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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黑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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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你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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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起来太直白了。殷弘绪不是一个脚注。他见证了什么，因何见证，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我想让他从引号里走出来，从文化史页脚的学术考据中走出来。耶稣会士与中国的接触，已经被科学史家、汉学家和耶稣会的护教者再三肯定。这是个精彩的故事。但上述学者对耶稣会几十年传教生涯的重新梳理，摆满几个书架的旁征博引、激情澎湃的著作，与汗牛充栋的原始资料相比，与身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自己的写作规模相比，仍然显得微不足道。耶稣会士的著作是大部头——要用脚步丈量它们的厚度。它们是档案——深不可测。
他们还做别的事吗？这是真正要紧的问题。耶稣会士的核心使命是写作，写作是重中之重。不管你在哪里——是困在僻远的乡村，还是生活在城市——都要定期写信，面面俱到地向上级汇报你的精神和世俗生活的动向。写作是自省，是在上帝面前扪心自问。你写信，寄信，等待。
但是，派你到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让你对自己的信仰发生疑问（虽然神父们有足够务实的头脑，知道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而是为了让你对知识保持敏锐，认真观察、记录和学习，整理思路，使之连贯统一。在异国他乡的这片新天地，你是上帝的耳目，你是见证者。要把它写下来。一丝不苟地写下来。
我在尚蒂伊[1]的耶稣会档案室找到了殷弘绪仅有的已知存世的手稿，又是几页纸。我欣然看到，这是一份清单，他想对自己在景德镇度过的岁月加以总结，单子上列出了所有要点，还有他在这座城市生活的索引。他的笔迹优美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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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弘绪结交了许多朋友。他在景德镇的陶工中间传教，让他们皈依。他办了一所学校，“班级很小，以开展儿童教育”。他在给巴黎的信中写到他多么渴望有更多资金，多建几所学校：“必须花钱聘请好的老师，上学要免费；老师很受家长敬重和礼遇。”殷弘绪既监督老师，也监督学生。“这位老师与学生的家庭接触，也会鼓励他们领会基督教的奥义。”孩子们叫他“博士先生”。
郎廷极的丝绸卷轴画像，吕学绘，1697年
他的汉语很流利，曾写道他驻在此地，研究了本地一些古籍，还有描述其历史和经济状况的地名录，并在笔记中记下了所见所闻。他小心谨慎，受人爱戴，以至于1707年3月20日，虽然他远离首都，却依然被选为耶稣会中国使团总会长。
在别的事情上他也是幸运的。他的运气来自他与“景德镇满大人”的友谊，“我有幸与之结交”。1706年夏，郎廷极被任命为江西巡抚，任职七年后升迁到别处；这七年与殷弘绪在景德镇驻留的时间重叠。现存一幅郎廷极的丝绸卷轴画像，他坐在凌驾于沟谷的岩石上，身穿浅蓝色长袍，挺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肚子，一手撑地，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搭在膝盖上，体态舒展从容。你看着他，会想到交谈时的闲适。再看一眼，又看出他的机敏睿智。他知道自己的左边不远处就是断崖。
郎廷极精明老练。每年三月和五月，他都向康熙皇帝进献优质墨作为礼物，墨是该地区的特产，这份礼物与勤奋好学的天子十分相宜。记录表明，皇帝给郎廷极的礼物是一年一度的狩猎活动中收获的鹿肉，以表达善意的回馈。1709年3月2日，殷弘绪通过郎廷极送给康熙皇帝六十六瓶葡萄酒，“和其他进口的西方珍品”。皇帝很高兴，告诉郎廷极今后所有礼物都应该详细记录下来。他用御笔做了批示。
皇帝收到的礼物很多，精巧的科学仪器，精美绝伦的工艺品，镶金镀银，流光溢彩，却要一名身在外省的法国神父给中国皇帝送去一些葡萄酒。
郎廷极出身包衣[2]，皇帝会把复杂难办的任务交给这个阶层的人。他是一位总督的儿子，但有自己的兴趣爱好。郎廷极喜欢瓷器，他“本人有制瓷的才华，为自己在宫廷的保护人制作了几件古香古色的瓷器作礼物。我可以说，他发明了制作仿古瓷，或至少是近代仿古文物的技术。为此他使用了几名工人”。殷弘绪写道。
满大人和传教士看着这座城市。一个看到瓷器。另一个看到了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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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满大人看到了可以做的事情。
既然皇帝懂得瓷器的妙处，那么就有了打动皇帝的机会。这座城市正蒸蒸日上，发明了新的釉色、新的器型和新的彩绘方法。
每位皇帝都有专门为他制作的瓷器。有的皇帝在乎，有的不在乎。不管艺术史家怎么说，御瓷既可能格外稀罕，十分重要，也可能粗俗、怪异、庸常。康熙瓷的特点则是旁征博引。
为了庆祝皇帝的六十大寿，郎廷极被委托制作瓷盘。倘若有人不如他老道，也许会选择比方说鲤鱼纹，郎却提出在瓷盘上画一只喜鹊和三只柿子。一只凶巴巴的喜鹊，泰德·休斯[3]诗中的喜鹊，瞪着红红的眼睛，守护着果实。有件瓷盘画着四只鹅，两只鹅在啄食，一只鹅抬头张望，还有一只鹅飞在空中。另外有些瓷盘和小茶碟画着仙桃，仙桃的颜色深浅不同，生动逼真，让你情不自禁想要伸手去摘。
这些瓷盘借用了诗词的典故。皇帝写过很多诗文。你直接或者间接地引用诗词典故，便是努力使自己与他接近。所以，康熙年间的瓷器包含大量典故，人们瞥一眼诗词、小说或者哲学典籍，坐下来描摹勾画。有的大花瓶上，叙事持续地展开——想象一下，如同展开一幅卷轴，每次看到故事的一段情节。一只大凤尾瓶，图案从靠近瓶底的渔夫开始向上延伸，经过云雾、山峦、河流、瀑布、飞行的大雁，直至瓶顶在嵯峨的山崖间退隐的文士。还有的器物分为几面，或者留出空白，可以把场景补充进去，像漫画的边框。
康熙瓷向复古风格回归，不过势头温和适中。郎廷极鼓励提升工艺。铜红的釉色——西方叫做“牛血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郎窑红。这种釉色从技术难度来说几乎达到了极点，它以铜为着色剂，釉层清澈明快，能够呈现浅淡不一的色泽。
用这只笔洗来举例说明。这件器皿制作于他们相遇的那一年。笔洗是文人摆放在书桌上的八件套中的一件，为实用之物。你滴几滴水在砚台上，磨墨，举起毛笔沉吟半晌，然后落笔。这套书房用具均为弧形，其质感好似夏末熟透的水果，一碰即软。
这种釉色，中国叫做“醉美人”，西方学者叫做“桃红”，它使器型更显柔美。我不愿想起深夜时分醉鬼脸上泛起的暗淡红光，所以，还是想一想桃子的颜色吧。好好想一想，桃子如何由黄色变为粉红，焕发全部光彩，宛如黎明到来般不令人察觉，在手指的触摸下微微变软。这种釉色极难实现，难得出奇。颜料必须用一节长竹筒吹施，竹筒一端蒙以细纱，形成一层清澈的釉面后，再反复喷吹，然后才能加以煅烧。
这样的效果献给皇帝，十分完美。
这是姗姗来迟的瓷。器型缩短或伸长，或者把民间用品——鸡窝、萝卜、马蹄——升华为沉思冥想的高雅器物。康熙瓷要么繁复错杂，一只盖盒绘有上百个嬉戏的孩童，一只花瓶通体布满缤纷的蝴蝶，要么过分朴素，反而显得奢华。
部分是由于器物表面十分光洁的缘故。瓷器看起来就是这样：具有象征性，装饰性，色泽缤纷，成熟醇厚，而且造价高昂。
康熙瓷是姗姗来迟的瓷。它很聪明，它知道这一点。我意识到，它代表的是瓷器的一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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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耶稣会士纵观这座城市，看到了劳作。
他看到人们那么贫穷，他们的骸骨被埋入土坑，而不是坟墓。他看到揉土工人脱不开身去教堂做礼拜，除非找到人帮忙代工。研磨钴料的老人为能拥有这份工作而心存感恩。
他写信描述瓷器的制作过程，但真正的主题是同情。
他是见证者。他在中国居留了四十年，直到去世。但他把信寄回了故国。
带他来中国的那艘船“安菲特律特”号满载而归，踏上了返回法国的旅程。它航行九个月，抵达路易港，带回了耶稣会使团的信件、大捆丝绸、漆器，还有167箱景德镇瓷器。《风流信使》（Mercure galant），一本专门议论凡尔赛宫廷秘闻的八卦杂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并且要举行一场拍卖会。
拍卖来自中国的新物件。
[1] 尚蒂伊（Chantilly），位于巴黎以北48公里，以城堡、森林和赛马场而闻名。
[2] 包衣，清代八旗组织内部一种封建人身依附制度。包衣即“包衣阿哈”，满语是“家奴”的意思。
[3] 泰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英国现代派诗人，儿童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