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览,朕知道了,再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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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归期在一天天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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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确定是怎么回事,但我被带到了城外一处窑址。我没有要求再看一座窑址。实际上,我请求不要再看窑址,但他们只是冲着我微笑。此刻,我身处树林茂密的野外,一座土丘附近,牌子上画着一幅瓷窑图。这里距离城市几个小时的车程。

这座窑址在河畔。我看见一只翠鸟,使人愉快,但我还是希望自己在别的地方。

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一家博物馆停留。它与世界上一切地方博物馆别无两样。我相信这家博物馆有位孜孜不倦的主人,他买下这只摇篮,几只搅拌桶,一些竹架,三把形状各异的大镰刀,本地渔民的外套(它们不同于下一道溪谷、下下一道溪谷的装束),他把照片装裱在相框里,把煤球送入厨房的灶膛。

博物馆的建筑原是一户人家的祖宅,这个家族在当地一直很有势力,直到二十世纪悄然来临。这座房屋有五百年的历史,建于明朝晚期,庭院四周有回廊,尽头有一处举行歌舞表演的戏台,高高的屋檐下画着喜鹊图案。房屋的木头已经腐化为烟灰色,这种色调格外美,总的来说,它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忧郁。向导不紧不慢地向我介绍柜子里的陶瓷展品,从汉代到清朝都有。这时候,我一眼瞥到了排在最末的柜子。

那里面是文革瓷,但不是我以前见过的四平八稳的瓷塑,毛泽东的半身和全身像,工厂女工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等。这些是高八英寸的瓷塑,釉面光洁莹润。

三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人,聚拢在一个女孩身边,女孩头戴高帽。她垂着头,似乎在哀求。另一件瓷塑是一个男孩站在椅子上,伸直胳膊,挺直身体,他在控诉。

它们制作得很仓促,人物造型谈不上尽善尽美——有些地方匆匆赶工或者干脆忽略。我问他们,这些瓷塑是谁做的,我的意思是,谁会制作它们,在什么时候;可是我的问题在拍照、议论行程、大手一挥指向在外面等候的汽车等事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问题折磨着我。我起身要走,但是我的向导想谈谈翠鸟。你认识那个用来表示“翠”的美丽汉字吗?她在手心里把那个汉字写了一遍。翠鸟羽毛是献给皇帝的贡品,她说,有一种釉色以翠鸟命名。

但你会怎么捕捉翠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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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到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档案室,已经很晚了。这是市中心的一栋建筑,据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与埃里希·昂纳克[2]恢复友好关系的短暂时期,由东德人建造。

楼梯间堆着垃圾,名副其实的垃圾——一台废旧电视机,两袋撕裂的水泥,一堆乱丢的可乐罐。档案室设在顶层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没有空调,所以窗户开着,正对着一堵潮湿的墙面。当清朝瓷器的五十卷皇室公函中的第一卷摆放在我面前时,我们还分到了几瓶水。

这是乾隆四十五年的一卷公函。我问档案管理员,能不能随便翻看。可以。我们翻开一页。

这是给唐英[3]的一道命令,他是景德镇御瓷厂的督陶官,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4]。他们想要一对双福香炉,仿湖北Lo窑[5]。一对同样的香炉,仿定窑。一只仿钧窑瓷盘,用来盛放洗过的水果。一只仿汝窑笔洗。这张清单从右到左,用无可挑剔的皇室手迹写成,最后用两个汉字“上品”收尾。

我们又翻开一页。

这是内务府总管写给景德镇地方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们收到了九百件瓷器,其中五百件不可接受,因为釉质低劣,出现缺口或者碎裂。所以皇室扣除了部分款项。

谈起钱的话题,我们这群热烘烘挤在一起的人变得活跃起来。颐和园里使用的金鱼缸交由景德镇制作,我为此感到高兴,但我的喜悦被人们热烈的议论压倒,关于北京朝廷要求的恶意折扣。

与其说是要求,毋宁说是命令。

档案室里十分热闹。我们又翻开一页:

 

今年是雍正五年,在我担任钦定督陶官的五年间,我督造了十五万零两千件瓷器。为此我使用了自己——和其他官员的三万银元填补亏空。冬天景德镇天气恶劣,没完没了地下雨,又冷又湿,瓷胎无法晾干。我不得不搭建遮篷。用我自己的钱。

 

就在这个痛苦的角色恳求解脱的语句之上,塞进来两行答复的御批,笔迹潦草、仓促:“览,朕知道了,再议。”

这又引发了一阵议论。这批语是皇帝本人所写,还是皇帝口授、私人秘书所写?

我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要求看看最后一卷。

iii

这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档案,他的统治是从1908年到1912年。

我们查找皇帝给景德镇下达的最后一道制作瓷器的命令。翻了大半天都没找到。这卷档案的许多页码是凌乱、马虎的清单记录,有的被撕破了,污迹斑斑。笔迹不再是宫廷书法,而是白话草书。当年写字时,房间里有人在计数。这一页记录了遗失情况:一名皇室成员试图阻止已成家常便饭的盗窃行为,以遏制皇室威仪缓慢丧失的势头,因为殿堂和储藏室有很多东西不翼而飞。在这些关于瓷器的清单中,再无什么有价值的内容。

档案记录了如下事件:

 

守卫永宽和文牧[6]称,1908年10月11日,五号瓷器库房东边的第一储藏室有破门而入的迹象。调查表明丢失了六十六件瓷器,包括五十件康熙款识的黄地绿龙碗,六只绿地紫龙纹碗,十只嘉庆款识的云鹤碗。当时值班的守卫交由慎刑司查办。

 

偷窃瓷器的贼叫李德尔[7],已经被捕。他的财物中有几件破损的瓷器。

李德尔一伙头戴官帽,乔装打扮混入宫内,藏在暗处。等到天黑以后,他们撬起瓷器储藏室松动的屋瓦,得手后又顺着一根绳子爬了出来。他们分了赃物,把瓷器卖掉。

1909年5月24日发来一道命令,要求景德镇制作“一只白瓷花瓶,四件白色钧瓷,一只白瓷碗,十二只白色大瓷盘。这些瓷器要摆放在已故的孝钦显皇后[8]的画像前用于祭祀仪式”。

接着是最后一道命令。

其实不是命令,而是1911年3月3日对时年五岁的皇帝的答复。上面写道,我们收到了您的谕旨,但是我们无法满足您制作一百只七尺红釉瓷盘的要求。我们不再具备这种工艺。所以,我们送出一百件白釉红彩龙纹盘。

此刻,这份手稿旁围着九个人,七嘴八舌地说着话。这是一间档案室,但有一名图书馆员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他像奥登[9]那样衔着烟。

答复中没有道歉,只是申明他们送出了什么东西。这个举动被分析、破解和翻译,在它的含义被领会的那一刻,实现了无言的道歉。

千年御瓷,就此终结。我不抽烟几十年了,今天第一次,我很想抽支烟。


[1] 原文:I read everything. I understand. Continue. 清宫档案的内容均为意译。

[2] 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德国政治家,也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曾经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3] 唐英,沈阳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自十六岁奉侍内廷,雍正六年,以内务府员外郎职至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乾隆登基后直至二十一年,他仍任督陶官,前后总理窑务三十年。

[4] 原文为:Outer Office of the Hall for Making Something

[5] 原文如此:Lo kiln in Hubei。似为作者误记。

[6] 音译。

[7] 音译。

[8] 即慈禧太后。

[9] 奥登(W. H. Auden,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前期创作多涉及社会和政治题材,后期转向宗教。代表作有《西班牙》《新年书信》《忧虑的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