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自公元441年至453年的十多年间,在欧洲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役——“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杰作。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吉本之后,他通常被视为一位军事和外交天才。在20世纪40年代,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曾试图纠正这一观点,将他描绘成一个失败者。对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而言,阿提拉的军队就像是全能上帝手中挥舞的鞭子。他的异教徒军队遍布欧洲,鞭笞着那些上帝选出的罗马皇帝。罗马的帝国理念很擅长解释胜利,但在解释失利方面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尤其是败在非基督徒手下。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异教徒歼灭他的子民?公元5世纪40年代,匈王阿提拉将毁灭的种子从君士坦丁堡一直散播到巴黎城门前,促使人们提出了这个从未提过的问题。那个时代有人这样说:“阿提拉让整个欧洲化为齑粉。”1

失去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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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初登历史舞台时,是与他的兄弟布勒达(Bleda)共同统治匈人。两人从他们的叔叔卢阿[Rua,或卢嘉(Ruga)]手中继承了统治权(公元435年的11月,卢阿仍然在世)。2东罗马帝国派遣使节出访阿提拉和布勒达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438年2月15日之后的某个日子。兄弟俩可能直到公元5世纪30年代末,很可能是迟至公元440年才掌权。和其他新政权一样,他们初一上台就改变政策。与君士坦丁堡的初步接触使他们决定重新协商双方的关系。双方代表在上默西亚多瑙河河畔的马尔古斯城外会面(地图11)。公元5世纪的史学家普里斯库斯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匈人]认为下马商谈不妥。因此,罗马人顾及自己的颜面,在见面时选择同样的方式,避免一方骑在马背上说话,而另一方站在地上。”3

新协议最突出的变化是,给匈人的岁贡从每年350磅黄金增加到700磅。条约中还包括遣返罗马战俘、贸易设立的地点和方式,以及罗马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帝国的叛逃者等条款。然而,尽管岁贡增加,新协议仍未能让匈人的两位新首领满意。此后不久,可能是在公元440年年底至441年年初,在一次贸易过程中,匈人“商人”突然亮出武器,占领举办贸易的罗马要塞,杀死守卫和一些罗马商人。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当罗马使节抗议此事时,匈人反驳道:“马尔古斯的主教进入他们的领地,亵渎匈人的王室陵墓,并偷走价值连城的随葬品。”然而,主教版的夺宝奇兵故事只是个借口。借此机会,叛逃者的问题被重新提起。阿提拉和布勒达以战争相威胁,要求罗马立刻交出匈人叛逃者(包括那位主教)。罗马并没有照办。等到战季来临,匈人大举渡过多瑙河,攻陷边境上的要塞和城市,包括罗马在费米拉孔(Viminacium)的主要军事基地。

此时,马尔古斯的主教恐慌起来。他与匈人做了一笔交易,如果匈人撤销对他的指控,他将拱手让出自己的城市。阿提拉兄弟趁此良机又占据一个战略要地,并充分利用马尔古斯的优势。马尔古斯是打通横贯巴尔干半岛罗马军事要道的关键。匈人很快开始围攻干道上的下一个要地: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干道在纳伊苏斯一分为二,一条大体上向正南通向塞萨洛尼基,另一条向东南经塞尔迪卡(现在的索非亚)直达君士坦丁堡。拿下这个岔路口至关重要。这次,普里斯库斯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攻城记录:

当……匈人把大批攻城装备运到城墙下……面对乌云般的流矢,城垛上的守军放弃抵抗,撤离城垛。攻城槌也出现在战场上。这是一种巨型装置,在斜搭的木架上用锁链横吊着一根撞槌,撞槌前端装有金属尖头和隔板……以保障操作者的安全。槌的尾端装有短绳,操作者用力将撞槌朝目标反方向拉起,然后再松开……守军从城墙上滚下马车大小的巨石……一些攻城槌被砸坏,操作的匈人也被砸死。但守军仍无力抵御如此众多的攻城装备。随后,敌人架上云梯……蛮族人从攻城槌撞出的缺口和云梯攻进来……城市沦陷了。

在过去,人们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它明显借鉴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有关古代攻城战役的著名描述。修昔底德笔下的这场攻城战是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初期的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描述如此相似,人们通常会认为整个故事纯属捏造。但在古代,作者展示其学识是情理之中的事,读者也乐于看到他们引经据典。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普里斯库斯借鉴著名史学家的一些词句,就认为整个战事是虚构的。4我们知道,不管怎样,纳伊苏斯在公元442年被匈人占领。

在同东罗马帝国的首次交战中,阿提拉和布勒达已经证明他们有攻占固若金汤的罗马要塞的军事实力。尽管他们在夺取马尔古斯时玩了点花招,但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都是巨大而坚固的要塞,而他们依然能够强行攻破。这意味着在欧洲战争的舞台上,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最近一次遭受严酷攻击是在公元367年到382年之间。侵袭者是哥特人。这些哥特人虽然能够夺取一些较小的防御基地或追逐散兵,但对高墙内的大城市只能望而兴叹。因此,尽管有时候会出现食物短缺,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城市基本上仍能完好无损地撑过战争(参见本书第四章)。西日耳曼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罗马军队深陷内战之时,莱茵河边境的部落有时会进犯帝国的大片领土,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马格嫩提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内战余波中的阿曼尼人。但他们的作为仅止于占领城郊,破坏小型瞭望塔。他们并没有尝试攻击那些固若金汤的主要防御中枢,例如科隆(Cologn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施派尔(Speyer)、沃尔姆斯(Worms)、美因茨等。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没有遭到破坏。5现在,匈人却能够成功攻陷这样的要塞。

没有史料记载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的。是他们在大草原上本身就有的,还是新近习得的?攻城技术在对抗哥特人和其他黑海北部部落时几乎用不到。有关匈人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作战的记载主要集中描述了他们在开阔战场上的骑射技能。但如果这些匈人曾属于早先的匈奴联盟(参见本书第四章),后者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确实会有攻城的需要。此外,在古典时期晚期,即便无名的游牧部落也希求占据丝绸之路上那些固若金汤的富饶城市,或至少对它们施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一定的攻城能力也很重要。6另一方面,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匈人曾受雇于埃提乌斯,很可能还有之前的君士坦提乌斯。因此,他们有可能通过仔细观察罗马军队作战,习得攻城技术——在不同时代,罗马的技术和装备都曾迅速被蛮族人采用。就在公元439年,匈人辅助部队还协助西罗马的军队围攻图卢兹的哥特人,从而直接见识了围攻作战。总的来说,我认为,匈人成功攻占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更有可能是表明他们新近发展了一项新的作战技术。人员情况对于攻城战成功与否也同样重要。制造和操作作战装备、挖战壕以及发起总攻都需要人员。在本章稍后我们会看到,即便攻城装备的设计并非创新,但直到不久前匈人才具备如此规模的人力。

不论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这些蛮族夺取关键防御中枢的作战能力在战略上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固若金汤的重镇是帝国控制其领土的核心。然而,虽然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的失陷意义深远,但此刻最为关键的是匈人选择与君士坦丁堡初战的时机。当时东西罗马帝国的远征军正集结在西西里,意欲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迦太基。前文已经提到,这支远征军中东罗马的军队大多是从巴尔干半岛抽调的野战军。显然,匈人对此了如指掌。在罗马边境地区,消息传递很快。因此很难隐藏从驻地大量撤军的事实。7我认为,君士坦丁堡方面在阿提拉和布勒达统治初期轻易地将岁贡提升到700磅黄金,是想借此争取足够的喘息时间,远征阿非利加。要真是这样,君士坦丁堡的当权者们就大错特错了。匈人并没有被收买,反而决定进一步利用罗马此时的弱点。他们心怀不轨,大举渡过多瑙河。这样一来,君士坦丁堡方面就不得不从西西里撤军。东罗马帝国丢失了三个主要基地——费米拉孔、马尔古斯和纳伊苏斯(尽管后者在命令下达时可能还没有沦陷)。这对罗马而言史无前例。在这种情况下撤军,也情有可原。现在,匈人军队牢牢占据这条横跨巴尔干半岛直指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要道。阿提拉不用亲临北非,就在第一次征战中迫使东西罗马帝国放弃收复北非这一重要计划。匈人对罗马帝国造成巨大的战略打击,其结果和两个世纪前波斯人造成的结果一样影响深远。当然,匈王阿提拉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他有很长远的规划。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东西罗马帝国都将感受到他的力量。

生于紫室

公元5世纪40年代,匈人不断扩大对西罗马的战略影响已显露无遗,但阿提拉统治其他方面的影响就没这么明确了。公元4世纪70年代,匈人第一次入侵欧洲边界时还不具备读写能力。70年后仍然如此。因此匈人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最伟大首领的记录。而罗马史料则一如既往,更多的是关注外来部落对帝国的政治、军事影响,而非记录他们的事迹。因此,一些意义重大的内容,尤其是这些部落的内部历史,则很少或是没有被提及。同奥林匹奥多罗斯有关公元5世纪最初20年的记载一样,我们只能为来自色雷斯帕尼翁(Panium)的罗马史学家普里斯库斯作品的流失深感惋惜(上文已引用过他的记述)。然而,这次我们又很幸运,因为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的作品中保留了普里斯库斯作品的一些重要选段。这位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不问国事,爱好文学。

紫衣贵族(Porphyrogenitus),希腊文指“生于紫室”,为我们了解这位中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困境提供了有力线索。他生于公元905年,“智者”利奥六世(Leo VI“the Wise”)皇帝之子。利奥六世去世时,君士坦丁七世年仅7岁。公元10世纪是一个帝国扩张的年代。伊斯兰教世界政治统一的局面崩溃,小亚细亚和近东边境上的一些伊斯兰教地区被拜占庭军队轻易拿下。军事胜利使皇帝不断分发战利品,奖赏土地。这又相应地在君士坦丁堡内部催生了一个自信但又野心勃勃的军官阶层,为政治权力争夺不休。然而,君士坦丁七世最有利的资本是出生在皇宫的紫室。这使他成为赋予新近获胜的指挥官合法性的一个有力工具,或是联姻,或是升任他为共治皇帝。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受他提拔的人势力太过强大,以至于他只有在生命的最后14年里,即公元945年到959年,才在名义上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即便是那段时间,他也不过是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已。8同霍诺留皇帝一样,君士坦丁七世漫长而无意义的统治偶尔也有闪光点。前者的事迹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有所提及。不同的是,霍诺留全部精力都用于担心下一次篡位何时发生,而君士坦丁七世则全心投入文化事业。他最担心的是拜占庭会丧失它的传统文化遗产。

君士坦丁七世突发奇想,开始给古代所有的伟大作品编纂摘录,以保存古典文化。他在其中一卷作品的序言中写道:“需要收录的作品数量庞大,即便只是想象一下也是一件费神的事,而且这项工程规模浩大,任务艰巨。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摘取有用的内容,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可以扩大这些知识的流传范围。”他总共计划编纂53卷摘录,分别命名为《胜利篇》(Excerpts concerning Victories)、《国家篇》(Excerpts concerning Nations)等。我们知道其中23卷的名称,但现存有全本或残篇的只有其中的4卷。9单这些存本的现代版本就有厚厚的6部。据估计,这还只是君士坦丁七世原工程的三十五分之一。经过中世纪唯一存留下来的全本是第27卷手稿——《出使篇》(Excerpts concerning Embassies)。内容包含两部分:罗马派到外族的使节,以及外族出使罗马的使节。但这卷手稿也差点失传。最初的手稿毁于1671年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宫(Escorial Palace)图书馆的大火。幸运的是此前已存留了副本。10第27卷的两部分都广泛摘录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我们还真得感谢君士坦丁七世。如果没有他,我们对阿提拉将一无所知。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君士坦丁七世拟定的分卷名称虽然累赘,但十分精准。《出使篇》的内容确实都与使节有关。摘录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同时也会偶尔提及军事等其他信息。因此,我们不光获知阿提拉和君士坦丁堡谈判的确切内容——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普里斯库斯在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了解了匈人的战争机器及其内部政治格局。这些内容大部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在普里斯库斯散佚的史料中有详细记载。但我们求而未得的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罗马对外重大战役篇》(Excerpts concerning Big Battles between the Romans and Foreigners),他应该写过这样一个分卷。失传的分卷中有一卷名为《胜利篇》。鉴于匈人屡战屡胜,这卷书里可能没有摘录多少普里斯库斯的史料。虽然我们有很多普里斯库斯关于罗马-匈人外交的精彩叙述,但我们仍只能通过其他史料来拼凑出阿提拉的征战及其统治的其他细节。

英雄陨落

古代的后勤补给比较落后,公元441年东罗马派往北非的远征军尽管当年就从西西里撤出,却没能及时赶回巴尔干半岛。公元442年纳伊苏斯失陷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屈辱的和平协议。由于君士坦丁七世的随从没有摘录普里斯库斯史料中的相关片段,我们不知道条约的确切内容。但后来几次谈判中也提到这个条约,因此我们仍能清晰了解其大致情况。可以想见,岁贡进一步提高:保守估计可能是每年1400磅黄金——在公元447年上升到2100磅黄金,1400磅是个折中值(公元441年至442年战争爆发之前是700磅)。这个数字还要足够庞大,否则截至公元447年拖欠的款项就不会达到6000磅黄金。除此之外,匈人首领继续就叛逃者和罗马囚犯问题施压。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向匈人倾斜。11

君士坦丁七世的摘录方法意味着,普里斯库斯对公元5世纪40年代的叙述脉络已难以恢复。因此我们需要对照其他史料来重新排序存留的外交片段。在这种情况下,重构这段历史就取决于拜占庭编年史作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在公元9世纪所做记载的授信程度。如果我们大致接受他的叙述结构,并按照相应的时间顺序整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片段,就会发现,在公元441年至442年的战役之后,阿提拉在巴尔干半岛又向东罗马发动了两次进攻,并取得胜利。一次是公元443年,在克森尼索(Chersonesus)击败一支罗马军队;另一次是公元447年,匈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然而,奥托·J.曼辰-海尔芬(Otto J. MaenchenHelfen)提出可信的证据,推翻塞奥法尼斯的可信性。12这位非凡的匈人史学家曾于1929年在蒙古西北部与一群突厥语族的游牧民共同生活了数月。他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俄语、波斯语和汉语。此外,他观察细致,逻辑缜密。曼辰-海尔芬并不是第一个挑战塞奥法尼斯可信度的人,但他确实完成了最终决定性的一击。他证明塞奥法尼斯在记录阿提拉治下的匈人时非常笼统,错误地将发生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所有事件都归在公元449年至450年间。透过曼辰-海尔芬的证据,结合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我们显然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公元442年之后,阿提拉和东罗马帝国之间仅在公元447年有过一次交战,而非两次(地图11)。13

冲突的演变过程显而易见。东罗马之所以做出让步,并签订公元442年至443年的条约,包括提高岁贡的黄金数目,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虚弱期,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军队都远在西西里。军队返回后,他们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大约在公元443年或稍晚些时候,罗马当局就不再进贡。因此,直到公元447年,欠款累计达6000磅黄金。如果从公元442年拟定和约开始计算,每年的支付额的确是1400磅的话,东罗马只进贡不到两年就叫停了。14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应对措施。公元443年9月12日,一条关于确保军备的法令正式生效:“我们命令每位公爵[驻军指挥官]必须恢复士兵人数到以往水平……必须致力于加强他们的日常训练。此外,我们还委托各位公爵负责营地以及巡逻艇的保养维修工作。”15通过大量招募伊索里亚人(Isaurians,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高地,通常为盗寇),东罗马野战军的军力也有所提高。16万事俱备,东罗马对于瓦解匈人的优势充满信心。

匈人高层的一次骚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公元444年或445年,阿提拉谋杀自己的兄弟布勒达,独揽匈人大权。普里斯库斯有关此次谋杀的记载都悉数流失。因此我们只知道事件发生的年代,却无从得知其起因和经过。但这件事正巧发生在东罗马筹划推翻公元442年至443年签订的和约之际。显然,君士坦丁堡趁机中止岁贡,同时也不用担心立刻遭到报复。因为独揽大权的匈人新王正在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无暇发动大规模战役。不过,双方都在为迎接一次实力的较量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公元447年,战争终于爆发了。

首先发难的是阿提拉。他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抗议他们拖欠岁贡以及并未移交叛逃者。而东罗马仅仅答复说他们已经做好会谈的充分准备,再无其他反应。于是阿提拉发兵横扫整个多瑙河流域,一路摧毁各边境要塞。可怜的原驻地部队,自公元443年的法令颁布之后,本该士气大振,却不敌匈人。阿提拉遇到的第一座大型要塞是拉提亚里亚——达契亚行省拉提亚里亚河附近的重镇。很快它就沦陷了。之后匈人铁骑沿多瑙河西进,直指哈伊莫司山北部。在那里与罗马军队爆发第一场恶战。巴尔干半岛东部野战军的指挥官(色雷斯野战军主帅)是阿尔尼吉斯库鲁斯(Arnegisclus)。他们从马西安诺堡的指挥部倾巢而出向东北推进,在乌塔斯河(Utus)迎战。据说,罗马人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但还是被击溃了,而阿尔尼吉斯库鲁斯本人也在他的坐骑被杀之后下马继续力战而死。胜利为匈人打通了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他们蜂拥南下,直到色雷斯平原。阿提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公元447年1月27日,凌晨两点多,君士坦丁堡突然发生地震。黄金门(Golden Gate)一带整个区域化为废墟。更糟糕的是,巨大的城墙也有一段倒塌了。当时阿提拉即将入侵,但地震的消息可能改变了他的进攻路线。等他赶到那里时,危机已经过去。东罗马的禁卫军长官君士坦提努斯已经动员各路人马清理护城河的瓦砾,并重建了城门和瞭望塔。截至3月底,地震造成的损毁不但已经修复完毕,而且如一纪念碑文所说:“即便是女神雅典娜(Athene)也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快更好。”17阿提拉的军队还没有靠近君士坦丁堡,攻陷它的时机就早已经过去了。匈人军队的推进并未演变成围城战,而是引发了这一年的第二场大战。虽然色雷斯的野战军被击溃散逃,但东罗马仍然有中央野战军驻扎在首都周围,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两侧。随后这些部队在克森尼索集结,跟敌人再度激战,并且又一次溃败。

阿提拉虽然没能攻入君士坦丁堡,但他已经打到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海岸,分别抵达西斯塔斯(Sestus)和卡利波利斯[Callipollis,现在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地图11),控制巴尔干半岛其他所有地区。随后,他利用自己的统治,在巴尔干半岛的各罗马行省造成了可怕影响。获胜后,匈人兵分几路,四处袭击,向南一直突袭到温泉关(Thermopylae),也就是近百年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率领希腊军队抵抗波斯大军那场著名战役的战场。我们经常会看到匈人蹂躏巴尔干半岛的记载,比如在大约同时代的色雷斯人伊达提乌的生平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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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匈人蛮族……如此强大。他们攻占数以百计的城镇,几乎使君士坦丁堡陷入绝境,人心惶惶,争相逃命,甚至连僧侣们都想逃往耶路撒冷……他们摧毁色雷斯,使它再也无法复苏到之前的盛景。18

一百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并不可信。但毫无疑问,大量要塞被攻占和摧毁了。塞奥法尼斯称,除了哈德良堡和赫拉克利亚(Heracleia)之外的所有地方都落入匈人之手。而其他史料还列举了一些受害地区的名字:拉提亚里亚——战争的发源地、马西安诺堡、菲利波波利[现在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留莱布尔尬兹(Arcadiopolis)以及康斯坦蒂亚(Constantia)。这份列表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大多数罗马重要城镇,显然还有很多小地方也毁于战火。我们还有一些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对于这样的罗马重镇而言,横遭匈人占领意味着什么。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北部有一个差不多被完全发掘出来的罗马重镇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位于哈伊莫司山北麓。跟迦太基一样,这个地方在中世纪被遗弃,也没有在上面兴建新的城市,因此经过长期的发掘之后,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城市的原貌。在公元376年至382年的哥特战争期间,尼科波利斯周边乡村的富人别墅都被洗劫一空。很可能是哥特掠夺者所为。这些别墅再也没有被重建。但从公元4世纪80年代末起,大量富人在城市中心盖起了房子。到公元5世纪上半叶,已经占据城市的49%。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当地的罗马地主们在公元376年之后,由于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纷纷搬进有高墙保护的城市里,同时仍然作为长期居住在外的地主经营着自己的地产。考古发掘发现,这些房子以及整个城市中心的最后一个地层显示出曾遭受过巨大破坏。发掘出的钱币按发行时间排序也大体完整,截止于公元5世纪40年代中后期。

因此,显然我们在这座古老城市中所看到的破坏都是公元447年阿提拉的匈人军队袭击和洗劫的结果。稍晚一些时候,城市部分得以重建,但重建面积很小,整个地区也已面目全非。考古发掘显示,以往华丽的宅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教堂建筑群、一些简陋的小房子以及几座行政大楼。哈伊莫司山北麓的罗马式城市发展的成果,整个巴尔干半岛自公元1世纪和2世纪开始,历时三百来年罗马化的成果就这样被匈人毁灭了,再也无法重现。公元410年哥特人在罗马得到补偿就打道回府,是一次惬意的、小小的洗劫。这次显然不同,我们在尼科波利斯看到的是一次大规模的破坏。19

很难说是否所有被匈人袭击的地方都有这样的遭遇。在那些幸免于难的地方中,最有名的就是坐落在一座易守难攻山顶之上的艾西马斯(Asemus)小镇。凭借着武装和组织,镇上居民不仅挺过阿提拉的风暴,还俘获一批匈人俘虏。他们的城镇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还经受住了更多风暴的考验。20但毋庸置疑,公元447年的这场战役对于巴尔干半岛的罗马人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两支主力野战部队战败,大批要塞失陷,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摧毁。因此,在克森尼索再次战败之后,东罗马被迫求和也就不足为奇了。普里斯库斯史料的一份摘录让我们了解了和约的条款内容:

[所有]叛逃者必须移交给匈人,并支付6000磅黄金以补足之前拖欠的岁贡;从今往后的岁贡标准定为每年2100磅黄金;每一个在[与匈人的]战争中被俘,且没有支付赎金就逃回本土的罗马囚犯都需要支付12苏勒德斯[1/6磅黄金]赎金……以及……罗马不得接纳任何叛逃的蛮族。

普里斯库斯接下来自嘲地评论道:

罗马人假装他们自愿签署了协议。但事实上是由于他们的指挥官们被巨大的恐惧攫住,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才不得不欣然接受所有的强制条款,无论多么苛刻。

毫无疑问,宣传机器又开始解释罗马这次最新“胜利”的前因后果了。当税务官来敲门时,没有人还会对事情的真相抱有任何怀疑。普里斯库斯接下来描述了筹齐拖欠的岁贡是项多么艰难的工作:“甚至连元老院的每一位元老都根据自己的位次捐献了一笔定额的黄金。”同西罗马在迦太基失陷后一样,公元447年签订的这个和约条件苛刻,致使税收优惠政策至少是被部分取消。政府肯在金钱方面打击自己最重要的支持者,这清楚表明,同阿提拉的战争已经严重削弱君士坦丁堡当局,使他们走投无路。

即便只从残存的史料片段来看,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辉煌业绩也已显露无遗。但我们还远未能理解他为何如此成功,以及之前都一直满足于获取适量岁贡的他又为何彻底改变匈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来审视这个恐怖统治背后真实的阿提拉。

探寻阿提拉

相比其他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蛮族”首领,我们对阿提拉了解更多。这是因为史学家普里斯库斯步奥林匹奥多罗斯及其鹦鹉的后尘,在他们出使匈人领地40年后,也踏上了匈人的领土,最终来到这位大人物面前。普里斯库斯完整地记录了他的出使经历。公元449年,普里斯库斯的朋友,一个名叫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的杰出幕僚,不幸抽到下下签,成为罗马使团的最新成员,跋涉北上试图平息阿提拉的怒火。马克西米努斯的任务是处理两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长期以来的匈人叛逃者问题;而另一个则是关于多瑙河南部一片“五天路程范围”的领土——阿提拉在公元447年获胜之后就夺走了这片领土。匈人希望罗马人撤出这片地区,也许是想在罗马跟匈人领土之间制造一块缓冲区域。他们抱怨说一些当地的罗马人仍在那里耕种。而罗马的策略则是想让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奥尼吉修斯(Onegesius)参与谈判,期望他对阿提拉有足够的影响力,说服阿提拉达成协议。然而,他们也很清楚,如果阿提拉一时兴起,这两个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他再度开战的借口。

在使团出发之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可做。我们从第三章有关狄奥法内斯的内容可以体会,即便有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后勤支持,罗马官员在帝国境内出行还是相当麻烦的。去往帝国境外就更加困难了。狄奥法内斯除了必须随身携带各种生活器皿和奴隶之外,还得准备介绍信以及礼物送给沿途可能遇到的要人。作为外交使节,特别是面对出使潜在敌国这样一个敏感任务,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都急于消除对方敌意,就更需要准备大量贵重礼物。据我统计,普里斯库斯记录了至少在五个不同场合送出礼物,很可能还在其他场合送了礼。我们的主人公送给同行匈人使者丝绸和珍珠。殷勤招待使团的布勒达遗孀也收到了“礼物”——但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礼物。使团见到阿提拉本人后,也当面呈献了礼物。他们送给奥尼吉修斯黄金,请求他从中斡旋,还向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Hereka)赠送了更多礼物。显然,每位使节都携带了大量黄金、丝绸、珍珠,也许还有白银和宝石。尽管普里斯库斯没有明确提及,但和随行的奴隶一样,使团中可能还有一支武装卫队。

使节们还学习外交礼节。有些行为很显然会引起不快。与阿提拉同行时必须走在他身后,绝不能超过他。在阿提拉附近宿营时,必须把帐篷搭在地势更低的地方。这些都是基本细节,因为阿提拉的营帐才是最重要的。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在第二点上还是犯了错,只得离开。21但作为罗马使节,保持自己的尊严也是必要的。他不能为了引起匈人权贵的注意而总在阿提拉的营帐逗留。这时就该普里斯库斯出面了,这也是他来此的原因。他们各自的分工在普里斯库斯的记录里表述得相当明确:在跟奥尼吉修斯打过首次交道后,“[奥尼吉修斯]指定我负责跟他协商我们期望解决的问题——因为马克西米努斯身为官员,不便经常拜访。之后,他便离开了”22。简而言之,普里斯库斯担任马克西米努斯的中间人,以保全罗马使节的尊严和地位。同时他也是出使的重要成员,也得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为自己的新书做记录。

有多少罗马使节出使匈人领地,我们无从得知。普里斯库斯只是围绕三个人展开叙述:马克西米努斯、他自己,还有翻译官维吉拉斯(Vigilas)。这个维吉拉斯曾参加过公元447年议和的使团。23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位匈人使臣,埃德科(Edeco)和俄瑞斯忒斯(Orestes)。后者是罗马人,出身于潘诺尼亚。该行省被埃提乌斯移交给匈人之后,俄瑞斯忒斯最终在阿提拉的手下效力。公元449年早些时候,这两位使臣及大批随从来到君士坦丁堡,提出匈人方面的要求,而现在马克西米努斯回访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古代穿梭外交的步调。

双方使节从君士坦丁堡向西北方向出发,取道横穿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军事干道。经过13天的极速旅程后,他们抵达距离东罗马首都500公里的塞尔迪卡。这时,罗马人决定举办一场晚宴来打破僵局。他们为此从当地人手里买来牛羊。直到祝酒前一切都进展顺利:“干杯时,蛮族人赞颂阿提拉,而我们则称颂狄奥多西[东罗马的皇帝]。然而这时,维吉拉斯说不应将人跟神来相提并论,言外之意是说阿提拉不过是凡人,但狄奥多西则是神。这样就激怒了匈人,他们变得激动和暴躁。”

罗马方面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挽救了这一天:“我们把话题转向其他方面,通过友好的方式平息他们的怒火。晚宴后我们离开时,马克西米努斯用丝质服装和珍珠作为礼物打动了埃德科和俄瑞斯忒斯。”

局面又回到了其乐融融的状态,然而发生了一件相当蹊跷的事情——至少当时看起来是这样。匈人在等待返回帐篷时,俄瑞斯忒斯说,他很高兴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没有犯下与君士坦丁堡当局一样失礼的错误,只宴请埃德科,没有邀请他。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都没有听出俄瑞斯忒斯的弦外之音。但这句话的重要性不久之后就会显现出来。24

接下来的几天里,车队缓缓向西北蜿蜒穿过巴尔干半岛,越过苏西山口,抵达纳伊苏斯。这座城市于公元441年至442年被匈人蹂躏的惨状历历在目。双方不得不在城外的河边仔细寻找,选在一处没有散落白骨的开阔地扎营。第二天,阿提拉要求君士坦丁堡遣返的17名匈人叛逃者中有5人跟队伍会合,使团的人数增多。将他们移交给马克西米努斯的是阿基迪乌斯(Agintheus),罗马帝国伊利里亚野战军的总指挥官。所有人都明白,一旦返回家乡,迎接这些叛逃者的将是死亡。因此可以想见,大家都比较动情。普里斯库斯指出阿基迪乌斯对这些人非常仁慈。在纳伊苏斯,道路转向北方,车队蜿蜒穿过树林和荒原,抵达多瑙河河畔。在这里他们没有看到罗马海军引以为傲的刀锋(公元443年9月颁布的法令是这么说的),只有“蛮族摆渡者”,用整个挖空的树干造出的独木舟将他们送过河。现在他们进入旅途的最后一段。又前行了70视距(约14公里),再加上半天的行程,他们终于抵达阿提拉的营帐。

在这里又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情,比第一件更令人不安。使节们跋涉近一个月,终于到达目的地,准备着手干活。他们刚刚搭起帐篷,埃德科和俄瑞斯忒斯同一队匈人骑兵就出现在他们面前。随同而来的还有阿提拉的另一名亲信斯科塔。而奥尼吉修斯这个可能的斡旋者却因陪同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外出而没有出现。这本身就不妙。然而事态还在持续恶化。信使要求使团道明来意。当罗马人回答说他们的使命只能面呈阿提拉时,他们便将消息回禀自己的首领。据普里斯库斯记载,之后他们又回来了。这次匈人使者“传达了有关我们此行目的的所有事项后,命令说,假如我们没有其他话要说,那就请尽快离开”。

罗马人瞠目结舌。首先,他们没有料到会受到如此不友好的待遇。其次,匈人竟然知道他们的一切来意。使节们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翻译官维吉拉斯痛斥马克西米努斯没有设法编出点什么让谈话继续下去。随便编个出使的理由都比直接打道回府要好,即便这个谎言往后也会被拆穿。几个月的准备和旅行看起来就要付之东流。于是,奴隶们开始把行李装上牲畜,而他们也准备出发。就在这时,尽管夜幕已经降临,阿提拉又派来了新的使者。他给他们带来一头公牛和一些鱼,并告诉他们,阿提拉下令说,现在天色已晚,他们可以在这里吃饭过夜。于是,他们享用晚餐,心情愉快地入睡了。他们确信阿提拉决定对他们稍加温和一些。

当他们醒来后,乐观情绪又荡然无存。阿提拉的下一条消息毫不含糊:除非他们有新的事情要说,否则就必须离开。他们十分沮丧,重新开始收拾行李。特别是马克西米努斯,显得尤为绝望。

普里斯库斯这时积极迈出了第一步。他孤注一掷,找到前夜的使者之一斯科塔,希望拯救这次使命。他巧妙地许下报酬,以求斯科塔能让他们见到阿提拉,同时还采用激将法,称如果斯科塔像他自称的那么有分量,那他就一定能够办到。斯科塔上钩了,罗马使节获得第一次觐见机会。但在呈上书信和礼物之后,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面临另一个障碍:阿提拉没有按照罗马使节所希望的方向继续讨论,而是向他们的翻译发难。他说,维吉拉斯非常清楚,除非所有的叛逃者都被遣回,否则不需要什么罗马使团。当维吉拉斯回答说他们已经被遣返时,阿提拉“变得更加生气,并痛斥[维吉拉斯],嚷嚷着说,若不是考虑到这样侵犯使者权益的话,就要将他钉在木桩上,给鸟儿当食物……因为……无耻行径”。

阿提拉接着命令马克西米努斯在他回复罗马皇帝来信时留下,却告诉维吉拉斯尽快返回,传达他关于叛逃者的要求。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罗马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帐篷,对阿提拉的大发雷霆困惑不解。维吉拉斯尤其不知所措,因为在上一次出使时,阿提拉对他的态度非常友好。随后埃德科来找维吉拉斯私下交谈,强调——据翻译后来说——如果不遣回叛逃者,阿提拉一定会选择开战。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都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翻译关于两人对话的转述,但在他们有进一步举动之前,又有匈人信使抵达了。他们宣布,罗马使节将不能采购贵重商品,也不能赎回任何囚犯;在双方的争议解决前,他们只能购买食物。罗马人应当怎样看待发生的这一切呢?他们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维吉拉斯就出发了。

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罗马使节被迫跟随阿提拉去往他的王国北部。这段旅途极不舒适。他们在路上遇到一场倾盆大雨。幸好布勒达的一个遗孀在附近经营自己的封地。她解救了他们。这个女人殷勤好客,甚至在晚上送来了迷人的少女。不过罗马人只是小心礼貌地对待她们,然后把她们送了回去。

他们最后到达目的地,阿提拉的一处王宫。现在外交接触重新开始了。这一次是在更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普里斯库斯有更多闲暇来观察这位统治者及其帝国。通过他的观察,尽管略带罗马的文化偏见,我们也能窥见一幅引人瞩目的阿提拉肖像、由他主持的宫廷以及他行使权力的途径。

在普利斯库斯眼中,这个居住区由各种有高墙围护的建筑群组成,看上去不过是个“很大的村庄”。阿提拉的居所是这里最大最复杂的一处,也是这里唯一配有瞭望塔的一处。奥尼吉修斯等其他重要人物在这里也都有居所,每一处都用“木制的”围墙围绕着——建造思路是“优雅”而不是“安全”,普里斯库斯这样强调:25

围墙里面有一个大的建筑群,有的用雕刻好的木板拼装,起到装饰作用,有些则由去皮并且刨直的木材搭建起来。它们建在围成圆形的石堆之上。这些石堆高度适中。

当罗马使团应邀赴宴时,普里斯库斯终于有机会进入阿提拉的寝宫:

所有座位都安置在建筑物的墙边……在房间的正中间,阿提拉坐在长榻之上,在他身后放着另一张长榻,再往后是通向阿提拉卧榻的台阶。他的床被精细的亚麻布和五彩的装饰壁挂遮蔽了,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准备婚礼时做的那样。

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他长子之母,拥有属于自己的寝宫,不容人随意走动,不过看起来是同样的布置方式:

我……发现她斜倚在柔软的卧榻上。地面覆盖着毛毡地毯以便行走。一队仆人在她周围服侍。还有一群侍女面朝她坐着,正在精细的亚麻布上做彩绣活计,用来装饰蛮族衣物。

这地方看起来就像游牧民的帐篷营地,只是用更加耐久的材料建成。普里斯库斯暗示说阿提拉在他的王国里还散布着几处这样的王宫,但是并未告诉我们具体数目。

这位史学家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当地公众生活的生动画面。他们刚一到达,就见证了迎接阿提拉归来的接风仪式:

阿提拉一到,少女们便迎上前去,在他面前排成数行,路两旁的女人们用双手捧着白色亚麻布制成的窄幅织物遮在少女们的头顶。这些织物如此之长,每一条下面都能容纳至少七名少女走过。这里有很多行这样捧着织物的妇女,嘴里唱着斯基泰人的歌曲。

普里斯库斯注意到,用餐时座位是精心安排过的。一排长榻排成马蹄状,阿提拉坐在正中间,坐在右边的比左边的身份更尊贵。之后酒宴开始。一位侍者给阿提拉斟满酒,他向自己右侧第一个人敬酒。那位来宾起身,小口抿或是喝干作为回敬,然后再坐下。其他宾客同样也向第一位宾客敬酒。阿提拉先是向马蹄右半边的宾客,然后是左半边的宾客,依次致意。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聚集在他筵席上的这些人之间应有的关系,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他们之间的尊卑等级。26

普里斯库斯还向我们介绍了阿提拉本人。君士坦丁七世摘录的普里斯库斯有关匈王形象的一手记录并没有存留下来,但通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公元6世纪史学家约达尼斯的转述流传下来:

[阿提拉的]步履高傲,目光巡视四方,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他的桀骜不驯。虽然嗜战,但他并没有暴力倾向。他深谋远虑,足智多谋,怜悯那些寻求怜悯的人,且忠实于那些他认可为朋友的人。他的身材矮小,有宽阔的胸膛和硕大的脑袋。他的眼睛很小,胡须稀疏,略微发白。他的鼻子扁平,肤色略深。27

我们不清楚这是直译普里斯库斯的原话(他用希腊文写作,而约达尼斯用拉丁文)还是意译。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文字刻画了一幅令人敬畏的伟大征服者的形象。我们原本就认为阿提拉勇于面对冲突,但我们想过他会被描述成睿智和仁慈吗?他性格的双面性在普里斯库斯的其他记录中也有展露。一方面,他围绕自己注定不断征服的命运树立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平易近人的一面。普里斯库斯讲述了一个故事,放牧人循着受伤小母牛留下的血迹,找到被埋藏的宝剑:

他把它挖了出来,随即献给阿提拉。阿提拉对这件礼物非常满意。因为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认定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者。有了这把玛尔斯之剑,他在战争中就会所向披靡。

我深信这把剑的发现如果是真的,只不过是加强了阿提拉业已拥有的征服意识。但他的习惯和装扮在我们意料之外。普里斯库斯在阿提拉的宴会上这样写道:

给其他蛮族和我们准备的是盛在银盘里的丰盛菜肴,而阿提拉面前只摆放了一个盛着肉的木盘……宴会上的其他人端着金银制的高脚酒杯,而他的杯子却是木质的。他衣着普通,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较干净。无论是他挂在腰间的剑,还是他蛮靴上的搭扣,或是他的马缰,都不像其他斯基泰人那样用黄金或是宝石来装点。

我们在本章稍后将会看到,考古发现证明普里斯库斯并未夸大匈人帝国的精英们使用的器皿之奢华。但对这位神指定的征服者而言,朴实无华就是好的。

我们从这些描述中能得出怎样的“真实的”阿提拉还值得商榷。我们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而非内在。即便这样也足以表明我们现在审视的是一个聪明、有城府而且相当在意自己公众形象的人。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强烈的自信,不需要外在的标志来彰显权力。拒绝华丽服饰和丰盛美食表示这些世俗追求都配不上自己这样一个注定成为伟人的人。这是匈王阿提拉的领导秘诀之一。普里斯库斯的史料和其他一两处史料向我们揭示了另外几条秘诀。不难想象,阿提拉对待潜在的敌人冷酷无情。普里斯库斯没有记录使团在纳伊苏斯带上的五个匈人叛逃者的下场。但之前被遣返给阿提拉的另外两个叛逃者——被称为“王室之子”的麻马(Mama)和阿塔卡姆(Atakam)——被施以刺穿刑。28刺穿刑似乎是匈人帝国处理大多数问题的主要方法。普里斯库斯后来见证了一个被俘间谍被处刺穿刑以及两个在战争中杀死自己匈人主人的奴隶被处绞刑。29虽然都没有详细说明,但各种史料都一致认为,阿提拉对于他的兄弟布勒达的死多少有点责任。

与此同时,暴力变得缓和了。如前文所述,尽管布勒达被除掉,但他的一个妻子保留了自己的封地。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遭遇暴风雨时,还受到她的热情款待。与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所见的斯提利科和费利克斯政治生涯结束时他们妻子的遭遇相比,阿提拉兄弟整个家庭的遭遇要好得多。或许从阿提拉的联姻策略中我们能找到原因。他娶了很多妻子,其中必定有政治联姻,利用联姻来笼络部落中重要的次级首领。布勒达大概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国王的妻子很可能有着深厚背景。即便国王下台,也不宜疏远她们。普里斯库斯的记载同样也显示阿提拉处事谨慎,尊重他的主要支持者们。他在正式晚宴开始时的祝酒环节不仅建立了尊卑关系,而且还给予每个人相应的尊重。作为使节,当普里斯库斯到达王宫时,见证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奥尼吉修斯的妻子出来问候他:“带着食物和……葡萄酒(这是斯基泰人非常隆重的礼仪)迎接他,请他品尝她出于友好捧出的食物。为了取悦一个亲信的妻子,他坐在马上品尝了食物……”跟关键的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无疑需要大量诸如此类的行为。阿提拉也可以表现得不合情理,但那通常都是在他想找茬儿的时候。实际上,良好的关系还需要不时分享战利品。30

虽然这些都没能让我们深入了解阿提拉的思想,但让我们对他的成功秘诀有了一些了解:绝对的自信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魅力;必要时冷酷无情,但又不失节制和精明;尊重下属,因为他们的忠诚至关重要。阿提拉对亲信们的这种控制力在普里斯库斯此次出使结束时得到充分展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结束得像一枚哑炮。普里斯库斯给我们展示了一整幅跟随阿提拉踏遍多瑙河中游平原的画卷,让我们了解匈人帝国是如何运转的,甚至还有为了进入匈人宫廷所做的努力。如果要像戏剧一样满足观众,此时需要来一场雄辩,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设法说服阿提拉,然后像英雄一样凯旋。现实却要乏味得多。如此艰难地获得觐见机会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就只是在阿提拉给罗马皇帝写回信时陪同左右。他们唯一的收获是以500个苏勒德斯的代价赎回一位罗马贵妇西拉(Sylla)。匈人还归还了她的孩子们,以示友好。然后阿提拉派遣一名亲信贝里库斯(Berichus)同他们一起收拾行李返回。开始时贝里库斯非常友好,但在途中又莫名其妙地变得充满敌意,收回他送给使团的一匹马,并拒绝跟他们一起骑行、吃饭。因此,这次出使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挑起战争。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为罗马和匈人之间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然而这次出使还有另一个更戏剧性的高潮,虽然这次跟普里斯库斯没什么直接关系。在那个乖戾的匈人陪同下,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一路跋涉穿过巴尔干半岛,途中和翻译维吉拉斯相遇。维吉拉斯正在重返北部的路上,表面上看是要带去皇帝关于叛逃者问题的答复。但维吉拉斯到达阿提拉的宫中之时,阿提拉的手下发现他的行李里藏着高达50磅黄金的巨款。维吉拉斯叫嚷着,坚持说这笔钱是用来赎回囚犯和购买优良的牲畜运载行李。但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曾下令说在和谈结束前,罗马使节不得购买除食物以外的任何商品。而50磅黄金足以买到喂饱一支小型军队的粮食。当阿提拉威胁说要杀死随行的维吉拉斯之子时,翻译官认罪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初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还在君士坦丁堡做出使前的准备之时,幕后操纵者——宦官克里萨皮乌斯(Chrysaphius)已经跟匈人使节埃德科谋划好要刺杀阿提拉。这笔钱就是给埃德科的酬劳。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的真正任务,尽管他们并不知情,其实是充当外交幌子,以便幕后那些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干他们的勾当。

如果说这还不够危险,那么实际经过还要复杂。在上一次北上的途中,他们一过多瑙河,埃德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阿提拉。在事后回顾时,普里斯库斯发现原来这个阴谋就是他和马克西米努斯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蹊跷事情的原因。这说明为什么当时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位匈人使者俄瑞斯忒斯没有跟埃德科一起被邀请赴宴——那正是这个阴谋最初成形之时。这同样也说明为什么匈人知道使团所有明面上的目的。埃德科当时就得知一切,并把相关细节报告给阿提拉。还有此后维吉拉斯和埃德科之间的私下谈话,普里斯库斯当时就觉得维吉拉斯给出的解释十分牵强,不可信,以及为什么阿提拉会对维吉拉斯充满敌意。更重要的是,这还解释了那条禁止罗马人购买食物以外任何商品的禁令。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维吉拉斯设下的陷阱,让他在被发现携带黄金时找不到任何借口。克里萨皮乌斯精心设计的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埃德科对阿提拉显然是既恐惧又钦佩,不会对自己的主君不利。

虽然整个事件跌宕起伏,但普里斯库斯的叙事出奇地平淡。阿提拉本可以随时把他们全体送上刺穿刑的木桩,因为罗马使节自己打破了所有保护外交使节的规则。幸运的是,阿提拉并未绞死所有人,而是深谋远虑,把这次阴谋看作加强他对东罗马心理支配的又一次机会。维吉拉斯得以再添50磅黄金赎回自己的儿子。而两位匈人使臣,俄瑞斯忒斯和伊斯劳,被派往君士坦丁堡:

[阿提拉]命令俄瑞斯忒斯把维吉拉斯用来装收买埃德科的黄金钱袋挂在脖子上,去到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面前。[1]他将向皇帝和宦官[克里萨皮乌斯]展示这个钱袋,并质问他们是否能认出这个钱袋。伊斯劳(Eslas)则直截了当地说,狄奥多西有一个出身高贵的父亲,而阿提拉同样也有高贵的血统……但阿提拉依然保持着他的高贵血统,而狄奥多西则已经落败成阿提拉的奴仆,缴纳岁贡。因此,狄奥多西不义,像卑贱的奴仆一样偷袭阿提拉。阿提拉成为狄奥多西的主人是天命。31

当时的场面一定很尴尬。满朝官员身着华服,位序分明,代表着维护罗马帝国至高无上地位的神的眷顾。而两位蛮族使者大步闯入,上演这出闹剧。普里斯库斯对罗马如何应对的叙述没有留存下来。但没有什么比这样正式羞辱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更能说明阿提拉的满满信心。凭借这种信心,阿提拉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多面帝国

同他的个人魅力和精明地展示出来的统治力相比,阿提拉对欧洲的统治要恐怖得多。这种统治力既是匈人两个重大变化的结果,也是其原因。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两个重大变化就把匈人从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的有力盟友转变为世界的征服者。普里斯库斯的叙述向我们含蓄地指出了这些变化的原因。没有发生这些变化的话,阿提拉的征服生涯也就不会展开。

如前文所述,普里斯库斯并非第一个到访匈人的东罗马史学家兼外交官。公元411年至412年,奥林匹奥多罗斯带着自己的鹦鹉取道海路,冒着猛烈风暴驶离君士坦丁堡。他们随后绕过雅典,沿亚得里亚海北上,抵达北岸的阿奎莱亚。很遗憾,仅有一份有关这次出使的简要概述存留下来。但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信息:

奥林匹奥多罗斯讨论了多纳图斯(Donatus)和匈人,以及匈人众首领的箭术天赋。这位史学家描述了出使匈人领地的任务……讲述了多纳图斯如何被誓言欺骗并惨遭杀害,首领中资历最深的卡拉顿(Charaton)是如何对这起谋杀勃然大怒,以及他是如何平静下来的。他的怒火因华贵的礼物而平息。32

这段摘录不无可疑之处,尤其是多纳图斯及其谋杀者的身份。他是否是匈人还尚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使团抵达时,多纳图斯正好被杀。两者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普里斯库斯卷入的那场阴谋的早期成功版。33但关键是,在公元411年至412年,匈人是由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具体数字并不确切)。这些首领有不同的席次,而卡拉顿是其中最资深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游牧民族的等级制度。这个游牧民族就是可萨人(Akatziri)。在普里斯库斯出使期间,可萨人的命运引起他的关注。当罗马使节抵达匈人营地之时,奥尼吉修斯和阿提拉的长子已经前去征服这个部落。据普里斯库斯描述,这次出征也是机缘凑巧:

[可萨人]的各部落和宗族都有自己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二世给他们每个人都赠送了礼物,希望他们一致放弃与阿提拉联盟,并同罗马谋求和平。押运礼物的使节并没有依照这些首领的席次递送礼物。结果,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Kouridachus)第二个才收到礼物。由于被忽视并辱没了他的荣耀,他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

这段文字没有讲述有辱使命的罗马使节如何汇报情况的34,但向我们展示了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匈人所实行的政治制度。35

三十来年后的阿提拉时代与之相比,情况迥异。普里斯库斯在匈人的宫中待了很长时间,留下许多关于其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记录。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十分尊重当时的内部核心领导者们——首先是奥尼吉修斯,还有埃德科、斯科塔、贝里库斯等。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拥有王室血统。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匈人只有一位统治者,即阿提拉本人。公元441年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匈人的情况已经被最高统治者的独权取代。史料并没有记载匈人的最高权力最终是如何逐渐集中于一人之手。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并不是一次和平演变的过程。这场戏以阿提拉谋杀兄弟布勒达落幕。在此之前,权力已经聚拢到同一家族的两名成员手中。这表明卢阿(或卢嘉,阿提拉和布勒达从这位叔叔手中继承权位)在减少匈人王室族系上起到重大作用。

谋杀布勒达的赤裸裸的暴行也许能说明其他首领是如何被排除掉的。在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达袭击费米拉孔前,他们与君士坦丁堡进行了首次谈判。如前文所述,谈判的结果是,君士坦丁堡归还匈人逃亡王族麻马和阿塔卡姆,两人被立即处以刺穿刑。他们有可能是阿提拉和布勒达的表亲,因为卢阿至少有两位兄弟,但也可能是卢阿之前所打压王族的后裔。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一直困扰着匈人和罗马外交的叛逃者问题,显然与匈人王族和前王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面前宣读的是一个写有17名叛逃者的名单——这个数字非常小。显然,我们在此探讨的是那些高层中的危险人物。也有可能一些较为弱小的首领在危险面前选择放弃权力。(阿提拉死后的十年里,类似的事情在哥特人中也上演了,大部分中小王室成员在权力争斗中或被害,或背井离乡,但至少有一人甘愿被贬谪为贵族。36

政治集权有悖于我们所知的游牧民人类学知识,是我们在此探讨的匈人两大变化之一。这有可能同匈人另一更加广泛的变化相关。在游牧部落中,权力下放是很自然的。因为为了避免过度放牧,他们无法把大规模的牧群集中在一起。在游牧世界,任何稍大的政体主要都只是为了临时集会商讨牧场分配,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对抗外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政治集权表明匈人在经济上对牧业的依赖程度已经降低。普里斯库斯的记载有多处暗示了这些经济变化的本质。如第四章所述,游牧民始终需要与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建立经济往来。匈人肯定也不例外。直到公元5世纪40年代通商仍在进行。37但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匈人牧民和罗马农民之间的交易不是以用畜产品交换谷物为主,而是以各种军事援助交换现金。这种形式的交易源于更早时期,那时匈人以佣兵的身份受雇于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初,乌尔丁及其追随者是我们所知最早扮演这种角色的匈人。公元5世纪10年代,君士坦提乌斯得到更大规模匈人部队的援助。公元5世纪20和30年代,匈人还支援了埃提乌斯。

不久后,付费的军事支援演变成勒索。我们很难界定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但阿提拉的叔叔卢阿肯定为谋取钱财对东罗马帝国发动过进攻,尽管当时他还在向西罗马提供雇佣兵。到阿提拉执政时期,现金换取军事援助已经变成进贡。从普里斯库斯有关匈人和罗马的外交记录可以清晰看到,匈人从这些交易以及对边境的频繁入侵中,最想获得的是钱,更多的钱。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和布勒达与东罗马签订的首个条约规定罗马的岁贡是每年700磅黄金——自那以后要求不断攀升。匈人对罗马人的战争还带来另一种单向的经济流通——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谈判中涉及的战利品、奴隶和赎金。38

于是,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对罗马帝国的军事掠夺已经演变成匈人帝国不断扩大的收入来源。要推翻实力大体相当、不同等级的首领共同执政的体系,意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首领就需要说服其他首领的追随者们投诚。而垄断来自罗马帝国的现金流成了将足够的恩宠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舍弃旧政体的理想手段。只有掌控这个新的财源,才能在与其他首领争夺拥护者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早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匈人可能已经侵犯和威胁黑海北部其他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生产者。但匈人只有在其主体进犯罗马帝国时才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集权。对哥特人的袭击和威胁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奴隶、少量白银和一些农产品,但仅此而已,并不足以支持全面政治革命。但对罗马帝国做同样的事情,黄金就会滚滚而来,最初每年数百磅,随后是每年数千磅——这已经足以改变匈人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尽管这一观点不容易被证明,我们仍可以将这些变化理解为一种适应,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不是与过去决裂。如前文所述,通常情况下牧民饲养多种动物,充分利用不同的牧场。马主要是一种昂贵到近乎奢侈的动物,用于骑乘作战、运输和贸易。考虑到养马所需的牧场品质和规模,马肉和马奶是一种非常低效的蛋白质来源。因此,牧民通常只饲养少量马匹。然而,如果战争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经济主张,在匈人进犯罗马帝国之时,牧民会开始饲养更多马匹,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以军事掠夺为主的游牧部落。这在草原上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生存策略,因为战争的潜在收益要少得多。

虽然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参考一个相关因素,即公元5世纪匈人定居地——匈牙利大平原——的面积。匈牙利大平原有高品质的牧场,但比匈人之前生活的欧亚大草原小得多。例如,其面积有42400平方公里,占蒙古国牧区总面积不到4%。由于放牧条件如此受限,一些史学家怀疑公元5世纪时,匈人已经在朝着定居生活演变。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不是非此不可。匈牙利大平原理论上可以放牧32万匹马。考虑到森林和其他动物的存在,这一数字需要调低。所以合理的假设是,它可能能够放牧15万匹马。鉴于一名游牧骑兵需要大约10匹马来轮替,以避免马匹过度劳累,匈牙利大平原足以为1.5万骑兵提供马匹。(如果定居假设成立,)我认为匈人部队从来就没有超过1.5万人。因此,截至阿提拉时代,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匈人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游牧传统。39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当匈人逼近罗马帝国时,他们发现一种更好的谋生方式。这种谋生方式是建立在对相对富裕的地中海地区进行军事掠夺基础之上的。

普里斯库斯的记录还暗示了使得阿提拉帝国成为现实的另一根本变化。在阿提拉的宫中,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打交道最多的并不是阿提拉本人,而是权力中心的二号人物们。通过古代人名来界定语族满是陷阱,但这些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毫无疑问,奥尼吉修斯和埃德科是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斯科塔和贝里库斯可能也是如此。阿提拉[“小爸爸”(Little Father)]和布勒达也都是日耳曼名字。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必定是日耳曼出身而非匈人出身(尽管有可能如此),因为就我们所知,在公元5世纪中叶,“哥特语”——可能是欧洲中部和东部使用的接近日耳曼方言的统称——是匈人帝国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而且阿提拉的宫中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匈人帝国的重要人物除了匈人名字之外,还有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匈人最初使用何种语言仍饱受争议)。40为什么日耳曼语在匈人帝国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原因在于阿提拉帝国的演变。早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在黑海北岸与哥特人作战时,匈人已将被征服的部落编入军队。他们进攻格鲁森尼人,引发雪崩般猛烈的战争,最终以哈德良堡战役结束(参见本书第四章)。他们最初进攻格鲁森尼人时,已与伊朗语族的阿兰游牧民结成联盟。随后无论匈人何时在史料中出现,我们都能发现他们始终有异族盟友与其并肩作战。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尽管乌尔丁不是一个能与阿提拉相提并论的征服者,但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后,有待重新安置的乌尔丁追随者中多数是日耳曼语族的斯基利人。41同样,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参与干预喀尔巴阡山西部匈人势力的东罗马军队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大量日耳曼哥特人。42

在阿提拉崛起之前,兼并过程仍在飞速进行。到公元5世纪40年代,有数量空前的日耳曼部落被纳入匈王阿提拉的势力范围。例如,他的帝国包括至少三支独立的哥特部落:其中一支由阿马尔(Amal)家族及其对手统治,这支部落后来成为建立另一支哥特超级军团——东哥特人——的中坚力量。另一支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由比格里斯(Bigelis)率领的哥特部落。还有一支则始终在阿提拉几个儿子的严密控制下,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此外,日耳曼语族的格皮德人(Gepids)、鲁基人(Rugi)、苏维汇人(公元406年后存留下来的)、斯基利人和赫鲁勒人(Heruli)此时也都在匈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伦巴底人和图林根人(Thuringians)以及一些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的子部落也可能在匈人霸权的遥控之下。43我们无法统计这些日耳曼部落的庞大人数,但光是阿马尔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就能集结1万人以上战斗人员,即5万人左右的总人口。其他部落即便比这少,也没理由会少太多。因此,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已有几万也可能是几十万日耳曼人被并入匈人帝国。事实上,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很可能日耳曼人比匈人还要多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哥特语成为帝国的通用语。除上面提到的日耳曼部落外,阿提拉的匈人还征服了一些其他部落。如前文所述,伊朗语族的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长期与匈人结盟。阿提拉仍在抓住机会不断获得新盟友。

这份名录清楚地表明,匈人帝国旨在兼并人,而非领土。因此,可见阿提拉实际上对于吞并罗马帝国大片领土并没有兴趣。如本书第六章所述,作为同埃提乌斯结盟的代价,他拿走西罗马帝国多瑙河中游的两个行省。但除此之外,他只对在自己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建立封锁线感兴趣。虽然有很多编年史简要地将阿提拉的军队称为“匈人”或者(如果用古体写的话)“斯基泰人”,但从各种史料的详细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军队明显跟之前那些不那么强大的首领的军队一样,都是混编的,由匈人军队和并入匈人帝国的其他部落派出的军队组成。44

这一点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地图12)。自1945年以来,在匈牙利大平原及周边地区通过发掘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这些随葬品可以追溯到匈人统治该地区的时期。(一些宝藏已被发现,但阿提拉的营地仍不见踪影,因为只有支撑柱子的浅槽会留下来。)随葬器物证实“地道的”匈人很难找到。包括黑海北部的伏尔加草原(Volga Steppe)和匈牙利大平原在内,被考古学家鉴定为有可能属于匈人的墓葬总计不超过200座。这些墓葬中有弓、非欧洲风格的服饰45、畸形头骨(一些匈人会包裹婴儿的头,从而形成独特的畸形颅骨)以及匈人的大锅。因此,匈人随葬器物如此稀少,要么是匈人通常死后不留痕迹,要么就是另有其因。46不过,多瑙河中游这些公元5世纪的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是被匈人征服的日耳曼人的遗骸——或是看起来像遗骸的东西(遗憾的是,单靠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很难区分这些臣服的日耳曼部落)。47这些遗骸近似于在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北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控制地区发掘的公元4世纪的墓葬遗骸。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些随葬品属于公元5世纪,它们标志着被称为“多瑙河风格”的日耳曼墓葬礼俗的出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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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风格的特点是土葬而非火葬49,少数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里有大量的随葬品。(其他墓葬中很多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随葬品。)这些独特的随葬器物中有个人装饰品:巨大的半圆胸针、金属搭扣、带有多棱吊坠的耳环及金项链。武器和军用装备也很常见:金属嵌花的马鞍、适合骑兵使用又长又直的剑和箭。这些遗骸也展现出一些奇特的仪式。例如,把破碎的金属镜子跟死者葬在一起就相当常见。墓葬中发掘的随葬品种类,死者埋葬的方式,特别是妇女的着衣方式——用搭扣分别固定两肩,在前方再用一个搭扣固定外套——都反映出公元4世纪日耳曼墓葬遗骸中明晰可见的样式。公元5世纪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提拉臣服民不分部落和等级,都采用并发展了这些礼俗和物品。

因此,匈人墓葬稀少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开始采用自己的日耳曼臣服部落的着装,就如同他们采用哥特语一样。假设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能通过墓葬中的证据将匈人和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区分开来。但即便是“真正的匈人”穿着日耳曼服饰躺在那里,似乎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匈人时期,匈牙利大平原及其周围分布着大量的日耳曼人墓葬。我们在随葬品丰富的多瑙河风格墓葬中看到的,是阿提拉的日耳曼追随者中一些精英分子的遗骸。墓葬的年代和地理位置让这个结论无可辩驳。50

每当一个新的蛮族部落被纳入阿提拉的帝国,这个部落的兵力就会被派去替匈人作战。因此,通过吞并数量日增的欧洲中部及东部的日耳曼部落,匈人的军事机器日益庞大,飞速膨胀。从短期来看,深陷战乱的西罗马是其受益者。许多史学家认为,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之后,日耳曼人停止涌入罗马帝国(参见本书第五章),是因为那些到公元410年前后还没有越过边境的人已经被纳入匈人帝国。移居罗马帝国的速度跟匈人势力崛起的速度正好成反比。51

然而,从长远来看,罗马从攻击中获得喘息机会只是一个假象。一个接一个的匈人领袖取得类似于萨珊王朝在近东地区取得的成就。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匈人成功统一了罗马在欧洲的大量邻近部落,形成一个近似超级大国的对手。

全力向北进军高卢

公元441年至442年和公元447年,东罗马帝国最先感受到这个非同寻常的战争机器凶猛无比,巴尔干半岛各行省两度遭受重创。公元447年东罗马帝国两度战败,已经没有能力阻挡阿提拉的大军。于是,公元449年,东罗马诉诸暗杀。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发现他们已在无意间卷入其中。阿提拉仍未丧失对君士坦丁堡的掌控。他拒绝解决叛逃者的问题,重申他在多瑙河边境建立封锁线的要求。同时他还追加要求——要求东罗马为他的罗马裔秘书官提供一名贵妇作为妻子(带着体面的嫁妆)。这些要求如果无法满足,都将成为开战的借口。阿提拉持续不断地挑衅表明他仍在积极谋划在巴尔干半岛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

公元450年,外交氛围骤变。东罗马再派使团沿着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前一年的路线北上。这次使团中有东罗马宫中两位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的亚纳多留斯(Anatolius,中央野战军主帅)和执事官诺莫斯(Nomus)。亚纳多留斯对阿提拉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在公元447年匈人获胜后签署临时和约。很难想象一个更高规格的使节组合——同最高规格的使团对话是阿提拉的要求之一。普里斯库斯记录了罗马人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起初阿提拉在谈判时很傲慢。但他被众多的礼物打动,被缓和的言辞软化……”最后:

阿提拉宣称他会依照同样的条款保持和平,同时他将撤离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境地区,并不再就叛逃者问题施压……作为交换,罗马也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的叛逃者。他同时释放维吉拉斯……和大批囚犯,不必支付赎金,以取悦亚纳多留斯和诺莫斯……[向他们]赠送马匹和兽皮作为礼物。52

国与国之间的高层会谈很少能有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满怀欣喜的使节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同行的还有阿提拉那个意欲娶妻的秘书官。

然而,阿提拉与君士坦丁堡达成协议的原因很快便揭晓了。他并非罗马人眼中的普通蛮族,被东罗马谈判者的睿智折服,而是决定在大举进犯西罗马之前先确保东方前线的安定。

如普里斯库斯所说,阿提拉渴求进一步更大规模的征服,部署这场新的袭击,从而实现众神赋予他的使命——正如他获得玛尔斯之剑所宣称的那样——征服全世界。公元449年夏出使匈人领地期间,普里斯库斯亲历阿提拉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对待西罗马帝国的使节。随后,普里斯库斯的话题自然转到阿提拉的为人。他赞同并引用了其中一位使节对此所说的话:

[阿提拉]的好运给他带来权力,又让他如此傲慢。他不考虑任何提议,除非他认为这对自己有益。从没有斯基泰的统治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丰功伟绩。他统治大洋上的群岛[大西洋或西部]。除整个斯基泰人外,他还强迫罗马人进贡……为了进一步扩张帝国,他现在计划进攻波斯人。53

有人曾问阿提拉打算如何从欧洲中部到达波斯,答复是匈人记得,沿着黑海的北部海岸一直走就能到达,不必穿越罗马疆域。这样确实可以到达,但穿越高加索地区将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征途。就我们所知,上一次匈人穿越高加索地区是在公元395年至396年。但他们当时居住在黑海北部,并不像匈牙利大平原这么靠西。从表面上看,野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是源自依稀记得的地理知识。这是纯粹的征服欲望在作祟,渴求吞并已知的世界。

然而,如前文所述,阿提拉选择了向西进军。各种史料记载了他这样做的不同原因。根据宫廷传闻,他领军深入西罗马帝国是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伊乌斯塔·格拉塔·霍诺里娅——一位精力充沛、毅力非凡的女士,以半个西罗马帝国为嫁妆,向他求婚。据说,她送给他一枚嵌有自己肖像的胸针和一封信。这就已经足够诱惑他了。霍诺里娅是强大的加拉·普拉西提阿之女。普拉西提阿本人就钟爱蛮族人。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她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嫁给阿拉里克的姻亲阿萨尔夫,并产下一子。普拉西提阿及其哥特贴身侍卫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之后被埃提乌斯取代。

她的女儿霍诺里娅和自己的生意管理人,一个叫欧根尼乌斯的人私通,并怀上了孩子。欧根尼乌斯被处决,霍里诺娅被许配给一位名叫赫丘留努斯(Herculianus)的沉闷元老,从公众生活中消失。失意和痛苦中的她写信给这位匈人首领,请求营救。我们在此需要仔细思考故事的可信度。即便写信给阿提拉的事情被发现后,她也逃过一死,被移交给她的母亲监管。尽管普里斯库斯的记录有时不全,令人恼火,但相关残篇暗示了更进一步的越轨行为。霍诺里娅的愚蠢行径都被详细地记录在案,应该不会是完全虚构的。54但我不认为她是导致阿提拉最终放弃波斯选择西罗马的原因。只消考虑一下地理因素就明白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决定向西罗马进军后,阿提拉并没有直奔囚禁霍诺里娅的意大利,而是首先袭击高卢。虽然阿提拉对欧洲地理肯定知之甚少,但我们相信他知道在阿尔卑斯山的哪一侧能找到他未来的新娘。霍诺里娅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向西离开匈牙利大平原后,匈人选择北上直奔高卢,而非南下深入意大利。这足以证明霍诺里娅在历史上并不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料显示,营救霍诺里娅只是阿提拉入侵西罗马的诸多理由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449年夏进行谈判之前令他怒火中烧的那个问题。那时他很可能已经表露出对波斯的野心。一位名叫西尔瓦努斯(Silvanus)的罗马银行家被控所持有的一些金器本是属于阿提拉的战利品。西罗马派使节来回应这一指控。虽是小事,但阿提拉威胁说,如果不能令他满意,他就会开战。史料中也有一些不甚明晰却很有说服力的记载表明,阿提拉和盖萨里克此时也有联系。据称这位汪达尔国王贿赂阿提拉,让他把军队转向西罗马。公元450年年底,阿提拉继埃提乌斯之后推举了一位新的利普里安族法兰克人(Ripuarian Franks)的王位候选人。他新近还庇护一位在公元448年被埃提乌斯击败的高卢西北部的叛军首领。这表明,阿提拉在考虑利用他挑起争端,并扫清匈人军队西进的道路。他的军队一开始行动,阿提拉就给不同的人寄出内容相互矛盾的信。其中有些声称他进军的目标不是西罗马帝国,而是高卢西南部的西哥特人,而另一些则敦促这些西哥特人同他一起进攻帝国。55

由此可见,在公元449年和450年,阿提拉在准备下一步行动的同时,编织着多个进攻西罗马帝国的借口。我怀疑他是否认真考虑过要对波斯的作战,但在公元449年,他尚未决定下一个袭击目标是东罗马帝国还是西罗马帝国。他不仅挑起与西罗马的争端,同时还拒绝解决与君士坦丁堡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君士坦丁堡达成的慷慨条约,是他梳理好东部诸多头绪将视线转向西罗马的信号。

公元451年春,阿提拉率军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可能是沿着公元406年莱茵河入侵者的路线向西进发。“据说”这支军队由50万人组成,约达尼斯这样写道。56他的遣词方式说明即便在他看来,这个数字也难以置信。但毫无疑问,部队的规模巨大,或者说阿提拉投入了匈人战争机器的所有资源。高卢大约同时代的诗人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这样写道:

突然,蛮族世界发动猛烈攻击,全力向北进军高卢。好战的鲁基人后面是凶猛的格皮德人,格隆人(Gelonian)也近在咫尺。勃艮第人催促着斯基利人。匈人、贝隆诺提人(Bellonotian)、纽伦恩人(Neurian)、巴斯塔奈人(Bastarnian)、图林根人、布鲁克特里人(Bructeran)和法兰克人都一同向前冲锋。57

西多尼乌斯所写的是格律诗,要求这些名字的长度和重音都合适才能成行。他向我们列出一些古代部落的名称,但这些人与匈人帝国并无关系(格隆人、贝隆诺提人、纽伦恩人、巴斯塔奈人、布鲁克特里人),同阿提拉的真正臣服部落(鲁基人、格皮德人、勃艮第人、斯基利人、图林根人和法兰克人),当然还有匈人,都没有关系。但本质上,西多尼乌斯是正确的。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大量哥特人也在队伍之列。58

现存史料都没有详细记载这场战役,但我们知道事情的大概。阿提拉的大军离开匈牙利大平原,沿多瑙河上游向西北挺进,随后在科布伦茨地区横渡莱茵河,继续西进(地图13)。据一些公认的非可靠史料记载,公元451年4月7日梅斯城(Metz)沦陷。不久后,帝国的旧都特里尔也沦陷了。然后军队直入罗马高卢的中心地区。到6月时,他们已兵临奥尔良城下。这里是效力于罗马的一支人数可观的阿兰部落总部所在地。城市被重重围困。有史料显示阿提拉希望可以诱使驻守城中的阿兰国王桑吉巴努斯(Sangibanus)转投他的阵营。59根据另一段野史记载,与此同时,匈人军队的一支还打到巴黎城下,但被巴黎城的女主保圣人圣热纳维埃芙(Saint Genevieve)的神迹挡了回来。匈人的军队似乎深入罗马的高卢各地,洗劫了途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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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提乌斯仍然是西罗马的最高统帅。我们从莫罗保蒂斯的第二首赞美诗可以看出,他至少从公元443年起,就已经预感到匈人入侵西罗马的可能性。将近十年后,当入侵成为现实,他立刻展开行动。面对这一巨大的威胁,他努力组建一支联合部队,也许还有获胜的机会。公元451年初夏,他指挥意大利和高卢的罗马军队向北进军,挺入高卢,助战的还有许多同盟部落的部队,包括勃艮第人和狄奥多里克王率领的阿基坦西哥特人。6月14日,这支混编军队的逼近迫使阿提拉撤出奥尔良。当月稍后,埃提乌斯的部队在特鲁瓦(Troyes)附近,即特鲁瓦以东约150公里处,追上撤退中的匈人大军。

在一块平原上——不同史料称之为卡塔隆(Catalaunian fields)平原或者莫里亚库斯平原(campus Mauriacus),这一点没有确凿定论——一场宏大的战役打响了:

战场是一片一侧骤然凸起成脊的平原,双方都试图抢占制高点……匈人部队占领右侧,罗马人、西哥特人及其盟友占领左侧……匈人的战线是这样安置的:阿提拉和他最勇猛的追随者在中间……大量臣服于他的不同部落在两翼。

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率先抵达制高点,并挫败阿提拉的每一轮进攻——我们的主要史料是这样描述的,但笔触转为华丽(尽管描述生动):

战斗越来越激烈,混杂,可怖,无情——不似任何一场自古以来曾被记下的战斗……在低岸间流淌的小河……注入了鲜血,变成翻滚着血的激流。那些伤者干渴万分,不得不来到河边,饮用混入污血的水。

狄奥多里克战死,不知是被标枪刺死,还是摔下马后被踩踏而死,关于他死因的记录都含混不清。据主要史料记载,共有16.5万人死于这场战役。但这个数字毫无意义。结束一天的战斗后,阿提拉忧心如焚。被迫退守到用大车围成的防御圈,这是他的军队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他最初的反应是堆起马鞍为自己举行火葬。60但他的副官说服他这场战役只是战术调整,他做出了让步。随后两军对峙,陷入僵局,直到匈人开始缓缓撤离。埃提乌斯没有穷追猛打,而是立即解散联军。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西哥特人迫切希望返回图卢兹理顺国王死去后的继任者问题。阿提拉准许他的军队继续撤退。匈人夹着尾巴回到匈牙利。尽管匈人进军途中所经过的罗马地区损失惨重,但阿提拉对西罗马的第一次袭击被挫败。埃提乌斯再次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帝国。尽管资源有限,他召集的联军还是拯救了高卢。

公元451年年底至452年年初,匈王带着愤怒着手准备下一步暴行。这一次打击的目标转向了意大利。公元452年春天,他的军队突破阿尔卑斯山各山口。他们路线上的第一个绊脚石是阿奎莱亚。他们被城市的严密防守阻断下来——阿提拉甚至考虑过取消整个作战计划。他正要终止这次漫长而无果的围城行动时,看见一只鹳在城内一座瞭望塔上一只接一只地送幼鸟离巢,尽管它们还不能飞。据普里斯库斯记载,看到这一幕,“他命令部队驻留原地,说这只鸟不会离去……除非它预见灾祸即将席卷这里”61。当然,这只鹳是正确的,更别提阿提拉了。匈人熟练攻夺要塞的技能生效了,阿奎莱亚很快便落入他们手中。阿奎莱亚的失陷打通了进入意大利东北部的主要通路。

匈人大军随后沿着罗马古道,向西穿越波河平原。作为西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之一,这片地区农业发达,分布着许多繁荣的城市。现在,同巴尔干半岛的情况一样,这些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匈人手中。他们先后占领帕多瓦(Padua)、曼图亚(Mantua)、文森蒂亚(Vicentia)、维罗纳(Verona)、布雷西亚(Brescia)和贝加莫(Bergamo)(地图13)。现在,阿提拉就在帝国长期以来的首都米兰的大门之外了。围攻耗时很长,但阿提拉再次取得胜利,帝国的又一个中心被洗劫。普里斯库斯史书的残篇中保存了这样一段小插曲:

[阿提拉][在米兰]看到一幅画,画中罗马皇帝高坐在黄金宝座上,而斯基泰人的尸体就躺在他们的脚下。他找来一位画家,命令他画阿提拉高坐在宝座上,而罗马皇帝肩扛麻袋将黄金倒在他的脚下。

但同前一年进军高卢一样,阿提拉攻占意大利的计划并没有全盘达成。教廷史料和好莱坞(Hollywood)编剧尤其喜欢专注于一个事件。米兰失陷后,教皇利奥(Pope Leo)作为议和使团的一员,与行政长官特里吉提乌斯(Trygetius)和前执政官阿维努斯(Avienus)一同会见阿提拉,希望劝阻他不再进攻罗马城。最后,匈人返程,再度回到匈牙利。

一些人认为这次面对面外交对于教皇个人来说是种巨大的胜利。现实要乏味得多。除上帝指引的利奥之外,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阿提拉的意大利之战实际上是一系列攻城战,他缺乏充分的后勤支持。匈人军队人多拥挤,在很多方面都很脆弱。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简明扼要地提到:“掠夺意大利、袭击众多城市的匈人受到神的惩罚,遭受着天赐的灾祸:饥荒和疾病。”米兰陷落之时,大批人染病,食物异常短缺。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有了一个新的统治者——马尔西安皇帝。他的军队连同埃提乌斯可召集的军队都没有闲着:“此外,[匈人]被马尔西安皇帝和埃提乌斯派遣的辅助部队屠戮。同时,在他们的定居地,匈人遭受天降灾祸和马尔西安军队的双重打击,被彻底制伏。”62看来,匈人的部队在意大利遭遇埃提乌斯指挥的东西罗马军队联合抗击的同时,其他东罗马的军队对多瑙河北岸发起一场突袭,直捣阿提拉的腹地。这种联合出击是致命的。和前一年的情况一样,阿提拉除了撤退,别无他法。议和或休战后,他的军队撤回欧洲中部。63

如果公元451年仅仅是个战术调整,那么两年内连续两次重大失败足以严重损害这位伟大征服者的声望。事实上,同阿提拉过去十年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相比,和西罗马的这几次战役要更加难以掌控。匈人帝国并没有对手罗马帝国那样的官僚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可能十分笨拙。据我们所知,当时只有一名罗马的秘书官和一位名叫拉斯提修斯(Rusticius)的会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囚犯。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匈人在大型战役中拟定计划、确保诸如粮草等必需的后勤保障等方面具备与罗马相当的能力。毫无疑问,战争的集结令一发出,每名战士都需要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但随着战事拉长,匈人的军队必定只能就地寻找可以果腹的一切食物。因此,在远征战事中,维持军队战斗力的难度成倍增加。疲劳、食物短缺和疾病爆发的可能性随着距离的拉长同步增长。还有可能的是,部队在陌生的环境里分散开去寻找补给,再要集中作战就比较困难了。公元447年,在巴尔干半岛作战范围最广的一次战役中,阿提拉的军队为了首次大战沿哈伊莫司山北麓向西行进,穿越山脉后向南直奔君士坦丁堡,随后又将西南的克森尼索作为他们的第二目标,全程约500公里。公元451年,他的部队需要从匈牙利行军到奥尔良,战线长约1200公里。然后在公元452年从匈牙利到米兰,大约有500公里,但这次他们采取的是围攻作战,这让他们更容易感染疫病。64许多史学家指出,在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深入西罗马帝国的作战中,阿提拉和他的军队几乎必然要经历巨大挫折。

然而,阿提拉没有吸取教训。公元453年初,在再次发动横跨欧洲的侵袭战前夕,“上帝之鞭”最终去见上帝了。他刚刚新迎娶一任妻子(他总共有多少位妻子我们无从得知)。婚礼当晚,他饮酒过量,血管爆裂而死。第二天一早,在尸体旁发现他的新娘时,她已经吓得发不出声音。葬礼是一场悲痛和赞颂的盛宴。约达尼斯这样描述道:

他的遗体被放置在……丝绸的帐篷中,庄严肃穆……匈人部落里最优秀的骑手骑着马环绕四周……讲述他的事迹[:]“匈人的首领,阿提拉王,蒙杜克(Mundiuch)之子,最勇敢的部落之主,斯基泰和日耳曼的唯一所有者——前所未有的权力——攻城略地,让东西罗马帝国都惊恐万分。他们恳切祈求,纳岁贡以期保住其他。完成这所有丰功伟绩后……他离去了,不是因为敌人的伤害,也不是因为朋友的背叛,而是在他的国家中,平静、快乐、喜悦、毫无痛苦地离去。”

当守灵仪式结束时:

在夜幕的隐蔽之下,他们将遗体葬入土中。他们用黄金、白银和强韧的黑铁包裹他的棺椁……黑铁代表他征服的各民族,黄金和白银代表他从两个罗马帝国获得的荣耀。他们还放入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武器、稀罕昂贵的服饰、光彩夺目的宝石和各式各样的饰物……随后……他们杀死负责埋葬的人。65

匈人和罗马

匈人帝国崛起对罗马帝国的全部影响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如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述,在第一阶段中,罗马帝国的边境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经历两次巨大危机,迫使罗马接受尚未臣服的蛮族在其境内设立飞地。如本书第六章所述,这些飞地的存在反过来又给帝国的政体内部带来极具破坏性的离心力。第二阶段中,阿提拉上任之前,匈人从入侵者转变成欧洲中部的帝国建造者,涌向罗马境内的难民潮也停止了。匈人利用臣服部落,努力控制潜在对手。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能够借助匈人力量,控制那些早前为躲避匈人而移民帝国境内的部落。然而,由于这些部落实际上都未被彻底消灭,第二阶段匈人给罗马帝国所带来的缓和效应并没有超过第一阶段所造成的破坏。

公元5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阿提拉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标志着匈人与罗马的关系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影响自然相当深远。东罗马帝国的巴尔干地区遭到严重破坏,要塞接连沦陷,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的遗迹生动表明,罗马政府也许能够迅速从打击中恢复,但最近四个多世纪才成长起来的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地主阶层则未必。在公元451年的高卢战役中,尤其是在公元452年的意大利突袭中,匈人进军途经之地的不幸之人遭受巨大损失。

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事外,从更广泛的角度审视罗马这个国家,阿提拉的战乱尽管破坏巨大,却没有伤及命脉。东罗马帝国主要依赖于小亚细亚到埃及这条弧形地带上富庶行省的税收,而匈人并没有触及这个地区。尽管后者攻城技术先进,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三重陆墙防御,坚不可摧;而匈人也没有海军力量能横渡分隔巴尔干半岛和亚洲富庶行省的狭窄海峡。西罗马的情况类似。如前文所述,西罗马在阿提拉时代已经财政紧张,但匈人的战争机器受制于后勤补给能力,阿提拉无法征服西罗马。事实上,公元376年到408年间,武装移民的涌入对帝国体系所造成的间接影响要严重得多。此外,对西罗马造成真正威胁的也是阿提拉时代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因为埃提乌斯专注于对付阿提拉,他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应对公元5世纪40年代西罗马面临的其他威胁。与公元451年和452年匈人入侵相比,这些威胁对西罗马帝国造成的损失更大。其中最严重的损失是被迫放弃夺回汪达尔人控制下的北非。

在这种情况下,遗憾的是埃提乌斯无法向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任何援助。公元429年汪达尔人离开时,伊比利亚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罗马秩序,公元5世纪10年代丧失的税收也被部分收回。西班牙各行省富饶发达,虽不及北非富庶,仍然是西罗马国库的重要财源。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脱离罗马的直接掌控。除东北部的塔拉戈南西斯(Tarraconensis)仍受帝国统治外,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瓜分了半岛的其他地区。公元429年之后,仅有苏维汇人还有大量人口没有迁走,盘踞在西北部最落后的加利西亚丘陵地带。埃提乌斯和他的前任一样,乐于将他们留在那里,认为没必要浪费宝贵的兵力将其收复。66相反,他集中精力恢复秩序,确保汪达尔人和阿兰人遗弃的富庶行省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直到盖萨里克攻占迦太基。

公元438年,雷基拉(Rechila)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王位。苏维汇人在新王的带领下,趁埃提乌斯忙于解决北非问题,扩展他们的领土。公元439年,他们踏出加利西亚,夺取相邻行省卢西塔尼亚的主要城市梅里达(Merida)。公元440年,他们捕获埃提乌斯的军事指挥官和半岛代理官员森索留(Censorius)伯爵。公元441年,他们占领塞维利亚,将控制范围拓展到整个贝提卡和迦太基尼西斯。埃提乌斯正忙于在西西里集结部队,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给了当地的自助群体巴高达可乘之机,削弱中央对塔拉戈南西斯部分地区的控制,而这个地区当时仍是帝国掌控之中的行省。和高卢的情况一样,这些起义很可能是地方势力感受到帝国的控制力度下降时,为争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至少在公元449年,由巴西利乌斯(Basilius)在提拉索[Tyriasso,提拉索那(Tirasona)]领导的起义似乎倾向于让苏维汇人接管,或许是因为这是确保和平的最佳途径,就像高卢的地主们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拥护西哥特王阿萨尔夫一样。

于是,在公元439年到441年间,西班牙的事态日益恶化,税收来源几近枯竭。即便与汪达尔人议和后,埃提乌斯也无能为力。大规模干预是不可能的。指挥官们接二连三被派往西班牙:公元442年是阿斯图里乌斯(Asturius),公元443年是莫罗保蒂斯本人,公元446年是维图斯(Vitus)。阿斯图里乌斯和莫罗保蒂斯专注于镇压巴高达,也许是为了保住塔拉戈南西斯。维图斯短暂任职期间则更具野心,他照搬公元5世纪10年代的策略,率领一支罗马-西哥特联军,攻入迦太基尼西斯和贝提卡。我们的主要信息源,主教兼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指责这支军队的“劫掠行径”,但他的态度可能受到远征结果的影响。维图斯的部队和苏维汇人交战时被击败。事实上,埃提乌斯给维图斯拼凑出的部队,借用伊达提乌的话来说就是“不算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支军队有力说明收回西班牙地区的税收对埃提乌斯的重要性。然而,他显然无法调动西罗马野战军的余部来讨伐苏维汇人,因为他必须储备力量以抵御阿提拉对帝国的侵袭。这次失利巩固了苏维汇人在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帝国再度失去西班牙的大部分税收。67

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也在垂死挣扎。尽管霍诺留皇帝在公元410年的书信中“敦促[不列颠人]做好自我防卫”(参见本书第五章),帝国并没有要求直接统辖不列颠,但不列颠行省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罗马的生活方式,不列颠的罗马人和欧洲大陆的罗马人之间非正式接触也十分密切。公元429年和5世纪40年代初,欧塞尔的格曼努斯主教(Bishop Germanus of Auxerre)前往岛上,帮助当地的基督徒抵制伯拉纠(Pelagian)异端的影响。68但异端并不是这最后一代不列颠罗马人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从爱尔兰(苏格兰人)和苏格兰(皮克特人)来的侵袭者困扰着这一地区的西部和北部边境,还有横渡北海而来的撒克逊人也利用罗马不列颠的孤立情况,肆意掠夺岛上的财富。至少自公元3世纪以来,后者就一直困扰着不列颠。他们的入侵促使不列颠在东部和南部沿岸建立大量的防御工事。其中一些防御工事今天仍然矗立在原地,例如波切斯特(Portchester)和卡利恩(Caerleon)。是谁在动荡的罗马不列颠行使着权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列颠的城市仍持续运作大约一代人时间,至少仍带来一定程度的税收。69

公元6世纪不列颠的僧侣吉尔达斯(Gildas)在他名为《不列颠毁灭记》(On the Ruin of Britain)的书中写到,权力最终落入一个不知名的暴君手中,比德(Bede)称呼他为沃蒂根(Vortigern)。他和“议会”(可能是来自剩下的市议会成员)决定,启用撒克逊雇佣军来应对罗马不列颠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和频繁侵袭等诸多问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吉尔达斯只讲述了一个梗概,他主要在写那个时代的道德故事,但目前来说,这段史料十分可信:70

[撒克逊人]……要求获取给养,谎称自己作为士兵已经准备好替他们卓越的雇主承受巨大危险。获得给养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堵上了狗嘴”。后来,他们又抱怨每月的津贴不足……并赌咒若无法得到更慷慨的报酬,他们将撕毁协议,劫掠全岛。他们毫不迟疑,将威胁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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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主要城镇向敌人反复猛击的攻城槌低下了头。所有居民——教会领袖、牧师等——也低下了头,剑光和火焰遍布四周……广场的中央,高墙和塔楼的基石被掀翻,神圣的祭坛,布满结了紫色血痂的尸体残肢,看上去好像是在可怕的压榨机里搅拌过。

吉尔达斯没有记录暴乱的日期——实际上他没有明确的记录任何一个日期。但在两本成书于高卢的编年史中收录了有关海峡两岸继续往来的记录。这种往来关系在《圣格曼努斯生平记》(Life of St. Germanus)中也有体现。该记录指出,在公元440年前后,罗马不列颠的事态变得十分艰难。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不列颠的罗马人正式写信给埃提乌斯,发出最后请愿,希望重回帝国的羽翼之下。这封信的日期仍有争议,但吉尔达斯提到埃提乌斯“三度出任执政官”。埃提乌斯第三次成为执政官是在公元446年。所以如果吉尔达斯的描述是准确的,这封请愿信抵达时,埃提乌斯正在急切地巡视多瑙河地区,寻找正在酝酿中的匈人骚乱的先兆。然而,即便吉尔达斯是错的,事情大体上也仍然成立。埃提乌斯面对各地太多的威胁,无暇回应罗马不列颠最后绝望的呼唤。71

景况暗淡。截至公元452年,西罗马帝国已经丧失大部分的疆域(地图14):不列颠全境、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割让给西哥特人的高卢西南部,以及割让给勃艮第人的高卢东南部。此外,余下的很多地方在过去的十来年中也经历了严重的战事,来自这些地区的税收肯定也会大幅缩减。72资金缩水已经成为普遍问题。在这个资金缩水的过程中,匈人最初驱使大量武装流民跨越边界间接带来的恶劣影响,远大于阿提拉直接造成的破坏。

[1] 也有史料称是挂在维吉拉斯脖子上。——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