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瓷屋,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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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森到德累斯顿的距离是十八英里。对于奥古斯都,在这么近便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制造厂,其巨大的快乐在于他能够于挥手之间把念头变成有形的器物,为摩肩接踵地出入宫廷的人们定制礼物。因为国王热衷收藏,廷臣们也热衷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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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钱的事情始终很复杂。勃兰登堡-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收藏有一些中国花瓶,花瓶高达三英尺以上,是景德镇制作和彩绘的青花瓷,奥古斯都很想弄到手。它们是非卖品,这让它们更加诱人。于是,1717年,他想出一个计划,用一营六百名骑兵换取这些花瓶,用人换瓷。士兵们从萨克森的巴鲁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两位君主宣布,这是馈赠,不涉及金钱交易。此次交换的核心物件是十八件花瓶,它们日后被叫做“龙骑兵花瓶”。该营的旗帜以麦森的标志、交叉的双剑为徽号。这些士兵成了龙骑兵。

运抵瓷器的数量如此庞大,奥古斯都在他的城市把它们陈列在何处、如何陈列,成了当务之急。

我走过这座城市,听着耳机里送出的德累斯顿宫廷音乐。一个双簧管演奏的乐句,不断地被小提琴接起,展开,从容地推进,又送还回去。我听到了某种结构的回环,单声听得真切,然后变成复调,隐去,再重新回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用优美的语句写道,艺术的过程如同鸟儿飞翔和栖息。你沉入其中,停下来凝神细思,然后你再回去吸收。这是音乐的飞行。

这也契合一种感觉,瓷器的乐句逐渐累积,形成复杂的旋律,同时又把你带回到一件件瓷器本身。奥古斯都开始在德累斯顿安置他的大量藏品,想办法为他购入的成千上万件瓷器、为他委托麦森制作的成千上万件瓷器赋予生机,这是近几年的风尚。

Porzellankabinette,“瓷屋”,在欧洲各国的宫廷殿堂里蔚然成风。英国玛丽女王曾经聘用年轻的胡格诺教徒、建筑师丹尼尔·马洛特[1]在汉普顿宫和肯辛顿宫设计了几间瓷屋。马洛特的设计体现为一种“多即是美”的风格:床铺用鸵鸟羽毛收束,表面张弛有致,好似某种血统纯正的动物的呼吸。他设计的瓷屋,壁炉架用瓷器遮盖,每面墙上都加装托架,错落地摆满瓷盘和小花瓶,在框缘处,也就是天花板弯折的地方,瓷器成排摆放。在马洛特绘制的版画上,可以看到几道阳光照在镜子和漆器面板上,使戏剧效果大大加强,房间里的成百上千件瓷器变成了成千上万件,变成了无穷无尽。

这种陈列瓷器的潮流风靡一时,丹尼尔·笛福对此很是愤愤不平。“女王引入了用瓷器装点房间的(我姑且叫作)习惯或者口味,后来发展到奇怪的地步,人们把瓷器堆砌在柜橱、写字桌和壁炉架上,直至天花板的高度,甚至在喜欢的地方专门用架子陈列瓷器,直至瓷器的开销引来牢骚,甚至对家庭和财产造成危害。”笛福似乎有点反应过度。这时候我想起来,他具有一定的黏土知识。他有一座即将倒闭的砖瓦厂,设在埃塞克斯的沼泽地区,生意被荷兰人抢了去。笛福教训别人奢华挥霍,对于他,“牢骚”是个不错的用词。

这些房间体现了放纵无节制。在柏林的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urg),腓特烈一世为妻子苏菲打造了一个房间。苏菲是莱布尼茨的通信对象,也是这对伉俪中更为聪慧的一方。这个房间的层次如此之多,瓷器不仅从镜中映照出来,还缩到墙体里面。盘碟前面摆着瓶罐,搁在玻璃上方的支架上。房间四壁开有壁龛,陈设小巧玲珑的器物。彩色的中国人物瓷塑,头上顶着瓷盘充当帽子。意象纷繁,维度交织。

奥古斯都观摩了别国君主布置瓷器的方法,嗤之以鼻。他记得大约四十年前去过凡尔赛的特里亚农瓷宫,那座漂亮的亭式建筑伫立在潮湿的绿地上,向来客炫示。还有那些瓷屋。在宫殿上方靠近图书室或者音乐厅的地方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在壁炉架上摆满一排排花瓶。这种种做法,有什么意义呢?看起来那些君主好像已经穷尽了所有的瓷器!

于是,在易北河对岸,奥古斯都开始兴建Japanisches Palais,“日本宫”。日本宫占地宽广,屋顶呈宝塔式向下倾斜,从一道大门进入,开阔的庭院尽收眼底。廊柱全部由蹲踞的东方人像支撑,人像穿着脚尖上挑的马靴。你走上一截浅浅的台阶,到了二楼是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陈列着琳琅满目的中国和日本碧玉瓷,有红色、褐色,十分精美。这时候,房间尽头的双扇门突然打开,你进入下一个房间,里面是清一色的青瓷器。继续往前走,走过蓝色、绿色,还有紫色,各种不同的色彩和纹样,房间一间连着一间,环环相扣。这是赋格曲[2]的形态,是穿行于瓷器全景图的旅程。最后,你要么抵达一座白瓷小教堂,要么抵达一块白瓷与描金瓷的完美空间。这简直就是音乐。

三百年前,永乐皇帝曾经为纪念双亲而下令建造了一座宝塔,日本宫要成为继那座宝塔之后最为伟大的建筑物。

奥古斯都命令画家画一幅画,反映“萨克森和日本为了各自生产的瓷器孰优孰劣争执不下……女神密涅瓦[3]优雅地把奖品授予了萨克森。日本又嫉妒又失望,立刻把他们的瓷器装回原船打道回府”。

我想到奥古斯都痴迷瓷器之初,曾梦想派遣船只前往东方——日本或者中国——尽情购买。但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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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累斯顿的最后一天,气温降得更低。我从未踏足日本宫,便预约前去参观。瓷器早已荡然无存。奥古斯都去世三十年后,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被清除殆尽,一间又一间屋子里釉色、纹样各不相同的瓷器全被搬入地下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出售和互换过一些瓷器“复制品”。法国塞夫勒瓷器制造厂从这笔交易中获利多多,当年曾计划成立一座陶瓷教育博物馆,但事后不了了之。

想到奥古斯都的藏品风流云散,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复制”何以是个问题,因为翻倍、增倍曾是他人生的唯一要务。

这座宫殿曾经是货币收藏、古董收藏、国家图书馆的大本营,一百年来,也是人种学博物馆和地质学博物馆的所在地。这里一直是德累斯顿的旧物存放地,如今则几乎人去楼空。人种学的藏品大多消失不见,转移到了开姆尼茨的新博物馆。三辆白色小货车横七竖八地停在开阔的庭院里,里面亮着几盏灯。一名文物保护员走过来迎接我。她为修复一座木板镶嵌、雕梁画栋的大马士革木屋,已经耗费了十八年。这座木屋购于一百年前,后来被拆卸、储存,在器物和藏品流转来去的过程中被遗忘,二战期间被运到国王岩堡垒,如今又重新收回。这是个比例完美的房间,我们坐在里面谈话,头顶高处的木板上书写着阿拉伯诗歌,还有花果累累的彩色涡卷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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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宫的外观设计图,德累斯顿,1730年

她说,这些诗歌经过专门挑选,不会冒犯任何客人,不管客人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

她所在的这间宽敞的工作间鸟瞰着德累斯顿,过去曾是宫殿里存放青瓷的房间,地上躺着几块修复了一半的墙板。她取出几块小蛋糕,泡了绿茶倒在玻璃杯里端上来。

我意识到虽然去不了大马士革,但大马士革来到了我身边。我们谈论瓷器。她找出几张照片,上面是产自景德镇的中国青花大瓷盘。它们曾经陈列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房间里,等待被主人取下,摆在花团锦簇的地毯上,盘子里堆满羊肉饭,与家人、客人、旅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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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二十多年,我才终于步入这座宫殿。

我曾把日本宫一间瓷屋的钢笔画用大头针钉在陶轮上方,很久都没有取下。它给我提出一道难题。我是想制作可能辗转易主的瓷器,还是向世界提出更大的要求,构建它的一个部分,并参与传承延续?

杰佛瑞博物馆(Geffrye Museum)曾经举办过一次展览,我在里面设计过自己的瓷屋。博物馆位于伦敦东区一条阴冷繁忙的马路边。那是一座风格亲切的砖砌房,十八世纪曾经充当救济院,如今改为室内设计历史博物馆。另一位艺术家制作巴洛克风格的颜色很深的陶瓷作品。我们各自获得一块空间和一笔不算多的预算。馆方与我商谈,我答应了下来。我思忖着,上次有人委托艺术家设计瓷屋,还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行将结束之际。那间瓷屋在意大利某座宫殿里,墙上镶嵌着镜子,琳琅如糖果店,描金瓷塑设计为无意义的勾连盘旋。

我希望我的设计能够让人体会到置身于瓷器之中的感觉。我的瓷屋是布置在中密度纤维板上,而不是大理石殿堂;在地下室的临时展厅,而不是高高在上地俯瞰一座鹿苑,或者俯瞰易北河。不过,有史以来建造过的瓷屋,戏剧性都是其显著特点。这一点感觉尚可。

要把展厅变成正式的房间,我需要一面墙、一块地板,还需要天花板和光线。墙壁用四百只圆筒构成,每只高四英寸,叠在十五层架子上。重复和再现,澄净如菲利普·格拉斯[4]的钢琴曲。地板是黑色工业砖。我把七十只浅盘放入一道狭长的浅沟,如同音乐的持续音,这条灰色瓷线嵌入地面。

光从一扇瓷窗透进来。我拉坯制作了巨大的圆筒,把它们尽可能镟得极薄,再切割成板块。我把它们放在台板间晾干,晾得很慢,又怀着忐忑的心情烧制了几天。然后我把它们举到光下。成了。瓷板是半透明的;光穿透过来,刚刚好。是浅灰色、微微泛黄的光,似有若无却十分清晰。我把手掌盖在上面,看到黑黑的手影。

我造了个阁楼。

阁楼是人们去了然后抛在脑后的地方。阁楼里塞满废旧物品,弄坏的玩具。人们把无法随意丢弃的东西保存在阁楼——结婚礼物、孩子们的涂鸦、学了一半的乐器,某个千载难逢的假日可能用得着的手提箱,而这个假日始终不曾到来。阁楼是多数珍贵之物的去处。

我想在瓷屋里为尚未完全实现的心愿留出一席之地,比如工作笔记,边边角角的旁注,勾勾画画的草稿。我为什么想要保存这些东西?不是为了主张权利,而是为了肯定人性,那些笔记和草稿,就好比作坊院子里吱嘎作响的碎瓷片。

于是我布置了一件装饰品、几只盖罐,还有一排瓷杯。我先在架子上尝试摆设它们,发觉它们的比例稍嫌笨拙。它们在头顶的阴影里看起来很美。

之所以很美,因为你无法看到它们的全部,你无法弄清楚,也无法接近它们。它们是安全的,我这样认为。之所以安全,不是因为它们不会为人处置和使用,而是因为它们不会被觊觎、记载和售卖。不是刻意要在阴影中若隐若现,故作庄重或神秘;也不是要貌似严肃,煞有介事。而是阴影会把清晰的轮廓赶走。你可以抛开细枝末节,得到一个整体的概念。

我们举办了展览开幕式,开幕式的情形我已全无记忆,只记得我三岁的小儿子喜欢隔壁那个摆有菠萝的房间。不止一个人告诉我,看不清阁楼里的东西是多么令人沮丧。为什么不把它们照亮?

身为陶艺家,那次展览是我的过渡时刻。那一次,我做的是装置作品。我兴奋地徘徊在建筑学附近。

我听到了人们的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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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开始飞跑。我知道应该沉稳一点,但是在这座奇怪的城市,沉稳很不相宜。没时间了,那么多东西要再看一遍。我要察看奥古斯都为日本宫定制的青瓷器的颜色,于是跑了回去,穿过奥古斯都桥,再向右转,跑步穿过茨温格宫的庭院。

我在瓷器展厅停下来喘口气。参观者纷纷对展品表示赞叹,展厅里嗡嗡作响。

这几间殿堂从未打算用来展示瓷器。苏联返还了德累斯顿的奇珍异宝之后,这里才成为瓷器展示厅。1945年4月,苏联红军开进来,为实行兄弟般的保护,曾把它们运回莫斯科。

1958年,奥古斯都的瓷器次第归来——多数瓷器——还有艺术典藏室的其他伟大藏品。在轰炸中沦为废墟的茨温格宫开始修复,1961年,它重新开放。

我走来走去,反复观看。展厅布置得华美无比,却错误百出。中国的康熙粉彩瓷和日本的柿右卫门瓷并排摆放在木制涂金桌上。壁龛里陈列着“瓷屋”的残片,瓷盘和花瓶搁在支架上,完全对称。几只龙花瓶伫立在基座上。还有大力王奥古斯都骑在马背上的塑像。骑马的瓷塑是个令人无比绝望的主题。怎么可能制作瓷塑,让马腿支撑人物的重量?这些展厅中有个大房间,里面活像一座瓷器动物园,展品都是是瓷塑大师昆德勒[5]二十多年间的心血之作。动物瓷塑陈列在高低参差的岩块上,上方悬挂圆顶帐篷,周围有绸布垂落下来。每隔十分钟就会响起一阵警报,因为总有人想要靠近某件大型瓷塑,比如一只犀牛或者狮子。

玻璃橱窗内展出著名的成套餐具——为布吕尔伯爵[6]制作的天鹅系列餐具,瓷盘之明澈仿佛鱼儿和飞鸟刚刚从水中出来。还有用于加冕典礼和婚礼的餐具。看着它们,仿佛麦森的各种活动一幕幕在眼前展开。丑角和乐队的瓷塑、喷泉、用于餐桌装饰的古堡废墟、枝形大烛台、耶稣受难像、半身瓷像、刀具、拐杖。用作贡品、礼物和外交礼品的瓷器,用于摆设和用于私密玩赏的瓷塑。纹样有经典绘画、风光、梦幻般的精灵,还有蝴蝶、鸟、昆虫。青瓷器陈列在墙上,光芒四射。它们比我记忆中更加碧蓝。

有些瓷器的对比研究对参观者大有帮助,墙上的文字说明简明扼要,十分精彩,这其中凝结了多少人毕生的学养和鉴赏力。我并不是不指望看到真品——成套的精美餐具摆放在一百英寸的长条桌上,烛光照亮栩栩如生的动物瓷塑,这些都是不错的手笔——但它们看起来似乎有点太温和了。

曾经的虔诚仰慕,至此已轰然消逝。那炽烈、恢宏、惊世骇俗的白色欲念被扑灭了。契恩豪斯隐去身影,化为镀金的画像。

瓷器成了资产阶级的家常用品。它成了我见过的那只八角碗,碗里堆满夏日的水果。它成了“边沿描金的麦森瓷盘”,出现在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里。在冗长的宴会上,仆人在家里女主人犀利的目光注视下,小心地把盛着鱼肉和煮火腿的瓷盘端来,主菜搭配以洋葱汤、蛋白杏仁饼干甜点、山莓和蛋奶糊。瓷器成了值得收藏的贵重物品。就这样,瓷器让许多事情成为可能;它的标识成了商标,而不再是王侯独占的秘密。标识性质的改变应该让人感觉不错。毕竟每件瓷器藏品都有标识,中国瓷有显示朝代的款识,欧洲瓷有工厂的标记或者财产编号,如果多次易主,还有重新编号。每份档案似乎都加有注释。瓷器被发明时的第一条笔记十分重要,album et pellucidum,“洁白,半透明”。我回头重看这条笔记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收集材料过程中的后知后觉。这张纸上不仅有波特格的笔记,还有别人写在上面的详细注解。

德累斯顿整座城市像一张羊皮纸。就在当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修复和重建了毁于战火的多座宫殿和珍宝典藏馆。

我从城市馆(Stadt Pavillion)下方的拱门走出了茨温格宫,注意到左侧挂着一块牌匾,纪念这座宫殿在苏联的帮助下得以重建。牌匾没有标注日期,但是另外一块同样没有标注日期的小牌匾提供了脚注,它告诉我,原始牌匾的日期是1963年。

那么,我想,这块牌匾一定张挂于柏林墙倒塌后重建信心的初期,大约在1990年前后。

在前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我与司机攀谈,告诉她我昨天晚上在圣诞集市上买了姜饼和圣诞蛋糕。她对我说,那个集市不好,正规的集市在别处。我好像每次都去到错误的集市。


[1] 丹尼尔·马洛特(Daniel Marot,1661—1752),生于法国,荷兰建筑师,装饰设计师,雕刻师。他的许多版画作品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的风尚。

[2] 赋格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音乐体裁,又称“遁走曲”,意为追逐、遁走。赋格的结构与写法比较规范。乐曲开始时,以单声部形式贯穿全曲的主要音乐素材称为"主题",与主题形成对位关系的称为“对题”。之后该主题及对题可以在不同声部中轮流出现,主题与主题之间也常有过渡性的乐句作音乐的对比。

[3] 密涅瓦(Minerva),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也是技术及工艺之神。

[4] 菲利普·格拉斯(Phillip Glass,1937— ),美国作曲家。作品经常重复简短的旋律和节奏模式,同时加以缓慢渐进的变奏,被称为简约音乐。代表作品有《北方的星》《玻璃工厂》《海滩上的爱因斯坦》等。

[5] 约翰·约阿希姆·昆德勒(Ohhan Joachim Kandler,1706—1775),巴洛克晚期的雕塑家,欧洲瓷雕的重要创新者之一。

[6] 布吕尔伯爵(Count Brühl),奥古斯特三世麾下的重臣。