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奶油色,俗气,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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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了凡尔赛,因为所有人都在这里。我先列出了耶稣会士的名单,接着列出了哲学家的名单,然后是其他人。最后,我添加了皇室家族的王子王孙们,他们有一年时间离开宫廷到各国游历,叫做Wanderjahre,“漫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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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萨克森王子奥古斯都,由于与女侍臣通奸被迫离开德累斯顿,于1687年6月14日来到巴黎。他以莱斯尼格伯爵(Graf von Leisnig)的假名周游列国。此番游历是为了完善他的高贵美德。

奥古斯都王子在巴黎盘桓了三个月。他的津贴五分之二花在葡萄酒上,五分之一花在衣服上。只有上帝知道他把多少钱花在女人身上。他拜访凡尔赛,受到国王接待。他被带去参观破败失修的特里亚农瓷宫。七月初,国王决定把它拆除,在原址上用粉红和金黄色大理石新建一座特里亚农宫。为了另一位情人。奥古斯都来得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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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宣布要让人在法国制作瓷器。他不在乎它是不是contre-façon, “仿制品”。只要是瓷器就好。

许多商品正在把国王的金库榨干,头脑精明的柯尔贝尔盘算了各种办法,他要投资这些商品以广开财源。除了五家业务范围遍及世界的贸易公司,包括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他还创办了多家公司,或者在幕后对创办公司给予支持。

比如镜子,本来是威尼斯人的专卖品,所以价格贵得离谱,于是他创办了皇家玻璃镜制造厂(Manufacture Royale de glaces de miroirs)。该厂不仅为凡尔赛供应镜子,也积累其他客户资源。暹罗使馆订购了4,264面镜子,连同望远镜、两个球仪——地球仪和天体仪——大象挽具,还有产自萨伏纳里皇家地毯织造厂的七块大地毯(这真让人高兴),一道运回国内。一方的贡品成了另一方的收入来源。

皇家特许权被授予在圣克劳确立了地位的主教家族——此地与巴黎和凡尔赛宫隔开了适当的距离——允许他们“生产彩瓷以及仿制东西印度公司的瓷器”。

国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在圣克卢有自己的宅邸。他在巴黎的宫殿和圣克卢的乡间别墅渐渐塞满了瓷器。

鲁昂制成了某种近似于瓷的东西。这里有家工厂也获得了皇家特许权。他们也“发现了制作真正的中国瓷器的秘密”。产品为蓝白两色——白得晶莹——可是他们使用的原料中缺了点什么。没有人知道瓷器真正的配方,所以必须尝试使用各种原料。这意味着为了制成近似于瓷的东西,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玻璃粉末添加到黏土中。

圣克卢瓷是乳白色的暖色调,接近象牙色,有时候则是纯白,由原料的好坏、研磨情况或者使用的燃料决定。这类瓷器叫做“软质瓷”,釉料很容易刮掉。

它们也并非晶莹剔透,其浑浊无光如同一声斥责。

这些仿制瓷用钴料绘制了稀奇古怪的蓝色图案和阿拉伯式纹样——茶壶的壶嘴里伸出花朵,蜿蜒下垂到中式建筑的屋顶,枝条变成长着翅膀的女人——它们是爱德华·戈里[1]瓷。乍看起来一切都讨人喜欢,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每个地方都有点不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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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把这种瓷器叫做contre-façon,“仿制品”,如此描述让我无法释怀,因为它暗示了用一种东西冒充另一种东西。

我再三想到这个词。它让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在谢菲尔德那条街的尽头,我尝试重新开始制作白瓷时的情形。我已离开乡村,选择城市生活。我到底要制作什么?这里没有人需要陶瓷。你干的活儿得是有用的。

我要制作陶瓷厨具,用这种不寻常的原料做一些寻常的物件。我打算做碗、马克杯、大咖啡杯、茶碟、浓缩咖啡杯、姜罐[2],这就是我的计划。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瓷泥既柔若流水,一不小心就从你的指尖溜走,又桀骜不驯,难以驾驭,你制作瓷坯花费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给予回应。

我读了爱德华·萨义德[3]论东方学的著作,愈发觉得自己对于真实性本身不感兴趣,我喜欢的只是与东方、与别处对话。我不在素胎上描绘纹饰,舍弃了那些幼稚的东西——柳树、枝条等简单的东方式表现手法——开始在湿润的黏土上按下自己的印章。

陶艺工作室有在作品底部打上私人印章的传统,有时添加工作室的标识,说明它在哪里制作。伯纳德·里奇的印章是BL和St Ives。我的印章是EdeW和缩略的Cwm,后者表示我在潮湿的威尔士山上的住处。现在,我在自己的作品底部按下一枚日本印章,made in the West, discount ware,“西部制作,折扣品”。我试图迈向“符号帝国”[4]

把你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来,学校里的试卷总是这样说,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你的思考路径是什么。

这是迟来的少年的白色,孤独的白,迫不及待地渴望辉煌、复杂和超凡的白色。

拿起我在谢菲尔德制作的作品,你就会看出这些特点。有位上了年纪的朋友是位摄影师,维也纳移民,过着单色调的简朴生活,吃饭喝水只用汉斯·科珀[5]和露西·理惠[6]的瓷器。他认真地瞧了瞧我做的碗。亲爱的孩子,他压低嗓门,加重语气,说说看,这个“w”是不是爆破音的“v”,vy是veight(重量)吗?

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才给出回答说,重量不是我的本意。我的作品不轻盈,而瓷器是轻盈的。它们不莹润,而瓷器是莹润的。它们也不是特别白。迫于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我重新搭建了瓷窑,在烧制时想方设法达到必要的高温,摄氏1,280度以上,使之造就瓷器的显著特征。煅烧需要好几个小时,燃料费用高昂,黄色的火焰热浪呼啸。

瓷器是一个承诺,它带着我离开,来到路上,驾驶货车经过阿特克里夫的断壁残垣,经过据说要兴建英国最大规模购物中心的工地,在31号交叉路口驶上高速公路,四个小时后驶下高速,来到伦敦,为了见我的女朋友,并且把我做的瓷器送到商店和画廊。那年我二十四岁,在谢菲尔德制作陶瓷。

它们是奶油色的、粗俗的瓷器,是“仿制品”。

iv

柯尔贝尔大人尽管冷峻干练,才智卓绝,却远未能揭开瓷器的奥秘,把真正的法国瓷呈献在国王脚下。你尽可以随心所欲投入金钱,产品却始终庸碌无奇。轻轻叩击,它们听起来就不是真货。在鲁昂和圣克卢的工厂,配方中缺少了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

不过,柯尔贝尔给自己的儿子务色到一位年轻的老师,是个数学家,出身卢萨蒂亚一个体面的贵族家庭,那里靠近波兰边境。

就在这个地方,故事腾空而起。

这个年轻人有个冗长啰嗦的名字,叫埃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契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他是我的下一位见证者,瓷器之旅的下一条线索。

他是莱布尼茨和荷兰哲学家、磨镜人巴鲁赫·斯宾诺莎大力推荐给柯尔贝尔的。柯尔贝尔对一切事务都要求严格,从税收到一天最多可能工作多少个小时全都一丝不苟。他要求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按时出席会议,会议结束之前不得中途退场。柯尔贝尔喜欢这个名叫契恩豪斯的年轻人的想法,并且很高兴“他对法语一窍不通,因此他将不得不对我的儿子讲拉丁语”。


[1] 爱德华·戈里(Edward Gorey,1925—2000),美国作家、著名插图画家。他为童书《小红帽》《侏儒怪》等故事配的插图,展现了玩世不恭的幻想美学。

[2] 姜罐(Ginger Jar),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流行的一种罐子,平盖圆腹,人头大小,俗名“人头罐”,在欧洲流行于十八世纪,欧洲人称之为“姜罐”。

[3]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活跃分子,并因此成为美国最具争议性的学院派学者之一。

[4] 《符号帝国》是罗兰·巴特在解构主义时期用符号学的视点完成的一本关于日本社会文化生活的著作。

[5] 汉斯·科珀(Hans Coper,1920—1981),英国具有影响力的陶艺家,生于德国。人们常把他的作品与露西·理惠相提并论。

[6] 露西·理惠(Lucie Rie,1902—1995),英国当代重要的女性陶艺家,生于维也纳,作品为现代主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