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匈人帝国的灭亡

阿提拉帝国的灭亡本身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故事。直到公元350年前后,匈人在欧洲历史上还闻所未闻。在公元350年至410年间,大多数罗马人遭遇到的也只是一些突袭劫掠的匈人而已。十年之后,大量匈人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但他们仍主要是罗马帝国的盟友,不时提供军事援助。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达首次进犯罗马。此时,这个盟友才显露出自己的新面目。在40年时间里,匈人部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部落一跃成为欧洲的超级强国。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这都令人瞩目。但阿提拉帝国瓦解的速度则更是惊人。到公元469年,阿提拉暴毙仅16年后,匈人的残余人员已经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他们的灭亡将给西罗马带来深远影响。

消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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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匈人在欧洲中部统治的瓦解过程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尽管我们的老朋友普里斯库斯记录了一些相关细节,但由于匈人帝国的衰亡很少涉及外交事务,这些记录被收入君士坦丁七世《出使篇》的寥寥无几(参见本书第七章)。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依靠古典时期后期存留下来的一部历史作品——约达尼斯的《哥特史》。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接触过这部作品。在这部作品的通用版中约有10页内容(其中一半是注释)讲述了阿提拉帝国的衰亡。这是相关内容仅存的连贯记载。1

约达尼斯是公元550年前后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哥特后裔。因此,他的写作时间距离我们探讨的事件大约一个世纪。虽然他在著书时已是僧侣身份,但他之前曾担任过多瑙河防线罗马指挥官的秘书官,因此也不是没有什么相关经验。他在《哥特史》的序言中说明他所叙述的哥特历史大体上摘自一位名为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的意大利罗马人的失传作品。卡西奥多罗斯是公元6世纪20年代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的幕僚。约达尼斯称他在撰写《哥特史》时,接触卡西奥多罗斯史料的时间有限,仅三天。因此,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虽不能一字不落地记住原文,但我想我还是能保留它的大体意思和事迹。”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约达尼斯实际上有更多机会接触他的史料范本。也有人认为他和卡西奥多罗斯毫无瓜葛,只是想借卡西奥多罗斯之名达到一定目的。然而,这些人并没有想出可信的理由来解释约达尼斯撒谎的原因。这些假设也就难以成立了。2我相信,约达尼斯在声称自己的叙述是严格取材于卡西奥多罗斯的史料时,他基本上是在说实话。《哥特史》的内容和我们对卡西奥多罗斯史料的其他了解出入不大。3

但即便约达尼斯的序言没有掩盖什么弥天大谎,这也并不意味着《哥特史》具有可信性。卡西奥多罗斯撰写哥特历史的对象是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的宫廷。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通过《哥特史》流传下来的有关匈人帝国衰亡的叙述。最重要的是,叙事完全以哥特人为中心——这一点也可以想见。在这几页纸中唯一详细讲述的内容就是哥特人如何脱离匈人的霸权统治。而且甚至连匈人也只是偶尔被提到而已。确切而言,卡西奥多罗斯需要按照特定哥特国王的意愿来讲述哥特人历史。因此,他的著作有两处歪曲了历史。

其一,卡西奥多罗斯称公元376年,除一部分哥特人逃离匈人的袭击,迁入罗马帝国境内外,其他哥特人很快都落入匈人手中。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除公元376年向瓦伦斯皇帝请求庇护的格鲁森尼人和瑟文吉之外,还有七支哥特部落(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哥特部落了):

1.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阿提拉时代受匈人控制,但随后由狄奥多里克统治。
2.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公元405年至406年入侵意大利,最终并入阿拉里克的西哥特部落(参见本书第五章)。
3.潘诺尼亚的哥特人——公元5世纪20年代,因罗马的军事行动脱离匈人霸权统治,被罗马重新安置在色雷斯,很可能是下文提到的第六支哥特部落的先祖。
4.比格里斯率领的哥特人——公元466年至471年间曾入侵东罗马帝国,但战败。
5.阿提拉之子丹克兹克(Dengizich)率领的哥特人——公元5世纪60年代后期入侵东罗马。
6.色雷斯的大批哥特人——公元470年前后就已经作为罗马的盟友定居在色雷斯。
7.黑海附近飞地上的两支哥特小部落——西米里博斯普鲁斯王国(Cimmerian Bosporus)的特塔拉克西泰人(Tetraxitae)和克里米亚西南部多里(Dory)的哥特人。4

《哥特史》关注的只是第一支哥特部落,因此,大大简化了哥特历史。

其二——这一点与第一点紧密相关,《哥特史》夸大了阿马尔王朝的历史意义。卡西奥多罗斯的君主狄奥多里克就是阿马尔王朝的后裔。《哥特史》将哥特人一分为二,一部分在公元376年被匈人征服,另一部分则逃亡罗马,并声称阿马尔家族一直统治着在瓦伦斯执政时期没有迁入罗马境内的所有哥特人。如前文所述,阿马尔家族后来建立东哥特部落,但这也是在约公元460年至490年间才发生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马尔王朝在获得新的权力基础之前就已经脱颖而出。刚夺权的统治者往往会假装自己有高贵血统。狄奥多里克就是一个典型。卡西奥多罗斯在书信中始终称狄奥多里克家族为“紫色王朝”。这一观点渗透了卡西奥多罗斯的作品,因而在《哥特史》中也有所体现。此外,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哥特人只有这七支部落。还有很多哥特人的“王室”家族。5事实上,匈人帝国的衰亡比约达尼斯叙述的要复杂得多。

据《哥特史》记载,匈人帝国的衰亡起因于阿提拉暴毙后他的几个儿子对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不同史料中至少提到他的三个儿子才能出众,是匈人中的重要首领——丹克兹克、埃拉克(Ellac)和赫尔纳克(Hernac)。但阿提拉总共有多少个儿子,以及是所有儿子还是只有几个儿子在争夺他的王位,我们就不得而知。争夺很快演变成内战。结果,一支臣服的日耳曼部落——格皮德人——在首领阿尔德里克(Arderic)的率领下脱离匈人统治。这也许意味着格皮德人不再缴纳岁贡,或是在需要时提供军事援助。据《哥特史》记载,匈人也没有坐等这次叛乱结束,双方在潘诺尼亚一条名为内达奥河(Nedao)的河畔展开战斗(这条河的确切位置有待考证):

阿提拉治下的各部落之间展开激烈战斗。不同部落的王国分崩离析,一个部落四分五裂,不再听命于同一首领。他们群龙无首,相互厮杀……于是,那些最勇猛的部落都四分五裂了……只见哥特人挥舞长矛,格皮德人持剑肆意砍杀,鲁基人折断刺入身体的标枪,苏维汇人落马再战,匈人接连发箭,阿兰人重装上阵,赫鲁勒人则一身轻装。最后,经过激烈的交锋,格皮德人出人意料地获得胜利。6

这幅画面确实扣人心弦,但并不深入翔实,尽管故事的梗概貌似可信。显然,公元5世纪权力更加集中后,匈人王族内部的争权夺利已经司空见惯。例如,如本书第七章所述,公元5世纪40年代,在王位争斗的前几个回合中败下阵来的王室成员最后都逃到罗马帝国避难。有些被遣返后立刻被处死。如果有可能,约达尼斯也不大会对格皮德人大书特书,尤其是到公元6世纪,哥特人和格皮德人之间也并无好感可言。7

但是,我们不清楚这场战斗中各部落的立场,也不知道这只是一场大战,还是包括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交锋。约达尼斯对这场恶战结果的叙述也含混不清。他只是简单地做了以下综述:“通过叛乱,[阿尔德里克]不仅解放了自己的部落,还解放了其他同样受压迫的部落。”但这些部落具体是怎样被解放的还有待商榷。据约达尼斯记载,阿提拉的儿子埃拉克战死沙场后,他的其他几个儿子都纷纷弃家而逃,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前往喀尔巴阡山以东和黑海以北一带。匈人的各臣服部落,不论立场如何,都获得自由。8就我们所知,到公元460年前后,多瑙河中游平原一带主要势力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地图15):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占据多瑙河以南、原罗马行省潘诺尼亚境内的弧形地区,从巴拉顿湖(Lake Balaton)一直延伸到塞尔曼;格皮德人控制多瑙河东北段一带,包括公元3世纪放弃的罗马行省达契亚的大部分地区;两者之间的多瑙河曲弯北部地区分布了苏维汇人、斯基利人、赫鲁勒人、鲁基人,以及萨尔马提亚人或阿兰人。从约达尼斯的记载来看,格皮德人的叛乱使得这些部落都迅速摆脱匈人臣服部落的身份,成为独立王国。然而,其他史料存留下来的不完整记录中有足够证据证明,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约达尼斯的叙述中也有个别细节印证了这一点。

公元453年至454年,匈人突然从喀尔巴阡山一带销声匿迹的看法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如约达尼斯本人所述,公元5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初,匈人曾先后两次干预喀尔巴阡山以西地区,对抗潘诺尼亚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9公元5世纪60年代后半期,阿提拉的其他几个儿子仍有实力横渡多瑙河,向罗马帝国境内发动进攻。如果匈人如约达尼斯所说,在内达奥河战役之后确实迁离多瑙河中游地区,他们也并没有走远。而且,即便内达奥河战役使得格皮德人重获自由,肯定也还有一些部落没有摆脱匈人统治。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公元467年至468年,匈人在阿提拉之子丹克兹克的率领下最后一次进犯东罗马帝国时,仍有大批哥特人追随其后。10约达尼斯也提到丹克兹克集结乌尔特兹恩朱勒斯(Ultzinzures)、昂吉斯基利(Angisciri)、比图古勒斯(Bittugures)以及巴尔多勒斯(Bardores)这几个部落的人马,向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再次发动进攻。11这并不意味着内达奥河战役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说明喀尔巴阡山一带匈人对其他部落的统治并没有瞬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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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和其他匈人臣服部落的解放之路也不完全像约达尼斯影射的那样。这些部落并没有突然同时脱离匈人统治。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暴毙之时,至少有三支彼此独立的哥特部落仍处于匈人统治之下。此前还有一支哥特部落(参见本章开篇提到的部落3或6)也是如此,不过这支部落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因东罗马的军事行动脱离匈人的霸权统治,被重新安置在色雷斯。到公元5世纪50年代中后期,部落1已经脱离匈人霸权。部落4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脱离的。而部落5则一直处于匈人统治之下,在公元467年至468年还参与匈人对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侵袭。虽然我们没有其他匈人臣服部落的类似记载,但这些部落——苏维汇人、鲁基人、赫鲁勒人、格皮德人以及阿兰人等——内部可能同样也有一些独立的政治团体在公元453年至468年间逐步脱离匈人统治。

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阿提拉暴毙之时,在匈人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些独立政治单位早已有各自正常行使统治权的首领。据《哥特史》记载,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情况如此。《哥特史》称狄奥多里克的叔叔、阿马尔家族的法拉米尔(Valamer),曾是阿提拉的得力助手,深受其信任。《哥特史》还称阿马尔家族在部落1的地位显赫,无可匹敌。这两点都值得怀疑。约达尼斯自己在书中就提到在法拉米尔出现前、匈人霸权统治下的40年间,这个所谓的无可置辩的王朝实际上根本没有统治过任何哥特部落。他还讲述了一位名为巴兰比尔(Balamber)的匈人君主击败几位哥特首领——例如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和乌尼蒙德(Hunimund)——的一些趣事。这些故事的时间混乱,前后矛盾。但如果我们意识到巴兰比尔的这些功绩可能是法拉米尔最初为巩固自己对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的统治所做努力的传讹,时间上的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其他史料都没有提及巴兰比尔,而且法拉米尔在希腊语中是写作“巴兰尔”(Balamer)。这些故事讲述了法拉米尔击败两位哥特首领维尼塔里乌斯和乌尼蒙德,以及后者的儿子坨里斯蒙德(Thorismund)。坨里斯蒙德的兄弟格西蒙德(Gesimund)放弃抵抗,接受法拉米尔的称霸。而坨里斯蒙德的儿子贝里蒙德(Beremund)则向西逃亡到罗马帝国。

因此,在阿提拉暴毙之际,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无与伦比、德高望重的阿马尔王朝,而是几个领兵角逐的哥特小军阀。法拉米尔可能是将他们统一起来的第一人。他采用的手段不一,有些是直接军事行动(例如杀死乌尼蒙德),有些是和解(例如格西蒙德投诚),还有些则是双管齐下——法拉米尔先是杀死维尼塔里乌斯,然后再迎娶他的孙女。12我猜想,所有这些政治变革都发生在阿提拉暴毙之后。其结果是形成一支更加强大的哥特力量,能更有效地抵御匈人统治。很难想象,如果是在自己统治的鼎盛时期,阿提拉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13

因此,显而易见,不是所有的匈人臣服部落都已经确立自己的首领,只等这位伟人一死就奋起脱离匈人统治。格皮德人可能确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既定首领,这也许能说明他们为什么能很快获得独立。但阿提拉死后争取自治的其他部落都只是新近才刚形成的——可以说是围绕新首领草率集结的人马。例如,斯基利王国的兴起就不那么简单。公元5世纪60年代,斯基利人受埃德科统治。此人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是阿提拉的亲信,东罗马曾试图收买他,刺杀当时的匈人首领。埃德科深得两个儿子——奥多瓦卡(Odovacar)和奥诺尔夫(Onoulph)——的支持。随着匈人帝国的瓦解,埃德科显然成功地重塑自我,从匈王心腹摇身一变,成为斯基利人的国王。值得一提的是,他可能都不是斯基利人出身。他两个儿子的母亲据说是斯基利人,但他本人是匈人,或是图林根人。后者更具体一些,也许更有可能是真的。那么,使埃德科有资格成为斯基利人首领的并不是他的出身,而可能是与斯基利权贵之女的联姻,再加上他在阿提拉宫廷的显赫地位。其他部落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怀疑,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这种政治重组现象在继匈人帝国而起的王国出现之前十分普遍。14

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匈人帝国的衰亡和约达尼斯的叙述大相径庭。如果至少有一些臣服部落在获得独立之前就已经发生重大政治重组,那就意味着匈人帝国是随着匈人逐渐失去对这些部落的控制而慢慢走向消亡。

因此,这些新独立部落的兴起开启了匈人帝国消亡的最后阶段。匈人将大部分部落都聚集到匈牙利大平原。这种武装部落的集中前所未有,在匈牙利大平原形成一个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15在罗马时期,这一地区仅生活着萨尔马提亚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罗马格外小心,不断采取措施,谨防边境地区聚集太多的武装部落,以免滋生战事。而匈人统治的瓦解所造成的局面恰巧就是早前罗马苦心经营所要避免的——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集中大量凶猛好斗的武装部落。因此,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必然演变成地区争霸的战斗,新兴王国彼此较量,角逐多瑙河一带的统治权。

我们同样只有在《哥特史》中才能找到脉络清晰的叙述。当然,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被刻画成角逐的大赢家。16约达尼斯称这些哥特人很快就和苏维汇人展开激战,并大获全胜。于是,苏维汇人又煽动这一带的其他势力,尤其是斯基利人,对抗哥特人。在与斯基利人的初次交锋中,法拉米尔被杀。但哥特人猛烈反击,斯基利部落作为一支独立势力被摧毁。结果苏维汇人、斯基利人余部、鲁基人、格皮德人、萨尔马提亚人等大多数部落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哥特人。这就导致潘诺尼亚的第二场大战,战场位于博利亚河(Bolia)河畔。这条河的确切位置也同样有待考证。约达尼斯做了以下叙述:

哥特人更加骁勇善战,平原上积满敌人的鲜血,仿佛一片猩红的海洋。武器和尸首堆积如山,横陈10余英里(约16公里)。哥特人见状,大喜。其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因为他们痛斩敌人,替首领法拉米尔报了杀身之仇。17

其他史料中可以找到足够信息来证实约达尼斯的说法。据普里斯库斯的残存史料记载,在最后决战前,斯基利人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都派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试图争取东罗马的支持。18斯基利人的灭亡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但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是否屡战屡胜,以及获得多大规模的胜利,我们都无从得知。

随着一些角逐部落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和动荡局势开始稍稍缓解。公元5世纪60年代末,斯基利王国丧失独立。公元473年,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撤离多瑙河一带,打算去东罗马帝国碰碰运气。但这些都没能及时挽救阿提拉的几个儿子。随着公元5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事态的发展,他们的地位被彻底动摇。每当一个部落获得独立,就意味着停止缴纳岁贡的臣服部落又增加一个。这已经糟糕透了。但新王国随后都开始先发制人,以彼此和匈人为代价,寻求权势的最大化。据约达尼斯记载,阿提拉的几个儿子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展开两次交锋。这两次交锋有力地体现了匈人从胜利者到战败者的转变。在第一个回合中,匈人袭击作为“逃亡奴隶”的哥特人,旨在重申匈人的霸权统治,并迫使哥特人继续纳贡。在第二个回合中,匈人试图阻止潘诺尼亚的一些小部落落入哥特人手中。19我们所知的其他主要部落基本上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匈人的权力基础被一步步侵蚀。

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阿提拉剩下的两个儿子丹克兹克和赫尔纳克都已经山穷水尽。臣服部落脱离统治,再加上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等部落日渐强大,使得他们在多瑙河北部的地位不堪一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和罗马帝国达成和解。但是,丹克兹克没能同罗马达成和解——可能是他要求过多。公元469年,他败在罗马指挥官阿纳伽斯特斯(Anagastes)手下,并在君士坦丁堡悬头示众。赫尔纳克及其追随者可能没有这么贪婪,最终被重新安置在多瑙河河畔多布罗加(现在的罗马尼亚)北部。还有一些匈人残部在厄斯克尔、乌塔斯和阿尔姆斯(Almus)这些要塞及附近地区安顿下来。多瑙河北部独立的匈人强权已经终结。阿提拉王国的消亡迅速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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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哥特史》有众多的局限性,它的叙述仍使我们能够重构匈人帝国衰亡的一些关键环节。长久以来,人们为这一离奇现象做出各种解释。早期的史学家往往认为这说明阿提拉能力超凡——只有他掌舵,匈人帝国才能存在。相比之下,爱德华·汤普森则把匈人的消亡归结为他们从罗马帝国攫取的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分化。20这两种理论各有千秋。如前文所述,匈王阿提拉精明圆滑,卓尔不凡,而且从罗马获得的黄金肯定没有完全平分给每个部落成员。但对匈人帝国的全面了解还取决于匈人与臣服部落之间的关系。这些臣服部落基本上都是日耳曼部落。如前文所述,公元5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匈人权力骤然爆发的原因是它能够吸纳大量武装部落。同样,阿提拉暴毙后,其继任者日渐丧失对这些部落的控制,招致他们自身的衰败。

问题的关键在于,总体而言,这些部落不是自愿被纳入匈人帝国的。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非匈人部落都是通过征服和恐吓这两种手段才被纳入帝国统治。在阿提拉时代,可萨人是最后一个被纳入帝国势力范围的。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已经了解到故事的前半部分,东罗马的使节没有把最好的礼物送给地位较高的首领。普里斯库斯记载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可萨首领]……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阿提拉迅速派去大队人马,消灭一些首领,并制伏其余首领。然后,他召唤库里达契一同分享战利品。但库里达契怀疑其中有诈,声称一个凡人很难接近神……这样,库里达契保住了性命,也保全了自己的王国。而可萨人的其他部落都被迫接受阿提拉的统治。21

随后,阿提拉派长子去统治这些臣服部落。这段文字显示,阿提拉能够在必要时迅速采取政治行动,但匈人帝国扩张的基本手段是军事征服。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最初肯定就是为了逃避匈人的统治才来到多瑙河河畔。勃艮第人最终迁往罗马帝国也是因为在公元5世纪30年代曾遭受匈人的残暴虐待。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即如前文所述,脱离阿提拉帝国的途径就是战争,而且别无他法。22

我们关于匈人征服者和各种臣服民之间关系的信息并不全面。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普里斯库斯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通常被认为是可以说明匈人帝国中种族阶层的流动性。普里斯库斯在阿提拉营帐附近逗留时,遇见一个穿着讲究的匈人用希腊语向他问好。一问才得知这个“匈人”原来曾是个战俘,公元441年费米拉孔失陷时被俘的罗马商人。随后,他被分配给奥尼吉修斯,并参与之后对罗马和可萨人的战役。他表现出色,赢得大量战利品,并把这些战利品都上交给奥尼吉修斯,因此重获自由。他后来娶了一个匈人为妻,现在已深得从前主人的信任,陪同其左右,还经常和他一起同餐共饮。这样,一个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奴隶就可以获得自由,被地位相当显赫的匈人所接受。另一个援引较少的故事则揭示了匈人统治下主仆关系的另一面。还是在阿提拉宫廷逗留期间,普里斯库斯目睹了两个奴隶因作战时趁乱谋杀主人而被绞死。事实上,匈人的大多数臣服民都遭受各种方式的剥削,并受到严格管制。23

普里斯库斯残存的史料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事情发生在公元467年至468年丹克兹克与东罗马帝国交锋的最后一个回合期间。罗马人将哥特人从哥特-匈人联军中挑出,提醒他们匈人整体上到底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这些人不事农桑,却像豺狼一般攫取哥特人的粮食。结果后者沦落为奴,忍受饥饿的煎熬。”24当然,攫取臣服部落的粮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这些臣服部落还被派去替匈人作战。很少有平民俘虏会擅长作战,因此匈人战役很可能都伤亡惨烈。普里斯库斯记载的那个转投匈人的商人确实发达了,但显然,这种情况屈指可数。

因此,很显然,匈人帝国必定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实体,因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间的矛盾四分五裂。即便在匈人出现前,其臣服部落间的相互争斗由来已久,彼此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不稳定性往往很少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因为我们的史料大部分来自普里斯库斯——一个罗马人,而且这些史料都是有关阿提拉鼎盛时期的。然而,广撒网的话,我们很快就获得更多佐证。匈人帝国的最大长处在于能够迅速利用臣服部落,增强自己的实力。但这也是它最大的弊端。例如,罗马一有机会就会利用匈人臣服部落参战实属被逼无奈这一事实。公元5世纪20年代,东罗马对付在潘诺尼亚逐渐崛起的匈人强权的办法就是促使大批哥特人脱离其统治,随后又将这些哥特人安置在色雷斯。25据普里斯库斯的残存史料记载:26“卢阿统治匈人期间,生活在多瑙河附近的阿米尔朱利人(Amilzuri)、埃提马利人(Itimari)、图恩苏勒斯人(Tounsoures)和布瓦斯基人(Boisci)都纷纷倒戈,和罗马人并肩作战。”这些都发生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卢阿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表明即便是成功也不足以确保臣服部落风平浪静。政权交替的初始阶段,局势尤为紧张。公元440年,卢阿的继承者阿提拉和布勒达上台。两人首次战役的对手并不是罗马:“[在他们的统治初期,]同罗马达成和解后,阿提拉和布勒达领军横穿斯基泰,制伏当地各部落,并向索罗基斯人(Sorogsi)开战。”一旦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后就需要重申对臣服部落的统治权。这一点可能是匈人帝国每一位新即位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因此,阿提拉死后所产生的这些冲突并非异常,而是匈人及臣服部落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只要有可能,匈人首领就会尽力确保罗马不会在这方面给他们惹麻烦。在同罗马缔结的首个和约中,后者希望多瑙河一带能够太平无事,以便集中兵力收复北非。阿提拉和布勒达得以确保“匈人准备和蛮族部落开战时,罗马不得同后者结盟”。罗马帝国耗费几个世纪消除征服所带来的矛盾,将臣服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地主阶层——变成完完全全的罗马人。与之不同的是,匈人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来直接统治臣服民。27他们并没有对臣服部落进行社会政治结构的改革,也没有强制实行自己的社会政治结构,而是依赖原有的部落首领继续管理臣服部落的日常事务。结果,匈人只能行使适度的统治权和干预权,甚至连这些也是因部落而异。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暴毙之际,格皮德人已有自己的至高首领,因此很快就能获得独立。像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这样的部落,则需要先产生一位自己的首领,才能挑战匈人霸权。有些部落始终没能产生自己的首领,例如公元5世纪60年代入侵东罗马时受制于丹克兹克的哥特人。但即便是这些哥特人,尽管在公元468年仍处于丹克兹克统治之下,也已经有各自分支的小首领。

要是我们的史料更丰富且更深入翔实的话,我想我们会看到公元453年后,匈人帝国分崩离析,各臣服部落像剥洋葱一样逐个获得独立,其先后顺序与之前匈人控制的强度成反比。其中有两个主要变量:一个是臣服部落政治结构受影响的程度;另一个是这些臣服部落距离匈人帝国腹地——阿提拉营地——的远近。我更倾向于认为后者是一个关键因素,但缺乏证据。有些部落紧邻匈人领土,受到严密控制,任何形成统一首领的苗头都被遏制。距离稍远的部落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政治结构,更难控制。在阿提拉时代,法兰克人和可萨人从地理上来讲处于其统治的边缘,受影响最小。距离更近的图林根人、哥特人、格皮德人、苏维汇人、斯基利人、赫鲁勒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等部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更多的控制。28

对阿提拉帝国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其臣服民和统治者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是日耳曼人或看似日耳曼人的墓葬。已发掘随葬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墓葬随葬品稀少和少量墓葬随葬品丰富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少数墓葬的随葬品并非一般,而是出奇地丰富,包括各种黄金制品和其他饰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黄金和石榴石镶嵌的珠宝,这些宝石镶嵌在黄金托架上,产生一种类似镶嵌画的效果。这类制品后来成为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各地精英的标志。例如,在英格兰东部发掘出公元7世纪初的萨顿胡(Sutton Hoo)船葬,船中镶嵌珠宝的款式让研究者首先想到的是匈人统治下的欧洲精英。29在阿帕希达[Apahida,现在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发掘的墓葬中有60多件黄金制品,包括安装在墓主马鞍上的一只实心黄金雄鹰。这个墓主的其他马具都同样是用黄金制成,他本人也从头到脚都装饰了各种黄金珠宝。有些墓葬也有同样丰富的随葬品,还有一些墓葬黄金制品数量略少。30

在欧洲中部和东部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区发现这么多黄金制品意义深远。如果说到公元纪年开始以前,日耳曼世界的社会分化在墓葬中有所体现的话,也只是表现在一些墓葬的手工陶器数量超过平均水平,或是装饰用的青铜和黑铁制成的搭扣稍多一些。到公元3世纪和4世纪,一些家族在死者的墓葬中放置银质搭扣和大量珠子,可能还有一些陶轮制品。但此时,黄金还没有被用来区分精英墓葬——它们顶多会用到一点银制品。31匈人帝国改变了这一切,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多瑙河风格”的墓葬黄金随葬品丰富,标志着这一带黄金随葬品的数量骤增。这些黄金的来源毋庸置疑。我们眼前这些公元5世纪匈牙利的随葬器物就是普里斯库斯和其他史料提到的罗马帝国向北输送财富的物证。如上一章所述,匈人想从帝国获得黄金和其他能拿得动的财富——其形式是为雇佣兵支付的报酬、战利品,尤其是岁贡。很明显,大量的黄金被打造成墓葬中的这些珠宝和嵌花。许多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都属于日耳曼人。这一事实表明,匈人没有将黄金全部据为己有,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日耳曼臣服部落的首领。因此,这些首领也变得十分富有。

这一策略背后的考量是,如果日耳曼部落的首领在匈人帝国的成功中能够获利,那么意见分歧将会最小化,事情进展也会相对顺利。赠给臣服部落首领的黄金将会促进帝国政治,预防叛乱。由于有许多墓葬中都有黄金随葬品,这些部落首领肯定是将一部分黄金又分配给自己的心腹。32因此,黄金反映了阿提拉宫廷的政治。(把普里斯库斯遇到的那位贵族想象成阿帕希达墓葬的主人也未尝不可。)同样重要的是,黄金的分配在应对地方性内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对这些黄金来源的认识,共同突显了维系匈人帝国的掠夺性战争的重要性。

首先,累累战绩为时任首领树立了绝对强权的形象,见证了阿提拉获得玛尔斯之剑时的宣言。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军事胜利对于他之前的几任首领也同样重要。伴随强权的名声而来的是震慑臣服部落的能力。当然,为控制臣服部落的首领提供黄金和其他战利品的也正是军事胜利,尽管阿提拉死后,各臣服部落竞相脱离帝国统治,其速度之快说明支付的钱财不能补偿他们所受的剥削。如前文所述,罗马帝国试图将边境地区的人口控制在低水平状态,以便将潜在麻烦最小化。与之相反,匈人帝国却大量吸纳臣服部落。33如此庞大的人口集中一地,造就一个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这个战争机器无法闲置,因为它包含太多的内部矛盾,容不得它闲置下来。匈人臣服部落的人数多于地道的匈人人数,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几倍。让臣服部落终日忙碌十分重要,否则不安分分子将寻求发泄精力的渠道,摇摇欲坠的帝国可能就会开始坍塌。

 

我们已经对匈王阿提拉有了迥然不同的认识。和通常情况一样,使他如此强大的因素同时也是他最大的负累。公元5世纪40年代轻易打败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匈人军队本身也极不稳定。从短期来看,匈人军队取得的胜利巩固了阿提拉的统治。但这支军队因内部矛盾四分五裂。要维系阿提拉的统治,匈人军队还有必要取得更多胜利。如果他的威望开始下降,其臣服民将会投入罗马人的怀抱。阿提拉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蛮族征服者,但他是在骑虎,而且是一头无比凶残的猛虎。如果没有抓牢,他就会被咬死。

在我看来,这反过来也解释了他在公元5世纪40年代末原本蹊跷的举动——将目光转向西罗马。公元441年至447年间,阿提拉的军队洗劫巴尔干半岛,仅有一部分小的地区因两大障碍——位置孤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陆地防御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而幸免于难。东罗马帝国已是深陷困境,它每年需要缴纳的岁贡增长了十倍,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匈人已经从君士坦丁堡榨取了所有他们有可能获得的财物。至少,继续对其发动战争必定会触及回报递减的法则。但阿提拉盘踞在匈牙利大平原上,身边庞大的战争机器无法闲置。巴尔干半岛已经没有什么可供侵袭的了,必须找到一个新目标。换言之,阿提拉转向西罗马是因为他已经穷尽东罗马可供侵袭的所有像样的地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对匈人帝国的又一评价。匈人帝国在政治上有赖于军事胜利和源源不断的黄金,注定要不断征战,直至战败,然后导致内部危机。公元451年和452年在高卢和意大利的失利肯定至少已经使阿提拉不可战胜的光环开始变得暗淡,也肯定减少了黄金的流入。一些远离匈人腹地的部落可能已经开始不服管束。阿提拉之死及其几个儿子的相互内战很可能为他们提供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不管怎样,没有什么比阿提拉帝国的突然瓦解更能生动体现匈人统治者和被剥削的非匈人臣服民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然而,匈人帝国的意外灭亡也是西罗马帝国瓦解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新的权力平衡

以匈牙利大平原为中心的一个超级强国衰亡了,东西罗马帝国发现自己现在面临着一群新兴王国,其势力范围向一方延伸到莱茵河地区,向另一方延伸到黑海一带。这些王国多数时候都在相互厮杀,偶尔也会进犯罗马边境。随着帝国逐渐深陷臣服部落脱离匈人统治的斗争之中,罗马在多瑙河防线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变。面对新形势,罗马当局有两个首要任务:他们需要阻止多瑙河北部的争斗以入侵或突袭的方式蔓延到自己的领土之上,同时还需要防止这种混乱局势造就另一个庞大的帝国。

普里斯库斯的史料不全,使得我们无法完整地从罗马的角度了解事情的经过,但其实质还是不难提炼出来。现有史料都提到由于多瑙河对岸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激烈争斗,不同蛮族部落的成员都涌向罗马境内。现在,大批难民涌入西罗马帝国,有的独自迁移,有的跟随部落一起。他们认定多瑙河南岸的生活看上去要比北岸的兵连祸结更可取。这些难民中最著名的当属斯基利人的首领、埃德科之子奥多瓦卡。他率领一队追随者先是前往高卢,后来又改道意大利,并在那里加入罗马军队。其他出身没有这么显赫的部落首领也纷纷效仿。到公元5世纪70年代初,意大利的罗马军队被来自欧洲中部的难民控制:被吸纳进来的蛮族兵中特别提到的有斯基利人,还有赫鲁勒人、阿兰人和托斯灵吉人(Torcilingi)。34现有史料没有给出这些人口迁入意大利的具体数字和确切时间。这也许意味着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移民和新兵持续不断地涌入,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地涌入,尽管斯基利人失去独立等因素可能会加快这一过程。

如果有个别迁来的部落只是要逃离多瑙河北部的大屠杀,其他的则是在寻求在罗马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飞地——他们似乎认为这比继续留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竞争要容易些。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部落发现匈牙利大平原上的竞争过于激烈,无法应对,接连三次进犯东罗马。据约达尼斯记载,公元466年或其后不久,哥特王比格里斯(即本章开篇提到的部落4)率领其追随者进犯多瑙河南岸,但遭遇失败。35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名叫霍米达克(Hormidac)的人率领一帮匈人来犯,深入达契亚,直抵塞尔迪卡,并在此被东罗马的指挥官安提莫斯(Anthemius)挫败。36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阿提拉之子丹克兹克试图攫取东罗马帝国的一隅,但如前文所述,他也没能成功。这些武装团伙的到来大体上和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与其对手在多瑙河中游平原展开的战斗发生在同一时期。而且,和相比之下涌入西罗马帝国较少的难民一样,这些团伙迁入帝国可能是因为新的暴力冲突猛增造成的。37

同时,这些新王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匈人的做法。普里斯库斯史料的两个残篇中有一个涉及阿提拉帝国衰亡的后果。因此,我们得知为了获得岁贡,法拉米尔率领哥特人侵入东罗马帝国。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到公元5世纪60年代初,岁贡总计300磅黄金38——远远少于阿提拉在其鼎盛时期获得的黄金数量(2100磅),也不到阿提拉刚掌权时支付给匈人黄金数量的一半。然而,这笔金额也并非无关痛痒。如果法拉米尔成功扩大其权力基础,他很可能提高岁贡的金额,就像匈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君士坦丁堡当局可能还需要向其他新王国缴纳岁贡,因此他们不得不谨慎行事。这些新王国有可能合并成同阿提拉帝国一样棘手的对手。普里斯库斯史料中另一存世的相关片段使我们对罗马对这个潜在问题的态度有了深入了解。39在哥特人和斯基利人头两次交锋的间隔期间,双方都派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支援。没有人想援助哥特人,但大家就采取什么样的最佳行动产生分歧。有人提议罗马完全置身事外。但罗马最终决定给予斯基利人有限支援。约达尼斯忽视了后阿提拉时代的冲突,但各方显然都不仅在联合起来相互抗衡,而且也在努力争取罗马的支持。君士坦丁堡无人想要支持阿马尔家族率领的哥特人。这一事实证明他们日益强大,最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强权。

罗马人把阿提拉之死看作新时代的曙光。伟大的阿提拉逝世的当天晚上,东罗马的皇帝马尔西安据说做了一个美梦,梦到自己看见阿提拉的弓折成两段。40然而,超级对手的消亡并没有终结所有麻烦,而是引发了各种新问题。帝国间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消失,结果却是引发许多错综复杂的区域性冲突,对东西罗马帝国产生严重影响。我更倾向于认为,我们从各种史料中了解的冲突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此外,与阿提拉帝国崩溃所带来的更加深远的影响相比,难民和入侵者所造成的多重问题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最重要的是,阿提拉帝国的崩溃打破了公元5世纪中叶以前西罗马帝国赖以为继的力量平衡。

埃提乌斯垮台

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公元425年,年仅6岁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即位。他是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加拉·普拉西提阿之子,在东罗马帝国军队的协助下登上皇位,但从未实际掌权。他的母亲统治帝国长达8年之久,最终由于没能维持几位西罗马部队指挥官间的权力平衡而被埃提乌斯取代。这个男人拥有非凡的军事洞察力,在公元5世纪30年代不光保住了西罗马帝国,还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理论上,罗马青年14岁就已成年,能够做出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但公元433年已年满14岁的瓦伦提尼安三世还远没有做好与强硬且久经沙场的指挥官争夺权力的准备,尤其是在帝国面临多重军事问题之际。五六年后,埃提乌斯可能已经掌权,他的地位彻底巩固。到公元440年,有关政策和人事任命的重要决策都是由这位指挥官制定,而非皇帝——普拉西提阿煞费苦心想要避免的正是这种局面。

因此,西罗马名义上的皇帝深陷自己也无法掌控的权力模式之中,仅仅是一个傀儡而已。这种存在的单调乏味之处往往会被低估。瓦伦提尼安三世从未踏出意大利半步,只是往返于罗马和拉文纳之间。他的生活乏味,除了充斥着价格斐然的装点之物的个人生活,就是国事活动。如前文所述,皇帝的工作就是要体现罗马政府的一些核心理念。他需要代表罗马世界秩序的非凡本质,确切来说是由上帝命定的本质,在礼节仪式中展示造就罗马帝国的神的庇佑。作为各种仪式、列队、基督教弥撒和接见活动的主角,他绝不能有任何闪失,让自己的光环滑落。日复一日,他所要行使的职责一成不变,枯燥乏味。帝国是极权政治的缩影,绝不允许公开不和。统一就是一切。各种仪式持续不断地配合起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别忘了,《狄奥多西法典》(参见本书第三章)被介绍给元老院时正是处于瓦伦提尼安三世执政时期。瓦伦提尼安三世省去了这次表演,但这种仪式代表他每天都必须忍受的枯燥生活。帝国各重大仪式开始之前,参与的元老院元老很可能都需要高声欢呼245次。我和11岁的儿子做了一个简单实验,发现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做18次这样的欢呼。因此,《狄奥多西法典》的引介仪式可能至少得花40分钟,而且这还没有考虑仪式接近尾声时元老们因疲劳而放慢速度。

瓦伦提尼安三世之前的皇帝每天也都经历了同样的煎熬,但至少这些盛事结束后,他们能关起门来,制定政策,任命官员,从中得到宽慰。我们在前文已经见证了这种生活给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霍诺里娅所带来的失意:和自己的地产管理人私通,并怀上孩子,后来又开门揖盗,和匈王阿提拉联姻(参见本书第七章)。对瓦伦提尼安三世而言,要改变现状也绝非易事。小皇帝的生活不易。他们成年后,却发现自己仍然身处权力的边缘。他们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豁出去,和17岁的爱德华三世一样。1330年10月19日午夜,他闯入诺丁汉(Nottingham)城堡,铲除自己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Queen Isabella),逮捕其情夫莫蒂默(Mortimer),夺取统治权。但大多数小皇帝都没有这么大胆无畏。而且公元5世纪40年代,埃提乌斯是小皇帝对抗匈人的唯一壁垒。

公元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瓦伦提尼安三世对自己的失意无能为力。但匈人帝国瓦解后,一股变革之风吹遍西罗马宫廷。到公元450年前后,埃提乌斯和皇帝之间产生了两个分歧。那年7月28日,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坠马后死亡。瓦伦提尼安三世属于狄奥多西王朝,和狄奥多西二世之女尤多克西亚联姻,而且将他推上西罗马帝国的皇位、坚决重申那个王朝的统一性的也是狄奥多西二世的军队(参见本书第六章)。狄奥多西二世是该王朝在东罗马最后的男性代表,他的独子阿卡狄乌斯已经先于他离世。据说,瓦伦提尼安三世听闻堂兄的死讯后,便打算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自己作为唯一的皇帝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埃提乌斯极力反对。这个计划显然欠妥。瓦伦提尼安三世在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人脉,东罗马的政界也不会欢迎他。那里的事务都是由狄奥多西二世的姐姐普尔喀丽亚(Pulcheria)打理。在弟弟统治期间,普尔喀丽亚一直都有很大的话语权。她最后嫁给一个名为马尔西安的幕僚。8月25日,马尔西安成为东罗马的新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错过了这个机会,尽管胜算很小。埃提乌斯的反对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两人的第二个分歧与联姻有关。瓦伦提尼安三世与尤多克西亚的婚姻只生有两个女儿:优多西娅(生于公元438年或439年)和普拉西提阿(生于公元439年至443年期间)。到公元5世纪50年代初,结婚15年后,这对夫妇已经不可能再有子嗣。这意味着西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权问题还悬而未决。最有可能获取继承权的途径就是与瓦伦提尼安三世的一个女儿联姻。如本书第六章所述,作为公元5世纪40年代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优多西娅已经许配给汪达尔王盖萨里克之子胡内里克。胡内里克并非皇位的重要争夺者。因此,普拉西提阿成为西罗马未来的关键。公元5世纪50年代初,埃提乌斯竭力说服瓦伦提尼安三世将她许配给自己的儿子高登提乌斯。如果成功的话,这段婚姻将巩固埃提乌斯的权力,高登提乌斯很可能也会接替瓦伦提尼安三世。鉴于狄奥多西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与皇族联姻将足以赋予高登提乌斯合法性,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才刚遵循同样的程序。奋力争取联姻是否是埃提乌斯意识到自己对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控制已经减弱所采取的对策,我们还不清楚。但这个提议显然加重了皇帝对自己在帝国被边缘化而日益加剧的仇恨。41

此外,阿提拉已死,他的帝国也已经瓦解,埃提乌斯对于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存亡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代表帝国延续性的并非埃提乌斯,而是皇帝。自成年后,瓦伦提尼安三世第一次敢于考虑铲除这位最高统帅。埃提乌斯也许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这有可能是他冒险再次冒犯瓦伦提尼安三世,提出联姻请求的另一原因。尽管一再强调一致性,罗马帝国的政治深水中总是潜藏着凶猛的鲨鱼。现在,皇帝身边的官员都嗅到一丝血腥味儿。从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中,我们详细了解了迫使埃提乌斯最终垮台的阴谋。他的作品《阴谋篇》中保存了相关记载。安条克一个叫约翰的人的残存史料中也记载了埃提乌斯的垮台。这个人是较晚时期的编撰者,而且很可能主要借鉴普里斯库斯的史料。因此,我们所了解的信息又是围绕普里斯库斯和君士坦丁七世的史料展开的。

主要有两个密谋者:一个是出身名门的罗马元老院元老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Petronius Maximus)。在埃提乌斯掌权前他就已经是元老,但显然是被当作埃提乌斯的忠实拥护者。公元439年至441年间,他担任意大利行政长官的要职,并在公元443年第二次被任命为执政官——两次任命都发生在埃提乌斯的鼎盛时期。42另一个是罗马所有宫廷阴谋中的最大嫌犯:总管宦官、皇帝的内务总管(primicerius sacri cubiculi)赫拉克里乌斯(Heraclius)。这两个密谋者利用两大分歧说服瓦伦提尼安三世,再加上匈人的威胁已经减弱,他们不择手段。43

埃提乌斯正在解释财务状况,计算税收。瓦伦提尼安三世突然大吼一声,从皇位上跳起,大呼自己再也不想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折磨……埃提乌斯没有料到皇帝会恼羞成怒,一时不知所措,正试图平息他的怒火。此时,瓦伦提尼安三世拔出长剑,赫拉克里乌斯在披风下也藏了一把刀,随时准备行动……两人一同扑向他。

公元454年9月21日或22日,埃提乌斯遭受皇帝和宦官两人的共同袭击,倒地而亡。一如既往,他倒台后就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首当其冲遭受迫害的是著名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的同名祖父。他是元老院元老,埃提乌斯的现任意大利行政长官。

瓦伦提尼安三世一直等到自己30多岁,但他最终还是摆脱了控制。遗憾的是,在随后争取支持方面,他远没有900多年后的小爱德华成功。首先,密谋者自己很快就闹翻了:

埃提乌斯被杀后,马克西姆斯对瓦伦提尼安三世百般殷勤,希望能被任命为执政官。当他没能如愿以偿时,他又想成为贵族。但赫拉克里乌斯……也有同样的野心。他不想有人能抗衡自己的权力,便从中作梗,说服瓦伦提尼安三世,既然他现在已经摆脱埃提乌斯的压制,就不必将权力移交给他人。

积习难改。即便是在埃提乌斯死后,瓦伦提尼安三世也没能真正掌权。控制他的挑战开始了,尤其是他还没有男性子嗣。这就意味着从长远来看,皇位的继承权仍是一场公开对阵。马克西姆斯发现自己无法说服皇帝,便再次借助极端手段。这次,他收买埃提乌斯曾经的心腹、两名护卫队队长官奥普提拉(Optila)和特劳斯提拉(Thraustila)。普里斯库斯做了以下叙述,公元455年3月16日:

瓦伦提尼安三世决定到[罗马的]战神广场去骑马……他下马后,正要离开去练习箭术,奥普提拉及其随从……袭击了他。奥普提拉击中他的头部,并在瓦伦提尼安三世转身看谁袭击他之时再次击中他的脸部。特劳斯提拉砍倒赫拉克里乌斯。两人夺走皇帝的皇冠和骏马,骑上马前去找马克西姆斯。

瓦伦提尼安三世就这样被刺死了,离埃提乌斯被杀不到六个月。这就是帝国政权的更替通常会带来的政治混乱。多年的独裁统治之后,虽然这次更多的是摄政统治,帝国没有一个现成的准政权。一如既往,一些官员匆忙组成联合政府,但他们都无意在此后彼此分享权力。然而,如果埃提乌斯的倒台没有什么不同寻常,而且他的倒台没有产生直接继任者也不足为奇的话,那么有些方面就比较独特了。在这一点上,埃提乌斯的讣告就很有意思。埃提乌斯一死,普里斯库斯就写了这篇讣告:

瓦伦提尼安三世幼年时,埃提乌斯通过与蛮族结盟,保护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普拉西提阿和她的儿子。伯尼菲斯率大军从北非渡海来犯时,他以战术取胜……指挥官费利克斯在普拉西提阿的授意下准备摧毁自己时,他闻讯便设计将他杀死。他制伏进犯罗马领土的[西哥特人],镇压[巴高达运动]……简而言之,他掌控大权,不光是部落首领,还有邻近部落都对他一呼即应。

和所有讣告一样,这篇讣告非常简洁,道出了埃提乌斯政治生涯中在宫中钩心斗角和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现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篇提到的埃提乌斯对“蛮族”联盟的依赖。不是任何蛮族,而是一支特定的蛮族部落:匈人。如讣文所暗示,埃提乌斯的事业是建立在与匈人的联盟之上的。埃提乌斯先后在公元425年约翰篡权受挫和公元433年伯尼菲斯在首轮交锋中就取得胜利的内战中险些失败,支持他的正是匈人。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公元5世纪30年代,埃提乌斯在恢复高卢秩序的过程中,匈人军队起到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打败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的战斗中。埃提乌斯之死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悲剧,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阿提拉之死以及匈人帝国的消亡不仅使得瓦伦提尼安三世有可能考虑铲除埃提乌斯,还动摇了埃提乌斯用以维系西罗马帝国的微妙权力平衡。没有了匈人,埃提乌斯就是多余的。他的继任者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机制使西罗马摆脱困境。

美好新世界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的短命政权所采取的首个行动实际上是我们了解匈人强权灭亡后产生的政治新秩序的关键。

公元455年3月16日,杀死瓦伦提尼安三世后,马克西姆斯第二天便宣布自己成为皇帝。他才刚掌权,便派遣使节前去请求强大的西哥特人支持。这些西哥特人自公元418年起就定居在法国西南部。马克西姆斯选派的人是他刚任命的军事指挥官埃帕基乌斯·阿维图斯(Eparchius Avitus),可能是高卢的最高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er Gallias,高卢主帅)。阿维图斯是高卢贵族,其财富和教育无可挑剔。他出身于高官家庭,在一些地位显赫的家族中都有人脉,而且他的地产主要集中在奥弗涅(Auvergne)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公元5世纪30年代,在征讨诺里孔人(Norici)和勃艮第人的战役中,他在埃提乌斯麾下表现出色,随后便平步青云,在公元439年至441年间担任高卢的最高文职官员——禁卫军长官。他之后离职,可能是正常的换届,也可能是和埃提乌斯闹翻了。大约十年后,他又重新被重用。此后,他在同西哥特人的协商中发挥重要作用,获得援助,在公元451年帮助埃提乌斯抵御阿提拉对高卢的进攻。44因此,阿维图斯从各方面讲都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他同埃提乌斯关系亲近,但又有一定的距离,并且履历良好,同高卢贵族和哥特人的关系也都不错。

阿维图斯本人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但他的女婿盖乌斯·索里乌斯·莫得斯图斯·阿波利纳里斯·西多尼乌斯(Gaius Sollius Modestus Apollinaris Sidonius,我们在前文已经引用过他的作品)留下了一些诗歌和书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点遗憾。为了不至于使人发疯,他的名字通常被缩简成“西多尼乌斯”。与阿维图斯家族的联姻可能说明,西多尼乌斯也是来自高卢地位相当的贵族家庭——其地产主要集中在罗讷河河谷的里昂(Lyon)附近。阿维图斯离任后近十年,西多尼乌斯的父亲也担任了高卢禁卫军长官,在公元448年至449年出任该职位。45在过去,西多尼乌斯的作品往往都没有受到什么好评。任何接受古拉丁语(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1世纪)教育、重视其规范的人都会对西多尼乌斯的作品复杂晦涩的语言感到恼火,如果不是震惊的话。与恺撒等人清晰、朴实的风格相比,他对卖弄学识的偏好似乎达到了极致。塞缪尔·迪尔爵士(Sir Samuel Dill)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曾这样评价:

[西多尼乌斯]本质上说是一位文人,有着那个堕落年代[公元5世纪]最受推崇的特征。他是一位文体家,而非思想家或是探究之人。毫无疑问,他看重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其文体特征。而我们现在却认为这些幼稚的比喻、无聊的对仗毫无价值,甚至让人生厌,是对语言的折磨,目的是要给单调无趣的平凡琐事增添一丝乐趣和不同……46

甚至在翻译的时候,西多尼乌斯也会让人疯狂,他不会用铁锹来直接称呼铁锹。显然,他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如何尽可能复杂地讲述事情上了。他写于较晚时期的一封信里有一句评论很能说明问题。这句评论是他在感叹和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相配的听众都已经一去不复返时发表的:“我开始用更日常的用语来写作了。润色那些不会被发表的文字已经毫无意义。”47但用公元1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公元5世纪的风格有失公允。近期人们在评价罗马后期拉丁语作品(姑且不论罗马后期的希腊语作品)时,就没有这么急于指责公元4世纪和5世纪风靡的繁复文体。48一个能将用链锯切割并浸泡在防腐剂中的母牛看作艺术的时代按理说是不大可能用刻板、通用的标准来衡量其他艺术行为。

 

不管怎样,西多尼乌斯的拉丁语好坏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他的作品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他的存世作品中年代最早的是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的,最晚的大约在公元480年,但其中大部分作品都集中在公元455年后的20年间。他几乎认识所有高卢南部尤其是东南部的重要人物,而且这些权贵在他的信中占据显要地位。与叙马库斯的书信不同的是,西多尼乌斯的书信毫不忌讳,一有机会就讨论重大的政治事务。他的诗歌,或是一部分诗歌,也同样重要。西多尼乌斯本人举足轻重,足以被卷入政治之中,连几位皇帝都要争取他的支持。但他也没有重要到他们的政权垮台时会落得一死的下场。西多尼乌斯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出类拔萃的文体家,先后效力于几任皇帝。他们利用他为自己创作颂词——主题发言。我们在前文也遇到过类似文字。尽管它们显然没有讲述我们眼中的事实,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特定政权希望展示给大家的信息。同之前的德密斯修和莫罗保蒂斯一样,西多尼乌斯也是一个宣传工具。

我们可以从西多尼乌斯的描述中清楚看到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派遣阿维图斯前去请求西哥特人支持他的政权。当然,西多尼乌斯对这个简单的事实稍加粉饰了一番。据他描述,西哥特人听说瓦伦提尼安三世被杀,便准备发动战争,接管整个西罗马。此时,阿维图斯的到来令他们惊慌失措:49

一个哥特人已经重新打造自己的镰刀,正在石砧上锻造长剑,用石头将它打磨锋利。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一声号角便奋起杀敌,随时都会砍倒敌人,让他们的尸体四处横陈。他一听到阿维图斯的名字,便大呼:“战争取消了!把犁还给我!”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接受古拉丁语教育的人会对西多尼乌斯的冗词赘语恼火了。但这些华而不实的空话也并非毫无意义,这些文字向我们生动地刻画了他的岳父是一个能够说服西哥特人放弃开战的人。这个哥特人不只是个旁观者,他还继续宣布他的部落将向新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且这完全是因为阿维图斯支持这个政权:“不,如果我知道您[阿维图斯]参与其中,我会成为您的辅助部队。这样,至少我就有权战斗了。”这里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阿维图斯重要性的夸张描述。在诗的前面谈到埃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30年代的丰功伟绩时,西多尼乌斯的叙述更夸张:“尽管他[埃提乌斯]战果累累,但没有您[阿维图斯]就一事无成。而您,没有他也取得了很多功绩。”毫无疑问,阿维图斯在埃提乌斯手下表现出色,但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前者离任期间,埃提乌斯也应付得不错。埃提乌斯是占主导的一方,这一点无可争议。

但西多尼乌斯的夸张手法虽然恼人,我们也不能忽视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作为皇帝采取的首个行动的历史意义。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都想方设法阻止西哥特人增加其在西罗马政治中的影响力。阿拉里克及其姻亲阿萨尔夫都曾设想过——即便只是短暂地——哥特人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保护者。阿拉里克曾向霍诺留提议,让他成为宫廷的高级指挥官,将他率领的哥特人安置在离拉文纳不远的地方。阿萨尔夫迎娶霍诺留的妹妹,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狄奥多西。但西罗马帝国的守护者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抵制住这些借口。他们乐于雇用哥特人作为初级盟友,抗击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但仅此而已。埃提乌斯更倾向于雇用匈人来对付哥特人,令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愿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帝国事务。西多尼乌斯明确提到,阿维图斯的出使目的不仅是要寻求西哥特人的默许,还要同他们结成军事联盟,一下子推翻维系帝国40年的政策。

其直接后果更是加重了问题。阿维图斯仍在西哥特人那时,汪达尔人在盖萨里克的率领下从北非出发,越海发动远征。他的军队抵达罗马市郊。此次远征部分是为了胡闹和战利品,但也有更深层的动机。埃提乌斯收复北非的计划受挫后,作为双方政治交易的一部分,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优多西娅被许配给汪达尔首领盖萨里克的长子胡内里克。然而,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刚一夺权,为了增加自己政权的可信度便将优多西娅嫁给自己的儿子帕拉迪乌斯。于是,在盖萨里克看来,汪达尔人被骗走了这次参与帝国政治游戏的机会,他们怒不可遏才入侵罗马。一听闻汪达尔人来犯,马克西姆斯就

惊慌失措,骑上马逃跑了。他的皇家护卫和身边格外信任的那三个人都弃他而去。那些看到他逃跑的人对他恶语相加,痛斥他胆小怕事。他正要逃出城时,一个人向他扔了一块巨石,砸中他的太阳穴,将他杀死。众人扑向他的尸体,将他碎尸万段,并用木杆挥动着他的肢体一边游行一边发出胜利的欢呼。50

就这样,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的统治在公元455年5月31日结束了。他在位不超过两个半月。

帝国的首都再次遭受洗劫,损失远远超过公元410年的那次。盖萨里克的汪达尔人四处劫掠,夺走大量财宝,并将许多俘虏带回迦太基,包括瓦伦提尼安三世的遗孀、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埃提乌斯幸存下来的儿子高登提乌斯。51阿维图斯闻讯立刻夺权,虽然身处西哥特人在波尔多的宫廷,仍宣布自己为皇帝。同年7月9日,他的政权才得到区域首府阿尔勒高卢贵族的承认。不久之后,阿维图斯从阿尔勒得意地迁至罗马,并开始同君士坦丁堡协商,希望得到认可。意大利罗马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墨乔里安(Majorian)和里西梅尔(Ricimer)都甘愿接受他,因为他们害怕任他差遣的西哥特军队。52

于是,新秩序诞生了。西罗马的政权没有力图同西哥特人和其他移民保持距离,反而让新迁来之人成为西罗马帝国政体的一部分。西哥特国王史无前例地在决定帝国皇位继任人选的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一变革的全部意义值得反复强调。没有匈人牵制哥特人和其他迁入西罗马的移民,帝国别无他法,只得欣然接受。西罗马帝国的军事储备已无力让它将他们继续排除在核心政治之外。阿拉里克、阿萨尔夫,以及希望让儿子同帝国公主联姻的盖萨里克先后表现出来的野心已经实现。同时代的人都充分认识到阿维图斯上台所代表的政治转变。自古以来,传统教育就将蛮族人——包括西哥特人——刻画为“他者”,非理性之人,未开化之人;是不断威胁罗马帝国的破坏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西哥特人在法国西南部充当罗马的初级盟友长达30年左右,基础已经打好了。尽管如此,阿维图斯的政权非常清楚与西哥特结盟必定会引发争议。没有什么比西多尼乌斯的作品更能说明这一点了,尤其是在阿维图斯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在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二世宫廷里写的信。西多尼乌斯的书信绝不是什么私人文件,他写这些信,就是希望信的内容会流传开来。简而言之,它们是在高卢地主阶层中散布观点的有效途径。53

这封信是写给阿维图斯的儿子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叙述了西哥特人的宫廷生活。信的开篇刻画了狄奥多里克二世:“上帝的意愿和大自然的巧思一同赋予他完美的体格。他的品格无可挑剔,即便是君主常有的嫉妒之心也无法夺走他高尚品格的荣耀。”接下来,我们会读到西哥特王一天的生活。他先是做一两次祈祷,上午接见使团,处理事务,然后在下午可能会去狩猎。同其他方面一样,他在狩猎上也高人一筹。到了晚上便是主餐:

和他一同享用晚餐时……眼前看到的并非凹陷的餐桌上堆放的失去光泽、氧化变色的老旧银质餐具和喘着粗气的侍者。这种场合最主要的事当属交谈。食物的诱人之处并非它们不菲的价格,而是精湛的厨艺。酒盅续杯的间隔很长,人们不必担心醉酒而克制,反倒是要因干渴而抱怨。总而言之,那里有希腊式的优雅、高卢的丰盛和意大利的欢快,有国家的尊严、私宅的周到和王室的自律。54

信的结尾拿西哥特王开了一个小玩笑。晚餐结束后,狄奥多里克二世喜欢掷骰子,而且如果发现对手故意让他,他就会提出抗议。另一方面,西多尼乌斯指出,如果想获得恩惠的话,就得让这个西哥特王赢,但又不能让他觉察出来。这种优越屈尊的一面西多尼乌斯刻画得淋漓尽致。狄奥多里克二世并非一般的蛮族人,感情用事,酗酒成性,鲁莽冲动。事实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罗马人”,理智,自律,用由来已久的罗马方式来经营自己的宫廷和生活——确切来说,他自己。他是一个值得打交道的人。我对西哥特人真实的宫廷生活一无所知,但要为阿维图斯同狄奥多里克二世的关系开脱,狄奥多里克二世就得被描述成集各种美德于一身。而且西多尼乌斯也做到了。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蛮族人被描绘成罗马人,以此为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开脱——既然他们不能再被排除在外,他们现在必须参与西罗马有效政权的构建。

乍看之下,将外来力量纳入其中似乎不是对帝国完整性的致命一击。狄奥多里克二世足够罗马化,愿意合作。他看到有必要树立一个良好的罗马人形象,以此满足地主阶层的要求。然而,其中也有一些隐患,使得罗马-西哥特人的军事联盟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是一笔财富。首先,政治支持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狄奥多里克二世完全乐意支持阿维图斯夺权,但他期望获得回报,这也并非不合情理。这次,他想要获得的奖赏是能够全权处理西班牙的事务。如前文所述,自公元5世纪40年代初埃提乌斯将注意力转向多瑙河一带以来,苏维汇人就一直在西班牙为所欲为。狄奥多里克二世的请求获得批准。在阿维图斯政权的支持下,狄奥多里克二世立刻派遣一支西哥特军队前往西班牙,名义上是遏制苏维汇人的劫掠行为。当然,此前西哥特人被派往西班牙时,他们一直都是和罗马军队共同行动。这次,狄奥多里克二世基本上都是自主行动。我们有关于这次事件的一手描述——西班牙史料。据说,西哥特军队战胜苏维汇人,俘虏并处死他们的国王。在交战过程以及之后的整顿行动中,他们还抓住一切机会收缴尽可能多的战利品,洗劫布拉加(Braga)、阿斯图里加(Asturica)和帕勒恩提阿(Palentia)等城镇。哥特人不仅摧毁苏维汇人的王国,还肆无忌惮地劫掠西班牙的财富。55和阿提拉一样,狄奥多里克二世也要满足自己战士的需求。他愿意支持阿维图斯是基于对利益的考虑,而肆意劫掠西班牙有利可图,正合他意。

其次,让蛮族参与西罗马政权构建的政治游戏意味着现在将有更多集团围绕帝国宫廷争权夺势。公元450年以前,西罗马任何功能健全的政权都必须包含三支军队,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意大利和高卢的两支主要部队和伊利里亚较次要的部队,再加上意大利和高卢拥有地产的贵族阶层。这些人担任帝国重要的行政职务。君士坦丁堡的需求也同样需要考虑。例如就瓦伦提尼安三世而言,如果西罗马就继任人选不能达成一致,东罗马的皇帝就施加足够的影响,用武力来强行推举自己的人选。虽然距离太远,不能直接统治西罗马,但君士坦丁堡实际上仍能否决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选择。要协调这么多利益集团,达到稳定的局面,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匈人帝国瓦解后,接下来使出浑身解数争权夺势、争抢奖赏的是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公元5世纪30年代中期,埃提乌斯将勃艮第人安置在日内瓦湖附近。20年后,他们利用西罗马新的权力平衡又获得罗讷河河谷一些罗马城市及其税收:贝桑松(Besançon)、瓦莱州(le Valais)、格勒诺布尔(Grenoble)、欧坦(Autun)、索恩河河畔的沙隆(Saône)和里昂。56如前文所述,公元455年,汪达尔-阿兰联盟洗劫罗马,暴露了他们参与帝国政治的野心。据维塔的维克多记载57,瓦伦提尼安三世死后,盖萨里克也扩大了他的权力基础,夺取的黎波里塔尼亚、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以及西西里、科西嘉和巴利阿里群岛。只是允许几支蛮族力量参与帝国政治就已经使西罗马的政治变得错综复杂,而且数量越多就越难找到足够的奖赏,维持长期的联盟关系。

西多尼乌斯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第二首诗表明,他强烈地意识到从根本上动摇阿维图斯政权的潜在矛盾。公元456年1月1日,这位皇帝回到罗马担任执政官。他自始至终都忠心耿耿的女婿被要求代表他发表演说。不出所料,演说开始是确立阿维图斯担任皇帝的合理性。为了证明这一点,西多尼乌斯借机做了几个针对性的对比。例如,他认为瓦伦提尼安三世是一个“疯狂的宦官”(semivir amens),并把他的领导风格同阿维图斯的军事、政治技巧进行对比。谈到阿维图斯和西哥特国王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时,西多尼乌斯对待这个潜在的爆炸性话题十分谨慎,但他的意图明确无误。首先,他力争阿维图斯并没有讨好西哥特人的宫廷。众所周知,公元5世纪20年代,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已经身处西哥特人的宫廷,当时“[西哥特王]极其希望您[阿维图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您对成为他们的同伙不屑一顾,宁愿做一个罗马人”58。接下来,西多尼乌斯重点讲述了公元5世纪30年代的一段小插曲。一个四处劫掠的西哥特人曾伤害阿维图斯的一个仆人,阿维图斯进行了可怕的报复:

一开始,他们走上前来,面对面站着,一个[阿维图斯]因愤怒而颤抖,另一个[哥特人]则因恐惧而战栗不已……但一个回合,两个回合,三个回合,四个回合之后,看那!高举的标枪刺入那个人的血肉之躯。他的胸膛被刺穿,盔甲裂开,甚至连后背处都开裂了。鲜血从两处伤口涌出,夺走他的性命。这两处伤口中的任何一处都可能结果他的性命。

把这段话翻译成英语(甚至是拉丁语),西多尼乌斯的意思就是阿维图斯找到伤害自己仆人的那个西哥特混蛋,用标枪狠狠地刺穿他的身体,一直穿透了。再翻译成政治辞令,这段话传递的信息就是阿维图斯不是亲西哥特人的叛国者,而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已经狠狠地教训了蛮族人,甚至比最凶猛的雄鹰还凶狠。

所有这些都是针对西多尼乌斯在意大利的听众——罗马元老院元老和指挥官——的疑虑,他对新皇帝上台的描述也同样如此。听闻埃提乌斯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死讯,西哥特人已经开始筹划自己的征服战。59然后,阿维图斯来到西哥特人的营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仅仅是他的出现就让西哥特人惊慌失措。而且西哥特人如此惧怕他,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讨好他,同他达成军事联盟。但称帝与否是阿维图斯个人的决定。至于西哥特国王,西多尼乌斯记录了他下面的言辞:

我们不强迫您[紫袍加身],但我们请求您这样做。如果您成为首领,我就是罗马的朋友;如果您成为皇帝,我就是她的战士。您并没有从任何人手中窃取君权。没有奥古斯都统治的拉蒂纳(Latian)群山,没有主人的宫殿是属于您的……我要做的就是为您效力。但如果高卢要求您,因为她有权这样做,帝国将会乐意接受您的统领,否则它将灭亡。

从这段诡辩和对意大利权力真空的影射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多尼乌斯的听众所敏感的政治问题具体是什么。对意大利人——西多尼乌斯的演说所针对的听众——而言,阿维图斯可能只是西哥特人的一个傀儡,就像阿拉里克和阿萨尔夫手中的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一样。演说对此做出回应,坚称阿维图斯不听命于任何人。只需要看看他四处打击西哥特人的记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紫袍加身,即便是勉为其难,也是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让西哥特人顺从的人。在这种艰难时期,蛮族的军事力量对帝国的安全而言必不可少,但阿维图斯仍旧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

演说本身已属不错,打破了西多尼乌斯缺乏思想的恶名。但他的意大利听众,尤其是其中的军官们并不买账。如前文所述,史料坚持认为意大利的罗马军队容忍阿维图斯只是因为他有西哥特人的军队撑腰。公元456年,西哥特人忙于劫掠西班牙,无暇进一步干预意大利的事务,罗马军队的两个主要指挥官墨乔里安和里西梅尔反叛。同年10月17日,他们同阿维图斯凑出来的少量兵力在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Placentia)城外交战。阿维图斯战败,被迫成为该城的主教,不久后神秘死去。60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罗马所面临的问题的缩影。支持阿维图斯的有西哥特人,还有至少一部分高卢元老和高卢罗马军队。但面对意大利元老,尤其是意大利野战军指挥官的反对,联盟毫无希望。到公元5世纪60年代初,阿提拉帝国的瓦解在西罗马催生危机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见。一方面利益集团过多,另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财富可奖赏大家。但君士坦丁堡已经决意做最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