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七十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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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一天天地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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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每个小时都在变得更复杂。

我刚刚听说这里有个人,他制作青花瓷只因为这是他想做的事。我的朋友强调了这一点。我一定要会会这个人。这个城市里绝大多数人是别无选择,也从来没有选择过的,而他选择了制作青花瓷。我还在反思残酷的经济学,人们用微薄的工资赔偿碎裂的瓷器,而每一道工序都脆弱易碎。

他的工坊在七十二厂的旧址上。高大的铁门生了锈,往里走左边是一座损毁的旧岗亭。沿着颠簸的道路往前走,来到一排破败的作坊,在一个垃圾堆旁停下脚步,前门入口处的几堆垃圾散发出臭味。

一个男孩头戴耳机坐在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前,屏幕上无声地播放一出肥皂剧。他在描绘一幅唐代风景画,三位虬髯高士坐在山石间,正在畅谈爱或失落。我观看了半个小时。他用画笔点画了两个人的虬髯。

此刻是星期天的下午,这个灰尘飞扬的地方几乎没有声音。一个女人把施好釉的碗摆在搁架上、推进窑炉之前,轻轻地朝每只碗的釉面吹气。一个搬运女工推着两轮手推车到窑炉里去,车里装着瓷器,从通道经过时发出轻柔的叮当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打磨烧制完成的器物底部,去掉粗糙的斑痕。他从左边的台板上取下罐子,把它凑到粗糙的金刚砂砂轮边,擦干净碎屑,摆放到右边的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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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传来笑声。老板在里面,正在用一套复杂的仪式泡制红茶,温杯、泡水、倒掉,再泡水。他六十多岁,个头瘦小,身后满满几个书架都是陶瓷相关的图书。他告诉我,他是第一代制陶人,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并选择了现在从事的工作。他痴迷钴料,对可以从城里商贩那里买到的来路可疑的颜料不屑一顾。他喜欢“积青”,一种元代的蓝色彩绘,画工的画笔停留的时间长了一秒钟,蓝色就变深发黑。他给我看一只碗,鲤鱼从弯曲的水草间奋力跃向空中,跃向碗顶部敞开的空白处。鲤鱼的“鲤”,他对我解释说,是“利”的谐音,利润的利。这种随处可见的碗顿时具有了意义。碗上画着奋力游动的鱼,它要游到高处,不可阻挡。

我之前不懂这层含义。对此他看起来由衷地得意。

他从架子上抽出一本对开本的书,打开翻到一对寺庙贡瓶的照片,这种瓷瓶我一向不喜欢——颈部僵硬,不得要领,两只罐耳高耸——他告诉我,这是他接下来的项目。

这就是戴维瓶(David vases),三十五年前我就知道它们的存在。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它们,是在“珀西瓦尔·戴维收藏品”(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展馆,在布鲁姆斯伯里广场一座通风不畅的连栋住宅里。访客得拉响门铃,在对面阴沉目光的注视下签字才能进去。我感到自己是被勉强同意置身于稀世珍宝之间。我喜欢宋初的瓷器,每次见到都会逗留良久。不过戴维瓶自有它的道理,由于其尺寸、题记和1351年的日期而散发出意义重大的神气,诸多学者小心翼翼地提出关于它的见解和猜测,树立自己的学术声誉。

戴维瓶是不管画什么都可以的瓶子。你想要云龙戏珠?海浪纹?牡丹纹?凤纹?草叶纹?象鼻形双耳?或者,你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顶部,高两英尺半?花瓶上的题记写道: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吉日舍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它们是笨重的,千里迢迢地运到这里来。我觉得这些题记就像西方的博物馆把捐赠人的镀金姓名展示在门楣上一样尴尬。

工坊老板解释说,过去他面对的市场是日本的高端百货商店,不过现如今中国富有的买家对它们兴趣日浓。他的本事在于制作标志性的瓷器、有名称的艺术品,以及伟大藏品系列中那些杯碗瓶罐的仿品,把它们做得真假难辨;他很快就要制作几十件戴维瓶的复制品,也许以三件、四件一套卖出。这意味着每件器物的钴料都要处理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些花瓶色彩明丽,但是在有些部位,彩绘的难度将会很大。象耳上的色料是刷上去的,很难复制,假如做得拙劣,看起来就会像胡乱粉刷的墙壁。没有一种蓝色能够在工厂上下统一使用。他对蓝色了如指掌,如同一部活字典。

这种瓷罐出自元初,传承了七百多年的历史,从十三世纪中叶到1912年清朝结束。他带我到他的研磨室,房间很小,不通风。里面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看起来有点像我想象中瑞士银行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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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料是一种高贵的原料。

它最早被用作颜料是在十四世纪初,从它的产地、波斯卡尚(Kashan)附近的矿山出发,经过波斯湾,跨越印度洋,到达苏门答腊的亚齐(Aceh)港,一路进发到广州港。钴料运抵时的状态,要么是纯净的氧化钴——运输很困难——要么是深蓝色粉末,一种钴料与玻璃的混合物,可以加以研磨,如果磨得很细,能减少钴料在釉面下发生晕散的可能性。

钴料是许多获得财富与失去财富的故事的缘起:

 

街谈巷议说,有个瓷商曾在海上遇难而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他在那里找到的东西远超过他所失去的财富。故事说,这个瓷商趁船员们用船舶的碎片造小艇的工夫,徒步徘徊在海岸上,发现了储量丰富的会呈现最美丽的蓝色的矿石,于是他带了很多回来。据传,这种矿石所呈现的蓝色的绚丽,在景德镇也未曾见过。后来,这个中国商人极力寻找这个偶然到过的海岸,但终未成功。

 

就我处理钴料的体会而言,这故事给人的感觉很对。倘若使用得当,你画出来的蓝色仿佛正午的天空,清澈透明;可是你再试一次,那蓝色却变得迷蒙如同下雨之前的傍晚。

人们试着在景德镇附近寻找本地的钴料,结果令人失望。“采者入山得料,于溪流漂去浮土。其色黑黄。”提纯以后,它依然“色薄不耐火,止可画粗器”。各种等级、颜色的钴料,由商贩带到这座小城,“投行发卖”;有的含铁较高,有的含锰,使用之前必须投入无穷的工序,把杂质清洗干净。

钴料是无休止的麻烦的源泉。

首先,它的价格高得离谱,今天依然如此。我有一只装有氧化钴的基尔纳罐[1],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个始终不变的存在,三十年前我买了几公斤,此后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我用它在瓷器上刻画蓝色的线条,给一只碗描一道蓝边,给釉料着色。它的着色度几乎不曾下降。在景德镇,彩绘工要接受考试,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节省钴料。有个工头让彩绘工把手伸到木枷里进行操作,以防止偷窃。殷弘绪注意到,一张纸放在“彩绘工正在绘制的花瓶下的台面上……什么都不丢掉”,收工时,从纸上取下零星的钴料颗粒,好似金匠收集工作台上的金屑。

其次,钴料是一种必须经过煅烧的物质,在窑里或者火炉上用坩埚把它加温到炽热,再在瓷质的大研钵里小心地研磨。此刻在这个房间里,钴料的制备工序与三百年前没有什么变化。

“每月工值三钱,亦有乳两钵,夜至二更者,倍之。老幼残疾,借此资生焉。”钴料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经济脉络。

第三,钴料是有毒的。如果你在研磨的时候暴露在它的粉尘中,如果你把毛笔蘸到它的墨蓝色液体中勾画一支柳条之前,舔一下笔尖使之恢复形状,你就会吸收一点钴料。你也许会觉得恶心,也许会呼吸困难。毒素会逐渐积累,直到深深地侵入你的身体。

这天下午,我们在这家工坊里谈论钴料,谈论各种复杂的问题、麻烦以及随之而来的花费,独独不提它的毒性。

iv

钴料让世界变成了有故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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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钴料,景德镇,1938年

公元1529年,嘉庆八年——这位皇帝格外惹人厌烦,一份纹饰名称的清单被交给了景德镇的画工。这些纹饰有:

 

赶珠龙,一秤金,娃娃,升降戏龙,凤穿花,满地娇,云雀,万岁藤,抢珠龙,八仙过海,狮子滚绣球,鲭鲌鲤鳜,水藻,巴山出水,飞狮,水火捧八卦,云鹤穿花,耍戏娃娃,升凤拥祥云。

 

这张清单越来越华丽,连篇累牍地概括了瓷器的内外壁可能用上的装饰纹样,最后只好无奈地截止,“篇幅所限,不可胜计”。

一切都处于运动状态,透过钴料能捕捉到运动,在瓷器的主体、四周和底部,把它凝固成缎带、祥云和海浪,还有流云降雨和清风徐来,构成一个个故事的背景。

世相百态应当用蓝白两色加以反映,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瓷胎的白色空间可以成为你想要的一切,流水、天空、巍峨的山峦,或者孩童的脸。

最初描绘的也许是中国的故事,从那些构成和影响你的意象和名字开始。但是,当订单从乌兰巴托、伊斯法罕、君士坦丁堡、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和布里斯托尔来到景德镇,你开始按照交给你的图样和纹饰说明来描绘人物和景象。

所以你画了宝塔、鲤鱼和凤凰,但也要画英国乡间的房屋、教堂、盾徽、耶稣受难像,波斯和阿拉伯铭文,康乃馨和郁金香,拉丁语箴言,穿戴盔甲的骑士和安朵美达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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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工并不是笔直坐在那里,舔一下画笔的笔尖,对着空白的瓷胎沉思,琢磨河流应该怎样流淌,云团应该怎样堆积,鱼儿应该怎样游动。青花瓷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许多双手共同参与的一套流程,这意味着许多双手的技艺,进而意味着管理、决策和规划。

如果你能做出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你就可以拿出一件瓷器做样品,得到再做一件相同瓷器的订单。如果你能算出生产一只碗的成本,算上瓷胎、钴料、烧制和工资成本,把废品计算在内,并且考虑到把瓷器运出城外的交通,那么你就走在标准化的路上了。标准化对所有人有益。对坐在陶轮边拉坯的人有益,对修坯的人有益,对把泥坯转移到晾晒架的人有益,对给高足杯荡釉、用拇指抹去流淌的釉料的人有益。当你把瓷胎装入匣钵,把匣钵装入窑内时,标准化也有益处。益处不胜枚举。标准化使每个环节都更加简单,每次移动都更加流畅。

“一件瓷器,直到烧成为止,要经过七十人之手,”观察敏锐的殷弘绪写道,“……工作中不能停歇。”

《陶说》写得更加残酷:

 

青花圆器,一号动累百千,若非画款相同,必致参差,难以识别。故画者,学画不学染,染者,学染不学画,所以一其手,不分其心也。

 

重复性对你提出了要求:不要思考,不要走神,你描画这根线条,在精确的时刻提起画笔,转动笔尖,用扁平笔刷的侧面,勾勒出草茎轮廓鲜明的边线;然后,在钴料中蘸一下画笔,在下一只素胎上重复这个动作。

让一个人描画草叶,只描画草叶,可以降低错误率。倘若出了错,还能知道谁该受到处罚。

青花瓷原来是如此制作而成,令人难以置信。我凝视着一只青花长颈瓶,它产自十五世纪初,瓶身画着一只鸟栖息在树枝上。我很喜欢它。这只小小的圆腹长颈瓶上,鸟儿在婉转啼叫,枝条、树叶和鸟鸣如此疏朗开阔,我看不出它何以可能是许多只手合力点染的结果。从画笔的停顿来判断,它在描绘到树枝的末端时稍稍提起,然后又回到了鸟儿尾部的羽毛,所以羽毛画得有点不整齐,钴料的色彩有点混沌。

工作室的尽头有个男孩在画髯须。他有六七只花瓶要画。瓶身上,山峦起伏间,画着几位没有面孔的高士。别人已经画好了雕带,勾勒出了营造空间感的线条结构,另外有人描画了山峦。这天下午,这里人迹寥寥,所以我未能见到那位勾画荷叶的女士,也未能见到描绘五趾龙纹的画师。我没能目睹那个时刻:他们一丝不苟的劳动成果在白色的釉面下消失,一切就绪,准备送入窑炉煅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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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走了,晚上我与一位档案管理员约好一起吃饭,不能迟到,但我发现自己挪不动脚步。我走过几道支架,上面摆放着施过釉的瓶罐,这是准备星期一一大早送入窑炉的。

这套流程十分神奇。在这一点上我与我的耶稣会神父看法一致。他注意到,钴料线条最初画在瓷胎上,呈淡黑色,施加釉料后,它们就看不见了,“但是经火煅烧后会呈现出无比美丽的色彩,几乎类似于自然界中,温煦的阳光使许多美丽的蝴蝶破茧而出,斑斓夺目”。

殷弘绪目睹过制作工序,碗盘由一人交给下一人,经过打磨后体积越变越小,但是,他还想知道别的东西——体现创造、自由、个性的内在玄机。

这个愿望非他独有。烈火使瓷泥发生改变,个中玄机不太能够说得清楚。有一块向窑炉之神致敬的石碑:“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动活,皆莫究其所来,必曰:神之化也。”[2]关于窑变有这样的记录:“状类蝴碟、禽鸟、麟豹等,像于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红紫,肖形可爱,乃火之幻化,理不可晓。”


[1] 基尔纳罐(Kilner jar),一种储物罐,旋盖,由基尔纳家族发明和生产。

[2] 出自陕西耀州《德应侯碑记》,这是中国最早的窑神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