,巴尔干半岛仍主要是连接帝国东西部的桥梁。众多资源被用于维护该地区的道路以及沿途的城镇和驿站。这些城镇和驿站为旅行者提供庇护,还为狄奥法内斯文件中记录的高速旅行提供后勤支持(参见本书第三章)。

出于帝国的需求,政府资金还被用于巴尔干半岛的另外两个地区。在匈人入侵黑海北岸之前的三个世纪里,哈伊莫司山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一直是帝国的边境。罗马很早就在厄斯克尔(Oescus)和诺瓦埃(Novae)设立了重要的军团基地。到公元4世纪,方圆70公顷的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负责监督多瑙河边境的军事行动,沿河一带以及附近乡村还设有大大小小的要塞,戒备森严。此时,较大的平民聚居地也都筑墙加以保护,并且都具有协助作战的功能。在更南边的地区,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的是政治需求,而非军事需求。在半岛的东南部,君士坦丁皇帝将古希腊城邦拜占庭(Byzantium)改建成君士坦丁堡。到公元4世纪中后期,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成为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宏伟的城墙和漂亮的公共建筑,还获得大量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建设港口设施和粮仓,处理埃及运来的粮食,以及引水渠,从100多公里外的山脉引水供给这片干燥地区上迅速膨胀的人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需求中心,除政府资金外,还居住着大批富裕的居民。贵族们不仅在城里建有宅邸,还在乡村拥有幽静、凉爽的住所,而且他们还需要各种服务设施。公元4世纪,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经济空前繁荣,君士坦丁堡的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位于色雷斯平原的邻近城市。

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罗马居住区都经历长期发展,一点一滴逐步演变成具有“罗马性”的城市。有些建立在古老的城市之上。亚得里亚海(Adriatic)海岸的许多居住区在罗马时期以前就早已存在。马其顿和黑海沿海地区更是如此。塞萨洛尼基、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阿其亚努斯(Anchialus)和奥德修斯(Odessus)等都是基于之前的希腊城市建成。这些地区不仅有名副其实的罗马式城市,各式各样的标准公共建筑一应俱全,还有欣欣向荣的乡村,随处点缀着地主阶层的豪宅。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也有“严格意义上”的罗马式城市。公元4世纪,在多瑙河平原,罗马式城镇和别墅仍错落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居住区可以被看作罗马防御工事的派生品。巴尔干半岛的地方议会中众多议员都是军团老兵的后代,很多别墅也都建在政府通常给予退伍士兵的土地上。许多人也因士兵的各种消费需求发家致富。但该地区罗马式城市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动力,那些历史遗迹数量繁多,工程浩大,光靠政府支出是难以实现的。从菲利波波利经斯雷德纳哥拉(Sredna Gora)和塞尔迪卡直通摩拉瓦河谷的干道也同样不是仅靠政府支出就能修建起来。当然,政府支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可能。这在丘陵盆地的大部分地区也不例外。地形和气候是巴尔干半岛发展的两大障碍。与帝国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的城市数量要少得多,集中耕种的耕地比例也相应较低。但这两大因素并没有妨碍该地区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世界。38

战争爆发时,哥特人面对的巴尔干半岛大体就是这种情况。一切迹象表明,战争一爆发,格鲁森尼人便加入了战斗。39此时,他们已抵达马西安诺堡附近,处于罗马多瑙河沿线的军事防御带之中。考古学家在一些较小规模的要塞遗址发掘出的地层表明,要塞遭受损毁,时间可追溯到此次战争期间。但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都证明,哥特首领佛瑞提根像阿米安强调的那样,“没有攻城”。40公元4世纪初,罗马边境的要塞大多都建有巨大的U字形堡垒,用于发射投弹,杀伤力极强。哥特人要进攻要塞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驻军人数颇多,斯基泰行省有23支分队,下默西亚(Lower Moesia)有27支分队,重点部署在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阿克西欧波利斯(Axiopolis)、特洛斯米斯(Troesmis)、特兰斯马里斯迦(Transmarisca)、杜罗斯托鲁姆(Durostorum)和诺瓦埃(Novae)(地图6)。但驻军接受的训练主要是针对巡逻和小规模侵袭,而不是为大规模野地作战提供机动部队。尽管如此,卢皮奇努斯仍抽调大部分驻军兵力来拼凑自己的军队。因此,哥特人打败卢皮奇努斯时就已经摧毁了这一地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如果剩余的驻军冒险单独行动的话,将遭受重创。这些军事基地不会对哥特人造成直接威胁,因此可以不予理睬。41

此外,哥特人还有其他当务之急。他们还有很多旧账没算。多瑙河平原1月、2月白天的平均气温不会超过0℃。如前文所述,哥特人被迫在户外过冬,再加上黑市猖獗,他们的不满情绪高涨。而且,他们还迫切需要粮食。哥特人可能至少随身携带一部分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同时还从罗马获得一定量的食物,但不可能种植当年的作物。因此,哥特人洗劫完马西安诺堡的附近地区后,便将目光转向主干道连接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繁华的大都会。

哥特人的下一站是哈伊莫司山南的哈德良堡,距马西安诺堡约200公里。卢皮奇努斯在马西安诺堡溃败后,罗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阻止哥特人越过哈伊莫司山。有一支哥特人组成的部队驻扎在哈德良堡,一直属于罗马军队,由苏里德阿斯(Sueridas)和柯里阿斯(Colias)领导。当北部暴乱的消息传到哈德良堡时,这群哥特人与市民之间发生冲突,决定与佛瑞提根为伍。据阿米安的记载,就在此时,佛瑞提根“建议他们袭击并摧毁哈德良堡附近的富裕乡村,因为这些地区依旧没有士兵把守,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从罗马的角度而言,袭击的结果令人胆战心惊:

[哥特人]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遍布色雷斯的每个角落。他们的战俘,或是投诚者,向他们指出富裕村庄的位置,尤其是那些据说可以找到充足粮食供给的村庄……有了这些人的指引,哥特人烧杀劫掠,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强行带走。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流放他乡,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他们悲叹自己幸存下来,却失去了财产和女人。42

哥特人饥肠辘辘,胸中一腔怒火有待发泄。色雷斯平原的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最前线,为那年冬天在多瑙河河畔发生的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罗马人主动协助哥特人洗劫同胞。有些是出于恐惧,但也有很多受压迫的农民是出于个人恩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使所有罗马人都获得对等的利益。

对于这些灾难,罗马的反应是从东部调遣一批军队。瓦伦斯派遣幕僚、军队指挥官维克多(Victor)不惜一切代价向波斯求和。与此同时,他还从亚美尼亚召回图拉真(Trajanus)和普洛弗图拉斯(Profuturus)率领的军队。公元377年夏天,两人率领的军队抵达巴尔干半岛。他们的到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哥特人很快撤到哈伊莫司山以北。这时,瓦伦斯仓促采取的外交政策已初见成效。帝国西部的一小支部队在里克莫瑞斯的指挥下火速越过苏西山口,与图拉真和普洛弗图拉斯会合。援军到达后,罗马军队向哈伊莫司山以北挺进,直抵哥特人用大车围成的营地。据阿米安记载,哥特人的营地设在沙利西斯(Ad Salices,“柳树镇”)(地图6)。43罗马军队打算冒险作战。哥特人也做好准备,等粮秣队一返回就开战。只有阿米安对双方交战做了叙述,但他的记载也不翔实。他几乎花了一半篇幅大肆描述伤亡情况,而对双方的兵力和战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然而,整体而言,战斗显然非常惨烈,血流成河,不分胜负。罗马军队的左翼一度被击退,但后备部队挽救了战局。战斗持续到黄昏才结束。罗马军队伤亡惨重,但哥特人的损失也同样惨重。之后,他们在大车围成的营地里坚守整整七天。夏去秋来,此时很可能已是公元377年的9月。44

罗马军队充分利用这个喘息机会。一场血战使罗马遭受惨重的损失,但他们自卢皮奇努斯溃败以来第一次暂时夺回主动权。由于敌人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现有的罗马兵力不可能打败哥特人。因此,他们很快就转向利用巴尔干半岛的地形特点,在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设防。马西安诺堡控制着山脉的东端,因此想必有大量驻军留守在那里。其他部队则驻守在各山口,封锁通往山脉南部的五条主要通道。罗马的计划非常简单。如阿米安所说:“显然,他们计划将数量庞大的敌军困在[多瑙河]和旷野之间,引起饥荒,将他们消灭。”这是个绝妙计划。哈伊莫司山有些山口非常宽阔,但地势都很高。1500年后,在1877年俄罗斯-土耳其战争中,俄罗斯派遣一支游击队向南渡过多瑙河,夺取希普卡山口。该山口位于哈伊莫司山中部,连接哈德良堡和通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主干道。他们拿下山口,但没有增派兵力,因此自8月21日至25日5天时间里,4400名俄罗斯士兵不得不面对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率领的3万—4万土耳其士兵。战役结束时,俄罗斯伤亡3500人,但拿下了该山口,而土耳其则有1万士兵横尸山野。沙利西斯战役之后的两个月里,罗马军队就像后来的俄罗斯军队一样,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

由于斯基泰和默西亚[哈伊莫司山北部的罗马行省]所有可以用来充饥的食物都已经消耗殆尽,蛮族人在饥饿和凶残本性的驱使下,奋力突围……我军在险峻的山峰英勇抗击,他们经过几次尝试后被制伏。

罗马军队极力想要拖延时间,希望冬天到来后战役能够结束,这样瓦伦斯和格拉提安就能在春季前调配援军到巴尔干半岛。

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秋冬换季之时”45,消息传来,哥特人有了新的盟军。他们以战利品为诱饵,招募一支由匈人和阿兰人组成的部队。罗马指挥官得知情况后决定放弃各山口。一旦一个山口被攻破,把守其他山口的士兵将被封锁,几乎没有可能战胜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哥特人。指挥官立即召回人马。多数部队都成功撤退。但有一支军队在哈伊莫司山南的狄巴勒图姆(Dibaltum)附近一个重要关口遇上敌军,可能被彻底消灭。46有了匈人和阿兰人的加入(只消少量人加入便可打破微妙的权力平衡,使之重新向哥特人倾斜),哥特人又可以在哈伊莫司山以南为所欲为。公元377年年底至378年年初,他们分成小队,在哈伊莫司山以南肆无忌惮地烧杀劫掠。“[据阿米安记载,]他们洗劫了远至罗多彼[行省]和连接两大海洋的[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的一整片地区,烧杀劫掠,无耻地亵渎着自由民的躯体。”

这次劫掠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但富饶的色雷斯平原上可供哥特人抢劫的东西很多,而且波及范围向西最远没有超过罗多彼山。阿米安再次详尽地描述了罗马的惨痛损失,而非战争的细节。然而,据一些史料记载,哥特人逼近君士坦丁堡,但最终被在罗马服役的阿拉伯辅助部队击退。阿拉伯人将敌人割喉饮血的习俗打消了哥特人继续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念头。但罗马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盟军来采取更广泛的对策。在东部援军抵达之前,哥特人有充足的时间掠夺大量财物。从考古发现的遗迹中可以看出劫掠所造成的一些破坏。哈伊莫司山南部和北部发掘出的罗马帝国后期的主要别墅都是这一时期被遗弃的。其中,大多数遗址都有地层显示别墅遭受过巨大破坏。47

公元378年早些时候,瓦伦斯从东部调配的野战军大部分都已抵达巴尔干半岛。各分队自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慢慢集结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罗马野战军很可能不会在这一年太早的时候抵达巴尔干半岛。因为,和近代的野战军一样,罗马野战军需要牲畜运输辎重,只有等到足够的草长出来才能行军。瓦伦斯本人直到5月30日才抵达君士坦丁堡。野战军大规模行军很可能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瓦伦斯不但没有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反而还引起了骚乱。君士坦丁堡在他统治初期就一直是滋生对抗的温床,支持篡位者。宗教问题也在酝酿之中。此外,众多富有的市民刚刚遭受哥特人洗劫,损失惨重。瓦伦斯的军队从帝国东部长途跋涉来到巴尔干半岛,他们一会师便进行休整,准备战斗。瓦伦斯作为皇帝,还得拿出些本事来。

 

罗马在公元378年的算盘打得不错。瓦伦斯在高加索地区做出巨大让步,和波斯换取和平。这样他就可以将大部分野战部队调回巴尔干半岛。他仍在继续和格拉提安协商。帝国西部的皇帝已经答应亲自率领西部的野战军前往色雷斯。就这样,帝国东西部最精良的部队都集结起来,一同惩治哥特人。没有史料记载帝国东西部联合作战的确切目的,但这也不难猜测。东西部的皇帝集结足够兵力,想要大获全胜,然后一切恢复正常。帝国依然不可战胜。那些留在罗马境内的哥特人,有的将葬身于帝国各地的圆形竞技场,有的将被纳入罗马军队,还有大部分人将成为奴隶,被发配到各地。

但在各历史时期,“所有计划在刚一开战的时候都会夭折”。公元4世纪也不例外。在这次战斗中,敌人采取出其不意的进攻方式。格拉提安召集西部军队远征巴尔干半岛时,边界对面的蛮族很快就发现罗马在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的防线出现缺口。这一消息得到一个在罗马军队服役的日耳曼士兵的证实。这个士兵是阿勒曼尼人,属于居住在雷提亚(Raetia)行省(现在的瑞士)对面、阿尔卑斯山麓丘陵地带的伦提恩西(Lentienses)部落。他在返乡时走漏了消息。公元378年2月,格拉提安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已抽调大量兵力向东前往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Pannonia)。此时,伦提恩西人越过冰封的莱茵河上游河段。他们的首轮进攻被击退。但格拉提安接到消息,称这只是一个开局策略,还有成千上万的阿勒曼尼人正在策划发动一系列更猛烈的进攻。皇帝和幕僚们决定哥特人的问题可以先缓一缓。一部分远征军又从潘诺尼亚调回帝国西部。格拉提安还从高卢抽调更多部队,确保他能先发制人,发动强大攻击。他决定返回东部之前先确保自己的后方免遭攻击。格拉提安坚持战斗,使躲藏在山顶的敌人陷入漫长的围困。战斗缓慢而坚定地继续着。最后伦提恩西人投降。那个前罗马士兵也受到了应有惩罚。48

这一切从格拉提安的角度来看都完全合乎情理,但令瓦伦斯陷入绝境。瓦伦斯5月30日抵达君士坦丁堡,12天后离开,前往50公里外米兰提阿斯(Melanthias)的皇家别墅。他的军队就集结在那里。一切准备就绪,粮饷都已下发,士兵也士气高昂。但格拉提安没有出现。在瓦伦斯等待格拉提安出现的同时,哥特人却没有闲着。他们的粮秣队继续运输粮草,主力部队被部署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和贝罗伊(Beroea)两地之间,以控制战略要地希普卡山口的两端。看上去哥特人给自己留出了选择余地,他们既可以向哈伊莫司山以南,也可以向山脉以北行动。此时,瓦伦斯的指挥官听到风声,一支哥特军队出现在哈德良堡附近,便立刻派遣一支纵队前往哈德良堡伏击哥特人。夜袭成功了,但也促使哥特人采取对策。佛瑞提根召集所有部下,整个大军(包括大车和所有物资)向哈伊莫司山以南挺进,到达迦比勒(Cabyle)。为了避免遭受更多伏击,又继续南下,直抵色雷斯平原。战斗即将结束。哥特大军现在正集结在哈德良堡北部通往迦比勒的干道上。瓦伦斯的军队则集结在哈德良堡南部,休养备战。然而,格拉提安仍然不见踪影。这个夏天,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6月12日,瓦伦斯离开君士坦丁堡和自己的军队会合。一直等到7月结束都不见格拉提安的踪影。帝国东部的军队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等了近两个月,除了伏击一支哥特军队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士兵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士气也下降了。这时,格拉提安的军队依然没有出现,反倒是送来一封信,详尽地讲述帝国西部的皇帝大胜阿勒曼尼人。格拉提安承诺,他仍会赶往东部作战。但当时已经进入8月,夏天过去大半。而且格拉提安的胜利触到了瓦伦斯的痛处。瓦伦斯的耐心很快就到了极限。消息传来,哥特人正从北部向哈德良堡挺进。根据情报,对方只有1万兵力,远远少于瓦伦斯预想的人数。我认为,当时得出这个数字是因为罗马人误以为向哈德良堡挺进的哥特人只有佛瑞提根率领的瑟文吉,他们没有料到瑟文吉是联合格鲁森尼人一同南下的。瓦伦斯对格拉提安的胜利心生妒意,很想立刻采取行动。这是否是击败众敌、鼓舞士气、提高声望的大好时机呢?指挥官们对此产生分歧。有些怂恿瓦伦斯大胆采取行动,有些则谏言继续等待格拉提安。主战派暂时赢得这场争论。军号响起,瓦伦斯的军队排开战斗序列,向哈德良堡挺进,然后在城外筑起行军营(临时用土搭建的壁垒)。

这时,格拉提安的信接连送达。他正火速赶往东部。先锋部队已将哈伊莫司山和罗多彼山之间至关重要的苏西山口打开。这样他就能够沿军事干道一路直下,抵达哈德良堡。因此,一些指挥官继续主张暂缓行动。但据阿米安记载:“皇帝坚持自己的致命主张,并得到一些廷臣的大力支持。他们极力奉承,催促瓦伦斯尽快行动,以免他们口中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被格拉提安瓜分。”

8月8日夜晚至次日清晨,双方已经近在咫尺。佛瑞提根派遣一名基督教教士前去请求和谈。但瓦伦斯拒绝接受和谈。拂晓时分,罗马军队仓促前往哈德良堡北部,留下一名士兵守卫行军营中的行李。皇帝的金库和其他值钱的物品也都留在了城里。罗马军队一上午都在行军,直到下午两点左右哥特人用大车围成的营地才呈现在他们眼前(用阿米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被车床推动的一样”)。罗马正在部署军队的时候,哥特人又派遣了两批使节。瓦伦斯开始犹豫了。在他正安排交换人质的时候,罗马军队右翼的两支部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进攻。等待数月之后,战斗终于正式打响了。49

有关古代战争的史料记载总是不尽如人意。古代读者期望读到的是伟大的英勇事迹,而不是兵法。事实上,就哈德良堡战役而言,阿米安已经算是在尽力翔实地描述战争。哥特人为了加强战线将大车围成一圈。罗马在左右翼都部署了骑兵和步兵,中军则是重装步兵。虽然战斗刚开始时罗马的左翼还没有摆好作战序列,但罗马军队似乎最初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他们将前来迎战的哥特人逼回大车围成的营地,甚至还差点袭击他们的营地。这时,灾难降临了。正当罗马左翼蜂拥前进之时,哥特骑兵在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的率领下,和阿兰人一起(可能是上一年秋天和他们联盟的阿兰人)“雷电般从附近高山上冲下来,引起一片混乱,所到之处见人就杀”。瓦伦斯受到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联合进攻,暴露于远远超过他想象的敌军面前。他受错误情报的误导发动进攻。而哥特人却在战术上出奇制胜。

阿米安对随后的战事记载并不清晰。但哥特骑兵似乎直捣罗马军队的左翼。灾难无疑是从左翼展开。起先,罗马军队的骑兵不敌而逃。接着,主力部队被击退,很可能是受到防守大车围成的营地的部队和冲下山坡的哥特骑兵夹击。左翼被击溃后,进而又将中军暴露于敌人大规模的翼侧攻击之下。由于罗马采用的是惯用的密集队形(公元4世纪,罗马军队仍经常用盾墙队形作战),伤亡惨重:

这样,步兵就暴露于敌军面前。他们拥挤在一起,谁都无法拔剑,也不能收回手臂……箭从四面八方射向他们。由于士兵没法预测,也无法抵挡飞来的乱箭,他们纷纷中箭倒下……步兵聚拢在一起,没有任何退路。他们越聚越拢,根本没有撤退的机会。

事实上,罗马中军的重装步兵聚集得过于紧密,致使他们无法发挥武器的威力。他们以往在武器、铠甲和训练上的优势现在都变得毫无用处。

罗马士兵也都精疲力竭。他们在8月的烈日下行军8小时,颗粒未进,滴水未沾,也没有休息就被瓦伦斯推向了战场。在色雷斯平原,8月正午的平均气温达到30℃。哥特人甚至还利用顺风燃起大火,将温度进一步提高。浓烟和热浪滚滚涌向对手。经过激烈战斗,罗马的主要战线最终被攻破,士兵不敌而逃。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往往是血腥屠杀。皇帝被杀,罗马军队全军覆没。瓦伦斯到底是如何丧命的,还没有定论。他的尸体也一直没有找到。有一种说法是,瓦伦斯受伤后被带至一个农舍。哥特人将农舍包围,矢箭从上方的窗口射向他们。随后哥特人将农舍化为灰烬。瓦伦斯的一个侍从从农舍逃出来,讲述了瓦伦斯被杀的经过。虽然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但阿米安似乎并不信以为真。皇帝有可能只是被困战场,和其他士兵一起死于乱刀之下。

瓦伦斯的冒险行动失败。皇帝丧命,哥特人出乎意料地大获全胜,摧毁帝国东部最精锐的军队。当天到底有多少罗马士兵战死,还颇受争议。据阿米安记载,有35名军团级指挥官(大约相当于团长)和三分之二的士兵战死。从公元395年前后,即哈德良堡战役近20年后,帝国东部军队的完整列表可以看出,16支精锐部队遭受重创,此后再也没有重建。但我们仍无从得知战死士兵的总数。因为我们不知道罗马军队的参战人数,而且战死的指挥官中有一部分是非军事官员,不是分队指挥官。有史学家认为,瓦伦斯随行率领3万人马北上,也就是说有2万人战死。然而,即便与波斯达成和议,瓦伦斯皇帝也无法将东部兵力全部调走。别忘了,他还指望格拉提安能增派援军呢。我个人认为,公元378年,瓦伦斯带领约1.5万人前往巴尔干半岛,并且指望格拉提安也能增派数量相当的援军。两支军队加起来对抗哥特人就占有1.5 : 1至2 : 1的优势。这样就应该绰绰有余了。但由于情报有误,瓦伦斯在哈德良堡发动进攻。在我看来,罗马军队在兵力上略处劣势,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以1.5:1的优势胜过瑟文吉。瓦伦斯的军队被哥特人的额外兵力摧毁。但更重要的是,被他们出其不意的战术击溃。如果我猜得没错,罗马在8月9日损失近1万兵力。50

但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罗马战死人数的争论具有学术意义。核心问题是,瓦伦斯对格拉提安心怀妒意,而且缺乏耐心,最终使帝国走向毁灭。在阿米安看来,这是自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Cannae)会战中歼灭整个罗马军队以来,罗马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哥特人不仅赢得战斗,还夺取整个巴尔干半岛。罗马军队战无不胜的形象在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被颠覆。格拉提安只能隔着约300公里外的苏西山口,眼睁睁地看着得意扬扬的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南部肆意横行。尽管罗马军队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但哥特人仍然克服重重困难赢取战役,打通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据阿米安记载:“他们贪恋君士坦丁堡堆积如山的财宝,排开方阵,以防伏击,从[哈德良堡]向那里急速前进,想要尽可能地蹂躏这座大名鼎鼎的城市。”

瓦伦斯已死,他的军队也被摧毁。罗马帝国的东部已经唾手可得。

“当下的和平”

对于阿米安在作品的结尾处关于哥特战争尾声的叙述,我一直就半信半疑。他在讲述完哥特人打败瓦伦斯,准备围攻君士坦丁堡后,向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哥特人]看到那矩形的城墙、大片的建筑,看到这遥不可及的城市壮美华丽,人口众多,看到附近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海峡,他们的勇气荡然无存。然后,他们捣毁正在准备的军事装备……分散到北部行省的各个角落。51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场战争本身就出人意料。别忘了,阿米安写作时已经是公元4世纪90年代初期。即便他记载的历史截止于公元378年,他也已经知道战争的结果。哥特人在哈德良堡战胜瓦伦斯后,只是瞥见了战利品君士坦丁堡的概貌。但这又足以使他们相信自己丝毫没有机会占领它。

哥特人在三个方面处于绝对劣势,根本没有可能彻底击败罗马帝国。首先,即便我们取可以想象的最大值,认为哥特人总共有20万人,能够组建一支4万—5万人的军队(不过,我觉得这个数字太大),和帝国所有资源加在一起相比,这个数字也仍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已经知道,罗马帝国总共有30万—60万兵力,总人口(至少)超过7000万。在生死决斗中,赢家只可能有一个。精明的哥特人,包括那些穿越罗马的小亚细亚行省去和波斯作战的瑟文吉,对此都再清楚不过。例如,佛瑞提根在哈德良堡战役开战前的议和请求表明他从未丧失判断力。佛瑞提根告诉瓦伦斯,如果罗马军队表现出足够的威慑力,他就能够说服手下撤军,双方都做出让步,达成和议。52值得注意的是,佛瑞提根议和的条件是瓦伦斯得承认他是当时联盟的所有哥特人的首领。也就是说,他要取代阿拉提、萨伏拉克斯,以及瑟文吉中的其他潜在对手。结果,罗马军队没能按方案行事,被哥特人彻底击溃,几乎只有一人逃生。但和珍珠港事件一样,双方在资源和实力上都存在悬殊时,起初出其不意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

除此之外,哥特人还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没有史料记载哥特人在长达6年的战争中拿下过任何重要的罗马防御中枢。多瑙河一带的罗马居住区和中央政权长期隔离,境况当然令人担忧。例如,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种植粮食,以及什么时候播种。但哥特人从未围攻过任何城市。53这意味着哥特人没能染指罗马的武器库和粮仓,也就是说哥特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据点。紧接着就是他们的第二个问题。公元377年至382年多瑙河以南的这批哥特人不只是一支军队,而是一整群人,男女老少都有,拖着长长的车队,带着所有家当一起迁徙。哥特人没有固定的土地可供耕种,也无法闯入防守严密的仓库,他们不得不四处劫取粮食。但由于粮食需求量太大,他们很难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到公元377年秋天,哈伊莫司山以北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抢劫。据推测,在随后的战争期间,他们一直在巴尔干半岛各地区之间迁徙,有时是迫于罗马军队的压力,但主要还是因为粮食紧缺。

在哈德良堡取得胜利后,哥特人在色雷斯四处劫掠,一直到公元378年底。然而,到第二年,尽管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只有小规模的军队,他们还是向西转移,集中在伊利里亚一带行动。哥特人的两支部落则越过苏西山口,向西北进入达契亚和上默西亚(Upper Moesia)(地图6)。公元380年,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分开,可能是因为两支部落在一起人数太多,粮食供应困难。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继续向北迁入潘诺尼亚。他们可能在那里被罗马帝国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的军队打败。瑟文吉在佛瑞提根的率领下,沿着摩拉瓦至瓦尔达尔的干道向南、向东到达塞萨洛尼基、马其顿行省和色萨利行省。他们似乎吸取教训,不再蹂躏一个地方,而是只从各城市收取适量的钱财——一再收取保护费,然后继续迁徙。他们是否会一直采用这种方式,我们无从得知。因为在公元381年,帝国西部的军队迫使哥特人退回色雷斯。这次他们可能是取道埃格纳提亚大道,而非纵贯巴尔干半岛的主干道。公元382年,还是在色雷斯,双方最终议和。54

然而,尽管哥特人在公元382年10月3日和约签字仪式上无疑是以投降者的姿态出现,罗马帝国经过6年战争最终仍未能取得全面胜利。德密斯修又一次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他的叙述清晰明了:

我们看到他们的首领并不是做做样子而已,而是放弃了此前一直用于征战、劫掠的武器和刀剑。他们紧紧地抱着皇帝[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腿,比荷马所说的替儿子向宙斯求情的忒提斯(Thetis)抱得还要紧,直到皇帝友好地点头,答应结束战争,原谅他们的罪过。他的声音亲切、平和、仁慈。55

但德密斯修的措辞明显表明这次和平协议与罗马通常在战胜不友好的潜在移民后缔结的和约不同。“亲切”、“仁慈”和“原谅”的措辞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而且这些措辞也并不只是些华丽的辞藻,说说而已。哥特人投降后,既没有发生血腥屠杀,也没有大批哥特人被卖为奴隶,更没有哥特战俘被大规模地分配到各地做佃农。公元383年,皇帝想打消罗马人民的疑虑、保证帝国已经恢复稳定时,在罗马竞技场里被屠杀的不是哥特人,而是萨尔马提亚人。可是,哥特人杀死罗马皇帝,摧毁罗马军队,还在巴尔干半岛大片地区烧杀劫掠。在一个如果“蛮族”使节不够卑躬屈膝、罗马皇帝就完全可以大发雷霆的世界里,公元382年达成和议时,皇帝没有报复、惩罚哥特人,没有杀鸡儆猴,真是蹊跷。

这次和约的具体内容,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它显然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但对于哥特人而言,尽管和约的条款已经十分慷慨,他们仍有未能如愿的地方。在哈德良堡战役之前,哥特人提出的和谈条件是将色雷斯变成独立的哥特王国。如前文所述,佛瑞提根还试图让瓦伦斯承认他是所有哥特移民的至高首领。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都没能活着参加议和。他们可能战死沙场。如果没有战死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们被赶下了台,成为哥特人换取和平的牺牲品。帝国需要向纳税人证明自己获得胜利。而且,如果让哈德良堡战役的获胜者免于一死,甚至飞黄腾达,将会令人完全不可接受。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来年里,罗马在帝国境内再次采用了通常用于莱茵河对岸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参见本书第三章),拒绝承认任何哥特人的至高首领。毫无疑问,目的是要阻止他们形成政治联盟。色雷斯也没有成为哥特人的独立封地。罗马帝国坚决重申整个色雷斯教区都属于罗马帝国中央政权的统治。罗马在必要的地方重建防线,并派兵驻守。该地区继续实行罗马法律,征收赋税。从这个意义上讲,哥特人的野心被遏制了。

与此同时,罗马给予哥特人他们自己的土地,不用像佃农那样为他人劳作。这些土地的具体位置我们无从得知。有些位于公元4世纪之交卡尔皮人曾生活过的哈伊莫司山北部的下默西亚和多瑙河附近的斯基泰地区。但也可能有一部分人在马其顿安顿下来。56更重要的是,不管他们在哪里定居,哥特人采用的无疑是大规模聚居的形式,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得以继续。这一点在公元4世纪90年代末的罗马史料中可以找到确凿证据,而且也可以在之前的史料记载中找到暗示。罗马帝国在此次和谈中的一项收获就是军事联盟。哥特人不仅按照惯例向罗马军队提供新兵,还同意在具体战役中为罗马提供更大规模的部队。这些部队由哥特首领率领,在需要参战的时候,罗马皇帝必须和全体哥特首领协商。据史料记载,有一次狄奥多西皇帝设宴招待哥特首领,和他们协商出兵参战的事宜。57如果这次暴乱的三位首领成为公元382年和谈的牺牲品,那么其他首领中显然有大批人幸存下来,维持一定意义上的哥特共同体。和议达成后,哥特人虽然丧失选定自己首领的自主权,但仍享有和罗马政府集体谈判的自由以及采取统一行动协助或对抗罗马政府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具体提到。58很明显,罗马对待哥特人的做法偏离了它一贯的移民政策。

公元383年1月,德密斯修对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发表演说。据他所说,这次帝国的政策发生变化是因为瓦伦斯的继任者狄奥多西在制定政策时受到神的启示。59

他是勇于接受新观念的第一人。现在,罗马的权力既不在于武器和胸甲,也不在于标枪和不可胜数的兵力。我们还需要其他形式的权力和规定。对于按照神的意愿进行统治的统治者而言,这些新形式的权力和规定默默地来自神的启示。它们能让所有民族都臣服,让野蛮变温顺。只有它们能够抵挡武器、箭矢和骑兵。只有它们能使顽固的斯基泰人、无畏的阿兰人和疯狂的马萨格泰人(Massagetai)屈服。

狄奥多西是神指派的帝国东部的皇帝。他受到神的启示,意识到宽容比武力更能帮助帝国赢得全面胜利。因此,狄奥多西的主谈判官“将驯良顺从的哥特人[带到皇帝面前]。他们几乎一个个都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不知皇帝是赢取了战争,还是赢得了友谊”。整体而言,罗马和哥特人双赢:

没有杀光哥特人这一点不应受到任何指责……是要让色雷斯尸骨横陈,还是要让它处处有农民劳作?是要让它成为一片墓地,还是要让它成为人们的家园?……我听那些从色雷斯返回的人说,哥特人用他们的刀剑和胸甲做成锄头和镰刀。尽管偶尔表现出对玛尔斯[战神]的敬仰,他们的祷告更多的是献给了德墨忒耳[Demeter,农神]和狄俄尼索斯[Dionysus,酒神]。

德密斯修对元老院说,哥特人已经弃甲归田,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他的新雇主狄奥多西一世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和战争相比,宽宏大量以及和平协议能够更彻底地制伏哥特人,同时还能为帝国赢得可观的利益。别忘了,这种观点深受帝国理念的影响,而且德密斯修尤其擅长政治宣传(在30多年间,他受雇于不下4位皇帝)。一如既往,德密斯修对事实一笔带过,并没有详细说明狄奥多西一世在决定和平解决哥特人问题前曾试图通过更传统的方式赢得哥特战争。

瓦伦斯阵亡后出现的权力真空直到公元379年1月格拉提安任命狄奥多西为帝国东部的皇帝才结束。格拉提安任命这位新皇帝肯定是为了一雪哈德良堡战役之耻。狄奥多西出身于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瓦伦提尼安一世麾下一名五星级指挥官,而且他个人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很快便获得帝国西部伊利里亚部分地区(达契亚教区和马其顿教区)的临时统治权。这样就能对可能遭受哥特人劫掠的地区实行统一管理。狄奥多西在上任的第一年重建帝国东部的野战军,召集老兵,招募新兵,从埃及和东方其他地区抽调军队。德密斯修在公元379年春天为新皇帝发表的第一篇演说证明了这一行为的目的——皇帝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心要赢取哥特战争的人”:

正是因为您[狄奥多西一世]……我们才坚定了立场……坚信您能遏制斯基泰人[哥特人]的势头,熄灭吞噬一切的火焰……骑兵和步兵都恢复斗志。因为您,甚至连农民都已经令蛮族人闻风丧胆……虽然您还未与罪恶之人[哥特人]开战,只是在附近搭建营地,设置障碍,就已经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那么,这帮可恶的歹徒看到您近在咫尺,一手执矛一手举盾的样子会遭受怎样的打击呢?60

遗憾的是,结果未能如愿。公元380年夏天,狄奥多西一世新组建的军队在马其顿和色萨利与哥特人正面交锋时溃不成军。当时的情况十分蹊跷。史料暗示是由于有人叛变。虽然这次失败没有像哈德良堡战役那样惨重,但是毫无疑问,狄奥多西一世战败,哥特人又一次战胜罗马军队。这年秋天,狄奥多西一世不得不将哥特战争的军事指挥权交还格拉提安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才是真正在公元381年夏天最终将哥特人赶出色萨利的人。而战败后,狄奥多西一世则躲回君士坦丁堡,巩固自己在东部的政治地位。61

因此,狄奥多西一世可能是想到了新的计划,但这也是在尝试过传统手段之后。公元382年,他转向新的外交政策只是因为罗马无法用武力制伏哥特人(罗马军队两次被哥特人击溃),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而且狄奥多西一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这样做过。如果他打败哥特人的话,可以想见,留在帝国境内的哥特人受到的待遇就会和平常一样。四年之后,即公元386年,又有一群哥特人在强行渡过多瑙河时被大量屠杀。残余人员都被发配到小亚细亚,有些被征召入伍,其余则成为佃农。62

哥特人可能被逐出像色萨利这样反复遭到他们蹂躏的富裕地区。他们饱受饥荒,最终屈服。但自公元380年夏天后,罗马再也不会冒险部署战斗了。

我们已经知道,罗马不可能承认神指派的皇帝曾因蛮族人,或是不可控因素而被迫采取某种行动。有鉴于此,德密斯修在公元383年1月差点说漏了嘴。他如实描述了狄奥多西一世被任命为皇帝时罗马的混乱局面:

……伊斯忒耳(Ister)破坏严重,难以形容。[战争的]火焰开始肆意蔓延之时,罗马的皇位仍然空缺。色雷斯、伊利里亚惨遭蹂躏。整支军队幽灵般消失了。没有山川能够阻挡蛮族人前进的步伐。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但最终几乎整个大地河川都统一起来,一同和他们抗衡。

德密斯修也没有假装狄奥多西一世能够轻松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

……只是假设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摧毁敌人,假设我们拥有摧毁他们的手段,同时又免遭任何损失。虽然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胜利既没有已成定局,也不大可能发生,但像我所说的,只是设想我们有能力击败他们……

对一个曾在公元364年被迫声称罗马将行省、城市和要塞割让给波斯其实是罗马胜利的人而言,这无异于是在承认狄奥多西一世别无选择,只能和哥特人达成和议。

“事情尚未了结”

战争打破了罗马帝国原有的统一。但我们不能过于激动。帝国还远没有到瓦解的地步。受多瑙河上战争影响的只是帝国巴尔干半岛的各行省。即便是在这些相对贫穷和偏远的地区,也依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罗马性”。在最近发掘出的罗马式城市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中,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地层最值得注意的是突然在城里修建的豪宅数量,覆盖了城市面积的45%。63看样子,由于乡村的别墅容易遭受劫掠,富人们转而在安全的城墙内经营他们的地产。此外,战争结束时,帝国东西部皇帝的皇位都已经巩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等主要税收中心依然完好无损。而且,哥特人的肆掠行为也只是局限在帝国很小的范围之内。

在替和约做最后的辩护时,德密斯修试图让罗马的纳税人放心,哥特人到时甚至连他们的不完全自治权都会丧失。他还列举一些凯尔特语族的蛮族人来佐证。这些蛮族人在公元前278年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在小亚细亚开拓了以他们部落命名的加拉提亚(Galatia)。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逐渐被希腊-罗马文化同化。64鉴于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在资源上存在巨大差异,他们的现状看上去确实会最终发生逆转,或者像德密斯修巧言辩说的那样,哥特人逐渐被同化,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罗马军队充分重建后在新一轮的战争中将他们制伏。结果证明,德密斯修太过自信。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后代不仅注定会作为哥特人存留下来,而且最终还会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开拓出他们当初寻求建立的完全独立的王国。哈德良堡战役后不久,米兰的安布罗斯主教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当时的危机:“匈人进攻阿兰人,阿兰人进攻哥特人和提法里人(Taifali),哥特人和提法里人进攻罗马人,而且事情尚未了结。”65主教考虑的只是正在进行的哥特战争,但他的话颇有预见性。罗马帝国永远不会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解决哥特问题。哈德良堡战役后事情确实没有了结,在匈人革命的全面影响显现之前,罗马帝国仍将面临更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