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罗马的灭亡

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经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后继续存在,而且在接下来整整一个世纪里看似繁荣昌盛。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公元527—565年在位)统治下,帝国甚至在西地中海进行了一次扩张征服行动,摧毁北非和意大利的汪达尔人和东哥特王国,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西班牙南部部分地区。吉本总结说,罗马帝国实际上在地中海东部存在了1000年,它的灭亡时间要算到土耳其人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但是我认为,公元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对东地中海的罗马世界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它夺走查士丁尼帝国四分之三的税收,刺激了大规模的制度和文化改革。尽管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们在公元700年后的很长时间里仍自称为“罗马人的皇帝”,但实际上他们统治的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新帝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罗马帝国的延续。1但即便在我看来,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后,在东地中海仍然存在了150多年。

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居住在西欧和北非的人一直自认为是罗马人,其他人也这样认为。在公元6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西哥特、东哥特、勃艮第和法兰克各王国的官方文件尤其是法律条文里,都用“罗马人”来指一个特定的人群。近年来有些人提出,这一称谓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原来的罗马土地上建立独立王国,新国王需要以土地形式大力犒劳那些不是罗马人的军队追随者。这一犒劳过程使这些追随者成为新王国的高度特权群体,重新定义了这些新来的人和不享受那么多特权的罗马地主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别渐渐消失,但仍然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2那么也就是说,公元476年后,我们在东罗马和西罗马地区仍然有“真正的”罗马人,那么灭亡的究竟是什么?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流量大,速度快,连接稳定,多机房切换,每月最低仅 10 美元

中央罗马性的毁灭

公元476年真正结束的是维持西罗马帝国的一切尝试,西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首要的、凌驾于地区之上的政治结构。我们已经讨论过,罗马中央政权的“罗马”和罗马行省生活中代表典型生活模式的“罗马”之间存在重要差别。简单地说,罗马政权包括一个决策核心(皇帝、宫廷和官僚机构)、税收机制和以兵力定义及保卫主权的职业军队。同样重要的是由政权核心产生的法律体系,它定义并保护行省的罗马地主阶层。在这些地主阶层的社交圈子里,运作着各种文化规范,使得“罗马性”成为一个独特现象,而地主阶层进入官僚体系高层、宫廷甚至军队内部,将帝国的中央与地方结合在一起。公元476年之后,所有这些都结束了。虽然在西部仍有大批原来的罗马地主,他们多少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但关键性的帝国中央集权制度消失了。没有一个立法机构得到承认,没有中央控制的税收制度供养中央控制的职业军队,对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里政治的参与也被打断。剩余的罗马地主忙着在新王国的宫廷追求个人利益,顾不上关心统一帝国的核心体系。行省的“罗马性”在公元476年之后仍在西部的一些地方继续存在,但中央的“罗马性”已经成为往事。

帝国核心体系的瓦解并不是在同一时刻影响到各个地方的。在帝国的一端,中央的罗马性早在公元410年就从不列颠各行省永久地消失了,但行省的罗马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存在大约一代人时间,直到5世纪40年代才消失。北非的阿非利加、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随着汪达尔人在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也同样脱离了体系。而实际上在西罗马大部分地区,一切结束得都非常快。安提莫斯皇帝在公元467年从君士坦丁堡来到这里时,意大利、高卢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和诺里库姆在政治上还效忠于意大利的中央政权。其中有些地区对意大利的忠诚度更高,但是总的来说,原来的西罗马帝国有一大片地区都很把安提莫斯当回事,这片地区自瓦伦提尼安一世以来的100年间都没有什么变化。8年后,这种纽带关系解体,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独立的政权。尽管我不愿意照一贯做法挑出一个单独的日子作为唯一的重要标志,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到10年时间,经历一系列事件的快速发展后,一个帝国就从强大化为乌有。换句话说,确实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公元476年9月,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可算是这个进程的高潮。

不仅如此,本书的基本主题是,西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具有前后一致性,它的最终灭亡与早期失去领土不无关系。这种一致性是三种观点共同作用得出的结论。

第一,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入侵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同一战略变革——即匈人势力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崛起——造成的两次危机。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公元376年夏天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来到多瑙河沿岸,完全是匈人造成的。有些人还认为,匈人还在约30年后引发第二轮侵袭战——拉达盖苏斯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袭击意大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末横渡莱茵河,以及此后不久勃艮第人的西进——但人们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本书第五章关于匈人势力侵入欧洲的描述是一个有力证据。公元376年,匈人没有像通常猜测的那样,大举向西进犯多瑙河边境。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在历史舞台上一直充当罗马主要对手的是哥特人——而非匈人。直到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地区。3但最迟在公元420年前后,或者可能是此前10年间,大批匈人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匈牙利大平原上立足。没有文字史料明确提到匈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大举西进,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导致了第二轮侵袭战。但是,公元395年匈人还在高加索附近,而到公元420年,他们就向西移动了1500公里。这样看来,关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的“罪责”非常有可能要归咎于匈人第二阶段的迁徙。因此,匈人势力的成长为罗马在欧洲边境上长达35年的周期性侵袭战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第二,尽管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和最后一次侵袭战之间间隔约65年,但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西罗马帝国在这65年间面临的各种危机,不过是早先侵袭战造成的政治后果的逐渐体现。如前文所述,由于同入侵者旷日持久的战事对西罗马行省造成损害,再加上领土永久性丧失,导致中央政权损失大量税收。例如,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这些行省直到将近10年后,上缴国库的仍然只是正常税款的七分之一。同样,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在公元406年后连续5年对高卢进行破坏,最终从帝国中央政权手中夺走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占领长达近20年。最糟糕的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此后转而向北非下手,在公元439年从西罗马攫取最富饶的行省。每一次暂时或永久地丧失领土,都使帝国的税收——帝国的命脉——缩减,降低西罗马帝国维持军队的能力。从《罗马帝国百官志》可以看到,早在公元420年前,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就是通过提升驻地部队而不是招募新兵,来补充前面15年间在残酷战斗中损失的野战军。北非税收的损失将埃提乌斯政权抛向更深的危机,在恐慌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让西罗马帝国及其军队摆脱困境。4

随着罗马政权权力的丧失,行省的罗马地主精英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都面临着尴尬的新局面。政权活力的衰竭威胁到他们的根本。由于他们依附于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最迟钝,或者说最忠心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意识到,只有顺从当地新的统治势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利益。鉴于帝国已经存在450年,而且东罗马一直支援西罗马,因此消亡过程慢慢才显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有帝国核心地带的很多地主,比如公元5世纪10年代阿萨尔夫在高卢的支持者,或是50年代的西多尼乌斯,很快和哥特人或勃艮第人达成妥协。不过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作为自治因素,仍处于拥有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罗马中央政权之下。但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之后,大家就都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过渡状态,西罗马已命中注定会发展成完全独立的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

第三种观点涉及匈人在这些变革中自相矛盾的角色。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阿提拉时代,匈人军队穿过多瑙河的铁门峡谷,潮水般涌入欧洲,冲向君士坦丁堡、巴黎和罗马。这些战功为阿提拉赢得不朽荣誉,但是他的10年威风只不过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小插曲。更为重要的是匈人前几代对罗马帝国的间接影响。他们当时在欧洲中部、东部引发的不安定情绪使各蛮族部落穿越边界逃到罗马境内。尽管阿提拉对帝国军队取得过多次胜利,但他并没有使西罗马帝国割地,永久性损失大量纳税者。相反,在公元376—378年间和公元405—408年间的危机中逃过边界的蛮族部落却恰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阿提拉的上一代,匈人甚至还在公元410年之后控制向罗马境内移民,尤其是帮助埃提乌斯限制已经进入境内的日耳曼部落过度扩张,以此维持西罗马帝国的稳定。实际上,匈人导致帝国灭亡的第二个行动,是他们在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的突然消失。这是打垮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击。失去匈人的军事援助,帝国只有依靠一些移民势力建立政权。这引发了一场争夺战,西罗马试图召集足够强大的支持者建立稳定局势,结果失败,浪费掉最后一点可支配的资源。但是到公元5世纪60年代末,野心较大的蛮族领袖,尤其是西哥特国王尤里克,看出来自称西罗马中央政权的机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控制力了,无法阻止他建立独立王国。正是这种想法导致帝国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间仅剩的一点政权迅速解体。

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主角的都是在罗马境内发动战争的境外武装力量。不同的部落步步紧逼,先是以武力穿过边境,然后是强行签署和约,最后从帝国统治下分离出大片土地,造成帝国的税收枯竭。公元376年时,首批哥特人中有一部分是经瓦伦斯皇帝同意渡过多瑙河的,但唯一的原因是他的军队已经投入到波斯前线的战斗中了。在其他情况中,每一步的进展都是以暴力方式取得,哪怕后来会签署外交协议。但这些协议只是对战争的最新侵略成果做出认可,而不是推动事件进展的外交手段。因此,我不认同某位作者的观点。这位作者在描写公元5世纪事件时这样评论:“我们所说的罗马帝国灭亡是一次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只是有点失控了。”5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违背了史实。任何试图重构公元5世纪事件经过的尝试都清楚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残酷血腥。我认为,西罗马帝国解体是因为境内蛮族林立,他们通过战争扩大势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过程和欧洲下一个重要帝国卡洛林王朝在9世纪末的灭亡截然不同。尽管卡洛林王朝有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公元768—813年在位)伟大的征服战争,但其中央政权拥有的资源仍然不足以维持两三代以上的统治。尤其是它一直没有发展出维系罗马政权五个世纪的税收再分配能力。卡洛林政权和前任罗马帝国一样需要收买地方政治支持,于是很快就破产了。在王朝建立的一个世纪里,地方精英们很快实现自治,有时甚至不需要通过暴力形式。在这一点上,卡洛林的灭亡确实有点像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68年汪达尔远征军战败后的情况。但总的来说,过程迥异:没有外族的大举入侵,而且卡洛林灭亡后新起王国的君主大部分是原有的贵族,不是入侵军队的首领。从本质上说,卡洛林王朝由破产而解体,因为它一开始拥有的资源就不足,而不是像西罗马帝国那样被外族盘剥,失去实行几个世纪的税收基础。6

地方的罗马性

中央的罗马性被摧毁的同时,行省的罗马性却有各不相同的命运。如前文所述,最糟糕的情形——从罗马的角度来说——发生在北部的不列颠群岛。这方面无法找到连贯的叙述,但是当史料从约公元600年开始重新又有记载时7,讲拉丁语、信仰基督教、罗马化的地主阶层突然消失了,而公元400年前后他们在不列颠中部和南部还占大多数。随着他们一同消失的还有标志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别墅,而且经济生产规模缩小,重归简单化。人口大批减少,钱币不再流通,城镇不再是更高形式的居住地,大部分商品生产变成家庭作坊式,而不是商业化大生产。例如,罗马后期不列颠市场上的陶器,由陶器工人从牛津(Oxford)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等几个制造中心呈辐射状提供给市场,辐射半径大约是40公里。公元400年后不久,陶器生产就转变为只用于就地消费了。原来帝国在不列颠的几个行省同样被分割成小的王国,开始大概有20多个,国界线基本上和罗马不列颠的政治版图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还存在争议。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学家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把原来属于凯尔特民族的不列颠罗马人全部驱赶到西部的威尔士(Wales)和康沃尔(Cornwall),以及海对岸的布列塔尼(Brittany)。近期的解释认为,大量不列颠本地居民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化了,就像他们早先被罗马人同化一样。不论采用哪种解释,典型的罗马风俗和生活方式在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纽带被切断后,很快就在不列颠南部消失了。8

但是不列颠的剧变并不典型。在高卢东北部,考古发现的特征和不列颠南部相似。除此之外,行省既有的生活方式没有这样突然全部消失。在高卢的卢瓦尔河以南,不论当地罗马地主最初有什么顾虑,最终都和新的统治者达成各种形式的和解。如本书第九章所述,这种和解要付出代价。根据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新王国境内可用资源的情况,他们不得不多少失去一些土地。稍逊一筹的勃艮第王国与更幸运的西哥特王国相比,似乎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没收政策,但又通过减税缓和了政策的严厉性。但是罗马地主阶层对于新的蛮族统治者来说有利用价值,因此蛮族政权总体而言愿意维护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方式,正是这种分配方式导致地主阶层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卢瓦尔河以南没有看到什么社会动荡的情况。西多尼乌斯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最终留下的财产还是足够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大部分罗马地主也同样挺过帝国灭亡的第一波冲击。尽管在阿非利加,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占领迦太基后对阿非利加进行大规模的财产没收,但在他公元439年占领的另外两个行省——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罗马地主阶层没有受到影响。随着其他领土相继归入汪达尔帝国的版图,没收财产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因此在很多地方,地方的罗马性依然保留下来。天主教、懂拉丁语的平信徒、别墅、城镇和较复杂的经济生产和交换形式都随着地主阶层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不列颠除外。所以,在原来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方面帝国政权的形式和结构在解体,另一方面,罗马式的行省生活同时存在。9

然而,即便是在高卢南部的模式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方生活也不是只停留在“罗马式”。罗马灭亡后这里的行省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但是为了全面看待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我必须强调一点。围绕帝国灭亡的很多理论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公元5世纪期间发生的政治变化。罗马政权的灭亡应该算欧亚大陆西部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说仅仅是表面动荡,其重要性和深刻性远不及像基督教兴起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基本上没有受到帝国灭亡的影响?传统史学认为,公元476年至少在西欧历史上,无疑标志着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分界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社会急剧衰退的开始。近来,这个有价值取向的观点逐渐被更贴近史实的观点替代。如前文所述,并没有发生突然、彻底的变化。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历史具有连贯性,并为我们指出,理解罗马后期和后罗马时期历史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种逐步演化,而不是剧变。10

我相信这些新的历史学观点是对原有历史正统观念的必要冲击,而且我不认为罗马帝国代表高级的社会制度,毁灭后社会只能走下坡路(这当然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但我同样认为,西罗马帝国的消亡并非毫无历史意义。罗马帝国当时已经摇摇欲坠。在那样原始的通信和管理条件下统治一大片广袤地区,帝国的命运几乎没有别的可能。腐败成为政权特点,法令不能全面实施,大量权力为地方所有。然而,由于帝国的极权政治由来已久,因此它能够改变地方生活所遵从的准则,带来深远影响。在所有被(有些错误地)贴上“罗马化”标签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为了享受帝国利益,行省的精英们需要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最简单的途径是自己建立有拉丁公民权的城镇,并在其中掌握要职。因此,罗马帝国的强大地位确立后,就掀起了这种城市化热潮。另外成为罗马公民还需要会说“正确的”拉丁语——于是拉丁文学教育也随之推广——并表现出自己已经认同古典文明的价值观。这种罗马观念的实际体现就是供与同侪共同过文明生活用的公共建筑(会堂、浴池等),以及别墅风格的家庭建筑。同时,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带来巨大的和平红利,促进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也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

大部分所谓罗马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由国家指导、自上而下的行动。相反,这是被征服的精英们对于残酷帝国的个体反应,是他们调整社会以适应罗马统治者强加给自己的新形势。但是,这个交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他们改变生活方式以便融入罗马政权时,帝国的军队给他们提供保护。因此,地方的罗马性和帝国的存在密不可分。

这种关系的共生性质就显现出来了。如前文所述,公元3世纪,当罗马政权需要从行省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原有水平时,这个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就由原来的市议会承担。旧式的罗马地方政治生活主要是在这些议会上演。地方精英花钱买官,结交党朋,影响他人,将来这些人的支持又能帮助自己爬上重要地位,掌握地方资金。突然,没收税款政策一下子将这些努力化为乌有,而地方精英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公元3世纪中叶,记载地方精英如何慷慨花钱、加官晋爵的碑刻几乎立即消失。到公元4世纪,地方精英放弃市议会的职业生涯,转而追求宫廷官僚政治,因为这是在地方出人头地的新途径。每当中央政权改变工作方式,地方的罗马性就随之改变——从长远来说,这些转变超出预期。

行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权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因此政权的瓦解绝不会悄无声息。以教育为例。罗马后期精英接受的典型文化教育——西罗马学拉丁语,东罗马学希腊语——花销颇大。需要花费将近十年时间,有文法学家严格指导,只有地主阶层才有经济实力投资子女的教育。我们在前文提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会讲古典拉丁语(或希腊语)立刻给人戴上“文明人”的标记,各种升迁发迹也需要这种能力。帝国大批的新任官员都来自市议会或市议员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古典文化教育仍然是社交需要。11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精英的职业生涯改变了模式。在新政权中,大多数平信徒精英发迹的主要途径是为国王服兵役,而不是攀登仕途阶梯,即便在公元476年后,保留罗马地主阶层、盛行高卢南部模式的地区也是这样。因此,昂贵的文化学习不再是必需的。但罗马和外来移民精英的后代实际上仍然尊重老传统。特立独行的法兰克国王和西哥特国王因为出色的拉丁语诗歌还被载入文化史册。当一个会说“正确的”拉丁语的诗人维南迪乌斯·福图内特斯(Venantius Fortunatus)从意大利来到宫廷时,在场的罗马裔和法兰克裔显贵都对他表示喜爱。这个人的职业就是为晚餐唱颂歌,拿手好戏是用优美的双行诗赞美甜点。尽管如此,罗马和法兰克贵族都不再打算接受整套拉丁语教育。他们确实还教子女读写,但是目标有限。于是,到公元600年前后,写作仅限于教士,而平信徒精英们只要能阅读,尤其是能读懂《圣经》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再把能读写拉丁语看作身份象征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罗马政权的存在,才创造并维持了这样一种氛围(尽管不是刻意为之):大批平信徒只有会读写拉丁语,才有资格成为精英;而随着政权的解体,新的读写模式产生了。12

基督教的情况也不例外。基督教首先传到地中海地区,然后在第一个千年里较广泛地传播到欧洲中部、东部和北部。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受到罗马灭亡的影响。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也会产生误导。基督教总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公共事业的形式发展。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基督教的罗马化在历史上和帝国的基督教化同等重要。由于君士坦丁皇帝和继位者的努力,自公元4世纪初起,皇家资助的基督教领袖会议得以制订大部分教义。教会也发展了严密的等级制度,由主教、大主教和大牧首组成,他们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帝国的地方首府和区域首府的行政结构。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和他们的异教前辈一样,仍然宣称自己是神指派的——只是现在他们的神变成基督教的神。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完全有权力参与教会各层面的事务。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召集议会,制定法律,并干预高级人员的任命。

基督教就这样在帝国体制内部发展起来,和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前大有不同。所以罗马政权的解体对基督教又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新兴王国的边界并没有完全根据原来罗马的行政等级区划来划定。有些主教自己在一个王国,他们的大主教却在另一个王国。阿尔勒的几任大主教都与国王发生过分歧,因为阿尔勒是西哥特王国的一部分,但城市管理延伸到勃艮第王国,于是国王怀疑这些大主教与境外有联系,就将他们撤职。这种变化也发生在知识阶层。在罗马帝国,高级平信徒——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至少与神职人员相当——经常参与宗教辩论。但是随着读写水平大规模下降,平信徒很快也无法这样做了。于是,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知识领域就被神职人员独占。如果平信徒仍然和神职人员一样接受教育,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同样重要的是,后罗马时代的国王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宗教权力,任命主教,召集议会。于是,此时的基督教变成彼得·布朗(Peter Brown)所称的“基督教微观世界”。没有独立统一的教会,相反,后罗马时代的王国边界决定了区域团体的范围,而这些处于不同王国境内的教会群体彼此之间基本上没什么联系。13

最重要的是,从中世纪开始,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教皇的职权高于一切,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的教皇在教会中承担很多基督教罗马皇帝曾经自封的职责——制定法律,召集议会,决定或干预重要的人事任免。如果西罗马帝国式的皇帝仍然存在,教皇不可能为自己争取到这种独立地位。在仍有皇帝统治的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历任大牧首虽然在法律和行政地位上仿效罗马教皇,但实际上只能充当皇室的应声虫。他们由皇帝任命,往往都是只会服从皇帝命令的卸任高官。14

灭亡原因

在给出我对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解释时,我发现自己在反对历史最久远的传统之一——当然是指英语著作这方面。这个著名的观点是爱德华·吉本强调的内部因素:

罗马的衰退是国家过于庞大而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催生腐朽的基础。征服的范围越大,导致毁灭的因素就越多。一旦时机或意外事件除去表面的支撑,这个庞大的结构就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吉本的分析延续了希腊作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的理论。和大多数古代史学家一样,波利比奥斯认为个人的美德或邪恶是推动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他主张,罗马共和国的繁荣是因为历届领导者的自律,而堕落始于成功带来的奢靡最终导致后代的腐败。波利比奥斯是在公元前2世纪写下这些的,那时帝国还远没有达到全盛时期,更谈不上丧失领土。吉本借用他的主要理论,认为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一灾难。在他看来,这一新兴宗教通过教义之争在帝国内部种下分裂的种子,唆使社会领袖成为僧人,脱离政治关系,并且通过宣扬“逆来顺受”的态度,暗中削弱罗马的战争机器。15

这种看法可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可以驳斥这种看法,使它在整个讨论中变得无关紧要。任何解释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原因的理论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东罗马帝国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公元6世纪繁荣起来。西罗马帝国体系存在的邪恶因素在东罗马帝国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应该说东罗马帝国更笃信基督教,关于教义的争论更激烈。此外,东西罗马帝国的政府体系和经济制度是一样的。然而,东罗马存留下来,而西罗马灭亡了。仅这一点就足以反驳帝国后期的制度本身就有严重缺陷,导致其无法承受自身负担而必然灭亡。如果要用东西罗马的不同之处来解释它们的不同命运,首先想到的是地理方面的差异。东罗马最富饶的行省从小亚细亚延伸到埃及,由君士坦丁堡严密保卫,不会受到来自东部和北部敌人的入侵,而西罗马帝国要保卫的主要是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我们已经看到所发生的事了。

以前有两位评论家N. H.拜尼斯(N. H. Baynes)和A. H. M.琼斯(A. H. M. Jones)都提到过这些观点16,但是自从40年前琼斯提出这些观点以来,我认为在解释西罗马帝国灭亡时,越来越有必要关注蛮族移民的问题。原因有两个:其一,琼斯认为,造成东西罗马不同命运的唯一原因是两者的繁荣程度不同。他认为,苛税削弱了罗马后期的经济实力。农民一年产出的剩余部分不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因此人口和产量一直在缓慢持续地减少。他认为这一点在西罗马尤为突出。17但是琼斯关于罗马后期经济状况的观点完全是根据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文件方面的文献。在他写作时,法国考古学家乔治·柴林科出版了他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安条克后面的石灰石山里的惊人发现,革命性地证明罗马后期乡村繁荣发展(参见本书第三章)。此后,对于乡村的调查(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罗马后期经济的看法。我们知道在公元4世纪,税收并没有高到影响农民的生存。不论在东罗马还是西罗马,后期罗马帝国都处于农业繁荣时期,没有整体人口减少的迹象。当然东罗马可能还是更富裕一些。但在公元5世纪之前,罗马帝国并没有重大的内部经济危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两次边境危机(公元376—380年和公元405—408年)都是非罗马因素造成的,如果再把随后公元405—476年帝国瓦解的细节过程重新梳理一遍,就会发现境外移民对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起到关键作用。

话虽如此,没有一位正经史学家认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单纯由于内部问题或外部冲击造成的。本书的重点主要是在于后者,因为在我看来,人们一直误解了匈人势力在欧洲崛起的影响,以及匈人的到来与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匈人造成的入侵战与罗马帝国体系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入侵者的情况。

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侵入者人数众多。古代史料中有从公元376年到476年整整一百年的文字史料,但都没有告诉我们在入侵战中牵涉其中的蛮族部落究竟有多少人,更没有分析他们构成的整体威胁。有学者认为,史料在这方面过于薄弱,根本无从估计入侵者的规模。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价值较高的史料还是给出了看似合理的数据,大致告诉我们有些入侵者的数量级,偶尔还间接估计了人数规模。我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以下猜测。

公元376年出现在多瑙河北岸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可能各自能派出1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05年至406年入侵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军队可能比这些部落的单支部队人数要多——也许有2万名战斗人员。加起来的数字与其他资料的数字大体相符,即阿拉里克召齐三支部队时,一共有超过3万名战斗人员。18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海到北非时,盟军规模大约在1.5万—2万人之间,但这是激战之后的人数,而且没有算上苏维汇人。这样看来,公元406年莱茵河入侵者大约又是超过3万名战斗人员。公元410年集中在莱茵河的勃艮第人更难计数。和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的西哥特人相比,他们只能算二流势力,因此他们的兵力肯定要弱些,可能有1.5万多人,但此前他们在30年代惨败在匈人手下。19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无法知道匈人帝国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灭亡时,有多少斯基利人、鲁基人和赫鲁勒人跟随奥多瓦卡投奔了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他们肯定有好几千人,甚至达到1万人。这样粗略算来,西罗马的主要入侵者总数大概是4万哥特人(公元376年和公元405年至406年两次加起来),3万名莱茵河入侵者,1.5万名勃艮第人,以及在阿提拉帝国灭亡时到来的1万名难民。除了这9.5万名战斗人员以外,可能还需要加上各种小部落的人数,例如没有跟随盖萨里克去阿非利加的阿兰人,还有从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就在高卢政权中日益突出的法兰克军队。尽管公元476年后,法兰克人很快强大得能够和西哥特人在高卢分庭抗礼,参与最终导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废黜的事件,但有战斗力的法兰克人可能只有1万—1.5万人。总的来说,这就意味着大约有11万—12万人的外来武装参与了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事件。20

一方面,对史实的重构让我们深信,境外入侵者造成的离心作用在公元5世纪晚期把西罗马帝国分割成新的王国。另一方面,这些入侵部落每一个都是几万人的军队,而不是几十万人。一眼看去,这算不上是压倒性的兵力,尤其是想一想公元375年的罗马军队,即便最保守的估计也有30万人,有些观点还认为人数是这个的两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连串的事件证明了这种观点。西罗马帝国不是一次征服战之后就灰飞烟灭的,就像后来古代中国被蒙古人征服那样。一开始,这些移民的兵力仅够他们建立飞地,但建立独立王国的进一步扩张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整整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侵蚀罗马政权。换句话说,就算加在一起,公元5世纪的入侵者也不足以推翻一个控制了从哈德良长城到阿特拉斯山大片地区的人民和资源的帝国。他们之所以能够把西罗马帝国从相对健康的状态推向灭亡,只是因为在罗马发展500年之后,国家体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内部都存在局限性,而他们以一定的方式与这种局限性发生了相互作用。

首先考虑到帝国的军事实力,就必须把匈人引起的侵袭战和波斯萨珊王朝在公元3世纪发展成超级大国联系起来。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波斯最终受到遏制。但波斯帝国的实力并没有消除。甚至到公元300年前后,东部边境地区恢复稳定后,那里的兵力也从未松懈过,超过40%的东罗马军队(占东西罗马军队总数的20%—25%)一直用于专门防备波斯。因此,公元4世纪晚期,帝国在欧洲边境的危机给已经深受重负的军事组织带来更多压力。

剩余的罗马军队中大部分是驻地部队,他们的职责范围主要是处理对边境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件。当匈人召集军队大举入侵的时候,大家都已有任务在身,有些人还可能缺乏必要的训练和装备,因此派不上什么用场。所以,总的来说,入侵者的兵力不应该和整个帝国的兵力做对比,他们只需要应付西罗马的野战军,因为很多部队当时完全投入了其他任务。这些野战军主要集中在高卢、意大利和伊利里亚西部,在公元420年总计有181个分队:书面记载是9万人以上。(在危机开始时,西罗马的野战军可能不超过160个分队,或者说8万多人。)与这样的兵力对比,入侵的蛮族人数量就显得多得多了,也就更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最终能够胜出。他们在数量上并不处于劣势,相反,他们可能还暗自庆幸与帝国军队相比,自己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优势。这种数量优势最初隐藏在入侵军缺乏统一组织的劣势下,但随着公元5世纪的时间推移,数量优势慢慢显现出来。

如果说来犯的蛮族人数量足以最终挫败抵御他们的那部分罗马军队,那么帝国为什么不派出更多军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帝国经济的局限性。如前文所述,虽然罗马后期农业在公元4世纪时十分繁荣,但缺乏明显的快速或大量提高产出的手段。很多行省的经济已经在最大限度地产出了。由于4世纪为了在波斯边境增加兵力已大幅提高税收,到公元400年还要扩大军队规模的话,就没有太多增加资金的余地。帝国的税收还会略微受到官僚机构的能力和地方精英缴税意愿的影响。但是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埃提乌斯失去北非后,不得不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时,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和纳税人之间有什么麻烦。税收最大的障碍应该是停滞在繁荣状态的经济。

另一方面,政治局限性也直接关系到西罗马的灭亡。如前文所述,把罗马中央和地方联系起来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政治纽带。作为对缴税的回报,国家的军事和法律机器保护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地主阶层免受境内外敌人的攻击。因为这些人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之上,所以他们的地位十分脆弱。如果帝国中央政权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无法迁居别处,蛮族势力强大起来时,他们要去讨好也就不足为怪了。体系内部的这种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原来罗马在高卢中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等腹地瓦解的特性。

另一个政治局限性体现在高层政治活动的运作方面。因为帝国地域辽阔,曾经成功地将行省精英罗马化,后期罗马帝国政权就不断要面对来自地方利益集团的压力,这些压力向四面八方撕扯着帝国政权。到公元4世纪,权力只得由两位以上的皇帝共同持有,但是没有现成可靠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鉴。从这一点来说,所有政权都是临时政府。中央政权有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比如有两位以上的共治皇帝,或者由埃提乌斯或斯提利科这样的强权人物操纵一位傀儡皇帝。随后可以出现短暂的甚至长达十几年的政治稳定期,但中间会不时出现残酷的内讧时期,往往最终演变成内战。而中央的不稳定给了外来移民发展自己势力的宝贵时机。

因此内在的局限性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在帝国灭亡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蛮族人充其量只是推动这个进程的外在刺激,他就需要解释一下在没有境外大规模军事袭击的情况下,帝国体系将怎样崩塌。我认为这是很难解释的。并不是说后期罗马帝国有完善的政治体系。即便在蛮族到来之前,它就暗藏着诸多分裂倾向,帝国的外围地区远不及地中海的心脏地带那样紧密统一在国家体系中。不列颠尤其突出地显示出政治分裂的倾向。从西北高卢(阿莫利卡)的匪患记录来看,那里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暴动的意义对我们颇有启发。首先,只有中央政权不稳时才会发生暴动,而帝国只需派出小规模远征军——例如不列颠的情况——就足以平定行省的叛乱。公元368年,狄奥多西伯爵(第一任同名皇帝的父亲)只用四个团就完成了这样一次任务。21因此,如果帝国要自行灭亡,必须有大量地区同时发生叛乱,每处都需要派出相当数量的罗马军队,这样中央政权才无法再次逐一征服叛乱者。

公元9世纪打破卡洛林王朝西部统治的就是这样一系列叛乱事件。但在公元4世纪发生这类事件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罗马帝国与卡洛林王朝存在本质区别。卡洛林帝国的军队由地方的地主阶层领导,军队由他们的家臣组成,而罗马帝国拥有职业军队。当卡洛林帝国的地方从中央分裂出去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现成的军队。而罗马的地主阶层是平民,需要奋力组成一支自己的地方武装,保卫他们不受来自中央的掠夺。因此,如果罗马帝国从内部崩溃,不仅需要不列颠,而且还需要高卢北部、西班牙和北非同时分裂。但是罗马帝国后期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内部分裂力量导致这种规模的事件发生。所以我认为,与其说罗马内在的“弱点”注定后期帝国体系必然解体,不如说是“局限性”——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西罗马无力处理公元5世纪面临的特殊危机。内在局限性是导致帝国灭亡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本身不足以成为诱因。如果没有蛮族人,西罗马帝国绝不会在公元5世纪灭亡。

外部冲击

作为对西罗马灭亡研究的结束,我还有最后一点想法要详细说明。前面提到的外部冲击由两个部分组成:导致冲击的匈人,还有主要为日耳曼人的境外部落,他们借匈人挑起的势头入侵罗马,最终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我们所知,匈人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迁到黑海以北地区,并没有什么深层原因。在古代和中世纪,欧亚大草原不时有具有军事意义的人口出现。有时这些人口向东威胁中国,有时向西影响欧洲。我们现在还不完全了解这种迁徙的原动力,因此无法解释这些人口爆发性增长的普遍原因,也不清楚每次人口爆发是否都有各自独立的原因。至于匈人为什么迁徙,我们只能列出几种可能性。有环境原因(草原干旱加重,无法维持牲畜生存),社会政治变化的原因,以及军事上的偶然性(他们有了威力更强大的弓)。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匈人在公元4世纪晚期向西迁徙,正如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纪年开始前后也向西迁徙。22

但是匈人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匈人危机中更加紧迫、更具破坏性的成分主要是日耳曼部落,他们分别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两次大举武力穿越帝国边界。如果我们从匈人那里找不到更多答案,那么草原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因为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来说,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在公元1世纪,萨尔马提亚游牧民族也对主要由日耳曼人构成的农业社会发动了类似袭击,当时是在喀尔巴阡山的东端,有些萨尔马提亚人像匈人一样,最终迁到匈牙利大平原。但除了这些相似点外,萨尔马提亚人的到来并没有像400多年后的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其他部落迁到罗马领土那样,造成任何冲击。23这是为什么?

对这种不同的一个可能解释在于日耳曼世界在公元1世纪到4世纪间经历的变化。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分裂成很多规模较小、彼此竞争的政治单位,整体上非常贫穷,罗马人甚至不屑去征服他们。此时的日耳曼尼亚能够组织突击队和较大的防御联盟,可以成功伏击在森林里游荡的罗马军队,就像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对瓦鲁斯军团所做的那样。但它缺乏政治体系,因此无法在大规模的公开冲突中和罗马强大的外交手段抗衡。到匈人来犯的时候,很多事都变了。一次经济革命的发生,最主要的是影响农业生产,其次也影响到制造业,促进人口大幅度增长,创造了新财富。社会阶层增加,出现自由民阶层、世袭首领和武装扈从。这种社会变化从社会的顶层开始显现,表现为更加健全的政治结构。到公元4世纪,分支中突出的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外围的藩属国。尽管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对帝国百般殷勤,但在必要的时候仍然可以采取行动,限制帝国对他们的过分要求。

随着日耳曼部落继续向罗马领土迁徙以逃避匈人的侵袭,这种长期的社会政治上的种族融合获得了新动力。公元5世纪这段历史中一个最重要——本书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主要王国都是围绕蛮族新兴的超级军团建立的,而超级军团的军事实力正是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公元5世纪10年代在阿基坦定居的西哥特人不是古代哥特人的分支,而是一个新部落。在匈人到达欧洲边缘之前,西哥特人——不要相信任何关于这些侵袭的古代地图——还不存在。他们是由在公元376年来到多瑙河河畔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合并而成,另外还包括后来在公元405年至406年进攻意大利的拉达盖苏斯的残余人马。阿拉里克的野心使得这三个部落的幸存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部落,比过去哥特人的任何部落都要强大。24公元439年征服迦太基的汪达尔人,也同样是一个新的政治统一体。他们是在一次移民大潮中形成的,就是公元406年底横渡莱茵河的那次入侵战。他们最初是松散的联盟,构成成分有汪达尔人的两个分支(哈斯丁人和斯灵人)、数量不明的阿兰人(势力最大)和苏维汇人。这些苏维汇人可能是多瑙河中部一些日耳曼人重新联盟的产物。在公元415年前后罗马-哥特联合军事打击下,一个新的统一体产生了。斯灵族汪达尔人和各阿兰部落依附在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

后来,法兰克人内部发生类似的重组,产生高卢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中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们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成为罗马领土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此时罗马在高卢北部的势力已经衰落。虽然不能证明他们的统一和罗马的灭亡有密切联系,但可能性很大。在公元4世纪,罗马对于法兰克南部莱茵河边境地区的近邻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防止他们建立具有军事威胁的政治同盟。如果当时对法兰克人也采用了这个政策,那么当罗马势力在这一地区削弱时,法兰克人就很容易发生政治上的部落融合。当然,克洛维(Clovis)在大约公元480年后建立了从加伦河到英吉利海峡的统一高卢王国,利用的法兰克军队就是由至少六支军团统一而成。除了从他父亲希尔德里克那里继承来的军队以外,克洛维还加上了西吉贝特[Sigibert,还有他的儿子克罗德里克(Chloderic)]、沙拉力克(Chararic)、拉格纳卡尔(Ragnachar)和理查(Ricchar)(两人是兄弟,但可能各自有追随者)以及里格诺莫(Rignomer)的人马。25同样,在公元492年推翻奥多瓦卡、建立最后一个新王国的东哥特人,也是后来才出现的。意大利的第一位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完成了他叔叔法拉米尔开始的事业。公元5世纪50年代,法拉米尔统一一些哥特军团,就像克洛维统一法兰克人那样,在多瑙河中游建立一个新王国。这时他的追随者大概超过1万人。到公元5世纪80年代,狄奥多里克把另一支相似规模的军队统一过来,就是原先住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哥特人。后来征服意大利的正是这支统一部队。26

我们在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通过重组建立起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组织,继而发展为新兴王国的过程。所有统一过程都发生在朝代更替的混乱时期。一方面,这个过程是由军团首领互相残杀引起,比如克洛维似乎特别享受斧子砍到头骨上的声音,私人恩怨自然十分猖獗。另一方面,尽管自相残杀在日耳曼的军团首领中相当普遍,但从未造成如此规模的社会重组。首领的个人野心固然重要,而亲历这场厮杀的战士们的态度也同等重要。图尔的圣格列高利记录了克洛维统一法兰克人的过程。他强调说,几乎每次暗杀行动后,被害首领的追随者都宣称他们愿意和克洛维联盟。而他们的确也有实际选择权。其他部落的统一也是如此。西哥特人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阿拉里克有野心,也是因为大多数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以及战败的拉达盖苏斯的追随者,都愿意依附于他的统治。如前文所述,汪达尔人联盟的出现,是因为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决定全体投奔哈斯丁族汪达尔人。东哥特人的出现也是对法拉米尔和狄奥多里克这两代人个人成就的积极反应。我们也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少数人决定不加入新联盟。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首领的斗争,也需要考虑日耳曼自由民阶层的选择,正是他们的决定将普通的统治者地位之争转变为一场政治统一过程。27

我们从现有史料得知,罗马帝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两个层面的关键作用:首先,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罗马历时几个世纪发展出久经考验的可靠策略,用以削弱境外移民的独立性,即便对它欢迎迁入的移民也是如此。面临如此实力,再加上帝国自诩高于其他一切社会,很多刚来到帝国的移民立刻意识到,不论他们过去有什么分歧,现在他们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联合起来。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早在公元376年夏天就开始合作了。那时瓦伦斯只允许瑟文吉进入帝国,试图以此将他们分而治之。追随拉达盖苏斯的人在战败后立刻被卖为奴,或者在斯提利科被杀后目睹了妻儿在意大利的城中被屠杀,这些人很快意识到依附于阿拉里克队伍的重要性。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几次惨败后加入哈斯丁族汪达尔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君士坦提乌斯对他们发动的战役。同样,东哥特人产生于公元478年夏天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芝诺皇帝试图让狄奥多里克大帝和色雷斯哥特人交战。皇帝假装会借给狄奥多里克大军打败他的对手,实际上是想让两支哥特人交战,等伤亡殆尽时再派帝国军队去扫荡。结果,尽管两个部落的首领反应迟钝,但士兵都拒绝交战,他们很清楚芝诺指给他们的是一条共同毁灭的道路。28

其次,罗马帝国实行一种强大的税收再分配机制。哥特人和其他部落利用这一点使帝国——多少有些自愿地——承认他们为同盟,或者通过占据产生税收的城市占些小便宜,保证自己的收入,这在帝国境外是得不到的。尽管经济有了进步,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世界和帝国相比仍是不毛之地。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自阿提拉时代之后,日耳曼人墓葬中才出现黄金制品,这是阿提拉从罗马帝国大量勒索来的。

对于爱冒险的部落来说,罗马帝国虽然对他们的生存是一个威胁,但是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机遇。至于用武力勒索财富,能调动大批军队实现目的的境外部落又一次占据优势。恐惧和对利益的期待或多或少地彼此交织,最终混合成一杯烈性鸡尾酒,推动这些移民向统一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旦匈人把大批境外移民赶过边界,罗马政权就真正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它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复杂性加速了境外移民的团结过程,他们通过这一过程从帝国内部分割出自己的王国。

我认为,这个论点还可以更进一步。如果匈人到来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而不是4世纪,把当时的日耳曼部落赶过罗马边界,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了。因为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形成的政治单位规模较小,他们的重组会涉及过多的政治单位,过程也太复杂,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形成大联盟。公元5世纪的每一个超级军团都由三四个甚至六个政治单位组成,兵力足以组成一支2万—3万人的军队——可能是长期存在需要的最小兵力。在公元1世纪时如果也想召集同样多的日耳曼战士攻打同一个敌人,可能需要统一多达12个彼此敌对的政治单位,会涉及巨大的政治问题。我想这就是萨尔马提亚人在公元1世纪的迁徙和300年后的匈人相比,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的原因。

因此区分公元4世纪和1世纪日耳曼社会的这些变化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决定因素。但是造成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彻底的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这几个世纪日耳曼社会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史料——当然全是罗马史料——只给出了一条线索。公元1世纪的塔西佗和4世纪的阿米安·马塞林都提到不同的日耳曼部落之间发生过激战,而罗马没有参与,这应该可以想见。尽管如此,我认为关键在于日耳曼尼亚和罗马帝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层面的,我们已经接触过一些。在此我想讨论一下双方的优点,但不做任何评价——不要忘了罗马帝国尽管有集中供暖系统,但在取悦于大众方面,他们并不觉得把活人喂给野兽吃有什么不妥。日耳曼世界可以说是位于复杂社会边缘的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如此迥异的两个统一体在地理位置上又彼此紧邻,势必会产生我们在日耳曼世界观察到的那些变化。

最明显的关系是经济上的,这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足够重视,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日耳曼社会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高质量的罗马制品很早就成为边界对面遥远的日耳曼世界富人墓葬的特征。在约200公里宽的边境地带,较普通的罗马制品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记载,罗马帝国同样也消费了大量境外原材料。公元4世纪的某个时期,皇帝尤里安利用惩罚性的外交条约从各个阿勒曼尼部落榨取木材、粮食和人力(作为奴隶和部队新兵),而其他时候这些商品和服务是需要付费的。罗马边境的常驻部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附近日耳曼经济的需求中心。日耳曼地区出口的货物不能保存下来,因此考古学上没有发现,但是这些货物无疑创造了具有影响力的财富。例如,在日耳曼尼亚之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奴隶交易。早在公元1世纪,莱茵河河畔的邻近部落就使用罗马银币作为交易货币。即便300年后,帝国和瑟文吉关系疏远了,贸易站也仍然开放。我们还知道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个人可以越过边界应征参加罗马军队,回家后享受退役津贴。29

日耳曼地区在公元1世纪初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型经济。随后400年里贸易的影响大致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新型财富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越过罗马边界流入日耳曼尼亚。和罗马的经济纽带给每个人带来从前闻所未闻的收益,从奴隶贩子到向罗马常驻部队出售食物的农民无不受益。因此,这里第一次有了充足的金钱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差异。其次——比单纯的财富更重要——新的经济往来导致社会政治变化,一些部落为了能控制边境上新生财富的流动,彼此竞争。公元50年,马克曼尼人的领地位于多瑙河河畔,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地区,他们的首领万尼乌斯被来自波兰中部和北部的一伙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赶走。据塔西佗记载30,这些人来到南方,要求分享他30年统治期间通过贸易积累下来的财富。就像黑手党和禁酒令的情况一样,新涌进来的财富需要大家去争夺,然后再解决争端,让各方都接受一种反映现有权力制衡的分配比例。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日耳曼尼亚的贸易链究竟如何,也无法知道各自获益的多少,因为当时日耳曼人都不具备读写能力。但是近些年来,波兰考古学家研究了琥珀贸易航道北段。这条航道在罗马时期负责把这种不太贵重的宝石从波罗的海沿岸运到地中海的加工作坊。他们发现了一些公路和桥梁。通过碳同位素和树木年轮测定,确认这些是公元纪年最初几个世纪的建筑,而且被维护了200多年。可见有人在波兰北部靠琥珀贸易挣了大钱,不怕麻烦地修建了这些道路和桥梁。另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挣这些钱的人,大部分不是砍树并把木材沉入沼泽的人。随着日耳曼社会不同集团试图攫取利益,组织和控制贸易往来自然导致更大的社会分化。31

军事和外交关系推动日耳曼社会向同一方向发展。公元1世纪的前20年,罗马军团试图征服东部和北部的新邻居。帝国此时的态度是赤裸裸的掠夺,日耳曼人的反应自然可以想见。我们所知道的莱茵河地区第一个重要的政治联盟是阿米尼乌斯建立的,为的是击退罗马入侵。这个联盟曾经战败瓦鲁斯军团,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后来没有继续团结一致。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对这些处在边境100公里以内的日耳曼近邻,罗马的政策是惩罚性的战役,大约每代人都要打一次,这构成了几次临时和平协议的基础。换句话说,罗马军团每个世纪会入侵这些内陆地区四次,摧毁所有不臣服的人和地区。因此,在那里发生反抗浪潮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瑟文吉族哥特人不愿意接受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基督教。在阿塔纳里克的带领下奋战三年,成功地按兵不动,没有向罗马派兵参与和波斯的交战。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抵挡罗马帝国主义残酷暴行的愿望,和公元4世纪典型的社会结构向大规模发展有很大关系,这又使得公元5世纪罗马领土上出现新兴蛮族联盟成为可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暴行都是单向的。能在边境成功进行偷袭的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边境行省在经济上比日耳曼邻近部落发达)。这是政治合并的又一个促进因素,因为总的来说,偷袭队伍的规模越大,成功的机会也越大。我们知道在整个帝国时代,这种边境偷袭都是罗马-日耳曼关系所特有的。在阿米安·马塞林记载的历时24年(公元354—378年)的历史里,莱茵河边境至少有14年受到阿勒曼尼人的骚扰。公元4世纪时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比如尤里安皇帝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战败的切诺多玛,总是越过边界发动掠夺战。我认为这也不是偶然。通过这种行为得到的威望和财富是维持他们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为了击退罗马入侵,还是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联盟都是一条可靠的成功之路。罗马-日耳曼关系中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促进了日耳曼社会的内部调整,推动其更大规模、更紧密地结合。公元3世纪早期出现在西日耳曼尼亚的新联盟最初不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对利益的追求,显然所有人都对罗马帝国的势力和财富看得明明白白。

一旦这些强有力的联盟形成,罗马的外交措施又会推进这一过程。一个久经考验的可行策略就是找到一个愿意维持和平的首领,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外援,通常还配合贸易特权,尽力帮助他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岁赐从公元纪年的早期就成为罗马外交策略的特征。但是这种关系总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成分。受到恩赐的首领必须满足自己追随者的要求,同时还要让帝国的赞助人满意。一些阿勒曼尼首领发现自己为追随者所迫,不得不加入切诺多玛的叛军,否则就面临退位。32能够吸引罗马慷慨赏赐的首领无疑也能吸引大量追随者。

罗马的武器也起到了作用。现在还不清楚当时武器交易是如何进行的,但是在丹麦沼泽沉积物中找到的罗马兵器,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都多。33结论只能是这种特殊的罗马金属制品曾经在远离边界的地方冲突中使用过。崛起的日耳曼统治者靠组织偷袭控制新的财富资源和成功保障,得到帝国的认可和支持,还获得像样的罗马武器,现在他有实力通过战争扩张权力了。他的一部分精力是针对罗马的,但是激烈的日耳曼内部斗争一定也在日耳曼部落的实力积累上起到一定作用。例如,阿米安提到只要给的价钱合适,就可以收买勃艮第人袭击阿勒曼尼人,而阿勒曼尼人的一位著名首领马克里阿努斯,因为一次地方扩张战的某一回合失利,就在法兰克人的地盘上送了命。34几个世纪中一定上演过无数这样的战争。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各地方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带来的危险和机遇做出反应,因此罗马帝国对境外产生各种超出预期的影响。罗马境外的部落和小部落长期融合,与匈人到来引起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就产生了足以粉碎西罗马帝国的超级军团。

我认为,帝国采用的统治方式有一种产生逆转的内在倾向,使被统治者最终摆脱他们的枷锁。35因此,罗马帝国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不是因为它发展了几世纪的内在缺陷,也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内在缺陷,而是帝国和日耳曼世界的关系造成的。正如萨珊王朝能够重组近东社会推翻罗马统治,日耳曼社会给西罗马带来了同样的影响,和匈人力量的碰撞加速了这一进程。假如没有匈人,这个进程可能要慢得多。西罗马帝国的毁灭不是因为它自身“庞大结构”的重负,而是因为它的日耳曼近邻以它无法预料的方式对它的强大做出了反应。这一切让我们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罗马帝国因为无节制的侵略,最终要对自身的毁灭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