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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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蜿蜒向上。山腰间蓦地出现了几栋摇摇欲坠的房舍,门口凌乱地堆着几只破轮胎,还有几块稻田。这里是个穷地方。树种起了变化,松树和竹林间第一次出现了胶皮枫香树。几条清凉的溪流十分湍急,好似从水墨画里径自流出。我们在瀑布上方的一座桥边停下,上了一条小路朝一处矿坑走去。周围杂草丛生,参天大树投下浓重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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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一道弯,岩石表面露出一道裂缝。坑外有一摊开采时挖出的弃土、一堆风化的石块,看起来很像懒洋洋的狗獾的洞穴,蕨类植物和苔藓在四周杂乱生长。矿洞里透出清冷的气流。

矿洞的入口高五英尺,刚好够一人进出。我钻了进去,停了一下让眼睛适应里面的黑暗。这座矿向后推进了二十英尺,然后在一个塌方处草草收尾。用手摸了摸矿道表面,一层水珠附在上面。矿壁是白色的,留有大块劈砍的痕迹,点缀着绿色条纹。有些石块大约是新近掉落的,脚下的地面散落着几块更加干净洁白的碎石。捡起一块用手指一捏,它便化为粉末,银光闪闪。

就是这个。这就是高岭土,我朝圣的起点。我的向导在叫我,问我在里面还好吗。

这些矿坑如今已经废弃。这座山里曾经坑道密布,纵横交错,工人们把松软的白色岩层劈下来,把一篮篮高岭土传递到地面,接着传递到山坡,背到山下。一切矿业开采看起来都很可怕。但我想知道在地底深处,瓷土握在手里这种松软是什么感觉。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御瓷厂总管张化美曾上奏,称这些山坡的格层如此之多,开采高岭土几乎是不可能的,劳民伤财,这件事情不可能做到。你仿佛听到他气恼的声音。

但在这一刻我一点也不关心皇帝作何反应。这就是高岭,我的第一座白土山。我两手灰白,沾满了白色的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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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要走七英里,我们沿着顺溪而下的林间小道走,路程还要长一点。我们从高岭下来,到了河边的一座小镇。这里的河水看似清浅,实则变幻莫测。河道不断地改变,每天都有小小的河岸形成和消失。

三头水牛躺卧在河岸边,在午后的暑热中一动不动。几只燕子飞过,一群自命不凡的鸭子在我们经过时慌张地扑腾着翅膀游到了河中央。两个老太太跪在河畔的石阶上捶打衣服。一个男人在嗑瓜子,捏起黑色的西瓜子举到嘴边,嗑开,吐掉瓜子皮。一个男孩在清理鱼的内脏。除了嗑瓜子和河流汩汩流淌的声音,四周万籁俱静;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听到寂静。

这里曾经是码头,从山上开采的高岭土被搬上长条形的竹筏,顺流而下运出去。现在这村子让人感觉破败荒凉。弄堂里汪着泥水,马赛克般的石子路通往几座没有院子的房屋,几户人家在吃米饭,毛主席的破旧张贴画在墙上俯视着。这条河刚刚发过洪水,空气中湿气弥漫。我询问这码头上次使用是什么时候,得知一百年前矿山关闭后,码头便一落千丈。这条巷道曾经是主街,临街的店铺为骑马路过的旅人提供服务。商人可以在旅馆和茶舍里谈生意。如今这一切早已荡然无存。

只有当年淘洗高岭土的一溜棚屋留存下来。高岭土无需在研钵内捶打。它的淘洗比白墩子省事得多,因为“主要环节的工作已经由大自然完成”。但是,高岭土也必须泡入水中,混合成稀薄的白色泥浆。这样可以去除渣滓。经过与白墩子类似的步骤,液体高岭土变得越来越洁净,然后晾干,制成白色的砖头。这些工序过去就在这里进行。

这个码头距离下游的城市三十多英里,几场春雨之后,进城要一天半的工夫。到了夏天只能靠人力划桨,则要花费两倍的时间。河面上曾经一派繁忙景象,主河道川流不息地运送着人员和原料。高岭土在河岸上被烧制成砖,装到竹筏上撑篙运送。连绵不绝“望不到首尾”的船只,满载着从山上运下来的白墩子和高岭土向前驶去。殷弘绪描写了景德镇的拥堵,“宽阔的河面上并列着两三排首尾相接的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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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河岸边的碎瓷片,1920年

与城市隔河相望的对岸是一片坟场,而在船只停靠的码头这边曾经是个小村庄,更多的陶瓷作坊和瓷窑鳞次栉比。“街两旁皆瓷店张列……渡口一带河中,多有陶户装坯船、装瓷器船。”《陶录》的编年史家这样写到此地的喧嚣嘈杂。

卸载白墩子或者高岭土的河岸边堆满了碎片垃圾,看看脚下,你会发现河堤是用积累了几百年的破碎匣钵筑成,成百上千座瓷窑的残次品在你脚下嘎吱作响。冬天定期发洪水把它们冲走,新的碎瓷片马上取而代之。

仔细看看河流沿岸参差不齐的房屋,你发现它们的外墙也是用废弃的瓷器、匣钵、窑砖和瓷砖砌成的。

如果你朝河里望去,会看到碎瓷片在下面二十英尺的地方隐约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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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制作了世界上最为纯粹的器物。这是一座技艺和学问之城,其产业之复杂超乎人类在别处的一切其他努力。

《陶录》分门别类地说明了制作瓷器的二十三个单独的工种:六种彩绘工,三种装窑的行家,三种烧窑的行家,模具制作者,制作板条箱的木工,编篮工,烧窑后打扫残留物的清洁工,配制瓷泥的人,研磨颜料的人,把瓷器装入匣钵的行家,把匣钵装入瓷窑的人,把排放着杯盘的木板一边一条扛在肩上保持平衡、在熙来攘往又湿漉漉的街道上穿行的人。此外还有经销商、商人、学者、官员、会计、写标签的人、看门人、御瓷厂的守卫。

这是城市可见的部分,由官员清点登记。“许多贫苦人家……许多年幼的工人和体弱的成年人……盲人和残疾人靠研磨颜料来维持生活。”殷弘绪写道。城市的犄角旮旯里活跃着被吸引到这里来的人们。活计从作坊里漫溢出来,渗透到大街小巷。在干了一天的清扫、搬运,或者刮擦打磨砖头(把手都磨破了)之后,人们可以吃到一顿米饭。有些人身上有窑火灼伤的疤痕。有些人由于常年浸淫在高岭土的白色粉尘中,呼吸困难。孩子们希望能被收作学徒。

1712年,我这位耶稣会神父估计,这里有一万八千户人家,可能有十万人靠瓷器维生:“据说这里有超过百万人口,每天消耗一万担大米,一千多头猪。”这是一座人烟稠密的城市,街巷狭窄。他在信中写道:身在其中,如同置身于狂欢节。“狂欢节”是个耶稣会其他神父能够理解的意象,嘈杂、混乱,还有点吓人。

狂欢节的意象十分贴切;景德镇也是一座投机之城。

河中央有座小岛叫黄家洲,小商小贩在这里铺开货摊,“为小本商摆瓷摊所一大聚场也……遍地皆瓷器摊,任来往乡俗零买,不拘同日个数”。

这里有挎着篮子的小贩,他们收购零碎的器皿,匆忙来到岛上,“俗呼为‘提洲篮者’”。此外:

 

镇有勤手之徒,挨陶户零估收聚,茅糙者,磨之,缺损者补之,俗呼为“磨茅堧店”……过光瓷器、皆暗损未坏者。此诈伪之流贱市而涂固之。然沾热汤即破,只可盛干冷物,俗呼为“过江器”。[1]

 

这里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瓷泥倘若结冻,便无法使用。窑炉一时失去掌控,就可能突然引发熊熊大火,烧毁过于狭窄的街巷两边密密匝匝的房屋,“不久前就发生过一次火灾,烧毁了八百间房屋”。还有,“我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脚夫呼叫让路的声音”。如何在这座城市穿行,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iv

此刻是晚上八点钟,我们从山上回来,过了河——河道用混凝土板围了起来——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饭店门口停下,要了啤酒。我从山上收获了一块白色砖头和一块高岭土。我把它们摆在餐桌上,觉得自己像个毒贩。

我果真进入了那座白土山的内部一探究竟,感到心满意足。

取出笔记本,我开始规划接下来十天的活动。我想到各种可能性,或许我能找到一些人,瓷器因他们的技艺才得以问世。我内心的指南在飞速旋转。我终于来到一个可以亲眼看看人们怎么使用钴料的地方。我想看一看他们怎么开窑。为了制作大件瓷器,我费心地琢磨了二十五年,在这里观摩一下大器的正确做法,再好不过。我还想找几件真正晶莹剔透的白瓷带回家。十天时间感觉不太够用。

对我该去哪里、该去见谁,我的司机兼向导有不同的看法。女服务员和吧台后面的男人吵闹、快乐地加入进来。老板告诉我,他的兄弟会做瓷佛。又从隔壁叫来一个人,那人有一只明代的碗想脱手,这只碗呈清澈的蓝色,过分明艳,上面绘有美丽的牡丹。我们又喝了些啤酒。


[1] 引自《景德镇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