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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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曾在河岸边挖红泥,拣去里面的草根和树叶,把黏糊糊的泥块团成圆球,拇指插到泥球中心捏成一只粗糙的红泥罐,两只手上弄得很脏。我把它放在篝火上烧烤,虽然温度不够把它做成实用之物,却大致可以做成一件器皿。它疏松多孔,在我手中裂成了几块。假如技艺高超一点,再有一只基本的窑炉,能够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我就能把这块红泥做成土器,即陶器的最初形态。施加釉料以后,我还可以用它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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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摆弄过的第二种泥是灰色的,颗粒更为细致均匀,用来做炻器。这种陶瓷的煅烧温度比粗陶器要高,约1,200摄氏度。炻器从窑里取出时,泥坯与苔藓绿釉料结合,呈现石板灰色,是一种沉静的、略显晦暗的色调。炻器马克杯和碗碟敲击时会发出声音,但它们的坯体不透光。它们是确凿无疑的陶器。

第三种就是瓷泥,远比前两种更为细腻。烧制时要达到1,300摄氏度以上的极高温,才能造就一只碗的洁白、坚硬和透明度;轻轻叩击碗沿,发出清脆的声音,这才称得上瓷器。瓷器使人着迷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不可能随便用铁锹一铲,就挖出白色的瓷土,精细又干净,当下便可使用,虽然这想法十足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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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由两种矿物制成。

第一种物质是白墩子,也叫瓷石。用景德镇流传的一种生动的说法,它构成了瓷器的肌肉。瓷石赋予瓷器硬度和透明的质地。第二种物质是高岭土,也叫瓷土,它构成瓷器的骨骼,赋予瓷器可塑性。白墩子和高岭土在高温下结合,生成玻化的外形:分子层面的空间被玻璃填充,容器由此变得致密无孔。

“中国瓷器的一切,”殷弘绪以权威的口吻写道,“都归结于瓷泥的配制和前期的准备工作。”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瓷器之所以密实,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土。高岭土可比作瓷器的神经。由此可见,软土的混合物增加了白墩子的强度,使它比岩石还要坚硬。一个富商告诉我,若干年前,几个欧洲人把白墩子买回国,试图烧造瓷器,但是没有使用高岭土,结果归于失败……这个中国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不用骨骼,而只想用肌肉造出结实的身体。”

 

这个故事是这次旅程的一个醒目路标。要想制作表面光洁、具有可塑性的瓷胎,使之能够承受窑炉的煅烧,就必须懂得这种二元配方。两种原料都必须加以净化,然后以正确的比例配制,使之既具有可塑性,容许你在瓷胎上操作,又具有力度,以便能够承受高温煅烧。其中一种配料太多,瓷泥就难以拉坯或者用模具成型;另一种加太多,瓷胎就会在烧制所需的高温下变形。些许改变两种原料的用量,则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瓷胎,在炉窑里不同的地方烧制。比如用一半白墩子、一半高岭土制成的瓷胎,可以放在窑内温度最高的地方,高岭土较少、白墩子较多的瓷胎则可以放在温度较低的地方。这些配料比例的变化不是由矿物学家或者化学家计算得出,而是由陶工们在制作特定的器物时,对瓷泥不断调试和摸索的结果。他们要琢磨某一批高足杯何以发生变形,也需要调整用量以应对瓷泥商人不时抬高的价格。

倘若改变所用原料的质量,瓷器的品质就会千差万别,从御瓷到路边小吃摊使用的茶杯,不一而足。

虽然只用白墩子,少量添加其他物质,也能制成瓷器,但晶莹剔透的白瓷却是出自这种二元配方,它在一千多年前由陶工自己钻研摸索,在景德镇发明,进而形成伟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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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墩子在这里并不难找到,城市周边就发掘出了宋朝的古矿巷道。开采白墩子无需高深的专业知识,它有时坚硬,有时又像变质面包的质地,可以根据精细度分为无数等级,不过最上等的那种是“白而微汗,造瓷不挫”。

人们似乎一致认为,把最高品质的白墩子劈开,可以看到鹿角菜似的黑色斑纹。鹿角菜是此地山坡上生长的一种植物,我脚下就有。白墩子里含有斑斑点点的云母。

高岭土是白色的,含有发光的云母粉末,但比较难找到。最好的高岭土为皇室专用,被视为“官土”,其他人若是使用便会触犯法律,遭到严厉的惩处。它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明朝的一位官员用诗情画意的笔调如此形容高品质的高岭土中所含石英和云母的微弱痕迹,这些杂质都要淘洗干净。

这些特殊的土矿枯竭以后就被封闭,以防平民滥用废料。随着时间流逝,土矿要么坍塌,要么渐渐逼近并侵占古老的祖先墓地,于是只得停止生产。人们为这些矿山唱响挽歌,歌颂它们的特殊超凡,随后任其湮灭无闻。

高岭土的名字源自我想去拜谒的那座山——高岭,高高的山岭。

有关这座山的猜测和闲话出现在十八世纪一部叫做《陶说》[1]的概论。书中以历史为主,也不乏悬拟揣测和趣闻轶事。它记录了在这座山上活动的一些家庭,记录了按矿址对瓷土的分级,并根据制作情况对其原料进行了不甚可靠的重新命名。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的宿仇和积怨。“今则婺邑多充户,”这位编年史家写道,“然必假四姓名号刻印高岭块上。”[2]

殷弘绪有点厌倦地补充道:“如果不是中国人爱在商品上做点小动作的话,关于白墩子的制备方法,除了上面所介绍的就没什么可补充了。”

 

就像有人把面粉掺到胡椒粉内以充真胡椒粉,所出售的白墩子内必然也混有渣滓。因此……白墩子在使用之前有进一步净化的必要。

 

我这才意识到,与这座山和这座城市为区分等级所投入的精力相比,西方的痴迷是多么业余。有数百份清单细致区分白墩子和高岭土的质量——官古、上古、中古、滑石等。某些特殊的土层或者独特的矿山被冠以诗情画意的名称。关于如何找到这些原料,并且清洗、运输、购买和销售,留下了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记录。然后才是进行调配以制作瓷器的具体方法。

我恭敬地读着这本编年史,可是它又提醒我,其中“不无谬误”。我发现关于瓷器的每一种说法,都存有争议和激烈的反驳。宋代以后的学者为这些瓷器的地位、价值和意义争执,各种论断和反对意见围绕着“纯净”这一概念在文献中延续了千年,一直到今天。

iv

我们停好了车,终于走在去往那座山的路上了,狭窄的山谷中道路沿着河流的方向盘旋。耳边传来奇特的声音,是有节奏的锤击,好似不太合拍的鼓点。响声足够大,从村里的马路上远远就能听到。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只见几间矮小开放的棚屋,顶部横梁已断,用木头柱子支撑着,地上有几组树干制成的舂碓装置。我闪身进入破旧的茅草覆盖的屋顶下,径直撞到一根梁柱上,顿时眼冒金星跌坐在地上。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几只红蜻蜓飞进来贴着水面掠过,盘旋几圈,随即飞出消失不见。

v

这个棚屋足有五十英尺长,二十多英尺宽,地面是夯实的泥地。地上有三个坑,碓棒砸在坑里又弹回到空中,再次捶打下来。好似受了催眠。

水是从那条倾泻而下的溪流引过来的,冲入一条人工水道,再流到水车里,水车为几根碓棒提供动力。这种技术几百年来未曾改变,既实用又便于修正。《陶录》告诉我,这道工序具有季节性。春天河流水量充沛,这样的棚屋里会设置较多的碓棒,把白墩子砸得更加精细。盛夏时节,河水的作用力减弱,岩块的颗粒便较为粗大。现在是碓棒动作缓慢的时节。

你有一堆瓷石,但你需要的是精细、纯净的粉末,既便于称重又便于运输。为了制备白墩子,先要把开采出来的石块砸成鹌鹑蛋大小。我的左边就是一堆砸碎的石块,四英寸高。然后这些石块被放入研钵——其实只是一道长坑,几英尺深——用碓棒舂打。

外面有几个很深的淘洗池,白色的泥浆被倒在里面,用桨板使劲搅拌。我那本两百年前的笔记写道,在这里“沉淀一些时候,便会形成厚四五指的奶油般的表层”。打开人工水道的小闸门,让浆水流入下一道沉淀池,滤掉粗糙的杂质。重复这个环节,直到淤泥变得又稠又白。然后让它在外面的浅槽里自然风干,待到淤泥表面的颜色变淡、出现龟裂时再把它挖出来,转到砖床上晾晒。最后用一种锋利的扁斧劈成砖块,把名字印在上面,码放整齐。

我右边正好有几摞做好的砖块放在支架上晾晒,还有一大摞砖头靠墙堆放。我取了一块,它的表面满是粉尘,像是涂着糖霜,又像蜂蜜姜饼,里面现出银色、黄色和绿色的斑点,密实又可爱。

汉语中“白墩子”的意思是白色的小块砖头。这些砖块比欧洲的房屋用砖要短一些,宽一些,每块砖的重量大约两千克。

我拿起一块砖,放了回去,但随即又把它拿起来。我留了一张致歉的便条——抱歉,我偷了你的一块砖——放了五块钱在下面,然后费力地走回到马路边。


[1] 《陶说》,清代朱琰著。本书译者参考版本为201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所出版的《陶说》。

[2] 这句话出自《陶录》,或称《景德镇陶录》,清代景德镇人兰浦原著,共六卷,后经弟子郑廷桂增补为八卷,另加入卷首《图说》和卷尾《陶录余论》,共十卷。本书译者所参考版本为200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景德镇陶录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