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胜利者终将获得奖赏,君士坦提乌斯的功绩得到了回报。自公元411年起,他成为西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继他的种种伟业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公元414年1月1日,他获得罗马的最高荣誉——第一执政官的头衔。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每年一选的两位执政官握有实权。但执政官的头衔早已失去任何实际功能。尽管如此,由于所有官方文件都会记录在执政官名下,这种头衔可以确保其拥有者名垂青史。而且,因为两位执政官中有一位往往同时还是罗马皇帝,这种头衔仍旧保留着威信力。第二年,君士坦提乌斯的众多头衔里又多了一个“帕特里修斯”(patricius,贵族)的称号。这个头衔也同样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但人们还是不断搜寻新的头衔,以表彰他的丰功伟业。

公元417年1月1日,君士坦提乌斯再次当选执政官。更重要的是,他还迎娶了霍诺留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为妻。当初西哥特人正是迫于他的压力才归还加拉·普拉西提阿的。约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这就是意志坚强的公主伊乌斯塔·格拉塔·霍诺里娅(Iusta Grata Honoria)。不久后普拉西提阿再次怀孕。这次是个男孩,于公元419年7月出生,起名为“瓦伦提尼安”。霍诺留皇帝仍无子嗣。此时人们也都确信他将终身无后。君士坦提乌斯、普拉西提阿和他们的孩子就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室的第一家庭。然而君士坦提乌斯还将获得更多荣耀。公元420年1月1日,他第三次当选执政官。公元421年2月8日,他登上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作为皇帝的姻亲、皇储的父亲和近十年来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君士坦提乌斯终于被霍诺留任命为共治皇帝。一个新的盛世似乎即将来临。然而造化弄人。同年9月2日,加冕还不到七个月的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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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顶层的生与死

要认识君士坦提乌斯突然离世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帝国后期的宫廷政治。它的表面形式是与“君权神授”相匹配的华丽外表。在合法皇帝统治下的帝国注定要将基督教文明带给整个世界。各种仪式恰到好处地配合起来,传达其参与者的一致信念,即他们是这个神圣的、无与伦比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皇帝也应该照礼数行事。异教徒阿米安·马塞林将同为非基督徒的尤里安皇帝奉为英雄,但同样也指责他违背这些行为准则:

一天,[尤里安]正坐在法庭上审判……有人传报哲学家马克西姆斯从亚洲来了。他毫不庄重地跳了起来,忘乎所以地全速奔跑……然后……亲吻了哲学家……这种不合时宜的卖弄风头使他看起来像个贪图虚名的人,完全忘记了西塞罗批评这类人的精彩论述:“就是这些哲学家,一边著书蔑视荣耀,一边还要把自己的名字记在书上。这样一来,他们即便是在表达对荣誉虚名的斥责,也仍然希望得到赞扬。”1

在阿米安看来,背离礼节仪式就是刻意的做作。但尤里安不是唯一一个苦于皇室繁文缛节的人。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君士坦提乌斯……后悔自己地位的提升,因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随心所欲,随时离席。而且作为皇帝,他也不再能够享受早已习惯的消遣方式。”2这些消遣无疑包括在用餐时同弄臣们插科打诨。这是君士坦提乌斯以前最喜欢做的。成为皇帝不仅意味着发号施令,也意味着墨守成规,保持形象。

但如果说宫廷生活的表面如同一只优雅闲适的天鹅,在处理世界大事方面游刃有余的话,它的内部则是各种争端的温床。鉴于帝国之大,任何人都无法独自掌控,因此必须有下臣来实际管理帝国的事务。斯提利科和君士坦提乌斯先后在霍诺留宫廷实际掌权的巅峰时期,都曾掌握过文武高官的任命权。在官员升迁方面,需要在实际情况和政治之间取得平衡。恩宠的合理分配可以培养一批感恩戴德的支持者,保护处于顶端的领导者免受潜在对手的威胁。但有时对手很难识别。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的掘墓人奥林庇乌斯就是他本人一手提拔的。

为官职和权力钩心斗角的竞技场就是帝国的中央议会:御前会议。皇帝及其主要的文武大臣定期举行会议,有时会真的搞出些政治活动来。据阿米安记载,一位名叫马塞鲁斯(Marcellus)的指挥官曾指责副帝尤里安觊觎正帝的位置;还有一位名叫尤普拉修(Eupraxius)的财务官(quaestor),在瓦伦提尼安一世否认自己曾下令允许法庭对被控行使巫术的元老实施酷刑时,就十分勇敢地指出他确实下过此令。3但御前会议的流程通常都非常正式。接见外国使节时,所有宫廷显贵都会身着整套礼服与会,并依次排列。会上还通常会举行朝拜仪式——亲吻皇袍(adoratio)。整个御前会议的功能更多的是宣布决议,而不是讨论决议。4

真正的政治协商和政策制定过程则大多远离公众视线,主要是在仅有少数亲信参与的议会上,或在几乎无人知晓的密室里进行。例如,公元376年允许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的决定便是瓦伦斯和他最亲信的幕僚们激烈讨论的结果。但御前会议颁布决议时展现给公众的则是全票通过的假象。同样,据普里斯库斯记载,东罗马的一名官员在御前会议的正式仪式结束后,将一名匈人使节请进自己的密室,意欲收买他谋害自己的君主。5帝国的宫廷在公众面前必须表现得团结一致,但私下里都在磨刀霍霍,借助不断的流言蜚语提携同党,诛除异己。赢取和利用权力后台是人皆参与的政治游戏。

政治游戏的成功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个人财富激增,生活变得奢靡,同时还获得社会和政治的双重权力,能够左右日常事务,被下属前呼后拥。但失败的代价相应也会极其惨痛。罗马帝国的政治游戏就是一场“零和博弈”。高层的政治生涯会让人树敌无数,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在帝国后期的政权体系中,鲜有处于权力阶梯中最高层官员退休的记载。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唯一的退场方式就是死在大理石棺里。这也是其他很多领袖人物的结局。政权更替,例如某位皇帝离世之时,便是刀剑出鞘的最佳时机。狄奥多西伯爵(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之父)就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暴毙后送的命。之后,谋害伯爵的一派又被肃清。一个人送命还算是幸运的,有时候整个家族遭到灭门,财产也随之充公——斯提利科的妻儿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杀害。即便是因失势而被迫离职,官员也未必能保住性命。例如,大莱波蒂斯事件中的帕拉迪乌斯(参见本书第三章)突然被逐出中央政府之时,也是对手开始搜集证据和窃窃私语的时刻。因此卸任官员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位官员拿着拘捕令来叩响他家的门。帝国后期的政权塔尖只适合敢下大赌注的人:如果不能在滑溜的顶端站稳脚跟,那就很可能会死得惨不忍睹。到公元414年为止,至少有六名篡位者的人头曾挂在迦太基城外:年代较早的有两名(狄奥多西一世时代的马克西姆斯和欧根尼乌斯),较晚的有四名——君士坦丁三世父子及约维努斯父子。6

阿米安以他传奇的笔触,刻画了帝国后期的显贵佩特罗尼乌斯·普罗伯斯(Petronius Probus)。此人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期间(公元364—375年)和之后都地位显赫。阿米安完美地把握了政权顶端的权力和危险。

[普罗伯斯]慷慨大方,乐于提携同党,但有时又是个残酷的阴谋家。他的妒忌心足以致人死命。由于他不吝啬钱财,离职后又不断地官复原职,因此他终生都把握大权。但当有人勇于挑衅他时,他会显得怯懦,而对于惧怕他的人,他又十分傲慢……如同鱼离开水就活不长久一样,他没有了高级官职就会憔悴下去。他不得不追求官职,因为有些家族一直目无法纪,出于自身无休止的贪婪而经常犯下罪行,继而为了免于承担罪责,又把保护他们的贵族推上风口浪尖……但他总是疑心重重……有时为了伤害他人而阿谀奉承……尽管身处财富和荣誉的顶端,他经常忧心焦虑,因此总是小病不断。7

既傲慢又低三下四,大权在握而苦于焦虑和多疑,这似乎是在帝国后期政权中任职产生的正常反应。阿米安还准确指出另一个要素,即上层官员同样受到来自下层官员的重大压力。毕竟他们都是社会的调停者。他们能给他人带来各种小恩小惠,而他们的权力正是来自他人的这种认可。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恩惠或多或少包含着权力。因此,受到贵族保护的人会经常向贵族请愿骚扰他们。如果得不到好处,这些人便会投靠他人。8一旦走上升官晋爵之路,便很难再回头。

这就是共治皇帝、西罗马的实际统治者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21年9月暴毙的背景情况。如果认为他受到提拔是因为自约公元410年起,他迅速有效地领导西罗马帝国重归正轨,那也算合乎情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也的确属实。没有这项功绩,迎娶普拉西提阿和公元421年2月登上皇位的好事就绝不会轮到他。但光靠军事成就本身还是不够的。君士坦提乌斯还利用这个成就巩固了他在宫廷的地位。随着胜算的增加,他处置对手,把一个只能算重要的皇室地位变得坚不可摧。

在最高统帅斯提利科被害时,君士坦提乌斯只能算他的一个二流支持者,因为他没有死于那场流血冲突。他自己仕途的早期也同样不乏暴力冲突。斯提利科倒台后,一个又一个政客在霍诺留面前得宠又失宠,带来几次短暂的人事变动。凭借组织政变、推翻斯提利科的新星奥林庇乌斯冉冉升起,他的光芒由于抵抗阿拉里克不利而黯淡下去。在他之后是约维努斯。但在霍诺留破坏他正在协商的外交和议之后,他转而效忠阿拉里克和阿塔卢斯。继约维努斯之后出头的是皇室内庭的一个宦官——宫廷总管尤西比乌斯(Eusebius)。但他很快就被指挥官阿罗比库斯(Allobichus)取代。阿罗比库斯下令将他(和另外两名高级指挥官一同)处死——当着皇帝的面乱棍打死。9

就在此时,君士坦提乌斯闪亮登场。他大大得益于之前的诸多流血事件,因为这些厮杀使得权力集团的上层出现空缺,有待一个有胆识的人来填补。由于传闻阿罗比库斯和君士坦丁三世有瓜葛,君士坦提乌斯以此质疑前者的忠诚,并将其处死。有研究者认为阿罗比库斯被君士坦丁三世收买,但很可能只是他倾向于议和——这与君士坦提乌斯想要的暴力对抗相悖。君士坦提乌斯随后利用早期战胜君士坦丁三世和格隆提乌斯获得的政治资本,将斯提利科的头号敌人奥林庇乌斯“正法”:割下他的耳朵,然后像尤西比乌斯一样在皇帝面前杖毙。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能爬上统治地位,同样也基于娴熟的政治手腕。到公元411年年底,借助处死阿罗比库斯和讨伐篡位者的军事胜利,他稳固了自己周围的政治局势。但他还有一个主要对手:北非的军事指挥官赫拉克良(Heraclianus)。赫拉克良效忠于霍诺留,帮助他度过公元409年至410年最艰难的时期。当时,赫拉克良从阿非利加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确保意大利军队一直效忠于霍诺留。公元412年,他得到应有的奖赏,被任命为次年的执政官。这是当时仅次于皇位的最高奖赏。但赫拉克良是奥林庇乌斯的昔日同党。据说手刃斯提利科的就是他。这可能就是西罗马军事阵营仅存的两大重量级人物最初争斗的焦点所在,而君士坦提乌斯的成就显然是另一焦点。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功绩更多,但皇帝授予赫拉克良执政官的头衔,说明皇帝试图向他保证他的地位稳固。但这位北非的指挥官并没有觉得获得保障。公元413年春天,当君士坦提乌斯忙于组织军队推翻篡位者约维努斯时,赫拉克良带兵进驻意大利。有史料指控赫拉克良想自己称帝。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想摧毁君士坦提乌斯对霍诺留的控制。不论是何种原因,他最终失败了。他的部队败给君士坦提乌斯的一位副官。他本人在返回迦太基的途中被君士坦提乌斯的两名密探暗杀。10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的脱颖而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光明正大的胜利、无所顾忌的暗箭伤人和少量棍棒刑罚之上。赫拉克良的失败标志着他最终扫清所有主要对手。即便如此,他此后也绝非平步青云。佛提乌斯为我们保留了君士坦提乌斯和普拉西提阿联姻的记载:

当霍诺留庆祝他第十一次、君士坦提乌斯庆祝他第二次当选执政官之时[公元417年],他们隆重举行了普拉西提阿的婚礼。她对君士坦提乌斯的频繁拒绝使他迁怒于她的侍从。最终她的兄长霍诺留皇帝,在他出任执政官的那天[1月1日]拉起她的手,不顾她的反抗,把她交给君士坦提乌斯,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婚礼。11

有研究者猜想她仍然爱着已故的哥特丈夫阿萨尔夫。不过显而易见,普拉西提阿并不愿意在这一策略中被人当作棋子。当年斯提利科匆忙将自己的两个女儿相继嫁给霍诺留,与现在的情况何其相似。尽管皇帝显然乐于把斯提利科曾经享有的权力移交给君士坦提乌斯,但他的妹妹并不情愿。12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登上权力巅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奋力拼杀。甚至连他被任命为共治皇帝也遭到君士坦丁堡的反对,西罗马的政权机构也尚未屈服。和普拉西提阿的联姻或许能让君士坦提乌斯不受任何对手的威胁,但他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公元421年他死的时候,所有高官都是君士坦提乌斯任命,所有人(包括那些密谋除掉他的人)都把他放在自己政治算盘的核心位置。和大多数极权国家一样,继任者并不是事先定好——这是君士坦提乌斯有意为之。霍诺留对政治一窍不通,于是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留下的主要大臣就开始自行重新划分权势等级。结果,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帝国陷入政治动乱,直到公元5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强建立新的秩序。

君士坦提乌斯之后:权力纷争

权力纷争的第一回合用时相当短暂,从君士坦提乌斯死后持续到公元423年8月15日霍诺留去世,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此时的游戏规则仍然是赢得并维持皇帝的信任。先发制人的是皇帝的妹妹。她有两个优势:一是身为皇族,二是在丈夫成为奥古斯都时,她自己也获得奥古斯塔(Augusta,女皇)的头衔。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她还要护卫她和君士坦提乌斯所生的儿子瓦伦提尼安的利益,因为瓦伦提尼安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但是皇位不会自动送上门来。如第三章所述,皇位通常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能得到普遍认可。例如,约维安皇帝死后,其幼子瓦伦尼埃努斯(Varronianus)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没有人愿意支持他取得皇位。普拉西提阿于是开始讨好她的哥哥。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普拉西提阿如此百般地讨好霍诺留,以致宫中丑闻四起:

君士坦提乌斯死后,霍诺留对妹妹喜爱有加。他们对彼此不加节制的关爱和频繁的接吻使得很多人对他们产生怀疑。然而,由于斯帕杜莎(Spadusa)和普拉西提阿的侍女埃尔皮迪亚(Elpidia)的努力,以及她的管家里昂狄乌斯(Leontius)的配合,仇恨取代了关爱。彼此的仇恨使得拉文纳经常爆发冲突,双方都遭到打击。因为普拉西提阿先后嫁给阿萨尔夫和君士坦提乌斯,身边一直都有一群蛮族人跟随。最终,因为两人之间爆发了和之前的关爱同等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霍诺留在冲突中取胜,普拉西提阿母子被流放到拜占庭。13

遗憾的是,我们此处只能依据佛提乌斯对奥林匹奥多罗斯叙述的简要概括,因此不能完全确定谁站在谁一方。“斯帕杜莎”可能是“帕度西亚”(Padusia)的误拼。帕度西亚是军官费利克斯的妻子。14我们还知道另一名高级指挥官卡斯提努斯(Castinus)也参与了此事。佛提乌斯的概要还告诉我们,有一名军官在普拉西提阿遭遇不幸时仍效忠于她。这名军官名叫伯尼菲斯(Boniface),是赫拉克良在阿非利加的继任者。但至少事件的大体框架是清晰的:普拉西提阿想独霸哥哥的恩宠,从而维系她家庭的地位,并从军队中笼络了些支持者;但其他利益集团占了上风,并成功地拆散兄妹俩。结果普拉西提阿于公元422年年末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

权力斗争在她离开后继续上演。但霍诺留刚过完39岁生日后就突然死亡,权力斗争戛然而止。所有先前的赌注都作废,争夺西罗马政权斗争的第二回合开始了。

由于普拉西提阿和瓦伦提尼安已经离开去了东罗马,一时没有合适的皇位人选。君士坦提乌斯提拔的众多才能出众的大臣开始各自谋划,争夺皇位。几个月后,权力最终落入枢密大臣约翰(John)手中。从军队和政府高层获得必要的支持后,他于11月20日称帝。阿非利加的伯尼菲斯对他态度冷淡。约翰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指挥官卡斯提努斯(如前文所述,这个卡斯提努斯在霍诺留生前曾参与离间皇室兄妹的阴谋)。约翰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的军方支持者是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他地位显赫,出任宫廷总管一职。埃提乌斯仅十几岁时就因两件事情初露头角。他在公元410年前后分别被派往两个蛮族盟友处做人质。先是在阿拉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中待了三年(公元405—408年),之后又去了匈人那里(可能是公元411—414年期间)。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他第二次经历所造成的影响。

西罗马的军事阵营起了分裂,东罗马狄奥多西二世的态度显然成为决定性因素。约翰立刻派出使节,要求东罗马承认自己的地位。但使节们遭到粗暴对待,被放逐到黑海附近。我们不知道狄奥多西二世和他的幕僚们争论了多久。但他们或许是看到伯尼菲斯拒绝带领北非归顺约翰,受到鼓舞。狄奥多西二世最终决定向拉文纳派出远征部队,维护王朝继承法则,支持表弟瓦伦提尼安。于是普拉西提阿母子被送往塞萨洛尼基。公元424年10月23日,执事官赫利翁(Helion)代表狄奥多西二世宣布瓦伦提尼安为皇储。同行的军队是由同为指挥官的父子俩——父亲是刚刚战胜波斯人的阿尔达布里乌斯(Ardaburius),儿子是阿斯帕(Aspar)——和另一名指挥官坎狄迪阿努斯率领。开始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他们沿达尔马提亚境内的亚得里亚海岸线北上,拿下萨洛纳(Salona)和阿奎莱亚两个重要港口。然后灾难降临了。暴风使阿尔达布里乌斯偏离航线。他被俘获,并被带到拉文纳。约翰试图利用他做人质,但结果适得其反。因为阿尔达布里乌斯挑起约翰支持者的不和,有可能是通过夸大君士坦丁堡出征军队的规模实现的。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

阿斯帕率领骑兵很快赶到。约翰只进行了短暂的反抗就因手下官员背叛而当了俘虏。他被押往阿奎莱亚交给普拉西提阿和瓦伦提尼安。他们先是斩断他的一只手作为惩罚,然后再将他的头砍下。他在篡夺来的皇位上坐了一年半时间。15

狄奥多西接着派人将瓦伦提尼安送到罗马。公元425年10月23日,赫利翁宣布他为皇帝——史称瓦伦提尼安三世——西罗马的唯一统治者。

 

整个事件再次胜利宣告东西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东罗马派出的远征军帮助狄奥多西家族的合法后裔重登西罗马的皇位。而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三世与狄奥多西二世之女丽西尼亚·尤多克西亚的婚约更是巩固了这种联盟关系。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作品也在此刻画上了句号。他记载的关于西罗马灾难和重建的历史,在这次最伟大的胜利中达到高潮。16但仍有一个问题存在。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登基远没有结束政治动荡,只是使其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下去。一个6岁的男孩不可能执掌一个帝国,即便政权实际掌握在他的能干老练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手里。西罗马皇宫的贵族们,尤其是军队统帅们开始彼此较劲,看谁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小皇帝。

在随后的冲突中,皇帝的母亲成为主角。残存的历史记载中我们看到,她试图维持一种权力平衡,使任何军队或文职高官都不能占太大的优势。公元425年之后,权力的主要角逐者是西罗马三支主要部队的统帅:费利克斯、埃提乌斯和伯尼菲斯。意大利的主角是费利克斯。他的妻子帕度西亚可能参与离间霍诺留和普拉西提阿兄妹。他是中央野战军的高级军队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中央野战军主帅)。在高卢,埃提乌斯取代曾在约翰手下效命的主将卡斯提努斯。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埃提乌斯如何能在新政权中生存下来。当约翰难以抵御狄奥多西二世派遣的东罗马远征军时,他考虑到埃提乌斯曾做过人质,便派他去向匈人雇用军队。埃提乌斯未能及时赶回解救他的主子,但最终还是带领大批匈人兵——有史料记载是6万人17——出现在意大利外围地区。埃提乌斯做了一笔交易。他支付匈人军队一笔公道的报酬让他们回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新政权保留他的职位,派遣他去高卢做军队指挥官。参与权力角逐的第三个人是伯尼菲斯,他始终效忠于普拉西提阿,仍然在北非统领军队。

最初,普拉西提阿的策略似乎有了成效。威胁到皇权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控制住,尽管过程并不完全顺利。但形势渐渐超出女皇的控制。费利克斯先发制人,指控伯尼菲斯不忠,并于公元427年命令他返回意大利。遭到拒绝后,费利克斯向北非出兵,但遭遇失败。接着埃提乌斯也参与进来。他依仗自己在高卢击败西哥特人(公元426年)和法兰克人(公元428年)(我们稍后将会再次谈到),感到自己有足够信心与费利克斯抗衡。可能埃提乌斯的军事胜利使他成为普拉西提阿的新宠,也可能是费利克斯扳倒伯尼菲斯不成,反倒自取灭亡。无论何种原因,总之在公元429年,埃提乌斯被调到意大利,成为中央野战军的下级指挥官。现有的史料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公元430年5月,埃提乌斯以对自己图谋不轨的罪名将费利克斯夫妇逮捕。随后两人在拉文纳被处决。三足鼎立变成二虎相争。很快伯尼菲斯的地位如日中天。

解决费利克斯之后,埃提乌斯在宫中的地位似乎有所动摇。也许这也同样是因为普拉西提阿担心有位独揽大权的统帅独占上风。于是伯尼菲斯被召回意大利。这次似乎又是趁埃提乌斯人在高卢的时候。伯尼菲斯也被提拔为中央野战军的指挥官。埃提乌斯立刻进兵意大利,同伯尼菲斯在里米尼附近交战。伯尼菲斯获胜,但也身受重伤,不久后便死了。他的女婿塞巴斯提安努斯(Sebastianus)随即继承他的政治地位,继续与埃提乌斯争斗。战败的埃提乌斯先是撤回到自己的领地,但在一次被刺未遂后转向匈人求援,就像他在公元425年所做的那样。公元433年,他带领足够的匈人援军重返意大利,赶走塞巴斯提安努斯。后者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住了十多年。接下来,埃提乌斯当上中央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官——现在没有人能威胁到他了。公元435年9月5日,他获得贵族头衔,向世人宣称他终于艰难地出人头地了。18

向摩洛哥进发

12年的政治冲突,两场大战役和一场小战役,终于产生了一个赢家。凭借暗杀、公平交战和好运,埃提乌斯在公元433年年底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这种宫廷剧不过是老调重弹。如前文所述,这是由罗马政权结构的局限性造成的。每当一位强大的皇帝或幕后掌权者倒地而死,都会引发为确定继任者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斗。有时其边缘效应远比公元421年至433年间的争斗还要惨烈。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公元285—305年间给帝国内部带来和平,但付出的代价十分惨痛。重大规模的内战充斥了接下来的19年,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战胜最后的对手才得以结束。这一回合的暴力冲突在时间跨度和惨烈程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到埃提乌斯上台之间在意大利发生的战事。

因此,公元5世纪20年代的争权夺势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所带来的间接结果非比寻常。虽然政权核心在痛苦地建立新秩序,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通常还是照旧过罗马人该过的日子。有地产的贵族精英们照看他们的财产,给彼此写信作诗,他们的子女忙着学习语法,农民们继续播种和收割。但到公元5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臣服的外族势力在罗马境内肆意横行。在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的12年间,他们一直致力于所做的并非归顺罗马。因此,如果说公元421年至433年间发生的事件本身仅仅是重现罗马帝国的旧事,这些事件的结果却有着不同的性质。拉文纳政权的无能使得外部势力无所顾忌地追求各自利益,总的结果就是给罗马帝国造成极大损害。一方面,西哥特人的超级军团刚刚在阿基坦安顿下来,就不自量力地觊觎帝国管理权,想要超越公元418年和议赋予他们的权限。莱茵河沿岸长期以来的不安分分子同样一如既往地不安分,尤其是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19最要紧的是,公元406年侵入莱茵河地区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又开始行动了。

如本书第五章所述,他们原本只是一帮乌合之众。阿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直到公元370年时还游荡在顿河以东、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带。只是由于受到匈人的袭击,一些人才开始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向西迁徙,而其余的人则被匈人征服。汪达尔人的两个分支——哈斯丁人和斯灵人——分别有各自的首领,就像公元376年哥特人的两个部落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那样。他们是讲日耳曼语的农业生产者,在公元4世纪时居住在波兰中南部和喀尔巴阡山的北部边缘。苏维汇人由来自匈牙利大平原山地边缘的小部落组成。这一各色人等的奇怪组合可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在公元406年结成联盟。但他们的结盟不是自然形成的。首先,即便哈斯丁人、斯灵人和苏维汇人的日耳曼方言略有不同,他们也自然可以听懂彼此的语言,但阿兰人的语言和他们完全不同。其次,就我们所知,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都可能实行三级分化的寡头统治。这在公元4世纪欧洲的日耳曼民族中非常普遍:由少数人构成的自由阶层如果人数较多,这个阶层就居于统治地位,统治自由民和奴隶。而游牧民的游牧经济决定了阿兰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他们唯一实质性的评价来自阿米安。他发现他们对奴隶制闻所未闻,每个人都同样享有“贵族”地位。20无论史料描述这种情况时用的是什么术语,游牧经济都自然决定了其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个人财富以拥有牲畜的数量来衡量,这比以拥有土地多少标志的财富量更加具有不确定性。21

尽管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很奇怪,但当时的局势促使他们学会合作。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的。据图尔的圣格列高利的作品《法兰克人史》记载,早在横渡莱茵河之前,阿兰人就在首领雷斯潘迪亚(Respendial)的率领下将哈斯丁人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救出来。22渡河之后这些部落在高卢的合作关系有多紧密,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公元409年君士坦丁三世领导的反击战中,他们再次一同入侵西班牙。到公元411年,当罗马反击战的威胁消失后,这些部落又一次分道扬镳,瓜分西班牙的几个行省。如前文所述,哈斯丁人和苏维汇人共同占据加利西亚,阿兰人夺取卢西塔尼亚和迦太基尼西斯,斯灵族汪达尔人分得贝提卡(地图8)。阿兰人分得两个行省,而在公元40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们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都说明他们当时是联盟的主力。这一点得到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的证实。23这种格局贯穿公元5世纪10年代前半时期。联盟各方彼此相安无事,他们的人民从北方迁入西班牙,快乐地享受阳光和美酒。

然而田园诗般的生活并不长久。君士坦提乌斯逐一处理西罗马帝国的问题。等他在高卢解决了篡位者和西哥特人后,接下来就轮到莱茵河的入侵者。从公元416年到418年,贝提卡(属于现在的安达卢西亚)的斯灵人作为独立部队遭到摧毁,他们的首领弗雷迪巴德(Fredibald)在拉文纳送命。阿兰人也伤亡惨重。据伊达提乌记载:“他们的首领阿达克斯死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无法顾及自己的领地,投靠[哈斯丁族]汪达尔首领贡德里克,寻求庇护。”24这些反击战不仅收复西班牙的三个行省——卢西塔尼亚、卡塔赫纳和贝提卡重归罗马中央政权的控制,还扭转了汪达尔-阿兰-苏维汇联盟内部的权力平衡。一度占据优势的阿兰人伤亡惨重,退居为小配角,四个部落中有三个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剩余的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现在全都归为哈斯丁首领旗下。他们处于罗马帝国境内,这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和机遇。就像当年阿拉里克领导下的超级军团那样,面临着危险和机遇,这个公元406年形成的松散同盟在公元418年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联盟。蛮族人的第二个超级军团诞生了。

整合日耳曼语族的汪达尔人和伊朗语族的阿兰人无疑是困难的。这个困难是如何克服的,我们只能猜测。社会结构的不同一定也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哈斯丁首领此后获得的头衔——“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之王”(reges Vandalorum et Alanorum)——不仅仅是讨好公众的手段,而且还简捷地表明两个民族只是有限的融合这一事实。君士坦提乌斯在这些部落中引发的恐慌造就了一个7万—8万人的联盟,可以组建1.5万—2万人的军队,上阵杀敌。25

战胜西班牙的斯灵人和阿兰人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暂时中止战事,以便将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26这给昔日的莱茵河入侵者提供了喘息之机。新建立的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首领贡德里克似乎趁机在公元419年发动战争,试图将苏维汇人及其首领赫尔墨里克(Hermeric)也纳入自己旗下。苏维汇人凭借加利西亚北部险要的山区地形发起反抗,但他们遭到封锁。接着在公元420年,罗马帝国反击战重新开始。罗马军官阿斯忒里乌斯(Asterius)突破封锁,估计是不想让贡德里克有更多的追随者。此时君士坦提乌斯去世,战事中断。公元422年,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再次联手,对已退到贝提卡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发动进攻。鉴于罗马帝国组织任何行动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君士坦提乌斯在死前很可能就已经做好必要的安排。

现在,两支庞大的罗马军队——一支由卡斯提努斯率领,可能是来自高卢的野战军,另一支由伯尼菲斯率领,可能来自北非——和西哥特人的一支大部队联合,共同攻打汪达尔人。但是,尽管宫廷政治的不确定性没有阻止战争爆发,它也的的确确破坏了战争的进程。可能是因为普拉西提阿被流放,伯尼菲斯和卡斯提努斯产生矛盾,把军队撤回阿非利加。战争仍在继续。卡斯提努斯起初对敌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封锁,眼看就要再次取得胜利。据伊达提乌记载,敌军差点缴械投降。但伊达提乌又记载道,卡斯提努斯“鲁莽”地参与了一场常规战。由于西哥特人的“背叛”,他战败了。但伊达提乌没有详细描述背叛的细节,而且他本人憎恨西哥特人,因此我不能确定他此处的记载是否可信。27伯尼菲斯率军离开应该不是卡斯提努斯战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联手抗敌。仅在四年前,罗马和西哥特人的联合部队还有能力分别击败这两个民族,但现在新结成的联盟拥有更强大的抵抗力。战败后,卡斯提努斯向北退到塔拉戈纳。但是还没等到发起新的战役或是制定新的战略,霍诺留便去世了。如前文所述,卡斯提努斯又回到意大利,在篡位者约翰手下担任高级指挥官。政权核心的混乱使任何彻底消灭莱茵河入侵者余党的计划都化为泡影。

自公元422年起,随着意大利局势的剑拔弩张,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又过上和平生活。此时宫廷内部的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编年史作者们自然无意关注西班牙的情况。因此公元422年到425年间没有任何关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记载。但接下来他们在富饶的西班牙南部又活跃了三年,占领了卡塔赫纳和塞维利亚两座城市。这是伊达提乌在史书中提到的重要事件。但自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10年代较晚时期崛起以来,这些部落从经验中总结出,每当一个新的首脑人物最终在宫廷掌权,他就会成为头号公敌。他们在西班牙靠武力生存,从未与帝国的中央政权签订任何和约。因此,尽管他们似乎在尽可能利用政权空白期大肆掠夺,他们也知道要为自己的将来做长远打算。

公元428年贡德里克去世,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首领变成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盖萨里克(Geiseric)。公元6世纪的史学家约达尼斯(Jordanes)在其作品《哥特史》(Getica)中,生动地将这位新国王描绘成一个罗马人眼中蛮族狡诈的典型:“盖萨里克……中等身材,曾从马上掉下来摔瘸了腿。他喜好沉思,沉默寡言,蔑视奢华,贪得无厌,愤怒时如狂风暴雨,精于拉拢蛮族人,善于制造不和,挑起仇恨。”28后来的新政策完全是他个人的主意,还是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我们无从得知。但现在盖萨里克确实盯上了阿非利加。这一举动理论上可以解决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从战略上讲更为安全的地区,尤其是要离罗马-哥特部队越远越好。阿非利加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距离西班牙南部只有一步之遥,但要安全得多。然而,海上行动要比陆地行动困难得多。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到过这种迁徙。公元410年年末,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之后,将部队转移到墨西拿(Messina)以南,打算全体迁往北非。公元415年,他之后的国王瓦利阿也考虑过从巴塞罗那出发进行同样的迁徙。两次迁徙过程中,西哥特人好不容易集结的船队都遭遇暴风雨袭击,被摧毁了。于是他们放弃计划。但汪达尔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开展计划。他们在西班牙南部时就已经和当地船主打好交道,袭击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事情。这些袭击只是大规模行动的前奏。汪达尔人得以确定自己的方位,制定计划,集结所需的船队。公元429年5月,盖萨里克把他的手下聚集到塔里法港(Tarifa),就在现在的直布罗陀(Gibraltar)附近,开始向阿非利加进发。

接下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大量文字史料提到这一时期,但遗憾的是这些史料大多都在谴责而非描述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行动。其中有圣奥古斯丁的一些书信,还有他当时为迦太基教众写的一套布道词。当时汪达尔人正在围攻他在希波城(Hippo Regius)的主教教区。圣奥古斯丁深陷城中,随后去世。盖萨里克新近宣布信仰乌尔菲拉宣扬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参见本书第三章)。这一教派可能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就已经由西哥特人传给汪达尔人。汪达尔人不但像其他侵袭者一样烧杀劫掠,还把天主教机构作为目标,将一些主教逐出教区。因此很多史料表达的不是详尽的事实,而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面对异教徒的迫害萌生的满腔怒火。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即盖萨里克究竟是如何带领军队渡海的。过去曾有人认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从塔里法出发,向东航行很久,然后在迦太基附近登陆。如果真是这样,北非的罗马军队到哪里去了?根据《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公元420年前后罗马野战军情况的记载,时任阿非利加伯爵的伯尼菲斯手下有31个团的野战军部队可供调遣(至少1.5万人),另外还有22支驻地部队(至少1万人)分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一带。29通常海面部队如果想成功登陆,人数需要比地面防御部队多五到六倍。因此,如果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最多只能派出2万人作战,他们不可能有机会登陆,更何况他们还带着大批非战斗人员。

公元6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试图解开这个谜。他猜测伯尼菲斯伯爵身为罗马驻阿非利加的高级指挥官,担心在三股势力争夺对小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控制权的斗争中,自己可能性命不保。因此他邀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他的辖区。但普罗科匹厄斯也猜测他后来对此懊恼不已。30不过同时代的西罗马史料没有任何关于伯尼菲斯背叛的记载(甚至他被埃提乌斯打败后也没有过这类行为)。而且仔细想来,这种求援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到公元429年时,伯尼菲斯已经和帝国宫廷达成和解。因此他绝无理由在此时邀请这些人入侵阿非利加。31

盖萨里克成功的真正原因有两个:首先,仅根据当时的后勤状况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集结足够的船只带领所有部下一同过海。罗马时代的船只没有那么大。比如我们知道,在后来对北非的一次侵略战中,东罗马远征军平均一艘战船只能够搭载约70人(加上马匹和给养)。如果盖萨里克的全部人马有将近8万人,他就需要至少1000艘船才能一次性把人都运过去。但公元5世纪60年代,整个西罗马帝国最多也不过300艘船,东西罗马帝国加起来才可能凑足1000艘。公元429年,由于盖萨里克只控制了沿海行省贝提卡,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水域供他使用。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船只一次性搭载所有的部队。

但把敌对部队零敲碎打地运送到罗马帝国防御严密的北非核心地区无异于自取灭亡。就好比把第一批部队给罗马人全盘奉上,然后船只又返程去带第二批。所以盖萨里克没有让他的部队走遥远的海路,而是走捷径穿越地中海,从现在的塔里法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丹吉尔(Tangier)(地图10)。两地仅隔62公里,连罗马时代的船只也能在24小时内走个来回。自公元429年5月起的一个月时间里,直布罗陀海峡一定穿梭着各种船只,运送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过地中海。随后发生的战役从时间上证实了这一安排。足足12个月之后,即到公元430年6月,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才终于出现在奥古斯丁的希波城外。他们从丹吉尔出发,经罗马干道到达2000公里外的希波城(地图10)。同盟国部队在1942年年末和1943年年初发现,这一地区地形崎岖,除了已经有人踩出的小路以外根本无路可走。汪达尔人当时可能还拖着一个车队。法国史学家很快算出,公元429年夏天,汪达尔-阿兰联军终于聚齐之后,他们不紧不慢地向东方的希波城行进,平均速度大概是每天5.75公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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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解释了从海上登陆成功的原因。盖萨里克取道丹吉尔,相当于没有让部队在罗马的北非领土登陆。丹吉尔是罗马在北非最西端的领土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现在的摩洛哥)的首府。丹吉尔在罗马北非的核心地区以西2000多公里外,还相隔一道贫瘠的里夫山(Er Rif)。因此丹吉尔在行政上实际属于西班牙(地图1)。既然如此,保卫丹吉尔的重任就不属于阿非利加的伯爵,而是廷吉塔纳的伯爵。他手下有5个团的野战军部队,还可能有8支驻地部队前来增援,这样总共就有足足13个团,即约5000—7000人。但是,驻地部队的主要职责一直是管理来往的游牧民族,他们能否同盖萨里克久经沙场的军队进行部署严密的战争实在值得怀疑。盖萨里克的军队从莱茵河一路拼杀到西班牙,至少自公元418年各部落统一后,就显示出抵御罗马野战军主力的实力。事实上,两军的实力对比比看起来还要悬殊。如第五章所述,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05年西罗马的野战军遭受惨重损失后,将驻地部队提升为机动野战军团。廷吉塔纳伯爵能够调遣的军队里只有2个团是真正的野战军,另外3个都是提升上来的驻地部队。33所以他可能只有1000人至多1500人的精锐部队,可以用来挫败盖萨里克的计划。这种情况下,两军根本不可能交战。我们也就明白汪达尔-阿兰盟军是如何登陆的了。

登陆后,盟军缓慢向东推进。我们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可以参考的佐证是阿尔塔瓦(Altava)的一处碑刻,落款时间是公元429年8月。碑刻记录当地一名重要居民被一“蛮族人”所伤,但没有说这名蛮族人是柏柏尔人(Berber)还是汪达尔人或阿兰人。阿尔塔瓦距丹吉尔700公里。过了阿尔塔瓦,只要再走1000公里左右,入侵者就可以到达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努米底亚、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史料没有详细描述行军的细节,但用到不少谴责的言辞:

他们一经发现一个行省和平安宁,美丽的土地鲜花遍开,就立刻用邪恶的力量将它摧毁。他们杀人放火,毁掉一切,整个地区遭受蹂躏,变成荒野。他们甚至连果园都不放过,以免躲藏在山洞里的人……在他们走后能有果子吃。因此他们所到之处,没有哪里得以幸免。他们残忍成性,心狠手辣。

这段文字震撼人心,也许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是无助于我们对历史的重构。最后,这群暴徒终于来到努米比亚边界,与伯尼菲斯的军队相遇。伯尼菲斯战败,退到希波城。随后自公元430年6月起,希波城被困14个月。盖萨里克的主力部队负责围城,外围部队四处打劫,很少受到罗马军队的有效阻击。他们抢劫富人的家产,折磨所剩无几的天主教士,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之后便向西深入到迦太基及其所在的阿非利加行省。34

伯尼菲斯未能坚守阵地是因为他手头拮据。同样的财政困境也曾阻碍君士坦提乌斯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重建工作。公元4世纪时,北非并没有野战军,只有一支由公爵率领的驻军,必要时由意大利派出远征军支援。到公元420年或是更早时期,阿非利加才有了野战军指挥官(是伯爵而非公爵)和一支较大的野战军(参见本书第六章)。31个团里只有4个——大概是2000人——是一流的帝国野战军。奥古斯丁在公元417年的一封信里提到,当时还是团长的伯尼菲斯仅仅率领一支蛮族盟军组成的小部队就解除了北非各行省的新威胁。35我猜想,那4个团可能部分或全部都是由这些盟军组成。但军事增援只是小规模的。除去这4个团,迦太基只能凑合着依靠帝国一直在阿非利加派驻的旧部。

因此,当盖萨里克最终徐徐抵达努米底亚时,廷吉塔纳的旧事又重演了,但这次规模更大。伯尼菲斯已经尽力,但他的大部分部队只知道如何应对柏柏尔游牧民,而汪达尔-阿兰盟军要可怕得多。北非的主要行省现在受到直接威胁,西罗马帝国的命运岌岌可危。尽管远在西方的行省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算不上帝国的核心地区,但努米底亚及其东部两个相邻的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聚集在行政首府迦太基周围,这就得另当别论了。这些行省在政治经济上对帝国举足轻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希波城的围攻开始,盖萨里克的部队就成了架在西罗马帝国脖子上的一把利刃。

皇冠上的宝石

帝国后期表现北非的两幅画作在中世纪时的复制品仍存留至今。这两幅画向我们描绘了这一地区对于西罗马帝国的重要性。第一幅是波伊廷格地图(Peutinger Table),是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地图的副本,约于1200年在莱茵兰(Rhineland)的科尔马(Colmar)制成。图中展现了当时有人居住的地区,从西班牙和不列颠(但有部分地图遗失)一直到地中海地区,再延伸到印度。画卷有6.82米长,但只有34厘米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示了罗马帝国。画面被拉长,各地区之间的比例暗示了画卷的产地。六分之五的版面画的是地中海地区,仅意大利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北非只是底部的一条线,从意大利西海岸延伸出去。罗马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同样描绘精细的是下面的奥斯提亚(Ostia)和波图斯(Portus)——罗马的两个重要港口。献给帝国的贡品都要经由波图斯运往首都。这里的灯塔、防波堤、码头和仓库都历历在目。紧挨着波图斯下面的是北非首府迦太基,描绘得粗略得多,只画了几座塔尖。但尽管不符合地理学常识,这幅地图还是能让我们注意到西罗马帝国至关重要的一个三角关系:罗马-波图斯-迦太基。

《罗马帝国百官志》中关于帝国后期北非的另一幅图画也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关系。除了军事名单,《罗马帝国百官志》还列出帝国的主要文职官员及其下属的工作人员,并配有插图。在阿非利加总督职位的配图上半部分画有墨水台和办公桌(桌上放着总督的委任状),两者之间还有一位手持几捆谷物的女性代表这个行省。36配图的下方是满载一袋袋谷物的船只在海上航行。到公元4世纪时,北非的谷物贡品正是通过迦太基港源源不断运往波图斯,再装到马车和小型船只上,通过短途的陆路,再经水路逆流而上,送到罗马。迦太基及其农业腹地承担的任务是养活过于臃肿的帝国首都。但给首都提供食物只是一项具体任务,北非实际上有更为广泛的职责。到公元4世纪,北非已成为帝国西部的经济支柱。

想想迦太基的过去,这种三角关系也不乏讽刺的意味。迦太基在公元前814年左右建城,当时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这个城市的实力足以控制其腹地后,便在随后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和罗马争夺西地中海的控制权,而且经常是通过暴力方式。公元前146年,迦太基遭受围攻三年后最终陷落。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整座城市被摧毁,遗址上还象征性地撒了盐,以防这个罗马的劲敌重新崛起。现在北非只处于西欧经济的外围,我们这些现代人很难想象它当年的核心地位。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来到这一地区时,他们对这里大量的罗马遗迹感叹不已——如今的旅游者也经常感到惊讶,尤其是这些遗迹还和它们周围的贫瘠荒凉形成鲜明对比。37

现在地处北纬15度以北的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有1025万平方公里。这里每年的降水量只有100毫米,地下水位不断下沉。沙漠中零星地分布着一些绿洲。在古代,这片地区要湿润得多,地下水位也比现在高。19世纪的欧洲人最初猜测,罗马时代的北非农业之所以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农业条件更加适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片土地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已经干涸,即远在罗马崛起之前。到了罗马时代,这里的生态环境已大为不同,过去的时代只遗留下生活在地中海附近的狮子、大象、长颈鹿和其他一些物种。现在这些动物只栖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38北非的山坡地带当时可能有森林覆盖。但除此以外,罗马时代的北非和现在的北非环境是一样的。

非洲北纬15度以北也不全是干旱地区。例如埃及有尼罗河的灌溉。罗马北非行省的核心地区马格里布(Maghreb)可以从附近的高地获得雨水。39现在的马格里布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是位于阿特拉斯山和地中海之间的广阔地带,由南到北的距离由300到500公里不等,西起大西洋东至加贝斯湾(Gulf of Gabes),横跨2200公里。这里是丘陵地带,零星分布着小块沙漠。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完全取决于降水的分布。年均降水量超过400毫米的地区小麦就很容易生长。属于这种土地类型的有突尼斯宽阔的河谷地带、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大平原和摩洛哥西部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在200—400毫米的地区需要一些人工灌溉,但仍可实现地中海地区的旱作农业。而降水量在100—200毫米的地区可以种植橄榄树——橄榄树比棕榈树还要耐旱。北非过去的气候和现在的一样,常年保持不变,可以种植很多种作物。

罗马在非洲的第一块领地是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毁之后产生的,由罗马直接统治。这片领地仅占马格里布的一小片地区,即突尼斯北部和中部约1.3万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皇家运河”(fossa regia),从萨布拉卡(Thabraca)延伸至哈德鲁梅[Hadrumetum,现在的苏塞(Souss)]。这片领地被分隔成700平方米一块的小块。除去在罗马与迦太基交战时支持过罗马的6个小城镇,其他小块大多都成为公有土地,以长期租约的形式租给殖民者,有些则被卖给有钱的罗马权贵。大量土地的廉价出售造成直到公元4世纪还有很多罗马早期的元老家族(例如叙马库斯家族)在这一地区仍然持有庞大地产的局面——他们的土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多年来以遗产继承和联姻的方式不断倒手。马格里布的其他地区仍掌握在当地统治者手中。但在下一个世纪里,随着罗马殖民者开始把手伸向皇家运河以外的地区,这些当地统治者也不断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与占据大片地中海地区一样,这些变化也同样为罗马对该地区的直接统治铺平了道路。罗马先是在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公元前46年)入侵努米底亚(现在的阿尔及利亚东部),借口是当地的末代国王支持恺撒的大对头庞培。然后在克劳狄乌斯执政时期,又在毛里塔尼亚(西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建立两个行省。自此,整个马格里布都归罗马帝国所有。但由于地理原因,马格里布在行政上划分为两个区:由西班牙管理的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以及由迦太基管理的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Mauretania Sitifis)、努米底亚、阿非利加以及拜扎卡纳。

罗马政权很早就意识到,沿海水源充足的地区具有为罗马提供粮食的潜力。恺撒在阿非利加扩张建立的行省——新阿非利加——当时每年已经向首都输送5万吨谷物。100年之后,随着罗马直接统治区的扩大,谷物输送总量达到50万吨。北非取代埃及成为首都的粮仓,输送量达需求量的三分之二。帝国需要极大地发展这一运输渠道,以确保并方便谷物的运输。40

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法国考古学家的观点深受19和20世纪经历的影响,尤其是他们有一些还是军人。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文明”罗马人的生活一定经常受到当地过着游牧生活的柏柏尔人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空中侦察显示,在半沙漠化地区有两道防御工事,还有一系列设防的房子和仓库。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当时双方经常发生冲突的证据。毫无疑问,罗马的各边界上都经常发生小规模的袭击事件,有时也会演变成较大规模的冲突。如前文所述,大莱波蒂斯事件(参见本书第三章)是由于附近一个部落的首领没有定罪就在城中被活活烧死引起,随后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但这种事显然并不频繁,而且所谓较大规模的冲突其实也不是十分严重。阿非利加在其存在的前300年里只需要一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不超过2.5万人),就足以维持广大领域的和平稳定。而当时的不列颠还需要四个军团。

最近的研究重新评估了北非的罗马防御工事,认为从人员和基地的部署来看,工事的主要功能实际上是管理游牧民族,而不是和他们交战。北非的游牧民族在冬季南迁进入半沙漠化地带。因为那里有足够的水源,可以给他们的牲畜提供草料。夏季半沙漠化地带干涸,他们又返回北方进入农耕地区。罗马在那里设置要塞,部署士兵,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牲畜不会踩坏他人的庄稼。实际上,罗马人当时似乎和游牧民关系良好。他们乐于购买游牧民的物件,甚至还给他们减免相当多的购买税。这与前人描述的经常交战并不相符。41即便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在阿非利加的主要兵力也只是骑兵驻地部队,更适合巡逻和驱赶零星的侵袭者,而不适合激烈交战。42

安全问题一经解决,地区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得到发展。罗马军团最终在马格里布修建超过1.9万公里的道路,既满足了军事需要,又方便货物运输,例如谷物需要用马车运到迦太基和其他港口。迦太基本身体现了美学和功能的完美结合。这个城市实际上是两个港口,是罗马人从建造它的腓尼基人手中继承的。一条河道连接海岸和原本为长方形的外港。另一条河道从这里连接到圆形的内港,港口中间坐落着“海军上将岛”(admiralty island)。船只在城墙外和岛周围都可以停泊。罗马人以此为基础,扩大长方形的外港,在公元2世纪早期图拉真或哈德良执政时期将它建成六边形。古罗马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六边形港口是波图斯(图拉真所建)。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圆形港口重新投入使用,岛中心建起一座古典式神殿,修有柱廊的大道从这里一直通往市中心。到公元200年前后,这座城市已拥有巨大吞吐能力。迦太基还只是北非沿海众多港口之一。例如尤蒂卡港(Utica)就可以容纳600艘船。43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大莱波蒂斯在公元3世纪初也将码头修整一新。

如第三章所述,罗马政权的统治能力一直受限于其原始的行政手段。政府往往将重要的职能交给招募来的私人组织全权处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非利加的谷物税,或称公粮税。政府占有北非大量的公有土地,但它没有去寻找耕种这些土地所需的大批劳动者并管理他们,而是把土地租给个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产出。由于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将土地租出去,租借条件就极为优厚。永久租借契约几乎允许承租人无期限地以继承方式持有土地,还允许他们将租借权转卖给第三方。

运输的问题也以类似的方式解决。到公元4世纪,帝国已成立了强大的货运联合会,称为“navicularii”(海船管理会),需要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但不是所有的货运人都是联合会成员)。法律条款明确规定了政府和货运人关系的基本原则。货运人的首要义务是提供货运——除阿非利加外,还要负责帝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埃及的货运。帝国政权一如既往地对联合会成员的世袭制度做了周密规定,在法律上排除一切退会的可能,并要求一旦一块土地登记在一个货运人名下,无论后来是否售出,都必须一直由联合会成员所有。这样联合会的经济基础就永远不会动摇。作为回报,政府给予货运人经济等特权支持,免除他们其余所有纳税和公益义务,并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亲戚占有。联合会成员最终可获得骑士地位(相当于中等公职人员)。他们在自己的交易中享受减税,完成一项政府任务最多可用时两年。有时候,政府还会资助他们进行船只翻新。44政府就这样造就了一个货运巨头组成的强大联合会,享有各种经济和法律特权。

政府的这些举措当然都出于自身的目的。但这种大规模的商业也推动了地方经济。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半地区(到约公元100年为止)都在致力于谷物生产,而下一个世纪就开始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了。因为葡萄和橄榄树不像谷物那样耗水,农民就能更广泛地开发利用当地的地中海气候。从约公元150年到400年,在交通便利、土地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北非开始兴旺繁荣起来。

繁荣的证据比比皆是。人们很早就发现,北非的建筑和碑刻显示,当罗马的政治文化在帝国其他地方开始衰落时,在这里仍然盛行一时。这种政治文化在帝国鼎盛时期十分典型,地方权贵可以彼此竞争市议会的权力。45近期对于农业地区的调查也证实,这种地方繁荣建立在农业发展之上,随着农民从北部大举迁入只适宜种植橄榄树的较干旱边缘地区,农村居住区在数量和发展程度上都大幅提高了。到公元4世纪,橄榄树林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海岸延伸至内陆150公里处,而现在已荡然无存。所有这些都证明,一些仍有参考价值的逸事的确发生过。例如,有一处碑刻记载了一位80岁的老人一生种植了4000棵橄榄树。46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大量证据显示,阿非利加的商品能够进入地中海沿岸的市场。我们现在之所以能知道这些,是因为考古学家新近开发了一项技术,能够辨认北非制造的双耳细颈陶罐。这些陶罐是用来盛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同样分布广泛的是北非的精细器皿,例如餐具,尤其是各种红土餐具。鉴于运输费用通常十分高昂,只有出售贵重货物才能获利,我们不禁要问,葡萄酒和橄榄油等主要产品在地中海沿岸各地都有生产,而餐具又相对便宜,把这些东西卖到阿非利加以外的地区如何才能获利。答案就在于政府资助的货运系统。在这个系统下,对账目做点小动作就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运送政府货物时可以夹带其他商品。因此阿非利加的产品就得以参与地中海对岸的市场竞争。政府出于自身的目的建设经济基础设施,当地人则借机发财,于是私人企业就在政府的指令性经济下运作起来。

发家的不仅仅是意大利的殖民者。帝国后期在北非使用的灌溉系统实际上在当地自古就有:从山坡上的梯田——用来蓄水,防止土壤流失——到蓄水池、水井、堤坝,还有像拉马士巴[Lamasba,艾恩墨瓦纳(Ain Merwana)]碑文里记载的协商成熟后制定的水源共享计划。47罗马人只是加倍努力地实施了这些传统的节水措施。人们愿意花费精力节约每一滴水和提高产量,因为他们可以将富余的农产品出售。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殖民者的居住地,同样也在其他地方上演,包括古老的部落中心沃吕比利斯(Volubilis)、约尔西泽里亚(Iol Caesarea)和尤蒂卡。对商品的需求大大冲击了阿非利加的乡村地区。游牧民族也受到影响。他们不仅是收获季节重要的额外劳动力,成群结队转战于不同农场,而且他们的商品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游牧民加入生产的结果惊人。有一处碑刻记载,一名没有土地的劳动者成为收获大军的首领,他赚了足够多的钱买下一块土地,并在他的家乡马克塔尔(Mactar)买到一个贵族头衔,进入市议会。48

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荣的北非行省有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首府。尽管波伊廷格地图只是对其进行了粗略描绘,但公元4世纪的迦太基——罗马时期的全称是“尤利亚迦太基和谐殖民地”(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是一个繁华的罗马都市。当时的文字记载,尤其是圣奥古斯丁的作品,还有近期的遗址发掘,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穆斯林在公元7世纪末征服北非后,迦太基很快就被遗弃。这座城市像化石一样经历若干世纪,等待人们的发掘。我们由此能够十分详尽地对公元4世纪有关迦太基概况的一份记录进行补充。这份记录名为《世界概况》(Expositio Totius Mundi /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城区]规划可圈可点。实际上,城里的街道整齐得如同人工园林。城里有音乐厅……一个外观奇特的港口,放眼望去,似乎只看到风平浪静的海面。银匠大街(vicus argentariorum)为人们提供极为舒适的休闲场所。至于娱乐,居民们只对一种活动感兴趣:去圆形竞技场看比赛。49

我们在现代的旅行指南上不一定会读到这样的话,但古代城市生活的本质就是把理性、文明的秩序强加于荒蛮之上(参见本书第一章)。没有什么比整齐的街道更能体现这一点了。《世界概况》还含蓄地指出,这座城市公共建筑的数量超出当时的标准。除音乐厅和圆形竞技场之外,这里还有一座剧场,以及公元3世纪初修建的马戏场。这座马戏场可容纳7万人观看马车竞赛。在滨水地区坐落着公元2世纪建成的大型安东尼浴场(Antonine bath)。市中心围绕着布尔萨山(Bursa Hill)的分别是法院、市政大楼和总督官邸。这里还有一个圆形屋顶的纪念厅,是伯尼菲斯被刺的地方。

公共建筑周围是一圈私人住宅。一些规模较大的现在已经被挖掘出来,有的占据着大片土地,镶着颜色鲜艳的镶嵌画。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希腊御者府”(House of the Greek Charioteer),还有名字富有诗意的“带私人浴室的别墅”。但这片地区的大部分房子现在还没有被发掘,而城中绝大多数人居住在此,因此我们对“普通”住宅没有多少了解。一切迹象表明,在公元4世纪时,迦太基有大约10万居民,仅次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而这两个城市的人口都是由于充足的食物供应才不断膨胀的。

公共建筑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50各种宗教盛行,从基督教的各个支派到传统的异教信仰,其中夹杂着无数的东方神秘仪式。古典文化也同时兴起。例如,一流的拉丁语学家奥古斯丁就是在迦太基完成他的教育的。之后,他在迦太基教了几年书,还在一次拉丁语诗歌大赛中获奖。奖品由阿非利加总督文提齐亚努斯(Vindicianus)亲自颁发。总督本人也是博学之人,他和另外一些关系紧密的罗马人轮流在这座城市担任短期的行政官,任期通常为一年。(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在公元373年任行政官。)像诗歌大赛这样的活动使雄心勃勃的阿非利加的年轻人有机会受到行政官的赏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走上仕途。奥古斯丁离开迦太基后直奔罗马,随后又前往米兰进入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他仰仗文提齐亚努斯和叙马库斯等旧友的推荐,平步青云。51

因此,公元4世纪的迦太基是帝国西部的文化支柱。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经济支柱。巨大喧闹的城市中,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住在拥挤的房子里,与高大的公共建筑和富人的豪宅形成鲜明对比。总而言之,北非生产力水平高,管理成本低,是西罗马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

“西罗马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人”

来自北非的税收对于平衡帝国收支必不可少。如果没有这部分税收,西罗马就无法供养足够的兵力,保卫其他受威胁更多的领土。自公元421年君士坦提乌斯死后,阿非利加和西罗马境内到处散布着虎视眈眈的蛮族移民。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几乎没有受到罗马军队的任何阻击。莱茵河边界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尤其是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朱顿基人(Iuthungi),都曾袭击过边境地区,还将带来更大威胁。法国南部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直逼当地的主要行政首府阿尔勒。在西班牙,苏维汇人在西北部大肆劫掠,横扫整个半岛。随着公元430年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来到努米底亚外围,整个西罗马帝国如剑悬顶。

在这个当口,公元5世纪西罗马的最后一位英雄出场了。他就是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如前文所述,他在公元433年瓦伦提尼安三世即位引发的权力争斗中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还先后做过阿拉里克和匈人的人质,第一次是阿拉里克围困罗马之前,第二次是在公元5世纪10年代。他与匈人的关系使他在篡位者约翰的政权倒台后争取到匈人的援助,并打败对手塞巴斯提安努斯。当然,如果他在政权高层中没有人脉的话,他是绝不会被选为人质的。他的父亲高登提乌斯(Gaudentius)来自多布罗加(Dobrudja)的行省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现在的罗马尼亚)。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一样,他也出身于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军事世家。高登提乌斯早期的政治生涯始于帝国东部的宫廷,先后担任各种官职。但公元399年斯提利科实际掌权时期,高登提乌斯去了阿非利加指挥军队。和君士坦提乌斯一样,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之时,他作为帝国东部一名出色的士兵,决心投向斯提利科一边。高登提乌斯后来娶了一位意大利元老的富有女继承人为妻。他在公元5世纪10年代较晚时期当上高卢的野战军总指挥(magister militum per Gallias,高卢野战军主帅),到达其职业生涯的顶峰。他后来死于高卢的一场暴动,可能与20年代约翰的篡位有关。

埃提乌斯本人也同样走军事路线,但达到了更高的顶峰。尽管他不是皇帝,但他实际上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屋大维。掌权之后,他显示了自己强大的政治能力,维护了罗马的命运。同时代一个名叫雷纳特斯·弗里基德鲁斯(Renatus Frigiderus)的人对他有所描述。公元6世纪后半叶图尔的圣格列高利保留了这段文字:

埃提乌斯身材中等,体格匀称,做事有男人气概。他没有先天不足,只是身材偏瘦。他才智过人,精力旺盛,擅长骑射,使起长矛来不知疲倦。他非常善于作战,也懂得维护和平的技巧。他不贪心,更谈不上贪欲。他举止慷慨大方,做判断时不会受到无能幕僚左右。他在逆境中坚忍不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不利局面;他无所畏惧,能够忍受饥饿、干渴和彻夜不眠。52

他的骑射技术可能是他在匈人中做人质时的又一收获。他显然是借助骑射技术以及以上描述的其他能力,来实现他毕生的伟大事业:继续维系屋大维的帝国。

公元433年,埃提乌斯终于掌握西罗马帝国的统治大权。此时政权中心近十年的政治无能在帝国各地都显现出后果。西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尚未臣服的蛮族移民都借机巩固了自身地位,境外的蛮族也同样强大起来。同时,同莱茵河入侵事件的余波一样,移民带来的问题再次引起地方篡夺皇权。在高卢北部,尤其是布列塔尼周边地区,所谓的巴高达(Bagaudae)运动在高卢建立政权。佐西姆斯提到,在公元407年至408年,曾有人自称巴高达,出没于西阿尔卑斯山麓。据伊达提乌的《编年史》记载,巴高达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初出现在西班牙。53史学家们一直在激烈争论这些人的确切身份。这个称呼产生于公元3世纪。当时这帮人被称为“乡民和土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这些人就是社会的革命大军,只要核心政权不稳就会出现,不时激起人们反抗罗马帝国不公的热情。每当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因蛮族入侵而中断的时候,巴高达的确总会出现。但从他们的社会构成来看,他们并不总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革命者”这个词来指代所有从事反抗活动的人。但有时那些打着巴高达旗号的人只是一些土匪。例如,公元407年至408年阿尔卑斯山的那伙人曾要挟一名在逃的罗马指挥官,索要钱财。但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区出现了一些群体,希望通过斗争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这些人似乎也被称为“巴高达”。公元5世纪10年代,阿莫利卡地区在一次镇压骚乱时获得独立。后来类似事件又在西班牙上演了。54

不论怎样称呼,巴高达和蛮族人加在一起就是麻烦的代名词。公元432年夏天时,无处不在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高卢西北有巴高达,西南有西哥特人,莱茵河边界及阿尔卑斯山麓有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西班牙西北有苏维汇人,北非有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实际上,自公元5世纪10年代以来,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已不再受中央政权的控制。鉴于不列颠已经脱离西罗马的统治,现在帝国境内像样的地盘只剩下意大利、西西里和高卢东南部。

编年史通常只用两三行文字描述一年的事件。我们从中找到一些零星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埃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处理这一团乱麻时的战绩有多么伟大。但我们还有一个抄本:《新约抄本908》(Codex Sangallensis 908)。这部抄本相当残破,保存在瑞士圣加伦[St. Gall,位于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z)南岸]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抄本于公元800年前后成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拉丁文词汇表——就是卡洛林王朝的标准修道院里供僧侣们学习古典拉丁语所用的那种。但有些词汇是写在用过的纸张上的。仔细查看后(1823年)发现,这些重复使用的纸张里包含8页公元5世纪或6世纪一个名叫莫罗保蒂斯(Merobaudes)的拉丁语雄辩家的手稿。他出生于西班牙南部,是一位具有法兰克血统的罗马指挥官的后代。这位指挥官生活在公元5世纪80年代,也叫同样的名字。他的作品除了一首简短的宗教诗外,只有这几页手稿存留下来。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卡洛林王朝那名办事不力的僧侣没能彻底销毁莫罗保蒂斯的所有作品。但遗憾的是,为了使这几页的大小适合他们的新书,僧侣们把纸张从原来的260毫米×160毫米裁剪成200毫米×135毫米。现在的学者们只能从中辨认出四首短诗和两首较长但不完整的赞美诗。其中一首大约有100行,另一首有200行。(同时代的类似作品通常有600行左右。)

从作品的艺术水平来看55,莫罗保蒂斯接受过完整的拉丁语教育,然后就进入西罗马拉文纳的宫廷任职。另一史料也使我们对他有了更多了解。莫罗保蒂斯不仅是一名学者,还和他的同名祖先一样是一名战士。他成为埃提乌斯的心腹,追随他四处征战,战后还在公众演讲时为他歌功颂德。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公元435年7月30日,在罗马的图拉真广场竖起了他的青铜像。56同年他因为早期为埃提乌斯写过一首赞美诗(这一首没能保留下来)进入元老院,并在阿尔卑斯战役中表现突出。他随后获得“贵族”头衔,最后成为高级军队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主帅),统率在西班牙的罗马野战军。莫罗保蒂斯的例子不仅说明罗马精神仍然能够激励个别蛮族人拜倒在拉丁语的文学光环之下,他和埃提乌斯的亲近关系也使我们有幸了解后者希望人们如何看待他的成就。57

残存作品中最早的是第一首100多行的赞美诗,可能写于公元439年夏天。由于大部分内容没有存留下来,我们无法详细了解诗歌的主题,但其对埃提乌斯的描写不言自明:58

您的床是光秃的岩石或地上的薄毯。您彻夜警醒,白日辛劳。您勇敢地面对困难。您胸前的铠甲已不是战衣,而只是平常的穿戴……不是辉煌的展示,而是生活的方式……战事间歇中,您巡视城市要塞,或山口要道,或广阔田野,或河边渡口,或大道远处,然后您判断哪里更适合步兵和骑兵,哪里适合攻击,哪里适合撤退,哪里资源丰富,适合建造营地。这样,即便是战争间歇也是有益于战争的。

说埃提乌斯把铠甲当日常穿着为他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描述他利用战争间歇进一步从战略战术上把握战场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不是编造的故事,是事实。公元5世纪30年代,埃提乌斯发动一场接一场的战役,大部分都获得胜利。所有战役都是为了重振西罗马帝国的雄风,就像君士坦提乌斯20年前所做的那样。

这些战役大都在编年史中有简要介绍。公元443年,莫罗保蒂斯为纪念埃提乌斯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写下第二首赞美诗。诗里按时间顺序列出所有战役。从公元432年埃提乌斯掌权一直记录到30年代末,可谓战果辉煌。实际上,早在费利克斯和伯尼菲斯被除掉之前,埃提乌斯就已经获得多次胜利。这也是埃提乌斯成功掌权的一个决定因素。从公元425年到429年,他担任高卢罗马野战军的指挥官。在公元425年或426年和西哥特人打过几场胜仗,把他们赶出阿尔勒。在公元427年从法兰克人手中夺回莱茵河河畔的一些土地。公元430年和431年,他继费利克斯之后出任意大利的指挥官,打败阿勒曼尼人的分支朱顿基人,平息诺里库姆的叛乱59,并全歼阿尔勒附近一帮西哥特人。公元432年他再次打败法兰克人。

自公元433年起,埃提乌斯的政治统治趋于稳固。他打算采取更全面的措施稳定帝国。理智告诉他尽管西罗马的军队依然强大,但不足以同时应对所有问题。而现在他正面临两处同时上演的冲突:一方面要应对高卢境内和边境上的各蛮族部落,另一方面是在北非的盖萨里克和汪达尔-阿兰盟军。他没有分兵两路——这样做往往风险较大,而且胜算很小,而是向君士坦丁堡请求援兵。他得到的援军是指挥官阿斯帕率领的强大部队(阿斯帕曾在公元425年参与领兵扶植瓦伦提尼安登上西罗马的皇位)。埃提乌斯从君士坦提乌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没有任何自己称帝的举动,也就没有招致王朝观念很重的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不满。埃提乌斯并不注重名分,只是满足于掌握实权,于是一直受到君士坦丁堡的青睐和支援。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阿斯帕驻扎在迦太基后,对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发动包围战,成功迫使盖萨里克进行和谈。两军于公元435年2月11日宣布达成和约。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获得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包括卡拉马(Calama)和斯提非斯(Sitifis)(地图9);而阿斯帕借和约得以保全努米底亚大部分地区和北非最富饶的两个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60

埃提乌斯一侧战场有阿斯帕照应,就腾出手来解决高卢问题。但问题过于严重,他需要更多援助。君士坦提乌斯曾借助西哥特人将其他入侵者重新纳入其统治之下。但现在西哥特人已经变得贪得无厌,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罗马的土地上有太多武装的蛮族部队。埃提乌斯需要外部的军事支援,至少要先把西哥特人收拾了。由于东罗马帝国已经派兵支援北非,因此不能再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匈人。换了君士坦提乌斯可能也会这样做。匈人在埃提乌斯的政治生涯中已经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425年他成功劝服他们从意大利撤军,使他免于因支持篡位者约翰而招致必死的命运。他被伯尼菲斯打败后,一支匈人军队还曾在公元432年帮助他重新掌权。因此,莫罗保蒂斯第二首赞美诗现存章节的开头几行告诉我们,埃提乌斯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再次和匈人做了笔交易:“[埃提乌斯]回来后,多瑙河平静了,塔内斯[顿河]不再愤怒。他命令被上空阵阵黑烟烧得发烫的土地摆脱已经习以为常的战争。高加索收起战剑,残暴的国王放弃战斗。”

当然,埃提乌斯的力量并没有莫罗保蒂斯说的那么强大。他这里是想让人知道,埃提乌斯在斯基泰、多瑙河以北和日耳曼尼亚以东一带建立了秩序。如本书第五章所述,这片地区最晚在公元420年前后就被匈人统治。莫罗保蒂斯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匈人要求埃提乌斯为他们的出兵支援付出巨大代价。他们之前曾为钱财支援罗马。而这一次,可能西罗马已经捉襟见肘,连年的战争耗资不菲,很多原有的领地也不再上缴税收。或者可能是匈人这次另有所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埃提乌斯都被迫将潘诺尼亚萨瓦河(River Save)沿岸的土地割让给匈人。莫罗保蒂斯对此只字未提,但所有听他赞美诗的人一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处理尴尬事件的最佳策略通常就是对它缄口不提。但不管怎样,作为割让土地的回报,埃提乌斯得到匈人的持续军事支援。这让他在高卢解决不少问题。61

据莫罗保蒂斯描述,高卢边境地区受到的威胁得以平息:“莱茵河带来了契约,使这片寒冷地区成为罗马的仆人,对西罗马的统治心满意足,欢声笑语在台伯河两岸此起彼伏。”

有一次,埃提乌斯采取了果断行动。公元436年,他厌倦勃艮第人对比利时的侵略,再次和匈人协商求援。第二年,勃艮第王国遭受一系列毁灭性袭击(据伊达提乌记载,有2万名勃艮第人丧生)。残余的勃艮第人变乖了,成为罗马的盟友。埃提乌斯把他们重新安置在日内瓦湖附近。边境安定后,他把目光转向高卢境内。公元435年阿莫利卡的巴高达在蒂巴托(Tibatto)的率领下发生叛乱,罗马军队和阿兰盟军采取了类似行动。于是到公元437年,罗马的统治在整个西北部得到全面恢复。莫罗保蒂斯评价说:“走在阿莫利卡荒原上的仍然是当地人,但已变得更加温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借助树林的掩护大肆劫掠财产,现在已改头换面,开始学着把谷物种植在未经耕耘的田地上。”埃提乌斯还采取措施保障这里的长治久安,将阿兰人安置在奥尔良到塞纳河盆地的沿线。

现在轮到让西哥特人就范了。公元436年,埃提乌斯与勃艮第人交战时,西哥特人爆发第二次叛乱。与公元5世纪20年代中期进攻阿尔勒的那次相比,这一次更加危急。他们依然是向南进发,但这次包围了纳博讷。埃提乌斯又一次接受挑战。他招募更多匈人辅助部队,发动大规模反击,迫使西哥特人退到波尔多。公元439年,战争结束。罗马伤亡惨重,但双方重新签订了公元418年的和约条款。写于公元443年的第二首赞美诗中与这件事相关的部分遗失。但公元439年莫罗保蒂斯发表第一首赞美诗的时候,西哥特人显然才刚刚战败不久。诗歌残存的部分详细描述了埃提乌斯在蛇山(Snake Mountain)战败西哥特人(“古代人似乎有预见性地称它为蛇山,因为帝国的毒瘤就是在这里被铲除。”),西哥特国王看到“他战死的追随者们的尸体被践踏”而“大惊失色”。62这支蛮族部落没有灭亡,但受到了遏制。经历了十多年的冲突之后,埃提乌斯借助匈人的帮助,奇迹般恢复了这片地区的秩序。

类似的情形在西班牙上演着。随着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离开,局势已大为好转,只剩下苏维汇人在西北地区肆意掠杀。据莫罗保蒂斯描述,在此之前,“那里已不受我们的控制……好战的复仇者[埃提乌斯]打通了敌人占领的道路,赶走掠夺者”——实际上,他们是自行离开去阿非利加的——“并夺回受阻的大道,让弃城而逃的居民重返家园”。有些当地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编年史作者兼主教伊达提乌——希望埃提乌斯带兵翻越比利牛斯山,但得到的援助可能主要是外交施压。很快,苏维汇人和加利西亚当地人达成政治和解,盖萨里克丢下的行省恢复了一定秩序。

总之,埃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取得令人瞩目的功绩。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被赶回莱茵河对岸,勃艮第人和巴高达被彻底制伏,西哥特人的嚣张气焰受到遏制,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帝国的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史学家把埃提乌斯称作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也不无道理。63

 

但是,正当莫罗保蒂斯为他最新写给埃提乌斯的赞美诗画上句号,埃提乌斯也在考虑把铠甲脱下清理之时,战争再次爆发。公元439年10月,经历四年半的和平之后,盖萨里克的军队冲出毛里塔尼亚,雷霆般攻向北非更为富庶的行省。但他们也不是一路畅通无阻,而是一路打向迦太基。事后的一篇布道词这样描述:

曾是世人眼中乐园的阿非利加到哪里去了?……当其他行省认错改正的时候,我们的城市[迦太基]拒绝接受教训,不是已经受到严厉惩罚了吗?……没有人埋葬死者,但可怕的死亡污染了所有的街道和建筑,以及整个城市。想想我们在谈论的罪恶吧!家中的母亲被拖走成为俘虏,怀孕的妇女被屠杀……保姆怀里的婴儿被抢走,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邪恶的蛮族人甚至命令曾经侍者成群的贵妇人成为他们的下贱奴仆……我们每天听到的,就是人们哀叹他们在这场袭击中失去丈夫或父亲。64

尽管这只是说教的言辞,不是直接描写,但这段文字仍然证实了其他罗马史料描绘的屠城场面。没有任何一次独立的战事能够对帝国造成如此打击。盖萨里克一举从埃提乌斯手中夺下西罗马最富庶的几个行省。结果财政危机逐渐逼近。为什么帝国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也许,在经过四年半的相对和平之后,人们以为盖萨里克会一直遵守公元435年2月签订的和约,所以麻痹大意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帝国在其他地区有太多的不稳定因素,无暇为了以防“万一”就在迦太基屯兵驻守。尤其是在盖萨里克采取行动前刚刚结束的与西哥特人的交战已消耗几乎所有的兵力。于是在迦太基驻军兵力最弱的时候,狡猾的汪达尔人趁机发动袭击。

但公元439年秋天,人们无暇追究战争责任,甚至也来不及追究原因。最紧迫的是要采取果断行动,收回迦太基和各行省。大约在这个时候,莫罗保蒂斯为埃提乌斯的儿子高登提乌斯的一岁生日写了一首短诗,评价这名罗马的“勇敢首领……应该荣归故里了”,有一天也许会把权杖传给高登提乌斯。65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埃提乌斯又一次勇敢受命。罗马帝国后勤的局限性使得埃提乌斯无法立刻发动反攻,而且现在盖萨里克占据优势。公元440年春以瓦伦提尼安三世之名发布的一系列法令证明当时的危机一触即发。3月3日,东罗马的商人获得特殊执照,以确保罗马城的食物供应——阿非利加向首都粮食供应的缩减是埃提乌斯担心的大事之一。同一法令还提出措施,修补罗马的防御漏洞,确保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守卫罗马城的职责分配。3月20日,另一条法令召集新兵入伍,同时威胁要严惩窝藏逃兵的行为。66 6月24日发布第三条法令,号召人们重新拿起武器,“因为从夏季航行的情况来看,不确定敌船会驶向哪处海岸”。

然而这些只是零散的防御措施。汪达尔人的进攻在航季开始之后如期而至。盖萨里克对西西里发动一连串的攻击,包括围困巴勒莫(Panormus)的主要海军基地近一个夏天。但是,埃提乌斯早已做了长远规划。6月24日颁布的法令体现了他恢复局势的计划:尽管困难迫在眉睫,人们仍相信“我们的君主,不可战胜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即将派兵……我们相信,至高无上的贵族埃提乌斯很快就会率领大军前来”67。埃提乌斯之前离开意大利去尽力召集兵力。但鉴于自公元406年以来,西罗马的兵力就一直不足,埃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堡协商,请求援助。这再次体现出埃提乌斯不夺取皇位是多么明智。

公元440年末,恶劣天气迫使汪达尔人退回迦太基。随后,东西罗马的军队开始在西西里集结。共有1100艘战船可供运输士兵、战马和军需物资。埃提乌斯的“大军”渡海来到岛上,和东罗马庞大的远征军会合。没有史料明确给出罗马军队的人数,但船只的数量足以装载几万人。东罗马的军队规模从指挥官数量可见一斑。共同领军的一共有五位指挥官:阿雷奥宾德斯(Areobindus)、安西拉斯(Ansilas)、因诺宾德斯(Inobindus)、阿林提乌斯(Arintheus)和格曼努斯(Germanus)。君士坦丁堡官吏潘塔迪乌斯(Pentadius)有幸负责后勤。后来他因为承担调遣远征军这一艰巨任务被提拔。68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发动反攻,夺回迦太基。3月底,通常在冬季断航的北非航线恢复通航,埃提乌斯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也近在眼前。但舰队一直没有出发,东西罗马的军队返回基地,一切行政努力化为乌有。

因与果

为什么联合远征军没有出兵?莫罗保蒂斯为公元443年埃提乌斯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写的赞美诗的残存章节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莫罗保蒂斯首先列举埃提乌斯在5世纪30年代的种种功绩,然后讨论他在和平时期的领袖才能,之后莫罗保蒂斯突然转变语气,他以罗马女战神贝娄娜(Bellona)的口吻谴责埃提乌斯带来的和平富饶时代:

我受到轻视,人们对我的王国不再尊敬,这都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埃提乌斯的胜利和汪达尔人的和平]。我被放逐,无法统治大地。69

但她是一位典型的女战神,不会甘于沦落。于是她去找自己的长期盟友厄倪俄(Enyo):

坐在突出的悬崖下,残酷的厄倪俄掩饰着被长期和平压抑的愤怒。她苦恼,因为世人没有了苦恼。她看着人们的欢乐,发出悲哀的呻吟。她丑陋的脸庞结了一层难看的污垢,衣服上还有干结的血痂。她的战车向后倾斜,缰绳下垂,僵硬,头盔的羽饰无精打采。

于是,贝娄娜怂恿厄倪俄重建战争的“疯狂”。在赞美诗的结尾,所有人都呼唤埃提乌斯回到罗马军队的统帅地位:

愿他[埃提乌斯]不要代言战争,而是发动战争。愿他重返过去胜利的命运。愿他的战利品不要误导他,对金子的狂热不要迫使他屈从于无尽的忧虑。愿他的战斗精神得到赞扬。愿他的剑忘掉拉丁姆(Latium)的血腥,重新流下敌人的鲜血。愿他战无不胜,高贵博爱。

这里传达的信息无疑是说,出现了一个远远超过汪达尔人的新威胁,埃提乌斯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拯救罗马帝国。正是这一威胁迫使集结到西西里的军队又返回基地,任由汪达尔人践踏迦太基。而西罗马帝国只能尽可能地弥补盖萨里克胜利造成的后果。

于是,在公元442年,罗马和汪达尔人签署第二个和约,允许盖萨里克统治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可能还包括努米底亚部分地区。西罗马帝国收回公元435年割让给他的领地。一些法律文献证实,帝国随后收回毛里塔尼亚的两个行省[斯提非斯和恺撒里亚(Caesarensis)]以及努米底亚其他地区的行政权。70

既然盖萨里克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也乐于慷慨一下,作为和平的回报。汪达尔人占领的各行省继续向罗马缴纳谷物作为贡品,但数量可能已经大幅减少。他还把自己的长子胡内里克(Huneric)送到罗马皇宫作为人质。但盖萨里克的胜利毋庸置疑。公元440年6月24日的法令中还称他为“帝国的敌人”。但公元442年之后,他已成为帝国正式承认的藩属王,头衔是“盟邦国王及友人”(rex socius et amicus)。此外,与罗马对待“人质”的一贯做法不同的是,胡内里克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优多西娅(Eudocia)联姻。如前文所述,在30多年前,阿拉里克的姻亲、西哥特国王阿萨尔夫曾娶了时任皇帝霍诺留的妹妹、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普拉西提阿。但在当时这次婚姻没有得到认可。而现在,蛮族人的王室和帝国皇族开始考虑合法的联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用联姻可以为罗马城换取持续的粮食供应,那么这种耻辱似乎也就可以忍受了。71

莫罗保蒂斯残存的作品中有两篇写于这次缔结和约之后。公元443年的赞美诗写道:

占据利比亚的[盖萨里克]斗胆以注定胜利的军队摧毁狄多(Dido)的王国[迦太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充斥迦太基的城堡。自那以后,他脱下敌人的外衣,热切地盼望通过更多的私人和约巩固罗马的信任,把罗马人变成他的亲戚,让自己和他们的后代联姻。于是,帝国统帅[埃提乌斯]因重获和平而把铠甲换成托加袍,并命令已处于和平状态的执政官员不再敲响战鼓,战争结束,各处的人们对他的战袍充满崇拜。72

莫罗保蒂斯暗示北非的沦陷不可阻挡,但同时也强调埃提乌斯尽最大可能处理困境,劝服卑躬屈膝的盖萨里克和帝国结成和平联盟。一首描述镶嵌画的短诗继续宣扬同样的观点:

衣着华丽的皇帝和皇后处于[皇家餐厅]天花板的中央,仿佛他们就是天上明亮的星星。他是大地的拯救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在我们的保护人面前,一个刚被流放的人突然哀悼自己丧失的权力。胜利将世界交还到应得的人手中,辉煌的宫廷为他从远方带来了新娘。73

这个“被流放的人”是胡内里克,他在宫廷的出现,标志着他的臣民对罗马的臣服,而随后体面的联姻在一定程度上会恢复他的尊严。同公元363年约维安把几个行省和城市割让给波斯人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公元442年将迦太基拱手让给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被描绘成罗马的胜利。上帝保护的帝国绝不能承认失败。不论采用什么方式都必须维护其掌控一切的形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和约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在阿非利加,盖萨里克开始给予他的追随者所期许的回报。这对他的政治生命举足轻重。为了筹集所需资金,他没收元老在阿非利加的地产,例如叙马库斯后代的地产,并重新分给自己的追随者。这些地产被称为“汪达尔人分得的土地”(sortes Vandalorum)。74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汪达尔人只是分得国家土地税收的一部分,而不是实际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但公元484年,维塔的维克多(Victor of Vita)主教称胡内里克对居住在“分得的土地”上的天主基督教徒(Catholic Christians)进行迫害。75这是一个有力的反面证据,证明分得的土地的确是以土地的形式发放。我们的证据表明,自约公元5世纪40年代初起,分得的土地就是以这种形式发放的。有法律文献提到,这个时期从北非流放了大批元老院元老,其他史料也提供了一些独立的案例。从某个叙利亚主教的书信中,我们找到至少八封推荐信,为北非一位被驱逐的名叫塞利斯提亚库斯(Celestiacus)的地主求情,还提到一名叫玛利亚(Maria)的妇女在东罗马住了些时候,最终在西罗马与父亲重逢。76从这些流放者那里没收的土地为汪达尔人的安置提供了资金。

我们也有必要从汪达尔人的角度考虑安置政策。这群移民花了33年时间,追随他们的统帅从欧洲中部出发,穿越法国、西班牙,然后来到北非。他们跋涉上万公里,与罗马军队进行过无数次交战。他们打了很多胜仗,但这些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伤亡惨重,尤其是公元416年至418年在西班牙与君士坦提乌斯的西哥特和罗马盟军的战斗中。而现在,或者至少是在公元442年和约签订后,他们终于把西罗马最富庶的行省牢牢把握在手中。他们希望得到巨大的回报,以弥补他们承受的苦难,并嘉奖他们自公元406年以来表现出的忠诚,这完全合乎情理。如果盖萨里克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他的人头可能也要和罗马篡位者的一起,被挂在迦太基城郊的柱子上烂掉。我认为在这种局势下,很难想象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会仅仅满足于分给他们一部分税收,而不想要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但我也并不认为他们打算从事农耕。毕竟被流放的是罗马地主,而不是罗马佃农。因此很有可能是原来的农民仍然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只是他们现在向新的地主交租。77

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阿非利加。盖萨里克统治的其他北非地区——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部分地区——并没有发生没收土地的事件。阿非利加是最适宜的安置地点,原因有两点:第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里的大部分地主都是像叙马库斯家族那样长期居住在外的元老院元老。因此在这个行省没收土地不会引起太大骚动。第二,这里正对西西里和意大利,具有战略优势,以便提防将来可能来自这两处的罗马军事威胁。

显然对于阿非利加的很多罗马地主而言,汪达尔人的到来和之后在公元442年签署的和约对于经济和个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政府尽一切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在公元443年10月19日盖萨里克夺取迦太基四周年纪念日那天,瓦伦提尼安三世对阿非利加的罗马人暂时中止了惯用的经济法,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财产,贫困,流离失所”。如果他们在被流放之后借钱,他们的债主不能起诉要求归还,“直到他们收回财产为止”,除非他们“另有财产并有经济能力”。同样,在涉及流放前的经济问题时,任何人不得向他们催款,也不得对欠款收取利息。在公元439年至440年流放者们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一定借了很多钱,因为当时人们都对收复迦太基信心十足。公元442年和约的签订使这种信心立刻化作泡影。于是瓦伦提尼安三世采取行动,保护流放者不受坏账影响。大约7年之后,可能经过很多暗中操作,政府变得更加大方。公元451年7月13日,瓦伦提尼安颁布了另一项法案:

我宣布……对于在敌人的暴行中被夺去财产的阿非利加贵族和土地所有者,政府将实行优惠政策,即庄严的帝国将竭尽所能,补偿他们因命运的残暴而失去的一切。

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在两次和约间隔的7年时间里,一直都在汪达尔人手中。皇帝对其1.3万单位的土地实行5年的税收减免,希望以此带动这里恢复生产力。他还提供现金补偿。在毛里塔尼亚的两个行省斯提非斯和恺撒里亚,失去阿非利加或拜扎卡纳土地的人在租用公有土地时享有优先权,而其他受灾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则从原有的租约中剔除。78汪达尔人占领迦太基12年后,阿非利加一部分失去财产的地主终于通过在毛里塔尼亚获得新的土地,看到至少恢复部分财产的希望。我们再次看到,罗马政府保护的是地主阶层的利益。

政府受到的创伤就不那么容易恢复了。北非原本是西罗马预算的主要来源。但公元442年之后,北非的大部分税收就完全丧失了,其他地区的也减少了八分之七。根据和约,拜扎卡纳和阿非利加脱离中央政权的统治。尽管还留有一些谷物运输,但这两处的大部分税收也丧失了。北非的其他行省或仍属于帝国,或已归还。公元445年6月21日,瓦伦提尼安三世针对这些行省颁布税法。从中可以看出,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只能缴纳原来土地税收的八分之一。79除此之外,这些行省通常还要缴纳一些其他税款,作为士兵的生活补给和津贴。阿非利加在这方面又享受到减免。这些津贴原则上要折算成粮食和草料,但通常是兑换成金币缴纳。阿非利加人享受特别的兑换率,每单位税款兑换四个苏勒德斯(solidi,古罗马金币),而不是通常的五个——相当于减少20%。

失去北非最多产的行省,而剩余地区又损失多达八分之七的税收,这对西罗马而言是一场财政灾难。从公元5世纪4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例中可以明确看出随后的财政困难。公元440年和441年,政府采取初步措施,从现有的现金来源中最大可能地抽税。公元440年1月24日颁布的法令撤销帝国特别减免税收的所有现有措施。80同样还有同年6月4日的法令,削减政府官员——廷臣——外出收税时额外留给自己的份额。81公元441年3月14日,政策更加紧缩。原先享受税收优惠而从国库按年租用的土地,现在要按正常税率收税,还包括所有教会用地。此外,法令还将目光转向原先高级权贵的土地不需要缴纳的各种小型税:“军事道路的修建和维护,武器生产,城墙修缮,粮食供给,以及其他有利于伟大的公共防御事业的公共事务。”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人可以免责。下面就是他们的理由:

过去的皇帝……在一个物资丰富的年代将这些特权赐给功勋卓著的人,对其他的土地所有者没有太大的损害……然而在现在的困难时期,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2

由地主统治又服务于地主的西罗马政权,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初被迫大幅减少长期以来提供给最重要的拥护者的税收优惠。税基损失的危害逐渐显现出来,宫廷显贵们不得不减少他们一直享有的特权和优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财政危机的严重程度了。

罗马史学家通常认为,帝国后期花在军队上的税收大约占三分之二。这与实际情况相差无几。那么当帝国税收大幅缩减的时候,军队必然是最大的受害者。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方面能削减开支了。而且可想而知,公元440年至441年的零星政策不足以弥补阿非利加税收的整体损失。在公元444年的最后三个月,另一条帝国法令承认:

我们确信每个人都认为,维持强大的军队以备……国家不时之需,其重要性无以复加。但是我们已无能为力,因为为了处理一项事务已经花费很多经费……必须把全体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纳税人已经竭尽全力,但仍无法供养新近宣誓入伍的士兵,甚至也无法供养原有的士兵。现在看来,纳税人已无法为军队的粮食和服装提供足够的供给。

承认纳税人“竭尽全力”,对他们表示同情,是政府的怀柔政策。法令的核心条款实际上是要另外征收4%的营业税,买卖双方各摊一半。法令继而明确指出,帝国在现有税收基础上,已无力支撑当前局势所需的军队规模。毫无疑问,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无法明确计算北非在西罗马帝国造成了多大的财政缺口。但我们可以算出仅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两地的税收损失所造成的军队削减情况。从公元445年法令中提到的数字可以算出,这些行省由于新的免税政策造成的税收损失总计达到每年106200苏勒德斯。83一名普通的野战军步兵每年的开销大约是6苏勒德斯,骑兵是10.5苏勒德斯。84这就意味着,单是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减少的税收就说明,部队减少约1.8万步兵,或约1万骑兵。当然这还不包括较富裕的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这两个行省的税收全部丧失了。因此北非税收减少的总量标志着军队减员近4万步兵,或2万以上的骑兵。除这些损失以外,当然还有公元405年后那段时间产生的损失。如第五章所述,到公元420年,为了弥补野战军的严重损失,政府将驻地部队提升为野战军,没有招募正规的野战军部队。我们在《罗马帝国百官志》中没有找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初最新的军队列表(人员部署)。但是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显示自公元420年后人数的进一步大幅减少。因此,只消一个巨大的新威胁就能迫使埃提乌斯取消东西罗马的联合远征军,接受灾难性后果。

这次威胁来自哪里?莫罗保蒂斯在公元443年赞美诗的残篇中至少对此有所影射,但没有直言。战争女神贝娄娜说:“我将召唤远在北方的民族,来自法西安(Phasian)的陌生人将沿着台伯河逆流而上。我将聚集各个民族,撕毁王国间的和约,宫廷皇室将在我的怒火中陷入混乱。”然后她向厄倪俄下达命令:“让野蛮的民众投入战争,让塔内斯(Tanaïs)在无名的地方奔腾,带去斯基泰人的箭羽。”85

从斯基泰来的会射箭的游牧民族?在公元5世纪中叶,这只有一种可能——匈人。匈人的确是迫使北非远征军放弃从西西里出海的新问题。就在远征军为出发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匈人越过多瑙河,向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发动袭击。君士坦丁堡把驻守在多瑙河前线的军队都派往了迦太基,现在只得将他们立刻召回,放弃任何消灭盖萨里克的努力。而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公元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匈人都是罗马的主要盟军,维护埃提乌斯的政权,并帮助他打败勃艮第人,遏制西哥特人。在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导致罗马灭亡的关键人物。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匈王阿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