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帝国的局限性

公元373年前后,由于煽动北非行省附近的柏柏尔(Berber)部落叛乱,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comes Africae)罗马努斯(Romanus)被革职。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狄奥多西被派去处理这次突发事件。他在罗马努斯的资料中发现一份对罗马努斯非常不利的文件。这是一封写给第三方指挥官的信,信里传达了不久前还是帝国高级官僚的帕拉迪乌斯对他的问候:“帕拉迪乌斯向您表示问候,说他已经被免职,原因是在的黎波里人(Tripolis)的问题上,他对[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隐瞒了真相。”1就因为这,帕拉迪乌斯被免职,从他的乡间别墅被拖出来,押回特里尔。欺瞒皇帝是叛国行为。通常审讯叛国者都会使用严刑拷打的手段,帕拉迪乌斯不愿面对审讯,就在途中自杀了。整个事件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事情得回溯到公元363年罗马努斯刚被任命为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那年。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行省的大莱波蒂斯(Lepcis Magna)周边的乡村被附近沙漠腹地的柏柏尔部落洗劫,当地居民要求罗马努斯反击这些部落。罗马努斯把军队召集到大莱波蒂斯,但要求当地居民提供后勤支持,供给共计4000头骆驼。居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罗马努斯就解散士兵,没有向柏柏尔人发动战争。居民们非常愤怒。第二年(可能是公元364年),他们召开行省代表年会,派代表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陈情。罗马努斯试图从中阻挠,通过亲戚雷米吉乌斯(Remigius)按他的说法先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情况。雷米吉乌斯当时是执事官(magister officiorum),相当于行政机构主管,属于帝国西部最高级别的官僚。听了双方的陈述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并没有立即做出判断,而是下令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迟迟没有动身。与此同时,柏柏尔部落又袭击了大莱波蒂斯,促使当地居民再次派代表,控诉罗马努斯继续不作为。听到大莱波蒂斯再次受到侵袭,瓦伦提尼安一世大怒,这时帕拉迪乌斯出场了。他被派去考察当地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负责给阿非利加的军队带去赏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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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迪乌斯遵从皇帝的旨意来到大莱波蒂斯,发现罗马努斯不作为的真相。然而,帕拉迪乌斯同时还和阿非利加军队的指挥官和军饷发放员做交易,自己克扣一部分皇帝的赏金。两人都握有对方的把柄。帕拉迪乌斯威胁罗马努斯,他已有确凿证据,要告发罗马努斯不作为,罗马努斯也提出帕拉迪乌斯侵吞皇帝赏金一事。作为交易,帕拉迪乌斯留下赏金,回到特里尔后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大莱波蒂斯一切正常。皇帝认为大莱波蒂斯的居民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便下令严惩。帕拉迪乌斯再次被派往阿非利加,主持审判。法官自身都危如累卵,那么对于那些被告来说,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证人都被贿赂,证明柏柏尔人没有侵袭大莱波蒂斯。整个事件在公元368年前后处理妥当,一名官员和三名代表因为向皇帝虚报情况被处死。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六年后帕拉迪乌斯写给罗马努斯的一封信被发现才再起波澜。当年,有两名代表有先见之明,被判处割舌的刑罚后就躲了起来,幸免于难。现在,这两名代表也突然出现,说出实情。这次事件的罪人最终被绳之以法:帕拉迪乌斯和罗马努斯,还有执事官雷米吉乌斯以及伪证证人。

乍一看,整个事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失职,贪污,恶意掩盖实情。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灭亡的帝国,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自吉本以来,公共部门的腐败就一直被看作罗马帝国瓦解的一个原因。虽然公元4世纪帝国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妄下结论。当时的史料记载了从军队指挥官吃空饷到官僚侵吞资金等各种违法行为。3但是这些行为在西罗马帝国的瓦解过程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待商榷。

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纵观历史,权力一直都和谋取钱财紧密相关。不管是在大国,还是在小国,也不管是兴盛繁荣的国家,还是行将崩溃的国家,情况都一样。在多数社会,以权谋私并不是什么问题,当初努力获得权力的全部意义——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意义——就在于为自己和同党谋取利益。我们的老朋友哲学家德密斯修有个教雄辩术的友人叫利巴尼奥斯(Libanius),他坚信古典教育的道德理念。在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德密斯修开始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恩宠时,利巴尼奥斯写信给他:“您同[皇帝]共餐,表明您和皇帝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您所提到的人的财富会立刻增加……他从这种施恩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胜过您接受恩宠时的快乐。”对利巴尼奥斯而言,德密斯修受到皇帝的恩宠不是件坏事,而恰恰相反是件好事。事实上,帝国行政部门的整个任命体系都是以个人推荐为基础的。因为没有选拔考试,裙带关系和人脉就起到关键作用。德密斯修在对不同皇帝的演说中反复谈及“亲信”问题。这些“亲信”是指皇帝身边最亲近的高层官员,负责向皇帝推荐公职的合适人选。当然,德密斯修希望他们都能慧眼识英雄,这样就能推荐一流的人选,但是他也并不想对这个体系做任何结构上的调整。任人唯亲是整个体系的普遍做法,公职是公认的谋取私利的机会,适度的贪污也多多少少在意料之中。4

以权谋私已经屡见不鲜,即便是在帝国积极向外扩张的征服时期,帝国初期也和后来一样,官员都是更高级别官员的同党,他们滥用——或者应该说是“使用”——权力,为自己和同党谋利。据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记载,随着公元前146年罗马的最后一个大敌迦太基灭亡,罗马的公共部门变得越来越腐败。然而,担任公职的权贵实际上一直都在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提升,帝国初期也不例外。在帝国体系内,我们称之为“腐败”的大多数行为只是反映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已。和瓦伦提尼安一世一样,有些皇帝定期通过打击“腐败”捞取政治资本,但即便是瓦伦提尼安一世也没有尝试去改变这个体系。5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利用政治权力的方式采取务实的态度,不要过分强调特定腐败行为。既然当初权力-利益因素没有妨碍帝国的崛起,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帝国瓦解的根本原因。在大莱波蒂斯丑闻中,罗马努斯、帕拉迪乌斯和雷米吉乌斯突破了底线。经过仔细研究,“大莱波蒂斯门”对我们而言远不只是一件掩盖真相的丑闻而已。

政府的局限性

理论上在颁布一般法规时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在处理个案时,他有权修改法律,或者只要他愿意,可以违反法律。他只用说一个字,便可以处决或赦免一个人。表面上看,他是一位专制君主。但是外表带有欺骗性。

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升任皇帝前已经在军营服役很长时间,亲自监管过莱茵河防线。在特里尔的时候,他也离边界很近,可以及时调查任何意外情况。但是阿非利加出现的这个问题就得另当别论了。瓦伦提尼安一世是在两个完全矛盾的说法突然出现在宫廷时才知道大莱波蒂斯事件的:一边是行省代表年会第一支代表团的陈述,另一边是罗马努斯通过执事官雷米吉乌斯的陈述。瓦伦提尼安一世人在特里尔,离事发现场2000公里。由于他不能离开莱茵河防线,到北非一个相当偏僻的角落去调查一起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事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派一名代表去替他查明真相。就像这次大莱波蒂斯事件一样,要是这名代表给他提供错误信息并确保实际情况传不到他耳朵里,皇帝必然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大莱波蒂斯门”的根本问题在于,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罗马的中央政府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只有从地方获得准确信息才能做出有效决策。瓦伦提尼安一世的政权乐于把自己塑造成纳税人的保护者,防止军队对他们提出过分要求。但是由于帕拉迪乌斯谎报实情,在这次大莱波蒂斯事件中皇帝所采取的行动反而适得其反。

要了解在罗马帝国收集准确信息有多难,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作为半个帝国的统治者,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的地区比现在的欧盟要大得多。现在在欧盟范围内要采取有效的中央措施就已经比较困难了,但与布鲁塞尔(Brussels)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相比,瓦伦提尼安一世还面临通信问题,采取有效中央措施的难度就更是难以想象了。瓦伦提尼安一世面临的通信问题是双重的:古代通信不仅费时,而且信息渠道极少。大莱波蒂斯问题恶化不仅是由于通信速度缓慢,还因为信息不够全面:最初有两个联系人(代表团和代表罗马努斯的雷米吉乌斯),瓦伦提尼安一世派帕拉迪乌斯去查明真相时又增加一个。一旦帕拉迪乌斯证实罗马努斯的说法,就变成了二比一,而且瓦伦提尼安一世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在由电话、传真和互联网构成的现代通信世界,要想隐瞒真相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除了莱茵河边境的驻地附近,瓦伦提尼安一世同帝国其他的城市鲜有联系。

帝国更晚时期的一批纸莎草纸文献在干热的埃及沙漠中经过一千多年留存至今,对我们深入了解罗马的通信问题提供了帮助。[也许造化弄人,这些文献最后大多被存放在素以降雨著称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存放在曼彻斯特的这些文献来自尼罗河(Nile)西岸上埃及(Upper Egypt)和下埃及(Lower Egypt)交界处的赫尔莫普利斯(Hermopolis),1896年由维多利亚(Victorian)收藏家A. S.亨特(A. S. Hunt)购买。还有一封重要书信没有买到,最后被存放在斯特拉斯堡。后来人们发现这封书信和曼彻斯特的那些文献都属于同一批文献,归狄奥法内斯(Theophanes)所有。狄奥法内斯是公元4世纪初赫尔莫普利斯的地主,罗马的高级官员。他在公元4世纪10年代担任埃及财政长官(rationalis Aegypti)维塔利斯(Vitalis)的法律顾问。作为财务官,维塔利斯掌管埃及行省的军工厂和罗马在埃及的其他事务。文献的主体部分提到大约是在公元317年到323年间,狄奥法内斯因公从埃及前往帝国东部的安条克[现在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Antakya),靠近叙利亚边界]。文献没有对行程进行详细描述,因此此次任务的可能目的我们并不确定。但文献记录了打包清单、财务账目和行程安排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生动地再现了罗马官员出差的情形。6

因为是出差,狄奥法内斯可以像叙马库斯当年去特里尔那样使用罗马的公共交通系统。这个公共交通系统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驿站,可供公务人员更换驿马,有时还提供食宿。有关狄奥法内斯行程安排的文献尤其值得注意,记录了他每天行走的距离。狄奥法内斯4月6日启程离开上埃及的尼丘(Nikiu),车队在路上缓缓行驶三周半时间,于5月2日到达安条克。他们每天大约行走40公里。刚开始时他们需要穿越西奈(Sinai)沙漠,每天只能走24公里,但到达新月沃土后,他们加快速度,每天走65公里。行程的最后一天,狄奥法内斯一行人看到成功在即,便全速前进,走了100多公里。他们返回尼丘时花费的时间也差不多。鉴于狄奥法内斯能够利用他的官员身份随时更换驿马,不需要花时间让马休息,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行走速度代表罗马帝国官僚的工作效率。在紧急情况下,信差途中不断更换驿马,一路策马飞奔,每天最多跑250公里。但狄奥法内斯一行人在那三周半时间里的行走速度属于正常速度,即平均每天走40公里。这是牛车的速度。因为军队也是用牛车来拉载重型装备和行李的,所以这个速度不仅适用于行政工作,也适用于军事行动。

狄奥法内斯行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复杂性。不难想象,鉴于这种行走速度,只有帝国的高级官僚才会到自己行省以外的地方去,那么各地区甚至邻近地区的基层官吏就可能彼此互不相识。埃及在多数情况下都相对独立,所以通常而言,狄奥法内斯不需要结识安条克的权贵,而且他沿途也不认识任何权贵。于是维塔利斯就给他向途经地区的权贵都写了推荐信,其中有一些没有用上,因而被保留至今。鉴于当时的礼节,狄奥法内斯还得提前筹划,携带各种合适的礼物。出于礼貌,第一次见面要交换礼物,有的礼物还相当贵重。据狄奥法内斯的财务账目记载,其中有一样礼物是用来配制香水的麝香。7狄奥法内斯还需要携带大量现金。因为是出差,他可能还携带着从官方支取资金的授权书。因此有时候他还需要雇用卫队。据他的财务账目显示,他在穿越埃及西奈沙漠时雇用了卫队,还为这些士兵购买了食物和酒水。

打包清单也很能说明问题。狄奥法内斯需要准备适合不同季节和天气穿着的厚薄衣服、官服和浴袍。公共交通系统提供的住处条件显然相当简陋,狄奥法内斯随身携带着铺盖,不光是床单,甚至连床褥都带了。还有一整套厨具,以备万一。这表明狄奥法内斯不是独自一人去安条克的。有多少人一同前行,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有一批奴隶随行,料理起居。大体上,他在自己饮食上的花销要比花在奴隶身上的多一倍多。保存在曼彻斯特的文献里详细记载了这些账目。准备启程返回埃及前,狄奥法内斯的随行人员购买了160升葡萄酒准备在路上喝。同一天,狄奥法内斯在午餐的时候喝了2升上等的葡萄酒。购买那160升葡萄酒的钱还不够买这2升上等葡萄酒的。据狄奥法内斯的财务账目记载,他们有一次还买雪来冰镇狄奥法内斯的葡萄酒。罗马帝国公务旅行复杂而低效的本质就显现出来了。

实际上,与现在相比,公元4世纪时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现在,哈德良长城距离幼发拉底河约4000公里,和狄奥法内斯时代两者之间的距离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经由陆地横穿这片地区最多花两周时间,而以狄奥法内斯的行走速度来看——即便不考虑他花在沙漠里的时间,以每天50公里计算,在公元4世纪他也得花费大约三个月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令人惊叹;从公元4世纪的角度来看,它却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以行走速度来衡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罗马帝国实际上有它版图面积的6倍大。也就是说,用当时可用的通信手段来管理罗马帝国相当于现在管理一个规模是欧盟5到10倍大小的实体。由于地区之间彼此相隔甚远,离首都也都很远,皇帝和帝国多数地区之间没有什么信息渠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即便帝国各城市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保持通信,皇帝也无能为力。这些信息都会以纸莎草纸文件的形式送到首都,皇宫很快就会堆满文件。要找到一份特定的文件有如大海捞针,尤其是罗马的文件似乎还只是按年份来归档的。8原始的通信渠道,再加上缺乏处理信息的复杂手段,说明各时期罗马皇帝制定及执行行政决策时的行政局限性。

通信问题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罗马政府无法系统地干预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我们可以想见,罗马政府处理的事务只相当于现代政府处理事务的一小部分。即便有相应学说的支撑,罗马政府仍缺乏处理广泛社会议题的行政能力,例如医疗服务预算或社会安全预算。政府实际参与的工作就极其有限:维持军队战斗力和管理税收。即便在征税问题上,罗马政府的职能也仅限于向帝国各城市摊派税收总额和监督税收上缴。摊派税额和实际征收税款这些困难工作是在地方层面展开的。即便如此,我们在第一章里仔细探讨过的市政法规表明,只要地方按规定将税收收入上缴给中央国库,地方政府就可以有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9只要让中央政府满意,地方就可以实现自治了。

这一点对于了解罗马帝国的内部历史来说至关重要。“大莱波蒂斯门”说明的不是帝国后期的特定问题,而是影响各时期罗马中央政府的根本局限性。要想全面了解罗马政府的运作,我们在考虑皇帝在法律上的绝对权威和理念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同时,还必须考虑从后勤角度而言,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地方事务进行日常干预。正是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才形成帝国内部运转的动力。鉴于中央政府在行政上无法掌控所有事务,它施加权威进行干预的事情就具有极强的合法性。因此,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皇权谋取私利。乍一看,这好像在说皇帝会经常插手地方事务,但这个印象会让人产生误解。除了征税之外,皇帝只有在地方官员,或是一部分地方官员,看到动用皇权有利可图时才会干预地方事务。

如前文所述,帝国初期的情况也不例外。如西班牙塞维利亚省发现的碑文所示(参见本书第一章),由于地方采用中央制定的市政法规,罗马式的城镇在帝国星罗棋布。尤其是地方较富裕的地主很快就认识到要是采用的宪法能赋予他们拉丁公民权,他们就有可能成为罗马公民,有资格进入帝国的中央体系,谋取更多利益。当然,故事还有其阴暗的一面。对他们而言,意大利的公民身份十分有用,他们会为此不择手段。他们通常会讨好中央的政府高官,替他们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帝国的基石。10

这种关系也适用于那些使用“敕答书”(rescript)系统的个人。民众就法律问题向皇帝——实际上是皇帝的法律顾问——提交书面请求。他们可以把希望皇帝裁定的事情写在纸莎草纸的上半页。然后皇帝把自己的回复写在下半页。民众不能利用这个系统让皇帝处理整个事件,只能就关键的法律问题提出请求。我们从一份留存至今的纸莎草纸文献可以看出这个敕答书系统的使用规模。公元200年春,塞维鲁皇帝和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安顿下来。据现在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份纸莎草纸文献记载,两位皇帝在3月14日回复五封敕答书(皇帝的回复都会公布于众),3月15日回复四封,3月20日回复四封。11因此,即便皇帝有很多机会度假,每年也至少有1000例个人法律纠纷需要他来裁定。

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敕答书被送回行省,它便不再受皇帝的掌控。因此民众怎样使用这张带有皇帝名字和权威的纸就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外了。敕答书被挪作他用也就不足为奇。据公元5世纪的《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Codex Theodosianus)描述,这些欺诈行为中有把皇帝的回复剪下来用于回复其他问题的,也有用皇帝的敕答书处理其他纠纷的,更有甚者,还有人用虚假名义获得皇帝的敕答书。12罗马的律师和现代的律师一样极具创造力,但所受的限制要少。敕答书系统表明皇帝对民众的问题基本上会做出实际反应,但是对这个系统的滥用又说明距离让这些请愿者可以将带有皇帝名字的裁定这样一件有力武器挪作他用。

除了敕答书之外,皇帝还收到大量的普通请求,但他们的反应有时就没有敕答书这么明确。他们要么启动调查,当然速度会很慢,要么接受请愿者有失偏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皇帝多多少少会滥用皇权,皇帝可以决定信任或是不信任请愿者,然后采取相应行动。由此,地方日常事务的处理取决于地方公民在利用皇权方面所做的努力。

因此在涉及罗马中央政府时,我们都必须谨记,虽然皇帝在法律和理念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的统治仍有其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是权力的垄断者,公民还是经常向他们请求批示。结果,皇帝既拥有强大的权力,又受到严格的限制。

 

公元3世纪中叶,由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这个具有内在局限性的政府机器突然不得不面对各种全新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最迫切的问题是通过帝国的军事、财政和政治重组来解决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帝国实施的这些变革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从长远来看则使它注定要衰落、瓦解。据这一观点看来,自戴克里先后,罗马对农业经济明显征税过重。农民被迫上缴大部分农产品,致使有些农民饿死。有人认为新的税率还摧毁了一直以来建造和管理帝国各城镇的地主阶层。某权威观点认为,以供养很多“闲人”的官僚机器为代表,整个帝国实际上开始变得处处受限。这些“闲人”又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在军事方面,从短期来看,军队的扩充达到了目的;但由于帝国境内缺少兵力,公元4世纪的几任皇帝不得不从边界对面招募越来越多的“蛮族人”。结果,罗马军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都下降了。总而言之,这个观点认为,虽然帝国克服了最初的波斯危机,但是帝国的财政、政治甚至军事力量都因此明显消耗殆尽。13

这些观点仍然根深蒂固。但当今的学者已经证明这一立场大大地低估了后期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活力。

幸存的代价

古代农业有两个局限性:其一,在拖拉机发明之前,土地的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可用的劳动力。其二,古代农民虽然使用各种技术来保持土地肥沃,也无法像现代使用化肥那样大幅提高粮食产量。这转而又限制了人口的规模,因为人口的增长受到粮食供应的限制。除此之外,运输费用不菲。据戴克里先的限价敕令(参见本书第二章)记载,一车小麦每运输50英里(约80多公里),价格就会翻一倍。由于这些根本原因,各时期的罗马经济都勉强停留在最低水平以上。直到最近,学者们才找到证据证明,在帝国后期,政府加大税收,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使帝国的农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这些证据主要是一些文字史料。首先,自古罗马时期起,工匠们每年都会生产大量碑刻。公元3世纪中叶,碑刻数量急剧减少,大概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通常这些私人碑刻都是由地主阶层委托生产。由于它们存留下来的几率一样,人们自然会认为碑刻数量锐减,反映出地主阶层的资金突然缩减。还有人根据对罗马大事记的研究提出,帝国后期政府强加于民的沉重税负是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帝国的衰亡恰好发生在帝国为了消除波斯威胁而大幅涨税之际。这些观点还引用记录公元4世纪“市议员大逃离”的史料为依据。市议员,也叫什长,是在地方议会(拉丁语是curiae)有席位的地主,非常富有。他们的祖先是帝国初期这些罗马式城镇的建造者,具有地方自治的思想意识,学习拉丁语,拥有拉丁公民权和罗马公民权。公元4世纪,市议员越来越不乐意在他们祖先设立的地方议会任职。据史料记载,他们抗议议员成本太高,罗马政府强加给议员的行政包袱过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罗马帝国瓦解的主要原因是沉重的负担摧毁了原有的地主阶层。14

公元4世纪的法律文件还提到一种之前鲜为人知的现象——“荒地”(agri deserti)。这些文件中大多数只是涉及这一现象的总体情况,并没有说明相关土地的具体数目。但公元422年涉及北非的一条法规表明,光是在北非就有3000平方英里(约7770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荒地。帝国后期又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规,试图将佃农(coloni)限制在他们已租用的土地上,防止他们迁徙。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些独立的现象联系起来,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由此认为因为帝国后期税制严苛,耕种所有耕地已经不合算了。据说这就导致大片土地被弃,沦为荒地,政府采取干预措施,试图阻止佃农因新增税负放弃耕种土地。农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被剥夺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人口会减少,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粮食产量。15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考古学家乔治·柴林科(Georges Tchalenko)的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颠覆了这些传统观点。和许多突破性的时刻一样,旁观者们很久之后才意识到他们见证了惊天动地的发现。但是这颗炸弹引发了一系列爆炸。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柴林科行走于中东的一些石灰石山之间。这些石灰石山位于现在中东一处相对平静的偏远地区。在古典时期,这些山位于帝国首都安条克附近。造化弄人,这些山现在划归叙利亚境内。在勘探过程中,柴林科偶然发现一片密集的村落遗迹,房屋是用石灰石建成,十分坚固,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阿拉伯人占领该地区时被废弃。

这些遗迹表明,石灰石山中的村落曾经人丁兴旺,不仅能够负担得起建造高品质的住房,还能资助村落建造大型的公共建筑。这一时期居住的人口比该地区此后任何时期居住的人口都要密集得多。显然,这些村民以农业为生。柴林科认为他们生产橄榄油作为商品出售。这一发现的突破性在于,该地区开始走向繁荣是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公元5世纪、6世纪和7世纪,该地区持续蓬勃发展,丝毫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民征税过于严苛,但现在证据确凿,这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地区正在蓬勃发展。16

进一步的考古工作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调查罗马时期不同地区的乡村居住地和农业活动的情况。大体而言,这些调查显示,柴林科在叙利亚发现的村落并不是帝国后期乡村蓬勃发展的唯一例子。在突尼斯(Tunisia)和利比亚(Libya)南部进行的实地调查表明,罗马在北非的主要行省,尤其是努米底亚(Numidia)、拜扎卡纳(Byzacena)和阿非利加(Proconsularis),也存在类似密集的乡村居住地和农产品,它们的蓬勃发展直到公元5世纪才开始减缓。在希腊的实地调查结果与此类似。在近东,公元4世纪和5世纪乡村发展达到高峰,而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跌入谷底。在现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公元4世纪,在帝国这个贫瘠的地区农业也相当发达。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情况也大体相似。近期对罗马行省不列颠的乡村定居地所做的重新评估显示,其公元4世纪时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4世纪时的水平。虽然人们就人口总数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后期不列颠人口高度密集。17事实上,公元4世纪,只有意大利和欧洲北部的一些行省,例如贝尔迦高卢(Gallia Belgica)和莱茵河边界附近的下日耳曼尼亚,经济发展没有达到或接近高峰。即便是在这些地区,近年来对定居地人口密度的评估值也大幅提高了。

贝尔迦高卢和下日耳曼尼亚这两个北部行省相对贫穷,可能是公元3世纪发展中断造成的。这一时期,由于帝国的重心在于解决波斯问题,莱茵河边境地区频繁遭受蛮族入侵,有可能该地区的一些村落从此一蹶不振。这两个行省相对贫穷也可能是因为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对罗马时期的研究是依靠可确定年代、用于商业目的的陶器遗物来确认定居地,并鉴定其年代。如果该地区的居民停止进口这类陶器,重新使用当地生产的不可确定年代的陶瓷制品,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还主要用木头而不是罗马传统的石头、砖和瓷砖建筑房屋——研究也确实发现他们是用木头做建筑材料,那么他们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讲就不会被发现了。至少到公元5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在欧洲北部的几个地区都存在。因此公元4世纪,莱茵河北部边界附近的一些地区看似无人居住,这有可能是由新生活习惯的出现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人口急剧减少。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此下定论。

意大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同其作为帝国腹地的地位相称,意大利在帝国初期就开始蓬勃发展,不光有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其境内,它生产的陶器和葡萄酒等商品还被销往帝国西部的一些行省,并占据市场。而且,意大利的农产品可以免税。然而,随着被征服行省的经济逐步发展,意大利的竞争对手逐渐壮大,它们离消费中心更近,运输成本更低,从而限制了意大利对市场的控制。到公元4世纪,这一过程进入尾声。自戴克里先起,和帝国其他地方一样,意大利的农产品也需要缴税。因此在公元4世纪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必然会衰退,相对贫瘠的土地被废弃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前文所述,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弥补意大利之不足,可能还有高卢东北部经济的相对衰退。尽管税负加重了,帝国后期乡村都普遍蓬勃发展起来。18这些考古发现的革命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文字史料的话,它和考古发现一点也不矛盾。例如,禁止劳动力自由迁徙的法规只有在乡村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否则,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致使地主相互争夺农民,他们愿意收留逃跑的农民,并保护农民免受法律制裁。总而言之,“荒地”这个词是公元4世纪时新造的,指没有征税的土地,它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片土地之前是用于耕种的。当然,公元422年那条法规里所涉及的大片北非领土主要是沙漠和半沙漠的内陆地区,一直以来就不能用于普通农耕。帝国后期税制严苛也和繁忙的农业经济协调一致。收成仅够维持生计的佃农往往只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即足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以及用来支付租金等基本附加费用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萧条,佃农可以但不愿生产富余粮食,因为他们既不能储存这些粮食,而且由于运输成本太高,也不能把它们卖掉。这样一来,如果税率不太高的话,征税实际上能刺激生产。政府强征的税赋是佃农需要支付的另一项费用,他们要付出额外劳动来生产附加的粮食。只有当税收过于严苛、农民挨饿,或者土地肥力下降的情况下,征税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说明帝国后期农民生活不易。政府强征的税赋比以往都重,还有法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寻求最有利的租约条款。但是并没有考古发现和文字史料证明帝国后期乡村的人口规模、生产水平和产量没有达到或接近最高水平。19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帝国的大多数城市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遭遇。公元3世纪中叶碑刻数量锐减,说明新委托建造的公共建筑数量减少了。只有帝国首都和区域首府还在大规模兴建公共建筑。即便是在这些地区,地方显贵也不再为纪念自己而捐资修建公共厕所之类的建筑,这些公共建筑都是由政府官员用政府资金建造的。20在帝国初期,私人捐资在家乡修建公共建筑是自我提升的主要途径。通过建造合适的公共建筑,地方显贵可以说服中央的高级官员向皇帝推荐他们的家乡,获得罗马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一旦他们享有拉丁公民权,通过捐资建造公共建筑就可以在当地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这些城镇很快就获得显贵捐赠的大量土地作为公共用地(一般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还取得征收地方税和通行费的权利。地方税和通行费本身就是一大笔岁入,由地方议会,尤其是行政长官管理。行政长官由该城镇的公民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显贵争相建造公共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选举,从而控制地方资金。21

公元3世纪,政府没收地方捐资和税收,地方政府丧失大部分资金。到公元4世纪,如果官员要做的只是替中央政府跑腿,那么在地方挥霍钱财赢得权力就毫无意义了。此时,帝国的官僚阶层不断膨胀,地方政府中比较有利可图和有威望的工作都分派给那些卸任的官僚(honorati,士绅阶层),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具体摊派税额。只要一卸任,这些人便会负责摊派新税额。这样,地方显贵势必会宴请他们,或用其他方式拉拢他们。士绅还可以和行省长官一起审理案件,帮助他做裁决。据留存至今、写给地方士绅的书信描述,士绅成为地方显贵施加影响的又一渠道,这使得他们在当地社会备受欢迎。换言之,在帝国后期,帝国官僚取代市议员,掌控地方的政治权力。这样,地方显贵就没有必要像帝国初期那样挥霍钱财,建造公共建筑了。

我们也需要改变对帝国后期官僚机构的成见。帝国后期的官僚机构多被刻画成一支由“闲人”组成的外来力量,他们压迫地方社会,榨干它的活力。这种描述可追溯到雄辩家利巴尼奥斯的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历数公元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一些出身卑微的高级官僚和元老。据利巴尼奥斯所说,公元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三名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首席执行文官)——多米提安努斯(Domitianus)、赫尔皮丢斯(Helpidius)和托拉斯(Taurus)——的父亲从事体力劳动;还有一名禁卫军长官菲利普斯(Philippus)的父亲是做香肠的;亚细亚的行省长官杜尔希修(Dulcitius)的父亲是个制毡工。22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群出身卑微的人掌控官僚机构的震撼画面,但利巴尼奥斯的这篇演说其实别有用心。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刚刚拒绝吸纳他的门徒塔拉西乌斯(Thalassius)为元老,理由是塔拉西乌斯的父亲拥有一家军工厂,是个“手艺人”。然而,包括利巴尼奥斯不计其数的推荐信在内的很多史料都表明,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新官僚和新元老中大部分实际上都来自市议员阶层,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官僚机构使用的是传统教育科目教授的“正确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说明官僚们都接受了长期而又昂贵的私人教育。由此可见,帝国后期的官僚阶层并不是由一群圈外人和新贵构成,而是由在帝国结构调整中晋升上来的市议员组成。只有少数精英(拉丁语称为“principales”)还坚持留在地方议会,垄断仅有的一些有利可图的工作。

因为中央政府的公职相当具有吸引力,皇帝收到大量任命请求。许多请求都得到皇帝批准。皇帝一直乐于表现得慷慨大度,提高自己的人气,而且批准这些请求也没有什么大碍。尽管有法律控制官僚机构的扩充,迫使前市议员回到原来的城市,到公元4世纪时仍有大量富有的地主将中央官僚机构作为他们的主要职业目标。这一时期,帝国东部的财政部门(largitionales)有224名官员,还有610名候补人员在他们任期满后随时准备接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一个官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而家长们在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的名字添加到候补人员之列。因此,帝国官僚机构的扩充并不代表压迫地方的新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扩大,而是我们已经探讨过的中央和地方政治关系的继续。和在敕答书系统以及整个罗马化过程中一样,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个头,制定了新规则,然后地方显贵对新的规则变化做出调整,利用它们谋取私利。

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官僚机构的扩充的话,就不会认为“市议员大逃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现象,或者至少不会认为它反映了地主阶层私有财产锐减,也会缓和官僚机构是由“闲人”组成的这一观点。如果非得说这些官僚很“闲”的话,很难想象他们的祖先作为当地的地主在市议会拥有席位能比他们要忙到哪儿去。从本质上而言,他们一直是靠收取地租为生的阶层,只监管佃农劳动,自己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之前,他们是市议会里的“闲人”,而现在他们是罗马中央政府的“闲人”。他们的薪水也很低,由政府支付。官僚机构的扩充不需要靠额外征税来资助。23我们已经讲过,这些工作的吸引力在于随之而来的地位和征税的机会。

虽然贵族阶层职业模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文字史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帝国后期的地主精英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时而在城里的宅邸里住住,时而在乡下的庄园里歇歇。例如公元4世纪,安条克的市郊达夫尼(Daphne)十分富足。在现在土耳其的萨迪斯(Sardis)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大量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私人豪宅。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依靠地主偶尔到“城里”来挥霍他们财富的城市奢侈品行业会遭受很大的打击。当时的情况有可能是地主离开市议会去帝国的官僚机构谋职,意味着他们不是在家乡,而是在区域首府或者行省首府持有房产。这可能加剧了首府繁荣而小城镇衰退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公共花销的模式上早已显现出来。24

那么新的考古发现和由此对已有史料所做的重新阐释表明,虽然为了迎接波斯带来的战略挑战,罗马政府增加农产品的税收,没收地方资金,但农业作为经济的主要动力,本身并没有陷入危机,地主阶层的命运也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凄惨。“市议员大逃离”是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不能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公元5世纪帝国的瓦解是由4世纪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有人认为,自公元3世纪中叶,帝国军队严重缺乏兵力,结果招募越来越多的“蛮族人”,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还应该重新审视这种观点。罗马军队重组时确实招募了蛮族兵,这一点毋庸置疑。招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为特定战役短期招募的独立军队,一旦战役结束,他们就返回家乡。其二,边界对面许多蛮族人加入罗马军队,成为职业军人,在固定的罗马分队服役,直到期满。这两种情况自古有之。帝国初期的辅助部队可分为骑兵部队(alae)和步兵部队(cohortes),一直以来都由非罗马公民组成,总人数约占罗马军队的50%。普通士兵的招募模式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关帝国后期军官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蛮族兵人数整体上有所增加。帝国初期和后期军队的主要不同并不在于蛮族兵的人数,而在于现在招募的蛮族兵有的和罗马公民一起在同一个分队服役。过去,蛮族兵和罗马士兵是分开的,只在辅助部队服役。公元4世纪时的训练和原来一样严酷,打造出团结紧密、随时待命的军队。根据阿米安·马塞林对罗马军队作战的叙述,我们没有发现军队的纪律要求有任何实质性的下降,也没有发现军队中的蛮族兵比罗马士兵更难指挥或是更有可能投敌。据阿米安记载,有一个退役不久的蛮族兵泄露了有关罗马军队部署的重要情报,但蛮族兵在作战时都没有任何不忠表现。简而言之,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军队的重组在军事领域带来了什么连锁反应。25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帝国运行所带来的附加成本很有可能打击了在帝国初期就已积极接受“罗马性”价值观的行省人民。

基督教及其被认可

随着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罗马帝国原有的思想体系也开始逐步被摧毁。对爱德华·吉本而言,这是罗马帝国瓦解的关键时刻:

牧师成功地传授忍耐和怯懦的教义;社会的积极美德受到打压;军队的最后一点斗志也被修道院消磨殆尽;大部分公共和私人财富都被用于华而不实的慈善和奉献;士兵的军饷被挥霍在大量无用的男人女人身上,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节制和贞洁。忠诚、热情、好奇心和怨恨以及野心,这些世俗的情感点燃神学纷争的火焰;教会,甚至政府,因宗教派别心烦意乱,派系之争持续不断,有时甚至血腥残暴;皇帝的注意力从营地转向教会会议;罗马帝国遭受一种新暴政的压迫;被迫害的教派成为帝国的秘密敌人。26

其他人的观点没有这么咄咄逼人,但也都认为基督教打破了思想的统一,使政府失去民心;还认为教会可能分流用于其他关键事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由此,税负的增加和基督教的兴起就提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重组后,帝国的中央政权在尽力维护其合法性的同时是否招致地方的不满。

据公元4世纪的史料记载,地方对税率过高的抗议时有发生,还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暴动。公元387年,一群民众聚集在安条克,抗议强征附加税。他们情绪激动,推倒皇帝的雕像。皇帝的雕像以及其他任何和皇帝有关的物体都是神圣的,侵犯它们是一种叛国行为。地方政府非常害怕,担心皇帝会派军队来惩治他们。但时任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采用和解的方案来解决这一危机。狄奥多西的做法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整体形势。27如果纳税人了解征税的原因并普遍认可的话,征税就会进展得更顺利,提高税率也就更容易了。公元4世纪的皇帝都完全明白这条同意原则,抓住一切机会强调税收首先是用于军队——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他们必须用军队来保护罗马免受外敌入侵。帝国每年的大多数庆典仪式上都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主题发言,庆祝帝国新近取得的胜利。存留的史料中关于帝国后期庆典仪式的记载基本上都提到军队及其保护罗马帝国的功能。

每位皇帝都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说服人民接受他们的边防政策,但他们对征税基本目的的看法都一致。帝国钱币上最常见的是敌人跪拜在皇帝脚下的图案,这个形象每天都在提醒人民他们纳税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战败,军队会遭受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指责。例如,波斯人公元359年洗劫阿米达后不久,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财政大臣乌尔苏卢斯(Ursulus)造访阿米达废墟。他公开讽刺罗马军队的表现:“看看这些保卫我们城市的士兵吧,看他们有多勇敢。帝国财政为了支付他们的高额军饷已经捉襟见肘了。”军队指挥官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君士坦提乌斯死后,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继任皇帝在标志政权更替的政治审判中判处乌尔苏卢斯死刑。然而,多数时候,利用军队为借口征税的效果还算不错。安条克抗议征税的暴动只是一个个例,是由强加的附加税而不是普通税引起的。当然很多地主想方设法尽可能降低自己需要缴纳的税款——存留的法律资料和书信中记载了大量降低税款的计谋和请求,但公元4世纪的皇帝确实成功地让人民相信征税是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既筹集了资金,也没有让罗马社会走向分裂。28

在宗教方面,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无疑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从外观上看,城镇的景观发生了变化。希腊罗马异教崇拜传统上将死者与生者分开的做法告一段落,墓地开始在城里涌现。教堂取代神殿。结果,自公元4世纪90年代起市场上出现大量廉价的二手大理石,致使一手大理石行业岌岌可危。正如吉本所称,教堂从政府和个人处获得大量捐赠。君士坦丁本人开启了捐赠先河,《教宗名录》(Book of the Popes)记载了他赠给罗马教会的土地。久而久之,帝国各地的教会都获得大量资产。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是一股民主、平等的力量。它主张无论贫富贱贵,人人都具有灵魂,都可以得到救赎。一些福音故事甚至还暗示世俗的财富是获得救赎的障碍。这一切都有悖于希腊罗马文化中的贵族精英价值观。这种精英价值观主张只有拥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能负担得起多年私人教育并实际参与市政事务的人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以文法学家使用帷幕这种做法为例。在古代,帷幕就是级别的标识,例如在大殿中,皇帝与廷臣之间通常会用帷幕隔开。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圣奥古斯丁对文法学家用帷幕来遮挡学校入口的做法嗤之以鼻。对他和帝国后期其他基督徒而言,这是一种伪智慧的做法。

相反,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确立一个与古典主义价值观相悖的反英雄。尽管他没有受过文法学家的教导,尽管他离开城镇前往沙漠,但是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基督教圣人却获得通过学习荷马(Homer)或维吉尔(Vergil),或是通过参与自治都无法获得的智慧和美德。这个圣人是修道院的最佳产物——如吉本指出,这一时期基督教修道制度吸引大量追随者。修士的生活方式受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高度赞扬,他们在这种禁欲生活中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古代基督教殉道者的献身精神。史料中有很多关于身份显赫的基督徒舍弃罗马贵族生活的记载。公元5世纪初,意大利的保利努斯(Paulinus)和小梅拉尼亚(Melania)先后变卖家产,献身基督教。保利努斯是诺拉(Nola)的富人。他成为主教,信奉殉道者费利克斯(Felix)。小梅拉尼亚家世显赫,她的父亲是元老院元老。她离开意大利去了中东圣地。由此,基督教向罗马人一直以来都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提出质疑,带来根本性变化。29

但是,尽管基督教的兴起无疑是一场文化革命,吉本等史学家有关基督教严重影响帝国正常运转的看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如吉本断言,基督教教会确实获得大量捐赠。另一方面,被教会取代的异教机构一直以来都非常富有,随着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它们的财富也渐渐被没收。我们不清楚向基督教捐赠是否涉及将全部世俗资产都转到教会名下。而且,虽然一些人选择修道院生活,但这顶多也只是几千人而已,相对当时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增长的人口规模而言,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同样,与公元400年罗马政府多达约6000名高级官僚相比,贵族阶层放弃财富和贵族生活而选择修道院生活的人数就相形失色了。公元4世纪90年代通过的法律规定,罗马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僚都必须是基督徒。每出现一个诺拉的保利努斯这样的人,就会有更多的罗马地主成为基督徒,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而且也丝毫没有什么良心不安。

由于宗教和帝国在思想上很快就达成一致,基督教也没什么迫切的理由让他们产生罪恶感。自奥古斯都起,罗马帝国就声称罗马的守护神注定罗马要征服并教化世界。众神庇佑帝国引领整个人类进入一种最佳状态,罗马皇帝由众神直接选定,受到众神的启示。自君士坦丁公开改信基督教后,帝国与神的关系很快就被重新定义,而且毫不费力。基督教的上帝被塑造成帝国的保护神,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信仰基督教和救赎。教育和自治暂时退居次位,但并没有被完全摈弃。帝国需要做的调整也就这些了,依然声称它是上帝的工具,执行上帝的旨意,只是名称变了而已。而且,虽然不能再神化皇帝,但是他们仍具有神性。基督教统治下的罗马宣称皇帝是由上帝选定的,和他一起统治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统治人类。因此,皇帝以及所有与他相关的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继续被看作“神圣的”。30

持这一立场的不仅仅是宫廷内外一些效忠皇帝的官员。公元438年12月25日,罗马的新法《狄奥多西法典》被引介给帝国旧都的元老。所有元老院会议都被详细记录下来,然后提交给皇帝。可以想见,这些会议记录没有存留下来,因为对中世纪,甚至帝国后期的僧侣而言,这些冗长的记录读起来并不扣人心弦。但《狄奥多西法典》会议的记录被编入序言出现在公元443年后的正式抄本里。米兰的安布罗斯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保存了一个这个正式抄本的11世纪抄本。这个抄本独一无二,存留至今实属难得。31会议由意大利禁卫军长官格拉布里奥·福斯图斯(Glabrio Faustus)主持,他将元老们召集到自己的豪宅,会议一开始他便向他们正式引介《狄奥多西法典》。他提到皇帝授权立法的敕令,然后将《狄奥多西法典》呈献给他们。元老们立刻大声高呼:

“伟大的奥古斯都,最伟大的奥古斯都!”32(重复8次)
“你们是上帝所赐!是上帝的恩赐!”(重复27次)
“作为罗马皇帝,你们虔诚得体,愿你们长治久安!”(重复22次)
“你们造福人类,造福元老院,造福国家,造福所有!”(重复24次)
“你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救赎!”(重复26次)
“皇帝万寿无疆!”(重复22次)
“愿你们征服世界,以胜利者的身份亲临这里!”(重复24次)

对我们而言,元老们的反复欢呼可能显得有些意外,但这种仪式传递的信息值得我们仔细斟酌。

最明显的信息是其统一性。罗马帝国的显贵们在帝国的象征性首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们的统治者。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另一略显隐晦的信息,即元老们都相信他们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他们与皇帝是一种共生关系。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绝对的完美感的话,就不会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意见不一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只有当事情本身明显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人们才会统一看法。元老的开场欢呼表明,他们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因为基督教的神——上帝。到公元438年,罗马元老院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基督教群体。因此作为罗马社会的顶层,元老院接受基督教并没有改变“帝国是上帝的工具”这一由来已久的观念。

在其他社会阶层,甚至在教会的类似仪式上,人们也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市议会的会议往往都是以类似的欢呼开场;在城市,民众正式聚会时也会向皇帝、帝国官员甚至新皇帝的雕像致敬。(新皇帝被选定后,他的雕像就会被送往帝国各城市。)帝国每年都会有很多类似场合,同样的关键思想始终贯穿其中。33许多基督教主教和平信徒都乐于以基督教的新外衣重申罗马原有的帝国理念。早在君士坦丁执政时期,恺撒利亚(Caesarea)的尤西比乌斯主教(Bishop Eusebius)就已经提出基督现身于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并非偶然。他认为,尽管基督教早期受到过迫害,但基督在奥古斯都时代现身说明基督教和帝国注定不可分割,上帝赋予罗马无上的权力,以便全人类能通过它最终获得救赎。

当然,这种思想表明皇帝作为上帝选派的代表,应该掌握宗教大权。早在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不到一年,北非的主教纷纷请求他处理一起严重的主教纠纷。这就成为公元4世纪皇帝掌握宗教大权的先例,皇帝直接参与处理教会纠纷和管理新宗教的世俗事务。在处理纠纷时,皇帝会召开大公会议,允许主教使用特权阶层使用的交通系统——公共交通系统。更有甚者,皇帝还会制定会议议程,官员们再精心控制会议进程,利用国家机器强制实施会议形成的决议。通常,皇帝为教会制定宗教法规——《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整卷都是有关这类事务的规定,还影响了高层神职人员的任命。

基督教教会的等级制度也反映了帝国的行政和社会结构。主教的教区反映了城市的范围(虽然有些教区早已失去其他意义,但依然保留至今)。行省首府主教的地位更高,是大主教教区的大主教,拥有干预下属新主教教区事务的权力。君士坦丁死后,继任皇帝也是基督徒。在他们的统治下,之前还默默无闻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被提拔为大牧首。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所以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罗马主教不分轩轾。很快,地方的基督教教区失去选举自己主教的权利。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主教来自地主阶层,他们通过内部讨论掌控主教的继任问题。现在,教会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教甚至被赋予处理一般法律纠纷之类的行政职责。成为一名基督教主教并不意味着退出公共部门,而是找到一种进入公共部门的新途径。如果说罗马社会的基督教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那么基督教的罗马化也同等重要,但研究得较少一些。新宗教的推广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强化了有关皇帝和帝国的主张。3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基督教化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冲突,或是基督教和帝国彼此非常合适。和诺拉的保利努斯及小梅拉尼亚一样,一些主教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尤其是圣徒,或直接或间接地否认帝国代表一个尽善尽美、受到上帝庇佑的文明。但对帝国的这种态度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中只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一时期还是基督教教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教义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内部产生众多冲突,各皇帝的立场也不尽相同。然而,多数时候教义之争只是限于主教之间。虽然有几次争论发展成大规模暴动,但波及范围有限,持续时间不长,不足以说明基督教内部意见不一,会严重影响帝国的运行。35

和官僚机构的扩充一样,基督教的兴起表明中央依然能吸引地方精英遵从自己的统治。正如近年来有关基督教化的作品表明,宗教革命是通过涓滴效应而非正面冲突来实现的。直到公元4世纪末,君士坦丁宣布改信基督教70年后,罗马贵族阶层意识到皇帝可能更倾向于提拔基督徒,便纷纷改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受到主教的极力游说,也都时不时地制造一些动静。他们从一开始就禁止基督徒深恶痛绝的血祭行为。但他们没有禁止其他异教活动,也没有利用帝国机器在地方层面强制推行基督教。这意味着,公民可以根据各自的偏好决定征税以外的所有事情。在基督教占主导或逐渐成为主导的地方,异教神殿被关闭,有的被拆除。仍然信仰旧神的地方,宗教生活照旧不变,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也都允许异教存在。直到公元4世纪末,经过三代皇帝扶植,地方决策者中绝大多数都成为基督徒后,皇帝才能安全制定更强硬的基督教化措施。36

这样,几乎连续三代或四代统治者都信仰基督教,他们保留足够的思想力量和赐予恩宠的实际权力,大体上在地方推广新宗教(“背教者”尤里安统治整个帝国不到两年时间)。在我看来,基督教化过程和早期罗马化过程的动力相似。中央政权无法简单地强迫地方精英接受它的思想体系,但如果它自始至终都将顺从作为晋升条件,地主们就会就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元4世纪“基督徒和罗马人”取代“别墅和城里的宅邸”,越来越被看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地方和中央的显贵都渐渐适应新的现实。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充,中央政权成功地利用新机制将地主阶层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人民纳税,精英阶层担任公职,新宗教也被有效纳入后期帝国的体系。帝国的基督教化和官僚机构的扩充并不是灾难的前兆,反而表明中央仍然能够获得各行省的支持,对其行为习惯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必须通过劝诱而不是高压手段来实现。一直以来,帝国采用的也都是劝诱的方式。同样的纽带经过重新协商后,依然将中央和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罗马政体

罗马帝国的仪式,例如将《狄奥多西法典》引介给罗马元老院的仪式,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一个能召集最富有的地主齐声欢呼、称颂统治者的国家机器不可小觑。但引介《狄奥多西法典》的仪式以及《狄奥多西法典》的接受情况让我们对帝国的政治局限性有了颇为不同的洞察。尽管罗马帝国依然具有影响力,但其帝国体系的核心存在政治局限性。

召集来的元老们激动地称颂完统治者后,就开始讨论实质问题了:

“感谢你们的规章!”(重复23次)
“你们消除了帝国宪章中的歧义!” 37(重复23次)
“虔诚的皇帝决策也英明!”(重复26次)
“你们英明决策,制定《法典》。你们维护了公共秩序!”(重复25次)
“政府机关要各持一部《法典》!”(重复10次)
“各公共部门都要封存一部《法典》!”(重复20次)
“要有大量的《法典》抄本,以防篡改既定法规!”(重复25次)
“所有《法典》都必须是书面的,以防篡改既定法规!” 38(重复18次)
“制宪人员在抄写《法典》时不得添加注释!”(重复12次)
“我们请求用政府资金给各部门购买《法典》!”(重复16次)
“我们请求不要因为民众的请求就颁布新法!”(重复21次)
“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扰乱地主阶层的权利!”(重复17次)

对罗马政府而言,引介新法规的仪式意义深远。我们已经在上文看到教育和自治在罗马传统的自我形象中所起的作用。对整个罗马社会而言,成文法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在罗马人眼里,罗马社会通过成文法成为维护人类秩序的最佳手段。最重要的是,有了成文法,人们便不必担心权贵独断专行。(“自由”的拉丁文是libertas,有“法律下的自由”之义。)法律纠纷都按实际情况来处理,权贵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帝国的基督教化不过是在思想上强化了成文法的重要性。虽然基督教知识分子批判文法学家提供的道德教育是精英式的,取而代之,推崇来自沙漠、没有受过教育的圣人为美德的代表,但法律并没有受到这种批判。人们无论地位高低,都受法律保护。法律还具有统一的文化意义,因为上帝的法令,不管是以摩西《十诫》(Ten Commandments)的形式,还是以基督教伦理的形式,都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核心。因此,就思想层面而言,与精英式教育不同,罗马的成文法适用于罗马各阶层,很容易被刻画成帝国理念的关键内容,宣称新近基督教化的帝国是维护神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工具。39

然而,仔细研究《狄奥多西法典》的仪式及内容,我们可以洞见罗马后期帝国体系政治局限性的核心所在。元老们齐声欢呼、称颂统治者的拉丁语原文中就暗含了这种局限性,但由于英语第二人称代词“you”不能区分单复数,所以这种局限性在英语译文中就体现不出来。元老们是同时针对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他的表弟、西罗马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发出欢呼的。两人都是狄奥多西王朝的统治者。经过精心安排,公元437年,《狄奥多西法典》在东罗马正式颁布,恰好在双方联姻之际——瓦伦提尼安三世迎娶狄奥多西二世的女儿尤多克西亚(Eudoxia)。联姻和《狄奥多西法典》都强调罗马帝国的统一,东西罗马的皇帝团结和睦。但《狄奥多西法典》的名称表明,其制定过程中所有艰巨工作实际都是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由狄奥多西委派专员完成。40在这件事情上,狄奥多西二世占主导地位。这就突显了帝国后期权力结构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由于行政和政治原因,帝国不得不采取分权而治的形式。在共同治理帝国的统治者中,如果有一位处于主导地位,拥有无可置辩的权力,他们就能团结和睦。在这一基础上,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就像公元4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君士坦丁和他的几个儿子能和睦相处一样。但帝国要想合理运行,还需要各统治者的权力大致相当。如果关键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分配不均,其中很可能会有统治者长期处于劣势。如果从属关系过于明显,这位统治者的一些主要政治派系就有可能鼓动他恢复平衡,或者更糟的是篡权。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这个模式就使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加卢斯及尤里安分权而治的尝试告吹。

权力相当的皇帝很难和睦相处,而且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364年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兄弟共同执政10年;戴克里先先是从公元286年起实行两帝共治,再是在公元293年至305年期间和另外三位皇帝一起实行四帝共治。但这些分权而治的关系都没有带来长久的稳定,即便兄弟间的分权也不能保证成功。君士坦丁一世的几个儿子继承皇位后,继续争夺权力,结果君士坦丁二世在入侵弟弟君士坦斯的领地时被杀。同样,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其在位期间运作良好,但公元305年他退位后,四帝共治体系瓦解,帝国陷入近20年的争斗和内战,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打败李锡尼(Licinius)。

事实上,在帝国后期,皇权的组织形式使帝国陷入两难困境。从行政和政治上考虑,帝国必须分权,如果不分权的话,就会引起篡权,通常还有内战。然而,要想分权,同时又避免共治皇帝间发生战争,则难乎其难。即便在一代统治者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不大可能将这种和睦关系延续到继任者,因为他们缺乏最初的分权共治所具有的彼此信任和尊重。结果,在每一代统治者中,即便皇位是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的,分权而治也都不长久。没有一个“系统”,不管权力分割与否,内战都会周期性爆发,不可避免。必须强调的是,内战不只是皇帝个人统治失败造成的,虽然也有例外,例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多疑显然是促成军队哗变的一个因素。基本上,分权而治表明帝国在政治上有众多重要因素需要考虑,例如,帝国后期人口构成更加复杂,其中就有分布广泛、利益相关的地主阶层需要考虑,因此同只有罗马元老院玩弄权术的扩张时期相比,此时的政治稳定更难实现。

那么,从很多方面来看,顶层的周期性冲突是帝国在辽阔疆域内成功地协调精英阶层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我们最好把这看成是帝国的局限性,而不是它的基本缺陷,因为从根本上动摇帝国的不是这种局限性。这种冲突是帝国政治的一部分。在新政权有效重组足够广泛的利益集团、确立统治前,政局的稳定很可能被打破,发生冲突。冲突持续的时间有短有长。例如,四帝共治瓦解后,经过20年的争斗,最终才由君士坦丁统一帝国。但公元4世纪的内战并没有削弱帝国,让波斯征服罗马。实际上,当时分权而治取得的效果胜过公元3世纪中叶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人均执政仅两年的效果。

仔细研究元老院在《狄奥多西法典》仪式发出的欢呼,罗马帝国的另一重大政治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元老们对统治者的称赞重复次数有差异,即便这种不规律性表明他们有时可能激情澎湃,情不自禁,但他们关于《狄奥多西法典》本身所发表的意见非常明确,说明每一句欢呼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公共仪式上这种事先设计好的欢呼和1989年以前苏联共产党每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的做法相差无几。经过精心设计,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讲话结束后,大家热烈鼓掌,总书记和听众彼此祝贺。听众高呼赞同,然后讲话者起身,鼓掌,大概是祝贺听众十分明智,认识到他的讲话意义深远。在《狄奥多西法典》的引介仪式上,罗马的元老们更狂热,但透露出的信息则一样。二者都声称自己的国家体系,此处尤其是指法律体系尽善尽美,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二者都是对思想统一的公开庆祝。我认为最好是把罗马帝国的公共部门看作极权政府的公共部门,官员从出生便被灌输效忠体系的思想,并且经常有机会表现其忠心,从而又增强其忠诚度。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二者存在重大差异。苏联政权面临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仅维持了约70年的时间。与之不同的是,罗马政府,无论极权与否,历时500年来,多数情况下,其统治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对每位官员而言,罗马帝国的优越性渗透到公共部门的各个方面,贯穿其一生。

但和所有极权政府一样,罗马政府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一定程度上,言论自由受到限制。鉴于人人都坚信统一即完美的理念,只有在性格层面上才允许有分歧,而非政策层面。41帝国在思想上的绝对统治成功地使臣民顺从其统治。但这种顺从几乎都是被迫的。在被罗马征服的地区,臣民之所以接受罗马文化,成为罗马公民,是因为帝国是他们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如果他们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遵循罗马的规则,成为罗马公民。

把罗马政府比作极权政府还指出它另外两个缺陷:其一,实际参政人数少。只有极其富裕的地主阶层才能参与帝国的运作。我们无法确定实际参政的具体人数,但他们的特征还是相当清楚的。在帝国初期,要想成为市议员就需要满足财产限制,即在所在城市拥有足够土地,能负担得起子女接受文法教育的费用。这必须有很高的收入才行。圣奥古斯丁生于北非小城塔加斯特(Thagaste)一个中等贵族家庭。他家能负担起文法教育的费用,但他被迫花费一年时间等他父亲筹集足够的资金才前往迦太基跟随一名雄辩家继续学习,完成高等教育。由此,我们可以从他家的经济状况窥见市议员资格的财产界线。42

和之前相比,在帝国后期,地主阶层参政的方式更广泛。一些地主仍掌控着当地议会中的少数有利职位,更多地主进入中央官僚机构,还有一些小士绅阶层则乐于在行省任职。后者被称为“小队长”(cohortales)。据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的碑刻来看,有些行省官员十分富裕,还为所在城市捐资。帝国后期,法律系统也进一步完善。自公元3世纪初起,罗马的法律已经适用于帝国所有居民,通常还有大量职位空缺,招募训练有素的律师。这些人又都是市议员阶层出身,有志从事律师行业的年轻人完成文法教育后就学习法律,作为他们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到公元4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得到皇帝的扶植。如前文所述,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地主阶层也开始加入教会,很快控制主教职位。据我所知,最早接受过修辞学教育的主教是帝国西部的安布罗斯和东部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公元370年被授予圣职的三位教父——恺撒利亚的圣巴西勒(Basil of Caesarea,329—379)、纳西昂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329—389)以及尼斯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330,—395)。43地主阶层的就业范围扩大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格限制中对财富的要求。这些职业都依然要求从业者接受过传统的文法教育。

因此,实际参与政治的地主阶层总共可能不到总人口的5%。我们还可以再加上约1%受过部分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主要在城镇从业。尤其是在帝国的首都,这部分人的构成略显复杂,有的在马戏团工作,有的在剧院表演——对特定官员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实在不满,偶尔还可以通过暴动来行使否决权。但暴动也只是反对特定官员和政策的钝器而已。44

 

但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由民,还是佃农,或是奴隶,都从事农业,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对这些人而言,政府主要是以税务官的形式存在,占用他们的有限资源,令人厌恶。我们同样无法确定农民的确切人数,但他们应该不会少于总人口的85%。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罗马帝国有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和统治他们的政治体系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利益关系。农民对帝国的中央政权很可能主要采取中立态度。如前文所述,在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多数地区的居住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有所增长。我们很难不把这看作“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帝国创造的和平和稳定的结果。另一方面,农民反抗当然时有发生。这些反抗比较分散,通常与征税有关,但一般只是地方性的盗匪行为而已。有些地区偶尔也出现过更持久的动乱。位于现在土耳其西南部西里西亚高地的伊索里亚(Isauria)素以盗匪著称,其中马拉塔库普勒尼人(Maratacupreni)在叙利亚北部声名狼藉。他们假冒罗马税务官,肆意夺取当地居民的财产。他们能以假乱真这一事实让我们对罗马政府征税的情况略见一斑。但他们太过嚣张,最终被政府清除,只剩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罗马大多数人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或者只有极少利益关系。这是罗马政府的一个主要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帝国一直以来都服务于精英阶层。结果,农民被剥削,爆发了一定规模的反抗,一般比较分散,但没有迹象表明公元4世纪这种情况加剧了。45

鉴于农民从根本上而言不能组织持久的反抗,罗马政府的另一个缺陷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但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考察罗马贵族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他们参与国家事务,有的是地方市议员,负责收税,有的是相对较高级别的官员(小队长或廷臣),还有的是在地方任职的中央卸任官僚。但他们花在国家事务上的时间有限。到公元400年,许多政府重要部门的平均任职年限已经缩减到不超过10年——即便当时的人均寿命比现在的要低得多,这也谈不上是终身制。叙马库斯的书信再次为我们刻画了官僚卸任后的生活及其根本重心。当然,他家财万贯,因此他卸任后行为的尺度不具有代表性,但其本质很典型。

在罗马,财富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其他形式。营利的方式很多,包括贸易、制造业、法律行业和出卖手中权力等。但土地是财富的最高体现形式。在工业革命前,英格兰人通过其他方式营利后会立即投资地产。因为,对士绅而言,土地毕竟是唯一体面的财富形式。这既是士绅架子的产物,也是务实的做法。投资地产非常安全。作为最初投资支出的回报,土地以农产品的形式提供稳定的年收益。在没有股市的情况下,鉴于贸易和制造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有限且相对不稳定,土地成为古代的“金边股”。工业革命以前,土地在各国也确实是金边股。投资地产对于罗马贵族阶层而言是头等大事。

首先,地主阶层需要保证农产品产量达标。土地本身只是潜在的收益来源,需要耕种,并且是有效耕种才能实现可观的年收益。首先要种植合适的作物,然后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本,这样往往有可能实现产量大幅增长——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被称作“提高”。罗马的地主阶层大部分时间都在直接或通过代理人间接检查地产的经营状况。例如,叙马库斯的书信中前五封是写于公元375年他巡查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产的时候。他这次巡查耗时较长,旨在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叙马库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地产一片混乱,每个细节都需要查看……事实上,过去乡村为我们提供粮食,而现在我们供养乡村却成为一种常态。”他在之后的信里也偶尔提到收益问题。就叙马库斯这样的富人而言,距离成为附加的问题。同离家更近的地产相比,在西西里和北非的地产问题更麻烦。46而且耕种一大片土地比耕种两小块土地效率更高。所以精明的地主阶层总是在寻找机会购买合适的额外土地,或者安排彼此交换地产,互利互惠。帝国后期的史料,例如叙马库斯的书信,都表明地主阶层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买卖合适的土地上。47

其次,还存在各种法律问题。和狄更斯(Dickens)时代的英格兰一样,在罗马,遗嘱通常会引发争议。土地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财富,很难分割成可继续盈利的小份遗产,因此父母通常面临一个选择:是将整个地产的收益均分给几个子嗣,还是偏袒其中一人,把整片地产留给他。不管怎样,事情都会变得十分棘手,或非常复杂,尤其是当这些子嗣分得部分地产后,他们必然也得决定死后如何分配所得地产。遗嘱人不得不在遗嘱和增补条款上耗费大量精力,阐明确切的解决方案,并确保这个方案天衣无缝。可想而知,叙马库斯密切关注继承法的变化,经常在信中提到遗嘱的问题。48罗马的地主阶层用尽各种惯用手段。例如,为了避免债权人在他死后找上门来,叙马库斯的父亲将台伯河(River Tiber)河畔的一块地产的所有权提前转给叙马库斯。49在这种情况下,婚姻不仅仅是两人相爱的浪漫结合,它意味着建立一个有自己经济基础的新家庭。先要找一个般配的对象,然后转让财产,通常双方家庭都要转让部分财产给这对新人。叙马库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一个叫弗尔维乌斯(Fulvius)的人,“一直未婚”。他很幸运,娶了某个蓬皮安努斯(Pompeianus)的妹妹。“她和他门当户对,可能家境比他好。”50同样,婚姻财产转让契约为律师提供了获得丰厚收入的机会。

叙马库斯通过婚姻获得其岳父的部分世袭财产。由于这部分财产已经转让给叙马库斯,所以他的岳父因欺诈被检举时没有被充公。51税收系统也涉及一些法律问题。为了减少税额,地主通常会寻找后台。已有史料中虽然没有关于地主凭借很广的人脉而被完全免税的记载,但有很多地主税费减少的案例。然而,减少税费的情况并不确定,因为如果后台失势,那么地主也会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地主有很大的空间和禁卫军长官的下属官员争论可以减少哪些税费,减少多长时间,以及已经支付了哪些税费。尽管地主在处理遗嘱和婚姻财产转让契约时格外谨慎,后台失势也会引发所有权的争端。叙马库斯的书信,尤其是他担任罗马首都行政长官时写的公函,记录了大量这类纠纷的案例。52

除了要承担的一系列责任之外,地主也有很多乐趣可言。虽然从管理上而言,拥有多处宅邸可能是个负担,但只要他有收入,他就有机会改造和重新装修这些住宅。叙马库斯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津津乐道地讲述他家的新大理石护墙,说护墙铺得非常精巧,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块大理石铺成的。他还对一些圆柱十分得意。它们看似昂贵的比提尼亚(Bithynian)大理石,其实很便宜,几乎没花什么钱。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他在很多信里都提到西西里庄园的新浴室,在一些信里提到他一生中在各处宅邸零星进行的一些改造和装修工作。他还在一封信里抱怨提布尔宅邸的工人进度太慢。53有些事情一成不变。

地主们把宅邸或多处宅邸改造得舒适惬意,按最新的时尚装修一新(例如在公元4世纪的英国,安装彩色的镶嵌画是一种最新时尚)后,就可以住在里面,享受各种快乐。叙马库斯格外喜欢那不勒斯湾巴亚的别墅。他在很多信里高度赞扬巴亚景色秀丽,食物鲜美,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公元396年4月至12月,他先后在福尔米亚(Formia)、库迈、波佐利(Pozzuoli)、巴亚、那不勒斯和卡普里(Capri)的几处房产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这些地方有些现在依然是名流度假的去处。他在台伯河河畔也有一处宅邸,从罗马顺河而下就可以到达。叙马库斯因公要去罗马时就住在那。和历史上各地方的士绅阶层一样,拥有土地的罗马士绅阶层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狩猎。对狩猎而言,山麓或是森林边的一小块地是最理想的了。54因此,依山傍林的房产在不同季节都能给地主带来各种各样的乐趣。55

地主阶层还可以在乡间宅邸,或多处乡间宅邸,享受贵族生活的其他乐趣。叙马库斯经常称颂在某处幽静的乡间宅邸读古代拉丁语书籍的惬意。他在一封信中声称自己忙于学习,无暇写信。他有时还写信给朋友,讲述自己的近况,并让对方把他想看而又找不着的作品寄给他。56有时,他的好友也在附近的乡间宅邸逗留,偶尔也有朋友在他家做客。这样他们就能频繁写信,相互恭维,还能一起野餐,举办晚宴。57他们在信里谈论最多的是朋友和亲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一方有人偶感不适,另一方则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多次写信嘘寒问暖。叙马库斯的女儿身体比较娇弱。他一度要求她每天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在回信中给她推荐各种饮食疗法。58

叙马库斯及其友人的生活方式为接下来1600年欧洲士绅和贵族阶层的生活奠定了基调。他们有闲,有教养,有土地。有的家财万贯,有的境况一般,仅能勉强维持贵族生活。大家都对彼此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之间就像在跳一场微妙且又不失优雅的舞,希望并期待通过婚姻财产转让和遗产继承获得大笔财富。叙马库斯等罗马贵族可能喜欢读读拉丁语,写写信,而非画水彩画或是学意大利语,他们对童年和性别的概念也可能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时代的截然不同,但罗马后期的贵族阶层很有点她笔下乡绅的味道。

 

优雅、清闲的特权阶层生活方式造成罗马帝国的另一局限性。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地产分配极其不公的基础之上。我们之前提到,不到5%的人拥有超过80%的土地,可能还远不止这些。而这种不平等的核心就在于罗马政府本身,因为其法律规定并保护所有者阶层的所有权——叙马库斯属于所有者阶层的较高阶层。土地登记制度是仲裁土地归属的最终依据。刑事立法缜密,保护所有者免受穷人的危害。59公元5世纪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记录了他与一个曾替匈人(Huns)作战的罗马商人的对话。该对话被多次援引,反反复复在讲罗马社会和匈人社会的优劣,直到普里斯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罗马人享有各种给予的自由。不仅生者而且逝者也都可以自由给予,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地产。不管他们怎样遗赠财产,他们的遗嘱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我的[投靠匈人的]同胞流泪了,感叹罗马法律公正,政体健全……

两人最终达成两点共识:其一,罗马的法律造就了一个更优越的社会。其二,罗马法律的主要益处是保障产权人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60这个观点十分普遍。想想罗马元老在《狄奥多西法典》仪式上的欢呼。同样,这些元老也非常明白《狄奥多西法典》对社会的整体影响是它始终保护“地主阶层的权利”。

罗马有大量缜密的法律处理地产问题,包括基本所有权、土地利用形式(出售、长租或短租、简单的出租和佃农耕种),以及通过婚姻财产转让、遗产继承和特殊遗赠的方式在代与代之间转让地产。罗马刑法严酷,也保护了所有权。对偷盗的处罚主要是死刑。当然除了小偷小摸的行为之外,对其他罪行的处罚都是死刑。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罗马社会与之后的“士绅”社会有相似之处。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士绅”社会同样建立在地产分配不公的基础之上。简·奥斯汀的作品描述了贵族阶层爱情、婚姻和地产转让的优雅生活。但在她创作的年代,如果偷窃小于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鞭刑,偷窃小于4先令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烙刑,偷窃超过5先令的财物则会被处以绞刑。在18世纪的伦敦,平均每年有20人因偷窃被绞死。61

罗马政府需要促进和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是因为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罗马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个别地主之间,或是和整个地主阶层之间,不会偶尔产生冲突。例如,如果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话,这些地主家族的地产有的就会被充公。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从此就一败涂地。和中世纪的情况一样,后来的统治者乐于将没收的地产物归原主,以赢取这个家族的忠心。62尽管如此,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机器的各个层面,政府都依赖行省地主阶层参与管理,尤其是收税。是否能有效收取税收也取决于地主阶层的纳税意愿。

政府和地主阶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最明显的方面是,农产品税额不能提得太高,否则地主阶层会选择全体退出政府体系,使其不能正常运转。如前文所述,大量证据表明皇帝都意识到要赢取地主阶层的忠心,征税就不能太严苛。公元4世纪60年代中期,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开始分权而治,在财政上采取魅力攻势。税额连续三年没有变化,在第四年的时候降低了。他们的发言人说是因为“宽松的税制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恩惠”。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许诺(和现代的做法一样),“如果税收总额令人满意”,第五年还会再次降低税额。63另一个方面是,地主阶层的精英身份和生活方式取决于地产的不公平分配。地产分配极其不公,因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地产。如果没有第三方采取预防措施的话,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公元4世纪,这个第三方就是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它就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大体而言,地主阶层可以依靠政府通过实施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来弥补人数上的不足。如果政府失去这种能力,例如,如果它缺乏实施地产法律的强权,那么地主阶层将会别无他选,只能去寻求新的代理,取代它,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

因此,我们可以把地主阶层参与罗马体系看作一个成本效益方程式。他们的成本是每年向国库缴税,而回报则是他们的财富获得保护。这些财富是他们地位的基础。公元4世纪,他们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一旦税务官征税过于严苛,或是政府不能提供保护的话,地主阶层可能就会另择明主。

结语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内容,讲述了罗马帝国从建国到公元300年前后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一个超级强国。帝国最初的建国根基是军事实力。它在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内统一了帝国优越性的理念。到公元4世纪,臣服民族已经采纳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当初征服他们的国家已经演变成一个由罗马行省组成的联邦。

但这个非凡的国家也有其主要弊病。距离、原始的通信手段和有限的处理数据能力降低了其运作效率。在征税以外的各领域,罗马从根本上来说都处于被动,通常被利益集团牵制。经济上,帝国的产出勉强满足社会需求。政治上,帝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人数极少。我们已对占人口比例少数的罗马地主阶层过着的特权生活略见一斑。

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丝毫没有瓦解的迹象。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造成帝国50年的动荡。帝国为此所做的调整既不简单,也不容易。但在军事、财政、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机器扩张,能够同时应付波斯和帝国自身经过300年演变所产生的问题。帝国当然为此付出了代价。政府没收地方资金,打破原来自治城镇的统一性。它还证明分权而治的必要性,虽然这样做只会引发频繁冲突和周期性内战。

不过,后期帝国基本上还算成功。乡村经济大多在蓬勃发展,并且热衷于在政府部门谋职的地主阶层人数也超过以往。帝国应对波斯的表现说明,帝国体系本身比较刻板,面对新威胁调动资源的行政、经济和政治能力有限,行动迟缓。但它成功打败了波斯,依然是个不可匹敌的强国。然而它也注定不能自行其是。公元4世纪,罗马人依然把波斯当作传统敌人之时,另一个重大战略变革即将在北部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